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阿姨您好，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了。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今天想向您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孟加拉的事情。近期孟加拉国的首都达卡以及该国的多个城市，爆发了反对公务员录取配额制度的抗争，该国的年轻人反对将公务员的录取名额的30%，留给独立战争期间军人的后代。最后孟加拉国的高等法院宣判，公务员录取改革法案的判决结果是，大幅缩减了原来留给军人后代的比例，从原来的30%减少为5%，将公务员招聘名额的93%都开放向社会进行考试然后择优录取，只留下2%的配额给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之后大规模的抗争就稍微告一段落，但是要求释放被捕的抗争者、还有追究军警施暴责任的一些小型的抗争活动还在进行中。有趣的是网络的中文圈，对这个结果普遍感到非常的振奋。我们也知道，历朝历代中国的优秀做题家们最在乎的，就是考试做公务员以及高考进大学的公平性，其实这种开国功臣后代跟优秀做题家，谁应该占到更多的做官名额这种争议，好像自古以来是一个无解的问题。那么您觉得孟加拉国中央政府，对于公务员录取名额的这种让步，真的是因为做题家们他们的抗争的胜利，还是只是在全球化退潮下，中央政府已经对各种地方性的力量逐步失去控制呢？
刘仲敬：其实这是一个，因为孟加拉的社会基础跟国民党的台湾和洪森的柬埔寨不一样，而它也没有赶上冷战经济学和全球化的全程，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处在一种韩国军政府的那种状态。在社会稳定是发展经济必要条件的情况之下，以形式上的民主政治为借口，实际上是由各大家族、前现代的各种封建力量长期当权的混乱局面，很可能使国家错过比如说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机会。而一个稳定的朴正熙式的干练的军政府、或者是蒋经国式的威权政府，能够在独裁主义的外表之下，抓住这个稳定期迅速实现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出现形式上的民主倒退，比起李承晚和张勉（Chang Myon, 1960-1961）的时代，朴正熙时代显得更独裁了，但是经济发展的成绩却更好了。而洪森父子在柬埔寨统治的原因也就是这一点，相对于联合国强加给他们的形式上的民主，在长期政治斗争动乱以后已经厌倦一切，像1978年的沦陷区一样，只想要都多吃点肉的普通人民愿意接受洪森父子的独裁，只要能够提供稳定，稳定有利于外资的进入和经济发展。
但是由于孟加拉缺乏，比如说韩国台湾作为日本的一部分是实质战败国、和柬埔寨越南之类的作为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基础，所以它的执政党实际上是做不了蒋经国国民党和朴正熙政权的。所以它也就像是孟加拉历来的传统一样，所有的政府都是相差不大的寡头集团的联盟，无论是谁上谁下效果都差不了多少，所以他们对于随时会利用机会来算计自己的在野的寡头联盟，是没有能力做得太过分，就像是菲律宾的任何政权都没有办法实行有效的独裁一样，所以无论理由是什么他们都会迅速让步。
而且孟加拉还有一个印度因素。当然印度本身就是一个像欧洲——这个大印度指的是从坎大哈一直到锡兰的大印度，包括今天的阿富汗的一部分和东南亚的很多部分。锡兰从历史和政治角度来讲是东南亚的核心部分，而不是南亚的一部分，东南亚的很大一部分，包括爪哇和很多岛屿，其实都是锡兰在地理上的自然延伸，而锡兰则是印度东南部的自然延伸。这个大印度是一个跟欧洲一样复杂的世界，在它内部，可以说像比哈尔（注：Bihar，在尼泊尔以南、孟加拉国西北）和孟加拉这些地方是帝国核心区。如果说比哈尔像是河南的话，孟加拉就比较吴越，因为孟加拉是新开发的土地。
在帝国历史的早期，帝国的核心地带是摩揭陀（Magadha），孔雀王朝、笈多王朝等主要的王朝都是以摩揭陀的资源为基础的，恒河中游是帝国的发祥之地，就像是洛阳一样。那时位居下游的孟加拉像吴越一样，还是半开发和不开发地带。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这方面政治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戒日王（Harsha, 606-647）和唐玄奘的时代，像安史之乱以前的洛阳和中原一样，仍然是花团锦簇的摩揭陀核心地区，由于帝国本身的掠夺性，主要是由于政治方面的缘故，逐步退化为盗匪和流氓无产者盛行的地方，残余的居民变成了冷酷贪婪的顺民。跟比如说性格比较接近于满洲蒙古蛮族入侵者、靠近阿富汗边境的部落不一样，也跟性格比较像是百越山地居民或者是滇黔山地居民的马拉塔联盟（Maratha Confederacy, 1674–1818）和南部山民、或者是沿海地区的居民不一样，他们是惯于逆来顺受的、很容易统治，但是经历了长期的帝国统治以后，已经没有任何宗教或者政治原则能够使他们要脸面了，是顽钝无赖的典型。
不久之前印度的教育部长留下了一句名言。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比哈尔，比哈尔就是莫卧儿（1526–1857）时代以后，以古老的摩揭陀的部分地区为核心的旧中原核心地区，举行了一次考试。班上的同学在里面抄袭，这不算是特别离谱的，离谱的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外面翻墙，拿着小抄从墙外面给他们的儿子配合作弊（Mass cheating in Haryana Board exam）。视频出来以后，当然就有一些比较要面子的印度人责问教育部长，你是在吃什么呢？教育部长反唇相讥说，妈的，你让我们怎么办呢？让我们开枪打他们吗？当然这句话也是有一个背景，意思就是说，你们嘲笑我们印度怎么样，其实无非是因为我们印度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又不能开枪打他们，而对于这种人来讲的话，你只要不开枪打他们的话，那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搞起来。哪有哪一个民主国家能够用军事管制的方法举行考试呢？
话又说回来，就是大清国科场舞弊案的时候，最后就真搞到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勃然大怒，派军队进入考场去盯着他们，看看有谁在作弊。然后后来的士大夫也哀叹说，相比起唐宋科举制度之下朝廷对士大夫的尊重，现在的士大夫已经沦落到像小偷一样被官府和社会不信任、像小偷一样被认为是随时可能作案的潜在犯罪分子。像这样没皮没脸的人怎么能当社会精英，作为官吏去引导人民呢？他们的道德水平和受到的尊重还不如普通的良民。而士大夫之耻就是国家的无耻，将来要做官的人为了得到一点官职，就甘愿接受像小偷一样的待遇，搜身、所有的行李都拿出来搓弄一遍，一点尊严都没有，那他将来做了官以后，在皇帝面前还能有一点尊严吗？这样人能够像孔子和周公的理想所说的那样，在皇帝面前坚持原则、为了维护古圣先王的原则而不惜牺牲自己吗？国家的腐败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是无可救药了。
当然，印度人说这话的原因之余就是说，我们的城市街景不好，是因为我们不能像中国那样能驱逐低端人口，贫民窟在那里住不起好房子、修烂房子摆烂摊子，我们没有办法强制他们。我们如果能像中国那样搞城管的话，我们也能把城市弄得干干净净，但是谁让我们是民主国家呢？如果我们像中国那样是专制国家的话，所有耍无赖给自己儿子翻墙打小抄的家长统统送集中营去再教育，问题立刻就解决了，但是我们又不能这么做，所以就只能让你骂我。你骂我有什么意思？你以为我教育部长有多大权力？我不管他们你要骂我，我管了他们你们还不得骂我是万恶的专制分子，我还得马上下台？比哈尔人是什么德性别人不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印度人，我们TMD不知道吗？所以这件事情最终是不了了之了，因为比哈尔人就是这个形象。
然后比哈尔人就有很多人，从英印帝国时代就跑到大城市，相当于是大上海、有很多英国人、曾经是英印帝国首都的加尔各答（Kolkata）来打工，开出租汽车啦、干一些卖苦力的活动，他们在加尔各答就得到了一个相当于苏北人在上海的名誉。无论上层的意识形态是怎么样的，因为上层的印度民族发明家也是强调所有印度人一律平等、苏北人也是我们的兄弟，但是实际上让上海人把女儿嫁给炸博士（twitter: @zmt0516），那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事情。比哈尔人在加尔各答，就像是炸博士在上海一样，炸博士自从离开上海到了美国以后顿时抖起来了，因为在美国人看来所有的亚洲人都没有什么区别，更不要说上海跟苏北人，他就理直气壮地自称上海人了。如果他在上海的话，可以保证就算他是在大清光绪年间到上海的，他的子孙到现在仍然会饱受上海丈母娘的歧视，休想融入上海的社会，相比之下他到美国，融入美国社会的难度要小得多。
比哈尔人在加尔各答也就是这个样子。种姓制度是西方媒体的刻板印象，实际上的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但是总之各个小社会集团之间是壁垒分明的。比哈尔人就算到了加尔各答一百年仍然还是下等人，但是因为身处内地的缘故，而且又不像是锡克人（Sikhs）那样为大英帝国当兵有过历史因缘，他们很不容易去加拿大和其他地方，在印度国内移民，跑加尔各答或者其他地方来比较容易。所以他们得到了一个类似于「偷井盖的河南人」那种——问题不光是你穷，而是因为你穷得很无赖。
世界上比河南或者是比苏北，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比黄泛区，比黄泛区穷得地方多得是了，比如说贵州的山区和湘西的山区，论GDP的话还没有富士康所在的河南GDP高，但是一般人不会认为是，比如说上海人或者苏州人不会认为湘西人是无赖，或者认为湘西人偷井盖。他们如果接受了湘西人得到的印象就是，这是一些好斗的野蛮人，是比较有血性、肯拼命会打架的，但是性格还比较直爽，不大会耍无赖的。穷只是一方面的问题，穷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例如美国阿巴拉契亚的山区也是很穷的、苏格兰高地也是很穷的，但是山地蛮族的性格是不服人管束的性格、是比较直爽的好斗的、比较有武士精神的。穷的无赖这种人是文明的核心地区，饱经帝国掠夺、在士大夫官僚的统治之下，已经习惯于用各种讲歪理的手段，而且也知道讲道德只会使自己吃亏，所有的统治者全都是坏的，你只有比他更无赖才能生存。
这是什么地方呢？在欧洲这就是意大利。当然意大利本土还有各种各样的区别，日耳曼血统很重的伦巴第人（注：Lombardy，北意大利中部），誓死要鄙视长期受拜占庭统治和阿拉伯帝国统治、习惯于东方专制统治的那不勒斯人（注：Naples，罗马以南）。企图在欧洲建立东方式专制统治的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 Holy Roman Emperor, 1220-1250），他一辈子就是最喜欢那不勒斯而不喜欢意大利北部，也不喜欢充满了封建自由、到处都是桀骜不驯的贵族和自由城市的德意志。他一辈子都要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南部呆，因为这里被拜占廷皇帝和阿拉伯皇帝驯服得很彻底，比较顺民化比较编户齐民化，在这里他可以统治得很舒服、可以为所欲为，包括搞当时充满迷信的基督教世界绝对不能容忍的活体解剖之类的科学研究；这种事情按照中世纪人的观念，就像是纳粹在犹太集中营进行的那些科学研究是同一类型的事情，只有完全不信宗教、纯粹只相信理性主义的人才干得出来的。而弗雷德里克二世恰好就是这种人，在他眼里面基督教跟穆斯林没有什么明显不同，都是可以利用的迷信势力而已，如果他做得到的话他可能更喜欢穆斯林一点，因为穆斯林还更容易统治一点。
当然在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看来，各种意大利人区别是很小的，他们根本不区分什么，所有意大利人都被他们一锅煮，当做是准无赖来对待的。歌德和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那个时候，很多德国的学者为了仰慕希腊罗马的古老文化和文艺复兴的古老文化，去意大利研究，意大利的文化复兴有很大程度上是德国学者搞起来的，然后温克尔曼好像是在意大利被张献忠给弄死了。歌德他一向是个乖巧精明的人，在意大利包养了好像是不止一个小蜜，就像是香港老板，在香港不需要是很有钱的人，在1982年跑到内地来，都很容易地包养一大堆小蜜一样，而且还把这些事写进他的诗里面。安徒生对意大利的印象就是，丹麦属于广义的德国文化区，所以他跟哥德和温克尔曼是同一类人，然后在他的作品中，把意大利描绘成一个赤贫的一个水桶都买不起的穷光蛋，住在残破的皇宫里面（注：没有画的画册）。
然后丹麦的游客，北德意志游客到了意大利，一般都是一路骂着娘的，就是骂意大利的食品是地沟油食品、商人和普通人民没有起码的道德观念。到了意大利，他们就怀念德国的商人和市民虽然粗鲁，但好歹是些诚实人，不会像那些温州人在俄罗斯卖用报纸做的鞋子。他们的食物里面没有加地沟油，就算是没有像法国名厨那样做得很漂亮，但是肉一定不会是变质的、汤一定不会用馊了的油。而且见了外乡人也不会表面上给你一个恭维，让你到了那里，就好像是香港商人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内地一样，像王子一样对付你，实际上却对你实行一系列坑蒙拐骗。
像马来西亚华人回到他们伟大的祖国一样，一下子本乡的三分之二的居民都变成了最近500年之内的亲戚，你随身带回来准备炫耀一下分发给大家的首饰，三天就被分发完了，然后最后临走的时候，连裤子都被这些亲戚全部剥光了。多来两三次以后，你就渐渐发现这些人完全是骗子，你就算把马来的家业全部卖掉，也不能满足他们无边的欲壑。而你在来之前你是觉得，妈的马来被穆斯林统治，我们伟大优秀的华人没有别的安慰，好歹我们还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然后回到强大的祖国以后，然后你就像是剥猪猡一样剥得光光的。然后你突然发现马来穆斯林好歹还是说话算话，让你当二等公民就真的让你当二等公民，不会对你做什么额外的需索，在马来穆斯林手里面你的安全还要更多一些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意大利是骗子小偷的国家，北方人到了那里除了上当受骗以外——北方人哪有那么多花花心思，他们就算是更强一些，也顶多像是中世纪的日耳曼诸侯跟着神圣罗马皇帝杀到了罗马一样，也就是会跟你打硬仗；但是会打硬仗的德国军队，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意大利的热病、意大利的女人、最重要的还有意大利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诡计消磨得干干净净。有一部分，我们应该说是汉化得比较快比较彻底的人，开始像意大利人一样做拉丁文的诗，而且发现在意大利当雇佣兵，比起你在北欧英国法国和德国赚的钱还要多得多。
而且就像是满洲人和蒙古人，他们一旦入了关就发现他们的战斗力是天下无敌的，本土的意大利人打起仗来无比奸猾、擅长倒戈、绝对不肯拼命。所以只要蛮族来了以后，就像是洪承畴的时代，任何地方出了问题以后总督就说，请给我们派三百名真正的满兵来。三百人打什么仗？用处很大的呢，有这三百人坐在总督府，那几万辅助部队就肯打仗了，要不然他们还会像左良玉的时代那样，李自成来了以后，他拍拍屁股带着他的部队向前线相反的方向前进。皇上命令他赶紧到开封去救几个王爷，左良玉认为，妈的别人都不打，让我的嫡系部队做牺牲，老子才不会这么傻瓜。他带着部队向相反的方向前进，到襄阳和武昌，在李自成和张献忠进城之前抢了一波、然后在李自成和张献忠进城以后又抢了一波，然后得意洋洋地跑掉了。跑掉了以后，皇上考虑到除了他以外也没有别的人能打，还是不敢撤他的职，还另外运了些粮饷来接济他。这就是典型的军阀做事。
而在这些军阀当中，出身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军阀，再怎么说都比他们能打、而且信用也比较好。比如说就有一个著名的英国骑士，叫做好像是阿克伍德爵士（John Hawkwood, 1323-1394）还是什么什么的，是南北战争时期的英国骑士，后来他就娶了意大利女人、取了意大利名字，带着一支英国雇佣兵在意大利得意洋洋逍遥起来了。他有一段时间跟米兰公爵合伙打罗马教皇、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跟罗马教皇合伙打米兰公爵，每一次都很巧妙地不把自己的敌人打绝，捞到足够钱以后然后又倒戈，用这种形式他变成了意大利人心目中的成功人士，活得寿命很长，他的军团也赚钱很多。
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败绩是，另一位北方人、从法国来的昆西爵士（de Quincy）。昆西爵士是一个大人物，因为他娶了英国国王的女儿，然后在英法两国打仗的时候他就有点犯难，因为他自己娶了英国国王的女儿，自己就变成了英国贵族和英国国会的议员了；但是同时他们家世世代代又是为法兰西国王效劳的，站在哪一方面都有点说不过去，于是他就跑路了，在英法两位国王打仗的时候，他自己跑到意大利来参加意大利的诸侯战争。由于法国人的卷入，战无不胜的英国雇佣兵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吃瘪。只有蒙古人才能打败满洲人、只有鲜卑人才能打败匈奴人，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意大利本土的军队是绝对打不赢这些蛮族的，但是另一支蛮族杀过来的时候，原先的蛮族是很有可能吃瘪的。
但是昆西爵士跟这位也许是名叫阿克伍德的英国雇佣兵队长不一样，他没打算归化意大利，而且众所周知，他的老婆已经是英国国王的女儿了，所以英法两国议和以后，他又屁颠屁颠地回到法国去了。于是我们的英国雇佣兵又重新抖了起来，然后米兰公爵、佛罗伦萨共和国和罗马教廷和威尼斯共和国又相互十分愉快地打了起来，各路雇佣兵队长在中间很得意地发财。当然，德国贵族也可以干同样的事情，那就是汉化比较深的人就会干这个事情。汉化不那么深的人呢，过不了多久就受不了本地的传染病，如果没有死于传染病的话，他就像皇帝本人一样，翻过阿尔卑斯山回到自己的老家去，留下一个非常恶劣的印象；就是说狡猾的意大利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他们指着圣经发的誓是一文不值的，他们不害怕背弃誓言会下地狱，他们随时都会谋害他们的合法继承人，换上另外一个僭主。
这种印象，近代的意大利民族发明家以为，建立一个意大利国家，可以把意大利变成像英法一样强大的民族国家、可以改造意大利的坏名声，但是实际上变化是没有这么快的。像《爱的教育》，这是20世纪初叶白话文教育家喜欢的教材，是意大利的亚米契斯所作的，其中就有一篇文章是这么写的（注：帕多瓦的爱国少年）：有一个贫穷的意大利少年，在海外遇上了一些英国法国人或之类的，对于他来说是洋人的阔佬了。他本来很穷，过着流浪儿的生活，过日子过得很差，那些人待他很不错，给他吃好的穿好的。但是有朝一日，有一天他听到那些英国人法国人之类的洋人在聊天，他们像是爱因斯坦来到上海滩一样，说了一些对华人很不恭维的话，他们说意大利人是小偷强盗骗子诸如此类的话。然后作者、爱国主义教育家亚米契斯，让该意大利少年做出了根据歌德和安徒生的描绘，真实生活中的意大利人大概不会做的事情：他愤怒地站起来，把那些洋人送他的礼物全部摘下来扔给他们，他愤怒地说，意大利是我的祖国，我不能容忍你们说我祖国的坏话，现在我要跟你们绝交。
这个故事我好像见过很多次，这不就是一个老华侨的故事吗？拒绝了美帝国主义或者是其他帝国主义种族主义者的高薪聘请，为了民族尊严庄严地回到了社会主义祖国，作为反革命分子住进了牛棚。后半截一般是不写的，但是前半截是我从小学时代就接受过的1800万次爱国主义教育固有的组成部分，我觉得姓名时间地点都可以忽略。总之，伟大的海外华人，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作为二等公民，虽然享受到了比自己的祖国更好的物质待遇，但是他们精神上是痛苦的，因为洋人无理地歧视压迫我们伟大的古老的文明古国，说我们是一群骗子和下等人。只有回归祖国建设祖国、建立我们伟大的、复兴古代罗马文明的法西斯国家，这样我们的民族尊严才能得到最终实现。
我们要注意，封建的意大利王国确实是实现不了这个伟大复兴的梦想，所以最后政权落到墨索里尼手中。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意大利王国的政治家害怕英法帝国主义，把我们自古以来的青岛，我是说达尔马提亚（Dalmatia）全都割让给了昨天才刚刚发明出来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是什么狗屁东西？我们只知道有达尔马提亚，谁听说过南斯拉夫？把那些万恶的卖国贼全部打倒，我们建立起革命政权来，打倒帝国主义、收复我们的广大领土，哇啦哇啦哇啦诸如此类。
但是意大利人可不像是纳粹德国手下的德国贵族和人民那样诚实正直，要打仗他们就真的会拼死打仗不会玩花样、要搞科研他们就真的搞科研。意大利人是全欧洲最没有爱国之心的民族，伟大的科学家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是意大利中产阶级出身，他对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民族复兴毫无兴趣，尽管他的研究得到了参议员科里尼和法西斯当局的大力支持，但他一看到意大利人有可能跟英美打仗的时候，他就二话没有说地借着领取诺贝尔奖的机会，从瑞典直接跑路了。当然他的妻子其实有也有犹太人血统，但是这并不重要，墨索里尼其实并不迫害犹太人，重要的就是，他就代表着意大利中上层阶级对爱国主义的感觉。对于他们来说，托斯卡纳（注：Tuscany，罗马西北）和那不勒斯的地方主义仍然是非常强大的，伦巴第人誓死不愿意跟那不勒斯人住在同一个国家，如果真的进行公民投票的话，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能不能够实现意大利统一是很有问题的。
不是有一个笑话说，那不勒斯的农妇听到有人说「祖国」就吓得飞快地逃跑，说不得了了，祖国来了。还有人说那不勒斯的农民听到「祖国和加里波第」的口号就感到莫名其妙，有些人就说，其实呢「祖国」是一个女人，是加里波第的妻子。总之他们其实并没有意大利民族的意识。至于意大利的英格兰威尼斯，威尼斯的海军军官直到意大利统一的最后阶段，还在跟哈布斯堡皇帝作战呢。哈布斯堡皇帝的海军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威尼斯人，在意大利王国跟哈布斯堡帝国作战的时候，威尼斯方言是哈布斯堡帝国海军的作战语言。威尼斯的海军舰队为哈布斯堡帝国打败了意大利的海军，但是由于拿破仑三世的干预，还是不得不把威尼斯割让给了意大利王国，意大利的统一是一件很勉强的事情。
按照安徒生、还有柯林斯（Wilkie Collins）这样的英国作家对意大利人的描写来讲的话，真实情况下的意大利流浪儿，听到那些英国人和法国人说自己祖国的坏话肯定是漠不关心，他如果有一点关心的话，也是会关心他自己的故乡米兰或者佛罗伦萨、或者是托斯卡纳或者威尼斯，不见得会把那不勒斯或者罗马当作自己的故乡，而且多半是他们听到那些人骂了以后，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去占这些人便宜的。
按照英国小说家柯林斯和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之类的描绘，为了外国游客的一块面包，意大利流浪儿而是愿意战斗到死，绝没有什么面子观念。而柯林斯在《月亮宝石》当中，他是狄更斯的同时代人呢，描绘说，有一位英国贵族子弟，他像其他的贵族一样经常到欧洲大陆去跑；然后，所以按照叙述者，就是这位贵族的另一位女性亲戚的管家的看法，她像是英国的下层阶级一样，是不往国外跑也不懂什么外语的；所以他们经常把自己的贵族看成是半个法国人或者诸如此类的半个欧洲人，因为喝葡萄酒的贵族不是纯粹的英国人，只有喝啤酒的乡巴佬才是纯粹的英国人。
然后她就总结说，我们这位少爷的性格特征，主要就是因为他从小就经常住在国外的缘故，所以他身上既有英国人的性格又有法国人的性格、又有意大利人的性格。什么叫英国人的性格呢？就是不多说话，平时见了面以后绷的一声在你胸口捶一拳，或者说一声，嗨，可怜的查尔斯老朋友，我们去吃点羊排吧；平时也不说说话，但是一有危险的时候，这样的老朋友立刻就会为你两肋插刀、飞快地跑过来给你帮忙、为你送命牺牲。而法国人呢？按照他们和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他们的看法就是，天主教徒就要狡猾得多啦，话说得很漂亮，花团锦簇说得很漂亮，真的有事的时候你是不能指望他们的。但是最坏的是意大利人，当我们的富兰克林·布莱克少爷在他表现出意大利式性格的时候，他就是花言巧语地把他自己应尽的责任推卸到你的身上，这种事情就是他的意大利式性格表现出来的时候，英国人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拜托。
无论意大利人是不是全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反正英国人对意大利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看的。意大利人的特点是什么呢？赖，主要不是穷。穷人英国人见多了，别的不说苏格兰高地的人就很穷，但是英格兰人有时候很害怕苏格兰高地人、有时候很恨他们，但是对苏格兰人一向是很尊重的，因为苏格兰人为人是很正直的。他们跟英格兰人不对付了以后，就会投到法国国王那里去当兵，在战场上跟你见面。当然他们是很能打的，像所有的武士一样颇有一些骑士精神。而那些愿意跟英国国王结盟的苏格兰人则是靠得住的，皇家苏格兰兵团（Royal Regiment of Scotland）向来是英国在海外的主力、也是威林顿在滑铁卢的主力。
如果换作意大利人的话，老天，就是说在18世纪和19世纪，没有任何欧洲君主敢于信任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军队，就像在凯撒的时代，没有人敢于相信埃及人组成的军队，他们是来打酱油的。就像是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一样，如果你能打赢以后，你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冒出来很多盟友，全都宣称，对了像广损（twi. @Summary52997362）一样，宣称他在20年以前就是你的盟友了，如果你打输了以后，那么相反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这是世界上最靠不住的人，宁可招募阿尔巴尼亚的蛮族山民，也千万不要招募意大利人，这是大家的共识。
而意大利人当中比较能打的，也像是明末的军阀一样，主要要依靠客军打仗，等法国国王的军队或者西班牙国王的军队开过来的时候，依附他们的意大利军团就突然战斗力倍增了。过去在左良玉时代擅长于相互掠夺人民、并且在李自成张献忠面前逃跑的军队，像李成栋（？-1649）之类的军队，一旦有了满洲人作后盾，突然变得天下无敌了；而他们一旦背叛了满洲人，依附了南明或者变成独立军阀以后，又变得像是在崇祯皇帝时代完全不能打了。
这种现象就是自英法百年战争结束、一直到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时代，一直是意大利军队作战的主要特征。当然也是在建立了帝国统治以后，不断被南下蛮族征服的印度帝国核心地带人民的特征。他们最不信任的就是自己人，他们知道征服者和洋人的政权就算有一百万个不好，但是至少比较守信用，就像是明末的士大夫经常发现的那样，葡萄牙人是勇敢而守信的，像满洲人和蒙古人，认为临阵逃脱和不守信用是极大的耻辱；这事儿就有点太难得了，大明的各位总兵们是绝不会因为临阵脱逃，或者是骗了皇帝一次或者第一百次而感到羞耻的。他们会觉得，你像是卢象升（1600-1639）那样真的为皇帝打仗牺牲了以后，好像也没捞到什么好处对不对？所以像左良玉一样，有危险就先逃了再说，回头我们再捞一笔才是最合理的办法。
满洲人到了扬州也惊讶地发现，大明号称是天朝上国，至少应该比朝鲜人高明一点吧，但是无论官僚还是人民，都是极为无耻的。他说我们到了朝鲜以后，被我们掳掠的朝鲜妇女都是像西夫人一样，觉得自己是丢人现眼的，默默服从但是不大肆张扬；哪有像是我们到下江南以后，广大士大夫阶级纷纷向我们的将领送礼，而依附我们的普通人，包括被我们掳掠的妇女，也纷纷因为攀上了满洲人的高枝，可以欺压一下他们的同胞而感到非常得意？这样无耻的人民，我们满洲人虽然当了很长时间的征服者，跟蒙古人朝鲜人和其他人打了很多交道，还真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民。
无耻是经过长期博弈训练产生出来的产物。在蛮族和封建生活环境当中，如果你不勇敢那是极为丢人现眼的事情。比如说法国国王约翰（John II of France）被黑太子爱德华俘虏以后，他的一位贵族逃回诺曼底，经过他手下的乡民，乡民看到他逃回来了就顿时大叫起来，叛徒，你竟然在战场上抛弃国王。因为你的领主死了或者被俘了，你就应该跟他一起战死或者是被俘才对，而你竟然活着回来就是耻辱。平时的时候农民是不能打的，是非常尊重有武器的贵族，像是日本封建主义一样，农民如果对贵族不敬的话，是要挨打甚至被杀的，但是对于背弃自己封建义务的贵族，农民就不再尊重了，拿起自己的草叉和耙子来打他。这是封建主义博弈之下必然的道德观念。像阿拉伯部落一样，男人在打仗的时候，女人在后面像观众一样看，而且还发出呐喊，如果哪一个人表现得怯弱，他的女朋友都不会认他（The Romance of Antar）。而男人打仗主要的动力就是，把对方酋长的什么宝石抢过来送给自己的女朋友。
但是在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下，这种好勇之夫结果就是，必然是落到杨家将一样的下场。你以为你很立功了，而且没有立功的人应该服着你，人家觉得你狂妄自大、有军阀倾向，首先收拾的就是你。你要想发达的话不要想凭什么军功，而是要「抓紧抓好人际关系」，搞好人际关系、搞好阴谋诡计。你不要看书上写的孔子孟子教你怎么怎么讲道德，我告诉你，那是周公和春秋战国时代的事情，那时候是没有皇帝的；你如果在有皇帝的时代，像孔子那样，看到执政大臣做什么事情让我不顺眼，我就拍拍屁股周游列国去了，你肯定要被拖出午门斩首连诛九族的。要在朝廷做官你要厚黑，最重要的就是脸皮厚，你要有一套跟骑士精神相反的立身处世之道，这是密传心法，书上不会写，但你如果真按照周公孔子书上的说法去做的话，你肯定会隆重杀全家，断子绝孙不留后代的。然后大家都博弈出来了。
士大夫是这样，当然人民也是这样的。人民跟士大夫和朝廷打了多年交道，知道像「牛皮糖」一样的性格是最好的，朝廷真的要杀你的时候你不能硬顶，你要喊着万岁万岁万岁什么都给他，但是朝廷没打算真的动手你要坚决赖，该你交的税不要交、该你做的事情你全都不做，只要没有真的动手杀你的话，你要把朝廷赖得倾家荡产、把士大夫赖得倾家荡产。对付弱一点的人或者对你好的人，你要把他们赖垮，对付强凶霸道的人，你就要什么都交给他。所以唐王收不到的税郑成功能够收到，崇祯皇帝拿不到钱李自成能够拿到。朝廷搞到最后渐渐地不能杀人或者不会杀人，或者甚至皇上读书读得太多了，以为他真的是仁义道德的君主的时候，那么就会被刁民欺负得要死，然后这时候蛮族入关张献忠进城。伟大的刁民们一看到蛮族来了张献忠来了、真的能杀人的人来了，不肯给过去那些不肯杀人的皇帝和士大夫的钱，全部拿出来奉献给他们。换句话说，这时候也就是到该改朝换代的情况之下了，不改朝换代资源集中不了、帝国本身也维持不了。
这就是帝国博弈制度之下能够胜出的优秀品种。牛皮糖的性格冒的风险是最少的、占的便宜是最多的，而比较正直诚实的人，一般来说在早期就被咔嚓掉了，变成了被淘汰的品种。在封建制度和部落体制之下，最高贵的、最受女人欢迎、最容易传宗接代传给子孙的那些勇士的品格，在帝国士大夫统治之下像杨家将一样灭绝。日本武士如果到了民国或者清国的话，一般也就是杨家将那种下场，或者他们就干脆叛变了，出塞像张荣（注：1182-1264，元史·卷150）他们一样，不可能留下来做岳飞，宁可出关投靠蒙古人。这是不同的博弈环境造成的不同结果。
而一般人也不明白，只是根据他的经验，我通过歧视来解决问题，意大利人就是TM的坏。然后当然意大利还是欧洲人，意大利人那点「文明古国」的坏——这是一种特有的文明古国的坏，跟野蛮人的坏不一样。野蛮人的坏是残暴，像印第安人剥人头皮、像苏格兰爱尔兰的海盗就把遇难的商船抢得光光诸如此类的，他们没什么心思，就是干脆使用暴力，想要什么东西就直接凭暴力。凭暴力有个好处，就是勇士受人尊重，要抢劫你也是需要勇敢的，勇敢和诚实是连在一起的，花花心思太多了你就打不了仗了。
像美索不达米亚或者是印度恒河中游这些古老的帝国核心地带，那就像是河南一样，偷井盖的河南人驰名天下。帝国到了末期以后，就要依靠突厥人、乌克兰人、库尔德人的蛮族来维持了，他们对巴格达人的看法，也就是欧洲人对意大利的看法、中国人对河南人的看法，当然比哈尔人得到的看法是与此相似的。而孟加拉人得到的看法是吴越人那种看法，他们是新开发的富裕地带、鱼米之乡、大河下游农田开发出来产量最高的地方，刚刚被帝国驯服，所以还没有坏到像是连水利工程之类的东西都一股脑破坏。我们要注意在隋唐时期，主要的纺织业基地和农产品基地还在大河南北，那时候的人民虽然在政治上已经麻木了，但是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还愿意干活；等到明清时期，就连自己的社会生活中都不愿意干活了，因为干活挣到的东西不一定会给自己，官府和盗匪两面掠夺，你白白辛苦自己反而死得更快。
你要学会什么呢？要学会要饭耍无赖，公共工程，像种田的水利工程什么什么的，纺织呀铁矿这些通通不要了，那些都是需要一点集体主义才能搞得成的。大家相互不信任互害的情况下什么都搞不成，你只能做赤贫的小农，在自己家里面一亩三分地种一点糊口粮，而且也不要种得太多免得被人抢。最重要的是要随时耍无赖，去占你的邻居、官府、富人的便宜，有问题的时候要随时逃跑，出去当流民逃荒要饭，跑到上海或者苏州去随时揩油干这些事情。就是《桃花扇》那个时代苏州人对河南流民的看法，跟李鸿章时代的上海人对苏北流民的看法都是差不多的，他们是按照同一个博弈模式，照潘光旦的说法，锻炼出了牛皮糖的优胜性格（注：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而牛皮糖性格呢，就是在这个博弈环境中会胜出的适当的博弈模式。
而吴越人的性格跟河南人不一样、孟加拉人的性格和比哈尔人的性格不一样，他们是新开发地带。在政治上，在明清时代，他们的处境就像是河南在隋唐时代一样，政治上已经失去自由，不像是春秋时期和两汉时期还有一点残余的政治自由。政治上已经奴役和麻木了，但是社会生产上，劳动还是——换句话说，他们进入了一个，蛮族是勇敢和勤劳都会受到奖赏、怯懦和懒惰都会受到惩罚的时代，封建主义也是这样的时代；然后帝国初期，就像是隋唐时期的河南人和明清时期的吴越人一样，进入一个勇敢将会遭到惩罚、怯懦将会受到鼓励，但是勤劳仍然受到奖励、懒惰仍然受到惩罚的时代；到了帝国末期，那就是明清时代的河南人。吴越人和南粤人现在还没有进入这个阶段，就是勇敢和勤劳都会受到惩罚、只有怯懦和盗窃才会受到奖励的时代。
但是既然大家都既不能维持社会秩序、又不能维持社会生产，岂不是要集体灭绝？当然就是这样。帝国可以用满洲的武士来提供秩序、用吴越的粮钱财来维持秩序，至于河南人或者是黄泛居民，那就是个纯粹的负资产，康熙皇帝拿你也没有办法。即使在太平盛世，像纪晓岚所描绘的那样，也会吃人肉、拐卖妇女，这些事情你总不能说是满州人用刀逼着你们干的；而生产出来的产品还不能维持帝国的行政费用，随时都会产出大量的盗匪来，对于皇帝来说也只是一个负资产。但是因为你处于帝国的核心区——对于满洲皇帝来讲最合理的办法是什么呢？建立一个满蒙吴越国家，把满洲蒙古的武士和吴越的钱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国家在地图上你没办法划，你没有办法把山东河南划出去，那样的话满洲和吴越就变成两截了。要维持一个帝国，你只有把山东河南的负资产给接管下来，满洲皇帝和吴越士大夫都觉得他们是负资产，但是无法摆脱他们，除非你根本就不要这个帝国。
比哈尔在帝国也是属于中间地带，不像是孟加拉属于沿海，然后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征服者和靠近海洋的孟加拉鱼米之乡之间，没有办法摆脱他们。这就是帝国用一系列政术把人民训练成编户齐民——训练成为顽钝无赖的编户齐民本来是为了什么呢？方便统治对不对？帝国最理想就是隋唐时期的河南那样，你已经完全丧失了武力，在政治上已经是怯懦优于勇敢，但是在社会上还是劳动胜于懒惰，这样的人民是最受欢迎的。但是你可能停留在这中间阶段吗？你一旦展开了去封建化去蛮族化去自由化的路线就停不住了，人民也不傻呀，他凭什么在没有政治自由情况下仍然愿意做牛做马呢？最初是因为原来的习惯还留着，做牛做马得到好处又不一定是归自己的。他难道不能更聪明一下吗？需要牺牲自己生命的时候我要躲着点，皇帝是很高兴的，这样的人好统治，但是需要干活的时候我凭什么争先恐后呢？大部分成果让皇帝拿去了、小部分成果让盗匪拿去了。
[00:45:11]我难道不能更聪明一点？需要打仗的时候我躲着我无赖、需要干活的时候也无赖，我双重无赖才能占到最大的便宜。皇帝也拿我没办法，皇帝虽然可以杀任何人，但是人太多他也有点杀不过来对不对呀？100万人都在耍无赖的时候，正好杀到我的头上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相反我如果自己去干活的话，那么除了皇帝吃我的饭，另外99万人也在吃我，我很快就倾家荡产，而且还白白地多干了很多活；而我跟大家一起无赖，而且还比别人无赖得更高明一点，皇帝杀人也不一定正好杀到我头上呀，我幸存机会很大、占便宜的机会很大。所以博弈优势不可避免地向偷井盖的河南人的方向发展下去。
你只要把人民变成了像今天的南粤人和吴越人那样，不爱政治自由但是还爱钱、愿意干活的逻辑的话，那么你放心好了，500年以后他们就是一个偷井盖的河南人好汉。今天的吴越和南粤如果不能独立建国以后，你放心好了，500年以后他们就会跟今天的河南人一模一样。当然那时候没有吴越和南粤的财富支持，帝国是无法维持的，这个帝国必须进一步扩大，比如说把印度和东南亚加进来，那时候鱼米之乡在越南和泰国，河南和吴越都是耍无赖的地方。比如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和阿富汗的征服者负责统治中国，从满洲到河南到吴越都是一个大河南，就现在我们需要俄罗斯乌克兰、和叙利亚阿富汗的战士来当满洲人统治我们，让印度和东南亚劳动者当吴越人和南粤人养活我们，中间这10亿人全部都是无赖。这样的情况下帝国才能维持，帝国必须进一步扩张。比如说台湾如果统一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台湾就很适合当一个新的吴越，然后让吴越人进一步进化成为河南人，让台湾人来连河南人带吴越人一起养活。这个做法太妙了，尤是台湾人是懂汉语的，不像东南呀那些万恶的蛮族，你如果不这样搞下去，帝国确实是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帝国也是个动态过程呀，大家会越来越无赖的。
为什么意大利的无赖程度不深、而且范围甚小，而且意大利的内部，喜欢做生意搞贸易的威尼斯人和喜欢搞工业的托斯卡纳人，还要瞧不起那不勒斯人？那是因为欧洲是多国体系、封建体系的缘故，所以你无赖是走不到太远的。印度的帝国化程度就较高，所以在无赖方面就明显地占了上风，于是孟加拉人在莫卧儿皇帝巴布尔（Babur, 1483-1530）的时代，就得到了一个不忠不义的称号。从中亚来的还有一些封建文化残余的巴布尔皇帝，因为他的本意是杀到撒马尔罕去，因为打了败仗才不情愿地征服了印度，在撒马尔罕的败将在印度足够当征服者了，这就是歧视链了。
他对印度各地方做了一番评价以后就说，孟加拉人最不忠不义，他们的逻辑是谁能杀他们的艾米尔，谁就有资格当下一任的埃米尔。对于有一点封建残余的穆斯林征服者来说，这事简直是不忠不义，但对于我们敬爱的中国人这事太平常了。谁能当皇帝呢？当然就是能杀前朝皇帝的人能当皇帝，你要证明你自己能当皇帝，你可不要sb去读了周公孔孟的书想要当一个仁人君子。当一个仁人君子的结果，最好的情况下也无非是现场被人砍头，200年以后被人平反当做文天祥来纪念，这是不划算的，而且说不定你连这个待遇都捞不到；正确的做法当然是把你自己变成张献忠朱元璋一样的人物，天下太平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只能当一个小盗匪只能当宋江，天下大乱的时候，你就可以当朱元璋或者是毛泽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