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那我们现在今天的访谈就开始了。阿姨您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Edward。上周访谈中阿姨您跟剿匪学院讨论了最近沦陷区频发的一系列献忠事件，那么我们敬爱的习主席很可能也是在关注访谈节目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一周的早些时候看到中国紧锣密鼓的连续祭出了一系列的救市措施，比如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很罕见的在九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召开会议讨论严重的经济问题，习主席本人他也承认说经济出现了新情况和问题，表示房市需要止跌回稳；那么中国央行也公布了一项人民币8000亿的提振股市的计划，直接向保险公司、证券商、上市公司的放贷，支持其购买和回购股票，也导致了股市出现了一个临时的回暖现象。另外还有一系列刺激楼市、消费、投资等等的措施正在颁布或者是准备颁布。您认为习近平的这些救市措施带来的短期效果能否起到改善经济的作用呢？它们会不会有什么相对比较长期的影响呢？谢谢。
刘仲敬：滞胀和通缩反正总得选一个，实际上是谁也不敢往哪一方面选，就变成了以苟且为主坐以待毙的局面。这是一个全球化的基本格局，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美元通货膨胀支持全球繁荣像毒品一样，使得美国和全世界都难以承受停下的代价，所以美联储也是进退维谷，既不敢加息又不敢减息，所以你现在看不到弗兰克？和里根当年大刀阔斧的砍杀通货膨胀政策了，只能谨小慎微地做技术性调整，然后东偏一下西偏一下，实际上就是推不走，推不走的结果就是等待系统慢慢衰变，等待最薄弱环节首先崩塌。最薄弱的环节总是在边缘地区，比如说在中东或者是在欧亚这些地方，像黎巴嫩战争升级是拜登政府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本身就是系统边缘维持不住的迹象，这种事情就相当于是沙皇俄国的倒台并不是协约国希望看到的。协业国是希望暂时能够稳定一下，政治改革这些东西等战后再慢慢解决，免得在战时一动起来牵动全局，但是1914年的全球化到那时候已经支持不住了，在最薄弱环节开始崩溃。
中国它的特点是它属于全球化的下游，所以「中美国」。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是专门负责提供奴隶劳工这一方面的，所以它有一套对应全球化类似的策略：附庸于民工美元，根据民工美元来释放的人民币，由人民币的通货膨胀来支持地方改革开放干部和跟他们自己的信贷扩张，地方改革开放干部他们的影子银行和准金融系统和准关税系统，跟人民币和央行的关系，就跟人币和央行跟美元和美国的关系是一样的。他们制造出来的烂摊子，就是通过影子银行或者其它的方式以债务经济的方式大搞基建，用基建来支撑自己的关系人发财致富，维持本地的就业，形成改革开放干部和地方豪强集团的共生关系。他们的扩张导致产能过剩、人民币过剩、压力反馈到央行这方面，导致现在的债务危机，使得国务院不得不压缩产能，央行不得不收紧信贷。换句话说这就是美联储加息缩表政策的中国版本，他立刻导致了严重的阵痛，因此迅速的执行不下去。而改革开放干部和豪强所喜欢的做法就是解套。如果你深入到县城这一级那就是几十个豪强集团瓜分了县城的主要经济，县城主要经济现在已经不是1942年或者是1925年，县城的主要经济就是几十个豪强集团跟比如说七八个改革开放干部的派系共同维持的，以基建工程为核心和军工教集团以及豪强集团的消费能力为支持的本地市场。基建是依靠债务来维持的，只花钱不考虑还钱的问题，还钱的问题将来要通过通货膨胀踢给央行来解决的。
工程一日不停，豪强就一天有钱可赚，小弟们就有工作做，停下来那么豪强就要开始抢蛋糕、争蛋糕，开始杀财政厅长或者是相互杀干诸如此类的事情。经济紧张的时候，豪强想到的首先是国家放一放信贷，加几个工程落到本地头上，工程款一分矛盾自然就缓解，烂账可以再拖一拖。烂账要解决，归根结底是要化债，化债就是要空降一笔钱出来，把各个豪强集团跟本地银行、信用社——这个游戏的最低一级就是农民工，农民工出去挣农民工美元，在本地的信用社和农机站之类的地方贷款买种子、化肥这些东西，整个经济都是按照债务和预支的方法来维持的。
这个链条正在哄隆隆地倒下来，现在的做法是当然是苟且之计。通缩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真的通缩，比如说菜价肉价还在涨，生活更加困难了，但是作为奴隶劳动的主要产出，你的棉花卖不出去，就是说是你的廉价产品卖不出去，最大市场美国开始接二连三加关税进行各种封堵，所有的关税区都在给自己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那么依赖全球市场最深的中国受害最大，出口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龙头，其它的企业是为这个龙头服务的，只有它们才能维持经济和就业。比如说县城农村的农民工就业这种，全都是针对的这些挣了农民工美元群体来赚他们的钱，于是整个通缩压力一路搞下去，所有人的产品都在跌价，赔本维持生产，赔本赚美元。出口企业要赔本赚美元，农民工要赔本赚人民币，地方上县城这些毫无竞争力但是作为豪强政治体系的一部分，以非正式非法关税的方式维持。
比如说所谓的中国市场它并没有美国想象的那么大，其实中国市场基本上是北上广市场。武汉能不能算中国市场都很难说，武汉以西的各小城市，他们是一些豪强军阀、准军阀市场。比如说本地的豪强集团跟本地的改革开放干部会有一个默契，从北京和上海来了一个比较习惯于本地经济环境的企业，在本地要卖啤酒或者其它什么东西，你不要以为这是个市场经营的问题，本地并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诸夏还没有实现呢。我们比如说把这个地方放在乐山好了，假定这一个地方就是在乐山。乐山的财政已经预支了几十年，所有的公共公营企业比如说公共汽车啦、水运航运之类的，早已经提前预支了几十年费用以后然后它卖光了。乐山的地方政府也是改革开放干部，手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巨大债务，他们还能混得下去，是因为他们还能像豪强要钱，豪强还能够混得下去，是因为他们跟改革开放干部配合，搞了一个乐山准独立王国的独立市场。这个独立市场体现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比如说像资中建材市场出产的那些一脚就能踩断的行李箱之类的东西——本地生产。
他们能够销售的出去那是靠关系，比如说资中那些产品能够在成都和资中卖的出去，原因就是北京和上海的企业你进不来的。比如说一个上海的企业觉得我也可以卖一些质量比较好一点的行李箱，比如说我在昆山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嗖嗖嗖地建立一个血汗工厂，引进西方国家的质量控制标准，保证制造出来的用钢材料就比你要好的多。你那个用钢材是什么来着？本地的、可能是攀钢的，或者是其它诸如此类的二级、三级的西门庆企业给你搞出来的烂货。我们的钢材好歹比你要好一些，也许到了美国川普会说它是沙钢、粗钢，但是没有问题，拿到乐山或者资中来讲的话这就是好钢，做出来的东西，至少不说3年5年，3个月6个月保证不坏，而且你用脚踩的话保证是踩不坏的。据我亲自测试的话，资中本地企业生产出来的行李箱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自己一脚就能踩断的而且还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根本用不着比如说一个高中生体育运动员，在争取军训达标或者是什么体能测试达标，或者是进行什么足球联赛或者什么比赛的时候，拿出全部力气，就平平常常那一脚就可以踩断。他们的使用寿命多少是看运气的，也许2个星期也许2个月，好吧。
这样的货能够销售出去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刚才假设的那个上海企业带着他的销售专员和一批货嗖嗖嗖来到了资中，然后它的门店刚开张第二天就有一批下岗工人，是的你没有搞错，是下岗工人哦，不是公安也不是工商，没有任何官方身份的人，一批下岗工人坐到你的门店来，拿着一些标签准备贴在你的货物上面，这些标签是收费的，一个标签比如说卖50块钱，顺便给你拿了几百个标签：「兄弟这是我们的地头，请买我们的标签，如果没有贴上我们的标签的话，江湖路上各路大哥小弟可是不认你的，你不要不信邪」。那么你怎么办呢？好办法A，尽管上海的总经理没有给我支出这笔开支，但是他也假定中国到处都有腐败现象，给我了一笔小密基金，准备用来打点的。我从那笔小密基金拿出钱来先买几百个标签看一看虚实未知，这是什么？这就是关税。
你的货物到了墨西哥，墨西哥新上来的左派政府一下子看到，哈哈哈哈哈关税战打起来了，中国货到不了美国啦，必须改道墨西哥了，我们发财的机会到了，立刻就给你加了40%的关税。你到资中去交的这个关税就是这样的，这些标签就是相当于墨西哥海关趁火打劫，给你收了这笔关税，你交了就没事儿了。然后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然后你直接去打点各路干部，给他们的小妹送礼之类，继续卖你的货好了。
但是如果你决定没有钱，或者是决定你算什么人物？下岗工人也来问我要钱，老子就是不给！然后我们熟悉的西门庆经济很多场面就出现了，你的店面不明不白地被人倒上了垃圾、狗屎什么的，总之让顾客看着恶心就不来了；或者是下乡送货或者是到什么地方送货的时候，半路上被一个大哥带着小弟嗖嗖嗖的把你车开走，然后你到公安局报案，公安局根本不理你。诸如此类的西门庆现象各种小动作就层出不穷了。然后你就猛然发现这个下岗工人团伙他老人家下岗有20年了吧，为什么没有去再就业？因为他已经被本地的豪强集团聘用为次级、三级、四级、五级的包工头打手。这种东西在比如说万历年间的苏州叫做「打行」，「打行」就是出租暴力团的意思，有点像王朔写的三T公司，只不过这种人是真的要出售自己的打架能力或者是挨打能力，两者经常是一回事。
而大号的豪强集团是不会认你的也不会来保你的，但是你可以把你的服务出售给他的外包代理人的、外包代理人的、外包代理人的外包代理人。这就像是那个真实的笑话所说的那样，某某人想要买凶杀人，出了几十万还是多少人民币去杀他一个敌人，然后他的雇佣的杀手拿了这个钱以后，自己黑了一部分，然后又拿一部份去外包给下一波、下一波、下一波、下一波，经过四五次外包以后，最后一波杀手只拿了几千块钱，他觉得为了几千块钱杀一个人好像有点不值，于是他就拿那几千块钱去找那个被害对象去了，跟他说我觉得我就拿这笔钱杀你也不值，要不我们合伙下，你就假装你已经死了，我们把这笔钱分了。那个被杀对象就这样分了钱以后，因为他还是觉得不安全，他就觉得说不定下一次你会找一个比较靠谱的杀手来杀我，要不我还是报案吧，于是他就报告了公安。然后这个案件揭发出来以后，好像是被纳入了某一年的搞笑诺贝尔奖。在获得真正诺贝尔奖以前先赢的搞笑诺贝尔奖，它是一种成就，但是基本逻辑就是这样子的。那个下岗工人和他的小弟集团如果搞不好的话，碰上比较硬头或者是我刚才描绘的某个企业到资中来之前，他首先在汉口和重庆的码头先找了一批大哥和小弟，然后你去卖标签的时候首先被他找的大哥和小弟打的满地找牙，牙齿掉了十几个，肋骨也断了三五根之类的，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如果对方没有准备好的话，你通过上述程序，你就可以小小的发一笔财。
就在这样的关税体制保护之下，像资中、乐山这样的县级经济学才能有一些企业存在，否则的话他们就全县、全市除了领工资的公务员和教师以外，将不会有任何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剩得下，本地还能有一点消费市场，全靠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当然诸如此类的豪强他们平时就是拉烂账的，最后他们是准备等着银行给他们放一波水来冲抵一下，然后多搞几年缓冲期，每一次他们都是这样解决的。所以现在习近平政策，至少在他们的眼里就是：我早就说过了嘛，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比我们欠债更多、更着急的人，比如说在广东或者其它省还多的是呢，那些改革开放干部的大佬会逼着中央放水的。
当然这样一来，国务院一心想要淘汰的烂货产能又要扩张一次，小弟们又要多活几年，然后烂货扩张的太多，烂帐拉得太多以后局面会比现在更严重，然后OK,接下来还会再搞一次，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啊。改革开放这么几十年以来，最起码从朱镕基以后最近这几十年，胡温时期的经济全都是用这种方式解决的，已经来来回回解决Ｎ多轮了，所以大家都已经形成了预期。但到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人口基本上处于断层状态，断崖式下降状态，因此消费者渐渐不存在了，生产者也渐渐不存在了，所以过去游戏能玩得下去是出于什么原因？上有有美军支持的信用，美联储的根本信用就是美军，如果美国要打伊拉克战争或者解决次贷危机，中国不出钱是不可能的，就像是苏州人不可能不给清兵出钱去打准噶尔战争一样；下级是苏联解体以后，廉价劳动力的蜂拥进入市场，无限供给的奴隶劳动力，这个奴隶劳动力当中至少有一半是中国提供的。本来还可以多维持十几年的，这方面习近平有一点责任，他的折腾是提前了——我们要注意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是人口供应的最高点，接下来下坡路还是慢慢要走十几年，结果他加速了这个过程，使得奴隶劳工的供应出了问题。
奴隶劳工供应出了问题以及相应的民工美元、民工人民币支持的国内市场也跟着出了问题。因此就像是今天美联储要降息，绝不可能收到当年格林斯潘和克林顿时代的效果一样，当时立刻是全球化大繁荣；现在他在美国国内的就业都救不过来，他是想避免戏剧性的大震动。这个大震动会直接冲击到不仅是美国大选，而且是冲击到美国本身的政治形势，先缓一缓再说。但是他设计这个缓一缓也就是缓几个月，这个时机恐怕就是根据大选和政府换届在这个关键时刻维持局面的稳定性，接下来到明年二三月份通缩转入滞涨的危险局面就会立刻落在新上台的下一届政府。新上台的下一届政府除了A，制造经济区域化，像罗斯福总统当年干的那样把关税壁垒搞得通天涨，给全球化再来一个致命打击，然后流窜的全球美元和关税战造成的过剩生产力，造成的局部战争以及各种后果，又重新像飞去来器一样回到美国头上。所以就像拜登政府已经不可能压住真主党的战争一样，下一届政府更压不住更大规模的战争。就这几个月时间，美联储真的就是几个月。
我们敬爱的央行和广大改革开放干部，是在为广大改革开放干部和各路豪强的年关，当然也有农民工的年关做准备，否则的话，今年年关过不去。这一轮放水，然后次级、三级的放水，我们要注意以各种影子银行，名义上根本不是银行，比如说连信用社都可以算是比较正规的形式了。就像是资中有它自己的非正式关税一样，它也有它自己的非正式的流动性，连人民币都算不上的本地流动性，会加几倍的释放出去，以本票的形式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形式。本票是商业票据，没有任何官方身份。但是如果本票的发行者是地方政府的影子银行的关系人的西门庆公司的话，它就具有准官方身份，是可以在本地支付和流通的。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兑换率有利的情况下，你用本票会比用人民币更有利，尤其是在放水导致局部通货膨胀的情况之下，本票有的时候信用会比人民币好。本票以人民币四五倍的规模加进来，滋润本地的流动性，于是本地的各豪强集团就能给小弟过年了，过一个肥年；同时，农民工为明年的工作所需要的贷款也就可以一一到位了；同时，比如说那些在资中街头巷尾，早上3点钟就起床，在街面上摆一个小摊子，卖些各种零碎货物，或者是就是一个饮食摊子，卖些特色饮食，等着什么从成都回来的大学生开年假party的时候在他们那里吃一吃什么什么的，诸如此类的小店主、夫妻店、零食店之类的，他们的货才能卖的出去。否则的话，按现在的状态，他们3点钟起床，切出来到第二天下午4点钟做好的熟肉都开始变味了，他们还是什么都卖不出去，然后这一家人眼看就要过不了年了。农民工和消费市场的服务者，卖冰粉的、卖熟肉的、卖各种甜食甜点之类的东西，这些人就是公务员和教师之外，本县仅有的就业人口。
另外一波就是农民和农民工。农民工和消费市场就业人口稳住，今年年底才不会发生大事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本地的白所成会带着他的小弟去，这种事情不是已经发生过N多次了。我不是跟你讲过就是，来回波动已经有好几次了，为了5万块钱杀了本地的法院院长，这都已经是胡锦涛时代的旧事了，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些事情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已经搞了好几轮了，也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当然，要想真正按下去稀释矛盾，数量必须足够大，这个就取决于地方上的土政策。因为本来人民币是盯着港币和美元的，港币就是美元的地方兑换券，人民币是港币和美元的地方兑换券。但是如果只按照这个限度的话，虽然在全球范围之内，美元已经属于超发，但是在中国方面内，跟着美元超发的频率，谨慎的超发已经没有办法应付眼前的危机。所以照经济学家的说法，这就叫做无锚印钞，锚——美元，无锚印钞就是不要美元这个锚了，我按需印钞。当然，这会使你的情况比美国和全世界更加严重，但是只顾眼前，人民币已经是超发的超发，美元超发之下，人民币超发的超发。
人民币到了地方上，地方上的本票和其他的非正式的军阀经济的信用券，超发的超发的超发的超发，然后才能维持下去。如果超发的超发的超发超发，超发的不够猛烈，项目不够多，不足以清洗、清理一下、稀释下矛盾的话，那么给了张三不给李四，先给了张三后给了李四，这方面的矛盾就足以使各个豪强集团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了。当然，这就看地方上的权力斗争，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亲疏关系呢，比如说能当上人大代表的豪强，必定就是亲政府的豪强。还有一波豪强是属于不可靠的，甚至反政府的豪强呢，这些人就不大能够当上人大代表了，但是他们也肯定有自己的路子呢，这些路子也能给他们带来好处。
比如说我们先讲最体面的。赞米亚福音派的某一个教会，他算是反政府的豪强，因为它老是搞地下宗教活动，他的教堂又被习近平政权拆过好几次，而且它的传教对象往往是山地少数族群，有强烈的独派嫌疑。因此，比如说贵州省或者是四川省当局是不敢让他们进入人民代表的行列的。但他们的势力其实跟那些进了人民代表的西门庆企业家，或者是黑社会企业家之类的是差不多大小的。当然，他们也不能指望从政府制造出来的优惠措施中得好处，但他们自然有自己的关系网。我们可以种点什么天麻呀或者什么经济特产品，利用我们自己的销售渠道。我们基督徒曾经受到迫害，现在还受到迫害的基督徒的销售渠道，如果美国人愿意买我们的货是最好的，如果不行的话，至少成都或者是上海比较有钱的基督教的金主会专门买我们的货给我们制造销路，这就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当然还有层次要低得多的，跟毒品经济和黑社会经济，甚至跨国性的诸如此类黑帮经济有密切联系的，不那么体面的各路豪强。
他们并不能够通过符合台面上，什么叫符合台面？就是说是违反财政纪律的，但是还是地方政府干的，而且即使形式上是违法的，我们可以预计，习近平政府和胡锦涛政府一样，将来不会追究这些做法，就是台面上合法的。真正台面上不合法的是什么？一笔来自澳门黑社会的黑钱，穿过胡志明市的金融市场，来到了西原（Tây Nguyên）。这点我得做一下注释，胡志明市的金融市场是一个国共合作的金融市场，他的大佬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前总理阮晋勇（Nguyễn Tấn Dũng）的三亲六戚组成的西门庆企业家；另一部分就有点那个了，另一部分是前总统阮文绍的三亲六戚组成的越侨，全世界华侨支持改革开放建设从美国带回来的钱。这是一个地下的国共合作版本，跟李庆安、李庆华兄妹到武汉来，跟改革开放干部合作赚钱，共同反对台独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因为越共政权也有他自己的统战原则，比如说他们在1999年以后宣布全民族和解，过去的事情都不算了，一切向钱看，大家一起发财，就是很想统战一下在美国颇有势力的当然反共色彩比较浓厚的越南移民社区。
即使是在80年代革新开放以前，越南从上到下穷的要死的时候，侨汇收入仍然以非正式的方式为越南续了命。什么叫侨汇收入？我有个弟弟，在1975年抢上了最后一波船，嗖嗖嗖的跑到泰国或者美国，那就像是80年代的中国人看待马来西亚华侨或是台湾探亲者一样。你以为你在台湾并不富裕，但是你到广西来，所有人都把你看成大肥羊；你在美国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者，但是在越南，哪怕是干部看来，你也是肥的流油呀。我们计算一下，对了，按照唐德刚（英语：Te-Kong Tong，1920—2009）小说中的描绘：你小子一年的工资可以买好几万斤猪肉呢，我们哪一个干部买得起好几万斤猪肉呀？我们吃从来没有过猪肉吃饱的时候呀。最好你给我们带一些金项链金首饰送给我们，我们就太感谢了，如果实在是不愿意白给的话，我们局长还有一个女儿可以做你的姨太太，
香港小老板到沦陷区来投资，包几个干部的女儿做姨太太是小意思的。当然，80年代越南还没有开始「革新开放」，那是改革开放的越南对应语了，但是睁一眼闭一眼，公安局或者是内务部睁一眼闭一眼不管的就是，我弟弟在美国打工，反正他再穷也比我富裕，我在越南共产党统治下整天吃糠咽菜，他逢年过节的给我寄上几百块钱回来。严格按照当时的法律计算的话，这就算是里通外国，抓你全家去再教育营，但是这种事情不一定会发生，或者是多半不会发生。真正去再教育营的人是政策有危险的，只想捞钱的人那不见得会，但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加州的越南弟弟给你寄来了500美元，然后到你手里面突然只剩下200美元了，你敢向公安局报案吗？不，你自己从事的就是非法活动，你拿到了200美元在本地就是发了一笔横财了，你高兴还来不及，千万不要声张呀，如果本地干部突然发现你买了什么好货，你还得给他小小的塞一点礼品呢。请问那300美元到哪里去了呢？内务部或者公安部拿走了，他们负责检查海外通信，寻找可能的、政治上可疑的东西。当然有些东西在政治上并不可疑，但是有钱赚的话，老子不黑你黑谁呀？即使如此，这些钱还是会去寄的，因为越南人也是很重视家庭的，我有一些家人在沦陷区，他们快要饿死了，我实在忍不住要给他们搞点钱。最后，越南改革开放了，这种局面就宣布停止了，我可以理直气壮回来投资了，我到越南来当小老板，而且我让你们穷得要死的越南工人来做工好歹有点钱，而我用你们廉价劳动力到美国去赚钱，大家都有利。
这些事情就是从那个，你看公安部门、接收侨汇的越南穷人、和给侨汇的越南裔美国人，本来他们如果合作的话都会有利的，最后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苏联快要完的时候，越南终于开始革新开放，越侨的海外投资对越南非常重要，就像是香港华人或者是海外华人投资对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要一样。别人不见得会理你或者是不一定熟悉本地情况，小老板当中这种人非常多。但是这种人，比如说80年代投资的人，很可能是国民党人，比如说1949年逃到美国去的国民党，名义上有点国民党或者亲国民党的浙江小银行家之类的，在美国他几十年混下来还是个小老板，如果能够得到中国政策优惠，他一下可以发大财，像我们敬爱的盐水鸭（孙雯）一样。但是他们家老实说跟像金庸一样跟共产党是有仇的，1949年逃走了以后，共产党隆重清算，把他留在家里面的老爹老妈全都枪毙了。但是最后金钱力量战胜了一切，我们共同合作发一笔大财，顺便组织一波人去打台独打藏独，这些事情他们都干出来过。
越南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前副总统阮高祺最后就被越南方面统战过去了，阮文绍这个集团形式上没有被统战过去，但是私底下分钱他们也是干的。阮晋勇当总理，是越南改革开放干部南方派和改革开放派的主将，最近新闻不是说是前总书记仲先生（阮富仲）破坏四驾马车结构，一再打压南方派干部吗？就是因为这样，改革开放加速了原有的不平衡。本来湄公河三角洲都是最富的地区，北方要穷得多，在过去帝制时代就是这样的，改革开放一起来，当然原先南越也比北约要富，改革开放一起来的话，投资者多半是南越逃出去的那些人，投资也一般都集中在南方湄公河三角洲，而且湄公河三角洲的农民跟红河三角洲的农民社会结构不同。
红河三角洲有比较严整的严格的村社管理形式，官府管理村社，村社管理管得比较死，集体主义色彩比较强烈。而湄公河三角洲呢，村社势力不强，这跟它是一个殖民开发地带有关，本来不是越南的地方，越南殖民开发的三角洲地方，因此没有严整个村社结构，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要强得多，因此它更容易接受资本主义。这一系列文化决定论的问题我们先抛弃不管，但是无论如何海外越侨的投资，包括原先是白越，像白俄那样的白越的投资在对胡志明市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尽管在1975年战役中，阮晋勇他是越共人民军的一个下级军官，阮文绍呢当然是反共的越南第二共和国政府的总统，双方处在敌对状态。但是现在阮晋勇当了改革开放干部的领袖和越南总理，他跟北方派仲先生所拉起来的那些军队的政工干部，和北方比较土鳖的不大能通过革新开放赚钱那些干部拉起来平衡他。所以在改革开放干部势力最强的时候，阮晋勇差点当上总书记，当时争论的逻辑是总理可不可以当总书记？
总理当上总书记就是改革开放干部的全胜。但是改革开放干部没有能力拿下全局，仲先生发动反击，打掉了改革开放干部的很多要员，以反腐名义把跟他们合作的一些豪强也给打掉了，然后目的就是恢复南北方的平衡。苏林现在能够当上总书记，主要就是仲先生一方面他把南方派的几个候选人几个大佬给打掉了；另一方面呢，他自己提名的3个候选人也被打掉了，也被他的其他敌人打掉。所以他虽然打掉别人很成功，但是树立自己合格的接班人却还不成功，然后他也活不了那么久，还没解决接班人问题就及时死掉了，这样才导致苏林能够趁间上台。然后接下来南方派和北方派，这方面很多还涉及军队的矛盾问题，因为军队向来是有两派，一派是阮富仲先生提拔的政工干部。仲先生作为一个理论家，最害怕的就是江山变色，这方面他跟我们敬爱的习近平同志是有共同语言的。但是苏联训练出来的那些技术军官，因为苏联系军队的技术性比起中国系要强得多，所以自己军官有一点本钱，不大瞧得起政委。
而中国系的特点就是什么？因为军官自己就是野路子，专业性不强，所以在政工干部面前更没有什么发言权。所以他们并不满意仲先生提拔了过多的政工干部，而把真正的搞技术的军队骨干给排斥在一边了。而军队又自己经商，军队经商赚到的钱比国家预算还要多3倍，而且有强烈的地方性。比如说在西原非常危险的地方，靠近柬埔寨边境，1975年战争的突破口，西原照我们的话来说，是一个土司领地，保大皇帝（名阮福永瑞1913—1997）和他的历界前任并没有真正控制这个地方，是本地酋长自治的。只是法国人发现当地可以搞咖啡种植园和开发矿产能够盈利，才把它纳入到殖民体系。是吴廷琰总统才开始推行编户齐民体制，企图收编当地的高地民族，而当地的高地民族对所有的中央集权都不喜欢，于是就开始跟吴廷琰打仗。他们跟吴廷琰的战争给越共提供了一些方便，使得越共可以从波來古、邦美蜀发动中央高原战役。而我们就要提到越南战争的往事，阮文绍在中央高原战役做了一步臭棋，放弃了既有的防卫阵地企图把军队撤回来加强湄公河三角洲，结果撤出的军队在半路上遭到截击，比留守待在原地挨打更加糟糕，导致了南越军队全局的崩溃。
这次还发生了一个插曲，西贡有个法国记者，不知道从什么消息来源得知本地的高地民族跟南越第二共和国不和。然后他就发表报道说是高地民族给越共军队带路了，导致南越共和国军队崩溃。阮文绍气坏了，派军官去责问他，你从哪里来的这个假消息？该记者摆出我是欧洲人，我怕你小黄人的傲慢气派，根本不理他，于是双方发生冲突。结果那个记者被当场打死，于是这个事情传到国际上，又变成阮文绍政府独裁专制跟共产党有什么区别？我们凭什么要支持这样的独裁政府？应该把他们跟共产党一起制裁，就像是杜鲁门对蒋介石那样，使得阮文绍争取美国援助的措施更加没有希望了。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越共打倒了阮文绍，但是高地民族又继续跟越共打仗，然后中国和美国在支持西哈努克红色高棉打越共的时候，曾经一度援助过这些高地民族，给越南作对，改革开放以后又渐渐停止，但是当地人到现在仍然有自己的武装和政治组织，所谓的德伽共和国。
德伽共和国是越南的独派，第二共和国有流亡政府，阮庆将军（越南语：Nguyễn Khánh，1927—2013）就是推翻杨文明（越南语：Dương Văn Minh，1916—2001）总统的那位阮庆将军，空军大将阮庆担任自由越南临时政府总统在加州。另一个集团是陶明军组织的越南第三共和国，虽然沿用了第二共和国的国旗，但是他说他是一个新的国家。这两个组织都发动了反对越南共产党的武装活动，越南共产党把他们列为恐怖组织，但是美国拒绝承认他们是恐怖组织，因此他们继续在美国活动。但是他们都跟独派，两个独派组织，苗族人越南人称之为赫蒙人的赫蒙共和国独派和德伽共和国就是西原地区高地民族的独派不和。西原地区是跟传统的天主教、以及和好教、高台教这些组织不一样，它在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基督教新教派，跟石门坎（注：贵州苗族村庄）那些新教派很有相似之处，福音派的重大的传教基地，当地的最大宗教现在已经是福音派新教徒。而新教徒跟独派势力结合，就像台湾的长老会跟独派势力结合，变成了越共当局的心腹大患。
第三共和国（Third Republic of Vietnam, 1990-）的武装人员和本地独派的武装人员，好几次在当地跟越共中央的军队和警察作战。而越共在当地的公安和警察出于我刚才提到的理由，自己也经商，包括把自己留下的苏联武器卖出去，也许最终会卖到缅甸军阀的手里面给自己赚钱，把本地经济作物利用自己的特权到处偷运，实际上自己也已经严重地地方豪强化了。而胡志明市这一方面，越侨投资构成了本地经济的大宗，因此政治上的分歧搁在一边，国共合作先赚一赚钱再说，就形成了阮晋勇（Nguyễn Tấn Dũng）通过他的亲戚在当地搞金融、阮文绍也通过他的亲戚在当地搞金融，其中这些小辈的亲戚当中还有一部分干脆就联姻了，越共的孙子辈跟阮文绍的孙子辈干脆就结婚了，在西贡本地当一个大金融家（Henry Nguyen, 1973-）。
然后西贡金融市场的金钱，运注到比如说河静省、到义安省、到清化省这些边境，这些矿产丰富而苗泰人口集中的地方去投资，或者到西原高地去投资，投资名义上是搞正经企业，但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会以胡志明小道的方式进入本地的豪强集团、流入赚钱更快的毒品走私、武器走私、和地方土特产的免关税出口，比如说咖啡啦或者其他东西的免关税出口。本地的经济、西部边区的经济——
等于说越南有三个非常危险的西部边区，一个边区就是北起著名的奠边府、向南经过清化、义安，一直到柬埔寨边界的苗人和泰人，人口结构跟老挝或者缅甸差不多的酋长国地区。这个地区是苗人赫蒙人（Hmong people）独立运动的根据地、也是新教的一大传教区，当然是非常危险的地区；缅甸寮国的军阀在这里面经常有代理人，而且这些地方属于北方更穷一些，跟本地的豪强集团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同时它也是以前法国殖民时期天主教会的传教士的重点，前总统吴廷琰（1955-1963）其实就是这些地区来的一个天主教徒。三方面的势力胶着不下。西原地区是新教徒的势力占压倒多数的地方，新教徒的势力、越南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的复辟势力、和越共的豪强势力在这里胶着在一起。第三个地区是湄公河三角洲西部，这里是和好教徒，和好教徒的根据地比较靠近西南、高台教徒比较靠近西北，但是都是湄公河三角洲的西部，是吴廷琰曾经感到很难对付的那些教派和帮派的武装大本营。现在西南地区90%以上的人口是各种宗教的教徒，首先是和好教、其次是天主教、然后是高台教和新教。他们靠近柬埔寨，柬埔寨政府的控制能力比越南还不如，帮派和走私活动极其盛行。
这三个地区是越南共产党政权的心腹大患，但是他们并没有办法出处理这些地方的矛盾。而胡志明市，也就是西贡的金融市场，把大量资金流入运注到这三个地区的半黑半白的黑色经济市场，有很大一部分军阀，包括缅甸军阀，是从这个市场上分得了大量的利益。越南是毒品和武器贩卖的一个重灾区，很多毒品和武器就来自缅甸的军阀领地。因此这些地方一再出现，省级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公安干警被武装集团袭击杀害，有些比较重大的案件，这些武装集团的背景就是加州的越南反共流亡政府、和苗人的或者是西原的德伽共和国（注：德伽自治国，Degar, Montagnard）或者是赫蒙共和国的武装人员。还有一些干脆就是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只为了赚钱的豪强集团的互杀。
然后胡志明市的金钱流入金三角，跟林氏家族（注：缅甸仰光九龙堂）和满洲黑帮和公安局澳门集团合作在这里面赚钱，广西和云南的黑社会和毒品贩卖，有很大一部分是跟他们负责的。他们同时又跟彭家，因为彭家跟林家有亲戚关系、在红岩的基地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然后整个线索就串了起来。赞米亚地区，四川湖南的豪强搞事搞大了后，就退到缅甸去、或者是退到澳门去暂时避风；然后澳门和西贡的金钱通过上述的渠道，穿过越南寮国和缅甸进入赞米亚地区、流入赞米亚地区的豪强和干部的手里面，使整个地区的经济融为一体。西贡的出口贸易和民工美元不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因此也变成了中国企业家的一个避风港，使得这里面的经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豪强之间的来往比我们在台面上看见的要更多更复杂。
因此四川湖南一带的经济早已经变成一个跨国经济了。劳动力也流动，比如说大量的劳动力流入越南，也就是用西贡的金融市场搞出来那些经济，在本地搞绕开中美贸易战的血汗工厂；这些血汗工厂当中的一部分技术员，在发现另一种途径更有利可出的时候，可能就会投奔军阀或者是豪强集团，做雇佣兵或者是兵工厂的工人了，然后在一定的时候，他们得到钱以后就会流回来，流回来以后就会变成比如说资中或者是凤凰怀化某一地豪强集团的打手，然后这些打手就会卷入本地包括法院公安在内的本地改革开放干部和帮派之间的斗争。
因此人民币放水以及形成的流动性、以及依托这种流动性形成的帮派结构和信用发行的结构，还要参照西贡金融市场类似的放水活动；等于是同时存在着几个不同的金融系统，比如说来源于缅甸或者是来源于越南的金融系统、跟来源于人民币央行的金融系统，发行了不同的本票和信用凭证，在赞米亚地方市场同时流通，反政府的和亲政府的豪强各有偏重。因此具体在某一个地方，到底是因为放水暂时分蛋糕平息了矛盾，可以过上一个好春节，还是恰好相反，因为这一方面的钱多了，同时又没有公平分配，引起另一方面的反制，让他先发制人搞一个彭德仁（1965-）式的行动先做掉你（注：Operation 1027, 2023），以至于不但没有能够压住、使原有的矛盾缓解。
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基本肯定是放水就能缓解矛盾，这是一个心理定势，但是现在可不见得是这个样子了，现在也许在广西云南的某些地方、或者在湘西的某些地方，放水反而起了激化矛盾作用、反而使豪强斗争正式露出表面，而且会使跨国的、来自澳门寮国越南的军事人员介入斗争。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比如说越南中部和西部的工资标准，比云南和广西还要低一些，但是地下兵工厂的武器价格，包括缅甸流来的武器和越南本地自己生产的地下黑兵工厂的武器，比广西和贵州生产的武器更加便宜，所以从当地输入雇佣兵支持广西湖南的豪强斗争或者是重庆的豪强斗争，对需要暴力的各方来讲的话是非常合理的做法，本身也就是使地方形势军阀化的一部分。
对于比较高级的改革开放干部，促使习近平同意——我认为习近平对这件事情不是很关心的，他搞经济一向是不太行的，他搞经济的目的是要把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抓住权力，而不是对经济政策本身有关系。他走左派路线，是要维护红二代黄俄和共产党干部本身的特权地位，并不是说想要恢复计划经济，或者是推行任何特定的经济政策。换句话说，他是对人不对事的，只要有利于共产党集团维持统治，他可以接受任何经济政策，是绝对灵活的，在某些方面情况下，他甚至愿意接受比西方国家更加自由化、更加极右的经济政策，所以他在这方面其实是不会有什么阻力的。
他关心的只是有没有涉及夺嫡斗争的某些集团，比如说公安部门的高级领导，什么孙力军（注：1969-，原公安部副部长）之类的人，会利用这个机会对他解决接班人问题不利、或者是处理人事不利。如果这方面没有问题的话，任何经济政策都可以，他都可以接受，放水不成问题。但是他和其他所有人，层次比较高的人都不会清楚，在层次比较低、比较沿边的地方，在市、县、地区这个层次，尤其是在沿边，本地基本上在计划经济的最黄金时代也没有多少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最黄金时代也没有多少引进项目，主要就依靠赞米亚一体的地下经济流动来维持生活的这些地方会造成什么影响，他们的认知图景中是缺了这一块的，所以这一个板块是一个很容易出事的地方。
我的感觉就是，地区分化已经很严重，所以在比较大的地方，比如说广州、深圳这些地方，放水会收到跟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同样的效果，缓解矛盾可以使矛盾推迟几个月，大家都能够过一个好年。但是在湘西，在广西、云南、贵州这些边境地带，由于复杂的派系和豪强矛盾，钱到不了多少、而且分配不均，反而会起到加剧矛盾的结果，反而会使地方上的冲突变得更加严重，而且会使越境的暴力人员和劳工之间的相互流动变得更加复杂。由于它在比较高级干部的政治视野之外，所以这件事情是多半会发生、或者说是已经和正在发生。这方面的情报来源，比如说新教徒福音派同时在比如说贵州、老挝、缅甸和越南有传教组织，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信息，其他大多数人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意识来，根本不会想到去探听这些方面的情报。只有等到真正的暴力活动层次已经升高到一定程度，像越南那样。
中文圈对越南基本上是毫无了解的，或者是简单地把越南想象成为跟其他共产党一样的、或者是一厢情愿地把越南想象成为，虽然是共产党，但是有一个特别，像以前想象南斯拉夫一样，在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之下仍然可以实行开明政治，比如说国会议员选举啦诸如此类的巴拉巴拉之类的东西，他们不知道越南本身的军阀化豪强化的程度，已经是仅次于缅甸。从地图上看，越南可能至少有40%的土地，是处在这种严重豪强化，经常出现公安局长或者是边防军人员，自己通过代理人公司搞危险的走私活动，或者是当地的暴力团伙直截了当就杀了公安人员或者是诸如此类，或者它的代理人集团做了这种事的情况。即使是在越南共产党统治最核心、编户齐民在历史上也达到最高峰的河内周围的地方，也经常有黑社会因为征地呀或者是其他什么矛盾，杀掉公安局的高级干部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