主持人：阿姨您好，我是剿匪学院，本周的大事依然围绕着韩国与叙利亚现在的混乱局势展开。14号在执政党议员倒戈的情况下，韩国总统的弹劾案终于通过，尹锡悦（Yoon Suk Yeol）即刻停职，成为南韩历史上第三位遭到弹劾的总统，目前他的工作交由总理暂时替代。由于韩国属于总统制，总理是由总统所任命的，所以其实可以视作目前仍由总统尹锡悦在掌握实权。而弹劾案能否正式生效，要等到韩国宪法法院裁决，九名大法官之中至少要六人同意才会生效。而南韩的宪法法院目前刚好就只有六位大法官，其中包括尹锡悦去年所提名任命的大法官郑亨直在内，所以只要有一位大法官反对，尹锡悦就不会被弹劾下台。
但是韩国经济近年来因为受到「中国病」的影响，也就是被中国的大量过剩产能所倾销，南韩又因为签订了FTA协定，所以它对于中国没有关税上的保护，它目前对中国的贸易已经是从顺差转为逆差了。而且南韩主要产业的市占率目前都逐步被中国所超越，国民对于经济上的不满就会朝向执政党来宣泄，导致韩国一直处于朝小野大的局面。韩国的民族发明虽然只反日不反帝，不像中国民族发明是既反日又反帝，也就是要跟所有的先进文明国家为敌，但是韩国仍然逃不过这些不满现实的底层以及年轻人，容易受到左派政治人物鼓吹外交中立，然后在地缘政治中站错队，台湾目前的政局其实也处于类似的状况。您老人家觉得在未来东亚的局势中，韩国的保守派目前要如何守住韩国的国本、以及他们的地缘政治地位？像未来台湾以及诸夏等新民族国家，要如何在民族发明的时候避免种下类似的毒素呢？
刘仲敬：这种情况实际上肯定在他意料之中了。宪法法院需要的时间很长，而大选明年就要举行，宪法法院即使做出对他不利的结论的话，也无非等于是大选提前一年举行，而实际上做出这样的判决是很困难的。人民的情绪总是像泡沫一样，不断地被新出现的丑闻和新出现的新闻分散，过不了多久，连180天的期限都到不了，就有无数的新闻来分散人民的注意力，把重要的东西和不重要的东西淹在一起。舆论导向的任务向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有正反两种做法，正面的做法就是反复重复你认为重要的议题，反面的做法就是用众多无关紧要的杂音和噪音，去分散大多数根本不能分清主次的吃瓜群众的注意力，把对敌人重要、对你来说不重要或者是很危险的议题淹没在噪音当中。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等到宪法法院把新的裁决搞出来的时候，三分钟的热情，包括虽然经常跳到泡沫的浪尖上，但是其实在人口比例当中只占极少极少的民小知识分子，然后打这种「民主战胜独裁」这个表演形象牌的的知识分子，到那时候他们的话术就已经显得一点儿都不新鲜，不能引起人们注意力了。然后接下来事情又要恢复到基本盘，然后大家又各自都搞派系分化。
韩国是没有稳定的政党结构的，像台湾这样围绕着国民党和冷战形成的根深蒂固难以解构的政党结构。在韩国实际上是继承了李承晚时代小党林立、永远无法形成稳定多数的那种法国式政治局面，虽然基本上以后的所有的宪法都企图模仿法国的戴高乐主义，用强势的总统和强化政党弱化选区的做法来稳定政党结构，但是基本效果是没有的，破碎化的局面仍然继续下去。所有的政党都只不过是临时的联盟、附属于个别明星领袖的众多的小党联盟，明星领袖，更不要说是连明星都不是的领袖，拥有的派系在自己的党内永远都不是多数。而众多理论上并不存在、但是实际上比日本那种有结构有传统的派系还要脆弱得多的泡沫小党，始终在大党的结构内部存在，随时都会背叛，随时都会重新组合。大多数小的派系永远没有上台的希望，但是永远不能抗拒，下一次失败的时候把现有的格局搅乱我就会有更多机会，因此谁都不能建立稳定的联盟。
现在的做法对总统还算不错，他自己的派系本来根本不是多数派，但是他已经成功地使得执政党当中的大多数派系不敢公开反对他。而敢于公开反对他的那些少数派分裂出去以后，等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一百多天以后，就会像大多数泡沫小党一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很难提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纲领来。在选民看来那都是大同小异，张三李四说的话都差不多、做的事也差不多。如果说还有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的话，那无非就是国家路线的问题，要一边倒还是要中立独立外交这样的路线方针问题才算是国本问题；其次都是些具体的地方性的问题，张三的形象比李四好、张三的能力比李四强、张三的关系跟我的关系比李四特殊诸如此类的。大方向上基本上是，所有的政见和纲领都是混杂的，人民不会觉得你跟其它的派系有什么区别，而你离开原有的党的机构独立出来以后，不可避免地要泡沫化。
当然反对党也是一样，反对党本来是一个混杂的大集体，大部分都是民小的泡沫小党，谈不上左派和右派。像安德秀（注：待定）诸如此类的泡沫小党，说它是左派也行说他是右派也行，口头上含含糊糊地说公平正义自由民主。所谓公平正义和自由民主都是可以任意解释的事情，你可以解释成为右派的自由市场主义、也可以解释成为左派的社会正义。实际上其根本含义就是，我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小派系，主要的纲领就是给我的党员争取尽可能多的官职，同时不要冒太多的风险，因为我们根本冒不起风险；而我的支持者都是想以小搏大既要又要，如果我真的让他们付出巨大的成本进行某一件事的话，那我的党会瓦解。从金大中（1998-2003）时代开始，中左派政党联盟都是由这样的小团体，他们能够长期维持团结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总统的赌赛是什么呢？双重的，一方面把本党党内的反对者赶出去，让本党党内的大多数派系在国本问题的大是大非面前不敢有异心，同时等待时间发挥作用。中左派政党要搞一个像文在寅、李在明这样的明星人物也是不容易的，而且想要当明星的人和想要当网红的一样多，从来没有哪一个网红能够像是哪一个姨太太能够专擅丈夫的宠爱一样，能够独断人民的宠爱的。而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弱点，泡沫总是不断地产生着分化，等不到这段时间内，中左派政党为了像当年金泳三和金大中争当候选人那样，马上又要开始抢位置了，还有各式各样的地方性的派系诸如此类的，稍微挑拨一下子，它就会自己分裂出来。尤其是在打国本牌的时候，比的是坚定的核心。
在这一方面中左派的特点是，它是依靠模糊处理问题来解决的，就是真正要解散美韩联盟这样的大动作，只有极少数北傀敢提（注：北方的傀儡国，朝鲜）。大多数情况下中左派身上，这一点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更不要说韩国了，主要是打一个「我反对」。我对这个不满那个也不满，而人民总是对这个不满那个不满的，只要你在台下，这样做就显得你跟人民是一样想的。但是你要真的去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真正的改变是需要极大成本的，大多数人民，包括投票选举林肯上台的美国西部各州，根本没有打算做好付出成本的准备。所以实际上南部各州如果不主动退出联邦的话，林肯是根本不可能废奴的，就算是在南部各州已经完全退出、蓄奴州在美国国会变成极少数的情况下，林肯也根本没有办法争取那些自由州的人民支持他，对极少数比如说像马里兰这样的蓄奴州实行强制的废除奴隶制，这样要引起无数的司法方面的纠纷的。
最后「废除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1863）并不是一个中国读者所想象的那样的法律，而是一个总司令的战区政策，就好像是战区可以强制实行交通管制或者征用军事必要物资那样。总司令对于战区，因为南部诸州已经全部叛变反对邦联，所以南部诸州的土地全部属于战区，总司令作为军事长官对战区采取军事措施，取消当地的奴隶制度。这个事情就像是强征对战争有必要的财产一样，在平时日常情况下就是直截了当的刑事犯罪，只有在战时情况之下，总司令才能对特别划定的战区实行限制人身自由、禁止自由交通、取消公民对财产权的自由处置，为了战争的需要违反民事法律征用财产。「解放奴隶宣言」其实是一个总司令对战区的军事措施，它不能够延伸到战区以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够行使一点的权力。
如果南部诸州不采取行动的话，实际上林肯在他的四年里基本上就是什么也做不了，而那样的话因为什么也做不了的话，可以想象等不到四年，等到哪怕是两年时间，当初支持林肯上台的激进废奴派选民，也会抱怨说是林肯跟道格拉斯有什么区别？林肯不过也是个妥协分子，他打出的牌就是，那些妥协分子妥协了几十年我们已经受不了了，给我们来一个态度明确的人；结果态度明确的人上台也不过如此，我们厌倦了林肯，不会再投票给他，于是接下来的故事就不过如此而已。所以极少数北傀利用的战术，跟共产党人在所有地方利用的战术都是一样的：把任何时代人民对社会生活或者是生活中遭受的痛苦，都有的那种普遍的浮泛性的不满，引导到符合党的破坏政策的方面来，瓦解整个政治结构，而不是为了单纯地建构什么，等到整个政治结构瓦解以后再浑水摸鱼。
在提出任何有效的，比如说戴高乐式的——戴高乐要求退出北约是要干什么呢？直接了当地说就是要复辟法兰西帝国，重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跟英国平起平坐、比美国要强大得多的那一个法兰西帝国。但是戴高乐是极右分子、是法国军人、是法国抵抗组织的领袖，整个建制都是围绕着他建立起来的，所以他跟同样要求退出北约的共产党和亲共党派构成的人民阵线不一样。亲共党派退出北约只是要使法国陷入混乱，使苏联可以浑水摸鱼，而戴高乐退出北约，他就是要建立一个，在他的心目中北约是英美在全球霸权的体现，就是要在英美全球霸权主义的北约和俄国霸权主义的华约之外，重新恢复唯一能够体现法兰西光荣传统的法兰西帝国，所以他有另外一套现成的建制在那里支持他。
而克格勃首先当然是支持共产党人，但是在事实证明共产党人不可能取胜的情况之下，与其永远失败还不如支持有可能取胜的那种人。所以戴高乐计划虽然成功，对苏联却没有任何帮助。戴高乐增加了法国政坛的稳定性、恢复了号称独立外交的法兰西帝国主义，退出北约却没有能够像克格勃最初设想的那样，北约分裂以后给苏联的事业也带来了巨大的帮助。甚至是法国在阿拉伯世界和东方的另类政策，也没有能够给苏联带来好处，在很多情况下因为戴高乐要同时分散苏联霸权和美国霸权的，反而导致法国跟背叛苏联的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结成联盟来对抗苏联，给苏联在造成的麻烦多于好处。
同样，韩国民小温和左派，按照北傀的计划就是用他们当人肉盾牌，如果政权比如说像光州事件（1980）那样镇压了你，那就是政府镇压人民，极少数共产党员躲在大多数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后面，可以浑水摸鱼两头得到好处，削弱了韩国的经济政治结构，无论如何都是对共产党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局面明朗的话，现在的选举题目就是，美军基地要不要留下来、我们要不要实行独立的国防外交？那么大多数泡沫左派，共产党人轻蔑地称之为「小资产阶级软弱性」、依赖人民支持而没有铁的纪律性的左派，都会像日本民主党（1998-2016）那样心惊胆战而迅速地逃之夭夭。
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注：150528，书评讲稿集31、68）跟日本民主党的议员谈，我问他们，民主党的意见仍然是反对重整军备、反对正常国家化吗？他说是的。我问他，那你怎么样解决军备竞赛之下，日本的军事缺口的问题？他说不要紧，我们指望美日联盟之下美国会增加军队的投入了的。然后我就什么也不说了，因为没有必要再问什么了，按照这样的题目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执政的。美国多少年来都在要求日本增加军费和军事投入，那还是川普上台之前的事情，不要把所有负担都放在美国人头上。而左派一方面要反对建立在美日安保体系之上的整个政治结构、另一方面却不肯像戴高乐那样，老子退出北约就是要自己单干，法兰西的殖民主义还没死呢，法兰西的军官还在呢。你一方面要搞左派路线、另一方面又是准备等自己安全出了问题以后找美国人背锅，这样既要又要那不是自相矛盾了吗？你只要想要更多地依赖美国人，那想要改变1955年的体制就是根本没有希望的事。
谁能改变1955年体制？就是那种像戴高乐一样能够让日本重新武装起来、自己承担军事大国的责任。如果法国永远像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那样，一方面要执行美国反对的殖民主义政策不肯撤出自己的殖民地，另一方面自己的军队连后勤都办不了，如果美国人不给他们提供后勤和直接的军事拨款，像现在的以色列那样，法兰西军队根本没有办法到远离本土的地方去作战，自己本国的军费都维持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又要反美又要靠美国，你的政权怎么能维持得下去？戴高乐主义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把维持不下去的地方通通踢出去，维持得下去的地方我自己增加军费我自己来。日本如果真的想要独立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真的想要独立，很明显就是非得像川普说的那样你自己建军自己搞这一套，至少要增加军费。又要削减军费又要反美，这是自相矛盾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的选民就是这样的，我既要又要。我要靠丈夫吃饭，不肯像娜拉一样离家出走自己过辛苦的日子，但是我要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我要永远有人给我发工资，不要像资本家那样负亏损的责任，但是我要像资本家一样共同管理企业，这就叫做既要又要。典型的中左派政党，他们的基础就是既要又要主义，既要又要主义全凭欺骗和自我欺骗来维持。我怎样一面在丈夫养活我的同时坚持男女平等呢？就是希望他不跟我认真，同时我自己吹嘘说，现在我们实际上是男女平等的，但是仅限于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比如说买只猫买只狗、或者是买花瓶买化妆品之类的小事；一旦涉及到真正的大事需要硬碰硬的时候，我马上就跑一边去了，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样我的家庭才能维持。
换句话说，既要又要的中左派主义是依靠虚伪来维持的、是依靠欺骗和自我欺骗来维持的。在有一个方面他们是不如布尔什维克、当然也不如传统右派的就是，布尔什维克毫不犹豫地说，议会政治只能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搞局部改良，你们永远没有跟体制决裂的勇气；有勇气跟体制决裂就要自己建国，你们不敢，所以你们注定要背叛工人阶级的事业，这样说是一点也没错的。但是要跟体制决裂就得像布尔什维克那样，踢开原有的体制自己建国、跟整个社会决裂、跟原有的社会精英结下死仇，因此引起大规模的内战和持续的镇压，这种做法当然是社会民主党所不能接受也不敢做的。
当然中左派政党也就是像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利用现在的所有不满：为什么我们要低人一头，事事听美国人的话呢？我们要独立自主，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但是要像苏联和中国一样独立自主就要喝着西北风，一面饿死人一面发展军备的话，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连维持美日联盟的情况之下增加一点军费这一点点负担我们都感到无法承受。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得到的太少了，我们想进一步地更少地付出而得到的更多，这种事情只能在嘴上执行。而直截了当对我们说这样做不可能的人，我们不喜欢他，我们讨厌他，因为我们代表了托克维尔所说的建立美国的美国人民的反面，美国人民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坚定地选举值得他们尊重的人，而不是他们最喜欢的人。（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八章，联邦宪法在哪些方面比各州宪法优越）
向来民主政治和君主政治一样，都是有忠臣和奸臣之分的。忠臣就是指着皇帝的鼻子像海瑞一样说，你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英明的君主像唐太宗一样就会说，我虽然气得要死，但是我还是要记住隋炀帝亡国的教训，一定要容忍忠臣；昏君就被他骂得气急败坏了以后，就直接送忠臣进了监狱；而奸臣的做法都是说，皇上万岁，皇上永远英明，但是同时却利用皇上的昏庸给自己捞好处。民主国家也是这样的，也有这样的忠臣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付出什么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得到什么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同样也有大量的奸臣就是讨好人民说，民主是永远正确的、民主是必将战胜的、人民是永远英明的、任何责任都属于政治家而不属于人民；完全无视政治家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讨好人民，但是到关键时刻人民却不愿意付出代价。像拿破仑三世和陈水扁这样的政治家就是这个样子的。
而台湾政治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所代表的，包括但不限民进党的整个绿营，实际上是处在欧洲社会民主党那种状态，中华民国台湾的建制不是它搞起来的。所以国民党当总统就像是保守党在英国当首相那样，这就是我们家我什么都敢做。工党当首相，那就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和一个大家族的管家，我是签了合同来当四年管家的，过了期我可能就要走了，这个家业里面东西不是我的，我也不敢大动干戈，工党执政跟保守党执政的风格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国家在平稳的时候选民愿意选工党执政，真的国家遇上危机的时候，需要有大政方针的选择，需要邱吉尔式的人物的时候，人们又要选择保守党，因为只有保守党才敢大刀阔斧地做决定。
别的不说，只有艾森豪威尔才能结束朝鲜战争，杜鲁门不行，别的原因不说，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杜鲁门是民主党，他经受不起麦卡锡主义者说你绥靖共产党的攻击，为了证明他并不是绥靖共产党，所以他这也不能让步那也不能让步，而艾森豪威尔却可以大刀阔斧地结束战争。同样的道理，中左派政党主持的第四共和国（1946-1958）的法国政府不可能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戴高乐可以。因为戴高乐是铁杆的右派和法兰西殖民主义者，他能够说话算话，法国殖民主义是他自己的家业，自己的家业自己可以丢，别人不会因此说戴高乐是绥靖分子，但如果是社会党政府做了这件事情，他立刻就经不住攻击。
民进党的问题就在这一点，它是中华民国的管家而不是中华民国的主人，要实现台独仅仅当上总统是不够的，就像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工党执政就足够的。但是你有胆子像列宁那样，老子不要俄罗斯皇帝的国家，老子另外建一个苏联，把旧政权和旧社会的精英全部杀掉了？这是工党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工党只能永远当管家。民进党不敢也没有能力在中华民国台湾体制之外另外建一个国，它只能够在已经存在的这个国里面争取长期当管家，所以无论它的政治方针是怎样的，它像西方的中左派势力一样，有强烈的管家政府的特点，而不是少爷政府、主人政府、继承人政府的特征。跟西方国家不同的就是，因为台湾是战败国和附庸国，决定大政方针的政策在老牌强国是由少爷政府保守派政府做出，而左派政府不敢做的，台湾的大政方针的决策是国民党和民进党都不敢做的，都由美国人做，所以依靠台湾的缺乏主权这一点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韩国的左派在这方面当然是更加严重的，他们远远不像西方的社会民主党那样有来自于中世纪的上千年的工会传统支持，是搭顺风车的人；是在冷战自由主义的庇护之下，靠着宗主国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依靠冷战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就是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帝国主义的供应链提供物资来提供生活水平，由农业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在这些社会当中，依托社会运动和地域矛盾产生出来的众多小的派系是既要又要的，他们不希望因为变更国家的根本体制或者是改变国家的路线方针，使自己和自己的支持者承受的额外成本，但他们又不满现状。现状意味着老子永远是老二，少爷永远是少爷，不是说是下了台就不是少爷了，在总统是左派的情况下，社会经济方面的精英仍然是右派。他们不像中国的前共产党的人，即使一度变成了寡头和企业家，在西方主导的新社会体制之下，他们的优势地位是转瞬即逝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个坚固的根基。但是在真正的老牌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精英和中世纪一脉相传留下来的精英就是同一批人，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变更过。
中左派势力依靠和平演变和民主选举赢得的胜利，只不过是代替这些精英当一当管家的胜利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他们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强烈的边缘感觉。韩国在这方面当然是更加严重。只要事情真的闹大，要中左派政党负责对阿尔及利亚问题这样的大政方针做决定，那么中左派政党马上就陷入列宁和右派不约而同地嘲笑过的那种软弱性。第一，我必须使支持我的选民相信，我上台跟右派不一样，我会给你做一些事情；第二，我上台以后千万不要做任何真正的事情，只能做一些无关痛痒的花絮。比如说给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 2020）立一个纪念碑、在图书馆里面发表一些慷慨激昂的演讲，然后任命几个公立学校的教师，在课本里面加一些过去被主流历史忽视的、属于弱势团体的精英人物的故事之类的。在这些选民看来，你除了搞了一些跟右派不同的表演以外，大政方针基本上跟右派政权没有什么区别，或者是只有细节上的区别。
看，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能够收买进入议会的所有人，资产阶级民主不可能真正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只能够给工人阶级一些水涨船高的小恩小惠。只有在资本家和贵族地主多拿了100块钱的情况下，工人才能多拿50块钱，两者的相对地位并无改变，甚至可能都还要更加扩大了。这不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传统目标，但是这却是社会民主党和中左派政党能够为你做的事情。一旦碰硬东西、碰上真正的体制性改革这样的礁石，你就会看到我们敬爱的林静仪（Lin Ching-yi）女士马上就缩回来了，她说，如果你们要这样那样的话那就要修改宪法，但是，你们承受得起修改宪法的危险吗？
好，这是典型的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台词：从无限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修改国家体制是正确的，但是现在为了维持稳定、以及为了维持你们分到的猪肉饼。这是德国特民主党的台词：[00:31:13]资本主义是一只猪，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为了你们工人阶级能够多分一些猪肉饼，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杀猪，而是要把猪养得更肥，这样我们可以多分一些肉饼，哪怕是在分到的肉饼中100块肉饼有70块给了资本家，只有30块给我们，但是我们毕竟多了30块，我们的生活水平比起30年前有明显的改变。难道你们也愿意像苏联那样，为了打倒资本家让自己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吗？NO，德国工人阶级有典型的被马克思主义者臭骂的市侩精神，就是说绝对不愿意为了意识形态去牺牲自己的猪肉饼的，他们要求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不是打倒资本家，于是在这个前提之下，社会民主党显然只能当一个改良党。
对于马英九或者是林静怡来说的话，我们当上了总统分到了蛋糕，有很多人都分到了蛋糕，以至于连贪腐案件都不再是国民党的专利了。不管选民们怎么看待，显然我们民进党的精英人物、以及跟民进党合作的其它社会精英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的好处，难道我们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去牺牲现有的好处吗？显然不是的。如果人民不满意的话，有陈水扁的教训在那里，我们绝不会学陈水扁那样，为了让人民满意去冒风险，这样做一旦冒了风险，风险落到我自己头上，人民会出来救我们吗？事实证明人民又没有出来救陈水扁，说明我们对人民的理解是一样的，我们既要又要，人民也是既要又要的。
就这么说好了，中华民国已经变成「中华民国台湾」了。就像社会民主党说的那样，现在的大众民主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了，不再是资本主义了，OK？所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大半，所以我们就不要考虑什么改国号改宪法之类的冒巨大风险的事情。如果有人问我们的话，我们就要公开揭露说，你们敢去修改宪法吗，敢去公投改宪吗？如果你们不敢，那你们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可不愿意为你们去做陈水扁，如果你们愿意做的话你们自己成立一个小党，看看你们有种能从我们这里拉到多少选票？
相对于民进党而言，每隔四五年就要解散重组，连党名都要改上N多次的韩国众多中左派小党，在这方面的问题显然是更加严重的。我们面子上不能承认我们比日本人低人一头，不能承认我们的近代化基本上是日本人打下的基础，同时看到我们社会的精英全都是韩奸、通日分子，他们过着富裕的生活，而且我们少不了他，我们心里面很气，面子上要找回来。面子上讲我们反殖民主义才是正确的，他们是殖民主义的走狗，他们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却是社会的精英。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情绪动员人民，人民终于要通过选举。通过选举有什么好处呢？就不像通过战争和革命那样需要付成本对不对？人民和所有人一样都是怕死的对不对？如果要倾家荡产自己去送命才能得到某种很可疑的好处的话，这事只有在非常的情况下、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做的。最好我们只需要在选票上写一个名字就能实现我们所有的要求。
但是当我们只付出了这一点成本，上台的领导人在他当总统的几年之内，在他上台之前高呼韩国要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再也不做美日的走狗，要打倒消除日本帝国主义在韩国的残余势力，这一点是我们最高兴的。他们才是，而不是远在天边的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就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万恶的民族败类，就在我们身边吃香喝辣的，把我们踩在脚下，要打倒这些余孽。人民听了很高兴就选了他，然后上台以后他们这也不做那也不做，美军驻军问题一点也不谈，而且还把付给美军的费用增加了五倍（Trump Defense Deal with South Korea）。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也不做，我们创建了开城工业园区、邀请金将军来我国访问，在访问的时候还做了很多什么铺地毯啦剪彩啦之类的小动作来表示，柏林墙的日子属于过去了、大家都是亲如一家了；给大家制造了很多拜登总统在弗洛伊德纪念碑面前发表的演说，给人一种印象就是，当我们听到这些美丽的词句而热泪盈眶的时候，黑人种族问题和贫困问题从此就已经解决了。然后当然文在寅和金大中基本上就是做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正是共产党人辛辣地指出资本主义的虚伪性，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是资产阶级民主发挥了统战作用，它麻痹了本来愿意造反的那一小部分人，他们被想要妥协想要苟且的多数人给稳住了，失去了机会。右派和保守派政权不直截了当地搞朴正熙的军事独裁，而要搞周期性的美国式选举，除了讨好太上皇以外，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民主实际上捆住了北傀的手脚，使他们无法进行武装暴动之类的破坏活动了，大多数既要又要的泡沫党在中左派的大联盟当中是占绝大多数的，他们不可能失去他们而赢得选举。但是一到真的动真格的时候，如果选举变成选举中左派政党那么美军就要撤出韩国、韩国就要自己负责保卫自己，大多数人民，绝不仅仅是保守派的支持者，都要胆战心惊。像日本民主党的议员和他们的支持者，根本不敢把这种事情付诸实施。这时他们就会放弃投票，甚至会反过来投保守派候选人的票，以便维持现状。
这就像是300万马英九的支持者投票支持蔡英文一样，一旦他们发现选举国民党可能使现状发生动摇，开玩笑，难道让我们真的像香港一样接受共产党的统治、像我们1949年留在大陆的那批人一样被共产党打倒吗？不是的，我们的意图是要待价而沽，把所有人都骗到，拿了共产党的钱以后带着这些钱去美国养老，而不是拿了共产党的钱以后就到北京去做官，然后被红军打倒流放到青海，这不是我们的意思。希望你们不要玩得太过分，你们要实行亲中路线，但是同时要待价而沽，要保持既要又要，是中国必须不断地给钱，但是实质上又得不到什么真正的东西。一旦这种局面可能真的破裂，你可能像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 2010–2014）一样真的把我们带到莫斯科去的话，那我们就要掉过头来去投票支持蔡英文。但是民进党也不要以为，有这么多人支持蔡英文，现在台独是独定了，那可不见得，如果民进党要改变现状而增加战争的危险，而国民党表现得像是我才是维持现状两头通吃的话，那么这一部分游离选民又会重新逃回支持国民党。
总统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要唤起朴正熙的记忆，我就是朴正熙，我要做跟朴正熙一样的事情。现在你们选择吧，现在你们要选举出来，那就不是选举金大中，一面维持美日联盟，增加给美军的费用，一面实行阳光政策，邀请金将军来搞民族和解，象征性地发动拔除日帝铁桩的运动（注：The Unearthed Grave，破墓），实际上却什么也不做。这就叫做两头通吃脚踏两只船，对这种政策台湾人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执行这种政策是，左派的选民觉得，选他上来我们就可以扬眉吐气，但是不会冒任何真正的风险；使右派的选民觉得，选他上台不会真正的改变国家体制，同时却可以捆住北傀的手脚，使我们摆脱暴力革命的危险。这样选举就不再是关于大政方针的争议了，而是候选人个人能力和品德的争议，而这时在位总统出了丑闻腐败失职，像朴槿惠（2013-2017）那样，那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既然两个候选人都差不多，我们自然要投票支持那个没有丑闻形象清新的那一个，于是这样的选举就会有利于左派。
而总统的政策就是，要执行一个有利于右派的选举政策就是，大节小节无所谓，重要的问题是，在川普准备从韩国撤军、连德国都要受他的威胁、乌克兰正在打的时候他都要准备罢手的情况之下，美国撤军变成一个现实的危险，选举左派的候选人美国人会真的走，然后你们做好准备自己应付局面了吗？当然人民是没有做好准备的，在这种情况下左派联盟会分裂。除了争位子和派系地域矛盾旧有的矛盾、现有的领导人个人的弱点，他也是个容易受到司法攻击的人以外，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左派的大量选民不愿意冒失去现行体制保护的危险，他们是既要又要的。一旦他们发现，他们即将选出的这个人可能不是一个金大中，而是一个亚努科维奇，这时候他们就会逃之夭夭，在这种情况下，右派就能够赢得2026年的选举。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提前布局。把操纵舆论引导的焦点从总统称不称职、哪些文武百官称不称职，搞这些事情肯定是不利于执政党的，在位的人总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不干活专门说话的人总是这也对那也对，因为他什么也不干。从现有的社会经济情况不合理，像柯文哲说的那样，众多小草在台北市得不到房子，得不到这个得不到那个，没有房子就得不到漂亮姑娘的青睐，不能够早点结婚诸如此类的事情。不满现状、不满现在现有的经济体制，无论根源是什么，又是永远不利于现政府的。
要把人民的注意力从这些不利于政府的题目中引开，引到大政方针的选择上面去：要不要美韩联盟、韩国要不要独立自主、要不要让萨德撤出去？然后这样的选举就变成了娜拉要不要离家出走，要不要留在这个让她不满意，但是还能够给她提供她习惯的生活方式的家，还是跑出去自己独立地应付不可预测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平时喊口号喊着震天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韩国要独立自主的人，到这时候都会很理智地缩回去，把实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推到遥远的未来，现在要满足于给工人阶级多分一些猪肉饼。当然，金将军可能也是已经预见到这一点，所以他连南北韩之间的道路都切断了，切忌不要给韩国人制造任何借口。如果金将军在这时候做点什么动作的话，那不是给人家帮了忙吗，证实北傀的威胁迫在眉睫？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在光州事件（1980）的时候还不存在的因素，就是中国因素。亲华派跟北傀是不一样的。以前的亲华势力就是地下党，跟北傀基本上没什么区别、跟越共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它就是要搞垮原有的社会体制。但是改革开放干部主持的统战不是一回事，它是为了有利于中国帝国主义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所以它的统战方面是兼容并包的，甚至费拉右派更加重要一些。中国共产党要跟所有的执政党搞好关系，要拉拢巴西人和阿根廷大地主，只要在经济上有好处。要利用全球化以来中国的经济能力和经济资源，用中国的订单和中国市场的好处吸引一部分资本家和社会势力，让他们变成中国在当地的代理人，这就是韩国的亲中派势力。
亲中派势力希望能够通过中国市场的巨大利益，要知道高利润的蓝海并不是太多，发达国家深耕多年以后，自然而然的它的利润率趋于降低和平均。什么地方能够有高利润呢？新边疆，新产生的新科技企业，它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老牌企业和传统经济利润都是摊得很薄的，也就是说蛋糕已经给各方势力博弈的时候分得差不多了，而且平衡很难打破。一是新边疆高科技企业，二是新开发的地区，原先没有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比如说像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这就是一个好蛋糕，在这里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但是能够得到超额利润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中国希望，如果我们要选择马斯克，我们愿意给马斯克免费的土地，实际上等于是中国白给土地和钱让马斯克在中国开企业，只是希望他在中国开企业以后，中国能够分享到马斯克的高科技。如果是别人来开企业，肯不肯白给你土地和白给你相当于是白送的贷款？不会的，这是政策优惠。
如果你想得到中国市场政策的优惠，希望你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替中国说一说话，比如说朴政府企图部署萨德导弹的时候你要站出来阻挠一下，要挑拨一下韩国，好好闹一闹什么独岛问题竹岛问题（Liancourt Rocks），防止美国建立美日韩三国同盟实现亚洲北约，确保韩日敌对，这样亚洲永远就不会出现像北约这样的政治结构啦。适当地掀起反美运动，避免美韩联盟强大、打击那些主张一边倒的右派政客诸如此类的活动。
萨德事件（注：THAAD反导系统，2017）是一个转折点，使韩国社会开始意识到中国所要求的东西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好处，如果是经济上的好处的话问题不会重要。萨德实际上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是中国想要把环渤海圈地区变成类似中南美洲美国后院这样的中国安全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这是很自然的。以北京为基础的中华帝国主义，韩国是比广东要重要得多的地方，更比台湾要重要得多的地方，只要叛军没有越过黄河，北京的大清皇帝是一点都不紧张的；但是朝鲜半岛一有风吹草动的话，辽左之卫、神京右臂，那就是北京城的安全随时都会受到威胁。促使韩国中立化，促使韩国依附中国来控制朝鲜，而不是依附美国来控制朝鲜；依靠中韩联盟来对抗日本，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结构，而不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革命中心；这才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帝国主义的外交特点，也是白区党培养亲华派的主要重点。
这里面的主要问题就是在于，中国并没有真实的能力能够保护韩国对抗朝鲜和日本，所以增加中国作为一个平衡因素，这是韩国右派并不真正反对的，发展对外贸易捞取好处，是韩国右派甚至比左派更积极的。但是要完全走向中立主义的道路，做金大中和文在寅在竞选时期喊两句口号、执政时期从来不做的这些事情，对韩国是极大的危险，会使韩国遭受亡国和肢解的危险。中国从来没有表现出，比如说在东非战争（Ethiopian civil conflict, 2018-）或者是最近在叙利亚，表现出他有任何能力和欲望，像俄罗斯一样能够豁出血本去保护自己的小弟。中国的外交特点就是，赚钱的时候大家可以说的好好的，一到关键时刻中国就跑得无影无踪。韩国如果想加入大陆体系而依赖中国的话，恐怕免不了会被亲朝势力和亲日势力瓜分变成一系列小国，而像今天的叙利亚一样根本得不到中国的援助。这一点韩国的左派自己也是心里有数的。
所以一旦问题变成，要美国还是要中国，要不要等美军撤出以后，韩国夹在日本和朝鲜之间只有依靠中国的保护？大多数左派的小党和选民都会胆战心惊逃得无影无踪，使得假定那时候的候选人是李在明（注：Lee Jae-myung，反对党领袖），而没有被一系列丑闻和司法活动搞垮的话，按照这种节奏进行的选举会使左派一败涂地。相反，在天下太平，现在中国和俄罗斯也是国际体系的一员了、是美国的打手了，大家都在联合反恐，国际体系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只有一个赚钱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唯一需要真正的问题就是领导人称不称职有没有丑闻之类的，在这种情况下选金大中和文在寅上台没有任何风险，反而有一些额外的好处。⏎但是，一旦国际形势重新恢复到朴正熙时代，你一站错了队就要变成西贡风云，这时候领导人有一点贪腐算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根本不能引起选民的注意，唯一重要的问题是美军基地要不要撤出、可不可以依靠中国的保护来对抗日本这些问题。一旦问题转移到这些大政方针的问题上面，就像是80年代90年代就有很多人说的那样，只要冷战结构继续的话，国民党就可以凭冷战牌永远执政，民进党再怎么折腾的话，超不过30%那一条死线，永远都不会变成执政党。然后像现在说的那样，如果问题主要是独统问题的话，那么民进党就是永远的执政党，国民党声势搞得如何之大、在地方选举中无论怎么赢，一旦涉及到总统选举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大家都信不过国民党，于是世界就变成民进党永远执政。一旦韩国的问题变成半岛安全问题，那就变成朴正熙的党羽永远执政。
韩国的总统本来是不准连任的，如果你因为贪腐案件或者是家属行为不检而下台的话，那就像麻风病人一样永远完蛋了。但是，如果你打破了韩国政治惯例，就是每一届总统下台以后，出于不满现状，局势都要有利于敌对党派，无论左派右派都是这样，依靠赌国本问题实现了右派政党的永久化执政，那么将来未来的总统肯定要把你当做元老来对待，你永远是社会精英。所以总统个人的利益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和国家利益和党派利益挂钩，他完全有理由下这个赌局。可以说他本人党派只是执政联盟的十几个派系当中的三四个大派系之一，如果真的按照派系投票的话，他就像是李承晚时期的韩国国会政党，也就是二三十票；只要能够超出这个票数，就说明执政党的很多派系已经怕了，实现了他原先计划的一半，等到宪法法院无法把他搞掉，那么他计划的另一半就完全实现了。左派失去了宪法法院的胜利，提前搞乱政坛、给很多人以加官进爵的希望从此丧失，失去加官进爵的希望肯定会导致内斗增加，于是内部的分裂开始呈现。然后这时利用川普上台以后，美国撤出的危险增大和大陆战争日益逼近韩国双重威胁之下，把2026年的选举引向国安问题，于是他的整个计划就完全实现了。
中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者，其实早在不知为什么大家谁也不关心的东非战争时期就已表现出，它不仅不如以前的苏联，甚至不如以前的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为了保卫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是下了血本的，甚至中国大使馆全部人马都光着脚跟着波布尔特去上山打游击了，打了一年游击而根本不撤回国内。这就很有当年列宁同志驻柏林大使馆赤膊上阵，跟着德国共产党去跟社会民主党的民兵和国防军打仗那样，完全不像个大使馆，根本自己像是一个外国颠覆势力，格拉斯哥（Glasgow）的苏联理事直接跑到工党的工会当中去搞破坏活动，引起工党的暴力清党活动那个节奏。而改革开放时期的白区党，就像是一批搭便车的人，平时依靠美国的军舰来维持当地的和平，依靠美国的和平来赚钱、培养亲华势力，而亲华势力的任务直接就是搞反美活动。一旦真的引起了问题，他们扶得起来的势力需要保护的情况之下，就像是在埃塞俄比亚和缅甸那样，事实证明中国的保护一文不值，中国提供的武器不管用，最后你还得去找土耳其和俄罗斯，中国企业和白区党自身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