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阿姨，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了。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今年9月的时候，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四个月前停靠在武汉市的中共周级攻击型核潜艇（Type 041 Zhou-class submarine）发生了沉没。这一艘由武昌造船厂所建造的核潜艇，本来计划在5月底出港，最后一次被拍到的是它的装备在部署的画面。这个核潜艇沉没之后，大型的打捞船在6月初抵达，美国的卫星拍摄到了打捞作业中的画面。据称这艘沉没的潜艇，是中国为了追赶美国海上战斗力而开发的最新型的投产型号。当然中国人民解放军跟当地政府都没有承认这个事件。根据五角大楼去年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截至2022年底，北京拥有了48艘的柴油动力潜艇跟12艘的核动力潜艇。中国的核动力潜艇生产一直是集中在东北的城市葫芦岛（注：满洲的西南门户）。许多中国国内的军事专家就认为长江水位太浅，不适合生产核潜艇，过往在武汉生产的都是吨位比较小的柴油动力潜艇，所以不太可能发生核潜艇沉没事件。

这里想请教您的是，您觉得武汉这艘周级核动力潜艇，它真的发生沉没事件的可能性有多高呢？另外美国的华府智库也曾经发表过一份报告说，台海危机中尽管中国缺乏对台湾发动有效两栖登陆入侵的能力，但应该有能力对台湾实施海峡的封锁。封锁台湾的这种军事危险性，是远低于棘手的两栖登陆作战，也有可能可以避免跟美国直接发生战争冲突。那么以匪军目前的这种动员能力，还有核潜艇事故的阴影来看，您觉得匪军它有实施海峡封锁的能力吗？

刘仲敬：这个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有一点复杂，复杂的地方跟以前很多问题一样，主要不是它本身的复杂，而是背景的复杂。这涉及纵横两个方面的问题，财政和军事。其实财政和军事就是国家本身，知道财政和军事就是知道国家了。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平常接触的语言是大众传媒的语言，而大众传媒语言有一个隐性的背景，就是它习惯于17世纪开始、到法国大革命以后逐步基本完善的、在凡尔赛会议（1919）以后变成默认的国际正统的民族国家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所以它会用民族国家已经存在的背景和相应的名词，来相应地想象其实并不符合这个模式的情况。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中文说到「皇帝」，它是有一套特定的想象的，二十四史的皇帝，从秦始皇、康熙皇帝一脉相传的皇帝。所以如果不同历史背景的其他名词被翻译成皇帝，比如说「罗马皇帝」，在中文读者中会引起极为混乱的现象，有的时候引起翻译上的极大困扰。比如说[dd大格里高利，]罗马教皇大格里高利（Pope Gregory I, 590-604）曾经跟拜占庭的皇帝写过一封照例是包括恭维辞令的信，他说：伟大的皇帝，虽然罗马帝国今天虽然衰微，很多蛮族已经建国了，但是您作为独一无二的罗马皇帝，跟蛮族的那些小邦君主是有根本性的区别。首先，共和国的皇帝是自由人的主子，而蛮族的君主不过是奴隶的领袖。（Book XIII, Letter 31, To Phocas Emperor, the kings of the nations are lords of slaves, but the emperors of the republic lords of freemen）

这句话就会引起双重的误解。首先按照中文的环境当中，共和国跟皇帝是相互排斥的概念，如果是共和国的话那就不可能有皇帝，有了皇帝怎么还能叫共和国？但是这里面的皇帝，如果按照比较专业的人员的建议，就是说罗马皇帝根本不能译为「皇帝」，要么就按照它原来的发音译、要么就译成「元首」或者是「元戎」，这样就不会跟中国皇帝搞混了。另一方面就是，共和国的皇帝是自由人的主人，意思就是罗马共和国的元戎，它的起源就是战胜的罗马将军，士兵跟他欢呼说「英白拉多」（Imperator），胜利的统帅，这只是个荣誉称号，就等于说是你是凯旋的英雄。如果放在现在的话，巴顿将军就可以是英白拉多了、麦克阿瑟将军也可以是英白拉多了。但是这根本不意味着他能够当上总统，也不意味着他除了士兵的荣耀和欢呼军队归来的市民们给予他的荣耀以外，能够享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

所以「共和国的皇帝」的意思就是说「共和国的胜利统帅」，如果这么翻译的话就差不多了。共和国的胜利统帅是自由人的主子，因为他的公民就是士兵、士兵就是公民。但是当时的拜占廷帝国已经堕落，不再是自由公民的国家了，军队也是雇佣兵。所以格里高利教皇就是按照过去的古老城市，共和国时期留下的古老城市例行公事的颂扬一下皇上。就好像说大明的皇上和大清的皇上，都会有大臣说您老人家是「尧舜之君」，没有别的，因为自汉唐以来，所有的皇帝只要有人要拍他马屁，都说你是尧舜之君。这跟你本人是不是尧舜没有任何关系，反正以前的皇帝都有这样的荣誉，那么现在故意不称为尧舜之君就等于是在骂你了。所以以前的皇帝是自由人的领袖，那么现在的皇帝虽然已经不是了，但是我还是要同样地恭维你。这就是，等于说是一种语言上的污染和误解。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民族国家。它的内在就好像说是「鲸鱼不是鱼」，我们说鲸鱼不是鱼，是因为它虽然在海里面跟别的鱼一起游泳，但是切开它的体内，你发现它的体内是一个四足动物的骨骼，而不是鱼类的骨骼。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这样的，它以民族国家的身份在联合国和其他的地方，跟其他的民族国家一起游泳，但是切开它的体内的话，它的骨骼，财政和军队，它不是民族国家的财政和军队。

为了时间关系，我们尽可能简要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政是一个典型的帝国殖民地财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条块关系，就是殖民帝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中央承担15%的财政责任，但它拿走了一半以上的收入（注：分税制改革，1994）。从中央到省、到市和地区到县，这是中国的行政级别，整个关系是颠倒起来的，越高层拿的钱越多，但是出的钱越少。财政结构和支出结构恰好相反，越是底层出的钱越多、但是收入越少，越是高层出的钱越少、但是收入越多。这个颠倒的结构，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作为全球化资本殖民地的经济状态相结合，就产生了很多错乱的现象。

这个跟军队的关系是什么呢？中国是一个殖民帝国，财政方面是如上所述。军队方面呢，它是一个中央殖民军。比如说派四川或者是广西派驻部队，到现在还是过去1950年从满洲调的那些增援部队的后代，原有的建制，从齐齐哈尔征用的士兵建立起来的师团，现在还驻在四川的崇州，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因袭而来的殖民结构。同时军事预算也是，军委的预算是由中央财政预算开列的。但是它驻在地方上，它的开支有很大一部分，一半的显性开支和七八成的隐性开支由地方承担，这就是说，收入和支出结构是相互背离的。它不像比如说民国时期阎锡山时期，晋军的军饷就是由山西自己发的。人民解放军的军饷全都是北京发的，但是它的开支有一部分要落在四川或者湖南这些地方上面，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殖民结构，像英国在印度的派遣军队一样的。

这两个殖民结构的结合，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各种迁就现实的临时解决办法，使得中国的财政、军事和——财政军事有什么结合部？代数和几何有一个结合部，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学时候学的解析几何（Analytic geometry），解析几何可以说是代数、也可以说是几何。后勤就是军事和财政的结合部。传统的军事后勤和军工生产是北京的四大总部，总政、总参、总后这四大总部一脉相传下来管理的。但是经过军改以后，这个权力被拆分了。后勤责任，本来在苏联式的一体化情况下，军工企业本身是跟国务院的部委一样大的存在，然后在企业改制以及大规模的私有化，其中包括很多跟俄罗斯的私有化同时，很多本来是负责国防任务的产业，被迫自负盈亏地进行现代企业管理；或者改制，有的解散有的消失，有的改变了臣属关系和股权法人的性质，原有的军工后勤管理体系也变得面目全非了。

我们要深入到各个不同层次，就是说中国有一套预算体系，就是公共预算体系。按照这套预算体系，中国的财政是非常健康的，就是说负债很低、各方面都很平衡；但是这套预算是假预算、是面子预算，因为它还有另外好几个隐性的非正式的预算层次。最大的一个，对于中央来说，对于某些省份也是相当大的，就是国有企业的预算体系。国有企业承担了很多政治任务和相当多的财政任务，这一点殖民主义的行政层级就显示出来了。中央有大量的央企、有最技术最好预算最多的特权国企，它的地位比起很多国务院的部委还要更高；省级不一样，各地情况差别非常之大，有的省有比较大的企业，比如说河北省有很多大的钢铁企业，有的省经过改革开放已经基本没有了；市县那就很少很少，大多数县原有的国有企业基本上已经瓦解。

在此之外，主要是在地方政府，市多于县，但是有些县，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强县也是经常有的，我们勉强把它称为「平台财政」，有些报纸把它称为「影子财政」（Shadow banking system）。总之，因为它是中国特殊政治结构的体现，所以它在西方背景的话语当中没有合适的名词，无论是学术的还是传媒的，它没有适当的名词。总之，「平台财政」是法律意义上的私人私营经济，应该说是纯正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它是政权的一部分，或者说至少是支持政权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基建主要依靠它，城投公司诸如此类。

改革开放对于大多数地方政府来讲，就像洪杨之乱对于大清朝的各县衙门各省衙门一样。乾隆爷留下来的土地收入连人头费都不够，由于通货膨胀的缘故已经养不活大小官员了，至于从事军兴以来的各种改革新建设，那些东西都是比乾隆爷时代军费要贵得多的，根本不可能。所以只能在原有的财政体系之外，另建一套朝廷和士绅共天下的「公局」体制，由士绅和商人自己筹钱来办理一些公共事务，这一套体系最终就发展成为军阀统治。

城投公司是大量借债从事短期的基建工程，使得中国的天空线在短期内改变，同时理论上的财务收支表没有发现明显的不健康现象。之所以不发生明显的不健康现象，是因为追求GDP政绩的改革开放干部，毫不犹豫地借债发展。谁借债最多、谁搞的基建工程发展越多，本地官员和豪强的日子就越好过，而且他本人也升得越快、政绩就越好，但是这就意味着他的债务更多。换句话说，高楼大厦修得最多、看上去建设搞得最好的地方，它的债务形势是最严重的。

但是这个地方债的很大一部分，在预算中完全体现不出来。它体现在理论上是私人公司的那些，当然主持者肯定是改革开放干部的关系人，建立起来的那些信贷机构。那些信贷机构如果你按照《拿破仑法典》的财政纪律来看一下，他们全都是诈骗团体。比如说他们的抵押品很可能就是，比如说像黄鹤楼，或者是像比如说像许家印（1958-）他们的公司那样，苏北的一些荒滩，它们的价值是零；有些价值为零，有些TMD根本就不是你的东西，是属于公共财产、自然景观这些根本拿不走也卖不掉的东西。但是你把这些东西通过抵押抵押再抵押，居然变成了钱，而这些钱变成了政绩，政绩变成了GDP，GDP就有一部分是出口的，出口一部分变成美元，然后根据美元央行又印发了钞票；然后你制造出来的债务又抛给央行，央行又不得不兜你的债务，这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此之外是豪强财政。「豪强财政」也是我发明的名词，跟平台财政在法律上没有不同。豪强财政也是法律上的私人企业，但是它们跟城投公司之类的「平台财政」不一样，它们跟改革开放干部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比较自成体系，它们能够弥补改革开放干部。可以说改革开放干部是在旧体制和新社会之间的中间，而豪强又是改革开放干部跟社会之间的中间。豪强的特长是它能够形成自组织、能够养得了一帮小弟、能够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能够稳住、把无形态的社会力量加以组织化体制化。

比如说，一个地下教会之类的东西，它是非法和无效的，原则上讲，它的传教士收什一税之类的东西，应该按照诈骗罪办理；但是实际上你很可能会派几个匪谍进去潜伏，但是实际上对它不做什么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能够从他们的教徒当中收到钱、能够把他们的教徒组织起来、给他们提供一些生计，如果没有这些教会存在的话，那些散沙性的教徒会变成犯罪分子张献忠之类的人。有它在，虽然它是敌对豪强，像这样的地下教会，你不能让它的领袖当人民代表，但是即使如此它也有稳定社会的作用。因为地方政府的立场跟中央政府不一样。在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一个野教会它就是纯粹的敌对势力，越少越好；它不会考虑一个县的政府拿了百分之十几的税收，要负责承担百分之三四十的开支，这是多么可怕的局面。而且张献忠很容易杀进县委大院，却是很不容易杀到中央部委的大院。中央部委并不觉得张献忠有多可怕，县委觉得张献忠很可怕。教会的存在使中央感到烦恼、恐惧颜色革命，但对地方政府来讲的话，使它减少了很多张献忠的威胁。

何况豪强并不仅仅是反体制的豪强，有很多豪强是亲体制的，就是普通的企业家，他也就是要赚点钱。也许在环保方面或者在其他的法规方面是违规操作，但是在地方上谁管你TMD违规不违规？只要好歹能够解决就业问题，我们不但不需要操心张献忠、还可以多少捞一笔钱，你就是个大好人了、能人了，改革开放就是要发挥能人的作用，我就吸引你当人民代表好了，或者当政协委员。新时代江泽民时代以后，根据「三个代表」的伟大理论，三个代表其实就是专门为党国跟豪强的和解设置的，因为不这样的话统治成本会过高。江泽民时期以后的中国，至少在地方层面上就是一个党国与豪强共天下的局面，就像是洪杨之乱以后的满洲帝国，是满蒙殖民集团跟诸夏豪强军阀集团共天下的局面一样。

豪强他们照习惯法，不像是城投公司，城投公司唯一的用途就是替地方政府搞政绩。豪强是为了保持社会稳定而存在的。只要能够解决就业问题、保证社会稳定，它的存在就是合法的，这个合法不是符合成文法、是符合习惯法。因此它的财政独立性，比城投公司之类的平台财政要大得多。但是地方政府，尤其是比较穷困的、财政比较糟的地方政府、成绩比较低的地方政府，是经常至少是在患难缓急之时，是需要豪强筹款处理的。比如说今年春节的某些情况不稳，你不可能指望通过正规的体制和正规的渠道搞出的那些预算，搞出预算以后那是猴年马月了。

我们顺便说一句，中国的预算体制是这样，90年代公布了《财政预算法》，但是并未执行，直到2015年才开始陆续执行，到现在只有若干试点的省市加以执行，而且执行是依靠作弊来实现的。因为如果真正编制预算，像格莱斯顿在一百多年前就做过的那样（Gladstone’s budget of 1860），很多收入是没法算，或者算出来很危险的。所以为了提前，预算法已经颁布20年了，你TMD什么预算都没编出来这像话吗？我们按照公安局计算破案率的方法。你想公安局怎么样才能维持破案率呢？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凡是你没有破的案子，你就假定它没有发生。统计数据上报上去的案子都是你已经破的，所以你兴高采烈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我们广州市公安局的破案率超过90%，那是因为这90%以上的案件，公安局不予登记。当然人民法院也有一个不予受理的绝技，很多案件是人民法院是不予受理的，通过这种方式也能保证人民法院的政绩，但是它增加了其他方面的社会压力那是另外一回事。预算也是这个样子，很多项目特别是开支，变成「预算外开支」。预算内开支和预算内收入做得漂漂亮亮的，我们比如说浙江省的预算成功地编列完成，符合效绩预算的要求，咔嚓咔嚓，给你一朵小红花。河北省享有另外一套做法。总之中国地方财政是极其混乱的，它不符合民族国家的基本定义。

我们要注意，现代财政它其实不是从民族国家开始的，它最先是由公司和自治城市开始的。首先编列预算的是比如说，热那亚的圣乔治银行（Bank of Saint George, 1407-1805）这样的特许状公司。像东印度公司的账目，在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 1775-1834）那个时代，东印度公司的账目比英国海关和英国财政部还要复杂；那些公司的自治市（Borough），比如说五港联盟（Cinque Ports）的城市、汉萨同盟的城市、热拉亚的银行之类的，他们的预算是最早的、也是编列得最完善的，编列完善当然是因为他们是私性的。就像封建领主包括国王都是私人权力，他们的私人公司，它亏本是算在自己头上的，所以健全财政纪律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产生的。

民族国家的财政，比如说英国的财政是模仿私人财政的结果。皇家海军的财政最初像皇家学院一样，只是女王陛下出一个名义，其实它的船队是各个私人企业和企业联盟自己的私家团队。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的时候，其实就是这私家权力，原则上来讲其实都是志愿兵。当然所谓志愿兵也是为了贪得战利品，像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 1540-1596），他想要组织军队出去，就是想要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去好好发一笔财。女王呢，女王自己没有这笔预算的，女王只有一个荣誉称号可以给你们，你打得好，给你一个上将的头衔；你打得不错，你的舰队就叫皇家海军。

当然这样的体制在军事战争进一步正规化的时候，到詹姆斯二世（1685-1688）的时代就渐渐地有问题了，财政和后勤都有问题了。詹姆斯二世就是被光荣革命推翻的那一位，因为他是个倒霉蛋、而且被列为反动派，所以大多数人都不肯说他的好话。一般人很少注意，他在当国王以前，在查理二世当国王的时候，他多年主持英国的海军，在海军改革方面是很有心得、做的贡献是很大的，他有点像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他以前在南北战争爆发以前，曾经是民主党政府的国防部长。他对改革美国军队贡献极大，把美国军队从1812年战争时期纯粹的民兵，变成了一支能够赶得上英法军队现代化的新军。但是荒谬的是接下来不到十年南北就分裂了，他做了南方的总统，而美国的正规军被林肯的北方政府继承了，变成了打击南方的主力，他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美国陆军变成了他后来自己担任南方总统重建的南方邦联军的主要敌人。而南方邦联军倒是真的按照华盛顿将军和杰弗逊、门罗（Monroe）总统时代的规矩基本上是民兵。李将军可不是南部邦联的艾森豪威尔，他只是弗吉尼亚兵团——弗吉尼亚民兵团的将领。南部邦联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军事体制，像华盛顿将军时期一样，而林肯的北方麦克莱伦将军McClellan、格兰特将军和米德（George Gordon Meade将军倒是有这一套的，这一套是谁发明出来的？不是林肯发明出来的，正是挨打的杰弗逊·戴维斯是本人替美国北方发明出来的，他当时万万没有想到，他以后会被变成继承不了美国正统陆军的南方联邦总统，他自己缔造出来在美国陆军会打到他自己头上来。

詹姆斯二世一手缔造的英国近代海军，在光荣革命以后变成他本人的主要敌人。这支海军全部归附了奥兰治亲王和国会，而詹姆斯国王只能到爱尔兰去征集民兵来抵抗，到苏格兰高地去征集部落酋长军来跟它对打。英军中最好最现代的部分就是皇家海军，变成了斯图亚特王朝最危险的敌人，但是无论如何财政体系和后勤还真就是他搞好的。在那以前英国海军的舰长跟私人商船船长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他要关系很多事情，比如说我需要改变我的航程到意大利里窝那（Livorno）去停靠一下，什么意思？到你里窝那市场去买一些柠檬给我的水手吃，顺便把我从布里斯托（Bristol）带去一些土特产在本地卖掉，希望本地的行情对我有利我能卖出个好价钱，就可以多买一些柠檬，顺便给我自己也多赚一些钱。拜托！他四处出海，有一半是为国家打仗，有一半是为自己的舰队和自己本人的资助者做生意，而且如果他不做这些私人生意，他的舰队是没法打仗的。国家的后勤是一片混乱的，如果不是因为舰队本身还有私人工资的性质的话，英国海军没有办法在海外作战的。

当然这样一来有的时候就会误事，比如说军事形势要求你立刻开到法国南部去，但是这时候你不可能开到法国南部去，因为你的各种储备，军舰上必须的各种储备，还要在那不勒斯去采购。你要在那不勒斯采购的话，首先要在里窝那或威尼斯做一笔生意才行，所以你还得先去意大利把生意做了把钱赚到了，把补给弄好然后才能回到法国南部，等到这时候可能战机早已经消失。中世纪仗就是这样打的，捕捉战机一切都是凑巧，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代军事统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条件，他们完全都不具备。怎样才能应付这种情况呢？你就必须有国家包办的稳定的后勤和财政，否则你没有办法有效地使用皇家海军。这样你就需要动用英国政府唯一可靠的、持续的收入就是海关收入，因此必须同时执行海关财政改革。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是英国文学史上重要人物，他曾经对海关改革做过很大的贡献，其实这又是同一场运动的一部分。海关体制改革、英国金融市场的改革是同步的，英国政府在查理二世时期国库止兑危机以后，依靠伦敦的金匠和银行家临时出借、拆现的手段来维持财政，这一整套手段到拿破仑战争时就发展成为依靠国债支持战争的所谓的布劳岱尔（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所谓的资本主义跟国家融为一体的财政军事体系，而财政军事体系就是民族国家的命脉所在。

豪强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的，今年关紧的时候，形势比较紧张的时候，各单位——我们要注意这一次不是整体的政府，而是政府的各实权单位，交通局、公安局也可能有学校之类的单位，在自己财政难过的时候，他们全都是像按照苏联传统的国企，像国民党军队一样，国民党军队都有小金库的，否则的话无法周转。你不要以为蒋介石能够保证他的财政，军队多多少少要做一些生意，否则自己的士兵要混不下去了。有一次李宗仁正在抗战进行的时候跟汤恩伯（1899—1954）打架，李宗仁怒气冲冲的说：「我要找委员长，我要找委员长，淮河中游的海关是我们桂军的命脉，没有这笔钱我们就无法打仗，我要跟蒋委员说你要敢给我征这笔钱的话，我就带我的部队回广西去，我要退出战争。」当然蒋介石听到这话又要说，TMD这是外国军队了，你高兴退出战争就自己退出战争了？实际上桂军确实是半个外国军队。他们争夺的是什么？国民党占领区是一块，日本占领区是一块，仍然存在的上海自由市是一块，这时因为是珍珠港事变还没发生，仍然存在的扬子江国际航道是一块。桂军在扬子江北岸，中央军在扬子江南岸，日本军队占领扬子江的几个口岸城市，英法联军的军舰在扬子江水道里面巡逻，保证从重庆到上海的航道一路畅通。重庆到上海的航道跟美国到英国的航道一样，是自由航道。所以国民政府十分荒谬的在撤退到重庆以后，重庆的中央银行仍然要依靠在英国控制的上海工部局的金融市场的借贷才能维持他的开支。
［00:30:22］然后上海生产的货物通过扬子江自由航道到日本占领的港口，然后越过桂系军队的前线，运到桂系军队的辖区和国民党的大后方去。因此，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实际上的海关，像广东这样错综复杂的这样的海关尤其更多，在海关边境上产生出像中世纪自由贸易城市那样的很多一度非常繁荣的三不管地带的自治城市。桂军依靠从这个地方征税来维持它的开支，否则的话桂系愿意参加抗战，第一就是把安徽划给李宗仁他们做殖民地；第二就是他自筹，他是有办法给自己搞钱的。汤恩博在河南穷的不得了，尽管他号称的嫡系部队，他就想办法想要到淮河中游的这些正在——正因为战争才日益繁荣，人口不断增加，市场极度发达的地方去捞一笔钱。李宗仁说你敢到这个地方要钱，我就找蒋委员长，最后汤恩伯不得不知难而退。

各单位就是苏联传统下来的作为计划经济运转的补充，而且没有它计划经济就不能运转。各厂长、经理，总之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都是有小金库，而且有一帮说不定是刑满释放劳改犯主持的或者江湖流氓主持的小金库主管人，江湖流氓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他消息灵通，也许他是格鲁吉亚人或亚美尼亚人，这些人尤其是专业玩黑市的。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可以用我们厂的伏特加，其实我们厂的伏特加是哪里来的？报告上级我们厂从二战时期以来就为伟大的苏联红军、空军生产工业酒精、生产润滑油，我们囤积了一些酒精原料，你以为这些酒精原料都给国家军队去生产，不是。厂长有办法偷了一些酒精放到自己地下室，用这些酒精来酿了一些土造伏特加，我们敬爱的苏联军官是拿到防冻液就直接往嘴里面灌，根本不害怕自己当场暴毙那种人。能够买到土造酒精那不得了，黑市上的伏特加，土造伏特加比黄金还要贵，手里面握着这批土造伏特加我就有办法了。生产任务完不成是因为上级没有给我部件，我如果打报告下去报告的话，从乌拉尔配发的部件可能后年八月份才到，然后我因为完不成进度的话要被上级枪毙的。但是如果我有一批土造伏特加存在地下室里面，我让我手下那帮格鲁吉亚的人跑到黑市上去吆….吆喝一下，放心好了，不要说是乌拉尔机械厂生产的部件现在就能到手，就算是巴黎，从土耳其偷运进口的香水，像那《乱世佳人》里面描绘的白瑞德越过封锁线给南方联邦偷偷运过去的香水、时装那样，巴黎名牌时装给你太太准备都可以随时买到的。当然他可以为自己厂的生产去买一些东西，也可以真的为自己太太买巴黎香水，或者是买了巴黎香水以后把巴黎香水送给自己上级，那我才会一路提升呢。我要是傻傻的打报告去老老实实生产，我早就被枪毙了，我才不呢！我自己私下里搞这套黑市体系我才能够升官升得快。所有的国有企业和政府单位都是有小金库的，这些小金库在关键时刻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妙用，但是小金库经济的运营是需要豪强合作的。

豪强有一部分像乌克兰、俄罗斯寡头，其实最初起家时候他们不过是刑满释放劳改犯，像八十年代企业家，为什么你会做企业家，因为你有一个劳改犯的记录，所有正经单位都不会要你，所以你就去做黑市生意去吧，做了黑市生意其实赚的比这些领工资还要多呢，只要你手腕灵活。当然这样的结果就是你需要手下有一批打手，指不定做黑市交易的时候别人打手来抢你，你的打手要打得赢他才行，这就是豪强的起源。豪强如果洗的比较白的话，那我就叫做新时代改革开放时期的民营企业家，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领导很重视我，我要当上人民代表了。

好了，比如说我们敬爱的湖南省财政厅长，也许不是刘文杰或者是其他什么人，反正伟大的厅长大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他可能就近去找人民代表了，该人民代表就是个豪强企业家，他有办法半黑半白的给你弄几千万块钱出来让你解燃眉之急，等你还不起时候，他就凶相毕露带着他的打手回来把你在你的宿舍楼里面搞死，这不就是湖南的案件的真相吗？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是少不了豪强出力的。

当然，豪强跟政府官员合作肯定也有公的方面——三个代表，现在就是共产党自己人了。我不是A，必须被打倒的资产阶级；B，不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犯。当然中国法律纯粹扯淡。下一次你和你的保护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时候，你就可能被像是刘汉之类的人一样以黑社会罪名依法批捕，把你咔嚓咔嚓诸如此类的事情。在这个空缺当中，当然就有地下金融，非法金融的存在，否则的话豪强和改革开放干部怎么才能经营呢？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刘英这样的人，刘英是干什么的？像他这样的人在胡志明市或者西贡一抓一大把，别的不说，前总统阮文绍（1923—2001）他们家族的后代和前总理阮晋勇（1949—）他们的后代都在国共合作，就在搞这种地产金融活动。这是暴利行业，但是搞不好的话，你自己就进去了。这样一个体系来维持双方之间的运作。中国市场经济有一半是豪强经济，就是特别是经济强市，特别需要豪强的合作。

豪强经济的最外围是只有开支没有收益的地方，豪强是有开支有收益的，所以跟改革开放干部的关系互动是最为密切的。但是还有一些纯粹倒赔的事情，在西方国家都是公共服务，就是纯粹倒赔的事情。改革开放时期，这些倒赔的行业基本上被咔嚓咔嚓砍掉了，为了进一步健全财政，因此留下的巨大的真空，这些真空被最外围的危险势力控制。这些危险势力就是过去所谓的封建把头、邪教分子诸如此类的东西。比如说，你要在资中去买菜的话，你可能不知道你所买的菜当中其实是加了菜霸、帮头的保护费的。这些菜霸、帮头一年收入也只有几万人民币，可能跟人民法院和人民公安局的没有拿什么外快的工作人员基本相同。他的任务是什么？从各乡来的菜运输，汽车运输队、船只运输队和开着卡车来批发蔬菜、水果那些批发人员之间有帮派性的关系。如果你得罪了他，他可以让你的新鲜水果比别人要晚上几天时间才能上车上船，或者才能够运到相应的市场去，这样运到市场的时候都已经烂掉，你这个亏吃不起。他靠什么手段？靠江湖大哥的手段，香港电影里面那些黑社会的手段。

他当然有体制内合作者。如果闹翻的话，他会让他的小弟翻墙进入法院院长家里，把你杀死在床上。菜霸是最文明的黑社会形式，因为给他打交道的人都是普通良民、家庭主妇之类的；比较野蛮的，比如说他是荒郊野外的矿场之类东西，那就不能问了，那些矿场本身就需要卫队才能保护的，身在荒郊野外，那么他的行为方式就跟军阀差不了多少。长途护送、开矿，有些矿是高附加值的，但是只有豪强才能开得出来。他们很可能用的就是从缅甸回来的打手，失败以后如果被抓起来的话，家里面至少是冷兵器有一大堆，可能卫队还有一些冲锋枪之类的东西。这些就不是普通的豪强了，他们已经是准军阀了。他们能够在基本上不赚钱，至少政府负责的话，就是基本上不赚钱，甚至是纯粹赔本的项目上，提供公共服务，因此，他们本身就有秩序生产者和黑帮政府的形态。比如说某些地方的道路如果不能通行的话，纯粹赔钱的差事没有人会干的话，那么这些帮派是有办法让你的道路疏通的。

纯粹的穷人，无以为生的人，找不到工作的人，可以在他们那里找到工作，可以被派到佤邦或者其他地方去，学习回来以后就变成雇佣军，这是豪强经济最危险的地方。这从GDP比例和预算开支比例角度来讲，他们占的比例是极少极少的，但是他们的战斗力恐怕比那些跟改革开放干部合作、有企业家的名分、手中经营大比金钱，是就业的主要承担者和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那些人，他们的控制能力和战斗力是要强得多的。

原先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反正都是国家的。当然，这也是经过整顿的过程。我们要注意的是，人民解放军不像是越南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军，苏联空投了一整套体制给你；人民解放军的组成太复杂，军阀叛逃过来的部队、国民党叛逃过来的部队、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的各路乱七八糟的民兵、满洲国留下的军队拼凑起来的，论战斗素质，那当然是满洲国留下的军队，哪怕是民兵也是最高，满洲国留下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也是最好的。

华北一个根据地调出来的民兵、贫下中农民兵那是最差劲的，国民党军队比那些民兵还要好一点。军阀军队也比那些民兵要好一点，这样杂凑起来的军队平均素质比起朝鲜人民军和越南人民军清一色的苏联训练和装备要差得多。可以说满洲国军基本上能够达到朝鲜人民军的水准，所以林彪的四野战斗力最强。二野、三野也就是就瞎胡闹，战斗素质是最差的，也就是因为这个来源混杂。而炮弹供应也是混杂的，比如说满洲国大连来的大炮弹是真的有杀伤力的，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但是它只占华东野战军炮弹的极少一部分，华东野战军大部分炮弹是胶东、苏北各地的小兵工厂、土兵工厂，跟太行兵工厂一样，生产出来的那些东西指不定什么时候会爆炸，打出去不一定会炸，也不一定能打准，但是在你开庆功会的时候，却莫名其妙炸了，把吴运铎（1917—1991）那样的贫下中农技术人员给炸的七零八落，大部分炮弹是这样的土炮弹，朝鲜人民军和越南人民军从来没有用过如此糟糕的炮弹。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部分人都不得不享受这样的待遇。然后在50年代中苏关系好，苏联咔咔咔的给援助、给顾问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尽可能进行正规化；把各种乱七八糟的土炮、山炮、土枪淘汰一大批，苏联制式武器推广一大批。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是人民解放军最好过的时候。后来毛泽东跟苏联决裂，彭德怀就很急，他跑到东欧去串联东欧国家的那些国防部长，想要联合把毛泽东赶下台。

他不是吃饱撑的，他知道毛泽东这么一搞的话，他又要回去过西北野战军被马步芳（1903年—1975）的骑兵追着打的那种可怜的苦日子。他好不容易付了朝鲜战争那么辛苦代价，把军队整顿的有点眉目了，结果毛泽东以及后来林彪就这么样一折腾，把全部心血都给毁了，这是他反对毛泽东的主要原因，什么庐山会议之类的，那只是他们发生冲突的一个次要方面。专业军官当然知道，苏联军队再怎么不行，也比中华人民共和军队要行得多。但是人民解放军内部专业军官的势力比起越南人民军内部要弱得多，所以彭德怀很快就倒了霉了。而林彪上台，林彪迎合毛泽东愉快的推行飞行员不用上天，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主；贫下中农士兵通过互助，把他们学不会的东西拆减以后，重新学成一个人民喜闻乐见的体系。其实这东西翻译成正常语言就是贫下中农士兵的文化水平太差，苏联顾问给他们留下来的训练课本，他们也看不懂，他们也学不会，大家都完不成任务，一个人，两个人完不成任务，可以惩罚他，全军大部分人都完不成任务，统统赶出去，那军队还要不要了？发动群众的智慧吧，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苏联厂长、工程师当家，工人只会服从那种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其特点是：实行“一长制”；搞物质刺激；依靠少数专家和一套繁琐的规章制度，冷冷清清地办企业；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一党制马钢宪法要不得，不民主，是修正主义的，不符合我们共产主义解放贫下中农智慧和能量的做法，我们要鞍纲宪法（注：鞍钢宪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于19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基本内涵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技术革命。”），发挥工人民主。发挥工人民主，只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打倒苏联培训出来的老干部，万恶的刘少奇搞计划经济那些人通通给我打倒，让王洪文（1935—1992）给我上台。

王洪文那些普通的被干部镇压下来，在底层的工人看到平时都是干部骑在我们头上吃香喝辣的作威作福，现在最高领袖替我们做主，把这些混蛋都打倒了，我们还能不感激毛主席吗？这就是历代皇帝利用底层来打倒中层的传统技术。但是搞出来以后，鞍钢宪法真能生产吗？邓小平是死活不能承认的。但是这个没关系，政治上正确，政治上的好处是什么？只要能打倒对毛泽东威胁很大的苏联系老干部。生产混乱点有什么关系？生产再混乱，毛主席他老人家能缺吃少喝吗？混乱也是消费者倒霉，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当前的重要问题就是打倒苏联系老干部，只要能打倒苏联系老干部，鞍钢宪法就可以稳定。

毛泽东和林彪在人民解放军那一套就是鞍钢宪法了，贫下中农士兵说了算。苏联培训来的军队，朝鲜人民和越南人民军全部军官都是苏联培训出来的，这一招就不大好使了。但是在伟大的中华人民中国只有一小部分军官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而且还是参差不齐的，有些受过苏联军事训练，像林彪半路出家抗战时期就去苏联训练了一下；有些受过国民党的军事训练；有些受过比国民党要强一点的北洋系的保定军阀，保定军校和模仿保定军校什么什么的四川速成校的军事训练，比国民党要强一点，但强不太多；有些受过日本和满洲国军事训练，这个技术就比较强了。

你说他们有可能相互合作吗？历代的反运动，有很大部分不是说是像知识分子说的那样、某些人说的那样，是毛泽东这个昏君听了奸臣的话胡搞，其实是各单位内部的矛盾搞起来的。比如说：川军系、山东老干部系、湘军系、国民党军队系，我从小就长在这些单位，这个差别就很大。川军系当中，亲国民党的派系和反国民党派系在我小的时候还是相互之间都不说话的，旧时代军阀时代结下来的旧仇还在，这种情况在朝鲜人民军和越南人民军队里面全都不存在。朝鲜人民军队军官清一色的是苏联培训，他们都是一个出身，但是同样出身的人在林彪时代解放军中只是少数，结果是任何一拨的专业军官都形不成足够的势力来对抗毛泽东跟贫下中农士兵的联盟。

贫下中农最高兴的就是：“老爷们的权威减退，繁重的训练任务加以简化，我是中国人不学ABC，他妈的连大学生都不用学英语了，难道我一个工农兵贫下中农士兵，我需要学俄语吗？狗屁。俄语翻译出来的材料我看不懂，那是自然的，打倒「封资修」！”请问对于普通人民来说，封资修干他屁事儿？他心目中的封资修是谁呀？封建就是过去的地主军阀留下的技术人员、资本主义就是海外留学生派留下来的技术人员、修正主义就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干部和技术人员。这三者地位都比他高，幸好英明的毛主席出手，把他们全部打倒了，我们这些不识字的贫下中农可高兴了，要不然他们给我办扫盲班时候那个颐指气使，简直把我们当下等人。现在我们不识字，不识一字，堂堂做人，技术材料看不懂有什么关系？我会念毛泽东思想，而且我说我念了泽东思想以后，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就像王小波（1952-1997）小说说的样，他考试的时候答不出数学题，他在考卷上写「大隋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考官看了以后，妈的，我要敢给你打不及格，我是不是要犯政治错误？不行，我只有承认你及格了，用这种方法可以解决所有技术问题。当然，把苏联留下的仪器设备用坏了那也是活该，但是有更好的办法就是我们根本不用它，我们发挥贫下中农的创造性简化一下，把我们能够看懂的东西琢磨琢磨，像贫下中农开赛诗会一样，加以瓦房店化简化以后，我们拿出来运用，我们完全看不懂和用不了的部分，我们就干脆不用。如果有人来检查，我们就高呼毛泽东思想，然后反对我们的人都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这意味着军队素质的急速衰退，这导致了1979年对越战争的巨大伤亡，以及像攻打沙甸穆斯林民兵（注：沙甸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在云南省的武装冲突）那样，浪费了很多当然本身也是质量很差的土兵工厂炮弹，而人员又伤亡很大，这都是表明中国军队的素质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四野入关时候那个素质，已经堕落到被马家军追着打的那些晋察冀抗日跟据地边区民兵那个水平差不多的状态了。

这时，毛泽东愉快的打倒了苏联刚刚援建成功、为人民解放军提供二战标准技术装备的那些国有企业，什么什么什么玉门油田、国民党留用技术人员和苏联培训技术人员的混合，哪一个不该打倒？谁都对我很有威胁，什么兰州炼油厂之类的，当然这样人民解放就没有像样的油料也没有像样的装备了。但是这是小事一桩，我们要打的是：毛泽东军事理论——是核武器加人民战争。谁来打我，我就制造一个核平区，让他吃不消；人民战争就是不识字的贫下中农的地道战、地雷战，那是不需要什么技术的。我就不指望我能打赢，像抗日战那样我逃到山里面去打游击，大城市都给你占，然后我扔一颗原子弹，让你去收拾原子弹造成的残局，谅你也不敢，谁也不愿意收拾这个烂滩子，对不对？所以核武器战+人民战争，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打不赢，但是我能够让你取得胜利的一方倒陪钱，既然谁都不愿意倒陪钱的话，他这个理论算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