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阿姨,我们可以正式开始了。阿姨您好,我是剿匪学院,本周本来想向您请教另外一个话题,但是因为突然发生了川普被暗杀的事件,这件事情正好您在我们访谈的281期中就已经预言过。由于目前总统选举的双方都没办法提出革命性的纲领,同时他们又都需要去讨好矛盾的选民,所以您曾说过,除非这两个旗帜人物都像林肯或肯尼迪那样被暗杀身亡,否则美国未来的政局出路就只有对外战争才能解决。然后前几天,果然川普在宾州选举的时候真的遇到了暗杀。想请教您的是,这件事情不管背后的黑手最后指向是共和党、民主党,还是中国、俄罗斯任何一方,是否局面已经到了接近一战前的萨拉热窝呢?这件事情对于最后的选举结果又会有什么影响?
刘仲敬:基本上已经是,这是一个交通失灵的状态,失灵的不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而是整个系统本身,系统对它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已经没有应对能力了。这是很自然的,就是复杂系统能够维持的时间都不会太长。维也纳和会制造的体系到1914年已经经过多少次的修补,勉勉强强应付了普法战争以后的新变化,依靠柏林会议(1878),但是其实已经是在补漏洞了,最后只有战争失去了整个旧体系。1914年的国家和社会,已经跟1815年差得实在是太远,虽然它们还叫着同一个名字。原有的1815年的各种假定,比如说针对围堵法国、防止第二个拿破仑设计的莱茵省、撒丁尼亚王国这些,都变成了德国和意大利统一的张本,而法国已经不再是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国家了;德国填补了中欧的空白,使得基于意识形态的神圣同盟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了,依靠赤裸裸权力政治的斗争日益激化;而民族发明又撕裂了东方各帝国,这使得贵族外交的关系网没有办法覆盖原有的空白,战争和战争产生出来的新势力取代旧势力已经是必然了,战争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或者说不得不接受的唯一解法。
全球化这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矛盾也就是这个样子。依靠冷战共识政治制造出来的政治框架,早已经无法覆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变化,选民已经不是过去的选民了、诸侯也不是过去的诸侯了。拜登就是能够团结民主党的最后一人,他本来是罗斯福民主党的最后的遗老,像他这样的选民大部分已经在2016年投奔川普了,他和里德(Jack Reed, Rhode Island)先生这种人就属于真正的遗老,在民主党内硕果仅存的几个山头。没有拜登,谁也没有办法把现在挂靠在民主党旗下的各个山头重新团结起来,而任何一个山头的异动,都会使民主党受到损失。就算他能够勉强支撑4年,在他以后民主党也没有能够团结现有各山头的人,一定会发生原有各山头的重组,也就是说原来挂靠民主党一些山头将会投靠共和党,反过来也是一样。
像皮尔(Robert Peel)和格莱斯顿时期的老辉格党和老托利党重新组合,新自由党的领军人物其实有很大一波,包括皮尔和格莱斯顿那一派是来自于老托利党而不是来自于老辉格党的,而老辉格党内部的寡头势力,很大一部分是投奔了新的保守党的。丘吉尔也是在围绕着工党崛起、大众民主的那场巨大变化当中,和大多数自由党人一样从自由党投奔保守党,本来也不是保守党人。
按照美国政党政治的传统,就是山头的重组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但是目前时间太短了,所以拜登不得不硬着头皮撑下去。如果没有他,纽森(Gavin Newsom)或者是哈里斯谁都调不动罗斯福民主党人的选票,这一次选举就算是输定了。拜登能够收复蓝墙三州,就是靠的是他和里德先生这样的人,他因为出身的关系,还能够是收拢过去工人阶级出身的老民主党人。而在全球化时代产业重新部署的情况之下,旧的产业工人现在已经变成文化上排外、政治上保守的团体,多半是支持极右派的,原先中左派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已经荡然无存。奄奄一息的拜登就是这个阶级、旧的罗斯福时代盛极一时的中左派大联盟和冷战自由主义,在今天的最后孑遗了,前两年他去参加里德先生的葬礼,差不多也就是在参加他自己的葬礼了,像他们这种人已经没有接班人了。
但是能够继承他的各个山头,没有一个能够笼罩全局的。纽森是一个典型的克林顿民主党人,西海岸的都市人口,完全调不动东北部锈带的旧工人阶级;哈里斯虽然是有色人种,但她不但调不动旧的罗斯福民主党人,连传统的黑人工会的工人都调不动,她也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化新人。民主党内山头的跨度幅度太大、小山头太多,能够勉强选出一个拜登已经很不容易,没有拜登的话现有的山头是无法统一的;跟共和党现有山头距离更近的,像曼钦(Joe Manchin)先生这样的人,肯定会像20年代的自由党人那样投奔共和党的。这些事情在4年以后就会发生,但是如果战争爆发的话,当然就得按照战争的方式重组。
所以自从拜登在电视辩论中落了下风以后,民主党大佬要他退选的呼声一直极大,就是进入了主流媒体和元老们的层次。前两天拜登到密歇根还是什么地方去,格雷琴(Gretchen Whitmer)州长和当地的民主党大佬都避而不见,他们不公开出来说话,公开出来说话的都是些轻量级人物;大佬不敢公开出面,但是暗地里采取切割、避免接触的方式,那就说明他们对拜登已经是极不看好。而且由于很多州长的选举、十几个州长的选举和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我们要注意今年参议院换届对民主党是极为不利的,需要改选的议席三分之二是民主党的,跟两年前的情况恰好相反,两年前该选的多半是共和党议员,今年要该选的多半是民主党议员的选取,所以天然对民主党不利。时间隔得又太近,拜登的选情一垮的话,会冲击参议院、众议院和州长的选情,所以大佬们害怕拜登失败会连累到他们,所以就悄悄地跟拜登保持距离,免得被人认为是拜登的人。但是要能够提出可以替代拜登的人选,他们根本也提不出,任何替代人选都会比拜登更坏而不是更好。如果川普不动而拜登退选的话,大选就算是送给了共和党人了,但是坚持维持奄奄一息的拜登,然后让他再继续失言、继续说出什么事情,跟他再连系在一起,就算他能够挺住,各诸侯自己受到的连累,这个亏也是吃不起的。
民主党处在山头林立的状态,短期内是不可能制定出全国一致的行动方案、或者能够让所有山头都满意的状态。而川普所谓的「深层国家」,本身自古以来也从来是四分五裂的,例如军工集团、金融集团之类的,纽约州金融集团和宾夕法尼亚的军工集团从来就不是一家人的,他们也是各有各的利益。在新自由主义处在鼎盛时期,还可以依靠美国军事力量,用全球化红利的方式,最终全球化红利会深入到美国资本市场、使大家都得到好处的方式维持表面上的团结。在全球化逆行的时间内,要想维持一个深层国家的团结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跟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个别打交道,拉住了张三就要得罪李四,不可能同时拉住芝加哥的黑人工人阶级选民、同时又拉住芝加哥的同样是黑人的新兴企业家、小企业家和大学生的。
在民权运动的时代,一声「种族平权」就能够拉住所有皮肤颜色深的人,在奥巴马时代他还能够左右逢源、把两边都能拉住,现在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拉住全球化集团,依靠克林顿奥巴马时代金融政策发家致富的黑人小企业家、和大学生工程师之类的,就一定会得罪那些因为全球化新移民的来临,自己的社区遭到冲击,而滋生出强烈排外情绪的黑人工人阶级,后者一定会投票用惩罚性支持川普的方法来报复他们的,没有办法同时拉住这两个集团。反过来,如果拉住了黑人工人阶级集团,那么在全球化政策在两党内部不分伯仲的情况之下,跟民权运动和罗斯福民主党维护有色人种权利的历史没有关系、依靠自己的高学历依附全球化经济的新黑人中产阶级,就会不再是民主党的铁票库,而是采取在两党之间待价而沽的政策,这对民主党同样是一个沉重打击。奥巴马赖以起家的芝加哥集团现在正在分裂之中,克林顿时代行之有效的招商委员会体制今后就要玩不转了。
大湖地区的危机相对于西海岸来说的话还是微不足道的,俄勒冈刚正在爆发更加严重的分裂,温和派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合作,把里希梅尔(注:待定)送进了最近的选举。而加州虽然是民主党占绝对优势的地方,但是旧的旧民主党和全球化民主党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度紧张;只有在东南部各州民权运动的声势还在,沃洛克(Raphael Warnock)牧师还多多少少能够保持约翰逊-肯尼迪时代的大联盟。但是一个类似卡特式的、依靠南方保守派社区支持而起家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民主党人,在芝加哥和西部大城市是完全吃不开的。卡特时代的加州如果也像今天一样强大的话,那他也当不上总统。所以民主党现在已经没有能够顶得住全局的山头了,只有听天由命看拜登还能够支持多久。
共和党方面主要是川普集团和——他的集团是缺乏各州封建基础一个拿破仑集团,所以跟大诸侯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川普个人的临机决断。而且川普起家太快,不能深入封建诸侯的政治生态,所以他的决策是反复无常的。像宾州的胜利是他击败希拉里的关键、也是他被拜登击败的关键,在上次的众议院选举中,他错误地支持奥兹(Mehmet Oz),结果疏远了麦考米克(David McCormick)的共和党左派,这一次他又180度地大转弯,反过来支持麦考米克,诸如此类的事情他在各州干了很多。所以事实上,川普跟理论上拥川的各州诸侯集团,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其疏远、而且是非常机会主义的;他们大多数都知道,这是一个历史只有几个月的关系,而且只需要过几个月的时间就会同时废除的,都完全有可能同时被双方抛弃。川普是必须赢的,不赢他的拿破仑式的联盟是无法保持的,而且他尽管声势比所有其他人都大,但是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自己深厚的封建基础,也就是说如果失败了以后他只有厄尔巴岛可以去,没有一个可以像尼克松和里根的加州那样,可以供他经营一个长期性的川普党的政治基地,所以川普之后也是没有川普党的。
而川普自身的政策是一个大杂烩,就像罗斯福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左派总统,只是容纳了一部分中左派政策的总统,他手头有很多新英格兰婆罗门(Boston Brahmin)阶级的传统政策、和地方性的政治遗产。川普的政策是各种本身——我们要注意,反全球化主义跟比如说社会民主党的、或者布尔什维克的反资本主义不一样,不是一套有系统的纲领,而是各种相互矛盾纲领的大杂烩,内部已经是极其矛盾的。而川普自己并不是这套纲领的执行者、也不是所谓的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那样,或者是老共和党人那套纲领。所以他就坚决否认他跟传统基金会或者「2025年计划」(Project 2025)有任何关系,肯定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川普跟麦凯恩家族和布什家族的关系一样,必然是非常紧张的。越是在意识形态上越正的老共和党人,跟拿破仑式的机会主义者川普,内在的关系就越是紧张,就像是为了防止波旁王朝复辟而不得不支持拿破仑的老共和党人一样,内心充满矛盾。
这一系列的政策大杂烩,本身是不能够构成罗斯福新政或者约翰逊大社会那样,具有继承性的政治传统的,它只能是在全球化崩溃的危急时刻临时用一用,在战争爆发以后是不会像是罗斯福新政或者像里根-撒切尔主义一样,有自己跨党派的政治继承人。它是一个临时组合,临时组合很大一部分是川普临时起意临时决定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当然我们也不能认真看这些政策,这样临时组合的政策执行不执行主要是看时势的,并不是说是比如说像社会民主党的所得税政策一样。
你可以预期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早晚会推行其中的一部分,因为那是它成体系政策的一部分,即使出于利益集团的博弈,在某一届政府当中它不能推行这个政策,但是它一定会推行它的其他政策,而其他政策本身也会把这方面的政策,向它希望的一个协调一致的方向推进一步。19世纪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有系统性纲领的政党,它的各方面的政策,国防政策、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是环环相扣彼此相互支持的。执行它的国防政策,实际上就是在为执行它的社会政策提供了条件;执行它的社会政策,实际上也就是为执行它的税收政策提供了条件。
但是川普的政策是一个大杂烩,它们彼此之间互不相关,他的乌克兰政策和台湾政策就是互不相关的、他的医保政策和他的堕胎政策也是互不相关的。老共和党人不是这个样子,像传统基金会什么2025年计划,它是从宗教、政治、经济、社区各方面环环相扣,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和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策一样,是彼此连接在一起的。只有从宗教角度理解,才能够懂得它的堕胎政策和家庭政策;只有从家庭政策方面,才能理解它的社区政策和税收政策;从它的税收政策,又会引导出它的国防政策和其他政策;整个计划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任何一部分的推进都会促使其他方面的政策更进一步,川普不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在传统基金会的2025年计划当中,培养保守派大法官的计划,跟堕胎政策完全就是一回事。对于大城市的彩虹人群,或者诸如此类的边缘小团体来讲的话,他们的感受是《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那部小说的左派读者的感受:保守派跟纳粹分子有什么区别?会把我们挤得走投无路的。
川普完全不是这么考虑的,对于川普来说,巴雷特大法官(Amy Coney Barrett)或者是亚利桑那的堕胎法案,都是机会主义的争取选民集团的手段,所以他在这两件事上采取相互矛盾的做法。川普四年执政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提拔了几个保守派大法官,这是传统保守派非支持他不可的理由,但是他并不真正理解这整个系统,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系统的基础,他自己是那种没有固定教堂系统的基督徒,就是说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没有社区联系的基督徒。但是社区即使不是基督教教义、至少是基督教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环,不是说是打着同一个意识形态、有不同的社区背景和历史传承的教会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完全可以恰好相反,黑人福音派和白人福音派的教会各自有上百年历史,可以投出完全相反的票的。
因此有些事情是他自己不能理解的,像他在亚利桑那的堕胎法案上的看法就更接近于民主党。因为在正在变成摇摆州的亚利桑那——亚利桑那的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两个大城市,一个是凤凰城、一个是图森(Tucson),占领土面积90%的地方人口不到10%,所以它像是宾州一样、和俄勒冈州一样,分裂得非常厉害。川普非常怕亚利桑那保守的最高法院通过的、19世纪的堕胎法案仍然有效的决议会吓跑中间选民,吓跑中间选民导致众议院选举失败和几次州长选举失败的恶果,最近两年已经显示出来了。所以他极力向亚利桑那共和党施加影响,阻止他们支持保守派。也是另外一个例子,证明川普不是基督教保守派的正统嫡系、而是基督是保守派的拿破仑,他在涉及现实需要的时候,是可以牺牲这些价值观的。而你可以想象,传统基金会是宁可要失去亚利桑那的选举、也不愿意在至关紧要的生命权问题上打任何折扣的。川普就理直气壮地打起了折扣,而且他根本不觉得这件事情,跟他提拔保守派大法官的政策有什么矛盾之处。其实对于基督导保守派来讲,保守派大法官最重要的用途就是保护弱者当中的最弱者——尚未出生的婴儿,如果你连这种事情都干不了的话,我们让你当法官是到底是为了什么?
川普可能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和擅长实际工作的人,所以他不大有时间深刻分析他必须及时加以处理的各种表层现象,背后的思想上和历史上的渊源和联系。他的政策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的黄金时代,那是里根时代的美国,那时候他是已经是社会知名人物和大财主,但是根本没有感到有参政的必要,而且参政哪有做企业家来得舒服?他是不到迫不得已,因为现在的政治家全都——不知不觉之间几十年过去了,为什么现在的政治家全都变成这副熊样了,没有一个能够按照常识说话?他才不得不自己出来。在他心目中他是被迫出山的,被迫出山这件事情就说明美国社会已经变得不太美好不那么舒服了,如果让他舒服的话他根本不用不出山的,当然政治家对他来说是个苦差事、是被动的事情。所以他有很多政策是单纯的怀旧主义、怀念1980年代的美国,就是电影《回到未来》时代的那一个美国。而现象上的美国,他喜欢的那些现象背后的根源、和召回这些现象所需要的成本和手段他并不清楚,因为有很多政策只是需要提一提口号。所以他有很多政策,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怀念曾经存在过的那一个美国,具体怎么操作他并无概念。
有概念能够执行,而他比较熟悉的那些,比如说墨西哥贸易政策、关税政策那些,是严重违背了传统共和党的小政府主义、低税收主义和全球自由主义基本传统的,有很多特点更像是罗斯福时代的区域性关税同盟。但是对于川普来说这也是不在乎的,他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共和党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民主党人,实行民主党曾经长期支持过的区域经济集团主义,来维护包括美国在内的局部利益,用单边谈判来加强美国的谈判地位。在来看来这些东西都不是意识形态、这是手段,这是他作为一个优秀企业家和谈判老手,如果拿出来使用,可以有效地加强自己谈判地位和谈判能力的工具箱,对于工具箱是根本不必去追究太多东西的,他知道他会用那就足够了。他对外交政策、国防政策是不懂的,他是美国总统当中极少有的——大部分美国总统都有军事经历,或者是军人或者战争英雄出发,肯尼迪也好、麦卡锡也好之类的全都是当过兵的,基本上没有当过兵的人很少能够进入政坛中心,川普又是个例外,他完全没有军事背景。他对军事和外交方面的理解,是根据他的企业家经验做出来的。
我们要注意,就是你跟早年成功的人士打交道就有一个弱点,比如说你会不得不忍受他时不时地唱一唱他在大学时代或者年轻时代黄金时代,自以为很拿手或者是被小团体认为很拿手、其实在大社会看来也不见得怎么样的拿手好戏,比如说一首他认为他唱得很好的歌曲啦、或者是打得很好一手的台球。在你看来他也许肯定唱得好过,但现在唱得烂透了或者打得烂透了,但是你不能,因为他是个成功人士。如果他不是个成功人士的话,他的老婆早已经第180次禁止他在朋友面前炫耀他的所谓歌喉或者是台球技艺了,但是因为他是个成功人士,无论他做什么都有人捧场,所以他老婆不会管他,而他自己也可能不知道其实就那两下。
川普他专门写过一本书叫做《谈判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 1987),作为企业家他一定是对自己的谈判艺术非常自豪的。所以他才会天真地想象,他可能真的就是这么认为的,美国不能够充分地运用它绝对的优势军事力量,是因为像博尔顿这样的外交专家、和希拉里这样的深层国家根本靠不住的缘故;如果换他来的话,如果一个企业家在谈判中拥有美国军事实力这样巨大的优势的话,他怎么可能谈不赢呢?所以都是因为你们不行,让我来保证比你们强。他认为只要他来谈判就比什么都强,结果他跟金正恩进行直接谈判的结果就只能是拂袖而去,拂袖而去的结果跟克林顿和奥巴马谈判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也就是不了了之四个字。
这件事情在民主党人看来就是个抹黑的好题目,他们就可以说,我们克林顿、奥巴马、拜登都是坚持自有民主价值观的人,我们不会跟金正恩这样的独裁的称兄道弟拉关系的,我们只会派自己手下的外交专家去他们谈判,表明了我们坚定的正义立场。而川普呢?他自己在他的企业里面就很想当独裁者,如果宪法不管住他的话,他肯定要把自己变成独裁者的,他喜欢的就是独裁者而不是民主国家的领袖,所以他就跟普京、金正恩这些人称兄道弟,想要发展个人关系。这样的说法跟反过来的说法,就是只有川普才能打开外交困境的说法一样,都是全不靠谱。川普搞的那些个人关系,无非是他运用他自己的企业家经验,老总之间的谈判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以为只要他运用外行人的那些企业家老总的谈判手段拿出来用一用,外交方面的事情那是不难解决的。
所以他说乌克兰问题他能解决,其实无非是说明,因为外交在他的政策当中不是占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他还没有吸取到足够的教训。我想麦凯恩事件(注:John McCain,访谈262)和德桑提斯事件(注:Ronald DeSantis,访谈218)已经给他在诸侯政治方面提供了一些教训,所以他对黑利(注:Nikki Haley,访谈281)和她帮派的处理方式,比起处理麦凯恩和徳桑提斯要靠谱了很多。黑利和她的支持者是一个很容易游离到民主党那边去的集团,他能够稳住黑利,以前却稳不住麦凯恩和德桑提斯,这说明他在搞诸侯政治方面已经多多少少有了一些经验,不是完全的外行了。
从纯粹的从官场做派来讲的话,川普跟麦凯恩集团闹翻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昏招,丢掉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摇摆州。分歧当然要有,但是如果川普跟麦凯恩那种程度上的分歧和如此疏远的距离,都非要闹翻不可的话,那拜登跟纽森之间一定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了、跟哈里斯也是绝对没有办法达成合作的。哈里斯最初对拜登的做法,比起麦凯恩夫人对川普可是要刻薄得多的,但是拜登是个常年做官的人,他知道要做官的话是不能意气用事的。什么叫宰相肚里能撑船?如果得罪了你,你都要睚眦必报的话,你就不用混官场了。川普当年还是个没有经验的人,他像企业家一样可以做一个「本色人」,但你要做官的话你是做不到本色人的。做企业你可以由由着自己的脾气,做官的话你必须无条件地放弃自己的自我,这是你为做官而必须做出的牺牲。他现在多多少少已经有一点会处理诸侯政治了,不像两年前众议院选举那样一味指派自己喜欢的人。
但是外交对他来说显然仍然是不重要的,他没有从金正恩那里吸取到教训,他还没有明白他那一套谈判的艺术只适合于企业家的圈子里面,在牵涉复杂得多的外交圈里面其实是行不通的。所以他才会认为他能够搞定乌克兰问题,其实他如果真的去搞的话,就跟他搞的朝鲜问题一样,一定又是不了了之。但是现在他,也可以说是他左右的人还继续在纵容他自己的幻想,因为外交对于他来说是不重要的,对于美国整体来讲,也比欧洲人来说是更不重要的,仅此而已。当然这件事情又会变成各种捕风捉影的阴谋论学说赖以产生的基础了。
但是总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川普有极少数他坚持能够执行、而且有把握执行的政策,像关税政策、产业政策之类的,这是他上台以后一定会加以执行的。还有一些其实不是他本人对最擅长的、但是他的政治联盟所必须的,比如说像提拔大法官那些政策之类的,在他的权限内会顺利运行的。另外还有很多政策本质上是矛盾的,比如说像移民政策之类的,他基本上是搞不定的,或者说是提一提就会在相互矛盾中垮台。外交是他不擅长的地方,偶尔的神来之笔和大部分时间的机器故障,是川普外交的基本特点,这一点还是会在他的政权当中体现出来,而跟拜登的另一些政策一样,都会变成全球化崩溃的吱嘎作响当中不断爆发的背景音。像大多数参加投票的民粹主义者一样,向后看的民粹主义选民、怀念过去的民粹主义选民基本上都会是失败的,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在成功以后执行的政策,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他们的想法。过去的东西是永远回不来的,最后解决问题都是由误打误撞,新的机会和各集团的重新排列组合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川普和拜登一样,对他们声称要解决各种问题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在全球化整体上崩溃的地方,他和拜登有不同的抓手,就像是在一个分崩离析的大船上面,所有的人都抓住了从大船上掉下来在海面上漂浮的几块木头或者是几个桶,然后在水面上漂浮。拜登喜欢抓的是克林顿民主党给他留下来的全球化高科技企业、和他本人打交道比较顺手的老官僚;川普抓起来比较顺手的就是企业家、关税和区域经济。这些东西有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全都是破坏全球化的,对全球化依赖最深的集团,像别无背景随时可能饿饭的中国出口企业,在这方面一定会变成主要的牺牲品。他这样做,而且由于他的链式反应刺激出来的次级反应和模仿效应的话,将会使世界迅速割裂成为众小经济区,而他提出来的那些方案,又没有一样是能够足以建立新秩序的。因此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依恋旧秩序、希望形势好转或者会给自己一个公道的人,失去机会而输得更多,先抓住眼前利益采取避险措施的人变成了暂时的赢家。然后在各方自行其事的情况之下,小的冲突变成大的冲突,局部战争在全世界各地开花。
而川普肯定会在很多地方采取关我屁事而不是预防性,比如说像在伊朗问题上、真主党问题上,拜登就是采取预防性的压制政策,而川朗普很可能会对以色列采取放手政策,导致中东的局面以更快速度的崩溃。他干涉乌克兰问题,绝不会是像污蔑他的人所说的那样要讨好普京,而是,我们不要忘记川普是当过四年总统的,他在当四年总统的时候是处理过乌克兰问题和普京的问题的,如果他真想给普京放水的话那他早就放了。但是是不是一点证据都没有?如果有设计好的证据的话,民主党早就拿出来大做文章了。现在拿这些问题做文章的人都是怎么说呢,连乌克兰的两位总统波罗申科和泽连斯基谁是谁都分不清楚,把波洛申科时期发生的事情扣到泽连斯基头上了,说出来的话全都属于胡说八道一类的。但是他肯定像他无法处理朝鲜核问题一样,他无法处理乌克兰问题,只能够听任各方自行其是,使得金正日会继续扔他的导弹、乌克兰战争会进一步陷入军阀混战当中,西亚军阀的混战和欧亚的军阀混战,都会因为他的上台和他的政策而进一步升级。
当然最根本就是全球化贸易,中国的出口会因为他的上台而遭到更加致命和更加彻底的打击,他的关税政策必然会——川普真心想要的就是美洲岛关税区,它属于川普,所有总统都有属于总统个人政策、和总统不得不执行的政策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他连「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名字都不愿意要,要是川普心爱的政策、是真正属于川普的政策,他要的就是一个美洲岛经济区,管好美国的后花园、美洲以外的人让它去死,这就是他的意思。然后他制造出这个经济区以后,最近这几年虽然他下台了,但是这个经济区效果还是很好的,这是川普对美国的一大贡献。然后他以此为底子的话,就采取一个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而是要引起全球关税战,像大萧条时候的关税壁垒一样。全球关税战会不仅让中国,而且会让泰国个土耳其这些出国家的出口企业一蹶不振、使国内的而民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迅速上台,倾向于和平和多边主义的传统建制派一败涂地的。
但这些川普全都不在乎,他的政策就是守好美洲岛以后,然后让欧亚大陆火烧眉毛也可以置之不理,处理中东外交、压住各方平衡那种政策,在他看来以及在他的支持者看来,可能就等于是抛弃以色列了,立场不够鲜明。而他对于乌克兰这种前苏联出来的国家,不像以色列这样的老盟友那样有感情,直截了当的就是纯粹是他自己炫耀个人本领的场所,如果炫耀不出什么结果来那就爱咋咋的。因此局面必定会崩坏,30年代全球关税战和政权更迭、世界各地的革命和战争必定会失控的。
而失控的程度达到——因为川普的政策是矛盾的、不协调的,他不像是比如说布尔什维克政策,我要退出西方国际体系,同时伴随一整套颠覆策略、同时伴随着一整套建立共产国际内部国际体系的协调性安排,不是这个样子的。川普在放火政策的同时并没有一套,比如说他的诽谤者所宣扬的那样要拆散北约、让美国退出欧洲诸如此类的计划、或者让美国退出中东之类的计划。局势恶化而美国全球帝国在全世界的触手又不能置身事外,会被动地卷入纠纷,那么他就制造了一种促使美国投入战争的计划,这跟他自己的初衷和号召大多数选民的纲领其实是相矛盾的,这是川普没有系统政策的一个证明。没有系统政策往往就会得到这种结果,一部分政策造成的效果破坏另一部政策,整体上收到适得其反的结果。
最终美国必须依靠临时应战的措施,以及本身没有罗斯福时代四大自由啦、世界银行啦诸如此类的一整套战后国际安排,而只是临时应付,像七年战争(1756-1763)时期英法的财政政策和国债政策那样,临时应付战争需求的各种动员措施;而这些临时措施会变成战后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就像是法国的国债政策造成了法国大革命、法国的军事改革造就了拿破仑时代的军队和19世纪的法国军队一样。这种情况其实比罗斯福时代的世界安排更常见一些,大多数国际体系都像是七年战争和英法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造成的国际体系一样,是相互矛盾的一系列偶然措施构成的一个大杂烩,而不像1945年的联合国和世界体系的安排一样,是罗斯福总统依托威尔逊主义和他自己的一些政策精心设计的产物。
但是我们要注意,莎士比亚从来没有想过当作家,而全心全意一切生命奉献给艺术的唯美主义者写出来的作品,还不如业余爱好者莎士比亚写出来的作品好。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那个体系,不是黎西留红衣主教或者是任何人的设计产物,而是充满矛盾的临时安排。只要行得通,我们无需解释为什么萨克逊公爵是一个主权者、而洛林公爵必须依附法兰西国王,仅仅就是因为法兰西国王管得住、而哈布斯堡皇帝管不住诸如此类,我们把站得住的安排临时收集起来构成一个大杂烩,就可以作为国际体系基础了。其实这样制造出来的国际体系,比起设计得井井有条的罗斯福式国际体系,更符合自发秩序的原则、也可能会站得更稳更长久一些。
现在因为战争已经近在咫尺,不会存在一个1942年、1945年罗斯福和丘吉尔、斯大林联合讨论,在战争结束以前,为了预防下一次战争、和安排一个按照他们的想法比战前更美好的国际秩序,有一个整体性设想的局面不再存在了。不会存在有整体性的设想、而只会像三十年战争和英法百年战争时期、七年战争时期那样,没有人为战后秩序提供整体性的设想,只是被动地因应局势。所有人、包括最强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是被动的因应局势,用一些临时措施胡乱添加,听任演化系统本身把自己带到不可避免的结局上去。
主持人:好,谢谢阿姨这番精彩的解析。就是说关于拜登跟川普两个候选人之间的优劣以及各种的比较,我想大家都听过很多,当然就是说站在我们在东亚这边的立场上来看,普遍的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呢,由于川普这个人有更高的不可预测性;那么他相对于拜登这种看起来像是老实人、而且还带有的建制派色彩、还希望维持过去全球化所遗留下体系的一个美国总统来讲,拜登站在普京以及习近平的角度看,是一个更不好打交道的对象、以及更不可预测的一个博弈者;所以因为拜登的不可确定性,会导致习近平可能在发起战争这件事情上,会有更高的一个警惕。那我想在这边请教阿姨的是,您认可这种说法吗,也就是说川普如果当选的话,会比拜登更有可能减少在习近平在东亚发动战争的可能?
刘仲敬:现在的情况已经跟4年以前不一样,4年以前建制能够带得动的力量和能够实现的目的,比现在要大得多。所以就像毛泽东在1945年所说的那样,不要看蒋介石的兵比我们多,要看到蒋介石困难比我们多(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他的意思是蒋介石手下的负资产比我多、我的包袱比他少。建制意味着巨大的力量和资源、也意味着巨大的包袱和负资产。现在历史已经进入这个阶段,就是无法维持包袱太多,像美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巨大利息,以及拜登之所以缩手缩脚,是因为他的联盟和他的体制牵涉太多。像1936年的大英帝国一样,澳大利亚人、印度人和英国本土所要三种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它无法同时执行三种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他也无法执行在小布什和克林顿的时代是彼此协调的、各个利益集团都能满意的政策。所以现在的建制主要是一个负资产、是一个即将垮台的过程。在垮台的过程中,比较脆弱的部分,像玻璃器皿落在地上以后粉身碎骨;比较皮实的部分,像是皮球落在地上以后,掉在地上又弹了起来;比较有生命力的部分,像是被压在石头底下的小草一样,因为石头滚翻了以后一下子就由小草长成大树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拜登因为受到体制的牵累无法放手行事、以及被体制的牵累使他的政策无法实施或者适得其反的程度,跟川普背着体制自行其事,比如说搞朝鲜谈判或者乌克兰谈判之类的而遭到失败,造成的后果是一模一样的。就像是你在地震正在进行的时候,墙壁和天花板纷纷倒地的情况之下,你是顺着承重墙走还是随便乱走,效果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偶然情况;跟4年前和8年前,革命者和因循者有不同的策略,对当时还有力量的现行体制会有不同性质的冲击情况大不相同。
我们自己还没有认清,因为泰坦尼克号在下沉的时候需要整整一天时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人还坐在餐厅里面吃饭,完全没有意识到船其实已经倾斜了、而且已经不可救药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艘船其实是已经沉了。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沉船时间放在2017年、顶多是放在2021年或者2022年,而不会放在2024年或者2025年的,他们会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死人了,只是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乐队还在继续演奏音乐而已。其实已经不存在谁会造成更大冲击的问题,川普和拜登都是在一个已经下沉的船上驾驶救生艇的人,而不再是大船的船长了。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阿姨这一番附注的说明。因为还有一点时间呢,想跟您请教一段关于我对于闽越历史的一个研究点、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因为您知道今天台湾的很大一块从东亚大陆来的移民,都自称是从漳泉地带过来的,我们知道泉州这个地方,它以前的名称叫做「月港」(Yuegang),中世纪的时候它就其实就很像今天的上海跟香港一样,海外贸易极其发达。而且作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时泉州是整个东亚大陆甚至全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也是宋元时期整个闽越地区最大的城市,人口规模也远超过作为行政中心的福州。尤其让我感到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阿拉伯人他们当时将泉州称之为「刺桐」(Zaiton),这个名称也被欧州这些商人所沿用,而且当时实际在管理泉州海上贸易的,其实主要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这些移民,他们居住的区域也非常类似于我们在100年前所看到的,像在香港上海这些地方的租界,而且这些人好像对于宋元之交、以及元末明初的王朝更替起了一些作用。可否请您帮我们从闽越的角度上来解释这段历史的经过?以及后来月港也就是所谓的泉州为什么在大航海时代中就彻底没落了,似乎再也没有回到往日的荣光上?
刘仲敬:泉州作为港口的历史是非常长久的,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可以看出端倪。泉州的人口大概就是一个从印度东南亚、从马来、越南、南粤边境一路北上的人口,在北上过程中的一个转播站,同时因为自己的木材、陶器、贝壳之类的产物,也是一个小小的交易中心。跟上海不一样,它的背后没有一个巨大的基地,所以它的流动性大得多,但是作为独立贸易港口的历史似乎是自古以来。就是统治闽越的一些比较大的政权和地方政权,都从来没有真正统治过它,它像是麦加共和国这样的地方一样,是由轮流执政的几个大家族来统治的,维持一种不稳定的共和主义。后来在五代十国时期建立政权的闽越朝廷,恐怕是第一个能够把触角伸到这个地方,主要是在金钱方面能够从中取得金钱收入,用这些金钱收入来训练一支专业化的军队,这些专业化军队有来自内亚和东南亚各地的武士,主要的经济来源来自于港口的商人。
寺院最初是坐着印度式东南亚式绳索帆船,从印度东南海岸、锡兰和东南亚来的外海船舶,和更加宽大但是不耐风险,主要依靠内河航行的内河船舶在泉州交替。这是两种船只,印度东南亚式船只停船、而内河船只登船的一个交换性口岸,在法显(337-422)、孙恩(?-402)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它起的主要就是这个作用。两种不同的船只对接的联系点,往往是祆教或者是佛教或者是婆罗门之类的寺院,寺院的商人同时兼任金融集团的信用担保人,两种不同的商人组织的流动和交换、远洋贸易所需要的信用由他们所负责提供。他们同时也是类似圣殿骑士那样的医疗救护团体,医疗救护团体跟保佑人民在海上不遇到风险不生病之类的宗教信仰也是不分家的,所以医疗跟宗教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团体,他们也是这些团体的主持人。这些团体在南朝和隋唐时代,尽管在地图上覆盖了闽越全境,但其实都是独立的小共和国。
[00:51:04]在闽越王国盘子比较小、财政需求比较大,不像是南朝和长安洛阳的各大帝国,完全注意不到这一点、也不会付巨大成本去征求这些不一定能到手的收入。它是坐地的,它需要跟泉州小共和国的商人和宗教团体分肥分赃,双方才能够建立起稳定的安排。负责经营土地开发——这一时代是目前在锡兰仍然留有考古学遗迹的蓄水池、水利开发体系大建设的时代。特点就是把南亚、东南亚天气比较炎热的地方,雨季降水量跟旱季差别很大的地方的雨季降水蓄积下来,一方面防止这些降水形成山洪破坏田地、另一方面把蓄水利用下来,在旱季时期用于土地开发作用,使得可开发利用的土地和可以养活的人口大量增加。这些发明大概最初是出现的锡兰岛和印度东南海岸,然后通过爪哇逐步传入闽越和吴越。这一时期闽越沿海地带的人口大量增加,增加得最快的是寺院庇护的人口,因为寺院同时也是水利设施的主要经营者。闽越王国(909-945)时期是这些寺院的黄金时代,泉州港的商人和寺院新开发的土地为闽越王国提供了大量的收入,使他们能够以极小的基地养出来源不同风格各异的各种雇佣兵;也是后来泉州在闽越发生内战、吴越和南唐干涉闽越内政的时候,泉州可以变成一个单独的超小军阀的割据基地的重要原因,这时的军阀跟寺院和商团形成了共生关系。
北宋和南宋的统治,主要是成败效果不等的,朝廷企图破坏寺院主持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削弱本地豪强的独立性,伴随着意识形态方面推行儒学信仰。两宋的儒学,像朱子所提倡的儒学是有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包括争夺在当时主要是由寺院控制的地方自治组织的企图在里面,相反汉唐的儒学就没有这一层意味在里面。它的背景就是包括闽越在内的东南亚人口,主要笼罩在寺院和就和地方神祗的信仰之下,它们在意识形态上一直是不正宗,但是汉儒唐儒是视而不见的,宋儒则感到需要建立自己的地方自治组织,和它们争夺人口和资源。宋儒在地方自治组织层面的争夺,和朝廷在军粮、贸易政治方面的争夺并行,目的都是为了促使闽越中国化、削弱原有的豪强结构。
这方面的一部分,体现在贸易的部分就是市舶司体制。市舶司体制是朝廷跟王氏闽越王朝不同,王氏闽越王朝采取的是习惯法税制,就是原先自己征税来维持自己运作的各个团体,他们所征的税必然是花样百出千奇百怪;像刘湘时代的成都就是这样子,什么水桶税之类的东西,征出来的税可以用来养成都的巡警诸如此类的,整个体系是乱七八糟的。闽越政权没有能力去建立统一的税制,就采取因袭的做法,对所有这些不同税收体制,你们各人按照各人的特殊情况给我交一点保护费。所以宋人描绘闽越是一个实施暴政的国家,因为它小小一个闽越,税收的种类就是多如牛毛,而庞大的大宋帝国简简单单地实行两税制。为什么会是这样?多如牛毛的税制是各种破碎的政治体制的天然产物,而闽越的政权没有能力进行干涉,只能因袭现状而已。而宋人实行武断干涉,才会实行以粮食税和劳役制度为基础的税制,这些对于各封建团体和自由贸易团体的习惯法,其实反倒是一种伤害。所以真正执行暴政的反而是宋人、而不是闽越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