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阿姨您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Edward。前几周一直在请教阿姨您一些时事话题，这周想请教一个虽然和时事也有关系，但是相对比较一般一点的一个话题，不过我想也是很多观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内容。我们知道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是一种新式的数字货币，它使用密码学的原理来确保交易的安全，并且也是去中心化的，而且它和依赖中心化监管体系的我们所熟悉的银行金融系统是相对。近年来以比特币（Bitcoin）为代表的加密货币迅速上涨，创造了很多的财富，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甚至还有一些国家采用比特币为法定货币，例如几年前萨尔瓦多的总统布克尔就颁布了法律（El Salvador, Nayib Bukele），并且引发了很多国际上的关注和探讨，甚至该国还用国库资金进行比特币投资，不久前终于是扭亏为盈了。川普也曾经表示过，如当选总统会设立国家比特币储备以抵消通货膨胀。想请教一下阿姨您对加密货币这种相对比较新兴的事物是怎么看的，它能否可能在比较近的将来，打破目前国家的银行金融系统对发行货币的垄断？它将带来更多的自由、风险还是威胁呢？谢谢。

刘仲敬：我想加密货币其实不是货币。货币本身是一种有政治属性的东西，说得干脆一点，我们首先把货币（currency）跟法币（Fiat money）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法币就是暴力的兑换券。什么叫做法币？就是说是你不能拒绝的货币，如果国家盖了印章了，造币厂造出来的金币你拒绝接受的话，对方是可以起诉你的。法币的产生是君主实力强大、民族国家接近产生的产物。

在哈耶克所怀念的那个中世纪的货币非国家化的时代，君主和共和国虽然也会发行货币，但是对货币的强制力、对法币的概念始终是混乱的，君主自身的国库也经常是使用多种货币的。君主会利用自己的货币，比如说把国王的头像印在货币上，通过自己铸造货币收取铸币税（Seigniorage），把这个作为自己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在这一方面，君主的货币已经具备了法币的部分特征，就是说国家可以从中取利，但是它仍然还不具备法币的核心特征，就是强制力。

中世纪的君主没有足够的强制力，去惩罚那些拒绝使用他发行的货币的臣民，他的臣民经常使用外国君主发行的货币。像明清由于本国的纸币完全破产、铜钱的信用不高，经常使用墨西哥银元（Spanish dollar）作为自己的主要通货。强大的专制君主对此都是无可奈何的，都是采取默认的做法，甚至朝廷的税制也默认为国家发行的铜钱和民间流入的美洲白银并用。而这两者是有重大不同的，铜钱尽管没有纸币那么方便，是国家征收铸币税的一个手段，铸造铜钱就是国家的一个收入；而白银是自然流入的，它的发行权完全不在国家的手里面。

这个时代，就是同时存在着半法币和其他准货币的时代，是非常长的，差不多在克罗苏斯（注：待定）和米底亚人（Medes）开始铸造货币那个时代开始的，一直到中世纪的末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处于这种状态。这种状态的前身，应该就是马来亚各邦直到近代英国殖民主义来到的时候仍然通行的那种做法。当地是盛产锡矿的地方，锡矿提炼出来以后，铸造成长方形的一小块一小块的锡条，这些锡条就是当地锡矿经营者、包括保护者，这些保护者有些就是后来苏丹国的原型。这些苏丹当中，就像阿卜杜拉苏丹所说的那样，其实有一些本来是广东人，在皈依伊斯兰教以后就变成了当地的王公，然后被英国收编了以后变成了英国贵族的一部分，最后变成了现在马来西亚联邦的邦主。这些锡锭就具有双重性质，第一，它们是本地主要产业锡矿的主要产出，是可以拿出去卖钱的；第二，它本身就具有通货的性质，一小块锡锭，因为它的大小和重量是基本稳定的，像明清的铜钱一样是基本稳定的，所以它在本地市场上，像明清的白银和埃及土耳其的金币一样，是行使着主要通货的作用。

在梭伦（Solon, 630BC-560BC）那个时代，小亚细亚的萨迪斯王朝（Sardis）开始铸造货币的时候，最初的货币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恐怕是把早已流行的贵金属铸造成为更标准的形式，附带抽一点铸币税。最初的货币跟矿产品是没有明显区别的，它自身也是矿产品一种，因此它跟其他的价值比较稳定的商品是并行的、相互竞争的。例如在鄂西南或者是湘西的土司领地，长期以来硬通货就是盐和布，这种体制跟隋唐帝国是极其相似的。北朝北魏、北周、北齐直到隋唐，主要的通货就是布匹，国家用来赏赐他的大臣通常都用绢和布，跟突厥人和回鹘人交易的时候也是用绢和布，给多少多少绢或者给多少多少布。而在湘西鄂西那些地方，本地不产盐，储存食盐是有钱人的一个标志，而同时本地产的土布相当耐用，时间很长，而且也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囤积盐布是有钱人家必须做的事情，看一家人有钱没有钱，就看他们家里有多少盐多少布。布呢做成一匹一匹的，单位大体上就相当于给一个成年人做一身全套的衣服和裤子所需要的那些布。那个布在鄂西就相当于是通货，像隋唐时期的绢和布一样。直到马关条约以后沙市开港，西方帝国主义和近代商品经济把更多的货币带进了鄂西南，在那以前宋元明清的几百年时间，这种通货形式是不受王朝更迭的影响，一直是非常稳定的、能保持价值的。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像马来亚诸邦的锡、鄂西的盐和布、隋唐帝国的绢和布这样的价值相对稳定的产品，是经常跟贵金属并行作为兼任货币使用的。兼任的货币自己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它的好处是：不但没有法币的强制性质，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土司能够从绢和布中间抽钱。而隋唐政权相对于南朝的稳定性，有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主要通货绢和布来自于河北诸州的产品，不是皇帝能够从中抽税的，因此它的稳定性和多元性是有保障的。但是另一方面它的供应是不稳定的，矿产开发时多时少。重要的产品，例如安禄山战争就严重的影响了河北各郡的绢布生产，货币供应时而不稳定会导致在某些情况之下出现通货紧缩的困难。例如河西的张氏政权（注：十六国之一，张氏建立的前凉，301-376）就曾就曾经抱怨过，自从晋朝立国以来，国家就不再铸造铜钱，遗留下来的汉代的五铢钱越来越少，人民不得不用谷物和布匹作为交易，谷物太重，布匹作为货币比较轻便好用，但是它作为零钱是很糟糕的，本来一整块布匹可以用来做衣服，而为了当零钱几分钱、几角钱兑换，就必须把它剪称为很短的布条，很短的布条就不能做衣服了，这等于是白白浪费了女性纺织工人的劳动时间，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仍然是需要铜钱。

但是本身只是一个豪强政权的张氏政权，没有足够的能力重建货币，最后来自萨珊（Sassanid Empire， 224-651）和中东地区的金银币取代了汉国的五铢钱和北魏北朝内地的绢布，变成河西地区主要的通货，这种情况跟明清使用墨西哥白银为主要通货情况是非常相似的，依靠自然产品作为主要货币总是免不了这样的问题。像河西张氏政权这样的问题基本上是周期性地出现在世界上所有地方，因此有的情况这时候就不得不进行货币替代，对社会生产和甚至对政治稳定造成相当大的扰乱。

君主或其他统治者为了维持政治稳定性，自然能够看出铸造货币的好处，拥有铸币厂的君主就像拥有常备军的君主一样比起其他的政权来说，具备了很大的优越性。它不仅可以通过铸造货币从中取利，而且他本人的货币存在就是他本人所在王国一个重要的稳定力量，能够铸造货币的君主明显的强于不能铸造货币的君主。等到新君主国产生以后，国家有能力惩罚那些——第一步是有能力惩罚那些拒绝使用法定货币的人；第二步就是企图在自己的版图之上禁止除法币以外的其它货币流通。这两者做到了以后，民族国家、民族市场、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的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就算是基本上形成了。

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组织，跟英国资本主义和英国民族国家基本上是处在共生状态的。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产生商业票据、银行和金融体系、各种债券、各公司、各集团发行的商业票据又起到了那些——它们不像是自然产品，但它们也是多元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商业交易当中替代国家法币的使用。在法币不足的情况下，商业机构发行的票据和本票能够起到准货币的作用，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之下，他们甚至比国家发行的货币更加稳定。

国家铸币权的产生，使得国家可以滥用铸币权为自己牟利，结果产生了宋、金、元三朝的纸币通货膨胀，预演了现在的纸币通货膨胀。在比较谨慎的情况下，例如罗马晚期皇帝和比较不负责任的欧洲君主，都通过降低货币成色的方式，实行金属货币的比较隐性的通货膨胀，但只要货币是金属做成的，通货膨胀的危害也就是有限的。纸币的通行本身也是国家向商业机构学习的结果，纸币的原型也就是商业机构发行的那些票据，因为私人企业发行票据有的在经营良好的情况之下有良好的信用，所以国家模仿它，只用一点纸张就可以发行纸币而收到了同样的效果，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也是一个巨大的收入来源。但在近代资本主义还存在情况之下，国家的纸币是不可能完全取代商业机构发行的各种票据的，换句话说商业机构发行的各种票据本身也是跟国家货币竞争的一种准货币。他们的存在使得比如说国家的货币和准货币，包括真正的货币和债券之类的东西，受到竞争性的抑制而不能够演化为赤裸裸的掠夺。

像比特币这样人为发明出来的货币，它本身是不具备法币性质的。它没有强制性、没有铸币税，但是它也不像是商业机构发行的票据那样，能够兑换为实物，或者是像自然产出来的产品盐布或者是锡矿一样本身就有用。在自己被比如说更硬的货币黄金和白银挤出货币地位以后，锡矿和盐布仍然具有它的商品价值，它的持有者不会因为它丧失了货币地位而受到明显的损失。所以在货币本质上代表着国家暴力的货币——法币代表着君主的强大，或者到中世纪常用说法叫做代表了君主的荣耀。垄断性地排斥其它外币的法币代表了国家的暴力机器，沙皇的军队倒台以后，沙皇的旧卢布就一文不值了，新卢布的价值完全跟苏联红军的战斗力成正比。美元的价值不取决于经济形势，而是取决于美军的执行全球霸权的能力。只要美国的全球霸权存在，那么美国的债券和美元货币就能够维持，否则的话全球化几十年以来，它早已经越过了过去英格兰银行的时代、牛顿当铸币厂长发行英镑时代的货币的原意了。

在这种情况下，比特币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它不是唯一的类似准货币，出现了理论上的理由，是要节制和替代本身代表了麦考莱（Macaulay, 1800-1859）那个时代视为违宪权力的，要知道发行货币权力跟征税权力是一样的。而国家没有越过国会征税的权力，同时税收为什么是比债务或者通货膨胀更合宪的手段、更健康的财政手段？因为你向每一个纳税人要钱都是一个痛苦的博弈，资产阶级不是好惹的，国王和国家向他们要钱是需要做出很多让步的；向工人阶级要钱，就必须把过去只给资产阶级的选举权给他们。没有哪一次是便宜来的，国家通过税收要钱是需要付出很多政治上的代价，因为有相当大的代价，所以国家是不能乱收税的。而借债的好处是什么呢？借债是向子孙后代收税，没有出生的婴儿的议价能力明显低于活人。

大多数人不不太关心自己尚未出生的孙子，因此国家在执行债务政策的时候，比起执行税收政策的时候要更加不负责任。最危险事情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没有明确的抵抗对象，没有明确的增加对象，国家可以行使单方面的权利，所以它是一个违宪的权利，是一个宪法上的缺口。资产阶级和贵族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确定了「不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个基本的宪政原则，这个宪政原则是负责任的政府的根本所在。
[00:18:50国家在征税方面虽然必须负责，但是在发行债务方面的责任感却要小得多，在执行通货膨胀方面就一点责任感都没有了。绝对的权力就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所以通货膨胀的危险性远远大于子孙后代负责的债务和现在的活人纳税人负责的税收。选择通货膨胀而不选择税收，就表明等于说是你通过吸毒来获得满足一样，选择了比较容易、最缺乏抵抗力的道路，这条道路总是最危险的。

当然，为了抗抵抗通货膨胀是有很多种办法的。我们不必说，不需要比特币和它类似的发明，现有的商业机构，你随时可以建立一个公司，以这个公司的名义发行票据。假定你有良好的财政纪律，你是可以做到你所在的公司发行出来的票据比大多数国家货币信用要好，这一点在当今世界上是很容易做到的。容易的程度就相当于你说：“我说话的信用要比全世界的官方报纸和主流媒体要更有信用。”这一点实在是太容易了，大多数比较诚实的人，说出的话都比人民日报可信；要做到比具有党派色彩的政治媒体更可信，那难度也不是很大的。为什么是这样？不是说你突然变得牛逼起来了，而是在现在的政治国家方面，媒体已经把自己的信用糟蹋的差不多了，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所以一个普通人不需要很知识渊博或者是道德高尚，只要有平平常常的社区性质和家庭性质的道德就足以使他说出来的话，比报纸上和媒体上、电视台上那些播音员和舆论引导者说出来话更可靠了。而正因为如此，一般人很容易相信小道消息，比如说疫苗阴谋论这些东西，而不愿意相信大科学家、国家媒体和利益集团的舆论领袖们推广出来的话。那是根据他们经验确定的。根据同样的道理，你不需要有什么企业上的天才、商业上的天才，你也可以使本公司发行的票据信用比美元和人民币都要好得多，这这一点也是非常容易的，你只需要坚持普普通通的量入为出的财政纪律，你发行出来的票据保证就有这样信用，你不必发行比特币的。而且你发行的票据和湘西人囤积的食盐和布匹一样，它是可以兑换为你公司的实物的，这一点就比美元要强得多，也比比特币要强得多。

我们要注意，比特币虽然有通缩的性质，能够抗拒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它本身是没有固有价值的，所以它作为非国家化的货币，实际上是不如马来人的锡矿，不如湘西人的盐和布，也不如你们自家公司发行的票据。如果你非要说什么信用更好，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现在此时此刻我随便拿一张纸，在这张纸上签上了我的名字，这张纸的信用会比比特币、美元和人民币都要好。这个道理就跟我刚刚说的财政纪律良好的票据价值是一样的，我能保证它不通货膨胀，而且能保证它能够兑换到某些实物。我在这张纸上写一个纸条，说拿上这个纸条的小朋友可以得到一个万圣节的dinosaur衣服，因为这个dinosaur衣服就是存在的，他一定能够得到，这比我给你的一张100美元钞票要好得多，这张100美元的钞票，你可以想象它现在只有100年以前的不到5%，还不到100年前的5美元值钱，再过100年它能不能够值到现在的5美元是很难说的，它不如我在刚才那张纸上写出的签名值钱。

那么比特币呢？比特币在现在比美元要值钱，但是它不如我这张纸值钱。有很多客观的条件，形式上它是不受政治干涉的，但有很多客观条件可以使比特币中断使用的。这些条件我就不用一一列举了，比特币的使用者全都知道，所以比特币具有很强的投机性质。它的价值有很大一部分像大仲马的小说《黑郁金香》，荷兰的郁金香泡沫那样，它的价值波动跟投机产品价值波动遵循同样的规律，它能够比美元和人民币信用好一些，但是它不会比有财政纪律的商业机构发行的票据——比如说我刚才在这张纸上写的那张给小朋友的dinosaur衣服的承诺就是一个票据，这个票据代表我私人信用，这个信用是比美联储的信用要好一些的。

所以比特币有它自己的用处，但是没有夸张到能够作为通货膨胀、货币不稳定时代的唯一就救星那个地步。还有很多跟他同类的竞争货币，而且它自身的泡沫性质、金融投机品的性质是非常强烈的。小国把比特币作为并列货币，意义就跟有些国家废除本币而使用美元是差不多的。但是这样做也造成了或者说这很可能就是他们的用意：把本国变成一个像比如说巴哈马群岛那样或者是十年前的冰岛那样的，变成一个金融自由港，通过比特币来逃避世界上很多地方包括各主流国家，像美国这样主流国家都非常复杂繁琐、律师成本、文书成本非常高的金融管制的各个条规。

使用比特币可以逃避很多管制、创造一个自由投机的天堂。而对于一个小国来讲的话，吸引这样的投机活动是对本国国民经济是大有好处的，这很可能就是他们允许比特币的一个重要动机。对于像美国这样大国来讲的话，强化比特币地位，实际上跟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的金融改革一样，是要使伦敦城或者是华尔街变成吃掉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金融市场。因为，比特币的产生就像是telegram在言论方面的价值一样，比特币之类货币的产生，它就创造一个去管制化的便捷通道。这个便捷通道足以吸引很多灰色地带的交易，而这些灰色地带的交易的利源通过比特币的合法化和半官方化，是可以实现利源被国家分享的。

但是，当然这就意味着国家尽管不能发行比特币，仍然能够用像国家通过金融政策影响票据的价值一样，通过国家的官方政策影响比特币的价值。国家承认比特币或者不承认比特币，以各种不同方式来承认比特币，会直接影响到比特币交易的价值。再加上比特币产生是需要大量电力的，大量的廉价电力的，所以国家影响比特币的手段就更多了。因此实际上比特币使用的成绩越高，反而就越会丧失它原先标榜的那些性质，更加增强它作为金融投机品和国家金融政策工具的性质。现在比特币作为投机品的性质是非常强烈的，但是作为国家金融政策辅助工具箱的一部分的性态不明显，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将来再过上几十年，比特币很可能主要就是国家金融政策的工具了。而现在比特币经营者可能就像是过去意大利战争时期意大利承包的大银行家一样，他们的银行业务跟国家的政治生活非常密切，掺和在一起。他们不得不关心国家政策，因为国家政策的改变可以使他们持有的比特币的财产在瞬间波动，上涨或者是下跌30%。

主持人：我还想问的一点就是说，您刚才提到，以比特币代表的加密货币在本质上还是不能和一般的机构发行的货币相比的，但是假如说在不久的未来，它比如说在某一些国家取得了法定货币的地位，甚至会进一步推广到比较大的地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否能取代现有国家发行的货币吗？

刘仲敬：取代现在的国家发行的货币，在财政上是不可行的，这是一个铸币税的问题。国家通过发行纸币得到的好处是非常巨大的，按照历史经验除非亡国，否则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完全放弃在财政上有有利可图的工具。比特币本身的发行权、控制权不掌握在国家手里面，它不能允许国家在紧急情况，例如在战争需要的情况之下，通过货币政策获得巨大的收入或者稳定社会。像美联储在疫情时期大量发钱这种做法在运用比特币就没有办法做到，没有哪一个总统是愿意放弃这样巨大的政策工具的。而且由于战争始终是国际政治的主要部分，战争时期的财政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比特币对于战争时期的财政政策来讲的话，只能是一个辅助工具，如果丘吉尔手里面只有比特币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各种货币政策，向来都是战争时期可以选择的工具箱之一。这是从国家层面上来讲。

从人民的层面上来讲，比特币比起盐布和其他能够用于商业的票据就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就是，它并不是普通人就能够掌握的东西，国家货币不是普通人能够掌握的东西，比特币同样也不是。所以比特币在国家和人民两个层面都是有可适用性的、重大的缺点的，它在某些方面具备法币的缺点，却没有法币的好处。假如法币是金属货币的话，对于人民来说它还是可以掌握的，但是比特币对人民来说却是难以掌握的东西。

我们可以想象，比特币作为并行货币或者是替代货币，在足够多的国家推行以后，那么其他的国家会想办法推行、会发明出类似比特币的类似货币，它具有比特币的部分属性，但不属于现代比特币的性质；就像是同样是纸币，你也可以发行出竞争性的和替代性的纸币，从而把好处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主持人：所以说在您看来，即使是在秩序崩溃的情况下，在缺少国家机构发行货币的情况下，或者说历史上国家机构不能承担正常的发行货币的义务的情况下，加密货币也不会成为主要的交易货币。

刘仲敬：比特币是有寄生性的，单独使用比特币的社会是很脆弱的，反过来直接了当的说吧，单独使用比特币作为货币的社会，比起使用美军巧克力和美国香烟作为货币社会——比如说二战结束时期的德国，就是美国香烟作为货币，比德国马克和欧洲大部分货币都要可靠。相比之下，美国香烟货币的社会的生命力更强一些，因为香烟毕竟还有一些使用价值，美军的巧克力也是能吃的；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之下使用午餐肉罐头、医用酒精、或者像俄罗斯飞行员那样酒精润滑油防冻液这些东西作为货币，这样的社会比起使用比特币为货币的社会来讲的话，是更有生存能力的。

主持人：最后还想请教一个问题，也是跟加密货币有关的。其实今天想问这个，也是因为最近不断地看到有不少中国人希望运用加密货币，除了投资以外，也作为一个避险的手段，您认为加密货币能承担这样的作用吗？

刘仲敬：如果说是对抗通货膨胀的避险手段的话，那么大部分有商品功能的物资都有这样的能力。由于财政方面的诱惑，纸币价值不断降低，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倾向，顶多是它稳定下来，相对稳定下来，很难让它恢复原有的价值。所以，任何实物包括你在超市里面能够买到的、不会变质的所有东西都有同样的功能，比特币在这方面不特殊，它引起了特殊的重要性，其实是由于一个大家不愿意提到的特点，就是它在保值的同时投机性很强，像黑郁金香一样，你能够通过波动像炒股一样不断的在从中赚钱，当然也有可能从中亏本。很少有人持有比特币是像湘西人放盐巴和布匹一样一放就是十几年，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囤一批布匹，等她长大了准备出嫁的时候，把这些布拿来给她丈夫做衣服。很少有人这样使用比特币，大多分使用比特币都是像买股票一样，尽管比特币的总体倾向是上涨的，但我并不是坐着等它上涨，而是在它上涨的过程中今天上涨3%，明天又下跌20%的过程中，利用它的上涨和下跌像炒股一样从中套利的。现在比特币吸引的主要是对于炒股有爱好的同样一批人，而不是消极的保值，像那些传说中50年代买的IBM股票，20年以后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发了财了的那些美国工人，而大多数美国工人基本上是不炒股的。

主持人：确实是如您所说，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确实是有很多自己的性质，确实没有办法承担避险的功能。今天也跟您探讨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今天还剩下比较多的时间，不知道能不能再请教阿姨一个时事方面的问题。想请教您的是，最近我们看到，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双方之间的妥协和交易，最后还是没有达成一致的以色列和伊朗双方又爆发了冲突。以色列对伊朗做出了反击，并且使用导弹攻击伊朗的一些目标。您认为在近期，伊朗是否可能会对以色列做出进一步的攻击，并且引发更大的冲突？另外一方面有人认为，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可能是趁伊朗政局不稳而做出的举动，因为伊朗国内的政局中因为哈梅内伊的病重，可能在近期下台，所以伊朗暂时不可能反击。您对这些说法有什么看法？

刘仲敬：战争是不会停下来的，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一定会进行下去。但是实际上是战争开支持续地，并不因为诛杀一些领导人物就会截止的长期战争，对于以色列的经济负担是很重的；对伊朗的经济负担也是，伊朗长期在中东六面开火，伊朗经济的负担也早已超过了负荷。所以从资源的角度来讲，以色列即使在美国继续支援的情况之下，也将承受长期经济萧条的痛苦。当年以色列愿意撤出黎巴嫩南部、放弃加沙地带（2005），也跟维持占领的开支太大，和平可以意味着经济红利。以色列确实也产享受了奥斯陆和平（Oslo Accords, 1993）以后的经济红利，自由主义改革把以色列从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之中摆脱出来，大规模地缩小了基布兹和国有经济的作用，推动自由化改革和科技开发，使以色列的经济长期繁荣。我们要注意，内塔尼亚胡的新右翼也是依靠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他推行自由化经济改革而取代了工党的（注：访谈266）。但是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之下，自由化的改革就无法再做到同样后果了，以色列会像在五六十年代一样遭受严重的经济困扰，它承担长期战争的财政能力会面临着严重的考验，这对于奥斯陆以后不断上升的、跟以色列开国时期的几个利益集团关系不大的草根右翼势力是极其不利的。

伊朗方面的情况更加严重一些。伊朗为了维持一个朝鲜式的、俄国式的军工体系，耗尽了它的全部资源，依靠走私黑市和各种半非法手段维持它的物流供应。这使得伊朗体制的边缘产生出大量伊朗本身——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 2020）其实就是其中这个角色，他的用途就是控制像赖昌星这样的灰色地带人物，依靠跟他们的交易，伊朗才能够维持它的军事和经济体制。为了让这个体制维持下去，政策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动员并不能掩盖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其他机构，得到了像越南人民军和公安军那样，利用自己特权地位私相授受参加黑市生意为自己谋利，这样使得伊朗的体制边缘和体制本身内部都受到军阀主义的侵蚀。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伊朗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就越弱，国内各政治集团的分裂就越有可能跟经济上的利益集团结合起来，导致伊朗体制本身的瓦解。

所以伊朗出于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的缘故，它无法、没有能力结束战争，但是它和以色列一样、也跟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样，随着战争旷日持久，动员能力会越来越弱。这一点跟我们熟悉的、拿破仑战争以来的民族国家的战争是不一样的，因为民族国家的动员能力之强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世界上，民族国家之前和民族国家之外，大多数战争都像英法百年战争一样，打着打着就有气无力了，因为双方的君主都失去了筹款能力，雇佣兵瓦解成为到处抢劫乡民的盗匪，君主除了少量侍卫以外养不起任何人，没有办法付清他在战争高潮期向银行家和商人借来的钱，到处东躲西藏东拼西凑，国家日益陷入瘫痪状态。这就是欧亚大陆即将出现的情况，以色列和伊朗、俄罗斯和乌克兰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政治上没有办法结束战争、但是财政上支持不起战争，国家的正规军逐步瓦解成为一系列自己给自己找饭吃，国家只能给政策而不能养活他们，或者甚至在不给政策的情况下、违反政策的情况下，自己打劫和用各种盗匪式手段给自己筹款的军事集团越来越占上风。

像现在也门和叙利亚的那种状态，很容易就会扩散到伊朗本部。因为伊朗国家的各个机关已经像越南和朝鲜的各个机关那样，自己已经是明目张胆地卷入了诸如此类的经济活动。在国家没有办法进一步养活他们、而且原有的支持力度也会不断地走下坡路的情况之下，他们会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给自己找饭吃。像真主党和哈马斯其实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哈马斯是依靠什么呢？它依靠战争，战争导致以色列封锁加沙、导致正常的边境贸易无法进行，于是哈马斯利用它自己的武装走私的特权，把它武装走私的产品高价贩卖给没有其他办法得到商品的居民。这跟国民党各军长师长的做法是非常一样的，跟现在的越南军队和公安军人的做法也是一模一样的。当然真主党也是这么干的。

伊朗各部门早晚会像同样由伊朗提供资助、但是同样这些资助越来越不足以完全养活他们的各部门一样，走上这样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他们谁也不能完全停止战争，但是战争将逐步变成像百年战争那样有气无力的战争。伊朗中央利用它自己的残留资源，时不时地打几发远程导弹来证明它还存在，但是这样的远程袭击对战局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它不符合战争军事行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摧毁敌方的反击能力，只是起一个政治宣示的作用，表示我还存在，而且我还有最高领导权的。实际上大部分战争都会像是阿富汗的部落军阀那样，由众小军阀为了自己自私的和局部的利益翻云覆雨地进行，甚至很多军阀会做出伤害自己理论上的盟友和主人、跟自己理论上的敌人相互勾连这样的事情。如果将来有朝一日，甚至可能这些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叙利亚的、也门的、或者伊拉克的某些伊朗式的军阀，实际上已经拿了以色列的钱在充当两面人，在打击其他军阀和背叛伊朗的利益，这种事情是可能已经发生了，就算还没有发生的话，将来它也是肯定会发生的。最后搞到一定程度之下，各军阀到底是谁是谁的山头、属于哪一边的，都会变成丧失意义的名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