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阿姨您好，我是剿匪学院，本周想向您请教关于最近匪区频发的随机张献忠事件。那么近期苏州日本学校跟吉林市接连发生针对外国人的随机张献忠事件，很多人把它归因于是贵匪当局的排外宣传所造成，但我想中国政府在各种影视作品以及教科书里面，进行民族主义洗脑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一类张献忠跟义和团结合的事件，显然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同时我们尊敬的习近平主席，现在也开始推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似乎意在将农民工重新绑回到农村里，以减少流动人口、并推进他的战时体制。当然他也终于对自己提拔起来的军队高层动手了，开除了连续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1954-）与李尚福（1958-）的党籍，其中魏凤和被公认是不折不扣的「习家军」，同时也出现了其他军队高层因不明原因身亡的传闻。这里想请教您的是，您觉得这些张献忠事件，跟习近平推动的农村还有军队政策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联性？以及后续习近平将会如何处理这些张献忠人口流窜的问题？还有这种排外仇外的这个事件，最终是不是会引发类似于当年抗战前，国民党通州屠杀日侨（Tongzhou mutiny, 1937）之类的后果？
刘仲敬：这些事情其实都不重要，因为能够报道出来的事情都不重要。就是习近平上台的一个因素之一，就是要恢复党组织对社会的控制，其中有一个要害环节就是基层的控制，尤其是巨大的散漫的农村的基层的控制，所以曾经比如说在胡锦涛赵紫阳的时代，已经接近于瓦解的农村党组织和行政组织又有恢复。
情况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农村的基层是什么样子呢？就像兰斯代尔（Edward Lansdale）上校在南越看到的那样，王朝时代的农村基层是，皇权达不到农村基层，皇权只达到县官那一级，县官是皇帝和吏部任命的，县官以下那就不一定了，县官以下的控制力度是波动不定的。就大清国的情况来讲的话，一般来说是宗族豪强控制了县以下的级别，尤其是农村，农村是由儒家的宗族长老来控制的。这些宗族长老，有的比如说在南越或者诸如此类的地方，往往是由过去的部落——像香港附近，你就可以看出，在基层起最大作用的不是儒家和文庙啦、或者是乡村自治体系这些起作用，而是被经常被儒家划分为「淫祠」和怪力乱神的各种宗教组织。比较成型的往往会被划成道教佛教在内，其实更多的是本土宗教，因为色彩有点相似，后来被登记在那一类的，什么各种各样的海神啦、地方神呀之类的，包括妈祖之类的。这些神庙主管着人民的日常生活，他们的长老通常也是部落或者是宗族的长老。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中华帝国将它殖民主义的触角延伸到百越各地以前，在当地就已经存在过的独立的部落，后来帝国的权力来了，这些独立部落为了自保，给自己染上了一些儒家的色彩、或者官方承认的正式宗教佛教道教的色彩，但是原有的基干结构还在这里。这些人是基层的主要组织者。
通常强大的共同体并不是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所谓的地主，而是拥有大量部落或者是宗族公共财产和公共活动的宗族长老，这些长老并不一定是有钱人，而且多半是不懂得资本主义经营的。这种情况跟俄国的情况很相似，在俄国跟托洛茨基发生最大冲突的，其实是内部经常实行土地公有制和土地轮换的村社（Obshchina），而不是「分离者」，就是在斯托雷平改革时期从村社独立出来，自己分一片地，自负盈亏独立经营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或者是叫富农（Kulak）。富农因为是孤立的人，就算是有些钱，但是战斗力是起不来的，而村社可以，村社有几百年的历史，它的成员有向心力，它可以进行武装抵抗。但村社其实比托洛茨基和共产党提出的农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它内部是就是社会主义体系，而由部落转型的儒家宗族内部也经常是社会主义的。
但是为了政治上的方便，这些人都可以作为地主来打倒，把宗族的公共土地废除、把寺庙之类的组织当做封建迷信来打倒、把所有人都重新编组入人民公社变成编户齐民。打倒地主、打倒过去的村社公社长老之类的东西，然后由外来干部，通常是，常规的组合应该是一部分来自军转干部。我们要注意，人民解放军还有越南人民军，不是西方意义的或者是传统帝国意义上的军队，而是一个政治学校，其很多部分的军事素质基本不存在，主要是起一个政治训练的作用。比如说二野三野的部队在入川的时候，有很多人入伍目的就是为了转业，设计目的就是为了转业、转业就是为了地方上当干部、到地方上当干部就是为了排挤过去军阀时代留下来的军阀系的人和地方长老，把他们派进去上位。
军转干部、南下干部和本地社会的边缘人——这一套是从列宁学来的「贫农团」，贫农团实际上是当地的黑社会，就是当地的地痞流氓之类的东西，并不代表村社的真正的贫农。村社因为是经常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所以掌权的长老往往其实就是穷人而不是富人，富人往往因为不高兴吃大锅饭，自己分离去当富农了，真正的贫农并不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而是站在村社一边的。所以托洛茨基只能网罗村社里面因为道德败坏而不容于社会的社会渣渣，就像邓小平那种人，用他们来组织贫农团，来打击虽然没几个钱，但是通常是笃信东正教的、跟教堂基层牧师有非常密切关系的长老，不把这些信奉东正教的长老打倒的话，托洛茨基是不可能摧毁那些多次发生暴乱反对他们、而且在选举中经常投票支持社会革命党的村社势力的。
把这些人打倒，用地痞流氓组成贫农团配合南下干部、红军转业干部来控制农村，这才是托洛茨基控制农村的关键。50年代的基本逻辑就是，由贫下中农干部和南下干部相互配合建立新的统治班底，把旧的精英，军阀系统的人、地方长老系统的人和各个系统的人打成各种反动势力。这种反动势力的人口一般来说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到五，这批人要剥夺选举权，不能参加新的人大选举。新的基层组织由南下干部和贫下中农干部混合组成，因为贫下中农在本地社会没有威望、经常是被人瞧不起的流氓，所以实质权力掌握在南下干部手里面。
当然这样在经济上是难以持续的，尤其在中苏决裂以后，所以下一步就要进行人民公社。把所有农民的私有财产都取消以后，进入人民公社以后所有资源——大食堂在农村就是一个很大的资源了，家里面不准开伙，就是不准自己在家做饭，所有粮食集中在大食堂，那么这些粮食的主管权就转移到公社干部的手里面。公社干部因此就发了大财，他们可以在所有人都饿死的情况下仍然吃得不错，而压力传递到最下一层普通干活的农民。他同时还有公分决定权，我给你多打几个工分少打几个公分，你的待遇分的粮食之类的就会相应地增加或者减少，因为他们自动就会成为地方上的恶霸。在这个时代，只要有人民公社和大食堂存在，那么公社干部村干部之类的，照农民标准就是比较有油水的。
农民有什么出路呢？当兵，当了兵以后转业的时候可以提干部，或者是混进村干部里面去。但是村干部不是并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由推荐产生的，是恩荫制度产生的；换句话说，南下干部人力不足的时候搞一个干训班、招募一批贫下中农或者是失业大学生之类的，当他们的新的地方干部，然后以后再人员不足了以后再招募一批诸如此类的；但是大规模地招募就是50年代初期的事情，以后位置都满了以后就很难再招募了，普通的贫下中农就完全没有出路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当兵就是他们仅有的出路。他们饿了干部才能肥。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恢复编户齐民体制，配合恢复高考。恢复高考的结果就是把旧的地主富农长老这些比较精英的集团，通过高考吸纳到干部队伍里面，然后他们就永远离开了农村。但是编户齐民虽然分到了土地，但是其实并没有什么出路，他们仍然会很穷困，有了出路是90年代的时候外资进来以后，他们可以进城打工才有出路。
但是公社解散了、食堂重新分到千家万户，公社干部重新变成村干部以后，他们一下就变穷了。没有了大食堂，无论国家给你定什么样的待遇，你只靠固定待遇，没有办法额外吃拿卡要的话，你一下就变穷了。因此比如像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1986）之类的就描绘，过去作威作福的村干部，在土地一分以后、个人自己种自己田以后，过得还不如比较会种田的富裕农民，因为他们当惯了干部自己不大会种田，所以自己家种出来的粮食不多，而国家给的待遇又很微薄。这时候当村干部一下就不再是个好职业了，肯定是不如当兵和考大学。这时候到了80年代，农村人最好的出路就是考大学，当兵可以当干部，但是没有文化，80年代以后的风气是四化干部也就是改革开放干部，没有文化你得不到好差事，好差事就是有文化的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就是准干部待遇，毕业以后保证有好工作，而当兵回来以后虽然有工作，但是不见得是好工作。考不上大学又当不了兵，只能当编户齐民继续过穷日子。自己就没有什么文化的贫下中农干部留下来当村干部，也一下子变穷了。
而南下干部当中那些文化比他们高的，迅速在这一时期离开了农村和基层。在当时的80年代改革开放文学描绘这些事情是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有些比较，开始想要要求改革开放的有些南下干部的子女，发现种田来钱太慢了，不如到城里面搞私有经济来钱快，于是他们就纷纷离开了农村。离不开农村的是什么？没啥文化、本来就是贫下中农的干部，贫下中农干部急剧没落，他们的子女待遇又发生了180度的大颠倒。本来等于是，50年代的初期的时候，他们突然是饭都吃不饱的、字也不识几个的地痞流氓，突然翻身到了多少有点文化还有点钱的地主富农上面，从地主富农的子女不能当官也不能够上大学之类的一下翻过来了；然后80年代一下又翻回去了，高考一恢复，过去被整的地主富农的子女几乎全都变成了大学生而离开了农村。
我们就要注意，离开农村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比如说他是本地的大地主的话，他也是本地的豪强，能够起保护地方的作用。如果他变成了大学生以后，跟过去变成了举人不同，当上举人以后、做了官回来了以后，他还要退休回老家做豪强，把他从外地的刮地皮钱带回来。但是当了大学生以后、当了干部或者知识分子以后，他永远离开了，进了城里面，通过计划生育逐步进入自我灭绝的轨道以后，他跟地方永远切断了联系，变成游士了，地方上只剩下贫下中农。虽然干部的实力削弱了，所以很多人，比如说像那个加拿大流亡者民运之类的（注：待定），就说80年代是好日子，干部不那么欺负人，是因为农村干部失去了权力，但是人民仍然很穷。地方干部失去了权力和资源，他手里面没有大食堂、也不能够组织集体劳动以后，他对村民就没有什么优越性，只能传达上面的政策，仅仅传达政策是捞不到什么油水的。过去毛泽东时代的积极分子在这一时期基本上破落，重新沦为社会的最底层。
90年代以后外资逐步进来，土地开发，农村的土地现在又有点值钱了，但不是种地值钱，种地依然不值钱，而是给开发商变成商品房、或者给外资变成工业园区而值钱，这个权力又一次掌握在农村干部的手里面。农村干部自身虽然不值钱，但是他们使用土地却很值钱，可以从中分一分肥，因此就出现了华西村、乌坎事件（2011）那种情况，那就是农村干部可以通过对集体土地的经营，跟改革开放干部和他们所依赖的国际资本合作，用这种方式来发财。我们要注意，这种发财的方式已经很接近于亚洲四小龙的全球化冷战经济了，这样的故事在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之类的左派社会运动的故事中非常常见：外来的大资本进入乡下，许诺给你们农民子弟高工资，让你们进厂工作，要你们的土地建厂，但是同时也带来各种污染；于是本地就有一些人出来搞环保运动或者是劳工运动诸如之类的，在威权体系之下，这样形成的组织后来变成了反对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98年扩招以后，大学生大大增加，体制容不下了，于是政权又开始鼓励大学生当村官，同时村官又多多少少有一点值钱，不像是80年代那样完全不值钱了。但是管理体系还是比较松懈的，因为直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还在搞「党政分离」，村民委员会的村官和党组织是不同体系，因此权力相当分散。改革开放以来造成的社会形势是豪强控制基层政府，贫下中农干部自身实力微薄、而且基本上已经破产，不足以阻止依靠官商勾结发展经济形成的新的豪强结构。这些会经营的豪强跟企业家和高级干部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市长或者是市里面的公安局、县长或县里的公安局连接在一起，并不买地方上小干部的账，他们的代理人逐步构成地方基层的恶霸。政权，就是李昌平写《我给总理说实话》的时代（2000）、写《中国农民调查》的时代（注：陈桂棣、吴春桃，2004），基层政权逐步掌握在西门庆和恶霸势力的手里面，这些人对组织的忠诚是有问题的，他们很容易变成小军阀。这个危险显然已经被看到了，再列宁化是针对他们的，严打和打黑对他们并不起作用，只是起了一个派系斗争的作用。
习近平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垂直管理」，把基层干部变成领固定工资的公务员、包括农村干部。这样的差别是在哪里呢？比如说你是村民委员会主任或者村长，你能拿多少钱看你地方呢。比如说你在甘肃某个地方的农村，几百块钱不错了，当地人人人都很穷，你到哪里去刮地皮？而且食堂也不掌握在你手里面，集体劳动的权力你也没有。但是你如果在广东某地，当地有很多外资来来往往，卖一点土地可以得到很多钱，上下其手，你一个村官拿几百万，比起冷门的公务员或者冷专业的大学教授还要多，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在苦乐不均的情况之下腐败是必然的、政权的瘫痪也是必然的。所以要把他们变成公务员、所有的村官都变成公务员拿固定工资，对于穷地方的村官来说，一下你可以拿几千块钱的工资，跟县城里面的科级干部拿得差不多，一下子就像发了大财一样；但是对于富裕地方的村干部说，这几个小钱根本算不上事，仅仅是高薪养廉这件事情，并不足以打断他们的豪强关系网。
所以下一步就是要取消党政分离，党政重新合并起来、党管基层。这两方面习近平都是做得到的。但是只要改革开放经济还在继续运行的话，至少沿海这一带的村官之类的，或者是在地形特殊，其他豪强势力，比如说西南山地的豪强势力、或者说是青海穆斯林的豪强势力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地方官的忠诚度仍然是靠不住的。比如说，本地的伊斯兰经学校有中东石油富豪的支持，培养出一大批传教士之类的角色，他们拿的钱比地方干部都多，地方干部自动地会倒到清真寺那边去。他们维护清真寺的逻辑，就像是广东或者是苏州的地方官维护外资的逻辑是一样的，外资来了他就有钱、清真寺来了他就有钱。所以下一步就是取消党政分离、恢复一元化管理，但是只要改革开放还在继续的话，这种做法是不能彻底的，只有改革开放结束、来自外资的外快基本消失，所有人都回去种地，基层管理体系才能完全恢复。对于城里面来讲的话，相对应的机构就是什么呢？网格员啦居委会这些，逐步获得正式身份和固定收入。但是他们的收入仍然是公务员的最低一等，在改革开放经济仍然在运行的情况下是谁都瞧不上的。
这时外资开始撤退，北京清理低端人口（2017）的经验必定要推广到苏州和其他地方，道理很简单，就是各地按照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状态配置的警察和维稳力量，是应付不了海量的失业人口的。比如说全球化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很多地方民工变成了主流人口，比如说在阿联酋或者海湾国家，实际上居住人口的大多数，是比如说孟加拉、巴基斯坦或者是非洲来的劳工，而本地人的原住民反而是人口的少数。在苏州这种地方也就是这个样子，原住民反而变成了人口少数，大多数人口是冲着外资来寻求就业的外地农民工。由于扬子江没有开放，比如说四川湖南的农民就不会像过去，像条约体系的时代那样到沙市或者汉口去打工、到重庆和万县去打工，他们必须走更远的路到苏州或者是到东莞去打工。大量的像候鸟一样不断流动的农民工人口来到沿海地区挣钱。
然后他们挣回钱去，他们挣到的不是美元而是人民币，所以他们在整个全球化的产业链中，比挣美元的外资企业和出口导向型企业要低一等。民工美元是改革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脉，而企业挣到外汇挣到美元给谁呢？全部交给国家，国家拿着美元出来，根据挣到美元的数量来发行人民币。所以人民币跟港币一样是美元的附庸货币，这是一种变相的货币制度。人民币的印发机制是，国家挣到多少的美元外汇、就相应地印发多少人民币，人民币的稳定性是绑在美元的稳定性上面的。
民工只能挣到人民币，他们把人民币带回家里去，依靠人民币来，A，交各种费用。比如说国家说你们过去农民都是烧柴的，现在环保不能烧柴，你们也要用天然气。城里面用得起天然气，你们用天然气钱从哪里来的？打工去挣，你不可能像80年代那样自己种地，自己种地挣来那几个钱连天然气钱都付不起。还有为了养活村干部而涉及的各种——保安费。公安警察会管村里面的事情吗？不会。村里面的治安靠谁维持呢？村干部搞一个非正式的保安队，可能只有棍棒之类的东西，维持当地治安。这种东西跟小军阀是差不了多少的，他到底听谁的也说不清，很可能他听本地跟村干部勾结在一起的黑帮大老板的话，而不是听上级县委书记的话，他执行政策也是虚应故事的。无论如何这些钱都要落到农民头上，农民如果只种地是根本支付不起的，支付不起会被村干部整得家破人亡的，所以你必须出去打工。
打工挣回来的钱，A，用来支付各种费用；B，用来购买不断上升的化肥、农膜、种子各种费用来种粮。我们要注意，要高产靠什么呢？A，靠化肥。我们要注意不是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是依靠西方投资建立的化肥厂才使中国摆脱了饥饿。然后90年代以后保证中国粮食供应靠什么呢？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孟山都（Monsanto）的种子，这些种子不能依靠农民自己选种，只有专业的种子公司开发出来的高产粮种才能保证农业收成。这些种子通过县乡一级的经营机构，信用社负责发贷款，农机站、农民队（注：待定）之类的负责提供农用物资，它们的价钱——过去农民不需要买种子，自家种子，但是不能保证高产，要保证高产就需要买高价种子，这些种子价钱当然是年年高。农膜农药这些东西，随着通货膨胀的展开，美元通货膨胀制造了全球繁荣、人民币跟着美元通货膨胀造成中国的繁荣，农民靠固定收入需要支出的费用越来越多，他必须打工，不打工会陷入债务之中。
甚至打了工也经常青黄不接。青黄不接是怎样呢？春天我向农村信用社——什么叫「信用社」？它为什么不是银行？答案是银行的手续比较多、信用社的手续比较少，所以信用社更容易猫腻，要求比较低。不用说你也知道，信用社就像是美国的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次贷危机是怎么造成的？是奥巴马政府和整个美国国家为了照顾美国，面包与竞技，美国的下层阶级人口，让美国下层阶级人口也能住上大房子实现美国梦，违反了严格的财政纪律，给信用比较差、按照传统的银行纪律不该给贷款的人提供房贷；而这些人在经济好的时候还没问题，经济一坏他就还不起房贷了，还不起房贷造成了整个金融危机。信用社就是干这种事情的，他们对钱不够多信用不够好的农民提供贷款，让他们付各种税费买各种东西、让他们能够春季按期播种。农民春季贷了信用社的款，然后到农机站和各种地方买种子农膜化肥之类的，然后让他的老婆和老人种地，然后自己悠悠地跑到广东去打工去了。打了工，冬天到快要春节的时候，他带着打工的钱回到家里面把钱还掉，付清这一年的债务，同时他留在家里面老婆和老人把地种出来够自己吃。地里面种出的东西，靠卖给国家或者卖给任何人那点钱，你辛苦一年卖出一两千块钱来，当零花钱都不够，根本还不够付国家要你付的天然气入户费的。
你能够混得下去是靠，我们一家有两个老人一个小孩还有一个老婆，我作为壮年劳动力我去打工，挣回来钱的还贷款，而我老婆和两个老人的家里面乱七八糟地种点地，种出来的地供自己吃就行了，能不能有余粮卖去不好说。国家也是依靠——对，这一点就像是冷战时期的台湾韩国日本，我们不靠农业挣钱，我们靠发展经济把货物卖给美国市场、挣到美元以后从美国进口粮食，本国的粮食是不能自给的，不如以前，比如说德川时代的日本粮食还至少是能够自给的。中国的粮食也不能自给的，也是靠外汇来购买的。但是对农民来说有个好处就是，家里面的口粮至少管够，老弱病残种地种出口粮还是没问题的，保证自己吃，不会有一个大食堂让你吃不饱。同时真正挣钱靠家里面的壮年男人出去打工挣钱，没有这个打工者，家庭将会陷入永无止境的债务当中，完全会破产。
那么这就是全球化经济深入到最基层的产物。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共政权起的作用是什么呢？跟韩国威权政府是极其相似的。那么全球化的中断和逆转，比如说导致苏州的外企撤资、大量的农民工失业。苏州毕竟还是比较有钱的，给你发一张票，你回去不要在本地扰乱治安，这已经很客气了，没有像北京那样派警察把你全部赶出去。但是你在苏州找不到工作，在别的地方能找到吗？到广东去，广东也没有工作。到缅甸去？回老家，老家肯定挣不到钱。你到处流窜，你变成一个游民。在户籍制度濒于瓦解的今天，你必定会形成互助团体、投靠黑帮之类的，游民集团产生军阀、天下从此大乱，张献忠、张士诚都是这样产生的。
中国共产党当然知道，它在经济形势还好的时候，2012年，习近平刚刚上台就在强化基层，为的是什么呢？他很清楚中共不同于，虽然用韩国威权政府和台湾国民党的同样方法挣钱，但是它跟韩国威权政府和台湾国民党不一样、跟历代的专制王朝不一样，它靠的是列宁党的组织机器维持天下。这个组织机器如果解体了以后，它不可避免地，比如说像韩国台湾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社会运动一定高涨，这些力量会引起民主化的压力，导致政权终结的。习近平政权的历史使命，负担了全党、包括改革开放干部、和知道维稳体制是廉价劳动力和自己赚钱的根本的改革开放资本家连在一起，要求中国共产党想办法避免苏联的下场和国民党的下场，所以习近平才应运而生的。
这种状态照台湾人的说法叫做什么呢？「历史共业」。就像王志安事件中那位台湾女士说的那样，这是历史共业，这是你们中国人集体制造的，你不要告诉我说这是共产党的事情。当然不只是共产党的事情，如果只是共产党要维持改革开放加全球化体制的话，那么共产党早已垮台，是中国人民集体维护了这个体制，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每个人都有害怕这个体制倒台的理由，所以习近平才会顺利上台。然后上台以后让大家付出代价以后，大家又众口一词地把责任全部推到习近平头上，习近平当然也很冤，为了维持自己的安全起见，让习明泽接班当然也是很合理的，凭什么要替你们背黑锅呀？我辛辛苦苦替你们做牺牲，我是耶稣基督吗？去你妈的，好歹我还是你们领导好不好？
那么苏州和其它地方的外资撤退以后，大量的游民就会生成，共产党必定想法是什么呢？中央的想法在这方面跟地方改革开放干部是一致的，首先要维持治安，不能让张献忠杀进市委书记的大院。因为张献忠已经进了县委大院了，这事不大好，如果连县委都能杀的话，接下来就要杀到市委头上，杀到市委头上以后那就是正式的军阀混战了，把治安隐患通通给我赶回老家。这种事情已经干过N次了，比如说中苏决裂以后、经济形势恶化以后大规模清退，用不了那么多工人了，失业工人全部清退回农村。幸好我们已经准备好农村基层政权，你负责给我把你们——照胡锦涛的话，谁家的孩子谁家自己抱回去，四川的农民工滚回四川去、湖南的农民工滚回湖南去，别在苏州广州给我制造治安问题，不要到处流窜，流窜的不要赶紧滚回去。
当然这是基本规划，只有这个基本规划才能够避免流民战争的爆发，当然执行起来是非常混乱的，就是因为没有执行得好才会出现这种事情。如果农民工对你乖乖地该去哪儿去哪了，他还会到处去乱杀人吗？当然不会。所以苏州的改革开放干部有点力不从心，它自己财政有问题、警力也不足。同时改革开放时期的工作习惯也不大适合于干这种——我想蔡奇他们立了功了，就是因为他们在北京干得很漂亮（注：蔡奇主持了北京清理低端人口），但是不是所有改革开放干部都有这个本事的，所以干得参差不齐，流民集团还是在形成当中。
同时地方干部那一方面，农民工带着人民币回来是他很欢迎的，我可以从中给自己捞一笔；你什么也带不回来，回到家里面来给我一天到晚打架斗殴，城里面的干部倒是好过了，我们基层干部就倒霉了。基层干部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要替高级干部倒霉，但是他未必愿意这么做。有些地方的干部完全依赖中央，比如说某个甘肃穷困地区的干部，如果没有中央给他垂直管理的话他只能拿几百块钱，有了垂直管理他就能拿几千块钱；现在中央说你拿了我的钱，你们甘肃农民跑到广东去打工的那些人，回来以后通通给我接收下来，没有办法，你让你的治安队打他们屁股，他会乖乖听话的。
但是其它一些地方就不一定。比如说重庆或者是湖南的干部，有很多是被黑社会控制的。他们挣钱的主要来源不是国家给他们几千块钱，国家如果不给他们千块钱，他们只能挣本地的几百块钱？他们不在乎，因为他们平时就能挣几万块钱。这几万块钱是从哪里来的？澳门黑社会、金三角、缅甸和寮国的电诈集团。缅甸军阀、寮国、越南的改革开放干部和白区党匪谍相互合作，通过赖昌星、郭文贵这样的商干。请问商干本身是一个无产阶级资本家，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当资本家的人，他为什么要听白区党的话呢？有政策你就能发财、没有政策你就不能发财。白区党有很多经营权，它的物品因为理论上是用于间谍活动的，出入海关海关是不敢检查的，当然它实际上并不见得全都是为了公家搞间谍活动，它很可能搞走私贸易让自己发大财。
国民党时期越南和香港海路被日本人封锁以后，国民党依靠缅甸公路补给汽油和其他紧俏物资，理论上都是为了国家，但实际上就像张恨水小说所描绘的那样，营私舞弊不可避免吧。我跑一趟缅甸，于是缅甸边界那些土司领地一下变成了小香港，从印度英国运来的洋货那是发大财的事情呀，给国家运点汽油国家才给我多少钱呀；我有卡车在那里，我偷偷地运一些英属印度的什么骆驼牌香烟，唰来到昆明一下，香烟就是硬通货哟，一下赚几千倍，不比你替国家运货要强得多呀？于是舆论就愤怒地谴责，没有门路赚钱、拿固定工资、被通货膨胀折腾得一塌糊涂的知识分子愤怒地说，前线将士在牺牲，你们却在后方走私发财。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是人的本性。你看《乱世佳人》小说里面，南北战争后来打到后期，北方的舰队封锁了南方的口岸，南方的棉花运不出去、武器物资运不进来，依靠像白瑞德这样的少数勇敢的海上走私者，突破北军的封锁线把棉花运出去。而同时英国的纺织厂棉花价格冲天涨，谁能运一百包棉花来谁就是大爷，巴黎的时装师傅极其缺乏原材料，巴黎女人买时装的价钱迅速上升。棉花到了英国、服装到了法国，大家都开心、都可以赚很多钱。然后李将军还指望你们赚到钱以后，运一些武器回来接济缺乏军工企业的南方呢，但是你们并不。白瑞德到了巴黎以后，他卖棉花赚了钱以后他买了什么？他买了巴黎最新时尚款式的服装跑回到亚特兰大来，把这些时装卖了很高的价钱发了大财。于是当地舆论在当地民意的带领下，愤怒地谴责白瑞德和诸如此类的奸商。他说，我们知道某些真正的爱国者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为国家运货，我们对他们是充满感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还有些像白瑞德这样的奸商，他们在前线将士极其需要医药在疼痛下挣扎、极需要弹药的时候，他们把赚到的钱买了一些巴黎的时装缎带出来给自己发大财，对这样的人我们必须进行共同抵制、让他社会性死亡。于是广大名门闺秀纷纷表示，以后我们再也不邀请白瑞德来我们家了，哪怕是你能带来最新式的最漂亮的巴黎帽子，但是我们为了爱国起见，以后永远不准你上门了。这样的事情在哪儿都是有的。
赞米亚的豪强和地方干部，更不要说是广东广西那些地方，我开赌场搞黑社会活动，赚的钱比你国家发的那千块钱要多多多多几十倍，我尿你？我凭什么断了自己的财源？而且我是有后台的，我的后台不是体制外的人，就是白区党，而且很可能是总参情报部、至少也是公安局。外派劳务这件事情掌握在公安局手里面，比如说重庆是个外派劳务大省，我们敬爱的邓恢林（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刚刚被习近平送进监狱，他是孟建柱的朋友，郭文贵跟他们大概有一点关系，所以知道一些内幕消息，他一天到晚痛骂孟建柱，整天预言孟建柱马上就要倒霉，邓恢林是孟建柱的人。重庆的农民工输出——湖南农民工输出，肯定也跟和周本顺他们打黑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地方干部、公安局有密切关系。
外派劳务就是奴隶贸易呀，我们要注意这不仅仅是中国这样呀，比如说苏丹军阀也是这么干的。沙特阿拉伯自身需要劳工，非洲劳工到那里去能够挣钱，同时也门打内战，沙特人支持其中的一方，自己的王爷命比较贵。苏丹雇佣军、黑人雇佣军以沙特军队的名义去打仗，名义上是沙特军队在支持也门政府军反对胡塞武装，其实真正送命的是非洲军阀卖出去的雇佣兵。苏丹历史上就是奴隶贸易的大宗，苏丹军阀像达加洛（Mohamed Hamdan Dagalo）将军这种人，他的专业是什么呢？就是卖本地的矿产和奴隶。现在的奴隶改名换姓名叫「外派劳工」、名叫打工者和雇佣兵，但是他们在军阀眼里跟奴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们挣到的钱大部分交给了军阀了。
那请问我们敬爱的奴隶，敬爱的劳动者为什么不独立出来，自己挣钱全归自己？答案是那样你就一点安全都没有了。你会阿拉伯文吗？在本地有关系吗？那你是混不下去的。只有军阀有关系，能够把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湖南的农民工，把你派到非洲去或者中东去从事某个工程，实行集中封闭式的管理，跟维吾尔人集中营一样，你不用说一句外语，只有说汉语的包工头拿着棍棒管你，你得到的钱大部分交给外派服务公司，给公安局或者诸如此类的单位分成。你只管干活，白天干活晚上回家打牌或者是看电视，然后三个月以后工程满了之后，原须原尾地把你运回你自己的老家，在整个过程中你见不到一个伊朗人、一个非洲人、一个阿拉伯人。
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也很省事？你跟着旅游团外出就是这个样子。你自己外出的话如果你不会英语不会日语，你是不大好去的，但是你用不着这个，旅游团替你办理、导游替你交涉，你只要把钱交给导游就行了。导游领着你像羊群一样：这里是本地著名旅游景点，你赶紧拍照，拍完照回去给家里人看，就算旅游完成任务了；然后到某个地方，请看这是纪念品商店，大家要买什么纪念品赶紧买。当然这些景点和纪念品商店肯定是给他们分成的对不对？然后在整个过程中，你除了跟导游打交道，你不用跟任何人打交道，你不需要会任何外语全世界去玩，玩回来以后把钱交给他们，然后你回家以后你就可以说，你已经玩过所有的地方了。外派劳工也是用同样方式的赚钱的，劳工只需要出劳动力就行了，你自己也省心呀。你自己各种经营，比如说你走线经营到美国去打黑工，这就已经是比较了不起的人了，你能够自己给自己负责，需要动一点脑子对不对？而跟着外派劳务公司出来的农民工一点脑子都不用动，只需要出体力就行了。当然你实际上是个奴隶，你赚到的钱都给那些豪强拿去跟公安局或者是总参情报部分了。
白区党在这种活动中特别有利呀，因为它有国家规定的特权，靠山很硬。你查我的账？老子是间谍，你敢查间谍的账？公安局敢查间谍的账吗？不敢。法院敢查吗？不敢。谁敢查间谍的帐？理论上只有中央军委，但中央军委哪里管得了这么多？所以实际上你为自己办事。当然领导不是不知道，胡锦涛、习近平都说过，我们派到外面去的白区党呀，就知道自己经商发财，不替国家办事。但这是必然的，这叫「以商养情」，你要它不这么办也有办法呀，国家给你发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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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克格勃也是极其混乱的。列宁同志管理政府的方式是这样的，他派了一批赤卫队到银行去，用枪指着银行职员，把钱给我，就像抢银行一样，他们在上台以前就是抢银行起家的，上台以后仍然抢银行。银行职员吓得四肢发抖，打开了金库把里面的卢布拿出来。搬到哪里？把里面卢布黄金搬到列宁的办公室里面，列宁就睡在卢布旁边，手下的干部谁需要钱了，到他这里来拿一包卢布和黄金走。同时各地契卡号召，打倒资产阶级、抄他们的家，把贵夫人的黄金呀首饰呀之类的全部抄走，像「张献忠藏银」一样，各种金耳环金首饰珍珠项链之类的，放在共产国际的库房里面堆出一大堆。
然后列宁说，你到德国去，推翻德国社会民主党，然后他手下的干部就领着德国共产党人来这个库房里打开说，你挑吧，这里到处是黄金和珠宝。对方说，妈的我又不知道黄金和珠宝的实价，我还以为你会给我点经费呢。对方说，不是，我们都是这么干的，我们共产国际一向是这么干的，列宁同志专门关照过，德国特别重要，他告诉你一定要多拿一些。德国共产党人说，呃……他想一下怎么办呢？什么东西比较好卖呢？黄金还没有那么好卖，于是他把那些珠宝的底座撬掉，把纯粹的宝石拿上，在自己的鞋底下钻一个洞，把宝石放在自己的鞋底下，穿着那个装着宝石的鞋一路回到德国，然后在德国市场上卖掉宝石，用这些经费来推翻德国社会民主党。（注：乌索夫，《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13，第47-56页）叶剑英的广州暴动（注：1927年12月）也是这样，共产国际两个特派员坐着船带着珠宝一路跑到上海和广东来，还有带鸦片烟的，到四川活动的特派员好像带着鸦片烟去卖的。
当然你也可以想象，他们卖的钱真的全部给了革命吗？当然也不是这样。我们敬爱的鲍罗廷同志，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大老板，在他负责建立墨西哥共产党的时候，也是带了一批珠宝去取道牙买加，他把珠宝存在牙买加，自己到美国去活动了以后，在国内的人告他状说他把这些珠宝私吞了，他差一点被枪毙。幸好这时中国革命史另外一位重要人物罗易同志正好也到了墨西哥，他们两个跑到牙买加去，发现珠宝仍然藏在原来的地方。罗易给他做一个证明，交给了列宁和斯大林，于是鲍罗廷证明了自己清白没有被枪毙。
但是真的把卖掉的珠宝之类的拿到的钱私吞了的也是不少，尤其是在上海。上海的苏联女间谍往往过得和交际花一样，你说国家有那么多钱给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她必然就是把卖珠宝之类的钱贪污了一部分当作工作需要。这种做法也是人之常情，就是比如说以色列间谍在50年代的时候，也有很多是喜欢奢侈消费的，像电影中的007那样，后来以色列专门整顿了一下，让他们服从国家管理决定。斯大林的特长是整顿官僚、包括整顿克格勃，过去克格勃由列宁信任的拉脱维亚人诸如此类的角色，管理极不规范，靠的是这种卖珠宝的方法；斯大林认为这样不行，他是个管理干部的好手，建立了正规的财政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把过去胡来的这些干部基本上都是枪毙了。
枪毙他们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这些人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人、拉脱维亚老革命家、他们根本瞧不起斯大林。而且他们还记得，当年十月政变的时候只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赞成，未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要求，等苏维埃选举以后再看着办吧。而万恶的斯大林同志和克雷莫夫理直气壮地说，普列汉诺夫说得很对，俄国资产阶级不发达，我们应该暂时支持资产阶级建立的临时政府。这样的黑材料能够让斯大林一辈子抬不起头，他们知道斯大林当时是反对十月政变的，就凭这一点也要把你们杀光。而十月政变的老功臣是拉脱维亚兵团，拉脱维亚兵团也契卡的骨干。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发动政变（Left SR uprising, July 1918）、逮捕了捷尔任斯基的时候，列宁同志绝望地说，我们能不能够坚持到明天天亮？他的意思是说，明天天亮可以把城外的拉脱维亚军队调进来，那时候他就得救了。
[00:44:37]而社会革命党也真的有他的。社会革命党的领袖斯皮里多诺娃（Maria Spiridonova）在这个这个时候，在捷尔任斯基已经被捕、他们随时可以逮捕列宁的时候，决定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慷慨激昂指出列宁是革命的叛徒、他跟德国议和，把革命的领土割让给德国、帮助德国人镇压我们的工人运动。我们过去以为只有他是彻底的革命家、临时政府只是投靠资产阶级的叛徒，现在我们错了，我们已经看清列宁的为人了。工人兄弟们，我们再也不要相信列宁。于是工人兄弟们发出欢呼，打倒列宁打倒列宁。然后等他发表演说完了以后天已经亮了，这时候拉脱维亚部队已经进城，于是局面反转，社会革命党全部被枪毙了。
列宁政权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很多对手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社会革命党虽然是老恐怖分子、很会扔炸弹、不是不会使用暴力，但是他们习惯于沙皇时代、宽松管理时代的工作方法，就是开群众大会争取工人的群众支持，他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没有想到，没有武装的工人很容易被有武装军队驱散的，等他们学会这一点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
至于临时政府的主流派，就是温和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唯一相信的就是一人一票公正合理立宪会议选举。立宪会议选举出来的结果是，社会革命党坚决不让政府下乡征粮、立宪民主党坚决不让恢复沙皇的警察和军队，于是克伦斯基政府就既没有兵也没有钱。萨默塞特·毛姆写过一篇小说叫作《英国间谍阿申登》（Ashenden: Or the British Agent），阿申登可能是他本人，描绘当时圣彼得堡的状态。他说，克伦斯基解决问题的一切办法就是去演讲，前线打了败仗他去演讲，后方不满了他去演讲，首都缺粮了、面包都没有了，大家吃代食品了他去演讲，他认为演讲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同时手里面既没有钱也没有兵。
军队陷入混乱状态。列宁和托洛茨基能够动员大概15000人，其实只是彼得格勒士兵和工人的不到5%，主力就是拉脱维亚军队。但是临时政府更加糟糕，克伦斯基出去搬救兵的时候，临时政府只能够找来几千人来保卫他们，而且最糟糕的是还不负责管饭，冬宫里面的食物只够给临时政府里的部长们吃晚饭。士兵们呆了一阵子，发现晚饭时间到了没有人给他们管饭，于是他们就自己溜到圣彼得堡的饭馆里去吃饭了。于是在布尔什维克发动进攻的时候，正如丘吉尔嘲笑地描绘的那样，临时政府在妇女和儿童的保护之下，留下的只有士官生，就是还没有毕业的军校生未成年人、和妇女志愿军妇女营，总共只有几百人，这就是临时政府的军事资源，最合法的临时政府只有这点人。
然后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以后、解散立宪会议以后，立宪会议迁到萨马拉，这是最正统的政府了，代表立宪会议的政府，然后他们决定成立新人民军。新人民军只有新人民军一个名号，既没有军官也没有士兵，尤其没有粮食和钱，因为如果你要下乡征粮的话，在议会中占据多数的右派社会革命党誓死不干，他们是农民的代理人。农民的意思是我们有多余的粮草，如果不能卖出高价钱，我们宁可用来喂牲口和酿伏特加。据说当时伏尔加和乌拉尔的牲口，吃的都比圣彼得堡的工人要好，因为农民把自己多余的粮食都用来喂它们了。但是政府要征兵征粮，那是一个都征不到的。新人民军停留在纸面上，当红军从西面杀过来、高尔察克白军从东面杀过来的时候，最合法最民主的立宪会议政府像克伦斯基本人一样，一个泡都没有冒就消灭了。他们的所作所为跟克伦斯基在最后几个月是一模一样的，可以说是摆足了坐以待毙的造型，完全不能适应军阀战争的形势。
但是民主派政治家在沙皇末年也都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利用沙皇末年有限的自由专业负责沽名钓誉，然后被自己的自我形象感动了。至于能不能办成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兵农钱谷的事情，他们完全不会也不想做。任何涉及强制的事情，比如说哪怕是在美国，你要是不交税或者是逃避兵役的话也是要坐监狱的，但是在俄国逃兵是可以理直气壮地招摇过市的。农民如果不交粮的话，布尔什维克会枪毙你、沙皇会判你的罚款，而民主的临时政府和立宪会议委员会则会让你……你不交就不交吧，自愿交的人才交。依靠自愿交的粮食和自愿交的兵，他们永远也组织不起一支军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