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阿姨，那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了。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前几天您在跟公子沈的访谈中，提到这次的货币大放水的措施，意味着习近平在处理地方债亏空的问题上，他的处境已经类似于清末的监国摄政王载沣（1908-1911），也就是他现在没办法直接砍掉改革开放干部也就是袁世凯的人头，那只能听任这些改革开放干部继续把债务问题甩给中央。

在台湾这边来说，几天后就是双十节国庆。去年匪谍马英九同志，他公开拒绝出席民进党政府的国庆典礼，国民党的立院党团也呼吁全国公职人员都不要出席，他们宣称这个日子的意义已经被民进党偷渡为「台独国庆」。他们似乎忘记1911年的10月10日之所以会发生辛亥革命，其实是因为巴蜀人民的保路运动、还有湖湘地区的反满独立战争，其实也就是地方军阀势力发展到不再听中央指挥，跟他们的祖师爷，也就是日本黑龙会的小弟孙中山，其实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所以他们国民党其实才是偷渡了人家巴蜀跟湖湘人民的革命成果，巴蜀人民跟湖湘人民应该有理由比台湾人更加不满。台湾人从小到大在过这个节日的时候，其实都被偷换了历史事实，以为真的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制。您老人家可不可以从巴蜀以及湖湘的角度为我们说明，当时历史上的辛亥革命的真实前因后果？还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挟持中央的情况，以后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习近平剩余执政时间的暗流呢？

刘仲敬：当然10月10号跟台湾没有什么关系、跟巴蜀也没有什么关系，辛亥年的事件当中，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在10月10号发生出来的。10月10号也就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只跟黎元洪和鄂军政府有关系，其他各省的起义时间都不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对于蔡锷和唐继尧来说的话，当然一直到龙云和李宗仁的时代，滇军纪念的都是重九起义（注：1911年10月30日，在云南昆明的起义），并不存在什么双十起义。双十起义是黎元洪和武昌人的面子，跟滇军是没有关系的，滇军只知有重九不知有双十。

当然当时的形势，实际上是省级军阀、省级军绅政权已经成熟的结果，而省级军绅政权的成熟，根本上都是洪杨战争以来一系列发展的结果。满洲的体制虽然在各地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是应付不了近代化以后的财政开支的。所以财政危机早在嘉庆道光年间就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才会有道光皇帝以俭德宁天下的传说，他自己上行下效的俭朴，就是企图减少财政开支的压力。而鸦片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也是白银外流导致了征税成本的提高，使得各地政府的财政变得更加困难。

在洪杨战争爆发的时候，清政府面临着跟崇祯皇帝差不多的困境。他们接受了三饷导致亡国的教训，决计不肯增加税收。增加税收实际上就是把更多的压力放在各省的地主阶级头上，这会导致各省士绅跟满清朝廷的离心离德。满洲朝廷因为它自己作为内亚征服者的能力，是比出身流寇的民国军阀皇帝要高一级的，所以它跟各省地主之间的关系也相对较好。比如说在崇祯年间，四川的士绅要求自己组织民兵来平息判断，就被崇祯皇帝拒绝了，崇祯皇帝对他们并不信任。

结果等到北京朝廷垮台的时候，各地就只有很小很小的军阀。比如说像山东徐州这一代，炸博士（twi. @zmt0516）的老家徐州这一带，在李自成派来钦差武术（注：待定）来到徐州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武术并不是李自成的嫡系。李自成当时在北京的军队就不算太多，他基本上没有向河南山东徐州一带派人，武术也就是得到一个新朝皇帝的招安各路豪强势力的名义而已。但是各县忠于明国的士绅阶级，基本上连控制一个完整县份的军阀都没有，武术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徐州。在以前社会秩序已经动乱的时候，城外已经有了很多小规模的流寇，但是也没有发展到规模很大的地步。

然后李自成在山海关战役中突然倒台，他派来的钦差大臣也迅速逃走了。山东徐州一带的地主和士绅完全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他们企图拥立一位明国的亲王，但是这个亲王连山东布政使的一省的区域也控制不了，徐州三卫那几个府的区域也产生不了一个统一的政权。最后他们只能向清兵求援。他们看出这样下去的结果是要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和残杀，唯一能够维持秩序的手段就是，希望满洲兵在局势恶化以前迅速南下。他们写信给满洲人说，我们虽然一度拥立过明国亲王，但是只不过是为了替你们准备座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维持秩序的势力，然后我们尝试过明国的亲王了，发现他们没有能力维持秩序，只有满洲人能。同样，杨展（1604-1649）和巴蜀的土豪，在跟张献忠做斗争的的时候，也拥立了几个民国的亲王出来当自己的领袖，但是他们也只能控制几个县的地盘。最强大的吴越士绅拥立的鲁监国（注：1645-1653，朱以海）能够控制浙东，相当于半个浙江省的范围。隆武皇帝（1645-1646）其实主要是做郑芝龙集团的傀儡，所以他能够控制福建的全局，主要是依靠郑家的势力。没有比这更大的势力。这就是明末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除了闽越南粤吴越，靠海的地方，士绅阶级还能够勉强支持以外，四川、湖广、整个黄淮流域，完全产生不出成建制的军阀势力。这种局面比起当年王保保和朱元璋时代要差得多。当时王保保和李察罕还有关中四将（注：明史·卷124，扩廓帖木儿），基本上控制了山西、察哈尔、陕西的大部分和河南、山东的一部分，只有黄淮之间那一部分才被蹂躏成了无人区。在四川，四川的地方绅士能够跟明玉珍（注：1361-1366，明夏）达成协议，建立一个类似蜀汉的保境安民政权，还是具有相当强的士绅性质。在苏州，张士诚（1321-1367）跟当地的士绅阶级也达成了类似的协议，使得张士诚的政权基本上是一个亲近蒙古的保境安民的政权。中间的流民区域就是刘福通、朱元璋。陈友谅（注：1360-1363，陈汉）虽然也是跟明玉珍一样出身流寇，但是他在两湖的政权主要依靠像易华（1294-1377）这样宋元遗留下来的土司集团的支持。所以易华这样的土司在后来洪武屠湘的时候，还要跟洪武的军队作战，而洪武皇帝之所以不能放过他，也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跟陈友谅的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他代表了宋元遗留下来的土司势力，足以妨碍明国政府比如说征收钱粮的努力，不把他们除掉的话，明国政府不能真正统治这些地方。

可以看出，明末的流寇区域比起元末要大了至少一倍，而明末的土豪区域不到元末的四分之一。就只有浙东、闽越、南粤、然后就是滇桂黔的土司领地。四川基本上完全沦为，除了秦良玉（1574-1648）他们控制的几个边区土司地方，大部分可以说七成以上的土地沦为流寇区域。而在元末的时候，陕西、山西、四川、吴越的全境，不是只有钱塘江以东的部分而是整个吴越、陈友定的闽越、何真（注：1321-1388，明史·卷130）的南粤、陈友谅政权，至少是湘西土司那一部分，都是保持完整的。这个形势就比明末要好得太多了。而清末的形势是最好的，这当然跟帝国主义的加持有关系。清末基本上只有白朗（1873-1914）、河南那一带有小股流寇活动，基本上所有各省都出现了帝国主义支持的地主和商人建立起土豪政权的局面。

这一点就可以说是，明国是纯粹的流寇政权，跟士绅阶级关系是最紧张的，所以它不允许士绅做大。结果士绅哪怕是要拥立明国亲王都很难找得到统治的基础，真正能够拥立明国亲王成功的，还是出身海盗的郑芝龙的集团。元末呢，它的部落势力还没有完全消灭。有蒙古贵族出身的李察罕、王保保、关中四将；有元国宽待唐宋土司留下来的西南湘西的土司势力；有基本上是吴越和宋国正统留下来的强大的平江（注：苏州）士大夫集团，能够支持张士诚的政权；有依靠水运和贸易维持下来的巴蜀地主集团，他们能够控制明玉珍帝国的整个文官体系、当他们的宰相和政府官员。可以说比起巴蜀本土政权在刘备和诸葛亮那里只能担任统战和低级角色的局面相比，本土派势力还更加强大一些。这都是蒙古封建主义势力比较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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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说到财政方面，就是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介入的话，元明清三朝的情况到了末期的情况都是一样糟糕。原有的体制至少在编户齐民地区，依靠地主交纳的土地税维持下来的一点收入，只能供县衙门从事一般的司法事务，所以要强调教化。「教化」的意思就是说，并没有更强的统治能力、也提供不出更大的开支，养兵的费用基本上是没有。所以到元末和明末的时候，朝廷命官镇守的地方像纸糊一样脆弱，基本上是一打就垮。因为朝廷命官、地方上的县官州官，手头是没有像样的军队的，也没有办法支付训练有效军队的成本。只是清政府和元政府作为部落贵族，他们是习惯于封建主义的，对封建秩序是比较放心，不像是明国皇帝那样那么猜忌。所以他们普遍的做法就是，元清皇帝都是允许地方豪强自己建立武装，然后只要像张士诚这样的人可以当平章（注：平章政事），然后名义上效忠于元廷，实质上是封建割据，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是能够容许的。湘军淮军形成的封建割据，大清皇帝也是能容许的。同样的事情，崇祯皇帝就是不能容许的。

现在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跟财政体制是有关系的。民国和清国的省一级和州县一级的文官财政都是空架子，只能维持人事费用。当然今天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比如说军队系统一半属于后勤和动员系统，国防动员委员会管辖的各军分区基本上都是空架子。比如说像保定、商丘这些地方，一个军分区大概一年的预算就是200万人民币，这笔钱只够支付人头费，会连买一点公务用品、车辆都很困难。基本上如果国内发生大规模的流民战争，没有援兵的话，这样的县城想要依靠政府官员组织民兵来保卫自己是纯属空想的。他们也是像宋高宗和崇祯皇帝面临的情况一样，是顾炎武所哀叹的那样，地方脆弱，是纯属纸糊的江山，如果有唐代藩镇或者是周代诸侯那样强大的势力的话，流寇绝不至于糜烂。这就是财政中央集权造成的恶果。但是元清两代是允许地方豪强自办武装，只要名义上拥护朝廷、能够维持地方秩序就可以了。

但是钱从哪里来呢？在这方面，清国的士绅就处在比元国更不要说是比明国要有力得多的状态了。我们考察一下王保保、关中四将、明玉珍政权、陈友谅政权、何珍和陈友定政权、张士诚政权的财政，就可以发现，张士诚政权比较得天独厚，他基本上继承了吴越国和南宋的一整套士大夫班底、和太湖流域的肥沃土地，他的地方是不缺钱粮的，还有很多余粮可以用来支援大都的蒙古朝廷。明玉珍在巴蜀情况就不大秒，他的土地已经被流寇蹂躏过几次，所以残余的地主和士大夫才愿意跟他合作，所以他主要是依靠曹操诸葛亮时代这种传统做法，屯垦制度，让军队垦荒提供粮食。招揽流民，跟清初的政策差不多，耕种无主土地。基本上除了农业收入以外，明玉珍政权很少有其他收入。这就是为什么就元末争夺江山的主要是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和王保保、李察罕他们几个，明玉珍政权表现得非常消极，消极的原因就是他在财政上是支付不起出境作战的费用的。陈友谅继承了湖南湖北的土司武装、还有蒙古时代在武昌建立的造船厂和军工体系、以及一批内亚技术员，这就是鄱阳湖水战（1363）能够发动的原因。

朱元璋也是从徐州三卫和蒙古人在南京——蒙古人的军事体制，把中亚来的的技术员，包括操纵襄阳大炮的那些技术员，分配到各地去作为世袭的军户，所以明初的军阀还掌握襄阳炮的技术。朱元璋攻击苏州的时候，也是依靠像蒙古人在马可波罗时代攻打襄阳一样，是依靠法兰克投石机（Trebuchet），就是所谓的「襄阳炮」。但是到了燕王，永乐皇帝起兵靖难（1399-1402）的时候，南军和北军交战的双方都已经不再掌握襄阳炮了。也就是说，随着蒙古人以优厚待遇赡养内亚技术员的体制垮台，差不多就像是毛泽东接管了帝国主义时代留下来的技术员一样，一代人过去了，技术就失传了。明国在明初编撰那些中亚医生穆斯林医生的医书也是这个样子，到李时珍（1518-1593）那个时代就没有了。景德镇的瓷器也是这样的，元朝的瓷器制造技术和来自撒马尔罕和苏门答腊的进口配料都断绝了，在宣德（1426-1435）年间以后就基本失传。周期差不多都是一样的，都是明国切断了蒙古时代的海外输入的结果。

陈友谅拥有一部分蒙古朝廷在武昌留下来的水军系统、和投石机技术人员系统，再加上湘西和鄂西的封建军队。这些封建军队有一部分在杨完者（注：？-1358，新元史·卷221）他们带领之下来到了吴越，他们就是所谓的「苗军」，一度是蒙古在吴越官府镇压各种叛乱的主要力量，就可以看出这些土司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然后这些土司力量在鄱阳湖水战中和武昌失陷以后还没有消耗完毕，我们可以推测鄱阳湖水战主要就是消耗掉了陈友谅继承下来的武昌造船厂和蒙古技术员的力量，但是湘西鄂西的土司还有残余力量。所以洪武皇帝在占领了武昌以后，还必须发动洪武屠湘的战役，对易华这些湘西土司鄂西土司进行下一步的军事打击。何真是南粤的土豪，陈友定是闽越的土豪，他们跟方国珍一样，都是依赖海上贸易的收入。

在清末，主要就是与帝国主义通商的结果，各地的商务比较发达，所以曾国藩向采取了自己征收内地关税就是「厘金」的手段，主要依靠厘金来支付湘军的军费开支。这地方士绅自己征税的体制，模仿工部局，通常也称为「公局」，来平息动乱的手段，在骆秉章（1793-1867）执政以后的四川也是非常常见的。骆秉章本人带来的军队不多，他起的主要作用是把洪杨战争以后解放市场的新模式带到了四川，使各县的士绅可以用「夫马局」这样的士绅主持的组织筹集经费办理公共事务，结果形成了两套政权。原有的衙门那套政权只能养以人头费，基本上办理不了洪杨之乱以后的地方事务和财政事务。像治安局、夫马局之类的，就是地方地主士绅的组织，这些三局跟衙门并行，而它们的钱比衙门更多。钱从哪里来的？土地收入和贸易收入兼而有之。这时候的四川已经不像是明玉珍时代那样，有可以屯田的土地，但是原来的内河贸易和内陆贸易已经相当发达，扬子江航路的开辟又使海外贸易也成长起来，使得士绅有新的收入可以应付更高的开支。

而湘军在吴越作战，依靠的本来就是私茶贸易北移，从广州口岸移向上海口岸，带动了整个吴越的经济发展。除了像杭州这样遭到屠杀和饥荒而人口减少的地方以外，在太平军战争正在进行的同时，宁波、上海这样的在英法联军炮火射程之内保护的口岸城市，和扬州、安庆、九江这样被湘军控制的、武昌这样的扬子江水陆城市贸易反而更加发达。湘军一面征收厘金、一面征收川盐入楚的盐税收入，而盐税的提高也为四川的绅士们和地方军提供了相当大一笔费用，盐税的增高也需要消费者收入的增高。所以实际上洪杨战争时期，除了太平军直辖区和交战地区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减少以外，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讲的话，是在海外贸易支持下的消费市场的灌注之下，处在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因此有能力支付更高税收的状态之下。

而征收更高税收的主体不是军阀就是士绅，他们形成了省级的力量或者是跨省的力量，比起元末或者是明末规模要大得多。像左宗棠和李鸿章这样的大军阀，他们继承了曾国藩越境征收关税的传统，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本省的辖区之外仍然能够搞到钱。比较小的官吏，像沈葆桢（1820-1879）在江西或者骆秉章在四川一样，他们只能以省为基础实行财政改革。由于各省的利源不同，例如四川的盐税收入的情况就跟其它地方不一样，四川是川盐的一个巨大输出地，还有药材、丝绸之类的扬子江内陆贸易，这些地方的出现财政增长可以在英国人主管的重庆海关的记录中查到，基本上是以一个每年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急剧向上的，而税收增长速度还达不到百分之十几。所以实际上清末跟大多数王朝末年不同，非但不是一个经济萧条的时代，反而是人民尤其是地主和商人越来越富裕的时代。

在这样的支持之下，最后在新政时期各省编练陆军的时候（注：新建陆军，1894），陆军部只提供标准，各省市自己出钱自己征兵的，这当然是洪杨以后的传统。那么各省自身和督府之间的政策性互动，是决定新军的质量和权势的关键因素。鄂军武昌起义的根本原因就是张之洞的开明政策、和他招收知识分子——鄂军号称是秀才军，黎元洪是北洋海军的班底，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北洋海军是用英语做工作语言的。而大多数鄂军军官都是秀才，论文化水平在各省军中是最高的。武昌如果没有张之洞坐镇的话，应该是不如南洋北洋或者是广州的，但是因为有张之洞在，所以在辛亥年，鄂军居然是能够跟北洋军匹敌的力量。但是武昌的财政基础必定是要比南北洋要差得多，所以鄂军能够跟北洋军平起平坐的时间为时很短，过了几年就不行了，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仍然是北洋、吴越和南粤三足鼎立的局面。

而滇军和桂军尽管——滇军是虽然财政基础不多，但是办理新军的步骤却极为坚决。这里面的奥妙其实也是因为滇省是一个边区，人民尚武、部落传统仍然存在。比如说龙云之所以当新军军官，当然是因为他所在的部落本来就是尚武的。像四川军阀邓秀廷（1889-1944），我们要注意邓秀廷像鲍罗廷一样是一个翻译名字，他另外还有一个本族的名字不大被人提起（注：木呷克底）。他的汉文名字叫邓秀廷，就像是鲍罗廷和李世民一样。他从小就是武斗出身的，在他所在的时代，男性青年以谁最勇敢、谁的耐力最强而相互竞争。有一次他跟另外一个叫阿牛的青年相互竞争，双方赌谁赢了谁当大哥，然后他们赌自己把自己吊在树上，看谁能支持的时间长。邓秀廷支持的时间长，阿牛甘拜下风，以后阿牛就变成了他的主要部将，他就用诸如此类的手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封建班底。而他的父亲、祖父也是酋长和土司一类的人物。滇军里面充满了这种边区社会尚武好斗的军官，所以虽然钱不多，但是他们对自己军人的素质是有极大的把握的，所以就先把滇军的规模搞起来以后再筹钱。

而桂军的情况呢，则是因为有陆荣廷这些边区豪强。陆荣廷就有一个越南妻子，他是盘踞在广西和越南两国之间的江湖会党领袖。在岑春煊主政广西推行近代化的时候被岑春煊招安，实际上也就是地方势力跟——岑春煊本人也是土司子弟出身，只不过士大夫化了，就是地方豪强势力获得了合法的名分，因此广西出现了旧军压制新军。另一方面广西跟云南一样没有钱，但是跟云南不一样的是，广西已经有了陆荣廷所带领的一支旧军势力，所以他们并不欢迎，这是蔡锷在广西吃不开、在云南吃得开的原因。蔡锷是湖南人，但是云南急需受过日本近代化教育的军官，所以云南的军官对蔡锷非常拥护。这就好像是克拉克校长（William S. Clark, 1826-1886）跑到日本去，其实克拉克校长在日本只待了一年时间，但是他在日本留下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当时正是明治维新，日本急需输入西洋教育模式的时候，所以他的弟子也算是桃李满天下了，蔡锷在云南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蔡锷在去云南之前其实是先去了广西的，而广西士绅却不欢迎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培养出来的新军军官，就是后来白崇禧他们那批人，跟陆荣廷的旧军军官有一个抢饭碗的争夺问题。我们都要让自己的系统抢饭碗，旧军已经占据了广西的饭碗，多培养一些新军军官只会增加广西政局的不稳定性，所以广西人反而不欢迎蔡锷，制造学潮把他赶走了。而由他开始，广西的新军军官学校培养出的新军官始终不得志，陆荣廷在世的时候始终不肯重用他。这也是李宗仁、白崇禧他们最后在粤军打垮了陆荣廷然后又撤退，陆荣廷、沈鸿英（1871-1935）他们卷土重来以后一定要背叛陆荣廷，依靠国民党的势力另打天下的原因。他们在陆荣廷时代是惯于受气的，尤其是看到阎锡山、蔡锷，大多数军阀都是新军军官出身，新军军官到了哪里都是统治者，唯独在广西被旧军军官压在下面，他们咽不下这口气，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绝不愿意让老帅陆荣廷卷土重来。而阎锡山、蔡锷、唐继尧的系统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们本来就是新军军官。

而四川的财政形势比云南、广西要好得多。其实四川的财政也比武昌要好得多，但是一方面它没有像张之洞这样声望很高、能够得到本省的士大夫拥护、在全国也很有面子的清流士大夫来主持政局。另一方面是四川本身很大，它的不平衡，它的缺乏中心城市的性质非常明显，不是只有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当时的情况跟现在不同，现在是已经是高度极化了，当时二级城市是相当发达的。比如说资中县是一个，他们经常把自己吹嘘到宋元，但是实际上吹嘘到晚清就差不多了。资中是一个教育特别发达的地方，直到国民政府迁往重庆的时候，仍然是一个接收留学生的地方，无论旧式的书院还是新式的学院，在资中是特别发达的。相比一水之隔隆昌和安岳，资中的师生一般来说把他们当做是野蛮人，觉得自己跟成都和重庆相比并不逊色，它有它自己的旧派士绅、也有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办理的学校和医院，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文明发达的地方、是一个地区性的中心。

相比之下，就是例如宜昌或者是荆州或者是襄阳在武昌面前，就像是法国各个城市面对巴黎一样。黎元洪的政权能够迅速控制全鄂，以及后来在王占元（1861-1934）的时代，尽管亲华派亲北洋派的军阀，和亲广州派、亲云南派的三派军阀各不相下，但是鄂西鄂南又有原来土司势力打底子，始终没有办法像分裂四川或者分裂广东那样成功地分裂湖北。就是因为扼锁汉水和长江咽喉要道的武昌，对于全省其它各地拥有巴黎式的绝对优势。

但是成都和重庆都没有这样的优势。严格说来成都不是全川的首脑，而是成都平原的首脑，荣县、天全、嘉定（注：待定）毫无疑问是成都的卫星城。简阳、资阳虽然跟资中属于同一个行政区划，比如说后来国民党的资中专区和现在的内江专区，但是它们是成都的卫星城。这一点就可以体现在1949年，1949年在简阳和资阳的地下党是成都市委直接领导的，这就是默认了从经济和社会上来讲，简阳和资阳是成都的卫星城。但是资中不是，资中、内江是专门从满洲甚至从美国和南洋派来的另一支匪谍系统。真实的内江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区，内江是后来才兴起的，在清末还不重要，就是以资中为核心辐射半个内江专区，四五个县的一个小区域。成都辐射周围的十几个县、重庆也辐射周围的十几个县、资中只辐射周围的几个县，但是资中其实对成都和重庆都不服。成都和重庆要号召的话，像武昌那样号召的话，武昌的势力是可以直接号召到襄阳和宜昌的，但是成都和重庆都只能号召到周边的十几个县。所以四川后来变成小军阀混战的地方，有几十个小军阀分裂建立几十个防区，也是有这方面的先天的基础所在。

这一方面四川的情况比较像南粤，广州在广东省没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今天的东莞本身就是个小中心、肇庆也是一个小中心，所以南粤后来在军阀时代，也没有形成像广西和湖南山西那样统一的军阀势力，而是分裂成为众小军阀十几个军阀分区防守的局面。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粤军和川军都不以强盛著称，比起辛亥年的滇军和鄂军又要差，但是鄂军维持的时间不久，滇军是依靠边区优势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到了民国十几年，可以说鄂军的局面已经不如川军了，因为它处于四战之地，四面八方的军阀都可以收拾它一下，而川军至少比较靠边。而且四川的财政状态也始终比湖南和湖北要好得多。

四川的财政变得更坏，是共产党来了以后。共产党来了以后，包括改革开放以后，也是只开放沿海不开放内地，也就是说经济形势的好坏取决于你跟海岸线的距离，但是在条约体系时代显然不是这样。一方面有大清朝的底子，四川的底子要好一些，它的人口多、土地肥沃、土特产多、内河贸易本来就发达。第二就是扬子江本来就是海，扬子江自由通行，四川湖北湖南全都是沿海省份，所以四川比起湖南湖北的财政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由于四川的多中心化现象，没有一个像张之洞这样有威望的督抚代表朝廷主持新政、没有岑春煊在广西这样的角色。像南粤一样，李鸿章去职以后，南粤就不再有有威望的督抚了，各地士绅人自为政，广州的将军和巡抚总督起不了很大作用，他们在历史上都是默默无闻的。四川的督抚府跟广州的督府患有同病，各地的地方士绅有自己的小中心，而且相对于成都和重庆两个大中心，众小中心的士绅和豪强是互不相下的。他们像德国，法兰克福不会认为自己比的柏林或者慕尼黑差，要说是帝国城市（Free imperial city），我们还是帝国议会所在的地方呢。由于众小士绅集团互不相下，因此四川没有办法动员他们的财政资源，建立一支统一的川军。而川军的编制一直搞不定，边防军系统、一军系统、二军系统，以及后来产生出来的比如说刘湘。刘湘代表的并不是辛亥年间的新军系统，而是后来下川东地区的民团系统，最终形成了众小军阀的破碎的局面。

可以说历史始终是延续的，你从已经发生的事情大体上就可以推出未来的事情。很明显清末的事情就是，大军阀能够控制一省的资源，军官和士绅合作起来，那么朝廷的政策也就是给一个合法性而已，等朝廷没有了合法性都靠自己的时候，那么本地的军绅政权就自动地粉墨登场了。像北洋军阀这样，以天津海关和保定的工业体系为基础，形成的跨越河北山东河南这样的一些跨省军阀势力是很少的。大多数军阀都是以省为单位，或者一省之内建立十几个，像四川广东一样建立十几个绅士和军官的体系。军官可以有两种来源，正规的就是日本式的、军校系统训练出来的正规军，这是正牌的新军。另外就是不成体系的，像刘湘出身的民团那样的系列，对于他们来说上一上军校的速成班也就勉强可以做军官了。他们靠的不是自己的军事能力，而靠的是自己在本地地主、商人、豪强当中积累下来的人脉和信用。这些人还是比较能维持地方利益的比较靠谱的人，那么他就能够维持得住，在遇到危难暂时下野以后到上海避一避风头，也随时可以卷土重来。

清末的新军是各省的军队，这是清末军阀政权存在的关键。这方面的遗风，国民政府和毛泽东都在有力地推行中央集权，在全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下。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我称之为「温和派中国人」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希望中国统一、军阀混战停止、有一个统一的市场，为此他们甘愿承担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权的各种开支。但是这一点是他们误判了，就在现在至少是不久前几年，比如说2015年前后，改革开放干部和改革开放资本家，普遍地仍然不能接受诸夏的想法，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幻想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这个市场会对他们有很大好处，但是这是做不到的事情。他们误判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严重低估了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所需要的成本，这个成本主要要压在他们身上，会使他们倾家荡产。

国民党时代，旧的军阀势力没有完全消灭殆尽，例如桂军之类的川军之类的出省作战，他们的补给系统都是极为混乱，并不能建立全国统一的人事管理和补给系统。一直到国民党在1950年初在大陆的势力基本消亡，统一的人事管理和财政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跟越南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不一样，也跟到60年代——我们要注意其实时间是相当晚的，基本上就是到了蒋经国开始担任行政院长那个时候，国民党带到台湾去的各路杂牌军才基本整编完毕，在美国顾问的指挥之下才能够形成一支人事上财政上和训练上都比较整齐的军队。国民党军队自始至终比亡国的南越军队和韩国军队要差很多，这是跟大家直觉的印象不一样的。

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如果从——我们要注意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跟中国大一统士大夫体系很有关系，就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军事能力和判断力、以及中国公众的军事判断力，比起俄罗斯人土耳其人和全世界所有人都要差得多。美国的精英阶级基本上没有不当兵不打仗的，像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那种人，他能够当上南方联邦的总统是因为他以前是参议员，之所以是参议员是因为他自愿参军，组织了一团民兵到墨西哥去打仗，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而杰克逊将军（Andrew Jackson）能当上总统，也是因为他在新奥尔良打败了英军的缘故。俄罗斯的社会和美国的社会，一般人都是有军事经验、能够判断好坏的。但是你看非常著名和非常博学的中国历史学家，古代的像顾炎武（1613-1682）这种人、近代的像吕思勉（1884-1957）这种人，他们在军事上几乎是纯属白痴，对于后勤和技术方面没有一点点概念。所以，因为战争始终是历史的核心部位、决定命运的事情，他们连战争是怎么打的都不知道，所以他们对战争问题的判断几乎全都是错误的。也就是因为这一点，中国历史学家写出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糟糕无比。

我们要注意，西洋历史学家经常是怎么说呢，使用资料有严重偏颇的，你看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那些人写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他们有一点是强过中国历史学家的，就是说他们对技术问题掌握的准确性，是超过以读书多为法宝的中国历史学家的。他们一般来说不是军盲，也不完全是技术盲。比如说中国历史学家们，包括明史那些编撰者和历代的明史研究者，他们别的不说，对明国火器——我们要知道，明军可是像同时代的大多数国家军队那样，也是依靠火器为主力军的，对于明国的火器几乎是全无了解，完全是民科水准。因此经常提出极其可笑的观点，比如说以为像越南那样的国家是不堪一击的，但是其实恰好相反。

像明成祖这样的内行他就知道的，他能够打下越南是因为越南正在发生王朝斗争，胡朝（1400-1407）它的领导人自己说自己是浙江人，这一点是是真是假我们可以姑且不考虑，但是无论如何，他是推翻了以前是陈朝（1225-1400）刚刚建立政权，而陈朝的很多将领还在起兵反击他。然后明国在这个时候利用陈朝和胡朝的矛盾，再加上自己的兵力优势，以及明成祖还有朵颜三卫和一部分的内亚兵还没有完全消失，勉强打下了越南。其实越南军队的技术水平，这时候已经明显超过了中国。像八卦城（Citadel of Saigon, 1790）那些城堡，等不到嘉隆皇帝（Nguyễn Phúc Ánh, 1802-1820）那个时代，后陈和黎朝反抗明军的时候就经常使用火器，而明军的火器技术远远不如越南人。胡朝皇帝被俘虏以后，明成祖任命他的儿子做自己的工部侍郎和火器总监，安南火器是明初火器营的直接技术来源。

而北京城的修建，我们知道北京城的基本底子是蒙古皇帝任用的穆斯林建筑师。我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看印度史的时候，看到莫卧儿皇帝在德里那个红堡（Red Fort, 1648）的结构图，第一个印象就是：咦，这不就是故宫吗？怎么跟故宫一模一样？一个方方正正的正正方形，再加上一些人工湖泊花园之类的东西。我看故宫结构图的时候可能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莫卧儿红堡的时候大概是上中学的时候，当时我还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确确实实德里和北京是表兄弟城市，德里的红堡和北京的故宫是表兄弟建筑，它们都是由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建筑是设计和建造的，所以无怪乎它们这么相似。莫卧儿王朝和元朝都是征服者王朝，同一家出身。

然后等到明国赶走了蒙古人，强制迁徙了北京居民，明成祖以前北平城差不多是一座空城，只有驻军，原来不就五花八门的各行人口被朱元璋清理走了，等到需要重建北京的时候，明国没有合格的技术人员，需要用安南工匠。安南工匠掌握了一部分欧洲技术，他们当时已经能够修建郑成功——郑成功就知道怎么修建，日本在战国时期很多建筑师可能也有西洋来源，知道怎么样修建要塞。所以丰臣秀吉打朝鲜的时候，日本人在朝鲜南部修建的那些要塞，比如说蔚山之战（1597）使明军感到极大的痛苦，安南的火枪手和安南的建筑师，水平已经明显高于明国。这一点中国历史学家是完全不予考虑的。所以中国在越南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因为等到陈朝和胡朝的王朝纠纷结束，在黎朝统治之下，越南的所有豪强势力结合起来的时候，明军尽管有数量优势，但是其实在火炮攻坚战和要塞建筑方面已经明显落了下风，他们是没有办法守住的。

同样，你只要比较冷战时期的历史，中国所有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有成就的资本家，换句话说，汉语世界的全部精英都瞧不起南越军队，但是据我考察的结果，南越军队比国民党军队始终始终要强得多。中国人，包括历史学家，包括沈志华（1950-）在内，没有人能够瞧得起北朝鲜的，但是北朝鲜的军队很不幸的是，在任何时代都强过人民解放军。

当然这一点跟规模有一点关系。美国顾问能够整顿得了土耳其军队、也能整顿得了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军，因为它就只有那么点大。要让他整顿整个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军队，他没有那么大能力的。苏联也是同样的。所以在共产主义国家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另类，它有毛泽东这样野路子的人能当领袖，背后就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是半个军阀政权。朝鲜人民军是苏联训练的、北朝鲜共产党人建立的班底，然后在满洲组成的朝鲜劳动党的基本核心武力，这些核心武力同样也是林彪在满洲组成四野的核心，它们的战斗力优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部分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杂凑起来的。在赣南苏区的时代，毛泽东由于自己的出身问题，他对所有军事技术上比较专业的人，主要是苏联顾问带来的系统都是充满仇恨。当然这些人是他们的政敌，如果这些人得了势的话，怎么说也轮不到他老人家当主席的，所以他总是要贬低他们的功劳。

在赣南时代，一面是蒋介石和陈诚（1898-1965）在搞军事训练，他们的军官训练班充分表明，自从苏联顾问拍屁股走人以后，国民党的军事素质在极短极短的，也就是所谓的「黄金十年」的时间，不过10年时间瓦房店到什么程度。蒋介石和陈诚办的军官训练班，主要是跟左宗棠的军官训练班一个德性，教他们怎样瞄准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合理推论说，蒋介石手下的大部分军官数学成绩都不太过关，这跟黄埔军是一个讲政治的军队——

我们要注意，西点军校刚刚建立的时候（1802），法语是必修课，数学、工程学是必修课，拉丁语希腊语反而不是。因为拿破仑法国是军事技术最先进的地方，不懂法语你是跟不上形势的。而数学和工程学是拿破仑战争以来军官要打仗的最基本素养，不懂数学你是做不了拿破仑的炮兵的，不懂得建设筑要塞，在沃邦元帅（Marquis of Vauban, 1633-1707）和笛卡尔那个时代，你就别想过关。好吧，别的不说，蒋介石他老人家自己第一个就是个业余军人，他是既不懂数学、也不懂军事建筑学。所以他经常打烂仗，他打赢的时候都是要么靠形势，要么靠别人帮忙。在专业性比他强一点的军官，比如说白崇禧这些人看来，让蒋介石当最高领导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像蒋介石这样的技术外行当军事领袖是最糟糕不过的。淞沪抗战之所以死伤惨重，是因为他不懂得炮兵的基本工作原理，东征陈炯明（1925-1926）的时候他犯同样的错误，也造成了东征军损失惨重，幸好这次还有加伦将军（Vasily Blyukher）赶来救场，他自己也知道加伦将军的水平比他高得多，所以在加伦将军实际上已经被斯大林和贝利亚送进监狱的时候，他还要求苏联派加伦将军回来指挥抗战，加伦将军一个人就能顶得上十万大军。

当然，斯大林派了另外一批军事顾问，其中其实有一部分军官是在黄埔军校时代已经出来了，但是在中间这段阶段，国民党军队衰退的程度，其实连黎元洪时代的北洋军阀都不如。北洋军阀保定军校还要学一学数学的，黄埔军校的那些军官就完全依靠政治关系才能够上位的，他们的专业技能比起模仿日本的保定军校还要差得多。像蒋百里（1882-1938）这样的人一直不能得到重用，跟国民党军队自身的业余性是很有关系的。
[00:49:23]在这一时期，跟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的说法相反，就是赣南苏区的人力资源虽然不多，但是它刮得很彻底。基本上都是妇女老人在种地，所有的青年男子都被刮进了红军里面，所以好歹也有几十万红军，人力差距跟国民党军队差距不是很大。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可能有十几万就差不多了吧，加上杂牌军可能上百万，但比起红军来说的话也只有两三倍的优势，甚至还达不到今天普京对乌克兰那种人力优势。而军官的素养，在李德（Otto Braun）那个时代居然还是红军更强一些。因为李德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跟佐尔格一样，他别的什么不会，凡尔登要塞打炮战、修战壕、修工事，他是拿手好戏。欧洲战术上淘汰下来的业余爱好者，放在亚洲都是绝顶战神。而且照德国自从俾斯麦、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以来，最注重军事教育，德国能够在普法战争中胜利，也就是因为普通德国兵的军事素质，基础教育水准都比较高，数学他是不成问题的。

所以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直到现在还在指控，李德打什么万恶的堡垒战消耗红军，其实李德搞的就是凡尔登那一套，第一次世界大战拿来的先进技术。苏联红军加伦将军能够打破陈炯明在粤东的城堡，也是因为粤东的城堡是按照普法战争时期的要塞技术搞出来的，顶不住一战标准的苏联火炮。而李德又把一战时期制造出来的碉堡搬到了赣南，使得国民党那些业余爱好者的军官打得非常痛苦，这其实是红军军事水平的一个飞跃。以前北洋军阀保定军校的军官也达不到一战水平啊。

苏联红军对于中国的主要贡献，就是通过国共两党把一战的军事技术，大炮、坦克和飞机都引进了中国。只有北伐军有飞机，北伐军的飞机轰炸了长沙和武汉，为北伐军赢得了关键性的胜利。而各路军阀谁也没有飞机的，也没有什么坦克部队的，也只有张作霖有些捷克和日本进口的武器，大多数军队的话都赶不上苏联红军的军事水平。而赣南的苏区，在李德的训练之下，哪怕是能够达到两三成的水平，也已经很不简单了，他至少是训练了一些出身本土贫下中农、但是接受了一些一战军事技术训练的军官，这些人当中包括林彪。如果没有李德和后来抗战时期苏联顾问对林彪的再教育，林彪是没有办法在满洲打败蒋介石，彭德怀也不可能依靠以满洲为核心的部队进行朝鲜战争的。

但是林彪这样的人，比如说跟范文茶（Phạm Văn Trà）、黎仲迅（Lê Trọng Tấn），一般人不知道他，他是北越派到南方的将领，比起来的话根本就是儿戏；跟毛泽东又用来打蒋介石，后来又让给金日成的那三个朝鲜师比起来，也是如同儿戏。朝鲜人民军和越南人民军是全套的苏联班底，跟土耳其和台湾军队全套美国班底一样，整整齐齐。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跟蒋介石的黄埔军一样，各路杂牌。人民解放军能够打败蒋介石，全靠满洲军、全靠林彪的四野，其他各路军队都在打败仗，而且他们军事素质是很差劲的。无论军事工业还是人员素质，满洲国军的教育水准是可以的，要训练起来很容易，而满洲的重工业又很发达，哈尔滨附近的的制炮厂、大连的制炮厂迅速制造出来的大口径炮弹，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抗的，国民党军队根本就没有同样规模的兵工厂，能够制造出这样标准的大口径炮弹的。

像二野、三野的部队，基本上就是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征发的农民士兵，干部、军官顶多就是像赵紫阳那样小地主的子弟，受过一点政治训练，论军事技术都是非常外行的，所以他们打的是中世纪战争。所谓的「冀中穿心战」（注：1948年4月），就是傅作义的晋绥军，他们有一些蒙古人的和模仿蒙古的骑兵部队，这些骑兵部队很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二野的部队，深入到二野的核心，然后留了一封侮辱毛泽东的信。所以毛泽东这个小心眼，到傅作义投降以后，他还是违反投降协定，硬是把那个当初侮辱过他的那个晋绥军军官给杀了（注：鄂友三）。晋绥军和后来的马家军，跟彭德怀的西北一野、聂荣臻的二野作战的时候，都是能像蒙古骑兵的时代一样，以极少数骑兵轻而易举地击溃数量超过十倍甚至是十几倍的共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