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阿姨您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Edward。今天首先想要向您请教的是，最近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东局势的问题，上一周剿匪学院也想向您提问没有时间，今天就由我来向您提问。近两周以来，叙利亚的各派反抗军向阿萨德政权同时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已经占领了叙利亚的一个主要城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Bashar al-Assad, 2000-2024）也在昨天仓皇逃走，可以说阿萨德政权已经宣告正式灭亡了。我想反抗军能够短时间内取得这样的丰硕战果，是因为阿萨德政权的主要支持者俄罗斯和伊朗最近不断遭受打击，没有办法和过去一样给阿萨德政权提供支持。但是我们可以说，叙利亚将来的局势仍然很不明朗，比如说本次攻势的主要领导人乔拉尼（Abu Mohammad al-Julani）本来曾经是基地组织的成员，尽管他一直在做很多尊重叙利亚各不同族群不同宗教社区的姿势，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对叙利亚反抗军表示疑虑的，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或者说还是会使叙利亚继续长期动荡、然后各派纷争，甚至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还想请教您的是，在叙利亚局势的近期发展中，包括美国、土耳其、以色列、俄罗斯、伊朗等相关列强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在将来谁会在叙利亚的局势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成为比较大的赢家呢？谢谢。
刘仲敬：战局的演变显然是因为阿萨德政权内部出了问题。敌军的进攻多半是由内部的派系招引和泄密制造出来的，这种情况跟1989年喀布尔政权的情况是极其相似的（Afghan Civil War, 1989-1992）；也只有内部人才清楚自己的资源不足，戈尔巴乔夫准备按照怎样一个时间表切断对喀布尔政权的援助，本身的空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也就是他们才急于为自己的未来寻找合作伙伴。不同的派系寻找不同的军阀，比如说空军就去跟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联络，杜斯塔姆将军（Abdul Rashid Dostum）的乌兹别克民兵就跟马苏德将军（Ahmad Shah Massoud, 1953-2001）联络。早在喀布尔发生巨变以前，阿富汗亲苏政府内部的各派系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其实阿富汗游击队如果要硬打的话，按照贾拉拉巴德战役（Battle of Jalalabad, 1989）的证据来讲的话，就是在喀布尔的弹药和给养耗尽以前，他们仍然是不具备攻坚能力的。之所以能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迅速进城，是因为希克马蒂亚尔和马苏德将军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喀布尔还没有陷落，双方的部队已经开始打起来了。本来双方为了争取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的援助，已经是撕破脸已经不止一次，现在桃子快要落地的时候，大家更加急不可耐。人类永远就是这个样子的，在敌人快要倒台的时候，原先的盟友是一定会翻脸的。在这种情况下谁先进城、谁先能够得到像国民党和共产党在1945年那样，能够得到满洲国留下来的军火资源的话，直接决定未来的前途。所以双方也就不顾自己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则，尽可能地开出条件来招降纳叛。而急于给自己寻找退路的，除了纳吉布拉（Mohammad Najibullah）作为最高领袖是一个活靶子没有办法跑以外，底下的干部军官都要想办法考虑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于是实际上早在喀布尔攻势发动以前，各方的内部谈判已经相当成熟了。而喀布尔的陷落并不是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军事行动的结果，而毋宁说是喀布尔城内的各路军阀想尽快地把自己的盟友拉进城来，在下一步的博弈中间抢占上风。
所以实际上是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的人马，都是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像1945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那样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为了抢占南京上海和满洲的资源先下手为强，尽可能地跑去。被他们接管的南京上海和满洲，比起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叫花兵要富裕得多，凭他们自己的能耐根本打不进去的；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周佛海和陈公博都想通过戴雨农在战后给自己捞到较好的地位。而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满洲的代理人，共产党方面当要强大得多，也给满洲国军的军官开出了优厚的条件来收编他们，而国民党对满洲人的传统敌视，使得大部分满洲军投奔了共产党。但是在南京和上海，大部分汪政权留下来的军政人员和他们的资源投奔了国民党。结果在长三角地区国民党占了优势、满洲地区共产党占了优势。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共产党的装备其实是远不如满洲国国军的、国民党的装备也远不如汪政权。⏎从上海人的角度来讲，国民党军队的接管就是无产阶级进城、贫下中农进程，法币的价值也远不如汪政权的货币。汪政权的货币是以长三角经济为基础的，当然比国民党要发达富裕得多，法币一来一兑换就等于是，像后来同一时期国民党在台湾的情况一样，就等于是掠夺更加富裕的当地人，在当地激起了极大的不满，所以接收变成了抢劫。
叙利亚的情况也是这个样子的。你也可以看出，这个跟「黑四月」的越南共和国战争完全不一样（Black April, Reunification Day, 1975），而跟1988年以后两年的阿富汗战争非常相似。北越对南越的进攻是打了很多次硬仗，尽管南越政府内部也有一些重要的匪谍，但是不打几次硬仗、不歼灭敌军主力的话，是不可能进城的。而自从贾拉拉巴德战役以后，阿富汗战场上不再有主力决战，剩下的事情全都是地下活动、勾兑背叛。喀布尔的陷落是无血开城，真正的矛盾发生在马苏德将军和希克马蒂亚尔的联盟之间，而城内的大多数派系早已决定背叛纳吉布拉，唯一的差别就是今后我要找哪一方面做靠山，能够最大化自己的军阀利益。
早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时期（2003-2011），叙利亚军官和要人就已经靠不住了。那时还是奥巴马当政的时期，美国和沙特公开采取的政策就是，说服叙利亚政权的要人背叛阿萨德家族，包括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的主要军官，都是从阿萨德系统中背叛出来的结果。所以阿萨德父子的系统内部早已经靠不住了，之所以能够缓过来，完全是由于奥巴马不愿意深度干涉叙利亚局势。像在叙利亚这种地方，要根据人道主义的原则去制裁是基本没戏的事情，没有任何一方会搞人道主义，如果真的根据人道主义的原则去，派美军去攻打阿萨德的政府军的话，很可能阿富汗撤军还没有完成，又在叙利亚多捞一个包袱。尽管后来右派攻击奥巴马攻击得很厉害，但实际上奥巴马放任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而不派美军干涉的话，实际上是正确的。如果按照利比亚那种方式再干涉一下的话，当时奥巴马政府正在忙于撤退阿富汗的军队，而且没有撤退完留下了隐患。
其实美军在阿富汗本来就是准备打完仗就走，不搞国家建构的，但是这一点小布什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随后就大包大揽，准备把政权重建的工作也揽起来，结果使美军迟迟不走。本来美军在小布什的任期就应该撤退完毕，结果不但没有撤退完毕反而增兵了。因为打败塔利班所需要军队是很少的，但是要重建整个阿富汗所需要的军队就是个无底洞了，反而增兵了。奥巴马竞选的承诺就是要结束阿富汗战争，但他未能实现承诺，因为也跟现在费拉右派的宣传相反，奥巴马并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无所不能的阴谋家，恰好相反他是一个忧谗畏讥的知识分子，跟小布什和麦凯恩这种人相比起来的话，他的管家意识是非常明确的。
就好像是江泽民和胡锦涛，跟邓小平和毛泽东以及跟习近平相比一样，江泽民和胡锦涛并不是共产党的自己人，只是在共产党得势以后，作为技术官员技术员而升级出来的。他很清楚相对于打天下的老臣相比，那些红二代红三代觉得党国就是我自己家，而胡锦涛和江泽民则觉得，我只是给党国当管家的。江泽民必须发明伪造的家谱，要论证他其实是新四军江上青（1911-1939）的嫡系后人，而不是汪精卫政权宣传部门的嫡系后人（注：江世俊，1895-1973）；当然实际上他是后者，真要追寻家谱的话他就是汉奸的后代。所以他一定要跟江上青拉关系，一定要通过施恩于新四军将领来巩固他在军内的地位。他和胡锦涛都是管家，因此他们做事是谨慎的。
根据同样的道理，在西方国家，包括最近闹得很火的韩国，通常右派保守党是当家的，军情警都是它的人。工党是管家，工党很少能够完全实现它自己的理论上的意识形态和纲领，都是要打些折扣的。同样，韩国的左派势力几次上台以后，没有哪一次能够真敢把他们在在野时期提出的意识形态纲领完全付诸实施的。而右派觉得它自己本来就是当家人，像麦凯恩这种人他就是地地道道的自己人，小布什也是属于这种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这种人，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完全推行他自己的纲领。美国跟欧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对于欧洲来说，社会民主党是管家、工党是管家、保守党是自家少爷，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自家少爷。罗斯福和艾奇逊（Dean Acheson, 1949-1953）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哈定（Warren G. Harding）一样，都是地地道道的自家人。
但是奥巴马不一样，奥巴马是知识分子。而且他在芝加哥上台，就是依靠克林顿民主党人取代民权运动的黑人激进派，所以要派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而非社运人士来替代他们，把芝加哥黑人社区拉上修正主义的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来。所以他在当总统的任期内跟他的政治基础相同，他不像是小布什和以及可能当权的麦凯恩那样，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的政见，当然更不像是川普。他依赖拜登和希拉里，因为拜登是华盛顿老人、希拉里则是全球化集团的干将，没有这两个人他寸步难行。对共和党他也是多方敷衍，像最高法院出了空缺，他就会根据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的要求拖呀拖呀拖，一直拖到川普上台。后来民主党为此永远不能原谅他。这一系列动作都是很明显的，他是一个乖巧不肯冒风险的人、不敢大刀阔斧办事的人。所以同样的特点也体现他的外交措施上面，他不敢兑现他完全从阿富汗撤军的承诺、也不敢在叙利亚大动干戈，两件事情看似相反其实相同，充分表明了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风格就是忧谗畏机，因为我不是自己人。
邓小平敢做的事情，江泽民不敢做，为什么呢？因为江泽民作为外人，他一定会害怕有人说他对红色江山不忠，所以六四以后他反而采取比较谨慎的做法。而邓小平反而理直气壮地提出，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让杨白冰（1920-2013）出来支持他，为什么呢？因为邓小平和杨白冰都是地地道道双手沾满鲜血的老黄俄，而江泽民不是，正因为他不是，所以他必须口头上表现得非常靠拢组织，不敢冒风险、不敢让别人怀疑他对党不忠。而邓小平没有这样的顾忌，他再怎么搞走资派路线，别人也不敢怀疑他对党不忠，因为他就是党本身。
麦凯恩或者小布什这种人就是这个样子，他无论做什么——也就是根据同样的道理，艾森豪威尔能够做杜鲁门不能做的事情，果断结束朝鲜战争，如果是杜鲁门做了同样的事情的话，他必定会遭到麦卡锡主义者更加严厉的攻击，因为他是民主党人，被认为是绥靖政策的体现。而艾森豪威尔不仅做了结束朝鲜战争的事情，而且直截了当地把麦卡锡参议员的政治集团整个搞垮了，这也是杜鲁门不敢做的事情。因为艾森豪威尔是个二战英雄，跟麦卡锡一样是二战英雄，而且是根正苗红的真右派，所以他敢做杜鲁门不敢做的事情。⏎也是共和党人的尼克松来结束越南战争和推动对华外交，而尼克松的政治资本，正是在麦卡锡运动当中坚决反共、尤其是反对红色中国，「谁丢失了中国」（Loss of China）的运动中间得以当权的。正因为是这样，他来打开对华外交的大门、或者是结束越南战争，别人不大敢说他是搞绥靖政策。
而奥巴马就处在忧谗畏讥的位置上了，他非常害怕果断撤出阿富汗以后会遭到攻击说是，他把小布什的成就完全丢光了，以后的事情都会赖在他头上，所以他不敢这么做。他优柔寡断的结果，把后遗症留给了川普，而川普也未能及时撤出阿富汗的驻军，还有后来的问题。根据同样的道理，他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都不敢有大动作。但是他的叙利亚直觉是对的：如果美国再背上叙利亚的包袱，那么哪一路军阀是好人？其实哪一路都不是，打一场没完没了的、对美国利益没有明显影响的战争实在是没有好处。
这时俄罗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趁虚而入。俄罗斯扶起阿萨德唯一的好处就是什么呢？阿萨德的军队是苏联70年代的装备的军队，比中国的50年代的装备要先进，叙利亚的军官是冷战时期苏联训练的结果，跟俄罗斯军队比较好对接，训练和装备起来都比较容易。本来阿萨德的军官和系统整个忠诚度非常有限的，再由于俄罗斯援助和俄罗斯军队的直接干预，包括普京当时发明、自以为是省钱而好用的雇佣兵制度就是在这时候形成；而这个雇佣兵制度随后就要反噬到俄罗斯帝国本身，只不过在叙利亚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看不出这一点，俄罗斯勉强稳住了阿萨德的局势。⏎但是现有的各军阀的基本盘实际上都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各人控制地盘大小还有区别，军阀割据的局面已经存在了。亲土耳其的军阀、依靠美军的库尔德人、依靠以色列的德鲁兹人（Druze）、依靠伊朗但是跟叙利亚当局结盟的真主党等等各派军阀，尽管地盘都还不大，基本的格局已经构成，成败基本上就是个后勤补给的问题。
而乌克兰战争给俄罗斯构成了致命伤，俄罗斯在海外的力量，包括在叙利亚的雇佣兵，基本上都调回了俄罗斯本土了，俄罗斯没有力量继续资助叙利亚。这种情况就像是1988年以后的阿富汗，最初的贾拉拉巴德战役还能够支持，重武器的优势还是在喀布尔政权一方，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很清楚，等到俄罗斯留下的存货用完以后，末日就必然会来临。那么合理办法就是，在真正的末日来临以前，比如说在1995年来临之前，我在1990年就先下手为强了抢先背叛，抢先背叛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想这一次行动，从军事行动展开的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明显就是内患引起外患。首先就在大马士革发动政变，然后各地的军官纷纷背叛，迎接自己的合作者，而合作者像当年的1945年国民党共产党一样，唯恐我不先下手的话，他会找到别的对象。比如说如果周佛海把南京送给了新四军，蒋介石是受不了的，因此他非得接受不可。同样的道理，毛泽东也无法忍受，如果真要追究满洲国军的罪行的话，那么满洲国军会投靠蒋介石对他更加不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役，真正的战役不是这种打法。像贾拉拉巴德战役那种打法，或者是像叙利亚以前的机场战役（Battle of Aleppo, 2012–2016）那种打法，阿萨德的军队可以凭借重武器的支持据守机场和几个交通要道，果断地放弃大部分的居民区，比如说阿勒颇这些地方，霍姆斯（Homs）的居民区都可以放弃，但是坚守几个要塞和机场，等待俄罗斯援兵的到来；不说一年两年，三五个星期总是可以做到的，绝对没有说是24小时不到就全军撤退或者说是全城陷落。
这种打法就是喀布尔战役的打法，就是内应在起作用，内线根本就不想打。满洲国军其实完全可以把山东老八路一口吃掉、汪精卫的部队也完全有能力把国民党的接收部队一口吃掉；但是他们不，他们想到是从政治上讲他们已经输掉了，对于装备和战斗力还不如自己的敌军他们放水，以便在今后的博弈中间换一个旗号，以新军阀的身份、以杜斯塔姆元帅那样的身份加入下一阶段的军阀博弈当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叙利亚军队不战而退，不战而退背后就是有一部分——这种军阀做法就像是北伐军北上的时侯，陈调元（1886-1943）率领的军队迅速撤出了安徽，因为他并不是孙传芳或者北洋的嫡系，他跟南军还有一定香火之情。刘佐龙（1874-1936）在湖北也是这样的，他不是吴佩孚和萧耀南（1877-1926）的嫡系，他是辛亥年黎元洪提拔起来的人。后来北洋系胜利了，王占元（1861-1934）当了湖北督军，又被吴佩孚支持的萧耀南取代。大部分湖北本土的军官要么叛变了，到鄂西南去组织粤军和川军支持的对抗部队，要么呢就被王占元和萧耀南罢免了，他是硕果仅存的粤军将领。因此他像阎锡山一样，可以讲一讲辛亥年的旧情，虽然跟北洋军阀已经跟了这么多年，但是他相信北伐军到了武汉以后，他作为鄂军本土派将领，跟北伐军正面敌人的北洋军的将领不一样，那些人是北伐军会清算的，而他不是，所以他也就不战而退了。最后的结果果然是这样，刘佐龙的部队和童教元（注：待定）的部队都被北伐军收编了，换一个招牌就变成了国民党部队。
在敌军进兵时故意不抵抗、故意把地盘让出来，这就第一是留一个日后见面的余地，我没有真的打你，第二就是避免在改朝换代的时候，自己的嫡系部队受到损失。只要有枪杆子在手的话，张三不收编我李四也收编我，你不收编我，此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陈诚（1898-1965）不肯收编满洲国军，满洲国军投了林彪，给国民党造成的伤害国民党永远都忘不了。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不愁今后没有军阀来收编我，不战而退就是这个意思。直截了当的内部政变和倒戈那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是双方事先早就说好了的。阿萨德政权的崩溃是政治上算计的结果，我想俄罗斯留给他的资源，虽然已经被阿萨德政权内部人士判断是注定无法支持，但是绝不是在这个月就见底了的，至少可以支持六个月甚至是支持一两年吧。但是内部的各派已经像当年的杜斯塔姆将军一样，绝不肯等到1992年或者1995年弹尽粮绝以后光着屁股去当俘虏，而要趁着现在自己手里面有枪有弹的时候及时叛变，将来还能做军阀。
而所谓的「沙姆解放阵线」（Tahrir al-Sham）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像拉巴尼的八党联盟七党联盟这样的组织一样（Burhanuddin Rabbani, 1996-2001），是几十个小组织组拼凑起来的勉强的联盟。比如说跟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关系密切的是努斯拉阵线（Al-Nusrah Front, ANF），它只是沙姆解放组织的一个加盟成员，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叙利亚如果要按照阿富汗的叫法的话，那它就不叫八党联盟了，叫十八党联盟或者八十党联盟还差不多；他们跟土耳其人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Syrian National Army）并不和睦，而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跟库尔德民主军（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SDF）又是死对头。
阿勒颇的陷落首先是阿萨德政权内部背叛的结果、其次是土耳其系军队和沙姆解放阵线抢地盘的结果。而库尔德人不请自来，不请自来的原因很可能是阿萨德政权中有一些较小的派系，害怕国民军的派系和沙姆解放阵线的派系对他们不利，所以邀请库尔德军阀也进来插一局，尽管他们远在东北方。而库尔德系军阀神秘地进来，像佤邦军开进腊戍一样，一下子就在柏林墙附近占了一个角落，吃定了彭家声的部队没有办法把他们赶走，于是阿勒颇变成了一个「一市三公」的局面。形式上结成联盟的国民军和沙姆解放阵线要求库尔德军阀撤军，准备开放道路礼送出境，但是对方一点也没有撤军的做法，然后大马士革还没有陷落，他们就已经打起来了。
而南方，理论上讲，这里的军队称为「北方军」，北方军一路南下到大马士革，在霍姆斯切断了跟拉塔基亚（Lattakia）沿海俄罗斯基地的联系以后就算是胜局已定。但是他们却没能进城，而南方联盟德拉人（Daraa）却抢先进了大马士革。这个不用说，肯定是大马士革阿萨德政权内部的一些派系，害怕北方人当了权对他们有所不利，因为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也是像成都和重庆一样，向来是猜忌不和的地方，于是先把南方的叛军邀请进来。就像是只要马苏德将军进了城，另外一些派系就会赶紧邀请南方的希克马蒂亚尔进城，免得北方人在喀布尔占了上峰，结果喀布尔也就变成一市三公的局面了。南北双方即使同样是逊尼派、同样反对阿拉维派（Alawites）的军阀政权，他们内部也是非常不和的，大马士革人和阿勒颇也是一贯不和的。
而德鲁兹人传统上讲，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Bedouin）跟以色列人一样，是以色列国防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以色列是人少，而阿拉伯的人太多。所以传统上受阿拉伯歧视和迫害对象的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就是以色列天然的盟友。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费拉因素和游牧民因素。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是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所以约旦国王的军队也主要是他们那里招募的。而大多数——锦绣江山呀，所谓像太湖流域或者是成都平原一样的花园一样的叙利亚锦绣江山，主要是由政治上没有抵抗能力的费拉组成的，他们尽管擅长创造财富，但是政治上总是是受人欺凌的，被公认为是没有战斗力。如果要打仗的话，那我们让土耳其人、切尔克斯人和诸如此类的雇佣兵来打仗，你们费拉就乖乖地负责出钱就行了，这是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诸帝国长期以来执行的秘传心法。所以叙利亚政权最后落到了阿拉维派这个少数派手里面，而不是多数的逊尼派、和其实也算准多数的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二十比例的基督徒手里面，也是自然有其道理的，这跟费拉性是有关系的。而约旦王国的人口60%是巴勒斯坦人，但他依靠少数英国训练的贝都因军官，就能轻而易举地打赢战争、控制约旦局势，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从军事素质上来讲，就像中央情报局在越南发现的那样，苗瑶山地民族的战斗力和军事素质、以及做人的方式都更符合美军的要求。美国人是这么说的，就是他们发现士大夫文化熏陶的越南人，尤其是红河三角洲地区官僚文化熏陶出来的人，是非常虚伪不正派的；他们很重视面子，这一点中国人应该很熟悉，为了不伤害对方面子和感情，他们的做法是无论你说什么，他都说是是是好好好。按照美国人的想法就是，如果你说了是是是好好好，那你就是会同意了，但是不，明明不同意和不接受，他仍然会说是是是好好好，只不过说了是是是好好好，让美国人满意回去以后，他完全不做或者做相反的事情。因为照他们的想法就是，你面子已经给你了，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你自己应该心里知趣。但是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虚伪卑鄙的做法。士大夫文化熏陶出来的都是虚伪卑鄙的，而且不重视武德，像李鸿章那样，不会因为自己荣誉受到威胁就果断地跟戈登将军决斗，不害怕别人说他是胆小鬼，喜欢阴谋诡计不喜欢战斗，当兵的人不受到尊重，因此这样的人训练起来或者当盟友都是很困难的。
但是他们发现山地民族、蛮族，具有跟日耳曼蛮族封建主义产生的西方国家有类似的品质，他们虽然穷困落后，但是他们是直爽诚实的人，跟两个三角洲的农民和士大夫的观念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同意就直截了当地说不，说出来的话是可靠的，你按照他们说出的话理解他们，不会上当受骗。而且他们跟西方日耳曼人一样，是重视军事贵族的，部落武士是最受尊重的人，不会打仗的或者是怯懦的胆小鬼，没有一个士大夫文化来给自己找借口，因此他们很容易能够训练成为优质战士。
连中国也是这样。中国在1979年战争中就发现，人口占优势的费拉地区征来的军人是很容易逃跑的，但是赞米亚高地的少数民族，什么中国人称之为景颇族啊、苗族啊、土家族的战士是英勇无畏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周恩来这些早期共产国际活动中也发现了，赞米亚高地人，像贺龙说的那样，就是土司地区的人，招募来的山地兵，比起平原的人更能打仗。所以共产党系统内部也有客家派和低地派之争，客家派就是招募来的高地人，洪秀全、杨秀清也是利用这一点起家的。
所以人数比较少的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第一他们跟低地人和城里人费拉的仇恨矛盾很深。尼罗河三角洲的埃及费拉最痛恨的不是外国人、不是以色列人或者帝国主义，最痛恨的就是贝都因游牧民，几百年以来，贝都游牧民一直肆无忌惮地抢劫在他们看来像猪一样软弱懦怯又有钱的三角洲农民，而三角洲的农民把这些游牧民族看成是穷困野蛮的强盗。以色列国防军出于军事素质方面的要求，也是宁愿招募德鲁兹人或者是贝都因人的，当然政治上分化的理由是更加重要。
所以，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同时都面临着费拉居民和部落居民之间的严重矛盾，他们是理论上都是伊斯兰教徒，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费拉居民认为自己是文明的正宗的伊斯兰教徒，而游牧民则被费拉认为是保留了很多野蛮的习俗，文明化和伊斯兰化不彻底。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就像对于明清王朝来讲，儒家化儒化和文明化是一回事儿，不文明基本上就等同于孔孟经典学得不够。在河中地区、乌兹别克，情况也就是这样子的，文明就等于是学伊斯兰教的经典文化。虽然有很多知识不直接是伊斯兰教的，但是诗歌词赋、科学文化之类的知识，都是跟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的，伊斯兰教学问不深的人，对这些东西学问也不会太深。这就跟儒家的情况是差不多的，他们也认为哈萨克人跟吉尔吉斯人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徒，只是名义上信奉伊斯兰教的蛮族。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的伊斯兰教费拉，对牧民部落也是这种看法。但是牧民部落尽管人口比较少，但是战斗力和团结性都比他们强，历来就是奥斯曼帝国伊拉克和叙利亚总督、以及后来的伊拉克王国的心腹大患。
因此，包括了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在内的军阀，肯定要受到战斗力比较差的费拉军阀的敌视，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同样，南方联盟就算本质上是一体，也跟北方来的任何一支军阀是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西部沿海，阿拉维派和基督徒聚居的地区，现在还被阿萨德控制在手里面。从军事上讲，阿萨德其实应该像是，他其实是像当年的金国一样，在蒙古南下时面临着选择，要么像宋人一样迁都汴梁苟延残喘，这样能够维持帝国的豪华排场，但是战斗力继续衰退是熬不下去的；要么是东迁满洲，退回自己老根据地去，蒙古人很难征服他们，但是从此就要过穷日子了。退回沿海的基地就像是退回满洲一样，向大马士革撤退就像是退向汴梁一样。大马士革的资源虽多但却是绝地。
现在霍姆斯一旦失守的话，阿萨德的人马就被切成两半了，在沿海的那一半依托俄罗斯军事基地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我想俄罗斯军队会像是美国人在越南和柬埔寨一样、以及苏联在喀布尔一样迅速撤退的。因为他们在目前的局势之下，留下来只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还会把重要的情报留给对方，阿萨德政权已经扶不起来了，他们应该会迅速撤离。留在大马士革的阿萨德的部队肯定会全部倒戈，在伤亡很少的情况下倒戈倒向不同的军阀，这是西部的形势。
东部那就是库尔德民主军、亲伊朗的什叶派武装和八个大大这三大势力之间的斗争。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依靠伊拉克境内的自己的同道支持和伊朗的支持，像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 2020）这种人就是从事这种活动的。八个大大在叙利亚的势力比在伊拉克要大，但是因为害怕美军出来轰炸的缘故，他们避免控制太大的城市，表面上的声势比实际上的力量要小得多；但是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下，他们也很可能，尤其是在美军确定不干涉的情况下，他们也肯定会露出头来捞点好处的。库尔德民主军跟西部的各路军阀和什叶派军阀、和巴格大大都是有仇的，依靠美军的保护控制了幼发拉底河上游的粮食和石油产区，他们的地位是巩固的，但是也是局部的；越出他们原有的根据地，比如说劳师远征到阿勒颇去占地盘，或者是到伊拉克边境去打仗的话，恐怕会过度消耗他们的实力，应该是不能久长的。这是东部军阀的形势。
现在至少有八家军阀，各自都收编了一部分阿萨德和俄罗斯留下来的资源。如果叙利亚彻底完蛋的话，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势力就会被以色列彻底包围、后援中断。真主党的高层在最近的战争中间已经受到很大损失，而过去几年因为他不执行联合国的决定，要求黎巴嫩的各路军阀全部放下武器，把武器交给黎巴嫩的政府军，结果其他各路军阀都乖乖放下武器，唯独真主党在叙利亚和伊朗的撑腰之下拒绝执行联合国的命令。现在靠山既倒、伊朗远在天边、以色列近在眼前，他自己跟黎巴嫩国防军和黎巴嫩其他派系已经结下了深仇，有哈里里的谋杀案（Rafic Hariri, 2005）和杰马耶勒的谋杀案（Pierre Amine Gemayel, 2006）放在眼前，人家是绝不可能放过他的。他必须干涉叙利亚的战争，但他显然没有这个资源。
以色列显然有一个良好的机会关闭真主党，并借此机会把他彻底消灭，消灭真主党以后在黎巴嫩扶制一个像巴希尔·杰马耶勒那样的亲以色列政府，把整个黎巴嫩变成保护以色列北部、尤其是以色列命脉所在的加利利平原的安全屏障。这个成就对内塔尼亚胡尤其重要，本来他在阿克萨洪水行动（Operation Al-Aqsa Flood, 7 October 2023）的战争中失察之罪难免，按说的话应该像果尔达·梅厄一样，战争结束以后立刻下台清算。但是他如果在战争中间立下了不世之功，彻底解决了真主党问题和伊朗问题的话，他也许还有希望。所以就凭这一点，他和他的政治集团一定不希望战争迅速结束，一定是想要立下不世奇功的。真主党肯定会进来干涉局面，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和伊朗也肯定会穿过伊拉克进行干涉，以免伊朗在黎凡特的局势完全崩溃。
因此，现在卷入叙利亚将来内战的军阀已经增加到十几家，而且这十几家每一家都是极其复杂的联盟。也就只有库尔德民主军的班底还比较整齐，以后不大会分裂；德鲁兹人也不大容易分裂，可以在以色列人的支持下，在戈兰高地东南部建立一个小国；除此之外所有的军阀都是极其混杂的联盟，内部很容易分化重组的。因此他们能够组成的政府，铁定的是像1990年以后喀布尔的穆贾迪迪过渡政府（Sibghatullah Mojaddedi, 1992）和拉巴尼临时政府一样。尽管露面的派系，现在是沙姆解放阵线来扮演马苏德将军的角色，想要成立一个不用说是他自己主导，口头上也说要尊重其他派系诸如此类，但其他派系没有任何可能相信他，也掌握有他绝对不可能拿得下来的资源。假如他能够制造出来的话，制造出来的这一个装面子的「叙利亚全国政府」，会像马苏德和拉巴尼制造出来的阿富汗全国政府一样，它会有一些基督教的部长、有些这个部长那个部长，表明我们是一个符合国际社会要求的，我们不是军阀。就像蒋介石说的那样，刘湘是军阀、陈济棠是军阀，但是我蒋介石不是军阀，我建立的是一个全国性政府；而且我还要装逼，装出各种各样的什么多元文化逼、尊重少数民族逼诸如此类的逼，但是那都是做出来的表演出来的，而且他自己的资源不多、表演也表演得不是很像。
铁定的他们不可能控制住他自己的联合政府内部的矛盾，也没有足够的武力来对付那些老子就是不认账，老子占住土耳其边境、或者是占住伊拉克边境、或者是占住约旦边境、或者是沿海地带，就是要靠着外国支持跟你作对；有巴基斯坦军情局（Military Intelligence, Pakistan）支持，希克马蒂亚尔就是不认你，任何可能组成的脆弱的联合政府注定会失败。在经过极短期以后就证明，第一，他没有任何能力统治全国，做为一个负责任的跟外国交涉的政府，甚至没有能力保护外国侨民的安全；第二，他没有能力制服公开作乱反对他的敌对军阀；第三，他没有能力控制内部的派系斗争，无法避免自己内部的派系像敌对军阀一样相互之间火并，或者是在大马士革发动新的政变。不出几个月时间，一年时间都不用，所有这些毛病都会暴露出来。
乌克兰情报局（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 of Ukraine）主要是为了打击俄罗斯才介入的，但是以后他也未必不会像俄罗斯一样，征用非洲兵和叙利亚的雇佣兵来填补他自己的前线，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国际化了。跟阿富汗的不同就是，阿富汗的外国干涉因素还比较单纯，主要是巴基斯坦在干涉，俄罗斯和伊朗的干涉都比较消极，但是叙利亚跟阿富汗相比那更是四战之地，干涉各方的力度会更大一些。俄罗斯人亏了一局，因为他存下来了大概至少够用几个月的资源，这下被各路军阀瓜分了，在乌克兰战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他大概是没有能力再凑出同样的资源了。伊朗拼了血本也一定要维护黎凡特安全、和支持对他有利的派系，所以接下来他必须做进一步的投入，但是伊朗没有钱，这笔钱只有指望中国支持。而中国在遭遇川普贸易战，现在已经是铁板钉钉的第二版的情况之下，更加缺乏美元，资助俄罗斯都已经力不从心了，所有决断权又在习近平手里面。
如果不支持伊朗、不支持俄罗斯的话，那么欧亚军阀混战和西亚军阀混战向河中地区蔓延。我们要想想，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大本营在哪里？在巴达克山（Badakhshan）和河中。乌兹别克的局势就像是叙利亚战争爆发以前的阿萨德政权一样，名义上大部分土地还在政府控制手里面，但是实际上军阀混战的各个派系都已经一一齐备，而且大多数人口是支持伊斯兰主义的各军阀的，只不过面子还没有撕破。同时，造反的各路军阀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政府内部的通敌合作者都还没有准备好，只要局面一戳破的话，乌兹别克就是下一个叙利亚。而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紧连着喀什和阿图什的边境，这个跟阿富汗的局势是不一样的，阿富汗的瓦罕走廊（Wakhan Corridor）是很难走的，而河中跟喀什基本上是一体。
你看，西部的维吾尔人是现代1930年代民族建构的产物，实际上维吾尔人的核心部分，就是西部维吾尔人，是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他们跟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阿富汗北部人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东部和北部的维尔人有很多是伊斯兰化的蒙古人，是黄种人体貌特征比较突出的，两者不大是一回事儿。西部的维吾尔人本来叫做什么呢？小布哈拉人。布哈拉在哪里？在乌兹别克。本来布哈拉是一个民族（Emirate of Bukhara, 1785-1920），有模仿土耳其的布哈拉青年党跟布哈拉埃米尔对抗，即使在苏联占领了布哈拉以后，他们成立的也是布哈拉人民共和国，也是承认布哈拉民族的存在的。然后斯大林感到布哈拉民族对他的威胁太大，花剌子模民族、大突厥主义这些以旧的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民族，实力比较强对他威胁比较大，最好是拆散了，换成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这样的小民族。这些新的小民族只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封建地主、封建贵族、军事贵族、伊斯兰教长和资产阶级商人这些强势社会集团的支持，对苏联的威胁比较小。所以他就把布哈拉民族、花剌子模民族、突厥斯坦民族全都拆了，变成现在的中亚这几个国家。
与此同时，维吾尔民族也就诞生了。维吾尔民族能够诞生，是斯大林当局和杨增新（1912-1928）、盛世才（1933-1944）政府合谋的结果。理由也是，当时在今天维吾尔地区占有相当势力、甚至可以说是主流，因为最高级的知识分子，钱最多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教长，影响力最大实力最足的几个军阀，也就是后来中国所谓的「三位先生」（注：麦斯武德、艾沙、伊敏）他们的党羽，基本上是突厥主义者而不是维吾尔主义者。当然，突厥主义对于中国和苏联来讲都是极大的威胁，对于杨增新、盛世才这样的脆弱的军阀威胁很大，对于斯大林的苏联东亚大局威胁很大；如果换成小的维吾尔、哈萨克这种当局，把局面碎片化的话，他们的威胁会小一些。所以，苏联和杨增新最终都选择了支持维吾尔民族的建构，而不是支持突厥民族的建构。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大布哈拉、布哈拉民族，和小布哈拉，也就是喀什、和田才被分割开来。要不然如果你换一种方式来建构的话，我们要注意，历史上不是也有大波兰和小波兰吗（Greater Poland, Lesser Poland），大波兰和小波兰都建构成为同一个波兰民族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大布哈拉和小布哈拉完全可以建构成一个统一的布哈拉民族，或者是建构成一个统一的突厥民族，他们也就是东突厥和西突厥的差异而已。由于苏联和杨增新等人的干预，这个前途没有实现。但是在民间层面，任何人看过烤包子和馕什么的做法的人都知道，乌兹别克人的风俗跟西部维吾尔人风俗是最接近的，相互之间通婚联络经商，生活习惯没有任何冲突。阿图什人尤其是跟乌兹别克人又非常相似，而阿图什人就是维吾尔人当中最擅于经商的人。比如说基本上是由蒙古人伊斯兰化构成的吐鲁番人就不那么善于经商，而是比较善于像是满洲蒙古贵族一样搞封建民主制度。
[00:47:08]阿图什这一带边界、特克斯河（Tekes River）以南这一段边界，是中国最难控制的边界，边界两侧的乌兹别克人和维吾尔都是沾亲带故的。只要河中垮台，中国所谓的西南四地州（注：南疆喀什一带）一定无法坚守，战争很快就会进入中国边界之内。中国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吗？中国多年来一直在收买塔利班，希望塔利班对付像阿卜杜勒·哈克（Abdul Haq al-Turkistani, 1971-）将军领导的突厥斯坦伊斯坦党在巴达克山的部队；而且还造出很多谣言说美国反对他们，甚至说美国人炸死了阿卜杜勒·哈克，但是事后证明全都是谣言，但是塔利班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对付他们的维吾尔人盟友。中国尽管派了华为去、派了很多企业去给了很多钱，没有收到丝毫效果。他们的人马现在还在这里，而且还在继续壮大，而且还派人去支持他们在乌兹别克和叙利亚的同胞，乌兹别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的突厥斯坦伊斯坦党是同一拨人啊。
战争的关键就在乌兹别克，只要乌兹别克像叙利亚一样倒台的话，战争就要进入中国本土。而从地势上和人脉角的度来讲，从乌兹别克进入喀什和阿图什是最容易的，比阿富汗要容易得多。一旦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在叙利亚变成正规的执政党获得资源，自然愿意趋炎附势给它打钱投资，带枪投靠的人就会很多，那么这些资源就会相应地进入比阿富汗和喀什都要更重要的布哈拉、塔什干，进入乌兹别克境内，河中地区的矛盾就会极度尖锐。
中国应该支持伊朗吗？应该扶植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的苏联老干部留下的政府吗？随便哪一项都是需要大量花钱的，像乌克兰战争一样大量花钱。而中国在贸易战的情况下能不能花得起这个钱？习近平有多大的决断能力？他手下的白区党能不能有准确的情报分析能力？我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倾向于认为，习近平没有充分的认知，习近平的能力主要是在中国内部的官场上面，对中国以外的所有地方，无论是西方世界，在这方面白区党的情报收集比较完善的，西方世界以外的第三世界、伊斯兰世界和其它地方，白区党的情报收集能力还要很差。我倾向于认为就是，他们了解情况、收集情报和分析情报的能力还不如我，他们会犯更多的错误。而且他们的资源也支持不住。习近平很可能不能及时地支援伊朗和维护中亚各国的稳定性，在俄罗斯撤出的情况之下，战争会蔓延到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而习近平不能做出及时反应。
伊朗现在急于增产它自己的原油，用各种走私手段，比如说通过马来西亚沿海地区的走私船和香港，把原油卖给中国，但是在中国经济趋于萎缩的情况之下，中国对伊朗原油的需求也正在下降。伊朗自己的原油设备仍然要依赖美国和伊朗国王留下的设备，以及通过贝鲁特、迪拜这些走私渠道，零零星星进口西方装备，这些都是民工美元的巨大消耗。要走私进口是要提高成本的，而伊朗增产得到的效益还弥补不了提高成本所造成的损失，而中国跟伊朗现有的经济交易，是无法支持伊朗在叙利亚全线溃退情况之下，维持黎巴嫩、也门和呼罗珊（Khorasan）各地的战事的。
而川普政权跟拜登政权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川普政权对以色列要偏袒得多，这个差别是克林顿政府推行中东和平进程（The Clinton Parameters, 2000）以后才开始的。民主党政权和以色列工党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绥靖主义态度，或者说是一碗水端平、平衡外交的态度，比起共和党和以色列右派来说的话要大得多。也就是川普单方面地决定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了耶路撒冷（2017），如果是民主党的话还不会做这件事情。民主党拜登重新上台以后，又把美国驻耶路撒冷的新大使馆，改成了美国驻以色列和西岸的联合大使馆，这就是说他又采取了妥协政策，川普向以色列方向偏一步、他往后收回半步。他不把使馆重新搬回特拉维夫，也就是说没有像是对付世界卫生组织和气候变化那样，干脆取消川普的政策、回到原来的政策，而是尊重了川普把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的政策。但是这个使馆不是完全给色列的使馆，也是给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使馆，也就是说他还是愿意支持「两国论」的，而川普愿不愿意支持两国论就很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