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了。阿姨您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Edward，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节目组还有听众朋友们，祝阿姨中秋节快乐。今天想问的是一个会员问题，这个问题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都是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因为阿姨之前也总是在访谈节目以及其他的一些场合中，提到自己家族的一些历史，总是会提到说阿姨的家族在民国时代和青年党有关，那我们今天就想来请教阿姨关于青年党的问题，因为阿姨之前至少据我的印象似乎是没有比较系统地阐述过，那么我们就借这个会员朋友提问的机会。

这位会员朋友说，他说「中国青年党」（Young China Party, 1923-）在民国时代曾经是仅次于国共两党的第三大党，但是奇怪的是在国共叙事框架里都很少提及他们，这使得该党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它们有一个很像模仿列宁党的一种地下组织式的架构，有比较严密的核心和外围、并且会严惩叛徒。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比如说有要大一统国家主义的地方、也有反对共产国际的地方、既希望党员能够保持独立人格、又积极在各个军阀当中发展党员，反对帝国主义、又反对军阀独立，同时他们自己也不能够做军阀。但是这样一个似乎有很多矛盾的党，居然能够发展的壮大，并且在918事变以后还能够动员许多的人力和财力，甚至能够组织义勇军出关抗日，并且还参加过反共剿匪，甚至还吸引到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人曾经试图对它进行赎买。并且青年党之后也是随着国民党流亡到台湾去，并且现在仍然是一直存在的。想请阿姨能够为我们梳理一下青年党的历史，特别是他们是怎么样实现人力物力这方面的原始积累的？

刘仲敬：这是一个基因和表达的问题。就是说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是遗传基因最重要呢，还是演化环境最重要？我们要注意，这里面涉及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和政治问题。我们先说两个极端，A极端，硬中心法则（Central dogma），1970年代，一般来说至少是高中课本的生物学之类的都多多少少有说过一点。硬中心法则，1970年代最初发现的那个中心法则，DNA决定RNA、RNA决定蛋白质、蛋白质决定表现型（Phenotype）。什么叫做表现型？你是白人还是黑人、头发是直的还是曲的、眼睛是蓝的还是黑的？这就是表现型。个子高还是个子矮？你爸爸如果个子高的话你多半就会个子高，反过来如果他们都是矮子的话，你多半也是矮子；他们如果死于心脏病的话，你很可能也得死；如果他们中年就患糖尿病的话、或者是5岁就患癌症的话，你多半也会死，诸如此类。

硬遗传的极端就是硬中心法则：一切取决于密码电报的密码，表现型是根据密码翻译出来的，电报密码编的什么内容，翻译出来就一定是这个内容，那是不会错的，这就叫做硬遗传。你的DNA上面写着什么，你的表现型就是什么，不可能说是一本同一份密码电报，在英国特务手里面和德国特务的手里面会翻译出不同的结果来，他们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没有掌握到密钥。德国人是掌握到密钥的，他接到德国特务的电报会翻译出一个意思来；英国人截获了德国的密码，如果把它破译了，翻译出来的意思跟德国人翻译出来的意思会是一模一样的；不会说同一本电报，因为翻译人员是英国人和德国人，他们会翻译出两个不同的版本来。

另一个极端就是拉马克-李森科主义（Lamarckism, Lysenkoism）。农业产品的产量跟育种无关，而跟你的培养方式有关，无论基因是什么，如果采取了适当的手段的话，你都可以培养出相同的结果，不同的基因型可以培养出相同的结果，反过来，相同的基因型也可以培养出不同的结果。当然，拉马克、李森科那个时代。中心法则和DNA还没有发现，所以到六七十年代以后普遍被认为是伪科学。70年代的时候是中心法则最硬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它的背后可以引申出很强的政治路线的斗争，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硬中心法则、硬遗传主义代表着什么呢？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这是不会改的。你经常听我去贬损谁谁谁，比如说广损（twi. @Summary52997362）是贫下中农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也不是完全向壁虚造，因为一个人的作风和他的策略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而且这个阶级性遗传成分很大，而且有一部分是硬遗传没问题。

就是，我曾经有提出一个「查特莱夫人假设」（twi. 2016 Oct 24），就是说我们当成遗传的东西，很多其实是家庭和小环境的传统。你做出跟你父母一样的事情来，不是因为遗传基因上这么写的，而是因为比如说他们就是一天到晚看电视，你从小就一天到晚看电视，他们是一天到晚到外面去打棒球的，所以你从小也就爱运动，这是熏陶问题，但你很可能把它认为是遗传基因的问题，但是有一部分就不是。像查特莱夫人假设就是，查特莱夫人的祖先都是女人，而且全都是生了孩子的，要不然也不会有她，所以她们肯定是有性欲而且会性交的；但是查特莱夫人受过一系列保守的淑女教育，被因为女人是不应该有什么性欲、也不应该有主动的。后来还嫁给了一位一战的退伍军人贵族，这位贵族在战争中受了伤，下半身瘫痪，因此是不能性交的；但是查特莱夫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她以为他们的生活是正常的，她以为她作为女人本来就没有性欲。直到有一天她碰上了另一个园丁，然后跟那个园丁好起来了以后她才发现，尽管她对性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跟男人上了床以后她的身体会自动反应，就好像有人教过她怎样。照白崇禧的话来说，这叫做自古「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注：礼记·大学）。

女人的性欲，当然男人的性欲一样，多半是本能，它不用你去教的。你不需要通过性教育来学习怎样性交，只要你碰上适当的男人和女人，你脖子以下的部分会在没有大脑指挥、没有理性设计的情况之下，自动行动起来；有的时候甚至是违反你大脑的故意设计，比如说你会在不应该勃起的时候突然勃起，在身边根本没有女人的时候毫无必要地勃起和射精，你的身体知道怎么做。你的身体为什么知道怎么做？因为千百万年来，你的祖先给你留下的遗传就是这样，这个遗传它是会自动启动的，这就是硬遗传。硬遗传的意思就是说是，即使熏陶和环境不一样，比如说同卵双生子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养大从来没有见面，还是会表现出非常一致的行为模式。

这种东西在文学环境中就是什么来着？失落的王子和公主的故事。比如说这弗洛伊德说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幻想之一，人人都会设想自己是失落的王子或者公主，失落的王子和公主哪怕是被丢弃到其他的环境当中，最后仍然会脱颖而出，被事实证明他们有高贵的出身。或者是像骑士文学那样，英勇的骑士表面上出身微贱，然后在比武中或者是战争中赢得了重大胜利抱得美人归。然后最后会有人来说，事实证明，他其实是比如说苏格兰国王大卫的某一个私生子或者是某一位流亡在外的王子，或者是像莎士比亚戏剧那样，流亡在外的公爵伯爵之类的人，总之最后证明他还是出身高贵，要不然就不会有这样的表现，否则就无法——也就是说，表面上并非出身高贵的人表现出高贵的行为，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出身高贵的。

好，这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你肯定知道当代自由派有很多人主张纳粹是左派而不是右派，而苏联是主张纳粹是右派的。主张纳粹左派的理由是，从党制治国家的角度来讲，纳粹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它是一党专政的，跟中左派社会民主党系列的政党、和贵族地主的政党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全都不一样。列宁党是左派，所以纳粹是左派。同时它的社会经济政策是左派的，它搞国家计划经济、用党的机构来监督和控制私有企业、对企业征收重税用来给工人发福利、搞什么大众汽车计划之类的东西，这都是左派的政策而不是右派的政策。所以根据这种理论来讲的话，把纳粹划为右派只是现实政治斗争的结果和苏联的文宣需要。

但是我们要注意，把纳粹划为右派，还有一个哲学上的依据，这个哲学上的依据不是政治需要造成的、也不是苏联和白左造成的，而是真实存在的，就是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纳粹跟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是不一样的，它讲究的是种族主义，就是遗传，日耳曼人天生就高贵、斯拉夫人不可能通过建立纳粹主义政党——我们要注意，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俄罗斯的新纳粹政党都是最多的，但他们其实是有另外一种理论，主要的理论就是，正宗白人的俄罗斯人在面对亚洲人、犹太人、穆斯林的情况下享有天然优越性。在这个角度当中，他们不认为日耳曼人是天然优越，而是面对东方人和非有色人种的白人也就是俄罗斯人有天生优越性，这个优越性也是遗传的、无法改变的。

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极端自由派的，就是认为习得可以改变一切、教育可以改变一切。妇女不用养孩子，用国家设立的孤儿院来集体抚养孩子，可以把小孩培养成为一代新人。从这个角度来讲，主张遗传至上种族主义的纳粹党确实是比普通保守党和右派更极端的极右分子；而共产党确实是比普通的自由派和中左派更极端的自由派。我们都知道，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基本差别就是在哪里？保守派主张教育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改变不了人类的什么行为，所以良家子是非常重要的。自由派则主张，教育，尤其是公立学校是无所不能的，事情搞不好都是教育没有搞好，它并不相信家庭传承，主张扩大教育的作用，乐观地相信教育塑造人的力量。按照19世纪自由主义的想法，基本上把教育塑造人的力量当成是纯粹向善的力量，认为保守派的偏见，比如说——直截了当地说的话，就是保守派的偏见就等于说世界上是有天生的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天生的上等人你压不下去，哪怕是流浪在外，那么就像是太史公所说的那样，他通过平原君的嘴巴说，贤者处世如锥处囊中，其末立见（注：史记·卷76·平原君虞卿列传）。你把一个锋利的锥子放在口袋里面，这个锥子肯定会刺破口袋，表现出它有异于常人不同凡响的地方。所以在封建欧洲的传说当中，罗宾汉百步穿杨，他是一位被压迫人民的革命领袖吗？不，他肯定是理查德爵士或者是罗宾爵士的亲族，这个故事有很多版本，遭到了篡位者约翰亲王的迫害，但是他是忠于狮心王理查德国王的，带领他的人马上了绿林，他本人也是一位贵族，否则他不可能百步穿杨和表现出各种英勇高贵的行为的。

出身高贵的人被丢到微贱的反应当中，也会迅速地表现出他本能的高贵、冲破他所在的环境，环境是压不住他的；反过来，出现微贱的人即使被捧起来，也会暴露出他天生的低贱，烂泥扶不上墙，迅速地咔嚓咔嚓地垮台。你看我经常说贫下中农干部如何不行，这里面就带有一定这方面的味道，尽管我说这话的时候只是传统的资产阶级偏见、根据生活经验搞出来的资产阶级偏见，里面所谓的阶级差别，有很大一部分是家庭遗传的缘故。比如说士大夫阶级的孩子擅长读书，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父母教出来的小孩，总是比工人阶级的家庭教出来的孩子好，因为工人阶级的父母自己就不重视读书，所以只要一恢复高考，工农阶级的子弟普遍地就被踢了出去。

我们要注意，这个现在仍然是西方，比如说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真的按照科举式平等，注意这一点在美国和西方那就属于极右派了，完全按照分数和成绩的话，那么社会底层和某些通常来自落后国家的族群，将会几乎完全地，像保守主义理论所预见的那样，基本上被踢出高等教育和精英阶级。最近最高法院不是有一个判决吗，不能搞肯定性行动（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 Harvard, Nos. 20-1199），但是不能搞肯定性行动的话，黑人和拉丁人所占的比例就要急剧下降，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将不再有自己的精英阶级，因此他们将跟国家脱节；一些社区和人口没有自己的精英阶级参加国家的话，那么他们就等于会变成国内的敌国，所谓「河朔隐为敌国」。什么叫河朔隐为敌国？因为河朔，唐国的河朔就像是北魏的六镇一样，是一个半封建半蛮族社会，它的英雄人物是武士，科举不受人尊重。而洛阳那些科第世家跟河朔的武功世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所以洛阳集团和六镇集团的矛盾、洛阳集团跟河朔集团矛盾，最终导致了尔朱荣（493-530）的叛乱和安禄山的叛乱，使得北魏和唐国四分五裂。肯定性行动的逻辑其实就是这样，把黑人和拉丁人的精英拉进国家统治集团里来。

照保守派的看法来讲，这些做法其实是徒劳的，教育并不能改变什么。保守派的逻辑就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说某些阶级和某些族群天然低劣扶不起来。我们都知道，某些家族就是天生的高个子，有些家族像邓小平一样就是天生的矮个子，姚明的家族和邓小平的家族遗传就是不一样。根据同样的逻辑，就是有些团体或者是部落天生勇敢过人、而其他人某些人天生就怯懦，或者是某些人天生就聪明、某些人天生就愚蠢。我们都知道，在原始部落当中，尽管酋长之类领导人通常是民主的开放的，但是通常也就是，照历史学家的记录和人类学家的观察来讲，通常就是几个为数不多的家族出最优秀的武士，长期垄断酋长的位置。

而且真的就像是西方的罗宾汉传说或者是王子传说一样，表面上是屌丝翻身的事情，其实都是流亡的王子干出来的。别的不说，有一位最知名的人士，我们大家都听过他，铁木真成吉思汗（1162-1227），他本人是守寡的母亲养大的，自幼孤寒，除了札木合（Jamukha, 1162-1206）和其他几个过命的兄弟以外，没有什么高阶层的朋友，最后他凭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勇敢的武士品德，最终翻身当上了不仅是本部落的领袖、而且是蒙古各部落的海洋皇帝成吉思汗。札木合就认为这是民主势力的胜利，要求成吉思汗推行民主政策，最终跟还是更看重贵族主义的成吉思汗翻了脸。但是成吉思汗自己的父辈虽然不行，但是他的祖先俺巴孩（Ambaghai）这一支的人，俺巴孩是被敌人陷害而死的，他本人也是酋长。成吉思汗就是一个落难王子，在他的父辈落魄了，沦入孤寒小武士，照日本人的说法就是小武士，在他年轻的时候甚至沦为浪人武士，但是最终凭他肯定有一部分是他祖辈遗传的武德和政治才能最终翻身，不仅恢复了祖先的位置、而且还犹以过之。

所以日本人的某些传说把源义经（1159-1189）说成是成吉思汗，说源义经在跟镰仓幕府翻脸以后并没有死，而是逃到了蒙古，最终改名换姓变成了成吉思汗。我们要注意，源家翻身的故事，包括源义经逃亡的故事，源义经化妆成平民逃亡，他手下的武士为了使检察人员相信他只是平民而不是被通缉的贵族，故意殴打和侮辱他，这样一来检察人员就相信，如果源义经真的是贵族的话，平民绝对不敢这样对付他，所以这个人并不是嫌疑犯，把他们放走了。然后事后他的家臣又请求主君原谅他，而主君果然慷慨地原谅了他。他就是一个落难王子的故事。落难王子没有物质资源，但是凭借着自己天生遗传的德性还是能够翻身，所以证明优秀阶级和征服者族群主要不是靠外在的条件、而是依靠自己遗传的优势；即使被剥夺了外在条件，你的父亲已经不是王子和贵族了，而是像成吉思汗和源义经那样是落魄的、跟难民强不了多少的，甚至是通缉犯，但是你仍然能够脱脱颖而出，别的通缉犯或者是别的难民或者是小武士即使碰上同样的机会，也没有办法把握住这个机会。当然一般的保守派跟我经常表现出来的——我表现出的那些东西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阶级偏见呢，习以为常的阶级偏见，就是说是贫下中农不可能行的，不管共产党怎么给他们撑腰，怎么用不公平的手段，就像是美国保守派说的那样样，黑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大学生？无非是给你降了分对不对？不给你这样降分的话你肯定竞争不过我们的。就算是共产党给你们撑腰，你们当领导也当的是荒腔走板，全身上下都是笑话，国家就是被你们搞糟的，你们的子弟只有依靠不公平的推荐制度，自己人推荐自己才能把自己的子弟推上去，一旦恢复高考以后，你们刷刷刷全都不行了。而我们虽然一度倒了霉，被你们无产阶级打翻，但是只要一恢复高考以后，天下又是我们的了，你们本来就是不行。

这是士大阶级的偏见。士大夫阶级认为天下最重要的事情是科举，唯一公正的评判标准就是科举，什么都不公正，只有科举公正。谁当皇帝都是不公平的，朱元璋还可以当皇帝呢，随便什么蛮族头领都能当皇帝呢，按照士大夫阶级偏见的话，蛮族征服者成吉思汗这些人就是没啥文化的人，什么朱元璋、刘邦这些开国皇帝也是没啥文化，他们都能当皇帝，可见皇帝就是不值钱的。但是大学士是很值钱的，士大夫是很值钱的，状元是很值钱的，谁能通过高考，高考考的分数很值钱，这东西假不了的。所以我们伟大的士大夫阶级、天生的高考胜利者，具有天生的优越性，而这个优越性是内在的，不是像共产党说的那样：因为你们是资产阶级，或者你们是地主，你们家里面有钱，所以你们当然能上好大学了；我们不行是因为我们家里面穷，如果社会改革取消私有财产，大家都由国家来培养的话，你们的优越性就没有了，你们肯定不行。

但事实证明他们的话是错误的，对不对？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是错误的，共产党不仅实现了没收私有财产、全民平等教育，而且还实行了逆向歧视，黑五类不能上大学，我们有推荐制度，专门推荐贫下中农子弟当干部和上大学，结果搞到最后还不是这样，你们搞出一些不合格的精英阶级，把国家弄得一团糟，最后还是恢复科举以后让正牌士大夫回来，才算是拨乱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会像是大清帝国恢复科举以后那样，总算像一个正规的帝国了，要不然让那些蛮夷头领和江湖人士当领导，国家怎么能搞得好呢？

这是士大夫阶级的偏见。虽然美国保守派和西方保守派的偏见有所不同，但是共同特点就是「遗传主义」，不是遗传决定论也至少是遗传优越论。但是传统的我们现在称之为「中右派」的保守派讲遗传的时候是不大区分硬遗传和家族熏陶，家族熏陶包括不依赖财产和地位的人。比如说你虽然不做官呢或者是取消私有财产了，但是你本人的文化素养就是高，工人阶级子弟和贫下中农子弟哪有读过24史的，而我读过24史，就因为我读过24史，虽然我已经没有财产没有官位了，我的儿子仍然会比你那些没有读过24史的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儿子要强。

这个东西不是写在基因上的，而是所谓的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种东西。中右派的保守派不区分硬遗传——纯粹的基因遗传和非物质文化的家庭和社区继承这两者的，但是他们都强调历史积分的问题；极右派呢，比如说就是纳粹，它是完全不讲历史积分的，只讲硬遗传的，这又是跟中右派不同；同样，共产党的极左派、普通中左派的自由派相信教育能够改造人、塑造人、提高人，能够把下层阶级和弱势族群提高到跟上层阶级和优势族群基本平等的地位。但是他们没有极端得像共产党一样彻底打破家庭组织，所有的孩子都由国家抚养。苏联和中国实行的国家抚养制度，事实证明这样的孩子养不好，孤儿院集体抚养孩子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证明家庭传统不是可以完全取消的东西，而且哺乳动物从生物学角度讲是有家庭的。普通的中左派虽然主张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而且主张教育指标比起出生指标要重要得多，公正就是要像罗尔斯所说的那样，通过无字字幕27：19屏蔽除了个人能力和品德以外的其他因素。换句话说，不顾历史积分，形式上不顾历史积分，只顾教育成绩。但是形式上公正的教育成绩其实跟历史积分——隐形的历史积分关系甚大。你出生什么家庭，跟你能上什么大学，哪怕是完全按照分数来算，都是有非常密切关系的。所以在极左派看来，中左派是虚伪的，他并不能够真正把自己逻辑推进到底，真正要推进到底，就像是布尔什维克那样，不仅要提供公平教育、公平就业之类的机会，而且还要毁灭家庭和财产，只要家庭和财产还存在的话，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你看，这些表面都是科学的东西和表面上是日常个人人设和所持有的各种偏见的背后，就存在有涉及人类命运的科学和政治的根本冲突。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纳粹确是极右派，共产党确实是极左派，世俗的白左的分类法并没有错。在极左派和极右派之间，有中右派的保守党和中左派的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这个左右之分就不是以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政策来划分的，而是以对人类本身的看法和基本哲学来划分。

人类社会上的组织像个人一样，我们先撇开这个问题不提，我刚刚说这么多，就是说真相在哪里呢？跟达尔文和拉马克时代不同，也跟沃森和克里克在1970年代提出「中心法则」（The central dogma of molecular biology）的时代情况不一样。现代科学家得出的结论跟早在达尔文以前就凭具有健全常识看问题的明智之士结果差不多的，就是说是真相在两者之间。纳粹主义和中心法则提出的硬遗传——比如说英国保守党右翼当中比较顽固的、缺乏同情心那部分强调的那种「阶级劳印污点」，就是出生下层阶级的人有一些会遗传给子孙的弱点或恶习：比如说注意力天生就不容易集中、缺乏克制自己放弃短期满足而追求长远利益的能力，也就是说缺乏毅力和延迟满足的人诸如此类的。

一方面硬遗传是存在的，基因有它不允许的部分，不允许的部分你怎么也做不到。比如说如果你的基因就是那种P53（注：p53是一系列被称为肿瘤抑制蛋白）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要让你在五岁的时候患癌症，也就是说你在面对各种致癌因素的时候具有天然的脆弱性，你是逃不过去的。你天生高或者矮个子，这就是硬遗传，硬遗传是存在的。但是并不存在、确实不像是极右分子所说的那样存在一个同一个密码电报只能翻译出同一个文本，在文化传播和政治继承各方面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设计蓝图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就像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说的那样，美国宪法在美国和墨西哥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来；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和中国和朝鲜也会产生出至少是有一些细微差别的版本的。这涉及到遗传学方面，就是说是基因表达的诱导是多层次的，同一份密码电报的电文由于翻译方法的不同，可以在不改变文本的情况之下翻译出很多不同版本的表现型来。

这用伯朗姆学术的话来讲，就是说是有同一个遗传的小孩在他长大的过程中受到的诱导不同，有些性状会表现出来，有些性状不会表现出来。这就是保守派家长所担心的那样，我们的小孩在某一种抚养方式之下，会长出与我们不同的、我们不认可的东西来。比如说倒退60年，那就是性教育，我们的女孩本来就是贞洁淑女，但是在中学普及性教育以后，很可能会变成浪女而害了她一辈子；现在就是我们的孩子本来会是绅士和淑女的，在从中学甚至小学就开始学习什么72种性别了啦，变性人和间性人（ntersex）的存在啦，要尊重所有的跨性别人或者是多元成员家教育以后，他可能被诱导成为就算是自己不去做跨性别手术，也会变得不适合于充当传统家庭负责任的丈夫和妻子。

如果他在我们规定的、我们设计的学校当中或者教育环境中长大，这个学校教育环境很可能就是王小波和自由派——他就是当初从美国自由派的学来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不准进图书馆、《枪打反舌鸟》不准进图书馆、现在是《哈利·波特》不准进图书馆，不得了了！美国没有言论自由了，对不对？中国还可以出版《哈利·波特》呢美国学校学生居然连哈利波特都不能读。

就是要这种「孟母三迁」挑好环境，才能够长出我们喜欢的孩子，如果错误的诱导同样的孩子会被诱导成，尽管在几十年前会被诱导成为性解放信徒不能组成家庭，在现在会诱导成为比如说变性人，不能组成家庭是极少数，但是哪怕是一小部分被诱导歪了以后也足以使他走弯路而吃很大的亏的，我们不要这种习惯的。

这是社会方面，涉及遗传方面就是比如说「幼态秩序」，同样的基因在你15岁成年和25岁成年的时候，会诱导出非常不同的东西。同一种素质比如说就跟源义经和成吉思汗时代不一样了。比如说源义经和成吉思汗你说他天然异禀优越于正常人，好吧但是我告诉你，成吉思汗和源义经如果生活在19世纪一个英国贵族家庭，维多利亚时代长期没有战争，社会繁荣安定，你又有的是钱，在你生活环境当中你不可能想到去当征服者，而且也没有一一波像塔塔尔人或者金国人，或者是像平氏家族这样的敌人想要干掉你，你不会受到刺激。但是你还是有天生异禀你会变成什么样的？

那就是钢和泰男爵（1877-1937）和卡文迪许（1731—1810）勋爵了，所有男人都有他的幻想，你的幻想会使你变成——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1821—1890）爵士到东方去当一个伟大的探险家。像钢和泰勋爵去研究非常冷门的、百分之百倒赔钱，想赚钱的人、上大学是为了挣钱提高阶级地位的人是不会去学的语言学这些东西，变成大师。所以纯粹出于好奇心去研究化学和无利可图的基础科学，穷人研究不起也付不起这样的时间成本；我老人家有的是钱，有天生的才能和好奇心没地方满足，我会变成一个科学家。

你别忘了卡文迪许和钢和泰这种人。钢和泰是波罗的海德国人，好险好险，他在19世纪的黄金时代度过的青年，他晚生30年，我告诉你他就要参加俄罗斯内战、拉脱维亚独立战争，变成一个戈尔茨（1865-1946）将军、尤瑟纳尔小说《一弹解千愁》那样的德国志愿军，或者拉脱维亚政变军官的领袖，或者是变成波罗的海的佛朗哥这样的人了。他的手上会沾满无数拉脱维亚布尔什维克和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鲜血，保不定他会在战争中早早牺牲或者在战争失败以后流亡到德国，然后变成30年代一个极右分子，变成卡普军团或者诸如此类的德国国防军退伍老兵建立出来的军事暴力团出成员之类的；他不会有任何学术成就留下来，但是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比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国防军军官和佛朗哥将军军官更出名的将领。

这两个人差别，我虚拟出这个人跟现实中的钢和泰男爵、胡适之的朋友和伟大的学者差得太远了，但是它就是演化环境不同提出的诱导性的不同。没错，世界上是有包括成吉思汗和源义经这样天生就有特殊天才的人，但这个特殊天才表现的是在什么环境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比如说我自己我始终就认为，我就算不算是有天份，那肯定跟贫下中农子弟是不一样的，我有基因方面的基础，就是同样的东西我肯定是过目不忘或者是一看就懂的。我从小就经常发现有的情况下别人不是故意的，他就是真的不懂，你给他解释不明白，或者说假如等他自己慢慢弄明白了都猴年马月，我没有这个耐心等。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所以我默认在我的生活环境中大多数都是比我笨的，而且这一点是天生的。

但是我真的很有可能就是说在生活、政治形势比较宽裕的情况之下，容易维持小资生活而不受外界干扰，像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说的那种像19世纪保守主义者文学评价，他认为他评论文学的优越性完全不受作家政治立场的影响。但是奥威尔说那是昨日的世界，茨威格所说的昨日的世界（《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1914年前政治矛盾还不尖锐的时代。在我所处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撕裂全人类的那个时代，我已经没有办法做到评论文学而不受政治局势的干扰的，而且我的出身是工人阶级，不像他们那样出身贵族阶级，他们有足够的资源保持远离漩涡，保持相对的中立和愉悦的心态而我做不到。

我告诉你我在16岁、18岁甚至25岁的时候，是很可能变成梁遇春、梁实秋那种人的，当时我的爱好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是业余的小品文作家，是林语堂《浮生六记》那些小资产阶级士大夫，充满小资情调的人。这样一个人和这些特点，其实是因为我的阶级出身跟梁玉春和梁实秋就是极其相似的，这样一个人如果被比如说扔在台湾的话，很可能真的就变成梁实秋这样的人了；或者说如果九十年代我不在新疆而是在北京或者上海的话，可能我在定型期就已经定了，就是会变成在2005年左右我已经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而既得利益太大不能舍弃，所以我现在还留在沦陷区，充当一个日益失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一个完全不关心政治的小品文作家和文学业余爱好者，和一个关心政治但是始终是认同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现在的我——发明大蜀民国的我，这三个人全都是我，是同一个遗传基因的不同版本，离现在的我非常之近，以至于我随时都可以感到像基耶斯洛夫斯基那部电影（《机遇之歌》）说的那样三种命运，一个人在赶火车的时候误了火车，因此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命运。在一种命运当中，他变成一个不关心政治的工程师，平平安安的结婚过了一辈子；在一种命运当中，他变成了落后分子后，一步一步的被社会排挤变成了反动分子和反共分子；在一种命运当中，他成功地赶上火车变成体制内的人。我现在仍然能感到那个像梁遇春一样写感性小品文的文学青年和那个像肖汉、冉云飞他们的年轻版本，像余杰——因为我跟余杰和王颖是差不多年龄的人，变成一个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我，跟我只隔一张纸的距离。

基本上就是我所在的被播种的外在环境不一样，如果我在台湾或者是在四川或者是北京，而不在新疆的话，我真的会长成那几个版本。但是就因为我16岁以后的外在环境不一样，像奥威尔说当那样，外部环境剧烈的侵入了，或者像朱雪芹那样外部政治形势横向干涉，迅速地接触到了我的小环境，而我又比其他人要聪明得多，在早在其他人之前所谓的多算一步，提前五到十年就发现了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在25岁的时候，25岁对自己这种功能还不是很自信而现在充满自信，因为我知道我从来没有算错过。尽管我每一次算错的结果，包括我现在说沦陷区即将陷入军阀混战，这件事情大多数人仍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对这一点仍然有绝对自信心，因为我多年以来从来没算错过，每一次都是坐着倒数第二班车迅速撤退，而每一次撤退都是做对了。你要明白这种才能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就凭这一点我就知道我有遗传上的优越性，但是这个遗传上的优越性在不同环境当中至少会有3种不同版本，我没有变成另外一种版本是只有一线之隔的。

这又是诱导，不同的诱导，有很多种不同诱导。你的血清素水平是高还是低？我们要注意，血清素水平高低跟你生存环境是有联系的。阶级地位的高低，同业阶级地位的高低直接影响你肾上腺皮质激素和血清素的水平，而这一点就会对你同样的基因产生不同的诱导效果。比如说对于成吉思汗和源义经来讲的话，他有一个报仇和压迫的主体，就像伍尔夫（Virginia Woolf）说的那样：如果玛丽·雪莱的妈妈、戈德温的妻子不是生活在一个被社会边缘化，个人有才能但是被社会边缘化度激进知识分子的家庭，她可能会变成一个不关心政治的女艺术家或者女画家。报酬仇和压迫的主体，在源义经和成吉思汗的童年一定会把他们的才能在生死斗争当中引向了军事方面，把他们变成了军事家和政治家。

对于我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和我的家族一度作为阶级斗争失败者的经历，以及如果没有9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冒辟疆主义者，占我们家族主流的冒辟疆主义者急于在新朝重新收回士大夫阶级的地位，我不会变成现在的我。源义经和成吉思汗很可能会变成钢和泰和卡文迪许勋爵那样的人，如果他们生活在十九世纪英国和德国的话。

不同的激素水平、不同的训练方式，很多种人类无法统计的100万种方式，说不定还有包括不同的食物偏好，地中海式饮食、吃素的印度婆罗门饮食诸如此类的，说不定也会同样产生在里海北岸的雅利安人；也许佛陀和某些现代的印度著名哲学家，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当中，他会变成马穆鲁克的军事领袖的。他的遗传基因跟乌克兰人没有很大的区别，南下以后吃了婆罗门的饮食说不定就变成印度哲学家了，从小吃婆罗门饮食和环境。如果留在乌克兰大草原上，一天到晚打部落战争，最后有朝一日被土耳其奴隶贩子看中了以后卖到埃及去，进了军事学校的话，他可能就变成马穆鲁克军阀了。你很难想象这个好战的军阀会跟印度的和平主义者是同一种人，但他们真的可能是同一种基因版本。他也有优越基因版本，就像是土耳其人专门选择高加索美女和波斯尼亚武士跟罗马军团一样。乌克兰武士和欧亚大草原武士战斗力显然也是超出——像东非黑人的运动天赋一样，也有天然的遗传基础，但是他确实可能在印度的环境和埃及环境当中产生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来。

根据常识和现代科学就是这个样子的。现代遗传学跟1970年代遗传学不一样，非常强调多层次的环境诱导和不同的基因表达，不同基因表达是可以人为干涉的。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你可以为了给人类的心脏移植手术提供治病救人的足够来源，就像是专门培养实验用白老鼠，这种实验用白老鼠像是人类培养很多金鱼在大自然中不能生存一样，在大自然中产生不出来，但是人类几代人培养，可以培养出心脏结构特别适合于做心脏移植手术的猪心。它跟大自然的野猪已经差得很远了，虽然家猪跟野猪也差得很远了，我们要问狗和狼的基因有多大差别？微不足道，就算有差别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人类的诱导的结果就能够把狗培养出跟狼差别非常大，而且狗跟狗不同品种狗差别非常之大。实验用猪和实验用白老鼠也被人类这种方式培养出来了。我上次不是告诉过你或者其他人，总有一天也许比我们想象要近的多，说不定还等不到我死了那天，你就会看到像科学家本来想发明心血管的药，结果却发明了同样扩张血管但是这一次它对于人类男性阴茎的血管内壁受体比起心血管受体的敏感作用更强，结果它反而作为壮阳药比起作为心血管疾病的药更好用，误打误撞代就发明了一种壮阳药。

在研究猪心移植的过程当中，科学家会误打误撞的诱导出一种——我们要注意猪是一种比狗更聪明的动物，超级聪明猪。这种超级聪明猪比现在我们训练的警犬和军犬能够发现地雷，能够抓间谍的智力更高，比狗更能充当人类的助手，可以把它们像是军用信鸽和军犬一样带到战场上去，到阿富汗战场上去排雷，从事人类出于人权尽可能不从事各种任务。就像是法国和意大利人用猪来挖块菰（松露）作为他们的美食一部分一样，猪的嗅觉很敏锐的，它可以做很多人类不敢做的科学实验，从事军事任务、反恐、各种危险任务。一代一代培养，总有一天你会培养出智力相当于人类五六岁儿童的狗现在一抓一大把，总有一天你会培养出智力相当于12岁儿童甚至是15岁儿童的猪，作为人类的辅助部队，从事军事和秘密特工任务然后引起可怕的人权问题。这些猪会不会就像是拉斯·卡萨斯（Las Casas）时代的黑奴士兵一样？他们跟人一样有感情，做出了很多人做不出来的贡献，但是照法律却仅仅是动物跟猴子和野生动物一样，要杀就杀，要抢就抢，这公平吗？

拉斯·卡萨斯时代至少说有一个罗马教廷的原则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造物黑人并不例外，虽然人文主义像伏尔泰那些人就很怀疑黑人跟猴子的关系比跟人类关系更近。那么我们设想，未来的天主教会对这种事情会怎么看呢？智能猪、出生入死的智能猪有没有资格像独立战争时期为英军和美军出生入死的黑人士兵一样获得自由；还是照严格的法律上讲，他们只不过是财产，他们在战争中虽然立下了血汗功劳，但是跟军用信鸽和军犬一样，还是应该回去乖乖当奴隶。一个拥有12岁男孩智力或者15岁男孩智力的智能猪，至少经过像布尔什维克这样卓越的政治煽动家的训练以后，是完全可以叛变的，能够做到只有五岁智力的狗不能做到的事情，完全可以因为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叛变的。我们要注意狗和人一样具有感情，这是所有养狗的人都知道的，他们受到粗暴的待遇或者残酷待遇以后会像小孩一样伤心的，那么具有10岁12岁智力的智能猪的话，如果发现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变成革命力量？或者他们会不会产生贪婪？我们要知道，狗猫都会抢地盘的像人类一样。在自己地盘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会打架，在公共的地方不属于它地盘的时候就不会打架，他们会为了争夺利益和地盘而拼命的。那么智能猪会不会？有这个特质就会产生野心，智能猪会不会有自己的野心？他们承担了人类不能承担的的军事任务，或者说出于懒惰和贪图安全不能参加军事任务以后，会不会自己变成军阀？像马穆鲁克军阀骑在埃及顺民头上一样，骑在人类头上？人类可不可能因为利用智能猪和歧视智能猪以后，最终会让自己的子孙落入智能猪军阀的统治？ 这些离我们已经非常之近了，按照现代遗传学在这方面的进展，目前自由派还有保守派争论的那些什么黑人移民问题都是扯淡一样。

将来还会出现既有人类智力和能力，甚至比起很多沙发土豆和福利社会被娇养的费拉能力更强的智能动物，他们肯乖乖的——保卫罗马的日耳曼蛮族士兵？瞧得起罗马那些只会领福利面包、看免费马戏表演过日子的寄生虫公民吗？我们是蛮族没有公民权，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保卫你们这些人吗？难道我们不能发动政变拥立自己皇帝反过来统治你们吗？同样的事情都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我们要明白什么叫人性，人性的很大一部分是感情呀，正像达尔文指出养猫养狗养牲畜的人，什么看过《马语者》电影的人都知道很多哺乳动物马、海豚、猫、狗全都有感情，猪的智能比起狗还要稍微高一点呢。这样下去随着基因诱导技术，基因诱导技术也是可以治很多病的，很多疾病跟童年时期血清素之类的激素水平诱导不一样，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跟过早的发育和青春期的过早结束有关。比如说女孩如果生活在没有父亲和成熟男性的家庭当中或者甚至在离婚家庭当中，初潮年龄会比婚姻美满的家庭要早，是大自然通过我们不知道的情形向女孩发出警告，你跟别的女孩不同，别的女孩可以在25岁的时候还在当公主，你要早点当家，发展出在15岁的时候就具备成熟女性的魅力和运用这种魅力征服男性、操纵社会的能力，不然你就要吃亏。

源义经和成吉思汗都是男孩早当家，十几岁的时候在别人——现在的加州连青少年打工都是非法的年龄就出生入死的上了战场，一旦失败以后就会人头落地，像非洲的儿童士兵和伊斯兰国儿童士兵一样的待遇，这种待遇使他们产生出了他们的很多性格。如果他们的童年时期和青春期延长一倍，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子弟肯定就有这样的条件，他们说不定就是伟大的科学家或者是考古学家了。无穷无尽呀，无穷无尽的诱导方式。 照人类最古老的经验和通情达理的、具有健全常识的人得出的经验之谈和现代遗传学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就是说极端的保守派、极右派的硬遗传决定一切的理论是错误的；极端自由派教育和环境能改造一切也是错误的，教育环境不能改造一切，没有任何教育和环境能够让我长得跟姚明一样高。不是说是我从小生在日本，有日本的营养水平我会长高一点点，但是我肯定长不过生活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之下，从小吃的可能还不如我好，但是像罗马军团时代和土耳其雇佣兵时代一样，一长就是一米九那些波斯尼亚青年，我永远不会长那么高。而且不管怎样训练，你说一个人会近视眼戴上眼镜，是他小时候看书看的太多，户外运动时间太少这话没错，这就是诱导。但是不管我怎样培养，就算是把我扔到非洲部落上去，我可能会有1.5的视力，一直保持到现在不用戴眼镜，但是我不会有马萨伊人那种像鹰眼一样5.0的视力，马萨伊人的视力跟普通人的视力差别就是这么大；当然，我也不会有东非出身的黑人运动员那样的肌肉力量，这个就是天生的东西。没有任何苏联的教育体系或者是任何自由派的教育体系能够制造出这些特点，天生的不可逾越的。我也相信人类的认知能力，跟智力有关系跟感情有关系的各种品质当中也存在有瓶颈和天花板，这些瓶颈和天花板是不可逾越的。真相在两者之间，在极左派和极右派之间。有遗传，有硬遗传，有你越不过的天花板和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