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阿姨您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Edward。上一期向阿姨请教了关于东突厥斯坦的会员问题，上期还有一些问题也是会员问题、并且也是同一个主题的，想问但是没有时间问，所以我今天就继续向阿姨请教这方面的问题。这位会员朋友是这样说的，他说1949年以来，共产党对所谓的少数民族所做的，除了所谓的民族压迫以外、还包括社会的解体，实际上沦陷区境内的几乎一切民族一切群体，都逃不开共产党的社会解体工程的迫害。阿姨您本人长期在东突厥斯坦工作生活，能不能请您谈一谈，共产党对东突厥斯坦的这些世居民族有哪些社会解体工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并且能否请您比较一下，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统治，和苏联在内亚地区的统治有什么区别？
刘仲敬：中国自己就是藩属国，地位比蒙古和朝鲜还要略低一点，所以新疆自治区是一个像英埃苏丹（Anglo-Egyptian Sudan）一样的双重殖民区，它跟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是不一样的。苏联各中亚共和国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是苏联的殖民区，而新疆则是苏联和中国的双重殖民区，然后再由双重殖民区变成纯粹的中国殖民区过程中，就要发生领导干部的相应更迭。当然最初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派解放军和工作组去打倒地主资本家，过去的阶级出身比较高的旧的精英，在这一过程中间基本上被消灭或者是逃亡殆尽。这时可以说小布哈拉六城地区（Kashgaria）、吐鲁番地区、伊塔地区（General of Ili）和乌昌地区（注：乌鲁木齐-昌吉），这四个地区的社会结构和原有精英的组合，本身就是不一样的。
吐哈地区，吐鲁番、哈密地区，他们的居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但他们的封建关系是由蒙古帝国时期一直传下来的各路封建领主，最后变成满洲人的藩属，这个贵族机构的存在，使得该地区和北京的朝廷关系极为密切。可以说如果大清还在的话，他们应该像是芬兰的瑞典人党一样是是沙皇的忠臣，对芬兰民族主义建构是非常疏远的。而按照地方认同，喀什人和吐鲁番哈密人人种上相差甚大，蒙古人特征很重的吐哈人长相跟乌兹别克人差不多，跟欧洲人希特勒意义上的雅利安人差不多的喀什阿图什人（Artux）之间又差别甚大；在地方认同存在而民族建构尚未产生的时代，两者很少是走到一起的，他们有不同的精英结构。吐哈地区的精英结构就是，亲王、豪强、地主、商人，而比如说像尧乐博斯（Yulbars Khan）他们家，他们家的商业关系就跟北京的朝廷和满蒙内亚贸易关系密切，因此他们原先就是哈密亲王（Kumul Khanate, 1696–1930）王府的顾问或者是依附商人这一类的，是跟北京朝廷关系极其密切的。
而伊塔地区的塔兰奇人（Taranchi）是组合混杂，像西伯利亚流亡社会一样，他们通常是满洲帝国的敌人，对满洲人和继承满洲人的北洋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一直比较敌对，但是他们在政治建构中的地位非常低，是跟被摘帽右派或者是释放的流放犯是差不了多少的，因此冲突只能以暴力方式展开，有建制的政治运动反而很难展开。伊犁多次发生暴力冲突，原因也是早在满洲帝国时期都有前因的。比如说中国方面记载，包括国民党的记载、共产党的一部分记载和现在皇汉[dd提到的事情，都提到，]所谓的「杀回灭汉」，这句口号是有问题的，但是类似228事件当中「打外省人」这种现象当然是存在的，而且这就是早在满洲帝国时期，阿古柏（Yakub Beg of Yettishar, 1865–1877）和左宗棠时代就早已经存在过的现象。就是祖先是流放者，包括被准噶尔（Dzungar Khanate, 1634-1758）征服者和满洲征服者流放来的流放者后裔的塔兰奇人，对统治当局、北京的帝国当局，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叫大清国还是中华民国，怀有极其深刻的仇恨；而且因为自己身处体制外，除了暴力斗争以外找不到其他方法，斗争是暴力的、群众化的、无形态的。尽管皇汉由于自己出身甚低极其混乱，他们所描绘的历史很多都是向壁虚造的，但是无论如何像这样的暴力冲突是存在的。相对而言，比如说俄罗斯帝国、苏联帝国、大清国之类的征服还是比较有秩序的，有系统的镇压、由政府机关进行的镇压，跟群众无形态暴力制造的受害者是性质不同的。这是一个容易爆发无政府主义叛乱的地方。
乌昌地区是甘肃行省的地方，为了支持左宗棠、刘锦棠的新疆建构，因为这个地方的税收和人口都太少，才从甘肃割让给新疆，因此它的政治结构是编户齐民的政治结构。本地的维吾尔人的祖先、东干人的祖先和其他来源，包括左宗棠退役的老湘军之类的，他们同样都是移民，而且在官府眼里面都是跟内地各郡县差不多的编户齐民，因此这一地区的政治形势最接近于北洋时代的北洋系军阀，河南山东的军阀统治。他们始终受到跟本地居民出生结构不一定一致的少数军阀派系的支配，比如说杨增新（1912-1928）、金树仁（1928-1933）和盛世才（1933-1944）都能够统治这些地方，或者是加上一点点白俄武装或者苏联红军，这就是统治的核心。它是新疆内部的小中国。一般来说就是在19世纪，六城人、塔兰奇人和哈密人都不会把镇迪道——迪化就是乌鲁木齐、镇西就是昌吉，跟今天所谓的乌昌地区基本一致，都不会把乌昌地区的人当做是自己人。
最后是六城地区，六城地区是今天维吾尔人的始族和核心地带，尤其是喀什。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地方认同很强烈，例如喀什人和阿图什人、或者是喀什人和和田人，往往彼此之间有着相互对立的认同，要把他们全部整合为一个民族，比如说大突厥民族或者是东突厥民族或者维吾尔民族，还是需要民族发明家做长期工作的产物。民族发明家有阶级背景方面的差异，例如因为六城地区在文化上和商业上，这个跟比如说尧乐博斯的吐哈地区是不一样的。喀什地区是大清帝国国际贸易的核心区，喀什、尤其是阿图什，阿图什是一个重要的口岸，是出商人的地方，是布哈拉贸易、撒马尔罕贸易和中亚贸易的核心地方。喀什天文台是撒马尔罕天文台的一个分支机构，由伊斯兰学者兼天文学家经营，喀什长期以来是撒马罕或者布哈拉政权的一个副首都，本地的商业联系指向中亚，后来变成俄罗斯帝国中亚和英属印度。大清国的低关税政策，一部分是为了绥靖浩罕国、俄罗斯帝国和英印帝国，促进了他们的繁荣，经济上的影响和文化上的影响都指向俄罗斯帝国吞并了浩罕、布哈拉，把这些过去独立的国家降格为藩属国，但是建制仍然存在的俄罗斯帝国和英印帝国。
这些地方的精英阶级是教长、地主资产阶级和他们产生出来的军阀，像马木提师长（Mahmut Muhiti）这些人，这个地方是东突第一共和国。我们注意第一共和国的阶级组成，跟以伊犁为核心的第二共和国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国，它是英印帝国的外藩，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帝国身上；这个政权最终被马仲英（1910-1937）消灭以后，它的代表取道英印帝国前往日本要求日本的军事援助，这些事情也就体现它的取向。对于斯大林、蒋介石和盛世才来讲的话，这种亲英亲日、社会政治上保守的精英阶级，和突厥主义的意识形态联合起来，是他们的心腹大患。
杨增新在这方面的立场是有所不同的，杨增新早期是根本反对任何民族发明的，希望因袭大清国的封建统治给他省点事儿，因为他自己滇军的统治力量本身就是不足的，内部冲突又多。后期主要是在苏联成立、白军失败以后，他顺应形势在苏联和中华民国政府之间搞平衡，以便维持他的军阀统治，也就接受了苏联制造的维吾尔人发明。而苏联支持的维吾尔人发明是斯大林为修改列宁和伏龙芝（Frunzhi）时代的政策，把取消布哈拉（Bukhara）共和国——霍贾耶夫（Khojayev）和布哈拉青年党左翼，在伏龙芝红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布哈拉共和国，重新发明乌兹别克民族的副产品。
六城地区是小布哈拉，它很容易被发明成为布哈拉民族的一部分，但布哈拉民族和突厥民族对苏联都不是很有利。布哈拉民族是布哈拉青年党发明出来的，意思是把古老的布哈拉埃米尔国改建成为一个像现代土耳其这样的民族国家，就像把奥斯曼帝国改成土耳其一样。苏联为了反对布哈拉埃米尔跟英印帝国的联盟，采取了统战政策，就像支持国民党打击北洋军阀一样，支持布哈拉青年党的左翼来打击埃米尔，把埃米尔赶到阿富汗去；把青年党右翼赶到土耳其去，建立青年党左翼在红军刺刀下支持的布哈拉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像蒙古共和国一样，是苏联的傀儡国，但是其中还包括着过去的很多资产阶级民族发明家，对苏联还不是十分驯服，但是苏联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少数民族干部，等到二十年以后，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出来了，就感到布哈拉民族存在对苏联是一个威胁。因为它仍然代表着打倒封建地主以后的新兴资产阶级统治，跟苏联所需要的那种对自己威胁更少、阶级资源更加微弱、阶级地位更加低微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新干部格格不入。这些新干部才是苏联更加信任的人，而且他们自身的阶级基础薄弱，对苏联造成的潜在威胁要小得多，于是斯大林更进一步，在列宁时期布卡哈共和国基础上，废除布卡拉共和国，改建乌兹别克共和国。
乌兹别克是一个古老汗国的名称，在布哈拉埃米尔国统治的晚期和俄罗斯自由立宪运动时期，只是一个历史名词。当时布哈拉人知道乌兹别克汗国的存在，就像是今天的中国人知道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唐朝一样，如果你今天中国人突然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中华民族，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应该跟比如说越南人、朝鲜人一起合并成为一个「唐族」，那你就能够理解到布哈拉民族突然被废除和乌兹别克民族突然产生的结果。乌兹别克的版图重新划分过以后，拆分以后、跟原来的布哈拉埃米尔国不再一致，原有的封建关系和依附关系被打乱，就像是法兰西革命以后重新划分省界，这样就把香槟（Champagne）、布列塔尼(bretagne)这些旧的封建领地的封建贵族势力削弱了。重新划分版图和重新设计、建构民族在苏联意义上也就是这样的，乌兹别克民族是由苏联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民族干部，出身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干部（建立起来的）。不像是布哈拉共和国是布哈拉埃米尔国和俄罗斯帝国还存在的时期，出身资产阶级，比如说霍贾耶夫虽然他是青年党左翼，但他本人的出身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因此还是不能很信任。所以列宁利用他来推翻布哈拉埃米尔，就像是苏联利用孙中山来推翻北洋政府，但是最终还是要利用共产党来打倒蒋介石一样。最终还是利用自己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干部来打倒了霍贾耶夫这样的资产阶级出身的统战对象，因为这时苏联实力已经更强大了，原有的统战结构需要调整了。
杨增新在后期接受了——当然布哈拉民族的垮台也意味着，对面在中华民国领土之内的维吾尔人的祖先的民族发明需要加速了。按照自然发展，比如说如果纯粹自发的、本地的精英和知识分子来搞发明的话，当时从清国末年开始，势力最大的发明只能是突厥主义发明。泰健利有一个著名诗篇叫做「致两洲之国」，两洲之国就是坐在君士坦丁堡，左手抓着欧洲，右手抓着亚洲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在它自己的精英阶级和欧洲人看来是西亚病夫，欧洲最落后者；但是在更加落后、更加偏远的东方，奥斯曼帝国是一个西化成功，不断进行宪政改革、军事改革、各方面改革，在模仿欧洲的近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模范国家。六城的人民和诗人把自己清国统治下的六城和奥斯曼帝国比较一下，就觉得奥斯曼帝国更加进步，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因此才会写出这个具有单相思性质的——致两洲之国。同时奥斯曼帝国皇帝因为兼任哈里发的缘故，仍然对英印帝国、清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行使一种宗教领袖的权力，这个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政治效果的。比如说第一世界大战的时期，其执政的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和青年土耳其党就利用这个身份来煽动俄罗斯帝国和英印帝国的穆斯林起来支持他们。
而阿古柏(Yakub Beg)的七城之国哲德沙尔国——源于浩罕军阀的哲德沙尔国，在统治六城地区加乌昌镇迪道的一部分以后，也向土耳其帝国寻找支持，愿意做土耳其帝国的外番，这是奥斯曼苏丹的一个外交资源。这些影响加在一起，可以说1920年代以前主要的知识分子，要不就是杨增新所喜欢的那种根本不搞民族建构——我们是善良的穆斯林，阿訇和教长是我们的领袖，我们效忠于大清皇帝、在大清皇帝倒台以后，继续接受杨增新统治是没有问题的，杨增新喜欢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像蒙古人那样搞独立，而且他们讲宗教不讲政治，如果尊重他们的习惯法和宗教习俗的话，继续取消他们的政治自由或者是按照大清国原有的方式进行统治是没问题的，如果要搞民族建构的话，新的问题就产生了。但是苏联产生了，民族建构向新一步发展以后，杨增新为了平衡最终接受了苏联的维吾尔人建构。而流亡在布哈拉或者是侨居在布哈拉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当中，突厥主义者——维吾尔当时是个历史名词，对于今天的维吾尔人来讲，1920年的维吾尔人来讲的话，历史上的维吾尔包括蒙古时期的维吾尔，就像是唐朝或者宋朝一样。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自己发明为「唐族」或者是「宋族」呢？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唐族或者宋族的发明的，历史上统治过维吾尔人的王朝多的是呢，为什么只有唐族或者宋族？没有梁族或者陈族？没有魏族或者晋族？这些不都是历史上的王朝吗？主张维吾尔建国的知识分子有，但是论势力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如主张突厥主义知识分子的。但突厥主义有一个明显的效果，就是各种突厥语系的居民，我们要注意：突厥主义是建立在突厥语系基础上来讲的，如果从人种和历史上来讲，有很多其实是过去的伊朗系国家，只不过后来有的使用了突厥语而已。
突厥主义暗示要建立一个恩维尔帕夏在1920年巴斯玛奇运动（Basmachi Movementm突厥斯坦解放组织）时所设想的那种、跨越俄罗斯和清国、中亚的巨大帝国，这个帝国再加上过去的奥斯曼帝国，它的版图比蒙古帝国还要大。一旦建国以后对俄罗斯和清国都是一个巨大威胁，即使是打一个折扣，东突和西突并列，哈萨克人、维吾尔人之类的都是东突民族的不同支系或者是部落，只有部落意义上的区别，没有民族意义上的区别。这是三位（三位先生”，即麦斯武德·沙比尔、艾沙·阿尔普特金、穆罕默德·伊敏，代表着“东突厥斯坦”运动中的反苏反共的政治集团。 麦斯武德、艾沙、伊敏）先生，艾敏那些「三位先生」和突厥主义右派的典型观点。东突是一个民族，哈萨克、维吾尔不是民族，只是宗族或者是部落分支。
那么再加上这些知识分子出身都比较高，有一些甚至是军阀子弟或者是练过兵的军阀。他们对苏联和中华民国和杨增新政权的威胁都比较大，相对而言主张维吾尔建构的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立场也比较偏左威胁比较小。当然还有其它的建国方式比如说喀什，并不高兴跟其它不如自己的城市并列的喀什人，在布哈拉的知识分子也有主张建立喀什民族的，就像是有主张建立爪哇民族而反对印度尼西亚国族建设的知识分子一样。斯大林在建立乌兹别克的同时，决定支持在苏联的侨民团体建构维吾尔民族，而不支持或者反对，尤其是反对——照斯大林本人的看法，是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突厥主义建构。重点打击突厥主义建构，这个建构可能导致苏联中亚分裂，建立一个亲英亲日的敌对国家，而这个敌对国家会像毕苏斯基领导的波兰那样成为苏联的边患。
因此苏联不仅要在本国打压突厥主义，而且需要越境，利用它对杨增新政权和盛世才政权的影响力，跨国打压突厥主义。这个就是为什么像麦斯武德（1888—1952）、艾敏这些人在1945年以后，愿意跟国民党结盟的原因。按照他们公开说出的理由就是，苏联统治的西突大规模地打土豪分田地，很多我们的阶级兄弟不得不越境逃到东突，国民党的统治虽然不好，但是比苏联还要稍微好一点，两害相权取其轻，反苏反共是当前的第一要务。尽管双方对于中华民国统治还是东突独立建国的问题始终没有一致意见，但是搁置争议，在目前这个现阶段共同反苏反共是双方的共同利益。直到1949年以后，朝鲜战争时期和冷战初期，双方在土耳其的斡旋之下仍然合作了一段时间，搁置未来地位的争议，暂时结成反苏反共的政治联盟。
因此依靠苏联军事支持的东突第二共和国，组成跟第一共和国不一样。第一共和国全都是突厥主义者，阶级成分很高，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宗教领袖。第二共和国呢，比较亲苏的左派势力，像阿合买提江（Ehmetjan Qasim）、赛福鼎（Saifuddin Azizi）这些人，虽然更符合苏联的希望，但是在本土社会得到的支持不够多、声望不够大，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孙中山和宋庆龄抬出来，而不能让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当权，这是很自然的做法。所以阶级成分跟第一共和国相同的吐烈（Elihan Tore）当了总统，他一辈子一面害怕苏联的军事挟持、一面仰慕「三位先生」（注：麦斯武德、艾沙、伊敏），「三位先生」当时很大一部分时间还在跟国民党合作，觉得「三位先生」才是东突的真正领袖，苏联对他和他的派系也是既利用又防范。在东突第二共和国的军队里面，苏联顾问掌握了军事优势，但是政治上的威望不足。因此第二共和国是突厥主义者和亲苏派的联合政权，像广州国民政府一样，形成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如果国民党一直存在的话，那么第二共和国就会一直存在，分散国民党的力量，但是国民党失败了，苏联为了奖励毛泽东，派出苏联飞机运送人民解放军。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相当于是沙皇俄国用500万斤粮食支持左宗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沙皇俄国来讲的话，沿边善战的、政治上是多中心的、找不到一个谈判交涉对象的各部落，比大清国更危险。俄罗斯帝国很容易跟大清国达成协议，让大清国管住这些部落，这样就可以节省他统治的费用；如果没有大清国的话，没完没了地打部落战争，像英国阿富汗战争（Anglo-Afghan War）一样的部落战争，对俄罗斯帝国来说还反而更赔钱。主持俄罗斯帝国外交的波罗的海德国贵族认为中亚就是一堆狗屎，不值得费太多精力，所以他们宁愿支持清国统治、也不愿意支持混乱的军阀统治和部落领袖的统治；这是左宗棠能够建立新疆的根本关键，湘军自身的资源是不足以做到这些的，哪怕加上上海的贷款和西洋武器，如果没有俄罗斯帝国的外交配合和粮食支持的话，清军是不可能重返伊犁、甚至连乌鲁木齐都很难做到的。
根据同样的理由，就是苏联认为突厥主义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比起当时驯服地接受苏联统治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所以它强迫东突作为新疆地方政府的一部分，放弃自己的独立，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疆地方政府。由于苏联掌握着伊犁东突第二共和国政权的军事资源，所以苏联的决定就是最后决定，然后就又发生了莫名其妙的飞机失事事件（注：扎巴依喀勒山空难，1949年8月），这个事件是不是苏联制造的也很难说，局势就更加明确了。
当然这是从短期来看的，从朝鲜战争时期的短期，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是更划算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旦形成，它的威胁远远超过阎锡山、张作霖、或者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的东突共和国。一个统一的中国给苏联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即使意识形态的一致和中国党受苏联党扶持这个儿皇帝的关系也只能维持短期，最终中国背叛了苏联，而且给苏联造成了比过去这些政权更加巨大的威胁。可以说斯大林的成功就是他自己的失败，他是列宁党中最彻底的俄罗斯帝国主义者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是他也没有能够彻底到完全不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果。如果他完全彻头彻尾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观点来看的话，那么他应该扶持像阎锡山政权这样的诸夏小国，哪怕这些小国是反动的和地主资产阶级的，而不应该扶持哪怕是自己的儿子、自己养大的、意识形态上又跟自己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任何统治者只要控制了统一的中国，都会变成俄罗斯帝国的边患，这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根据以上的一系列阶级关系，作为苏联殖民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同样作为苏联殖民地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阶级地位相同、甚至略低一级。所以内人党或者是内蒙古自治区在中共党内，是处于比山东老干部略高、跟黄俄平起平坐的殖民者核心，如果说黄俄相当于是满洲人，那么山东老干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就相当于是蒙古人了。东突第二共和国接受统战以后，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待遇，因为他们是苏联转送给中国的、是苏联自己人，所以他们在党内有最高的地位、居于殖民体制的核心。等于是满洲蒙古联合殖民，中国共产党当中的黄俄、和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中的伊犁塔城派系，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集团的核心，他们的宗主国是苏联，他们的阶级地位取决于跟苏联的关系。
但是在第二共和国仍然分有一席之地、在第一共和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旧统治阶级，主要是突厥主义的旧统治阶级知识分子就要倒霉了。他们当中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大部分流亡，而留在国内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中国从湖南山东各地派遣干部和工作组进驻，对每一个村统计哪些人有钱哪些人有威望，然后把他们全部打倒。有钱人就是地主或者是资产阶级，如果他经商就是资产阶级、有威望的人那么就是反动毛拉反动宗教人士或者反动突厥主义者，统统揪出来批斗打倒，然后从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当中搞民族干部训练班。80年代的民族干部，基本上就是50年代开始的民族干部训练班的产物，这些人才靠得住，未来20年我们要让他们当权，取代出身旧社会，多多少少有点靠不住的统战干部。当然这是苏联从列宁、伏龙芝20年代，到斯大林30年代曾经做过的事情。
等到中苏决裂以后，中国摆脱了苏联的殖民地地位，并陷入穷困潦倒的地步。因此原先跟自己平起平坐的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干部当中的亲苏派派系之间关系就急剧恶化了，因此发生了伊塔事件（1962）。伊塔事件就发生在第二共和国的旧地，几万人逃到了苏联，当然群众都是跟着领导走的，领导当然就是过去在新疆军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任职的亲苏派民族干部，他们逃到了苏联，今天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社区，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批人的后裔，当然后来又陆陆续续零零星星地逃出来一些人。
于是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要注意东突的组织——泛泛而言的东突组织，派系是复杂而分裂的，跟达赖喇嘛笼罩一切、以西藏封建贵族为核心、统治地位从未动摇的西藏吐蕃流亡政府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各个团体的意见、阶级出身是分歧很大的，而且彼此之间往往是死敌。你想，你是一个贫下中农，在东突第一共和国建国的时候，你只是跟地主老爷打工、或者是跟教长老爷、或者是资本家老爷打工，字都不识几个，老爷怎么说你都是怎么听；后来共产党来了，把你们的老爷打倒了，说他们全都是坏人，不是他们养活了你，而是你这个无产阶级用劳动养活这些剥削阶级，现在我们让你进识字班、学习新文字。对了，维吾尔人和蒙古人都存在着新旧文字的问题，要不要把古老的旧文字改变为拉丁化的新文字、甚至是斯拉夫化新文字呢，这就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因为旧文字存在着古老的文化传统，小布哈拉、喀什这些地方好歹也是文明古国，有过高等的天文学和各种学术的造诣，如果废了旧文字，这些传统就全部中断了。
Anyway，无产阶级从干部训练班、扫盲班培养出来的新干部和教师，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下的准中产阶级。在实行国有化以后，旧的中产阶级基本上都被作为资产阶级打倒以后，也就是国有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政府官员、教师，国有企事单位工作人员，这些人构成一个准中产阶级。从出身低贱的这些人当中培养出来的民族干部，在中苏决裂以后，取代了过去亲苏派的干部，变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流干部，到80年代主导的干部基本上都是他们。但是他们的地位不能跟50年代初的——尽管这时直到八九十年代，伊犁塔城地区行政级别特别高，为什么行政级别特别高？因为他们过去是第二共和国，给他们一个特别高的行政级别是一个安抚措施。他们的阶级地位明显下降了，他们是共产党自己培养出来的人，跟共产党统战来的亲苏派不一样。如果说第二共和国的亲苏派干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跟黄俄平起平坐，比山东老干部接阶级地位更高的殖民统治核心的话，那么贫下中农干部跟共产党拿下四川或者江南以后，打倒地主资本家以后在本地培养出来的贫下中农干部是一样的。阶级地位比山东老干部还要低，比南下干部还要低，比黄俄更低。他们的前辈，最初五十年代初的民族干部是跟黄俄平起平坐，比山东老干部要高，更比比如说四川、广东的贫下中农干部要高。
但是新一波的民族干部地位——因为他们同样都是1949年以后贫下中农培养出来的人，他们的地位比黄俄老干部和山老干部更低，跟贫下中农干部和改革开放干部平起平坐，阶级地位急剧下降更多。当然这样做是不会令人满意的，在80年代以后，政治情绪比较开放，社会管制一度放松的情况之下，中产阶级家庭包括体制内中产阶级，像吾尔开希（注：吾尔开希·多莱特Örkesh Dölet维吾尔族异见人士）就是体制内中产阶级，我想他的父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干部和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才能够上得了大学。和改革开放以后涌现出来的民间资本家、新资本家，比如说像慈善家热比娅（Rabiye Qadir注：维吾尔首富）这样的人合流，重新发现和寻找民族。这些人比如说吾尔开希是属于民小的人，他并不想要独立，而是想要跟王丹他们和北京大学生一起搞民主中国，后来他到了台湾以后也是支持统派。这跟他的阶级出身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他的阶级出身就是打倒了旧贵族、旧精英以后，由中国共产党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当中培养出来的新中产阶级，体制内中产阶级子弟，他跟热比娅这种体制外的中产阶级还是不一样的。热比娅这种体制外的中产阶级，在90年代以后——穷困的中国为了搞钱不择手段，比如说像到阿拉伯或者伊斯兰世界招商引资，愿意让他们的宗教导师带着钱进来，让他们的商人带着钱进来，因此产生了现在习近平时代力图打倒的具有中东风格清真寺和接受中东宗教训练的神职人员。我们要说这些人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是中国自己像跪求香港商人投资一样，跪求这些人拿着钱进来的，他们拿钱修好了清真寺以后，然后中国觉得自己羽翼丰满，于是习近平想要打倒他们就是这样子。这些人也产生了一波新中产阶级，跟体制内中产阶级不一样，他们依附体制的程度要小得多，而且体制内学校之类的也满足不了他们的子弟的需要，因此地下的、像地下教会一样的、地下灰色地带的经学院和宗教教育出版物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开始盛行，伊斯兰主义和突厥主义在民间卷土重来。尽管在官方，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内工作的教授、教师之类的范围内仍然受到禁止的，但是在民间知识分子和商人当中又重新开始流行。
80年代还是民小占主导地位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实现民主以后，维吾尔一切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当然我刚才忽略一点就是六城地区和哈密、哈密王和伊塔地区原有的三种不同社会的差异。随着他们的上层阶级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斩首，只剩下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然后重新培养以后，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完成了维吾尔人建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话，这几部分是很难合并到一起的，尽管现在他们之间仍然有派系冲突和地方性的冲突，但是至少在形式上，随着维吾尔自治区这个名称的产生，维吾尔这个建构逐渐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这一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虽然以前是斯大林、杨增新和盛世才开的头，但是大部分工作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完成的。
90年代以后，民小思想基本上失去了影响力，分化进一步展开，复活的东突民族主义、维吾尔民族主义——我们要对这两种民族主义还有一点点差别，比如说天山北麓哈萨克人是不是应该回到哈萨克斯坦去，尤其在苏联解体以后。哈萨克独立国家本身并不支持这种危险的外交冒险，但是民间的突厥主义思想和大哈萨克斯坦思想是非常流行的。而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当中，嘲笑维吾尔人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我们哈萨克人有。请注意，他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是哈萨克人可以嘲笑：「在我们的隔壁，我的表兄弟有个独立的哈萨克共和国，还有优惠的移民政策，可以让蒙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哈萨克人移民过去，你们维吾尔人没有自己的祖国，你们哈哈哈哈哈…。」这种现象是刺激维吾尔人独立建国的动机之一。当然世俗主义的民族主义，包括体制内的改良主义和体制外更加激进的独派，跟民间的伊斯兰主义者和突厥主义者始终是不合的，但是因为他们全都不符合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以中国统一把它称为「三股势力」，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威胁。
从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市场经济的发达意味着体制能够供养和控制人口相对减少。民间依靠自发资本家，像热比娅这种人供养的人口不断增加，而这些人也需要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他们的意识形态自然不会让体制满意的，所以冲突越演越烈。但是由于所有的派系都缺乏外国支持，而本地的武器装备不够，所以冲突的级别很低，使用的武器也很拙劣。这时苏联已经解体，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社区也开始产生自己的领袖，其中有很多都是像吾尔开希一样、本来是中国共产党体制内干部或者是知识分子子弟，因为感觉到随着时间推移，维吾尔精英阶级——不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始终是编户齐民，地位没有改变，他们是被殖民者。但是精英阶级从跟黄俄平起平坐，到连山东老干部都赶不上，行政级别和各种政治待遇都逐渐降低，比起来不仅不如西方而且比起苏联加盟共国来说也非常不如，就感到越来越不满，他们当中也产生了一部分独派分子。其实按照中国标准来说全都是敌人，从派系上来讲都属于世俗的民族主义者，而不属于伊斯兰主义之类的，但是你可以看出他们跟最老的一批比如说流亡土耳其的「三位先生」那些人是存在阶级矛盾的，他们就是当年工作组进村打土豪、分田地，迫害这些独派老人及其家属的贫下中农干部的后裔。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比如说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当中，既存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建国以后在独立战争时期，跟法国和亲法势力作战那些人的后裔；也有阿及利亚独立以后，跟着法国军队一起撤退到法国的亲法派民兵组织的后代。这两拨人被法国社会全都看成马格里布人（Maghrib ʿArabī，非洲西北部一地区）和北非人，但是他们之间是有血海深仇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游击队在苏联和中国的支持下，用刀剖开孕妇的肚皮，他们杀的最多的就是——以为法属阿尔及尼亚代表文明进步，想要保卫法属阿尔及利亚，认为法属阿尔及利亚议会已经给了本地人足够多的代表议席，而口头上支持独派的民族解放阵线都准备建立亲苏的列宁主义政权，反而会剥夺人民政治自由。双方是杀得血流成河，就像是越南军阀和共产党游击队一样，双方对对方都是绝不留情的。然后到了90年代以后，双方的后裔同时出现在法兰西国土上，也有人主张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都是边缘人，所以不如捐弃前嫌建立共同阵线，但是过去的阶级仇恨仍然在，他们是很难统一起来的。各种不同来源的海外独派组织，来自于不同的阶级背景，有不同的政治选择，所以要整合维吾尔民族或者东突厥斯坦——我们要注意维吾尔跟东突又是不同的概念。就像马来西亚Malaysia和马来亚(Malaya一般指在1957年独立的国家马来亚联合邦。 )是不同的概念，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海外主流派建制始终没有理清。比如说同时存在东突流亡政府，企图利用两个东突共和国的历史资源，这一点也不如吐蕃人顺利，道理很简单，因为达赖喇嘛和他的政权至少是控制了今天西藏自治区的全境、包括首府拉萨。像青海、西康（Xikang）的封建领主和部落，跟达赖喇嘛控制的主体区域有很多经济上和宗教上的联系，有些时候被达赖喇嘛控制、有些时候是独立的、有些时候被大清国或者是四川军阀或者是昭武军阀占领，统治关系是波动不断的，但是至少今天西藏自治区的核心地带始终在达赖喇嘛的统治之下。
然而乌鲁木齐从来没有在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的统治之下，第一共和国的版图只有和田（Hotan）和六城地区的西南部一带，第二共和国的版图只有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绝大部分不在他们的统治之下，更不要说法理上来说地位很高、跟满洲皇帝平起平坐的、属于蒙古的承化寺或者是阿勒泰了。再加上内部的各种独派团体，和不同时间流亡的各种独派团体存在着深刻的阶级矛盾，所以整合起来极困难，一方面有东突共和国流亡政府（East Turkistan Government in Exile）、一方面又有世维会（World Uyghur Congress），这两者之间就是矛盾的。维吾尔人包括不包括天山北麓的哈萨克人之类的，这本身就是很争议的问题，按照突厥主义的逻辑的话，东突肯定是包括哈萨克人在内的。但是这一点能做到吗？很难说。哈萨克的人为什么不去投靠现成的哈萨克的建制，却要追随这个前途未卜、不一定能够罩得住的、以维吾尔人为核心的东突呢？伊犁是东突第二共和国的首都，但是哈萨克人愿意接受吗？伊犁的哈萨克人可比维吾尔人要多呢。尽管哈萨克也是建构的产物，但是建构既然形成了，自然也会有它的一点的力量的。这个矛盾现在仍然解决不了，所以世维会和东突流亡政府都没有办法笼罩海外社区，同时其依靠统战性的内部整合，内部也始终是矛盾重重。
在这方面习近平是帮了他们的忙，习近平推行进一步汉化政策。用极大的压力把各种不同的独派都看成自己的敌人，其实如果他反应过来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支持贫下中农干部的后代、反对地主阶级突厥主义者的后代；或者是反过来，就像是收买国民党来反对民进党那样，利用旧贵族的后代被边缘化以后来反对这些新移民的后代，是很容易发生瓦解作用的。相反整整齐齐地推行，连其实政治上并无威胁的民族语言教育、和体制内知识分子都要迫害的政策，反而促使来源不同、阶级出身不同、内部矛盾极其巨大的各种独派不得不暂时同舟共济。但是这个同舟共济，由于内部的矛盾很深、而且由于世俗民族主义派的军事实力薄弱，能不能够在未来的变局中掌握主动权是很成问题的。我刚才说的90年代以后重新复活的民间势力中，包括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势力。泛突厥主义者在哈萨克有突厥学院，培养自己的新一代干部和知识分子，对于正在推行民族建构的哈萨克政权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但是他们已经不像苏联那样有能力镇压他们了，将来他们会发挥什么作用是不好说的，但肯定会对从苏联加盟共和国遗留下来的中亚各共和国的现成建构，构成极大的威胁。泛伊斯兰主义者和它的各个派系、包括中国共产党拿来当靶子的东伊运（Turkistan Islamic Party）和其它众多派系，情况也是这样。
如果从军事角度来讲的话，那么问题在于流亡土耳其的旧贵族出身的老独派，有些子弟已经参加了土耳其军队；比较老的社区、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社区也加入了土耳其军队，土耳其国军中有很多维吾尔士兵。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恐怕融入土耳其社会比起像孙文一样回大清国搞独立、搞革命更加有利可图。可以说如果美国不搞排华的话，孙中山绝大部分的支持者根本不会跟着他走，他们只要能够得到开洗衣店的机会的话，恐怕就不会跟着孙中山了，而在土耳其他们是有这个机会的。土耳其政府是两个派系，凯末尔主义的派系主张小土耳其，在冷战中坚决跟着美国走，对于海外突厥系不搞任何大突厥主义，给土耳其制造麻烦。所以土耳其政府的立场是，「三位先生」和「东突第一共和國」的流亡者应该跟着国民党走，土耳其不想要大清国的任何领土。换句话说土耳其反共不反华，反共是跟着美国走，反苏、反共是北约各国的一致立场，庇护被共产党迫害的流亡者是人道主义的义务；但是土耳其不想增加领土，他们承认中华民国的诉求、也要求这些人在中华民国的体制内找到自己的出路。
而埃尔多安上台以后，埃尔多安自身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持他的野心，他巧妙地玩弄平衡，利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来平衡，仍然控制着建制派主要职位的凯末尔主义者。但是他并不敢像拿破仑三世那样采取冒险政策彻底清算建制派，他的实力还到不了这一点，所以他购买俄罗斯导弹而得罪美国、跟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者调情，以便平衡建制派内部的小土耳其主义者。但是这些政策会疏远土耳其的主要保护者美国，使土耳其跟欧洲的关系紧张——土耳其是欧亚之国，面对亚洲的冒险外交政策会损害它在欧洲的地位。他要弥补对欧洲和美国关系的损失，就需要跟俄罗斯和中国发展一定的关系，而要跟中国发展一定的关系他就一定不能支持三股势力。所以尽管埃尔多安给泛伊斯兰主义开了绿灯，他反而跟凯末尔主义者的政权一样，不愿意支持东突的任何独立势力，包括世俗派势力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势力。所以土耳其跟中国发生关系的时候这一点始终是基本原则，埃尔多安在这方面是配合中国的，保护流亡者、但是不支持他们在中国搞任何活动。因此土耳其军队内部的维吾尔国军，在这样的双重限制之下，土耳其军队本来就是北约成员国和死心塌地的小土耳其主义者，而唯一能够反对小土耳其主义者的埃尔多安和泛突厥泛伊斯兰主义的力量又不支持他们。所以尽管这支力量在军事上是最强的，实际上却很难派上用场，是不能在土耳其国军范围以外派上用场的。
实力比较次的军事力量就是在叙利亚和阿富汗、包括也门作战的各路军阀，他们大体上是泛伊斯兰主义者，泛突厥主义者的也是知识分子比较多的。他们对于现行的包括土耳其和中国和中亚各国的现行的建制，都是敌对关系，依靠比如说胡塞武装、塔利班和其它的非建制派大军阀的庇护，发展自己的小军阀势力。这个跟印藏边境部队完全在达赖喇嘛体系的统治下、海外藏人社区基本上拥护达赖喇嘛的局面也是不一样的。世维会也好、东突流亡政府也好，没有任何军事力量、也不主张和不鼓励采取任何暴力行动，非常不高兴中国政府把他们跟比如说东伊运混为一谈、把维吾尔人当做中东恐怖分子的抹黑文宣；而具有军事实力的最强大的土耳其国军是不能介入的。能够介入的军阀还是依附于大军阀的小军阀，而且对现在西方的世俗民主派势力是非常敌对的，这个四分五裂的状态，对他们在将来在政治上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比如说有朝一日中国在西藏突然倒台，只要经济上跟不上，那么驻西藏的干部集团是很难有抵抗能力的，印藏边境部队举着达赖喇嘛的旗号回来接管政权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东突流亡政府和世维会基本上没有这种能力，他们连自己内部的派系都摆不平。不属于自己派系的泛伊斯兰主义军阀跟他们是敌对关系，而且又处在容易捷足先登的地位，在土耳其的社区和军人地位比较高，但是为了融入土耳其和西方又受到各种限制，不能够深入介入。因此这个基本盘就是这样子，所以由于历史众多遗留关系的缘故，目前这些各种阶级矛盾和派系矛盾还没有摆平的希望。因此他们很难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整合海外的社区势力，更不要说是沦陷区的社区势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