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阿姨您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Edward。最近引起台湾各界哗然的民众党的丑闻，有了一些新的进展。简单地介绍一下，就是说从8月初开始，民众党在政治献金申报时做假账的消息，就已经引发了很多的关注，这首先是使得民众党的支持度大幅度地下跌，后来不久又爆出了柯文哲挪用选举补助款的消息，现在他更因为在台北市市长任上的一起严重的弊案，已经遭到了检方的逮捕。从已经公开的各方资讯来看，这一系列的丑闻确实暴露出柯文哲和民众党运作过程中的很多问题，并且也是似乎很有可能导致柯文哲政治生涯的结束。阿姨曾经在过去的访谈中，看好柯文哲和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的兴起，但是现状似乎和您的判断有一些不一样，不知道您现在对柯文哲和民众党的评价是否会有所变化呢？
刘仲敬：所有的新组织都是不专业的。什么叫「第三势力」？就是对所有建制不满的人。我们要注意，在近代化的大都市兴起和这个范围以外，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紧贴现实的状态的，也就是说你不可能长时期地生活在不满之中。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要么你对你的状态是比较满意的，认为这是你在现行博弈格局当中能够得到的最好条件，换了条件只会更差；要么呢就是你已经像现代人在各个公司之间找工作一样，你已经跳槽改变了自己地位，而不是长时期地既不满又留在原地。这种现象是大都市特有的现象，就是说冗余多到可以使你长期生活在幻想当中。
封建时代的人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就像是英国某一个市镇的市民，在征服者威廉登陆以后，曾经，我们可以说不知道天高地厚跟他打了一仗，结果发现——当然从技术上来讲，我们可以说是诺曼人封建主义比较发达、而撒克逊人的封建主义不太发达，从而就体现在哈罗德国王在黑斯廷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 1066）的失败上面。当然普通市民的战斗力恐怕还不如哈罗德国王周围的刀斧手，他们以前是没有真正见过像诺曼人这种强敌，所以觉得还可以起兵跟威廉公爵打一仗。打了一仗以后他们失败了，向公爵投降，公爵也就是新任的威廉国王表示是宽大为怀，给了他们一个比较好的条件。然后过不了多久，又发生了一起撒克逊人的大规模起义，起义军包围了这个城市，要他们跟起义军联合起来反对威廉国王。但是市民们坚决不同意，他们表示宁可为威廉国王守城，因为他们已经被威廉国王宽恕过一次了，也不愿意跟现在这些自以为是义军、但是当然从威廉的角度来讲是叛军联合起来，因为他们估计这些叛军的实力跟自己差不了多少，即使跟他们联合起来，也不可能打败威廉国王。后来发生的事情跟他们的预计是差不多的，后来威廉国王果然派打败了这些叛军，这个市镇因为自己的忠心而得到了一定的报酬。
这个市镇的做法并不是很特别，比如说明清之变以后的赣南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自从投靠清兵以后就坚决为清兵死战，在李成栋（？—1649）和南明的势力北伐的时候表现出了极大的忠诚（注：清史稿·卷240，刘武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他们知道他们的武力值不是世界上最强的，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安全，他们应该跟他们已知的最强军队联盟、或者是效忠于最强的军队，以便获得他们的保护。他们经过切身的演练以后，发现诺曼骑士和满洲兵就是他们已知世界范围内能够接触到的最强军队，然后实实在在地就相信，他们不可能得到比他们已经跟诺曼人和清兵达成的条件更好的条件了，所以他们就准备一直效忠到底了。这就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他们不会像现在大都市居民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一样，对所有政党都不满意、但是自己又不是秩序生产者。比如说像刚才那个的市镇的居民、或者像曾经跟王守仁和其他的军事实力打过交道的赣南酋长一样（注：明史·卷195，「十一年八月」），他们自己就是打过仗或者能打仗的、或者是随时都能武装起来的。所以他们考虑问题就是，张三行不行李四行不行，首先跟我自己比、其次让他们相互之间比，这个比较是具体的。
而大都市的秩序消费者居民普遍是认为，秩序像太阳光一样是免费供应的，搞得好是你理所当然的，搞不好那就是你的错。至于我应该自己搞一搞来输出秩序，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我甚至连当一个社区干事长或者是当一个教会干事长的打算都没有。近代社会的去宗教化、世俗化在这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如果在宗教氛围比较浓厚的社会，一般人对社会不满意，那他想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像布斯（William Booth, 1829-1912）家族那样，我不是一个神学家、不是牛津剑桥大学毕业的，我对圣经的理论也就是平信徒那种，随随便便读一读听一听讲座得到的那点知识，我不敢说我都理解得很正确，所以我都没有勇气，像以前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和其他人那样创立自己的教派。但是我是有眼睛有耳朵的，我明明白白看到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里教会失灵了，而且跟圣经上的教导是不吻合的，出现了很多不符合圣经上的教导、你不应该坐视不管的事情。但是现存的各大教会似乎是采取了坐视不管、或者是采取了错误的应对做法，这也是我能够看到的。
那么我采取什么办法呢？我建立一个价值观上是符合基督教教义、但是没有神学倾向（因为我没有神学方面的能力）的组织——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 1865）。救世军不是教会，它公开表示它在宗教方面只是现存的各教会的仆人、对各教会是一视同仁的，但是它希望在世俗社会，特别是长期生活在非基督徒方式，等于是水深火热当中的大城市贫民窟居民，能够得到像加尔文时代的日内瓦市民那样，能够得到符合基督教教义的良善生活的机会，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没有别人去做我才做的。它表示说是，最初的时候还表示，只要有别的教会去做，它的组织马上就可以归附那些教会，但是结果是谁也没有去做；然后最后它做了有一定的成就以后，捐款人很多、志愿者很多，结果势力上也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教会。像老舍的小说就描绘过救世军在北京的分支，当时已经是北平了的分支，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好像救世军的一个女团员被她的某一个亲戚想要卖给一个有钱人作妾，结果引起了一系列纠纷的故事（注：老张的哲学，李静）。其实这件事情跟救世军在伦敦的所作所为一样，也是一种以世俗化方式推广基督教价值观的结果。
但是另一方面，人天生就是热爱腐败的，跟现在很多费拉右派的想法不一样，教会并不是例外。教会的人士出于热忱，特别是业余的平信徒出于热忱、想要改革社会的弊端甚至教会本身的弊端，搞出来自己的互助小组，在钱多了人多了有利可图以后，自己就会腐化的。后来就有很多人，像现在给法轮功揭弊一样，揭发救世军的弊端，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也像是我们所看到知识分子瞧不起法轮功一样瞧不起救世军。他们说的话似乎，我没有调查过他们所说的任何话的真伪，虽然事情已经过了一百多年，应该是可以调查出来的，但是他们说出的话没有任何违背我们所知的人性的东西。像赫胥黎这样的知识分子就说，救世军是不学无术的，像李洪志一样不学无术的东西，跟现行的基督教的高深教义本身就是不吻合的，而它的社会工作就是拍脑袋性质的，以为我就代表着正义。
而那些揭弊者，包括从救世军自己内部分裂出来的人就说是，自从救世军的钱多了人多了以后，布斯家族从救世军上面发了大财，而且是公私不分的，就是救世军的钱跟布斯家族的钱是分不清楚的。布斯家族的很多人就是因为他跟老布斯创始人有亲戚关系，就在救世军内部担任了很高的而且有利可图的职位，而真正在一线工作、餐风露宿做最辛苦的群众工作、到最穷苦受到罪孽威胁最大的群众当中去做工作去帮助他们的那些人，得不到很好的待遇，说话也很难传到高层去；高层渐渐地变得血管硬化、听不到基层群众的声音，跟最初救世军刚刚兴起的时候抨击的那些建制派老教会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这些做法到底有多少是挟私诬告、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也不想去调查，但是如果真的有这种事情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人性固有的。
尤其是新兴组织。我们要注意，照美国法律，有很多所谓的「公司」其实就是一家一户。该公司的老板就是这一家的男人、该公司的秘书就是这一家的太太，论结构像是一个皮包公司。它为什么要登记成为公司？登记注册为小公司以后有很多优惠，美国法律和各州的政策，对于小公司有各种金融方面税收方面的优惠条件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家是一个公司，那么我的电话费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全都可以算在公司开支里面。而假如我太太就是我的秘书，我公司的全部业务也就只有我们这一家这么大的话，那么把我们家算成一个公司、登记为一个公司，立刻就可以享受很多，比如说为本地创造了就业机会诸如此类的各方面的税收优惠；如果不登记为公司的话，就算是我们私人的个体户业余经营或者自雇的话，这些税收优惠我就得不到。
同样的道理，比如说home school这样的纯粹是自助组织，如果人多了钱多了，渐渐变成一个私立学校，那它也要面临选择。[dd登记，]正规登记，或者是加入一个像「基督教古典教育联盟」（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Christian Schools, ACCS）这样的老牌组织，可以得到很多赞助；民间的赞助，比如说传统保守派捐助者的赞助，还有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各种优惠和补贴，所有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对教育机构，哪怕是自己拼凑的民办教育机构有众多的补贴。但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清楚了，你的由home school产生出来的这个、脱胎而来的私立学校，好处是可以得，但是有些好处不是白拿的。比如说你拿了联邦政府的很多好处，你可以立刻给你的学生减免四分之三的学费、还可以买很多仪器设备诸如此类的东西，好处是很多的，但是有朝一日你可能会面临这种情况：你准备在的你学校里面，不在你的图书馆里面购买《哈利波特》、或者说是拒绝招收你看不顺眼的某些比如说彩虹人的家庭的子弟，这时候你就可能会面临不利的诉讼。因为比如说联邦政府给你的大笔优惠，很可能是具有条件的，比如说会要求你在你自己的学校里面实行种族平权平等。
而照你自己，为什么你要搞home school而不去上公立学校？公立学校没有条件吗？某个公立学校不好，你不能换一个公立学校？或者是上既成的各大教会和民间组织办的学校？那肯定是因为它有些做法让你不满意。比如说你可能对公立学校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不满意、对公立学校的性教育不满意，这个性教育要求，它要教育你的小孩从小就知道人类不是只有两种性别、而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性别，你要对所有的性别一视同仁，从中学生时代就要知道什么叫做「性别友好厕所」、不能歧视同性恋者和其他各种性别取向。然后你说照你的理解，圣经上说上帝造男造女，没有说造72种性别，这TMD不符合我对圣经的理解，我不要你们的公立学校、也不要你们的自由派教会学校，我要建立一个我自己的home school，在我们自己的home school当中，我的男孩和女孩从小就知道我们是男孩和女孩，将来要步入神圣的婚姻的，不会搞什么多元成家的东西。
但是你的学校做大了以后，渐渐变成一个私立学校，而且为了有好处起见登记了以后，这种事情就要发生了。会有一部分人觉得，联邦政府的好处不拿白不拿，要不然我们每年都要吃几千块钱的亏，或者说是几万块钱的亏呢。但是拿了以后你想想看，你的小孩是不是将来就要被迫跟多元成家的家庭的小孩、同性恋者收养子弟和彩虹人一起上学了？你当初不就是为了避免你的孩子跟他们一起上学，你才搞home school吗？
这时候，假如你本来只是home school的一个志愿者家长，但是home school做大变成一个很有钱的私立学校以后，你老人家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家长了，你是校董会的一员，手里面拿着几百万的资金，跟联邦政府和各大基金会搞好了关系以后，更多的银钱哗哗哗地流进来，说不定在你有生之年你还能当上参议员呢，你的想法就跟普通家长不一样了。你会在圣经当中找出依据来，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依据，尽管你的神学修养基本上是没有的，找出各种哪怕是在业余爱好者看来也是荒腔走板的理由，来论证你的做法是合理的，然后在你的私立学校里面引起内部的分裂。
有一部分跟你抱着同样的理想来建立home school和私立学校的志愿者教师，就会像是罗伯特·沃伦的小说《国王的人马》（Robert Penn Warren, All the King’s Men）当中，威利·斯塔克（Willie Stark）抱着理想主义反腐的动机为平民说话，最后当上了州长以后，他发现他为了政治斗争起见，不得不容忍一些腐败分子。然后最初跟他一起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一起奋斗的空军军官休·米勒就表示，他不愿意弄脏自己的手，要退出运动；而跟他们一起加入运动的杰克·伯登（Jack Burden）比较玩世不恭，他就想留在斯塔克身边再看一看，但他的内心也充满了怀疑。这是什么呢？这就像是斯塔克本人对杰克·伯登说的那样，人是在屎和尿之间诞生的（Man is conceived in sin and born in corruption），婴儿从阴道中产生出来，前面是妈妈的尿道，后面是妈妈的肛门，所有人都有见不得人的黑点，只要你肯给我查。如果某某法官是我的敌人，不肯向我让步，他说他是坚持原则的人，你不要相信他，你只要查他的背景，查，狠狠地查，早晚你会找出他的污点来，逼使他非让步不可。现在你没有找到是因为你没有查，所有人都有污点，你不要抱任何幻想。这时的威利·斯塔克，他的原型就是休伊·朗（注：Huey Long，书评讲稿集54），已经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马基雅维里政治家了。
像休·米勒的这样的人、以及像杰克·伯登的女朋友安妮·斯坦顿这样的人就会觉得，那么跟着你这样的人奋斗到底，取得了成功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不过跟过去被你打倒的那些腐败政客同一类的人。这个问题斯塔克州长和伯登都没有办法回答。但是他们相信，他们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就此罢手，重新把权力让给那些被他们打倒的腐败政客了，因此他们必须为目的而不择手段，采取跟被他们打倒的人差不多的手段去做。尽管别人会认为你们有什么区别，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心目中，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没有他们的话事情会搞不成的。
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小说没有认真讲就是，威利·斯塔克只不过是一个乡下人，他的妻子露西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学教师，他在技术上是不熟练的。他变成州长以后，他需要拉森这样的老牌的腐败的政治经纪人来替他做各种方面的经营，要不然他手下是业余爱好者做不成事情。休·米勒像所有的理想主义者一样，他虽然可能是一个勇敢的空军军官，但他不懂政治，他没有办法替威利·斯塔克州长做到这些专业化层次程度很高的政治经纪人的工作。因此斯塔克州长必须跟吉米·拉森这些腐败分子妥协、甚至必须用这些腐败分子当他的副州长和接班人，否则他新兴的政治运动是没有办法运作下去的。
那么到底谁是谁非呢？从我刚才描绘的那样的渐渐升级、眼看就要发迹变泰的，由home school产生出来的新私立学校的前学生家长和现任董事的角度来看，你们是一些不懂得责任伦理的人。什么叫做「责任伦理」（Ethics of responsibility）？我们读过韦伯的书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能通过你的动机来判断问题、你要通过你行为的责任来判断问题（注：学术与政治，第二章，九，60）。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坎宁（George Canning）说的那样，在政治的污泥浊水当中，初心，就是习近平说的「不忘初心」的那个初心，是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能够精确地公正地审判其他人的初心，你总是用自己的动机来判断自己、用别人的行为来判断别人对不对？有经验的政治家要懂得用责任，我这样做会使什么人得到利益、什么人受到损失？
我如果退回去变成一个home school，我将会使奋斗多年的人受到损失、不劳而获的人占到便宜，就凭这一点我也不能退，哪怕是需要做一些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妥协。你们坚持说这样不行，觉得这样做跟过去反对的人有什么区别，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么说是因为你们不处在负责任的位置上，你们不像我这样手头有几百个学生、有大量的为了理想而不是为了待遇，甘愿拿比公立学校还要低的待遇，更不要说是私人公司。凭他们的资历和能力，在私人公司可以拿2万的，在公立学校只能拿8000，而在我们这里呢只能拿5000，他凭什么要牺牲这几万块钱？就是为了他的理想。我如果放弃了升级的机会，这些人就要永远喝西北风，因为他们的理想和忠诚将会白白受到损失。我听信了你们的话，嘴上会说得很漂亮，实际上造成的损失就是这些，就是让好人吃亏、让坏人占便宜。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好基督徒，难道不应该让好人占便宜而坏人吃亏吗？而我为了让好人占便宜而坏人吃亏所采取的行为，在你们看来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了。而在我看来你们是不负责任的人、没有责任伦理的人。谁对谁错？只有上帝知道答案。双方都会援引圣经来论证自己的正确。
而且，反对派的说法有一点是对的，今天这些home school曾经反对过那些腐败的自由派老教会，在它们当初兴起的时候，我们想想在诺克斯（John Knox, 1514-1572）和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那个时代的长老会可不是自由派的，今天的长老会基本上都是自由派，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卫理公会（Methodism）在工业化时代兴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这些事情早已被当时的人，韦伯写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当中写道的就是，虔诚会带来财富、而财富会腐败教会（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五章）。
当然，腐败的教会又会引起新的宗教觉醒，诸如此类的事情会一遍一遍的重来的，人性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没有人能够真正定是非，所有人只能通过自己局部的是非，小范围的是非，就像民族国家的君主或者是主权者一样，他不可能自称根据普世价值办事，他只能根据国家利益办事，因为国家利益是基于责任伦理的，而普世价值或者任何价值都会造成我刚才说的那样「好人吃亏，有信仰的人吃亏，坏人占便宜」的结果，如果你把它付诸实施的话。所以威利·斯塔克州长是不能退的。我们要注意威利·斯塔克州长或者是休·伊朗这种人就是柯文哲这种人的真正模板，是在现代化政治运动中才会产生出来的，当然他也是泽连斯基或者诸如此类的大篷车政党的原型。
对世界不满的人认为他们是清高的、正义的而建制派元老们是腐败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台北的年轻人要居住正义，因为他们要人到中年的时候才能买房结婚，这是正义的吗？你敢说他们的要求跟打土豪、分田地的贫下中农不同，只是要求那些曾经比他们奋斗更多的老一辈，吃他们的免费午餐吗？凭什么台北市房价便宜起来就是符合正义的，而贵起来才是不符合正义的？台北市房价贵起来，是全球冷战经济学时代几代人辛苦奋斗的结果，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奋斗得到的奖赏啊。这里面谁公平，谁不公平，这完全是一个立场问题。
那么愤怒的台北市年轻人看到了民进党在执政以后变得像半个国民党了，也搞起政治分赃制度了，跟他们企图打倒的腐败的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在阴暗而复杂的现实政治当中，有多少人做的工作是不可能通过合法的、明面上的体制内渠道而得到公正补偿呢。如果没有政治分赃制度作为调节的话，内部的不满会爆发出来，有功不赏、有罪不罚的不满会爆发出来撕裂体制本身，而且只会使原先虽然是潜规则不在法律之内，但是还是有章可循的分赃制度，变成非常野蛮的丛林式的争夺。比如说美国的分赃制度经过N多次演变，但它多多少少是一种自发秩序和有规律可循的，比如说就是19世纪默认的规则就是公使职位可以买卖，而法官不能，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法官关系到美国公民自己的生死存亡，美国人不会允许不称职的或者是腐败的法官长期在位的，这样会损害美国自身利益。但是公使呢？19世纪美国是个安全的中立国，谁去当美国驻哥伦比亚的公使或者是古巴的公使有什么区别？只有些礼仪性的工作，而且大家都是英国海军笼罩之下的自由贸易者也不需要有多少需要交涉的地方。所以嘛，假如我是一个党老板，有人为本党立了很大的功劳，比如说捐了很多钱使本党能够当选，或者是本党某某某的大佬就像是海军部副部长罗斯福，他本人并没有任何特长，但是他是伟大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儿子或者孙子，我忘了到底啥是儿子还是孙子，因此肯尼迪非得给他安排一个职务不然就说不过去。
那这样的人如果不给他安排的话，以后比如说就没有人给我们捐款了，或者说是党内大佬们会四分五裂这都是不行的。办法就是我不能够让他当法官也不能让他当海军部长，但是我可以让他当驻哈瓦那公使，面子有了，你回来以后就是个体面人物了，我也做过官了但实际上其实并不能管事儿。从你安排或者是某某人其实从事了其他公务员不会体验的辛苦或者说是危险，比如说中央情报局的人，他在前线出生入死跟极其危险的人打交道，你不能指望他得不到任何报酬或者是只得到跟国内处理文书的公务员一样待遇，那么他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我在伊朗或者是在哥伦比亚做过事情，做过危险的地下活动，那么我回来以后就可以开一个伊朗咨询顾问公司，谁会买我的咨询顾问？到伊朗投资的商人。他们知道伊朗的事情不可能是按照明面上法律规定的，哪些人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VIP，哪些是法律上规定可以执行但实际上是暗焦的，这些地下的门道都需要有识徒老马来带领，这个咨询是很管用的。当然你可以说这种咨询公司的安排根本上就是一种腐败。实际上咨询公司所干的事情就是，我知道哪里是伊朗的「叶简明」，你需要打通关系的时候我亨特·拜登可以去替你打通叶简文、管利民的关系，明白吗？咨询公司就是做这种事情的。中央情报局退下来的老干部可以去做伊朗咨询服务公司、阿富汗咨询服务公司。对了，阿富汗政府最后的名将，像南越的黎明岛（1933—2020）这样的人，萨达特将军最近就开一个阿富汗咨询顾问公司，你闭上眼睛也可以想象这种咨询顾问公司干的什么事情。照年轻的威利·斯塔克或者是年轻的柯文哲的看法，这种人就是腐败分子，但是没有这种人政治是不能运转的。
也只有因为这种人的存在，正像罗伯特·潘·华伦在同一部小说中那位历史学研究生得出的结论一样，通过研究历史上的马斯特斯家族他得出的一个结论，只有像老马斯特斯这种现实的人，而不是像他弟弟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老马斯特斯是这样一种人，在蓄奴制时代他经营奴隶制农场能够发财，他不去考虑奴隶制是不是符合公益的事情，只要符合当时的习惯和法律而且能够发财就行了。而他弟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一个黑女奴的不幸遭遇开始反思他自己所在的社会是不是从根本上就是不正义的，于是他解放了自己的奴隶。他的农场因此荒废，他的哥哥骂他是傻瓜，想要弟弟把农场租给他去种，这样他弟弟还能够挣到一些钱，他弟弟说不，你如果租了我的农场，你还是会让你的黑奴去耕种的。他哥哥就觉得他是个不讲责任伦理的傻瓜，但是他还是坚持这样做了，宁愿让他的农场变成荒地也不愿意让黑奴去耕种；而他的哥哥则觉得他是一个具有反社会性倾向的傻逼，不仅害了自己而且害了全社会。他并不能真正改变黑奴待遇，他只能自己不用黑奴，而不用黑奴的结果是黑奴失业，土地荒废，全社会包括黑奴本身都受到损失。就像是比如说爱情的故事里面的年轻理想主义者，他要关闭他祖辈开过的血汗工厂，这样做结果只会让第三世界的穷困劳工失业，过得比血汗工厂的工人还不如，但是却可以满足他的道德正义感。他自己也觉得这样做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临死之前陷入了极大的心理矛盾当中，然后就说也许只有像他哥哥头脑坚硬的老马斯特斯这样的人，在任何游戏规则之下都能够左右逢源的那种人，才能够在不公平的事件当中维持一个小小的「大观园」，在小小的大观园中维持相对的虚伪的公正，也许这种相对的、虚伪的公正就是人类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
我们想想民族国家给你的公正是什么？就是现实主义的老马斯特斯在自己的小小的大观园中，维持那种相对的虚伪的公正；绝对的不顾责任伦理理想主义者得到的就只能是小马斯特斯的一片荒芜。或者在近代条件下，像他这样的人觉得整个社会体制是不正义的，而他消极退出又不能解决问题，他可能就会投奔共产主义彻底出摧毁旧世界，开辟一片新世界，他就变成切·格瓦拉的追随者或者是红色高棉的追随者，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更糟。
这就是一个责任伦理的问题。当然从技术上来讲，新兴的政治运动像救世军那样，救世军比如说他的创始人就知道他在神学方面是不及格的，而且从揭发者的角度来看，他像法轮功一样它是人治的，制度不完善的，比起他抨击的腐败的、懒惰的比如说英国国教会和其它长老会这样的老派教会的来讲的话，它还有一个弱点，就是它的财务和人事更加不规范，对不对？
英国国教会按照杂文家或者是愤怒青年来看肯定是腐败的，它里面塞满了伯爵大人的小儿子，对不对？这些人就因为自己是伯爵大人的小儿子就可以去当教区牧师享受绅士的待遇了，对不对？是不是应该实行严格的大明朝的科举制度，头悬梁 、锥刺股出来的范进那样的寒门子弟才能够当牧师，伯爵的儿子统统给我靠边呢。这样做会使英国教会变成一个公务员机构，而失去那些驰名遐迩的拉丁文研究者、希腊文研究者、昆虫学家、博物学家和英国文化的很大一部分，对不对？就是因为有卡文迪许(Henry Cavendish)这样的贤人和绅士存在，英国文化才会丰富多彩，如果全都变成范进的话，不要说比较软的部分，就是纯粹的硬科学，全世界硬科学的半壁江山都要被砍掉。但是卡文迪许这样的人存在的代价就是什么？有很多真的是一无所成一无所长的人，真的就一辈子鬼混过去了，你拿他们是没有办法的。你为了清除他们，就会产生像大明朝这样的全部是范进当家的可笑体制，这一点也是不能两全的。
但是Anyway、救世军的财务和人事其实比起英国国教会好到哪里去呢？伯爵的小儿子到英国国教会去当了牧师，布斯家族的三亲六戚在救世军身居高位，老布斯会觉得自己徇私舞弊吗？不是的，所有人都是会倾向于任命他自己熟悉的人，而最熟悉的显然就是自己的亲戚。组织小的时候，本公司的全体成员就只有我和老婆，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公正不公正的问题，你很难做到不公正的，所有人你全都认识，八个人的小公司你还是公正的。等到变成50万员工的大公司，大部分人你都不认识的时候，这时候你就需要专业经理人团队，要不然凭你自己的做法你肯定在用人唯亲、人治、腐败这方面，比英国国教会和救世军和法轮功加在一起还厉害。尽管在你刚刚创业的时候，你以为你比大公司的人要公正得多，但是最后你会搞得比他们还不如，因为他们的不公正是专业化官僚机构、官僚管理机构造成的不公正，而你的不公正则是人类天然弱点，部落主义的弱点，你不可能熟悉超过几百人这个范围的人的优缺点的。组织一大了以后，这种现象就必然要出来，因此这时候你会感到你需要制度了，而你搞出来制度以后，制度能够搞什么，只能够凭客观的规范。我们要注意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除了工作成绩以外我们不承认其它任何标准，我们当然不能歧视黑人，如果黑人有工作能力的话，因此那么我们能歧视变性人吗？变性人如果有工作能力的话，我们如果不准他来的话，是不是也是不公平的？然后诸如此类的事情就开始了。你当初反对你的孩子跟72种婚姻的子弟一起上学一起工作，但是现在只要你的组织变成大学校的大公司，这种事情就要来了。如果你还要拒绝专业化的管理团队或者是专业化的规范的话，那么你的组织将不可避免的在任人唯亲的腐败中走向没落。
对于这种大都市起来的政治运动，我其实是个秩序消费者，我甚至不像美国人那样，我对什么事不满意，我自己创立一个教会或者是自己建立一个home school，建立一个社区是非常容易的事，这点跟美国社会宗教性质比较浓厚有关系。但是对于台北这样高度世俗化的情况，连这个做法他们都没有，于是愤怒青年的习惯就是我对什么都不满意，但是我什么都不去做。我相信贪官污吏一手遮天，那时我在小的时候十几岁，16岁前后吧大概这时期，那时候校园里面流行全是港台歌曲，我相信是一位台湾歌手，台湾的国语歌手唱出来的，「小小的台北，肮脏的天空，贪官污吏一手遮天」。这个歌手的名字是什么我现在已经忘掉了，但是这个歌词我还记得，当时青年的时候这个感觉，现在还是这样的感觉，即使形式上已经实现民主化了，但是只有在刚刚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刻中，大家才会暴露1848年综合症，觉得世界会变得非常不同。时间一长，你会发现改头换面、利用自己熟悉官场和熟悉各种职场生态位的能够经营关系网的老手跟毫无关系网刚刚来到台北打工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平等的。真正的财富就是老牌政治经纪人对各种关系网的了解，而新人和边缘人对此是不了解的，他们永远抱着愤怒，觉得一切都是不公正的。
他们不像是征服者威廉时代的英国市民，觉得在台北已经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好待遇了，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免费享有媒体告诉他们的真正的民主所应该拥有的一切秩序，而这些媒体不会告诉他这些秩序要付出多少成本，他们也没有准备付出这一成本。因此当新兴的政治运动来收割他们的时候，像柯文哲和泽连斯基这样的人，以及像威利·史塔克和休·伊朗这种人来收割他的时候，收割者本人就是个煽动家，他是在告诉他的人民，他的支持者，你们想要的东西我都可以给你们，而且你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这当然不是事实。一旦获得成就以后他必须就做出选择，首先我手头必须要有人，有专业化的政治经济人来替我经营各种事业。我不像是比如说国教会或有个长老会，传统上讲有相应的社会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现成的人才为他们做好准备；我也不像国民党和民进党有相应的社会支持集团和分利集团，能为他们把一切做得很顺；我靠一帮业余爱好者。业余爱好者是最容易腐败的，理想主义的是最容易腐败的，因为理想主义者就是外行，外行不知道事情怎么做，他也没有做过，所以像马克·吐温说的那样，他没有经历过诱惑，等经历过了诱惑——而建制派的腐败是什么呢？在经历过诱惑以后，经过了博弈他掌握了腐败的分寸，知道怎样给自己捞好处是不会引起强烈反弹的，怎样给自己捞好处会搞得自己身败名裂。而理想主义者全然不知道，他只以为别人是坏人他是好人，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别人是有分寸的坏人，而他自己是一个没有机会的潜在的坏人而自己以为自己是好人，等他进了能够分红的时代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列宁在打倒了临时政府以后，他采取得第一个措施就是建立特供食堂，他说要让工人阶级理解我们不能一面饿着肚子一面领导革命。于是就像罗毅后来看到的，他们的特供食堂很快就发展成为克里姆林宫的整个特供系统。只有2年时间哦，从十月政变开始只有2年时间，克里姆林宫的特供系统，专门为领导人准备的医院、幼儿园、理发馆、桑拿馆所有一应享受无所不备。克里姆林宫特供系统的国家预算超过莫斯科全城的社会福利开支，这就是沦陷区民小痛骂的所谓共产主义国家的特权系统的开始。莫斯科全城的人口、资产阶级、工人这些全部加在一起，他们享有的幼儿园或者诸如此类的福利还不如克里姆林宫这些达官贵人享所的多。
罗毅描绘过他们布尔什维克特权人士在他们特供食堂吃夜宵的状态：季诺维也夫身边带着一批全副武装的契卡卫队，带着一群娼妓。照季诺维也夫本人说法，他们把珠宝商的橱窗，整个珠宝商的橱窗都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布尔什维克抢来的旧时代的贵妇人、达官贵人、贵族资本家的珠宝有很大一部分都落到他们的手里面，有另一部分是被共产国际特派员派到德国或者是中华民国去搞革命去了，有一部分就落到了布尔什维克党老板或者是契卡党老板的情妇和妻子的脖子上或者家里。彼得大帝的银制手枪落到了托洛斯基手下一个干部的手里面，这个应该是国家的古董文物，但是被布尔什维克干部轻而易举地贪污了。因为革命者不受原有的国家法律的约束，所以他们搞起贪污腐化来说只会是更加容易。
任何兴起的组织在自己掌握资源的时候都要面临这样的考验的，就是事实毫无例外的证明，人性本质上就是腐败的，所有人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都会表现的更糟。而制度约束呢？制度约束起什么作用？民主主义制度约束就是威利·斯塔克和休伊·朗所看到那个样子。他只能够把川普所谓的深层国家的勾兑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约定俗成的习惯法。亨特·拜登可以到乌克兰去捞一笔、到中国去捞一笔，跟克格勃的特务和波兰特务达成各种见不得人的交易，你很难通过听证会和法律的审判使他就范的，你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但是国家是少不了他这种人的。就像以前少不了爱德华·兰斯代尔和理查德·赫尔姆斯一样，没有这些人美国作为一个帝国是不能存在的。19世纪的美国可以不要这种人，因为那时美国还不是帝国，但是那时自己既然上不了台盘做不了官的党老板要分一个去美洲的大使职位，作为他支持本党的交换条件仍然是司空见惯的。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自己的交易，这些交易是必须存在的。
但是柯文哲和泽连斯基就是以打倒建制派这些腐败交易，才能够得到不负责任的群众的支持，他对群众的承诺像是当年威尔克斯（John Wilkes，1725—1797）对伦敦市民的承诺一样，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威尔克斯与自由在英国国会历史上被视为是不负责任的煽动家？因为他不像是威廉国王那些市民，和封建时代那些市民，和克伦威尔战争时期拥护拥护长老派和国教派的那些人一样，有清楚的责任伦理，知道自己投入什么得到什么，知道哪些事情是上帝免费供应，哪些事情是人为生产秩序的结果。换句话说，大都市的秩序冗余产生了一些秩序消费者，而秩序消费者反倒是最不满的人，他们认为有些东西是应该你像太阳光一样免费供应的，而不是自己负责生产出来的。在美国好一些，因为你可有很多社团尤其是宗教社团，它可以自己负责生产秩序，而你自己负责生产秩序以后你就知道自己生产的难度和需要投入的成本了。了解成本这件事是公正的开始，要求免费供应正义的群众不可避免的陷入永久性的不满。他们选上台的政党不可避免的，如果成功的话就会像民进党一样变成新建制派和半建制派、准建制派，于是他们又会不满意。然后他们会投靠新的反建制派，而新的反建制派只有在说话的时候免费的输出话语的时候，才能够满足你对免费秩序的要求。
请问柯文哲的群众如果想要实现他们的各种理想，那么你应该做什么？好吧，就像是美国的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美国教会一样，你首先就要当志愿者，明白吗？你的理想主义的政客的政治团体或者社会团体要求你，像我刚才描绘的那些home school一样，要求你的家长损失3/4的收入，做比大公司职员辛苦3倍、工作时间长3倍的工作，只拿别人1/4的待遇，至少要做十几年。我可以问一问投票给柯文哲的台北市民、台北市的年轻人，请你从20岁到38岁的时候，降低收入3/4，忠心耿耿地为不一定是柯文哲，或者是其他某一个反建制派的组织做十几年工，最后被你做工作做成功的那个组织最后还很有可能背叛你，你愿不愿意？98.5%的可能性是「不」，我要求的公平正义是我读了媒体上的文章以后在网络上发出的呐喊声，除了我的键盘和上网费以外，我没打算付出什么的，对不对？你跟美国人的差别就是差在这18年的义工和几十万美元上面。记住，你要投入了这几十万美元，再加上十几年，没有哪个女人愿意牺牲自己十几年青春，冒背叛的风险，对不对？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这十几年是你在职场上获得升迁的关键时刻关键时间段，如果同样的投入，你用同样投入到加州去给某一个大公司打工，这样的投入足以使你变成一个中上层、高薪的中上层管理人员的。而你投入了这10几年以后，你仍然会是红州一个默默无闻，每月只拿几千块钱普通收入还不如第三世界国家引进人才来的外人收入高的社区志愿活动者。
我们要注意，至少有几百万，如果不是几千万美国人每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这样的活动。台北人有多少愿意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比例很低的话，只是不满，而不愿意做出相应的志愿者投入。志愿者是最低级的，志愿者当中大概会有5%，因为这就是产生精英3%5%，在付出了几十万美元和十几年光阴的牺牲以后，你会变成一个新兴教会或者是新兴私立学校的董事会或者是管理层。这时你的想法像当年的小说中的威利·史塔克，现实中的休伊·朗一样也会有所不同，你会做出一些事情来让你的支持者觉得我是不是支持的是跟国民党没有什么区别的半建制派的民进党？只有3%5%的人能够变成创业垂统，变成统治阶级。只有这3%5%会得到比当初你把这十几年光阴和几十万美元的投入的去做大公司的白领资源更好的待遇。那些白领职员顶多当中高层管理职员，是当不了老板和统治阶级的。你的选择等于是这样，你可以去选择连那些中高层的待遇都得不到，但是你能够得到社区。其中有3%5%的机会，你能够变成那些中高层永远不能变成的人，变成统治阶级的一员，你会变成卫斯理、威利·史塔克这种人，你即使不是你本人，但是至少是你第二、三代继承人，凭着你留下的这些资本，会是奥巴马和川普会厚着脸皮跪在你面前，恳求你手下的几十万张票来支持他当总统。那时候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的孙子要当参议员，或者要当海军部长，肯尼迪总统是简直就不敢不答应，哪怕自己的部长说此人完全不懂海军，但是他都不敢不答应。
秩序就是这样产生的，秩序就是这样生产的。什么叫做秩序？就是你提供正义，你自己用你自己的成本，像威廉国王和他手下的诺曼骑士一样，用血战沙场的能力，用比撒克逊人更好的组织性和军事技术来行使你杀戮和保护的能力。你产生的正义，是秩序生产能力不如你或者是纯粹的秩序消费者来依附你，他们会认为跟着你走比跟着别人更加正义更加能够保证他的安全。就像是在电影或小说中愿意跟着罗宾汉或者是艾凡赫走的的撒克逊人一样，这是需要极大成本的。罗宾汉百步穿杨的本领、威利·史塔克呼风唤雨的本领都是付出了极大牺牲的，他为了伸张正义，把自己和老婆的原有的差事全部丢掉了，一度过得非常困苦的生活。所有人都是一样支付了成本，也像是90年代港台流行歌曲那样，没有人会随随便便成功的。
这时候，你变成了一个秩序生产者以后，你的想法和做法跟过去没有能力生产秩序，只会对所有即成秩序不满的人，差别就会非常之大，你会从统治阶级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这时候你就要面临选择，像威利·史塔克、休伊·朗、泽连斯基和柯文哲一样，也像我本人一样，我新到得到的这些政治资本是可以变现的，我应该怎样处理它？比如说我可以像历史上的卫理公会或者长老会曾经做出的那样，我可以用封建化的方式处理它，
我不希望我在我自己这一代能够得到好处。庸俗的说，先把接班人问题解决好，先把我们内部的体制——我们长老会绝不能像腐败的堕落的罗马天主教会和国教会那样，但是我们自己没有管理体制能行吗？特别是在诺克斯克（John Knox）加尔文（Jean Calvin）自己都已经死了以后，那么我们可以设计出可以产生出一套自己内部的共和体制。我们必须承认，业余性质的普通平信徒在神学的造诣方面或者是在工作能力方面、对教会的热心投入方面、牺牲方面是不如长老的。那些投入特别多的人不能完全没有待遇，否则越是热心为教会的事物投入的越多越吃亏，那么我们的事物会维持不下去。我们必须承认长老和平信徒有差别，不能搞某些极端的教派那样完全的民族主义，我们要搞共和主义。不能像英国国教会和罗马教皇那样，主教主管一切，其他人都要听主教的，这是教会内部的君主制，查理国王和斯图亚特王朝就是这样腐败的专制的，我们不要这样。但是我们也不可能看得到让所有人一律平等，那就是说多奉献的人反而吃亏，那这样的体制会使我们教会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