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阿姨您好，我是剿匪学院。本周想向您请教一个人的生平及其文学作品，他的名字其实多次出现在您的访谈中，但是除了出生在沦陷区而且比较年长的姨粉以外，相信大家对他的生平事迹并不太熟悉，这个人就是王小波（1952-1997）。从能查询到的公开资料里面得知，他也算是您大蜀民国的老乡，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当过知青、后来也到美国留学，之后在北京大学及人民大学任教。他出版的一系列的小说，都是以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作为蓝本，作品相关的文革的年代背景，也跟他生活以及成长的时期重叠。1997年的时候王小波骤然地逝世，这件事就成为了「王小波现象」的开端，他的作品被空前地传播，在沦陷区的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作品的发行量是90年代小说家中的佼佼者。之后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王小波纪念会、还有作品研讨会层出不穷，一时间「王小波现象」席卷了文艺圈以及文学评论界，成为了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想跟您请教一下，可否向我们解说一下王小波的作品呢？为什么会在他身故之后反而得到这么多的关注，以及您对他个人的看法？

刘仲敬：王小波的名字是根据北宋初年那个王小波取的（注：？-994，续资治通鉴·卷16，淳化四年），当时正好是50年代搞「五朵金花」那个时代，就是专门搞「农民战争」时期，所以所有曾经反对过王朝的武装团体的领袖，全都被发明成了「农民起义」，但实际上其中真的算是农民的人，可能连20%都不到。像历史上的王小波这个人，应该是祆教（Zoroastrianism）的一个祭司。由于梁启超以后建构的中华民族体系，所以大多数读者基本上是想当然地以为就是，古代的各个王朝应该都是没有辫子的清朝、晚清那种社会状态是不断重复的；就像黑格尔想当然所描绘的那样，中国历史只是反反复复的重复，朝代更迭，其实从秦朝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注：法哲学原理），只不过清朝多了一条辫子，以前都是一样的，但其实那是差得很远的。宋元跟明清就差得很远，六朝隋唐可以算是一个单元，跟宋元又差得很远；东汉魏晋算一个单元、秦西汉算一个单元，每一个单元之间的差别，都有法老的埃及跟穆斯林的埃及那么大的差别。

北宋时期的巴蜀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边区，一方面它像现在的香港一样，在独立时期积累了大量的黄金货币财富，所以宋太宗派车队去运当地的财宝。这不是第一次，就是后唐第一次征服前蜀的时候，巴蜀的财宝就运了几百个车队，在洛阳发生政变的时候，皇帝为了安抚政变军人，就说巴蜀的财宝马上就要运到，可见这笔钱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注：资治通鉴·卷275，后唐四，926年）。而宋人运这笔财宝就连续运了几十年，运到巴蜀本地的货币几乎完全被搬空，只剩下原先没有货币价值的铁，然后只能用铁钱做交易，然后铁钱又太重不便运输，就依托本地——我们要注意，这种金融机构的出现，本身就说明残唐五代时期的巴蜀，跟伊朗印度之间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而且金融机构已经颇为发达了，这些金融机构多半是依托包括祆教和佛教在内的各种寺院的，才能够发生纸币。北宋后来的纸币、以及南宋和金国后来的纸币，都是模仿巴蜀的纸币的。

但是一旦纸币到了大一统王朝手里面，他们就按捺不住执行通货膨胀的政策。南宋的通货膨胀比北宋更严重、金国的通货膨胀又比北宋和南宋更加严重，在中古时代那种贬值一千倍到一千万倍的纸币是极其可怕的，因为它没有任何准备金。这些纸币在巴蜀的商人和寺院手里面是不会贬值的，因为他们像哈耶克所说的，多中心化的体系是必须维持信用的，但是在中国王朝手里面，就变成纯粹的单方面掠夺的工具。以至后来蒙古帝国，被传说中马可波罗发现的那些纸币，就在三宝奴（？-1311）的手里面，因为没有准备金又再一次通货膨胀，在朱元璋手里面最终完全垮台，预演了20世纪金元券和各国的纸币通货膨胀。

那时候的巴蜀在一方面，朝廷像是对付明清时期的云南广西、以及伊犁宁古塔这些地方，把它作为流放犯人和失宠官僚的地方。有一个史料说明，就是真宗、仁宗之朝的朝廷讨论过，有人提议说，吏治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我们老是把犯了错误的官员派到巴蜀去，就像是一个流放地一样，这些官员当然是不肯好好干活的；所以我们要改变巴蜀不断动乱的局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搞好吏治，以后不能再把犯事的官员派到那里去了。朝廷觉得这很正确（注：续资治通鉴·卷17，淳化五年）。你可以看出，北宋初年、王安石变法以前的巴蜀是一个流放犯人的地区。

苏东坡他的家族就在这个时期伪造了自己的家谱，然后到了汴京以后，本地的名士查了一下他们了解的唐代历史，就觉得这个家谱很不对劲。就他们留下的那些记录看，大概就是在宋军刚刚进入巴蜀的时候，做了一次大流放，除了把所有的货币抢走以外，太祖太宗皇帝还下令，像亚述人在以色列一样，把所有的有钱人连他们的钱统统搬走，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像全思雄（注：待定）那样的复国运动。就在这个时期，苏东坡的先祖，据说他是一个急公好义的人，他没有像当地的其他人那样，趁着地主老爷滚蛋的时候，廉价地购买他们的土地，不去趁人之危，因此得到了很好的风评、也得到了神明的保佑，后来以后才会出苏东坡这样的人才。

可以看出，他们家的先祖在这个时候不是什么NB人物，要么顶多是小地主甚至是贫下中农、要么呢就是一个蛮夷酋长，还不是编户齐民。后者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前者的说法肯定是给他的先祖争光了，有便宜不占，这不大符合贫下中农的行为模式；但如果是蛮夷酋长、本来不是编户齐民，那就可以解释了；就是蛮夷酋长买编户齐民的土地，结果还得向官府交税，而本来蛮夷酋长是不用交税的，他们很可能会觉得这样做不是占便宜的事情。等到苏东坡那一代，严格说是在苏东坡祖父那一代，他们汉化得足够了、已经可以去学科举了，那时候他们才开始买地，变成汉化的地主。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老泉，年二十七」——这句话所有的三字经读者都读过，小学生全都是用这个来开蒙的，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不怕晚。苏老泉27岁的时候才发愤读书，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苏老泉他爸爸还跟刘备他爸爸一样，不识几个汉字，所以他儿子也学不到什么汉书，但是当时的形势已经迫使他们非汉化不可了，所以苏老泉在27岁的时候，虽然他可能是酋长的儿子，天纵英明，所以27岁读书也可以读得比较好，但是参加科举终归是太晚了，只能由苏东坡这一代才能参加科举了。所以汉化的关键就在苏老泉他爸爸、苏东坡他爷爷那一代，在那以前他们大概还是唐宋时期的所谓「蜀獠」居民（注：旧唐书·卷197，南平獠）。

北宋初年的蜀地仍然是多种族多文化、经济上属于伊朗印度，对外联系的紧密性像现在香港一样，多于巴蜀跟内地的联系，所以他们被掠夺了还那么有钱，还能够发行纸币。同时照宋人的记载，民间风俗非常不正。就像司马相如（BC179-BC117）时代的汉朝说、包括一直到东汉班固时期还说，蜀地风气不正、贪图富贵、不懂得儒家的正道，哪怕是名义上学了儒家的人，自己的风格也不正。北宋时期的巴蜀也是这样的，照当时的文人，一直到范成大（1126-1193）那个时代的描绘，当时的民间风格基本上是伊朗化的，就是在举行赛会的时候，要集结几千几万头牲口和大量的金银，由寺庙主持，所谓的「牵牛烹羊大做社」（注：范成大，离堆行，「刲羊五万大作社」）。这种风格在北印度和伊朗是极其常见的，但是在宋代的中国却基本上找不到，附近几个县的人民全都到庙宇来。

这些庙宇很有可能就是在明清时期「川主庙」的前身，它们是来自伊朗的伊什塔尔（Ishtar）崇拜，在传入巴蜀以后被修改为牵着猎犬的二郎神。伊什塔尔本来是伊朗的猎神，变成二郎神，然后二郎神跟李冰父子治水的传说联合在一起。李冰（BC256-BC251）父子原来也不是人，所以他们能够跳进江里面去，化身成为大鱼跟恶龙搏斗，才使得水利工程得以建设完成（注：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十八）。李冰父子以前并没有「李二郎」这个说法，就是为了把他跟二郎神合为一体，才捏造出一个李冰的儿子「李二郎」，于是李二郎变成了二郎神，跟都江堰大战恶龙的水神合为一体，最后变成明清时期的川主庙。 这些寺庙本身是伊朗宗教的化身，最后在唐代祆教大兴盛的时候，大多数都归附在祆教的名下。

举行这种奢侈的，而且特别注意就是，中国精耕细作农业的特点就是缺乏牲畜，就像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说的那样，欧洲人吃肉多，因为它是混合农业，土地大量休耕、农民大量饲养牲畜；而远东包括中国和爪哇，这些地方的特点就是，农业基本上不留牧场、土地过度开发、大量种植水稻，水稻的产量高于小麦，但是人民基本上没有肉食，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很少地吃一点点肉。北宋时期的巴蜀虽然已经变成了殖民地，但是却像外伊朗一样大量饲养牲口，有很多民间的商人可以举行庙会，像霍梅尼时代的伊朗那样，商人和寺庙组织有着非常密切的互动，构成民间资产阶级的主流，而且自己也从事各种金融业务，因此非常有钱。

历史上真正的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人，「小波」这个名字大概也是翻译出来的，他就是《倚天屠龙记》里面描绘过的、张无忌所谓的「波斯总教」。波斯总教应该是摩尼教（Manichaeism），但是摩尼教后来在中国，跟同样是伊朗世界起源的祆教基本合流，但是在伊朗本土他们之间是相互敌对的，摩尼教基本上是革命者、而祆教基本上是统治者。唐宋时期、甚至到元时期，祆教火神庙在巴蜀是非常流行的，它们有大量的钱。王小波就是一个祆教庙宇的住持，所以在宋人为了执行同化政策，这个同化政策大概就是苏老泉他爸爸、苏东坡他爷爷决定学汉书搞科举的主要原因；而同样是这样的同化政策，也导致王小波和他的信徒像方腊（？-1121）一样，通过寺院的金钱和庙会活动，动员附近几州和几十个县的人马，发动大规模的起义包围成都、企图推翻宋人的统治。可以想象，直到北宋中期，像苏东坡家族那样改读汉书的人口是属于少数，大多数人他们的主要依托还是祆教庙宇、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庙宇，像日本中古时代的寺庙那样，因此他们很容易发生叛乱。而朝廷也不觉得这些地方是自己的地方，所以才会把它当成流放犯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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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王小波全都是不知道的。王小波他们家好像是在抗战时期才投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跟杨小凯（1948-2004）他们家基本相似，因此他们在黄俄体系中处于外围，又当了知识分子，所以很快在50年代就挨整了。但是他们毕竟是体制内的人，所以在王小波和李银河（注：王小波的妻子）的关系、以及他们最终留下来的记录当中都有记载。比如说王小波曾经说过，比如说红卫兵的喊口号是瞎浪漫，但是我国的革命先烈是真的（注：救世情结与白日梦）。他还写过，他小时候跟大院子弟一起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那些天上的诸神跳下来跟地上的大将一起在战场上打仗，有些人似乎打不过他就说，不得了了，神你为什么不来救我？神说不行，我们这方的奸党很厉害，我暂时救不了你（注：寻找无双，第八章）。「奸党」诸如此类的这些词，就是像姜文（1963-）那样的大院子弟小孩互相玩的时候经常使用的术语。

他们是体制的边缘，跟山东老干部赵紫阳他们那一批是同一批人，在黄俄老干部看来他们是下属和外围，但是在当时人口占大多数、当时还在蒋介石和各路军阀管治下的居民看来，他们跟黄俄都是1949年征服殖民的主力。首先是黄俄在抗战以期前就已经存在了，然后是人数比黄俄多得多的山东老干部在抗战时期大扩招，大量的青年学生投奔延安，经过思想改造和训练成为共产党的干部；同时在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新抗日根据地，通过训练班培训出来的各种新干部，人数比黄俄要多得多；最后在蒋介石垮台以后，大军越过扬子江南下以后，然后再在本地招募干训班之类的贫下中农干部，他们就处在比山东老干部和南下大军转业干部更外围。当时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在满洲建立一个「西南服务团」，这个西南服务团就是未来四川省政府的雏形，然后再加上入川的共军，二野三野的军人，军人转业以后也当干部，这两种人构成四川省干部的核心，然后再在本地招募一些贫下中农干部作为外围。

就是干部更替这件事情，要等到朝代更迭的时候才能完成，所以尽管发生很多政治运动，但是死的人和退出的其实不多的。直到现在，可以说是中国干部的主力，仍然是1949年南下干部为核心的一个集团，历史政治运动只是打击了一部分、然后又平反了一部分，反反复复，但是根基仍然在那里，他们像是入关时期的八旗一样，不到王朝垮台是不会倒台的。所以王小波他们家就属于这个集团，在政治运动中虽然受到波及，但是他们是共产党内的党内知识分子和异己分子。王小波和杨小凯这样的人，因为父辈受到了打击，所以对共产党整个体制都产生了怀疑，但是他们是红色背景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比如说跟陈寅恪那些由大清士大夫转型而来的知识分子、或者由北洋军阀蒋介石时期转型而来的知识分子，出身背景毕竟是差得很远的。

所以王小波死了以后，李银河又去赞美薄熙来，她搞的是西方白左引进的各种性别政治，就是企图在黄左和白左之间打开通道。而王小波呢，他在政治上没有明确的倾向，尽管90年代都把他看成是自由主义，但是当时认为的自由主义就是，凡是不接受列宁主义正统的全都是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党之类的、东欧共产主义者之类的全都算是自由主义者。像秦晖这样的人，其实主要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但是他也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甚至说成是极右；「极右」这件事情不是指的是他在思想上按照欧洲标准算右，其实按欧洲标准他算是中左，而是他不肯配合体制搞文宣活动，越是不肯配合体制、越顽固，所以就越算是「极右」。而口头上、思想体系上跟欧洲中右派比较接近的费拉右派，如果性格比较软、愿意配合体制搞文宣的话，反而不会被说成是「极右」，这是现实政治干涉了思想脉络的一个证据。

王小波自己是一个小说家和杂文家，他不是有明确思想体系的人，不像秦晖那样有明确的思想谱系、也不像杨小凯那样在专业上有一手，所以他的思想是极其混杂的，各方面的零零星星的，像龙应台一样。他跟龙应台属于差不多的层次，在专业上是没有成就的，不能算专业人士，所以他引用的思想是混杂的，各方面都有一点。只是只要按照异常贫瘠的沦陷区90年代的标准是新鲜的、有一点被打压的价值，对于基本上像钱钟书所描绘的那样，以中学生为主的、主要的读者就是大中学生，其他人根本不读书，来看有一点新奇，他都会引用一点，但是主要他引用的是费边主义那一套。然后等他死了以后，李银河才搞出酷儿政治（注：Queer，非异性恋的统称），把后冷战时期的白左搞出的多元文化这些东西拿来引进，也就是明确地背离了在王小波死后才有一点点分化成为，在21世纪最初十年、主要是在科索沃战争以后才分化成为泛自由派为大宗、国家主义新左派为一大宗的两大阵营。

而李银河所做的选择，我们要注意，就像顾秀林基本上反映了顾准（注：参看刘仲敬《近代人物点评》），李银河其实就反映了王小波，反映了他不能加入像秦晖、朱学勤这些人在21世纪初期形成的新自由主义的浪潮。「新自由主义」其实包含了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各种追随者，其实是后冷战时期主流的中左和中右，在中国全都被算是新自由主义的流派。像汪晖（1959-）那种拥护国家主义，这一点在无产阶级作家二月河（1945-2018）身上就看得很清楚。二月河本来是姚雪垠（注：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那种人，出身无产阶级，被党培养出来写农民战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的，但是他在改革开放时期转型去写雍正皇帝之类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主义自身行不通了，共产党要转型为征服者皇帝，所以他们心理上就跟入关以后的大清皇帝相似。在胡锦涛时代这点表现得很明显，《康熙微服私访记》和清宫戏的大流行也是在这一时期。

黄俄统治集团感到自己像大清皇帝一样是个征服者集团，希望通过征服者集团的转型维持自己的统治，同时感到吏治败坏和统治动摇都是因为基层干部不负责任，中央好好抓一抓，像雍正皇帝一样狠狠地管理一下。雍正皇帝代表了什么路线？就是中央不要听从那些公知搞民主化，但是干部集团的腐化非抓不可，办法不是要依靠民主化，而是依靠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派可靠的垂直管理干部去管那些靠不住的腐败的改革开放干部，这样又能够整肃腐败的官场、又能够避免通过民主化的途径而导致政权动荡。这就是「斯托雷平路线」的意思，这就是秦晖当时指出的「斯托雷平路线」。

然后胡锦涛时代结束以后，新自由主义者和国家主义左派的对立局面被打破了，知识分子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依托教会的、也算是右派的，像刘军宁（1961-）这样的新保守主主义者开始分割；而国家主义左派也逐步碎片化，像汪晖、甘阳（1953-）这样的知识分子国家主义左派，能够讲出一套理论的，在习近平时代的新中央看来都显得是不够靠得住了，正确做法是要引用周小平那种完全不学无术的人。于是旧有的阵线被打乱了，这时候「远古邪恶」产生了，然后随着香港独立的思潮传入沦陷区，诸夏也在这个时期产生了。从90年代到现在，沦陷区知识分子的思想脉络基本就是这样。

王小波死得太早，他停留在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新左派分化的前夜，定格在那个时候，他留下的只有小说，从他自身的思想脉络来看的话，他如果活到现在大概也跟李银河差不多。我们要注意在90年代，像川普时代以后那种费拉右派和费拉左派壁垒分明的状态是没有的。而余杰现在他因为金斯伯格大法官（Ruth Bader Ginsburg）及时死了，川普任命了新大法官而仰天长笑，被费拉左派恨得要死，但是在90年代他也是克林顿总统的拥趸，那时教会的势力还非常之小，他也没有可以依托的对象。而王小波在90年代，在创作他的那些小说，刚刚脱离体制，这在当时还是个很冒险的行动，作为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不在体制内去找一个教职，而是去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也是散漫不清的，把克林顿时代的中左派思想一起当做自由主义来加以引进，并且因此而受到谴责。

他作为李银河的先声，开启的就是比如说性学方面的研究。照他的做法就是，从50年代开始甚至更早一点的时代，其实是30年代《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那个时候开始，美国自由派就想打破保守派的反色情的禁令。保守派总是说开放了以后有各种各样的不良效果，但是每一次只是「狼来了」，所以渐渐地到今天的美国一点一点就开放了，各种各样的性少数团体都开始出现了。最后到李银河时代，我们要注意王小波不算专业人士，他只算是杂文家和知道分子，李银河算专业人士，她对酷儿政治有专业方面的研究，但是这方面她是在继承王小波没有完成的事业。

他们的系谱是什么呢？是主流中左派社会民主党势力、和主流极左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势力在冷战以后全部垮台，主流中左派在克林顿和布莱尔的领导之下拥抱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变成了一个虽然出身左派、但是废除了马克思主义；比如说工党那套由韦伯（Sidney Webb）费边社制定的纲领，和在工党有二十分之一投票权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在布莱尔时代被扫地出门了，使得工党——在威尔逊时代就已经看出的先声就是，一个能够执政的工党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包含了工人团体的中产阶级城市政党，在布莱尔时代最终完成了这个转型，他们已经很难称之为是冷战时期的中左派政党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列宁党在苏联解体以后基本上完全式微，因此原有的中左派的群众基础逐步转向极右派，变成勒庞（注：待定）的基础。

而美国由于新自由主义势力强大，在川普时代以前他们好像是从政治上消失了，但他们没有消失，他们通过锈带三州的血战，在川普和拜登时代又重新出现了，这一次是站在极右派势力一边，是切尼（Dick Cheney）那种在2010年代在共和党中是绝对主流和正统的、小布什时代绝对主流和正统、代表了华盛顿新自由主义的共识的正统共和党人，反而在共和党中挤到了边缘化的地位。这时费拉右派和费拉左派也就跟着他们发生了分裂，但是在那2010年以前，这种分化还是不存在的。

王小波在这方面的基本立场，你可以看出他是跟着美国自由派走的，美国保守派坚持的那一套社区主义原理，在他看来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管制是没有明确区别的（注：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中国共产党不准你研究同性恋，李银河只能偷偷研究同性恋，他觉得这是不对的；美国保守派也反对同性恋，但是不是通过国家处理，美国任何政府都没有这样的权力，而通过社区和教会处理，本社区不让搞这些东西、不让儿童接触这些读物，在他看来也是不对的。图书馆应该开放、同性恋应该word-out、性少数应该像现在的彩虹旗一样站出来。

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在中国是没有根基的，是王小波他们在留学时代和留学回来以后，通过跟他们接触的白左文化直接引进的。就像余杰他们引进的是，同时向沦陷区和乌干达这些地方输出传教士的、美国保守派教会的观点，后期的余杰、就是皈依基督教以后的余杰，提出的观点基本上就是这些，所以他会变成川普的支持者。而王小波他们接受的也就是，后来在奥巴马时代以后才开始做大，在今天变成「彩虹文化」基础的，美国和欧洲的后冷战时期的多元文化左派的观点，word-out，同性恋者要勇敢承认自己的性取向、性少数要公开站出来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多元成家，对了，这就是蔡英文主义。我们要注意，蔡英文、王小波和李银河是后冷战时期多元文化左派的不同分支，就像是余杰和乌干达也是后冷战时代跟金里奇他们和川普同时出现的、最新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不同分支一样，他们自己可能都不是很清楚自己的上线是谁，但是他们全都是接受输出的人。

2012年以前双方之间的分歧是不明显的，我们姑且把这种文化称为「彩虹文化」，「彩虹文化」在欧洲美洲也是没有积蓄到足够的势力，也就是到川普上台以后他们的势力才足够大。因为在川普上台以前，与学院知识分子斗争观点是不明确的，川普上台以后，像1980年里根的上台一样，对学院左派起到一个巨大的刺激作用，使他们迅速分裂成两派。一派是肯尼迪时代，由肯尼迪时代的自由主义者留下来的、旧的冷战自由主义者分化出来的左派，他们看到里根代表新保守主义的革命对他们是个极大的威胁，于是按照原有的由罗斯福民主党到约翰逊「大社会」（Great Society）建立起来的、包容性很强的冷战自由主义已经不足以对抗，而且内部也发生了倒向里根方面的人，于是他们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文化左派」观念。

另一派则由肯尼迪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新保守主义者，跟旧保守主义者的合流。我们要注意，从罗斯福时代到约翰逊时代，旧的柯立芝时代的、体现南北战争以后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顽固右派已经式微，单靠他们的力量是不足以单独执政的；在罗斯福到里根这段时间，民主党在国会长期占统治地位，包括尼克松和里根这样在大选中赢得极大优势共和党总统，他面临都是一个民主党占优势的国会，里根时代以后才出现共和党占优势、或者是两党势均力敌的国会。

但是由于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由罗斯福行政到约翰逊「大社会」计划，福利国家造成了极大的问题，包括黑人单亲家庭这一系列问题都是福利国家造成的，以至于原有的中左派自由主义者开始反思，在里根时代他们产生出科新保守主义者，跟旧保守主义者合流。等于是在罗斯福时代直到约翰逊时代，基本上是混合的温和派的旧自由主义者，分化出了更加激进的左派新自由主义者、和更加保守的右派新保守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跟旧保守主义者合流，形成了里根时代的大分化。

这次分化是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彩虹文化」的源泉。它对应的社会结构就是，已经变成中产阶级一部分的工人阶级，不再是传统社会民主党和中左派的支持者；而新左派的支持者要更加边缘的族群中去，比如说像奥马尔这样的新移民团体、或者是学院左派；或者是社会边缘人，不信基督教，不像是老的工会会员那样还有自己的教会，或者是民权运动的黑人基本上都是黑人福音派，他们自己也是依托基督教会的，同性恋者、性少数这些不可能见容于主流社会的人。由于工人阶级已经进入主流社会、黑人主体已经进入主流社会，所以不能再做新左派的支持者，所以这些边缘群体，「黑命贵」这些就变成了他们的支持者。

最终在奥巴马时代的后期，随着川普的上台，川普上台像里根一样，把克林顿和奥巴马时期还分化不完全的中左派势力拦腰切一刀，实在不能容忍川普右转和民粹主义作风的知识分子和各种少数团体转向更激进的左派，使得美国大学在川普上台以后普遍向左转。就像在里根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一样，那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了威胁，他们过去的支持者和同伴右转了，不再是他们的朋友和支持者了。同样，原先中左派势力的很大一部分急剧右转，跟过去的各种保守主义势力合流，形成了川普和金里奇的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基础。

割裂在西方世界发生，然后再从西方传播到殖民地，而他们的各种外围尾巴，像余杰、李银河这种人、像蔡英文这些人，还没有感受到中心地区的巨大撕裂；因为边缘地区的变化，就像第一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分裂一样，引起的变化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普及到世界各地，现在我们还处在这个过程当中。

王小波如果一直活到现在的话，那么他是得不到自由主义读者团体的支持的。90年代以来脆弱的、主要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泛自由派的支持者，现在已经支离破碎，被撕裂切割成为几个片段，由我自己搞的「远古邪恶」集团和诸夏集团，在这中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主流还想模仿欧洲的中左派和中右派搞共识政治那个时代，我就开始在拆台，号召大家说共识是一定不能达成的，共是可以共的，共识是永远不会成功的，那时候他们在牛津剑桥开会企图达成共识的时候，秦晖还在国内。然后香港的事态一旦出来以后，我制造诸夏协会（注：诸夏文化传播协会，2016）的时候目的就是要割裂，把我能够拉出来的一小部分拉出来，其他人爱死爱活你们就去死吧。然后随着周小平他们一出来，比较体面的知识分子要么闭嘴要么逃亡以后、沦陷区的舆论完全沉寂以后，彻底的撕裂和碎片化终于出现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状态。

王小波如果活到现在的话，他的名声是跟顾秀林、跟李银河现在差不多，90年代泛自由派的群体绝对不会支持他、会把他骂得要死。他肯定享受不到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那种，只要是非体制思想，不问出身不问来源，只要凭几句话术就可以算是兄弟那种状态，他是再也享受不到了。他所代表的路线其实跟汪晖所采取的路线是相似的，汪晖本质上是要维护列宁主义的传统，但是列宁主义在西方世界已经完全垮台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到西方新的另类左派中寻找思想资源。

这些另类左派没有一个是国家主义者，道理很简单，因为西方世界的国家机器掌握在谁的手里面？要么是掌握在右派手里面、要么就是掌握在中左派工党社会民主党手里面，怎么也轮不到他们。所以他们全都是像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像马克思本人一样、像普列汉诺夫一样，是比自由主义者更激烈地反对国家的人，激烈地反对官僚制度和警察国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赏美国的社区自治，为什么呢？他们支持美国社区自治是为了反对法国和普鲁士的官僚国家，这个官僚国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敌人。

直到列宁夺取政权，实现了极右和极左的神奇联合。列宁英明地知道，他的政权哪怕在工人阶级中也是少数，而且工人阶级一旦尝到他执政的滋味以后，过不了几个月就会改变主意，所以他唯一的法宝就是建立契卡这样的武装团体，确保选举永远不会再发生。1918年1月解散立宪议会，1918年7月解散苏维埃（Fifth All–Russian Congress of Soviets）、发布「国有化法令」。「国有化法令」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工人阶级过不了半年就忍受不了布尔什维克，在当年六七月份的苏维埃选举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势力卷土重来。列宁知道他不能再等到下一次重新选举，于是他通过国有化把所有的工人变成国家雇员，对他们实施托洛茨基所强调的军事纪律：谁不服从布尔什维克，工人就要开除，拿不到配给卡你就要饿死；属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像立宪民主党统统抓起来交给契卡处理，永远不会再有工人阶级民主了。

列宁是打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上台的，麻痹了其它社会主义党派，以为他上台以后只会打击资产阶级党派，不会打击他们；但是列宁其实早在写《国家与革命》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说，无产阶级专政只能通过党来进行，苏维埃的权力过于散漫，早晚要通过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被资产阶级篡夺。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工人阶级早晚会看清他的真实面貌而不再支持他，所以必须用党的独裁来代替。

当然这一点早就被其他人看透了。早在1905年沙皇还在的时候，就有一位著名的孟什维克作家指出，列宁思想的实质就是首先用只代表工人的苏维埃来劫持代表全民的立宪会议、然后再用只代表极少数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党的机构来劫持代表工人和各工会的散漫的苏维埃、然后最后一步就是要由比沙皇更加独裁的独裁领袖来接管党的机构，最终实现独裁。后来列宁和斯大林完全实现了他的预言。让我们猜猜这位伟大的先知和预言家他的名字是谁？他叫列夫·托洛茨基。他当时还是孟什维克，在十月政变的前夜投靠布尔什维克，在布尔什维克的许多领袖、包括未来的共产国际领袖季诺维也夫和未来的苏联领袖斯大林在内统统反对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支持列宁夺取了政权。上帝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讽刺作家。

然后正如托洛茨基本人所预见的、以及他本人积极支持的那样，列宁首先取缔了资产阶级党派、然后取缔了所有社会主义党派，实现了党对苏维埃的替代，使他当上了老板、托洛茨基当上了二老板。曾经反对十月政变，斯大林从流放地回来的时候，他支持普列汉诺夫，主张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发达、资产阶级民主应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所以所以布尔什维克不应该夺取政权、我们应该支持临时政府。只有托洛茨基支持列宁搞政变。这段历史在斯大林打倒托洛茨基以后，被斯大林厚颜无耻地全部颠倒黑白，在全人类大多数，不仅包括中国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小学生学到的历史，甚至包括西方左派学到的大部分历史当中，斯大林是列宁的忠实战友、配合列宁进行了十月革命，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都是动摇分子。真实历史恰恰相反，斯大林同志才是个动摇分子，托洛茨基才是在列宁最孤独的时候唯一支持列宁的人。哪怕在言论自由的西方，只有极少数肯钻故纸堆的专业历史学家才能够知道，《联共布党史》纯属一派胡言。

但是大多数新闻记者，你以为新闻记者有多少学问？他们不过是像知道分子那样拿三四手材料相互抄。他们连，比如说中文的报刊连圣经里面耶利哥（Jericho）跟新闻报道的杰里科是同一个地方，他们都不知道。因为在汉字中间的翻译方法不同，所以看上去就变成两个不同的地方，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查的。

而苏联宣传机构用大笔钱来支持白区党搞符合苏联的宣传，这个宣传方法就是把所有反苏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者，全都说成是沙皇的顾问官之类的保皇党人。其实保皇党人只是在反对派当中的一小部分，保皇党人也有、像立宪民主党那样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也有、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社会主义反对派、社会主义民主派也是有的。但是西方公众很少了解这些，总觉得白俄就是保皇党，除了保皇党以外没有别的白俄，这就是苏联的的文宣战起了作用的结果。

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本人他爸爸老纳博科夫就是临时政府的秘书长、是外交部长米留科夫的好朋友，立宪民主党在克里米亚流亡政府的司法部长，是白俄的大人物。他在他的著名小说《普宁》（Pnin）当中很讽刺地说，普宁教授跟他一样是白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流亡到西方，他跑到美国是当了一个很边缘的文科教授，给美国农场主的儿子和女儿讲19世纪俄罗斯喜剧，一面讲一面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底下的美国学生根本没有听懂，这到底在讲什么呀？然后他到别的地方举行讲座，讲座的主持人也不知道他是老几，也实在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给他的介绍说，我们现在向大家介绍著名的普宁教授，让我们感谢普宁教授为我们举行讲座，普宁教授是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呃… …在冷战以前，呃……他曾经广泛地在铁幕前后做过很多旅行，是，呃……沙皇的顾问官参议员之类的人，现在让我们欢迎普宁教授的讲座。

俄国自由派的圈子面对这种事情只有仰天长叹。像纳博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说吧，记忆》中所说的那样，老一辈唉声叹气地说，呜呼，在19世纪进行了一百多年争取自由民主的长期斗争，好不容易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就要成功的时候，却偏偏横插一杠子，到了满盘皆输的地步。而且在苏联宣传之下，别人还把我们当成我们的敌人。我们跟沙皇的顾问官做了一百多年的斗争，而苏联却说我们是沙皇的人，而美国人还相信他们；而我们势单力薄，钱也少人也少，只有一张嘴，还说不过他们派出来的大批五毛，真TMD。而最要命的是我们的儿子和女儿呢？他们在美国的学校里长大，已经变成美国人了，他们只关心在美国大学里面考一个好专业、多多挣钱多多发财，对于遥远的俄罗斯和苏联发生的事情早已不再关心了；只有我们这些快要老去快要死去的人，才记得历史上曾经进行的伟大斗争，而全人类都快忘记我们了，包括我们自己的儿子和孙子。这就是白俄流亡者的状态。

当时季诺维也夫是主张，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能够赢得三分之一的席位就差不多了，可以跟其他社会主义者结成联盟，但是不用说，这样的联盟会把社会革命党的切尔诺夫（Viktor Chernov）变成立宪会议的主席，而切尔诺夫打死也不会同意征粮队下乡的，然后布尔什维克的整个计划经济和独裁体制都没有办法建立了。当然这一系列复杂的分化，即使在言论自由的西方也是很少有人理解的。

很少有人知道，十月政变其实是由，照托洛茨基估计只有1万多人，占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不到5%进行的。临时政府方面只有3000人，而且因为冬宫里面不负责开晚饭，只够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吃饭，到战役真正发生的时候，三分之二的冬宫保卫者都跑去到彼得格勒的饭馆里面去吃饭去了；以至于冬宫只剩下像丘吉尔所说的那样，在妇女和儿童的保护之下，所谓的妇女是指的妇女志愿军、儿童指的是士官生就是还没有毕业的军校学生。克伦斯基跑出去搬救兵，而冬宫里面的部长又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00:46:46]然后托洛茨基手下的人马打进了冬宫以后，第一件事情是把冬宫地下沙皇存下的几十年的1846年葡萄酒全部搬起来狂喝，喝醉了以后还把葡萄酒倒到街上，外面还没有来的军人看到街上流过来的葡萄酒，就像狗一样趴在地上去舔这些葡萄酒。喝醉了的布尔什维克满街乱开枪，看到穿着比较体面的人就说他们就是布尔乔亚，开枪打他们，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朋友乌里茨基（Moisei Uritsky）穿着大衣出来，正好赶上他们就挨了他们一枪。逃兵和醉鬼在彼得格勒抢劫了十几天，连列宁都没有马上控制住局势。真正发生的十月政变其实就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

当时布尔什维克能够靠得住的力量，其实只有后来在1991年以后被舆论说成是好人的拉脱维亚兵团。3万人的拉脱维亚兵团是捷尔任斯基契卡和红军的核心，只有他们才保持着一点战斗力，其他的所谓赤卫队这些都是乌合之众，根本顶不住比如说捷克军团的袭击，所以捷克军团能够在几个星期内占领了俄国六分之五的地方，因为红军和赤卫队都是乌合之众。托洛茨基为了重建红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沙皇的军官都招回来。托洛茨基重建的红军当中，四分之三的军官是沙皇的军官，只不过要由布尔什维克监护。我们要注意，布尔什维克的人是很少的，彼得格勒是布尔什维克人数最多的地方，但是总共数目也超不过几万人，大部分苏俄的干部来自于内战时期的红军，从农民当中招兵。这一点使得布尔什维克的元老们也很不满意，因为农民是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支持者，用农民组成红军的士兵，用沙皇的军官，像布鲁西洛夫（Aleksei Brusilov）和朱可夫这样的人来组成红军的军官队伍，能够迅速地恢复红军的战斗力，否则的话红军没有办法在内战中取胜。

但是这样一支红军还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吗？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构成士兵、反动派的军官构成上层，虽然托洛茨基派了5万的共产党员去当政委，但是肯定这支红军原绝不是原先19世纪左派所想象的无产阶级军队。照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时候想象的无产阶级就是工人自治，工人自治、业余民兵，赤卫队作为民兵的一部分出现。但是这样的业余军队不用说是打不过正规军的，捷克军团一旦出现的话，他们的弱点就表现出来了。只靠3万拉脱维亚军队是没有办法保住政权的，因此列宁必须首先要制造100万红军、然后随着战争的扩大变成300万红军，征粮队必须下乡抢劫农民的粮食来供养它。征粮队只能让乡下的地痞流氓负责去抢劫粮食，去枪毙农民、强奸他们的妻子、用恐吓手段抢劫粮食，而由农民出身的士兵和旧军官出身的军人，虽然有政委的枪为威胁，始终都是不大靠谱的。红军在1918年由100万增到300万，但是逃兵和逃兵组成的盗匪就有100万；到1921年内战结束的时候红军扩大到了500万，但是逃兵和盗匪就有300万之多。这就是当时混乱的俄罗斯的真正状态，也是列宁主义专政的真实实质。

在这种分裂状态中制造出来的列宁主义专政，产生出了一个主要不是旧布尔什维克、而是来自于内战中的军人和军转干部阶级组成的新的苏联党国，他们在内战结束了以后已经得罪了所有人。包括原先发动阿芙乐尔号一声炮响、彼得格勒港口的水兵已经拿起武器，是推翻临时政府的极少数主力，已经拿起武器反对布尔什维克，农民出身的士兵到处叛乱。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只剩下谁呢？就只有干部和军官。红军军官和红军军官转业来的干部构成了苏联干部的势力，他们没有办法退休，一旦下台就会遭到报复，所以他们必须永久执政，这个干部集团和他们培训出来干部集团，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都是苏联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也是按照类似的方法产生出来的，王小波他们的家族也是干部集团。照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的观点是，左右都是凭观念划分的，所以牛爷爷皈依了基督教就可以算是右派了。而我对这一点一开始就是不大满意的，但是当时的主流是这样所以我也不好说话，现在主流已经彻底垮台，所以我就开始说话了——一切都看阶级出身。王小波他们的阶级出身是这样，所以他如果能活到现在的话，不会比牛爷爷和现在的李银河好得多少，他一定是一个声名狼藉、企图像汪晖一样利用西方白左——看上去高逼格呀，人家虽然是少数，但是毕竟有一些象样的知识分子，不像我们敬爱的苏联和中国在国家的严厉管制下，连左派知识分子都出不了的，所以我们只能到他们那去寻找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