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本周想向您请教一个几周前就想请教的问题。乌克兰在本月初开始进攻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Kursk Oblast）之后，俄国总统普京就宣布该州进入联邦级紧急状态，乌克兰此次的跨境攻击，是二战以来俄罗斯的领土首次被军事入侵。令人好奇的是，普京将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定义叫做「恐怖袭击」而不是战争，然后他就立即撤换了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然后任命了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Alexander Bortnikov）作为「反恐作战总指挥」，然后将对抗来袭乌军的指挥权从军方移交给了国家安全局。这边想请教您的是，您老人家判断乌克兰在这次拜登总统以及北约的默许甚至支持下，采取的这次突袭俄罗斯本土的行动，是为了围魏救赵缓解乌东的军事压力、争取更好的战后谈判条件吗？普京在乌军占领了部分库尔斯克州以后，也仍不放弃他所占领的乌东地区，似乎想等待乌军的攻势转弱。如果普京还是能够指挥得动俄罗斯军阀的话，乌军的资源似乎也难以投入大量兵力，从库尔斯克直逼到莫斯科，那么后续的战事以及后普京时代的接班形势会如何发展呢？
刘仲敬：就是，莫斯科周围，这里是俄国人所谓的「中央俄罗斯」（Central Russia）。我们要注意，照大俄罗斯的算法，中央俄罗斯其实是包括哈尔科夫（Kharkiv）以北的所有地方的，也就说其实包括了国界线上画的乌克兰的一部分的，中央俄罗斯是一片很平的土地，处于森林草原带的交汇点上。莫斯科以南是欧亚大草原，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直到喀尔巴阡山脚下都是欧亚大草原一部分，所谓的南俄，南俄是欧亚大草原的最西端。在历史上讲，在俄罗斯帝国建立以前，欧亚大草原是流动的，乌克兰人跟突厥人是极少有区别的。历史上穆斯林世界所谓的突厥雇佣兵之类的东西，有很多其实都是金发碧眼的乌克兰人，是白人雇佣兵在统治他们。历史上的匈奴蒙古这些游牧帝国，虽然总人口的大多数并不是今天所谓意义上的白人，但是很多重要的家族从基因上看就是今天所谓的白人，跟乌克兰人的差别也很小。
中央俄罗斯的森林地带跟草原地带不同，草原地带在流动的游牧民族的进攻之下，不容易建立定居国家，基辅罗斯建立的边境政权是很容易遭到掳掠，这个跟美国西部居民面对印第安人的形势有点相似，但是这一次弱势的是基辅罗斯这一方。因此基辅罗斯各城邦向东北罗斯森林地带的开拓，是以森林地带为基础，莫斯科就是森林地带的边界，东北方是比莫斯科更加强大和正统的弗拉基米尔（Vladimir），再往北是特维尔（Tver），南方是梁赞（Ryazan）、坦波夫（Tambov）、沃罗涅日（Voronezh）。沃罗涅日其实就是莱比锡（注：利佩茨克，Lipetsk），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马格德堡法（Magdeburg rights）的统治之下，波兰以东的国际贸易，包括大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其实是日耳曼系商团主导的众多共和国之一，所以莱比锡这个地名被搬到了东欧。就像是约翰（John）和让（Jean）其实是同一个名字，只不过是来自英国就翻译成约翰、来自法国就翻译成让一样。沃罗涅日和莱比锡也是同一个名字，只不过德语系的就叫莱比锡、俄语系的就叫沃罗涅日。
中央俄罗斯跟南俄草原不一样，就是它的土地不如南俄大草原那么肥沃，开垦起来也比较费力，但是防御条件比较好。古代的大森林本身就是堡垒，再加上有很多河流可供交流。莫斯科、梁赞、特维尔诸公国是在本来是由芬兰-乌拉尔人占主导地位的森林地带成长起来，跟突厥和各系游牧民族控制的南俄大草原形成对抗关系。莫斯科帝国成立以后，依靠西方武器的支持逐步地吞并了南俄大草原，在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统治之下，在顿河河口建立了塔甘罗格（Taganrog）一系列要塞，将俄罗斯帝国的势力一直推进到黑海和高加索，最终粉碎了南俄大草原游牧民族的势力，包括两次攻陷莫斯科、大量掳掠俄罗斯人为奴隶到君士坦丁堡贩卖的克里米亚鞑靼汗国。
中央俄罗斯的土地不是很肥沃，因此在南俄征服以后，它不是主要的粮食产区。但是因为它是莫斯科大公国通过征服建立俄罗斯帝国最早征服的地带，我们打个比方说，它就是陈蔡郑卫众小诸侯所在的河南省，最早被莫斯科征服、受到的剥削最深。莫斯科人吞并南方各游牧民族，跟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瑞典人在西方征战，最先剥削的就是河南，所以顺民文化最深、农民最容易接受盘剥的地方就是这里。一方面自然天候条件就是土壤不如南俄肥沃，另一方面官府的剥削力又特别大、人民的抵抗能力又特别微弱，因此这里的粮食产量不是很高。人民向东南方，南方顿河、东方伏尔加河，处于边境地带，因此享有较多自由的哥萨克人逃亡是一条现成的出路。南方有大顿河军（Don Cossacks），东方伏尔加河到西伯利亚有一系列享有特许权的哥萨克自治区，这些自治区就像是鲁提辖在水浒传中犯了案一样，他说陕甘正是用武之地，小种经略相公跟西夏打仗，我可以去投奔他，只要能帮他打仗，其他事情他是不过问的，就像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一样。哥萨克人也是这样子的，在其他地方犯了事的人你可以到哥萨克去、到危险的前线去，在那里没有人会在乎你的过去。
因此中央俄罗斯，第一是它是一个多盗的地带，第二就是它跟伏尔加接壤的边区，历史上是中国所谓「农民起义」高发地区，其实就是流民战争。俄罗斯东方性的有一部分，就是体现在于它有欧洲封建主义闻所未闻的流民战争。封建主义欧洲是各自由城市各封建领地支离破碎、众小邦镶嵌而成，所有人都有固定的阶级地位，一般来说不会有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的情况去出现；而春秋战国时代的情况也是基本上没有流民的，战国以后秦汉统一以后，郡县制度推行、消灭封建以后，流民战争就出现了。流民战争是莫斯科特有的现象，莫斯科以西的被征服各省、波兰各省瑞典各省从来没有流民战争，游牧民族控制的各酋长国也没有流民战争，只有在这两者之间，中央俄罗斯和游牧民族南俄大草原交界的地区有流民战争，比如说斯捷潘·拉辛起义（Stepan Razin Rebellion, 1670-1671）和普加乔夫起义（Pugachev’s Rebellion, 1773-1775），这是俄罗斯历史最像中国历史的地方，就处在莫斯科东南部的这个地区。
从历史上看，莫斯科到黑海和高加索，中间的部分是没有任何防御的可能性的，是一派平川。从克里米亚出发可以直达莫斯科、从高加索出发可以直达莫斯科，但是反过来，从莫斯科出发也可以直达塔甘罗格，或者直达马里乌波尔（Mariupol）。塔甘罗格、马里乌波尔这些城市都是俄罗斯经略黑海建立起来的征服地带，首先在沿海地带建立城市的，这时莫斯科和黑海之间的大部分地方还是无人区，然后才有大量的居民移民到这里去，把这些地方变成伏尔加-顿河，乌克兰变成俄罗斯主要的粮仓。
所以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一方面是为了推行面向西方的世俗外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摆脱莫斯科这个南方东方一马平川、赤裸裸的毫无防御能力的地方。防御莫斯科的合理前线就在罗斯托夫（Rostov-on-Don）、塔甘罗格和弗拉季高加索（Vladikavkaz），从地图上看，就是从俄罗斯的中央一直朝到俄罗斯、朝到高加索山和黑海，如果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无法站住脚的话，那么整个南欧都没有办法安全。但是彼得大帝多线作战，没有办法，在攻打瑞典和波兰的同时，又在土耳其和高加索方面做大的措施，他只是在顿河河口建立起了几个孤立的港口，南俄的局势仍然很不安全，所以他果断地放弃了莫斯科。
当然，面对西方的外交政策，使他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军工企业基地，运用瑞典和欧洲的技术人员，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造船厂。在图拉，这是图拉（Tula）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以前图拉跟梁赞或者特维尔比起来是无足轻重的，它只是莫斯科公国的一个小小属邑，彼得大帝在这里建立了俄罗斯帝国第一批军火工业，就像是左宗棠在兰州建立兵工厂一样。于是在技术本身比较落后，军事工业，欧洲稀松平常甚至是质量很低的军事工业，在俄罗斯可以发挥比在欧洲本身大得多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情况下，图拉的重要性急剧上升了。
图拉是，照两唐书的说法叫做是「宰相回翔之地」，唐人这个说法指的是剑南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地位重要，就像是李宗吾所嘲笑的那样，自武丁开山以来，巴蜀几为唐诸帝逃窜后户，唐国的皇帝每一次打了败仗，在长安混不下去的时候，从唐玄宗开始，首先想到的就是避难到成都去。所以剑南节度使地位极其重要，和淮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重要，是因为大运河从杭州一路通向洛阳，江淮的财富粮食转运到洛阳和长安，主要就依靠扬州这个运输中心和贸易中心。驻节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是唐国的半个财政部长，不由宰相级人物坐镇皇帝是不安全的、长安人是会挨饿的。所以唐德宗欢呼说是，大运河来的米运到了，吾父子可以得生也（注：资治通鉴·卷232，786年），因为大运河运来的漕米不到长安的话，驻节长安的禁卫军挨了饿以后就会发动兵变，直接导致皇帝本人的脑袋都不安全，很容易造成改朝换代的灾难。
图拉的重要性从那时就开始了，帝国维持者必须重视图拉，图拉是帝国的军火中心。同时图拉是莫斯科的南门，莫斯科本来是没有南门的，莫斯科本身就是南门，有了图拉这个军事基地以后，图拉就是莫斯科的南门，丢了图拉以后莫斯科一定守不住。而且莫斯科像民国的南京一样是帝国的陪都，是在圣彼得堡官场锐意进取而能够得志的人留在圣彼得堡，不太得志的人就到离开了北京到了南京，等于是变成一个养老的地方，莫斯科是闲散官僚的地方，自身是缺乏战斗力的。
而图拉有大量的兵工厂，兵工厂的工人本身就是半个军人，有很多连身份都是彼得大帝搞起来的军户。因为彼得大帝（1682-1725）是急于求成的，想要慢慢发展出一批欧洲式的技术人员，办学校那是缓不济急的，他就采取东方专制君主的野蛮手段强征农民入伍、强征农民做军工厂的军工技术人员。这些人的身份不是欧洲的自由工人，而是国家直辖人员，就是相当于是朱元璋的「军户」，他对国家的义务就是尽军事义务。主管军事采邑的地主和主管军工厂的贵族，都享有国家贵族的特殊功名，可以因为对帝国尽了这方面的义务得到大批赏赐，比如说很多庄园和农奴之类的。本来莫斯科并没有在19世纪的人印象那么深刻的完整的农奴制，跟很多人的想法相反，农奴制反而主要不是在专制主义的莫斯科大公国时期形成的，而是在锐意改革模仿西方的圣彼得堡帝国时期形成和完善的，特别亲西方和推行西方化改革的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对于农奴制的普及要负特别的大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国家要把大量的软弱的、很容易被征服，但是本身还不是农奴的村社（Obshchina），作为赏赐赏给军功贵族和替国家办事的新兴官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国家没有足够的钱来奖赏他们，只有慷他人之慨，拿农民的村社作为奖品奖赏给这些人。
然后被奖励的村社就变成了法定的农奴。一开始他们的生活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原先村社交给国家的税物就交给那些贵族地主了，他们就变成贵族地主的农奴，一开始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身份下降或者是负担加重。但是时间越来越长以后，农奴身份方面的劣势就变得很明显，尤其是在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有很多人发财致富，已经比普通地主更有钱，但是论身份还是农奴，从理论上讲你的地主——这个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地主或者封建领主了，而是国家贵族，国家贵族对国家尽军事义务怎么尽呢？就是说他作为国家的将领和军官，他是有权随意按照兵法部勒的需要调遣手下的农民的，而一般的村社农民没有这样的义务，一般的村社农民世世代代住在自己的老家是没问题的。
而农奴主作为国家贵族和国家的军事负责人，他是可以把手下的农奴，随意像将军调遣他手下的士兵一样调到别的庄园去、调到很远的地方去，对于农奴来说是个苦不堪言的事情，还可以让他们突然为了军事行动需要尽各种义务。对于一个已经发财致富、实际上已经是资本家这样的人来说的话，自己还有一个农奴的身份，那就不仅像是清国的发财的商人，如果不捐班捐一个红顶子，在县官面前还要打屁股，连一个穷秀才都不如。县官是没有权力打哪怕是最穷的秀才的屁股的，但是你发财发得再多，没有功名和身份的话，你的屁股随时都会挨打。那么这样的农奴就会感到他们的地位格外不公平，更不要说跟欧洲的企业家相比，因此形成了非常尖锐的矛盾。
始作俑者其实恰好，尽管舆论制造者经常张冠李戴，把所有专制主义和所有暴政都归到莫斯科公国的东方因素上面，但是其实有一个东方的弱社会的底子、却要急于追求西方绝对君主国的大国主义和强国主义的改革派君主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对农奴制的发展要负主要责任。就好像斯大林推行集体农庄跟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依靠残破的苏联的资源来建设一个可以跟法德等欧洲国家对抗军事强权的需要有关。钱从哪里来？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又没有黑奴，我们只能把最弱的农民当黑奴，所以必须搞集体农庄。彼得大帝等人推行扩大农奴制是权宜之计、临时的和散碎的措施，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有计划有部置的全国一盘棋，但是基本动机也是一样的，就是弱势国家弱势社会想要在短期内跳跃式发展所必须付出代价。
但是无论如何，莫斯科的战略形势基本上就是是这个样子的，向南图拉是莫斯科的南门，向西斯摩棱斯克（Smolensk）是莫斯科的西门。斯摩棱斯克是波兰的省份，只要波兰占据了斯摩棱斯克，那么莫斯科是毫无安全可言的，波兰的军队随时可以直接冲进克里姆林宫城，扶植一个亲波兰的王子当莫斯科的沙皇（Dmitry Troubetskoy, 1612-1613）。只要波兰人站在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大公国就像是波兰的附庸国，莫斯科的贵族都要是穿波兰式的衣服作为崇洋媚外的体现，因为等于是默认波兰是自己的上国，要颠倒双方的关系，莫斯科大公国一定要拿下斯摩棱斯克。斯摩棱斯克的战役使莫斯科流尽了血，使莫斯科在大公国早期还保留着很多传统自由的商人和农民完全丧失了自由，变成依附新沙皇的纯粹的附庸者。
在东方，威胁来自伏尔加河，蒙古人钦察人的铁骑从欧亚大草原杀过来，越过伏尔加河，从东南方向沿着后来弗兰格尔男爵（Pyotr Wrangel）进军莫斯科的旧路，穿过斯托雷平担任总督的萨拉托夫直取莫斯科。在萨拉托夫和莫斯科之间，就是坦波夫、沃罗涅日之类的流民蜂起的驻马店地区，只要帝国稍有风吹草动，尤其是东南方向奥伦堡、乌拉尔斯克有警，伏尔加河风吹草动，那么本地一定是盗匪四起。北方是比较安全的，只有一些芬兰人、乌拉尔人的小邦、小酋长国和小公国，以及像特维尔这种势力不如莫斯科的罗斯小邦，和弗拉基米尔这种已经衰落的小邦，对于莫斯科来说北方是一个安全地带。
像莫斯科这样易攻难守，形势跟大宋朝的汴梁城相似、跟长安洛阳不同的地方，对于莫斯科帝国的历史发展有极大的影响。首都的位置非常关键，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都不是可守之地。圣彼得堡面向欧洲，指望的是欧洲文明世界，同时也制造一个照俄罗斯帝国大部分社会应该是无力支持的，建立一支首先是跟瑞典和波兰能够对抗、后来又要必须跟德国法国能够对抗的海军力量，是圣彼得堡安全的唯一保证，否则裸露在波罗的海前线的圣彼得堡，是瑞典人和波兰人的轻骑，或者是德国人的波罗的海舰队和波罗的海军团可以唾手可得的战利品。
定都圣彼得堡就意味着必须装逼、把俄罗斯变成一个西方国家，然而成本却要由东方的莫斯科臣民承担，于是两个俄罗斯，欧洲的俄罗斯和欧亚的俄罗斯之间的阶级矛盾和地缘矛盾就会变得非常尖锐。罗曼诺夫王朝看上去就像是欧洲殖民者、波罗的海德国人和犹太商人剥削压迫莫斯科东正教臣民的代理人。如果定都莫斯科，那么莫斯科就变成亚洲人的俘虏，东南方向克里米亚的风尘48小时内可以直达莫斯科，就像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所证明的那样，从黑海海边起兵的话，眨眼之间敌骑就已经打到莫斯科的城头了。建都莫斯科的政权必须推行亚洲帝国主义、必须推行东方战略、必须有它的巴库会议、必须征服中国土耳其和伊朗，压制中亚的游牧民族，否则莫斯科本身和它的人民自身都要变成东方人的奴隶。
在圣彼得堡时期，俄罗斯的注意力指向西方，因此莫斯科的南方问题不大引人注意。依靠西方的武器，尽管俄罗斯帝国在西方的战争当中其实是败多胜少，但是只要它能够不断地跟西方作战和维持西方的交流，那么它就可以运用西方的技术人员和武器征服东方，在东方的征服基本上是有胜无败的，在东方和南方。俄罗斯帝国在西方的失败，往往是它在东方成功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不断在欧洲立足、而且屡败屡战的根本原因。如果退出欧洲政治，表面上看来不用打败仗了，但是也就不再能够得到欧洲的资源来征服东方和南方、维持莫斯科以东以南的整体安全了。波兰灭亡以后，莫斯科的西方不再有敌人；土耳其战败以后，莫斯科的南方也就安全了；奥伦堡东下征服中亚以后，19世纪后期的莫斯科进入了历史上最安全的时期。
但是随着第一世界大战争的爆发，莫斯科再一次变得不安全，西方莫吉廖夫（Mogilev），就是普里戈津准备去进驻的地方，是俄罗斯的前线大本营。1915年波兰战役的失败，使俄罗斯帝国的精兵损失三分之二，后来支持战争后半期的军队是「动员兵」。第一动员兵它是乌合之众，不像是19世纪的常备军，在军队里面服役长达十几年，军事经验丰富。大多数本来就是农民，没有什么军事经验，被国家需要强征入伍，草草地训练了几下子，去年还是农民、今年就已经是上尉了、后年就变成将军了，这样提拔出来的军官素质低、士兵战斗力不强。第二是阶级关系。俄罗斯帝国的精兵是军功贵族，或者是跟沙皇关系密切的各阶级构成的，是帝国的最可靠的保卫者，虽然在人口中处于少数，但是相比起国家杜马中占多数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来讲的话，他们才是沙皇真正信得过的人。但是他们在战争的头两年就拼得干干净净。
英国军事代表团曾经描绘过俄罗斯帝国的禁卫军，他们说他们是全欧洲营养最好个头最高、体格最健壮的人，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都比不上他们。但是他们全都被送到波兰的沼泽地当中被德国飞机杀得光光，这主要是俄罗斯前线指挥官的无能。但是在这个方面来讲，俄罗斯老实说比起英法来讲的话差距也还是不大，英法贵族的精华在索姆河和凡尔登跟德国人拼消耗的时候，在机关枪和毒气打击之下，也是成批成批地死亡的。
当时由于俄罗斯，照西南方面军总司令布鲁西洛夫（Aleksei Brusilov）的说法，禁卫军是俄罗斯帝国的最后一张牌，打出去以后不是说俄罗斯没有军队了，就是说俄罗斯不再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了。在前线的部队1915年的进攻完全失败，在奥地利前线和加利西亚的成功被德国军队在波兰的进攻完全逆转以后，撤退又来不及，1914年动员的百万大军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损失了三分之二。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前线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请求取代大公亲自指挥战争的沙皇派出拱卫京畿的禁卫军，然后这支禁卫军很不幸，在埃克特等人指挥的西北战线、在波兰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交界的沼泽地带被浪费性地使用了（注：出处待查）。空军优势在德国一边。
禁卫军特别勇敢，而且像布鲁西洛夫一样，他们很多是骑兵出身的。他们正确的用法是什么呢？在欧亚大草原上跟波兰骑兵，或者是跟土耳其鞑靼人的骑兵奔驰作战，在拿破仑战争的时代，他们跟法国人的骑兵和波兰人的骑兵作战是战绩辉煌。但是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后，骑兵的相对重要性不断减少。第一世界大战是炮兵的战争和后勤的战争，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轻骑兵的英勇冲锋变成了丁尼生的著名诗篇（Alfred, Lord Tennyson, 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 1854），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骑兵冲锋，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攻击之下很容易变成单方面的屠杀。布鲁西洛夫是骑兵军官当中极少数理解了未来军事潮流的人，他放弃了自己的骑兵生涯，转而研究后勤炮兵联合作战，是少数能够适应新时代战争的人。但是大多数贵族军官并不愿意像他这么做，对于他们来说，依靠后勤军官、依靠企业家和工会的炮弹来决定胜负，对于贵族来说并不是什么荣耀的事情；他们还是喜欢白马将军一马当先、英勇地骑兵冲锋，跟拿破仑皇帝和英国国王的骑兵大将来回相杀那种浪漫主义的战争形式。
但是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沼泽地带，根本不适合骑兵的快速运动，就连天下无敌的波兰骑兵在黄水滩一战（Battle of Zhovti Vody, 1648）被乌克兰哥萨克打败，也就是因为波兰骑兵被敌人引诱进入了沼泽地带，马蹄陷在沼泽当中无法机动，丧失了骑兵的主要优越性，结果被装备和战斗力远不如自己的乌克兰农民屠杀殆尽。像法国的金马刺之战（Battle of the Golden Spurs, 1302），威震天下的法兰西骑士被弗兰德的市民阶级打败，关键也是因为骑兵冲进了不适合的地形狭窄的地形，被困在里面，机动优势无法发挥，导致法兰西的贵族爵爷被平民所杀害。他们的镶金戴银的靴子被挂在弗兰德的教堂上面，因为平民很少能够打败贵族，所以弗兰德人为此非常自豪。
最后的结果就是，俄罗斯帝国的禁卫军在将军们错误的指挥之下，陷入了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沼泽地带，缓慢前进，被德国飞机发现从空中轰炸，地面部队毫无还手之力全部被歼灭，俄罗斯贵族的精华在政治上军事上就此毁灭。这对于彼得格勒来说非常致命的，彼得格勒本来就是忠君派贵族控制的地区，从此以后它变成了二线部队集中的地方，就是老弱病残军人集中的地方。一方面是彼得格勒军队基本没有什么战斗力，从军事上来讲反抗外敌没有什么战斗力；第二就是彼得格勒军队变成一了反沙皇的各种势力的聚集点，使得在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在以前向来为沙皇镇压革命的彼得格勒军队按兵不动，甚至部分士兵倒向了起义者一边，导致沙皇不得不退位。第一世界大战才是沙皇帝国倒台的根本原因，因为支持沙皇帝国各种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基本上是消耗殆尽了。
同时俄军的失败和随后的内战，也使得莫斯科再一次变成了前线。俄罗斯帝国的工业区主要集中在圣彼得堡和波罗的海各省，莫斯科有一些工业。军事工业委员会就存在着，当权的圣彼得堡集团、跟沙皇的势力和国家杜马的势力关系非常密切的圣彼得堡工业家，和莫斯科和外省工业家之间的激烈斗争。莫斯科是外省当中唯一有陪都地位的，它是外省工业家的天然领袖。可以说俄罗斯的工业区是这样的，它的欧洲区，像法国东北部跟德国和比利时毗邻地区一样，有一个从芬兰、维堡（Vyborg）、圣彼得堡一直延伸到里加的环波罗的海工业地带；然后就只有一系列工业孤岛：莫斯科、乌拉尔、顿巴斯盆地之类的断断续续的工业区，这些工业区全都是孤岛，在广大的农业区包围之下片段性的不成气候。
而首先社会民主党工党、包括孟什维克工党和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各党派，势力完全局限于工业区，在以农业区为主的南俄他们的势力是为零的，在工业区当中，那就是各党派争夺势力了。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只有几万人，势力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到1917年中期科尔尼洛夫叛乱（Kornilov affair）的时候，在波罗的海和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大致上能够占到三四成的实力。但是在比较保守的莫斯科，更不要说是是伏尔加、乌拉尔各地的话，还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优势的地方。广大的农村基本上就是社会革命党的天下。
所以列宁的策略是依托波罗的海征服圣彼得堡、依托圣彼得堡征服莫斯科、依托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征服落后的农民的反动的全俄，是一个渐次推行的过程。所以他是依靠拉脱维亚兵团，而不是圣彼得堡的工人来打败临时政府的。然后在左派社会革命党逮捕捷尔任斯基、准备推翻列宁政权，那是因为《布列斯特和约》的缘故，的战役当中，他也是依靠拉脱维亚兵团打败莫斯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Left SR uprising, July 1918）。最初的契卡成员，除了捷尔任斯基这个波兰人以外，基本干部也是拉脱维亚人。拉脱维亚人是革命之母，拉脱维亚工人出身的军官是早期布尔什维克的干城，因为后来波罗的海国家变成了苏联敌人，所以一般来说大家都习惯性地把这段历史抹去了。南俄，特别是哥萨克自治区广布的南俄是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核心，农民通常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
城市工人当中有一部分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但是在他们还有选举权的时候，他们的支持当然也是波动不定的。在科尔尼洛夫政变的关键时刻，布尔什维克支持克伦斯基反对科尔尼洛夫，这时布尔什维克的声望达到最高潮，在圣彼德堡能够拿到三四成的选票，这是它的历史最高峰。但是随后，特别是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以后，所有政策都是不得人心的，原先他对工人的所有承诺全部落空，生活反而不如过去了，因此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当中，支持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势力反而增多。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议会，就是因为它在立宪议会只能得到四分之一的选票，远远不如社会革命党，如果维持立宪议会的话，布尔什维克政权就要倒台。
罗莎·卢森堡责问列宁说，为什么要解散立宪议会？列宁说，立宪议会反映的是几个月以前的民意，现在革命形势已经向前发展了。罗莎·卢森堡就说，既然革命形势向前发展了、议会反映的是过去的民意，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为什么你只做前一半，解散议会以后你宣布自己实行专政，为什么不重新选举，按照新的革命形势选出新的议会？列宁避而不答，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新的选举对布尔什维克更加不利。布尔什维克的老根据地，比如说圣彼得堡的维堡工业区，在科尔尼洛夫政变和十月政变之间的时间内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但是在布尔什斯维克掌握政权以后都转而反对布尔什维克，跟高尔基和其他社会主义党派合作。高尔基的《新生活报》就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当时的一个重要集结点，建立联合罢工委员会、准备在圣彼得堡发动总罢工。
列宁的反应就是实行全面国有化，把工厂的权力从工厂的苏维埃手里面，转移到国家官吏手里面，这是计划经济的起源。我们要注意，计划经济不是经济上的需要制造的，而是政治上的需要制造的。列宁看到，只有剥夺工人的自治权，才能够确保工人不像他们以前那样，对他们的上级不满就投票支持另外一个党派，那样的话圣彼得堡不又重新回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手里面了？接下来的战争就没法打了。剥夺工人的自治权，使他们除了党国的官吏以外别无选择，这是唯一防止工人在下一次选举中把布尔什维克选下台的关键。所以他不好意思对罗莎·卢森堡说，革命形势向前发展的结果就是，布尔什维克在台下的时候，它的空头支票还有一部分工人相信，上了台以后工人就完全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了，下一次选举会导致布尔什维克不仅要输掉立宪议会、连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也会全部输光。所以不仅立宪议会、甚至连圣彼得堡的苏维埃都不能进行下一次选举了。
不能进行下一步选举，那就只能实行国家管制，由布尔什维克党本身来代替苏维埃和立宪议会所代表的国家进行统治。这一点托洛茨基早就预言过了，托洛茨基在1905年还是孟什维克的时候，他听到列宁的政治主张就断言说，这个政治张的结果就是，首先由苏维埃埃来取代国家、其次再由党来取代苏维埃、最后由党的领袖实行个人独裁来取代党本身。但是造化弄人，最后帮助列宁实现这个目的的恰好就是他本人。在布尔什维克的党内，21个中央委员当中，12个反对十月政变，如果不是孟什维克和趋炎派的托洛茨基拼命支持列宁的话，列宁连布尔什维克的势力都动员不起来。正是当初反对布尔什维克中央集权主义的托洛茨基，帮助列宁克服党内外的反对推动了十月政变。上了这个贼船你就不能下台了，下台以后自己的老命都要保不住，所以就只能一路做到底了，最终做到托洛茨基自己的老命，也被比他更善于搞中央集权的斯大林做掉为止。
因此邓尼金的支持者在以农业为主、哥萨克人势力强大的南俄，高尔察克的支持者在乌兰和西伯利亚，布尔什维克控制的是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地区。由于国有化的缘故，在莫斯科以东以南的孤岛地带的工人转而反对布尔什维克，乌拉尔的工人发动起义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以后，投奔了高尔察克，变成了高尔察克西路军的主力，因为他们跟布尔什维克有仇，是高尔察克各种零散的部队中最能打的一部分。
在白军和红军的夹缝之间，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民主政权和独立政权，包括立宪会议主席、社会革命党的切尔诺夫（Viktor Chernov）和伏尔加的社会革命党的领导的，逃到萨马拉（Samara）、以伏尔加河地区为根据地、号称是继承了临时政府和立宪会议法统的萨马拉立宪会议全俄政权（Committee of Members of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但是这一系列民主政权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像克伦斯基一样缺乏强制力和动员能力，控制不了局势，所以很快就被取代。A，同样主张全俄政权，但是愿意采取对于右派来说是军事独裁政权、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讲是计划经济和战时共产主义，红色和白色的全俄政权，和一系列独派的小共和国，比如说乌拉尔共和国和乌拉尔斯克自由邦。这些在1918年到1919年之间比较有声势的独派，像西伯利亚共和国、乌拉尔共和国、伏尔加共和国，一直到顿河和库班，建立了一系列国家，至少有十几个比较有声势的共和国。实力不大足、领导人当中缺乏重要的知识分子、制定不出像样宪法的，像坦波夫和沃罗涅日这些，本来是属于莫斯科帝国的核心地带，也建立起了一系列不敢自称为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地。他们像1991年发表主权宣言的小共和国一样，不敢像乌克兰那样直接宣布独立，但是他们仍然宣布他们是享有主权的独立领地，并且单方面的宣布在红军白军和各种势力的内战中宣布中立，只不过他们的中立根本没人尊重，所有强大的军事势力都直接从他们头上杀了过去。
这时图拉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区，是布尔什维克力争的工业基地。但是图拉比莫斯科还要保守，图拉的工人阶级主要是支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布尔什维克并不能够赢得的工人阶级的心。所以必须用暴力镇压的方式，建立图拉契卡、建立军事管制，由奥斯新（注：待定）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政委行使战时权力，对反对派工人和市民实行大屠杀，用军事专制手段把农民和市民全部强制来修战壕和到工厂去打杂、充当不熟练工人。战时共产主义要把俄罗斯变成一坐大兵营，是托洛茨基提出的口号，最先就是在图拉实行的。图拉的要塞化是俄罗斯帝国，第一，没有因为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工人阶级的反戈一击，导致整个东方落入高尔察克手里面。东方的工人阶级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的死敌，因为他们比散漫的农民更加集中、更有军事经验和战斗力，所以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威胁反而更大。
而南方是以哥萨克人为主力的邓尼金。邓尼金的致命弱点是什么呢？南方是独派势力最集中的地方，比伏尔加和乌拉尔和东方要更集中、势力更大，尤其是哥萨克人。顿河哥萨克和库班哥萨克都想搞独立、乌克兰人也想搞独立，这样一来就会瓦解邓尼金的后方。因此邓尼金跟独派势力的战争、跟顿河哥萨克的战争、跟库班哥萨克的战争和跟乌克兰人的战争会非常激烈。在邓尼金大军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处在两线作战的情况，一方面要跟乌克兰和库班人打仗，另一方面他自己的军队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库班和顿河的哥萨克统派，等于是白军主要是依靠哥萨克人当中的统派才能够建立军队的。而哥萨克人当中的独派跟布尔什维克一样，甚至比布尔什维克更加积极地想要把邓尼金打倒，邓尼金的前脚刚刚离开高加索和顿河，他们就在后方发动了反对邓尼金的叛乱，跟彼得留拉的乌克兰人一样瓦解了邓尼金的后方，使得邓尼金失去了后勤补给，孤军在莫斯科前线得不到补给而失败。在邓尼金的军队开到沃罗涅日和奥廖尔（Oryol）的时候，图拉只是一座孤城，全部市民都被布尔什维克像1941年斯大林在莫斯科那样，全部强征入伍送去挖战壕了。布尔什维克抓住邓尼金孤军深入不能久战，后方根据地又被独派各共和国瓦解的致命弱点，瓦解了邓尼金的攻势。
然后经过了斯大林依靠美国和德国国技术进行的军事建设。莫斯科的西门在哈尔科夫和斯摩棱斯克，西南方的哈尔科夫和西方的斯摩棱斯克是铁路枢纽，它们的转运能力能够供应全国的转运，而不仅仅是本地的转运。莫斯科像巴黎一样是全帝国的中心，三角并立构成了莫斯科要塞区的根本，物流畅通无阻。但是如果哈尔科夫丢了，库尔斯克等地的小车站的物流，是不足以跟哈尔科夫相比的，攻占斯摩棱斯克和哈尔科夫的政权，就能够把战争直接推到莫斯科脚下；这正是希特勒德国所做到的事情，他们在斯摩棱斯克战役和基辅战役中歼灭了红军的主力，控制了西方铁路枢纽斯摩棱斯克和南方铁路枢纽哈尔科夫，于是莫斯科就立刻变成了前线。莫斯科的最后依托就是大兵工厂图拉，主要是依靠美国方面的后勤支持、以及希特勒战线拉得过长不能持久，莫斯科才没有陷落。
现在普京的俄罗斯帝国，逐步落到了1918年俄罗斯同样处境。由于俄罗斯帝国内部的派系斗争，普京是依靠叶利钦政权的众多寡头，包括叶利钦本人极力提拔的改革开放派新兴寡头，和原先是苏联保守派官僚构成的保守派寡头，建立起来的各种寡头势力的支持而成功的，他也必须用俄罗斯国家的资源去回报这些寡头，并且依靠各寡头集团的相互斗争和平衡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对于他来说，久明（Aleksey Dyumin）这样他自己的亲信、贴身侍卫出身的久明，对他来说就是宫廷系统近卫系统，由他来掌握图拉——图拉在苏联时代和俄罗斯帝国时代都是行政级别特别高的，因为它有兵工厂，来担任图拉州长，就是跟担任莫斯科市长的索比亚宁（Sergey Sobyanin）和其他派系竞争。他们，索比亚宁、小帕特鲁舍夫（Dmitry Patrushev）、久明、梅德韦杰夫都是有太子声望，但是谁也没有正式得到太子地位，照俄罗斯帝国的说法是大公爵（Grand prince, Velikiy knyaz）地位的潜在候选人，彼此勾心斗角是不可避免的。久明跟普里戈津交好，而索比亚宁跟绍伊古交好。
在俄罗斯帝国发动战争，普京只敢搞特别军事行动而不敢搞动员，因为他不愿意得罪受益于自由主义改革的圣彼兹堡和莫斯科市民阶级，不敢因为总动员而引起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危机，总动员意味着国家控制所有的劳动力和战争资源，跟已经控制了很大一部分资源的寡头势力竞争。照魏晋南北朝的说法就是国家和豪强之间竞争人口，国家的编户齐民待遇不如豪强的私家部曲的待遇好。那么怎样才能动员全国力量呢？普里戈津是准备出奇制胜，招募监狱里面的囚犯、招募外国雇佣兵来为国家效力。而绍伊古呢，他本身就是叶利钦手下的改革开放干部出身，跟各州州长和地方寡头和大企业寡头关系密切，他主张像曾国藩一样，由各州的州长自己招募州兵、由各大企业的领导人自己招募本企业职工组成的雇佣兵，用这些军事集团来代替普里戈津的军事集团为沙皇效力。两者的唯一共同点是什么呢？都是不用国防部为他们筹集物资。
大清皇上为什么要曾国藩出力？兵部没有兵、户部没有钱，只能给政策说，曾国藩你只要自己能够搞到钱和兵，我们就让你自己去招兵。汉灵帝在黄巾之乱的时候，就像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描绘的一样，卢植号召广大士大夫勤王，为此过去的党争都不算了，当年在政变当中被宣布为禁锢永远不得做官的清流党人以后也可以做官了（注：党锢之祸，169-184），只要你能为国家招兵平息黄巾起义。于是偏向清流派的士大夫和各地豪强，像卢植、皇甫嵩、还有孙坚这些人纷纷起兵，像刘备曹操这样的小人物，就想依附卢植这样的大人物自己做一个小军阀。为什么呢？因为朝廷给不起钱，给不起钱那就给政策，希望你们自己招兵买马为朝廷效力。
[00:49:40]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必定是军阀化。老子我自己出钱出力招兵买马，朝廷能够随便更动吗？不能，朝廷要更动左宗棠或者曾国荃，就必须用外交手腕了，不能像以前那样，我想撤谁的职就撤谁的职，现在不行，我们只能用平衡术，让左宗棠和李鸿章相互平衡，但是对谁都不能斩尽杀绝，否则的话反噬之力就会使袁世凯时代的逼宫提前出现了。慈禧太后手腕高明，所以能够让湘淮军阀跟朝廷还能够维持面子，等到摄政王时代手腕就不高明了，朝廷就跟袁世凯的军阀直接翻脸了，于是大清朝就完了。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话，大清朝会提前完20年，当年在湘淮军阀还在的时候就会直接翻脸了。
普京现在就走到这条路上了。让普里戈津和绍伊古彼此之间势成仇敌，这样两派军阀的势力就不可能团结起来搞我了，让索比亚宁、帕特鲁舍夫、梅德韦杰夫等人互相竞争大公爵的地位，这样皇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老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是国家安全机构、普京赖以起家的新克格勃FSB的负责人，所以他的儿子小帕特鲁舍夫也特别沐浴皇恩，变成很多寡头官僚的统治对象。但是没有问题，圣彼得堡是皇家龙兴之地，圣彼得堡的集团当中，众望所归的就是曾经当过总统和总理的梅德韦杰夫，可以当普京继承人的人当中，资格最硬的当然也就是梅德韦杰夫。其次就是曾经跟叶利钦和普京分庭抗礼、有总统之望的莫斯科集团的领袖波波夫（Gavriil Popov）和卢日科夫（Yury Luzhkov），任何人当了莫斯科市长都有太子之望，就是索比亚宁。索比亚宁跟绍伊古和西伯利亚的改革开放干部、叶利钦时代留下的西伯利亚改革开放干部结成了紧密的联盟。
然后就是图拉州长久明。图拉的地位不能跟莫斯科相比，但是久明跟普京的个人的亲密关系是胜过索比亚宁和梅德韦杰夫的，而且圣彼得堡集团是过于亲欧了，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政治上的危险性。他在战争中如果表现出色一点，像十月党人在战争中那样，基本上就能够把帝国的命脉抓到手里，因为帝国的命脉是什么呢？军工生产。军事工业委员会掌握在谁手里面？两拨人手里面，一拨是梅德韦杰夫和盖达尔集团（Yegor Gaidar），就是比如说国家银行行长纳比乌林娜（Elvira Nabiullina）之类的经济部的自由主义官僚手里面，另一半掌握在各工业基地的负责人手里面，第一号负责人、最大的强藩就是久明本人。图拉在战争爆发以后大量兴建坦克维修厂诸如此类的，没有图拉的这些军事工业建设，战争维持不到现在，久明立下了血汗功劳。
俄罗斯的生产能力，比如说主要依靠乌拉尔，但是维修能力主要依靠图拉。久明是帝国少不了的人，他像1914年战争的罗江科（Mikhail Rodzianko）这些、古契科夫（Alexander Guchkov）这些十月党人（Octobrist Party），自己是兵工厂老板、又是国家杜马的议员一样，变成了沙皇少不了的人。皇后愤怒地给皇帝写信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混蛋绞死？但是皇帝不可能搅死他，搅死他战争就没有办法打下去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半壁江山就在图拉、在久明手里面，他顺便为自己揩油，建立起了天下最强人莫与争的图拉州兵，因为他不像普里戈津那样满世界打仗，所以知名度不太高。
但是图拉州兵就像段祺瑞的边防军，段祺瑞的边防军在历史上不大著名，因为照日本顾问小西的看法就是说，边防军器械虽利，训练不足、军官素质很差，能不能打仗要靠军官指挥得怎么样、当然也要看领导人的政治手腕。结果在第一次直皖战争（1920）中间，由于皖系在政治上的失败和军官团的四分五裂，边防军一战而败，新式犀利武器被吴佩孚和张作霖瓜分殆尽，在历史上没有表现出来。久明很可能会变成政治上的段祺瑞，就是此时此刻他还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在徐树铮等人看来，中华民国的各路军阀当中，只有边防军完全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军队的训练和编制，武器犀利是其他各军绝对没法比的；但是正如日本顾问所指出的那样，军官没有经验、政治家没有头脑，结果反倒是为白白为人做了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