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阿姨早安，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了。阿姨您好，我是剿匪学院。前一阵子我翻看了一本书，书名叫《香江五十年忆往》，作者叫做金尧如（1923-2004），里面描写的作者也算是一个匪谍界的传奇。书中内容是匪区在沦陷前后，当时香港新华社分社的负责人，也就是本书的作者金尧如，作为亲共报刊《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的总编辑，专门负责中共在香港舆论和统战工作。他觉得武侠小说迎合当时小市民的趣味，于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扶持起了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五十年代他执行统战政策一个非常大的功绩，是他说服了桂系李宗仁回国立下大功。但是香港六七暴动时（1967 Hong Kong riots），他与领导暴动的极左路线意见不合，所以在贵匪「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贵匪就以开会为名把他召回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之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又派他回到深港两地继续招商引资做统战工作。六四事件时，金尧如因为支持学生抗争而被贵匪秋后算账，之后他移民美国，发表了退党声明，也坚决反对中共镇压六四的决策。

这里想请教您的是，这些白区党大佬人生中多次被贵匪清算斗争，这些斗争的真实原因，是他们真的是反对极左路线还有武力镇压学生，还是他们只是刚好倒霉踏到当权者的敌对路线上，然后因为失败就被包装成所谓的爱国民主派呢？然后想另外跟您一提的是，之前在跟习近平政治斗争中失利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他也因为跟台湾一个深蓝的政治家族（注：许文政）进行联姻到了台湾来。想请教您，您认为这些本质上是那些高层红色家族、或者它是匪谍色彩很浓厚的人，即使他们在贵匪的政治斗争中失利或者被迫害，但是我想他们的家族利益依然是高度跟匪区相关的这种人，他们对于自由世界来讲是不是仍然是一种安全隐患呢？

刘仲敬：其实白区党在组织上不是什么独立的机构，所以它是谈不上有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倒是真是有的，有利于白区党的路线和不利于白区党的路线，在党内是交替占上风的，但是这个斗争发生在红区党内部，而不是在白区党。就好像是满洲兵南下的时候，有人主张一边一国、有人主张干脆就征服明国，这是满洲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对于像洪承畴（1593-1665）这样的依附满洲的士大夫来说的话，这个路线斗争是直接决定他的命运的。但是呢，这并不能说洪承畴自己建立了一个路线斗争的中央，跟满洲人的朝廷进行路线斗争，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是满洲朝廷内部的两派斗争，会影响洪承畴这样的外围依附者的命运。白区党也就是这个样子，是红区党内部的路线斗争会影响白区党的命运，但是白区党自身不够资格作为一个派别而出现，它也没有人事上的独立性。

统战工作在某一方面是很像儒家的「五服」理论的，就是它是针对不同层面有不同层面的规则，这一点是从比如说列宁建立远东共和国（1920-1922）的时候就开始了。远东共和国的形势就是，在白军和日本的压力之下，无法建立赤裸裸的红色政权，所以要建立一个半红半白的政权，领袖人物要由白色的资产阶级担任，但是重要的岗位比如说国防部长内务部长，要由公开和秘密的布尔什维克担任。这样一个联合政府起缓冲作用，可以促使日本军队、捷克军团和协约国军队撤出西伯利亚。因为远东共和国来跟这些资产阶级国家交涉，比起不被国际承认的流窜恐怖组织布尔什维克要方便得多。然后等到各国的军队撤退以后，再摇身一变取消远东共和国，实行跟红区一样的政策。这一套是列宁根据实际政治需要发明出来的。

列宁在历史上是比马克思要重要得多的人物。因为马克思除了主持流亡团体的一部分以外，从来没有真正的政治经验。共产主义国家的原型是列宁党、以及列宁党在建立苏联帝国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一系列政治经验。比如说在中亚和乌拉尔要跟当地的酋长们合作、要利用那些反英反帝国主义的势力，即使这些势力本质上是反动的，比起欧洲社会民主党还更加反动。而在欧洲跟社会民主党争夺的过程中落了下风，使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变成了反动势力，而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三世界的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而变成了进步势力。

这一点从理论上讲，在列宁还没有当权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注：1913年5月），就已经提到这一点了。在这时他非常敏锐地觉察到，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正在体制化和反动化，也就是跟资产阶级合流，他们正在，即使在国内跟资产阶级政党还有分歧，至少在国外，欧洲帝国主义和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个路线斗争方面，社会民主党已经完全站在了欧洲帝国主义一方面，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利益上；他们自己为帝国主义提供士兵、他们自己的基金也参加帝国主义的海外开发，自身已经变成了欧洲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了。反过来，像孙中山——列宁也是极少数在孙中山还没有当权时，就注意到他的欧洲人和俄国人之一。像孙中山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分子，尽管按出生按理论上都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来自比马克思主义规定的工人阶级更反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贵族；但是他们因为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站在进步这一边、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欧洲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站到了帝国主义一边，所以进步的亚洲，像孙中山这样的人，比落后的欧洲，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人要好。

当然这一点的背景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很有钱的，有几百万工会会员，凭工会会费就可以喝一壶，好好地过好日子了，它不用像列宁那样去抢银行为生。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大瞧得起列宁，一方面是那种抢银行的做法离经叛道，考茨基甚至组织法庭想要审判列宁。另一方面也就是，人人都有势力心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本国无法立足，无论是布尔什维克派还是其他派，流亡到德国和瑞士来，基本上就是来要饭的，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施舍过日子。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谈论你的独立之思想和自由之精神，完全是扯淡的事情。

有一次列宁在因为某一个理论问题跟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争论，普列汉诺夫就训斥他说，我们俄国人在欧洲只不过是要饭的穷亲戚，你怎么能够跟他们争执呢？对了，这个口气就像是我训斥费拉右派的口气一个样子，你TMD竟敢去得罪白左，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吗？列宁气得当场啪的一下摔门而去，把普列汉诺夫一个人留在家里面，把门摔上自己就跑了，但是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说的那样，娜拉离开家庭是很好的，但是离开家庭以后她怎么样才能养活自己呢？想来要么是堕落了，要么就是重新回来吧。这个问题不解决，打破家庭结构是根本没有希望的。列宁同样也是这个样子的，他等于是靠德国和瑞士的社会民主党包养的一个客卿，他哪里有资格去反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方针政策？

当然他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小钱，比如说通过文学家高尔基的关系，认识一些在俄国长期受沙皇迫害，因此虽然有了钱，对沙皇仍然是怀有积怨的，比如说彼得大帝的教会迫害的老派教徒以及犹太人富豪这些人，像从这些豪身上捞到一笔钱。有些富豪在遗嘱中还提到，把他们的遗产分一部分给高尔基和布尔什维克。所以后来高尔基在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有特殊地位，因为他们是在布尔什维克，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这些人穷困潦倒的时候给他们施舍钱、给他们捞钱的一个重大的金主，这时候的两万卢布，比后来的五百万卢布要珍贵得多。所以到最后，尽管后来高尔基和《新生活报》在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以后，高尔基的立场基本上就是支持，他虽然也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呢他希望能够所有的社会主义党派，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之类的，都跟布尔什维克同时存在，而不能搞一党专政；所以他的《新生活报》最终被列宁取缔了，但是列宁始终没有杀高尔基的意思，只是把他驱逐到国外，关键就在于高尔基对他是有旧恩的。

当然，这些零零星星的做法只能够保证布尔什维克的流亡者不饿死，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成功。而政治上的成功，无论你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我们要注意世界上没有魔法意识形态这种东西。在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潮，有很多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人士都以为共产党人是有魔法的，他们有神奇的煽动力量，北伐以后北洋军阀系统的很多人都是这么以为的。但是现在我们看来，至少我现在是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整个内幕，一点神秘的地方都没有，共产主义没有魔法，只有卢布和武器。没有列宁开始的卢布和斯大林搞起来的军工建设，共产党的魔法是不存在的。

菲律宾和印度的共产党哪有什么魔法？他们跟越南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区别在哪里？就是菲律宾在海上、而且政策上不被莫斯科中央重视，它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共产党，那就跟毛泽东自己秋收起义（注：1927年9月）搞起的游击队一样，基本上是乌合之众；也跟托洛茨基重用沙皇旧军官重建红军以前搞起来的赤卫队一样，乌合之众，被几百个捷克军团打得满地倒牙。事实是非正规军不可能打赢正规军，乌合之众的变民不可能经得住正规军的镇压。菲律宾共产党当然是一败涂地的，但是不是说他们的领导人当真就比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差，就是因为从政策上讲，他们得不到苏联武器和卢布的支持，就这么简单。而毛泽东，他最后变成一个冷酷的清醒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非常明白，没有苏联的支持，他跟菲律宾共产党是没有区别的。他在百越山地里面搞起来的游击队、还有贺龙搞出来那些、彭德怀搞出来那些东西，保证像菲律宾和印度共产党一样是经不起镇压的。能经得起镇压，像神话一样搞不死，那就是有卢布和武器的支持，靠的不是别的，五个字的答案：胡志明小道，没有胡志明小道你TMD什么也不是。

现在同样的恐惧、毫无依据的恐惧，又出现在伊斯兰恐惧症身上，好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有什么神秘的地方，一点也不是，他们和世界上所有的力量一样，靠的就是武器，武器和金钱支持不住的地方它就不行，武器和金钱支持得住的地方它就行。伊斯兰主义者现在还没有得到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关键在什么呢？他们没有得到一个像俄罗斯帝国这样一个大国作为基地。我们要注意，没有德国的纳粹分子就是一帮笑话而已，没有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也是一帮笑话。八个大大很不幸没有得到一个大国、也没有斯大林建立起来那个军工体系作为依据，所以它的魔法看上去也没有巴黎恐袭事件（November 2015 Paris attacks）刚刚发生时期那么灵验，就是列强的情报系统刷新以后，是很容易堵住他们的。堵不住的地方那就是第三世界，就像布尔什维克向东方流窜一样，波兰人和法国人都认为干我屁事。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是这个样子的，无论它在意识形态上是什么牌号，一旦涉及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了就是靠钱和枪，没有钱和枪谁也不行，有了钱和枪谁都行。但是有了钱和枪不是必然的，它产生和发展的演化环境会塑造它以后的组织形态，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布尔什维克在它的困难时期搞不起来，关键还是缺乏钱和枪，而不是因为理论上意识形态如何如何。他所依附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我们可以说是自发秩序的产物，因为它有德国工业化以后几百万德国工人自己掏腰包来支持，而德国工人建起来的工会，又是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以前德国中世纪自由城市行会组织的延续。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把原来分散的、在各个帝国城市的各个行会加以现代化的组织，由分散的封建的联邦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党中央能够控制各地组织的、包括工会官僚在内的整个跟德国国家平行的一个官僚组织，这个组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关键所在，钱和人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

当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纠察队国旗队（Reichsbanner Schwarz-Rot-Gold, Black-Red-Gold Banner of the Reich）之类的准军事组织，是不能跟普鲁士贵族主持的国防军相比的，它也就是普通民团的水平。但是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来说的话，那它就是大恩人和大金主。但是正因为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走的议会道路，就是列宁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列宁没有能力扳倒的，钱和人都在对方一边。布尔什维克手下只有几百个流亡者，那是屁用也没有的，你嘴上说得再巧，说这是投降资产阶级、注定要把社会主义运动变成资产阶级民主范围的一种改良主义、把社会民主党变成一个准资产阶级政党为结局；这话他说错了吗？显然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最后的发展前途也就是这个样子，最后今天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连残余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纲领都完全放弃了。

所以他最终不择手段，接受了德国军方的五千万金马克。而德国军方绝不是支持社会主义，而是德国军方的情报组织一直在侦查，像南非的情报组织侦查曼德拉一样，侦查潜在的颠覆组织。如果只是和平运动的普通民运的话，他们一般是不干涉的，但是如果跟暴力或者海外势力搭界的话，他们就要直接出手了。

我们要注意，从历史上来看，就是各国情报组织的判断力，远远超过知识分子和民间人士，他们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比如说神话人物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 1918-2013）就是这个样子的，他自己是科萨人（Xhosa people）酋长国的王室跟平民联姻的后代，这个关系就是鲁国的三桓，不是王室嫡系，但是也是王室的亲戚，可以世袭担任王室顾问。然后他去接受一点英国人的教育，就开始瞧不起他的土鳖王国了，想留在英国人的控制区当一个现代的中产阶级。但是他又注意到，黑人在英国殖民地处在比白人低劣得多的地位，然后又模仿，我们要注意，「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这个名字是甘地的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模仿来的，最初在南非要求跟英国人平等的是印度侨民，而不是黑人酋长国的人民。曼德拉和他的同伴们就模仿印度国大党建立了一个南非国大党。这时南非当局并没有把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这种，这种组织是民运性质的，对他们并没有威胁。

而曼德拉因为他自己是酋长贵族出身，所以他也相当积极地清党，把党内的亲共分子清理出去。但是到了50年代，种族隔离开始正式形成的时候，曼德拉和他的同谋就开始想要搞武装斗争，但是这时他们发现，唯一能打的人就是南非共产党的白人武装。理论上「非洲之矛」（uMkhonto weSizwe, Spear of the Nation, 1961–1993）是南非国大党的组织，但是里面真的有战斗力的就是苏联顾问和南非共产党的白人，黑人根本不能打。而曼德拉和他的同伴，就是现在这位总统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自己都是酋长的子弟，在南非白人统治区像是台湾的本土派地方势力一样，跟白人政权有多方面的经济上合作；虽然在政治上是不平等的，但是在发财致富这方面有共同利益，所以这方面的联系使得苏联难以完全信任非国大。在这个时候，南非情报组织已经发现，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家开始跟南非共产党保持暧昧关系，可能作为南非共产党的白手套，把非国大的军事组织「非洲之矛」变成共产党的一个暴动组织，这时候他们就果断出手逮捕了曼德拉，把他关了十几年（1964-1988）。

后来苏联结束以后，西方主流舆论把曼德拉塑造成为和平主义的圣人，这完全不是事实。南非情报组织抓他和不抓他都是有讲究的，不抓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反共的民运领袖，抓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孙中山式的联俄容共、准备利用俄国和共产党的力量搞颠覆势力的颠覆分子。后来1990年以后，曼德拉极力否认他曾经跟共产党合作过，他坚持说他一直是个伟大的和平主义者，但是相关的情报非常清楚，就是说他确实曾经有一度机会主义地，他不是像舆论塑造戈尔巴乔夫那样塑造出来的理想主义圣人，而是一个富于权谋的现实主义者，他自己的阶级利益不可能支持共产主义，但是在50年代政治前途基本绝望完全被挤压、在西方国家得不到支持、只有共产党才能给他提供支持的时候，他也像孙中山在被陈炯明赶出去陷入绝望的时期以后（注：六一六事变，1922），是准备跟共产党合作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会被捕。

然后事后南非当局又发现，在苏联结束以后，像曼德拉这样一个人物可以作为适当的符号，把黑人的反政府势力统战过来。而这时候苏联解体以后，共产党已经不能变成主要威胁了。而非国大的武装力量也发现，他们的主要敌人其实是传统的部落贵族，比如说祖鲁军事贵族布特莱齐（Mangosuthu Buthelezi）那些人，而南非国防军反倒算是中立力量，而且他们无论哪一方力量也不能打败南非国防军，因此也就顺水推舟。双方达成合议的好处就是，可以接受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时代国际资本主义的支持，使双方都能够发财致富。所以最后南非的政权会落到拉马福萨这种人手里面，这都是有前因后果的。

当然曼德拉这样也就可以像戈巴乔夫那样，把他自己过去跟共产党合作的那一段历史掩蔽掉，让全世界只通过舆论了解的人以为他是一个像马丁路德金一样，自古以来就主张和平运动的人。其实他是机会主义者，最初是和平运动因为那符合他的阶级利益，后来50年代到70年跟共产党合作主张武装斗争，是因为他在国内政治发展的路已经完全被堵住了，又被西方国家抛弃。然后苏联解体以后，共产党的威胁不复存在，西方国家又准备把他捡起来的时候，他又一脚把共产党踢出去，假装他从来没有跟共产党合作过，这就是他一生的基本经历。如果他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话，他是不能完成他的历史任务的。

列宁也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跟德国军部合作，并不代表他愿意做德国的间谍，只是没有钱没有枪他办不成任何事情，为了能办成事情，任何人的钱和枪他都能接受，接受了以后政权到手了以后再谈其它问题。然后他在重建俄罗斯帝国的过程当中，就发明了很多离经叛道的手段，那是因为他本来就只是半个欧洲人，不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有巩固的地位，所以他可以运用亚洲式的手段。而且他夺权的手段本身就已经离经叛道，违反了社会民主党的正统，以后再采取更加离经叛道的手段也就无所谓了，都已经开了头了。

共产主义如果有什么真正的力量，那么这些都是从列宁尊重现实、尊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治需要、而不顾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任何教条。当然这样做的结果，长期后果也必然会是像是考茨基和卢森堡所预见的那样，最后布尔什维克会发展成为跟社会主义毫无关系的、一个完全为自己利益服务的组织。苏联式的列宁党真正有力的组织什么呢？就是克格勃，地下活动、金钱和武器的流动，就是靠这些。除了社会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以外，其它所有的武装力量也就是这样。比如说一般人不大注意的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 1976-2009），它的突然兴盛和突然崩溃，说白了根本原因就是武器供应线路的兴盛和断绝。它跟共产主义、伊斯兰主义和比较国际主义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所有组织在真正进行政治斗争的时候，起作用的都是这一套东西。

香港的白区党，那当然因为香港和上海是英国统治的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所以它也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登陆的时候最先利用的地方。内地比如说毛泽东的湖南，那肯定是接触得要晚得多。湖南没有什么真正共产主义者，所以像彭德怀和贺龙这样的土司军阀都被包装成为共产主义者，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哪怕是像项英这样的工人就都根本找不出来。但是同样的工人和工会，在香港和上海还多多少少有一点依据。所以香港和上海在共产国际初期的地位，是比湖南江西这些地方要重要得多，更比陕北、延安、华北要重要得多。

但是正因为香港是英国统治的地方，英国统治的基础还是强大的，共产主义在这里能够立足比其它地方容易，能够发展就比其它地方更难了，所以它始终只是白区党的一个桥头堡，并不是能够拿下变成红区的地方。按照列宁和远东共和国，乌拉尔、高加索、中亚共和国形成的逻辑来讲的话，就是政治现实是第一位的，一切都要根据现实条件办。有条件建立完全的红区统治的地方就要建立红区统治，没有条件的就要保持白区工作的原则。像金庸、梁羽生这种人在红区应该是被镇压的，但是在白区他们就可以保存、可以利用。利用他们的用处是什么呢？给红色报刊增加销路。没有多少读者，别的不说《苹果日报》不也是吗，《苹果日报》能够发行，主要就是靠它能够迎合香港小市民的趣味，它在政治上的立场其实是次要的。小市民是愿意看武侠小说的，对于报纸的政治上的社论反倒是不那么在意。

红色报刊，比如说解放区的报刊、新华书店之类的，由胡愈之（1896-1986）这样的老共产党员组织，他就不会去登载武侠小说了，所有一切文学都要以革命为准。反革命的文学当然不能容许，但是即使消闲的什么鸳鸯蝴蝶派啊、武侠小说之类的东西，也是要分阶段地消灭的。对于被统战包养起来的旧作家，写武侠小说的作家、写侦探小说的作家、写各种色情小说诸如此类的通俗小说的作家，我们要利用他们的才干和文化为新政权服务，但是不能允许他们按照自己原来的资产阶级方式，想要怎么创作就怎么创作。所以张爱玲开了两次会以后她拔腿就跑了，因为她自己也被放在这个位置上，她留下来她不一定会像是老舍那样被整死的，但她必定会像程小青（1893-1976）。

现在没有几个人知道程小青了，程小青写过一部模仿，应该是很多部吧，模仿福尔摩斯小说的《霍桑探案集》，也翻译过很多西方小说，包括《大侦探波罗》的小说、查特里斯的「圣徒奇案」（Leslie Charteris, The Saint）、《圣徒遇见老虎》之类的。我记得好像是007的主要演员之一罗杰·摩尔，曾经扮演过《圣徒》侦探电影系列（注：The Saint, 1962，侠探西蒙）。1949年以后他就像过去的旧作家一样完全停止了创作，因为旧式的侦探小说是资产阶级文学，他很知趣地主动停止了。但是他因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遍地都是文盲的新中国还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所以他好像就变成一个，什么文史博物馆还是文史办公室之类的文史工作者，党国包养一个文史工作者，负责整理文献啦、干那些诸如此类的工作去了。这种做法就像是钱钟书后来去给毛泽东当翻译的工作一样，这是物尽其用，不能让你搞资产阶级学术，但是你的英语能力好，对我们还是有用处的。最后钱钟书也没有挨整、程小青也没有挨整。张爱玲如果不跑的话她不一定会挨整的，但她肯定是必须放弃她原有的独立创作，在党的机构中去做一个领固定薪水的拿固定工资、随时都要受党委书记监督的文史工作者，这就是党的红区政策。

白区政策就不一样了，白区条件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必须适应白区的环境。所以白区人民仍然可以愉快地看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爱情电影、色情电影诸如此类的。我们党为了让自己的红色报刊得以生存和发展，也要刊登这样的东西，适合白区工作的需要、符合白区小市民的需要。虽然我们真正的重点是搞政治宣传，但是政治宣传要依靠这些报纸的销路发行，而白区的报纸也不能像胡愈之的新华书店一样享有政治特权。

胡愈之的新华书店主要重点发行政治小册子，《打倒一贯道》、《毛主席万岁》。他发行的最主要著作之一就是毛主席画像，给所有的农民家庭一人一块毛主席画像，你不买不行。对于贫下中农来说，贫下中农大多数字都不识，对于革命书籍没有购买的兴趣，也不愿意花这个钱，但是你不买是不行的。比如说四川贫下中农要想出门去买个鸡蛋或者是卖个鸡蛋什么的，一到路口就会有人拦着他，你买的毛主席画像了呢，你买的抗美援朝小册子呢，如果你拿不出毛主席画像和抗美援朝小册子，那就像是拿不出路条通行证一样，你就被关在家里没法出门了。

所以贫下中农把胡愈之的代办向他们推销的那些革命书籍叫做什么呢？书捐，在他们看来买书就是他们给党国额外交了一次税，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字都不识，拿这些书来干什么？拿回家里面垫桌子，好像也只能这么样了。但是你要敢不买，不买因为你是群众，群众本来就思想落后，你只是出不了门；如果你是乡党委书记，胡愈之的推销员来到你这里来，你不买，他就会写一份报告向县委书记报告说，本乡的党委书记被地主资产阶级势力腐蚀，对革命不积极，然后你咔嚓一下乌纱帽就要落地。所以无论本乡有多么穷，毛主席画像和革命书籍也是一定要买的，你不敢不买。

最后这种事情不仅激起了民怨，而且激起了基层干部的怨恨，说，我们支援抗美援朝，征粮征款才是正经，还要花额外的钱来买书，严重地影响我们征粮工作的进程。报告打到中央，然后毛主席出来用他一贯的做法，打一打胡愈之的屁股说，胡愈之同志犯了一个极左路线的错误，要纠正哟。于是胡愈之派到各地的那些跟钦差大臣一样的书籍推销员，就有很多丢掉饭碗，但是胡愈之本人还是被留用了。

当然《文汇报》在香港是不可能，香港还有英国警察在呢，他们的书籍推销员是不可能像胡愈之的书籍推销员那样，跑到学校或者是社区去，指着他们说，你有胆子不买我们的革命书籍，我要报告你们的上级让你倒霉。他只能用资产阶级推销员的方式推销产品，这就是白区跟红区的不同，所以他们就必须有一些糖衣包苦药的诱饵，武侠小说之类的。梁羽生（1924-2009）是最初，他本身就是逃亡地主的子弟，他家里面都被枪毙了，这样的人在红区的话，就算是自己不被顺便处理掉枪毙的话，也肯定会安排一个没有政治重要性的职位去监督利用，发挥他在文化方面的特长，对党工作拿固定薪水，不可能游离在社会上当独立作家的。

但是白区党没有红区党那么大的权力，党给他们的经费也是有限的，在经费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还必须向香港的费拉右派和香港的费拉左派。费拉右派就是民主建国会（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and Progress of Hong Kong, DAB）的工商界人士，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违反西方国家的禁令，以出售废旧金属为名，把紧俏的军火和药品通过香港口岸输入到解放区去。他们跟华润这些企业合作，把解放区斗地主拿下的宝贵物品运到香港来卖，从而支持解放区的经济，也把西方禁运的那些紧俏物品，药品之类的东西，就像潘汉年（1906-1977）在二战时期通过上海向新四军不断输入物资那样。这些东西，连同朝鲜的后勤支援、大连和齐齐哈尔的兵工厂，才是解放军的命脉，其他都不重要。

白区党理论上的工作是用革命思想教育白区人民，然后发动已经觉悟的积极分子共同搞革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白区的大多数人民看来是无法接受教化的，所以白区党的主要工作渐渐地变成了匪谍走私工作，替红区党收集情报、安插匪碟偷运紧俏物资。我们要注意，共产主义者对他们自己最终能够争取群众发动暴动，其实是很有自恋的，因此往往会因此做出军事上不利的决定。像越共的1968年和1972年的新春攻势和复活节攻势，之所以损失惨重，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越南党的领导人始终不愿意放弃，像顺化和西贡这样大城市的居民，能够在地下党的领导之下发动巴黎公社式的暴动。这件事情毛泽东和张春桥在文革时期都还没有放弃，因为他们毕竟是共产主义者呀。

从列宁、毛泽东、胡志明这些人的角度来讲，不得不到缺乏工人阶级的落后国家来发展、用军阀战争的方式推进革命，那是不得已的，只要情况能够做到的话，最好还是像巴黎公社那样搞工人革命。但是这样一来，就把他们的干部和士兵暴露在美军的空对地的火力之下，因此损失惨重。其实，正确的军事手段应该是，在远离美军空军基地的地方吸引南越军的主力，在没有美军空军保护地方打歼灭战，到大城市附近来打仗的话，实际上是把自己的部队送进来让敌人打歼灭战了。但这样的事情他们还是做出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扭曲了军事决策的结果。

但是无论如何，最终现实的力量是超过一切的，演化永远要跟着现实走。到最后真的1975年发动进攻的时候、胡志明战役的时候，越共已经完全放弃了在中心城市发动起义的企图，他们已经默认大多数城市居民并不爱越共和他们的计划，共产党来的时候，他们只会仓皇地带着金银细软跳上船赶紧逃跑，不要说是配合发动起义了，连欢迎解放军都是不可能的，解放只能以军事方式来进行。但是，他们直到最终的灭亡，也始终没有正式和彻底地完全放弃，像西方工党和社会民主党那样，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工人暴动的传统理想。

当然，这个传统理想就变成一个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比如说像是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以后的十军军东征一样，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讲，是一个政治上不可行、军事上不可行，但是谁都不敢说我反对十字军。反对十字军你TMD是跟穆斯林站在一起，还是信仰不虔诚呀，这个名声太坏了，普通的基督教民都觉得你要反对十字军的话，你一定不是好人。「十字军」（crusade）这个词直到现在，在西方文学艺术当中，仍然有超越功利和利益的正义事业的含义在内。

所以小布什总统想要发动反恐战争的时候，就一度提出十字军，然后他的顾问说这样不行，因为你要在穆斯林世界打仗，需要争取温和派穆斯林，你说十字军就把温和派穆斯林都得罪了。但是在小布什的文化背景当中，十字军当然就是跟普通的争夺利益的战争不同。比如说英法百年战争就是两个基督教国王争夺利益的战争，但是狮心王理查德跟菲利普国王一起去耶路撒冷，那就是他们共同放下自己的利益，为基督教世界的至高利益和人类的正义而服务。

像现在的歌剧《悲惨世界》当中，最后的歌曲「人民的声音」那个歌曲就是，其中有一句唱词就是说是，要不要加入我们的十字军（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中文翻译就把它翻译成为「要不要加入我们的行列」。其实加入我们的十字军，意思就是加入我们的正义事业，如果仅仅是翻译成加入我们的行列，这个意义就完全丧失了。但是中国跟伊斯兰世界一样，也是非基督教的世界，他们的文化背景中没有十字军等于正义这个观念在这里。

因此就产生了比如说，在保加利亚的那次失败的战役以后（Crusade of Varna, 1443-1444），实际上组织十字军已经根本不可能了，但是大家嘴上还不能这么说。共产主义运动到了后期，组织巴黎公社那样的经典暴动也变得不可能了，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政治上可以利用的事情。英法两国在英法百年战争，约翰二世和黑太子那个时代，大家都打得精疲力竭，实在是钱也不够兵也不够；这时罗马教廷和匈牙利国王，还跑来催促基督教世界最强的两个国王，捐弃英法百姓战争的地方性冲突，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共同利益，像以前的狮心王理查德和菲利普国王一样，共同参加十军东征。不要忘记你们都是，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都是圣路易的子孙呀，瓦卢瓦王朝是卡佩家族绝嗣以后菲利普五世的表兄弟，他们也是来自于美男子菲利普的弟弟呀，而英国国王则是美男子菲利普的女儿伊莎贝拉公主的后代呀。你们都是圣路易的后代，不要忘记圣路易为了十字军牺牲一切，最后病死在突尼斯。

这个政治上的大帽子太严重了。英法两国的国王谁也不敢说，老子就是不想去死，参加十字军。但是实际上，我如果把额外的钱拿去参加了十字军的话，那必然是有利于我的对手。所以在政治上讲，一方面我们必须做到我们绝不出兵巴勒斯坦，另一方面，我们要把我们绝不出兵巴勒斯坦罪名扣到敌人头上。于是法国国王就隆重地宣布，他要担任十字军的总司令，像他的祖先圣路易一样。但是而且如果，因为他上一次被黑太子爱德华打败以后，还欠着英国一笔赎金呢，他表示说，他必须到英国去商量这笔拖欠的欠款的偿付问题，然后他就在担任了十字军总司令以后拍拍屁股就跑了，于是这支没有总司令的十字军就永远没有出发。

但是按照法国的官方观点来讲的话，之所以没有出发的话完全是英国人的错，如果英国人愿意为了基督教世界的大义，干脆把这笔钱一笔勾销了，那么法国大军马上就可以出发，但是由于英国人并没有勾销的话，所以我们还必须慢慢谈下去，在谈下去的过程中法国军队是不能出发了。那而另一些法国政治家，其实就是反对法人西王室的政治家，就利用这一点打击法兰西王室，指控法兰西王室对圣战不够虔诚。同样的做法在伊斯兰世界，比如说谁对伊斯兰教事业不够虔诚、谁在打击以色列的过程中间阳奉阴违？比如像约旦王室那样，名义上坚持阿拉伯国家的共同事业，实际上跟以色列人眉来眼去之类的？这都是政治上可以利用的工具。

共产主义世界也是这样的。在共产主义政权的末期，发动群众暴动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共产主义政党很明显只能变成一个边缘的小党，不可能指望人民的自愿支持，只能指望一小部分人的支持。但是这一点你不能承认，如果你承认了共产主义不得人心，那你就是犯了极为反动的错误。如果你说白区党现在的任务只能搞一搞匪谍活动，不能搞什么暴动，暴动只会损失我们的干部和力量，严重损害整个革命的工作，那你要犯什么错误呢？你犯一个相当于法国国王不肯参加十字军这样的错误，政治不正确，你可以这么做，但是最好不要这么说。

反过来，当毛泽东准备收拾一下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苏联老干部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极其愉快的可以利用的把手了。周恩来领导下的白区党是不是对革命不虔诚，从事白区工作——对了包括李宗国仁在内，呵呵呵，李宗仁他们在30年代的时候通过苏联特务和军统搞的那些活动，是不是说明周恩来和他的代表，自己也被反动势力腐蚀了，跟国民党和桂系军阀走在了一起？

党把李宗仁弄回去，除了一般性的统战以外，像越共要把阮高祺副总统弄回去一样，在政治上对海外华人有相当大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不好说出来的理由就是，抗战前夜30年代初期桂林发生的那场清洗（注：两广事变，1936年6月）。那场清洗涉及到国民党特务、共产党特务组织和苏联的特务，最终通过这场清洗，李宗仁才成功地把他的老将们拉进了抗日战争，结束了他跟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对抗，形成抗日统一战线。这里面的隐秘有很多随着李宗仁——当时为在桂系内部为中共和周恩来策应的干部（注：李任仁，1887-1968），在文革当中不明不白地被淹死了，原因很可能就是灭口。但是只要李宗仁在国外，这个秘密就掌握在李宗仁的嘴里面，他随时可以像张国焘一样写一部回忆录把这些东西揭发出来，所以要给他一定的好处把他拉回来，拉回来以后这个秘密就随着李宗仁的去世而永远消失了。（注：桂尼士兰史11，新桂系加入中苏联盟和反日战争；引自万仲文：《回忆李任仁同志》，《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1983，第24-25页）

现在我也只能推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件事情的主角是一个中共所谓的「托派分子」，实际上是苏联和国民党的双重间谍（注：王公度，1889-1937）。因为苏联和国民党想要把李宗仁和桂系拉入抗日战争的动机是同样的迫切，而桂系和粤系同时也在跟日本军阀打交道，很可能像蔡松坡一样，联合日本来反对国民党、破坏抗战大局。而同时，李宗仁跟他手下的老将也有一定的矛盾，他想要整合、取消底下的将领的独立性，因此他需要有一个——他理论上是国民党，但是他的党的机构是独立的、不受国民党节制；他想把他的党的机构，训练出一支像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有效的干部队伍来，利用这个党务干部牢牢地控制他手下的将领。因此，他任命这位苏联匪谍来主持他的干部训练工作，同时也额外负责额外参与了他跟国民党和苏联的交涉。（注：程思远：《王公度案内幕》，《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新桂系纪实》中，1980，第6-10页）
[00:46:28]最后事情搞得太过分了，他发现这位匪谍一方面在替他训练干部的同时，在为国民党和苏联的利益企图劫持桂系，把桂系的军官从他手里面夺过去，变成苏联的工具，因此他最后虽然于心不忍，最后还是决定杀了这个人。杀了这个人的好处，就是一方面断绝了国民党和苏联颠覆桂系集团内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军阀和政工总是有矛盾的、像朱可夫这样的军官和政工人员总是有矛盾的。像今天越南人民军，阮富仲就非常重视利用政工人员来控制职业军官，像现在上台的这位越南新的国家主席梁强（Luong Cuong），他就是阮富仲提拔的政工人员，用来节制职业军官的。李宗仁也想玩这一套，因此也有很多老将对他非常不满意，他杀了这个人，也就可以借此机会跟老将和解了，同时加强他的谈判地位，从国民党那里得到了国民党对广西银行的一大笔资助。我能够推理出来的就是这些，通过程序上不合法的政变式的诛杀，李宗仁实现了桂系军阀的内部整合，但也出卖了放弃了桂系跟日本的军事合作、放弃了桂系原有的半独立性，得到了蒋介石给他的安徽呀湖北呀很多地方的殖民地性质的好处和经济上的好处。通过这个交易，把桂系军阀拉入了抗日战争当中。

但是这里面肯定有一些对于李宗仁本人不体面、对于主持共产党情报工作的周恩来不体面、对于蒋介石和军统也不面的工作。比如说对谁的，白崇禧的厨师的小老婆诸如此类的做了什么什么工作之类的事情，最好是不让任何人知道的。所以当时在李宗仁身边，后来主持广西大学工作的那个桂系的老人必须在文革当中莫名其妙地淹死。他淹死这件事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他住在一座三层小楼上面，而且是住在楼上的；而且莫名其妙的在发生洪水的当天，他和他住在的小楼都被遗弃了，没有任何人能够接近那个小楼。他自己的儿子在平反以后掩饰说，他的父亲确实是被淹死的，只是因为当时在混乱当中没有人注意。

但是另外一些材料就说明，就是当时有人故意阻止任何不明真相的群众救援者向那座小楼靠近。而且那座小楼的高度应该是，那个洪水是很小的一个洪水，不可能淹到楼上的，按说的话他不应该，他年纪虽然大，但是身体还不是一个躺在床上的瘫痪病人走不动路，只要能够爬到楼上，按说就不会被淹死，但是居然被淹死了。很可能就是当时负责监控他的治安人员情报人员，看到在文革时期红卫兵分歧，有很多红卫兵组织已经不受控制，一心想抓出周恩来里通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黑材料，如果这个人落到他们的手里面，指不定发生什么事情，及时地利用这个机会下手把他摁在水里面弄死了；然后他的儿子后来为了平反以后维护共产党的名誉，对这一点也不敢大肆声张。这个是我自己推理出来的脑补出来的，但是我认为会非常接近于历史发生的真相了。

弄回李宗仁不仅因为他是前副总统，统战影响很大，而且因为他在抗日战争前夜，可能还有北伐和清党时期，脑子里面掌握了太多的国共两党的秘密，最好不让他说出去。我们今天看到的张国焘回忆录和李宗仁回忆录都是洁本，所谓「洁本」不是说有人修改它，像是李志绥的毛泽东那本书（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有一部分被删除了那样，而是他们自己在口述历史的时候，心里面都已经有默契，哪些事情是能够说、哪些事情是不能说的。你现在翻看一下张国焘回忆录，在1927年以后到抗日战争之间那段时间内，苏联的派系斗争对红区党的影响那一部分，他是完全不说的。李宗仁也是，在清党以后到抗战以前，他隐没了很多内容，那就是他们都得到了好处，为了这些好处而故意心里边有数，知道哪些能够说哪些不能说。而这些微妙的工作，李宗仁的儿子曾经在香港活动过、曾经跟毛泽东谈判过，想要把张国焘回去弄个政协委员的职位之类的，但是最后没有成功，恐怕还是党觉得像他这样的敏感的人物，如果到了红区，在干部和军官队伍中会引起思想混乱，留在白区反而对党的工作更有好处。从他后来出的回忆录看，他跟党是有默契的。要知道他本人是非常恨毛泽东的，抹掉了很多对毛泽东不利的材料，以及他到武汉，跟周恩的康生的特务组织也是有过谈判和交涉的，这些内幕也被他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