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阿姨，那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了。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那么本周又轮到我向您提问。赖清德明天将开始继任下一任总统之路，而台湾的蓝白两党他们联合控制了立法院多数后，就迫不及待地跑去匪区朝贡，那么并且希望通过各种法案有助于立法权的扩张，达到以立法权来影响台湾两岸外交政策的目的，也就是将外部的战争变成立法院中的隐性内战。那么近期蓝白两党的表现呢也正符合预期，已经彻底不顾底线在瘫痪正常的议事程序，之后呢他们再通过认知战来宣传，民进党以暴力妨碍其扩权法案表决通过是输不起。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台湾的国会现在才开始进入这种准战争的状态已经是非常迟了。因为台湾的国会已经形同是轴心国与同盟国两个阵营，那么这种情况下选择出来的人民代表，其实就是让他们代替人民去作战。因为无形态的人民战争会爆发更大的伤亡，所以目前的战场还仅限于国会，如果民进党的委员没有代人民战死的觉悟，其实就根本不配当这个代表。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美国国会在早期的时候也是充满血腥暴力，议员都是以好勇斗狠闻名于世，很多美国乡民投票选举议员的标准，就是看他进国会以后能不能打，特别是南方的议员喜欢单挑、北方的议员则擅长打群架。所以今天希望您能从议会这个机关诞生的历史、以及它的发展过程，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国会产生暴力行动的根源，以及其后来这个演化的过程。
刘仲敬：国会暴力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国会本来就是封建贵族的组织，议事跟决斗的程序都是自发秩序演化的结果，当然这是只限于欧洲而言。什么是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y）？那就是会打仗的武士拿着自己的武器来一起开会，然后表达赞成的时候就敲打自己的武器发出声音。当然这样的会议是很容易发生械斗的，械斗时间长了以后就自然而然地会形成规范，什么情况下谁先说谁后说。之所以规范能够执行，还是因为所有各方参加者都有武力的缘故，经过长期的经验就知道，不公平的办法会引起危险的械斗，为了减少械斗而不是取消械斗，才能够演化出复杂绵密的议事程序。
议会是各等级会议，各等级派出它的代表来开会，各等级代表的就是不同的封建集团，他们平时的时候也是很容易开战的，国会议事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他们开战，或者说把——就像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 Sketches, 1855）中写道，他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看到英法联军和俄国的军队伤亡惨重，就说，如果我们这样考虑问题，英法联军减少一个士兵、俄国也减少一个士兵，双方应该是没什么影响、双方都能同意的；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减下去，最后减少到双方都只剩下一个人，英法联军的代表跟俄国军人的代表决斗，决斗完了以后战争就算打完了，是不是更加好一些？他不知道他所说的正是封建欧洲战争的常态。所谓的「代战骑士」（Hired Champions）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精选的武士代表整个社区或者整个集团去跟别的骑士决斗，决斗出来的结果大家都说话算话，这样大多数人就不用付出伤亡了。当然代替社区来决斗的这个人，就像现在代替社区出来参加足球比赛或者棒球比赛的代表，那必定是社区的精华，大家要给他发出欢呼声、给他各种荣誉奖励，他是社区的保护人，他输了大家也就都输了；他必定也是社区最优秀的青年才俊，愿意为社区作出牺牲，这种人就是封建贵族的起源。
国会就是各等级的会议，那么他们之间问题如果讨论不出结果来，原则上就是应该打的，能够讨论出结果来大家才能够商量出来，当然讨论过程中按捺不住脾气偶尔打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本来贵族的职业就是使用武力，下议院由骑士作为代表，上议院本身就是高级贵族，后来参加选举权不断扩大以后，参加议会的资产阶级人士也受到贵族习俗的熏染，也把逃避决斗看是莫大的耻辱。直到19世纪，国家法律已经把私自决斗看成是跟谋杀差不多的罪行的时候，风俗跟法律矛盾得很厉害，就是如果你参加了决斗国家法要制裁你，但是大多数人在面临挑战决斗的时候仍然是不能逃避的，逃避了以后符合了国家法律，但是会被全社会嘲笑的，所以宁可违反国家法律，也要非要参加决斗不可。所以像阿龙·伯尔或者是杰克逊总统这种人，都是在违反国家法律的情况参加决斗，结果一枪打死了汉密尔顿（Burr–Hamilton duel, 1805），副总统都当不成，但是双方谁也不能逃避决斗，逃避决斗是极其丢人的事情，不是绅士应该干的事情。即使你出身不是绅士，你想要在高层社会混的话，你也必须显示你跟真正的绅士一样，是勇敢的不怕死的，整个风气把全社会带动了，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
当然规范是逐渐形成的，在比如说一两个特别好勇斗狠的人斗起来以后，害得其他人都讨论不起来，这样的副作用当然很大，最后就慢慢地形成了规范。贵族本来平时都是带剑的，随时准备战斗，但是国会议事的时候大家就要形成规范。像美国西部一样，开嘉年华会的时候，警长在门口站岗说，别的时候可以打架，这时候你们不能打架，我们这里还还来了很多女宾，你不能在女人面前打架，把枪都留在警长这里，你们自己进去跳舞好了。其实这个自发演化的规则跟国会规则也是一样的，最后大家养成习惯，大家都说话算话，君子一言，我们把武器把宝剑留在门口交给侍从保管，我们进来的时候就君子动口不动手；如果进来在里面吵得实在受不了，那么你们两三个人要打架，不要影响全体，你们两三个人出去，在门口把你们的宝剑取回，在外面找一个开阔的场地你们自己去打去。渐渐地这样规范就产生出了，跟美国西部打群架、跟快枪手开枪的规矩是一样的，这就是自发秩序。自发秩序是没有明确的创始人的，就是大家都觉得方便就慢慢形成了，几百年的发展就使自发秩序变得很复杂，变成了国会议事规则。
当然，议事规则的背后都是实力均衡，它假定参加会议的人都是贵族、都是随时准备打架而且能够打架的人。然后欧洲以外的国会规则是外来输入的，所以跟本国社会不相对接，但是大家又觉得，就像是泰国国王本来是实行一夫多妻的，为了混进欧洲国际社会，也必须实行一夫一妻制一样，否则的话你简直就像个野蛮人一样三妻四妾。同样，像不像一个野蛮是有很多规矩的，比如说日本人就开设了鹿鸣馆（Rokumeikan, 1883），日本人原先不怎么搞男女交际跳舞，但是欧洲人都是这么干的，所以日本的绅士也要学着像欧洲人一样跳舞，最初的时候不会，专门设鹿鸣馆来教大家学。学会跳舞、吃牛肉跟设立国会这些事情，都是混进上等人圈子里面的一个标志，像香港的富豪要开赛马会（Hong Kong Jockey Club）一样，没别的，就是因为英国绅士是喜欢赛马的，尽管香港的地理条件其实并不适合于赛马，但是英国人既然赛马的话，本地的富豪也要学着他们赛马，设计赛马场各种事情的，所以赛马会的权力号称是仅次于港督，都是这样模仿出来的。
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实质权力和形式权力的冲突。国会就是贵族本身，在封建欧洲最大的权力掌握在贵族手里面，所以就是掌握在国会手里面的，这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只不过是后来选举权扩大了，资产阶级也会打仗了，拿破仑战争以后资产阶级也参加军队以后，变成代表更多等级的机构而已，由于顺理成章直接继承历史的缘故，所以权力始终在它手里面不成问题。但是要是在泰国这种地方，你虽然形成了国会就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原先的权力并不掌握在国会手里面、推行近代化的主力也不是国会，而是国王手下的军官和文官。实质上真正的改革者是类似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那样的团体，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军官和官僚，真正的推动者都是他们。在土耳其和泰国就是极少数的新式军官，像后来主持通产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1949-2001）那些满洲国官僚也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是选举产生的人。
而国会选举产生出来代表往往是清流人士，清流人士就是在西方相当于是大报纸主笔这样的舆论领导者。在中华民国，国会一开始就被理解成为相当于古代的监察御史，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专门负责批评政府，其实这只是欧洲国会的一个次要功能。如果你只负责批评的话，你又不大负责财政和军事方面的建设性的问题，那么财政和军事的问题由谁来呢？由段祺瑞这样德国留学回来的新派军官负责、由梁士诒（1869-1933）这样的官僚企业家负责，他们实际上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但在国会中始终是属于少数。因此实际组织改革的军官和官僚，跟理论上应该享有最高权利的国会议员发生了分裂，在欧洲这两项权力全都是在国会议员手里面的。所以为了政务能够顺利进行的话，经常需要发动政变，让清流给我闭嘴、让负实际责任的军官建立军事独裁政府才行。
而建立军事独裁政府的军官在社会上属于是少数，地方上的士绅和民众都比他保守得多，像拉丁美洲的情况、土耳其情况、中华民国的情况全都是这个样子。军官是最激进的，他们接受欧洲文化最深，因为打仗这件事是不能含糊的，他们必须按照欧洲标准训练他们的军官，但是他们相应的社会比他们自己传统得多保守得多，他们很自然就会觉得必需把国家整合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否则整个就要完蛋。所以段祺瑞就总想要解散国会，他觉得国会是一个碍手碍脚的东西，妨碍他的近代化事业，青年土耳其党最后也是依靠军事独裁的方式才能够推动近代化的。
而泰国呢则形成了，国会只有名义权力，实际上并不能够抗拒政府，实际权力掌握在军官和政府官员的手里面，在国会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要发动军事政变来解决。所以军事政变是泰国宪政的合理组成部分，就像是美国需要不断举行选举一样，遇到政治危机的时候、英国要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的时候，泰国就需要发动军事政变了，军事政变是被社会默认为是解决政治危机的合理手段、是正常政治运作的一部分。那么在泰国这样的国家，就是实质限制跟名义宪法是有区别的，名义宪法并不能够真正执行，发生危机的时候就必须冻结宪法、发动军事政变、然后重新召集一个也不是选举产生的制宪会议，重新制定一部新宪法，然后根据新宪法举行选举。然后等到政治危机时候，新宪法又不能起作用了，再发动一次新的政变，再重新制定一个新宪法。军事政变是实质宪法的一部分，但不是名义宪法的一部分。如果按照欧洲人，特别是英国这种不成文宪法国家对宪法的定义，那么名义宪法是不存在的。
其实第三世界国家的名义宪法是文宣部门的一部分，跟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Amanullah Khan, 1919-1929）为了表示他是一个现代化的君主，他也就废掉了他的三宫六院，只娶一个欧洲化的妻子，这样他就可以到欧洲去跟泰国国王一起混了。但是他手下的部落酋长继续是三宫六院、继续是三妻四妾的，把这个现代化君主看得很不顺眼，甚至发动政变来推翻他。名义上的宪法像阿曼努拉国王的欧洲化的王后一样，是国家名片的一部分，起的是外交和文宣作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真正在社会上行之有效的规范，比如说军阀主义的规范，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宪法。
那么台湾的真正宪法是什么呢？像冷战时期的现代化事业，像日本一样是由极少数行政官僚推进的，行政官僚需要稳定的政府，因此国会举手表决通过是形同虚设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保证了国会形同虚设，经济方面的事务由少数留美归来的专家学者形成一个极少数寡头来执行，这个寡头起到了青年土耳其党的作用。像李登辉其实就是这个寡头集团的一员，他当然也是美国大学回来，把他的专业知识拿来改造社会的。这个政权它不是社会本身产生出来的，它是负责把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换句话说它是用来改造社会的，因此它是一个跟拉美的军事雅各宾集团一样，是一个名义宪法之外的少数团体。
西方封建主义产生的国会程序，不用说是把主动权交在国会议员手里面，但是如果台湾的国会拥有这样的权力的话，那么就会像是韩国一样政权不稳定、不断地发生政变。政权要稳定、要使近代化的事业能够进行，需要朴正熙（1963-1979）发动政变，通过一部把权力集中于总统的宪法，才能够使李承晚时代权力集中在国会中间、不断爆发府院斗争、国家建设事业无法进行的局面得以避免。但是这部宪法说老实话，也就不过是军事独裁政府的一个文宣的门面而已，有没有都那样了。国会总是，比如说根据「反议员变节法」和一系列细节法律的规定，国会议员被剥夺了大部分的自由，他如果不按照党的领袖的旨意投票的话，就会丧失国会议员的席位，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哪个议员会根据党的决议来投票的。而党像普京的总统党（United Russia）一样，是军事政变形成的军政府自己建立起来的一个机构，保证执政党长期执政，党员不能叛党。
因此国会像橡皮图章一样，永远批准政府的所有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改革才能够顺利进行。由此形成的传统就是，宪法外的官僚体制发挥着比，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官僚体制已经极度膨胀以后，发挥着西方官僚体制不能承担的政治主动性。所以台湾的立法院，就其来源和传统，就实质宪法来讲是一个消极的机构。它的用途是像中国的政协一样，网罗社会贤达，像北洋军阀的议会一样发挥监察御史的作用，纠察不肖官吏和一些弊政，自身不能发挥政治主动性。主要的国家大政，像十大建设之类的是由官僚推出官僚执行，国会只负责配合的。
民进党的产生和独统斗争，给橡皮图章的国会注入了活力。我们要注意，在以前最初的时候主张国会扩权，其实主要是民进党的牌，因为民进党长期以来扮演了永久反对党，是一个跟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和欧洲社会民主党、保守党不同的，它是一个没有希望执政的反对党，预定了它的角色就是永久在野党，因此它用暴力斗争的方式扩大国会的权力。而国民党派到国会的人，要么就是吃干饭的花瓶人士、要么就是官僚及其代理人、要么就是党务人员，他们是习惯于服从习惯于表演的，不习惯于斗争。因此国会的武斗基本上是民进党起主要作用，扩大国会权力的提案、使国会不再是橡皮出张的举手机构、使它有了一些讨论的内涵，绝大部分是民进党推动的，在最初几十年时间内，民进党才是国会扩权的主要推动者。
但由于台湾的国会斗争和社会斗争，并不是党派斗争或者阶级斗争、而是民族斗争的缘故，所以在民进党执政以后，社会仍然没有办法形成合理的两党政治，而是把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的斗争歪曲为政党斗争。因此民进党像当年的国民党面临着必须全面执政和永久执政，而不能像美国民主党共和党那样很放心地政党轮替，甚至总统和国会属于不同党派也可以。要么你必须全面执政永久执政，要么呢政务就会陷入瘫痪状态，会出现泰国和土耳其和拉丁美洲国家必须通过政变才能解决。在奥匈帝国和德国，那就是需要由皇帝下诏解散议会，建立皇权任命的特别内阁，等待下一次选举这种做法来填补宪法缺口。因为第二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是有正统性的正统君主，所以可以由正统君主来填补宪法缺口，在泰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就要有军事政变了。
但是由于台湾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地缘特殊性，台湾经受不起发动军事政变，台湾发生政变的话，是可以引起国际战争的，因此美国也不能允许台湾发生政变。于是就出现了世界宪政史上不多见的现象，民主和直选极大的加强了总统权力。在党国一体的时代，总统不一定有权力的，蒋经国如果当行政院长的话，那么总统当然就没有权力，蒋经国即使当了总统，他的权力主要也不在总统，而在国民党主席。国民党主席可以号令总统、行政院、军事机构和情报机构，也能号召立法院和监察院。相对于前面这些机构，立法院和监察院是很不重要的，只要控制了军事和情报机构是最主要的、其次才是控制总统府和行政院、排最后的才是立法院和监察院，多多少少是花瓶作用了。总统最主要的任务是党主席，作为党主席他可以用党的决议来约束总统和行政院长，他可以不当总统也可以不当行政院长，只要当上党主席，他是可以把两个机构都控制住的，当然控制军事机构和情报机构才是最重要的。
而李登辉开放了直选，意思就是要打破体制，要把原有的体制外力量引入体制，来制衡他原先对付不了的体制内各山头，人民是他需要依靠的力量，要不然他就是第二个严家淦（1975-1978），当了总统照样不会有什么权力。宋楚玉和郝柏村肯定就认为，根本不必要废掉李登辉的总统职位，我们只需要把党权和行政院掌握在手里面，让总统当花瓶就可以了，这件事情很容易做到的。如果李登辉不实行民主化的话，这就是他必然的命运，他作为技术专家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只有引入人民。李登辉和民进党的相互配合，改变了政治整个趋势，产生了依靠人民的总统职位。
总统因为是所有机构当中最民主的机构，所以像托克维尔预见的那样，他比国会、更不要说比不经选举的监察院和法院和官僚机构更深得民心，他是人民唯一的希望和唯一信赖的人。而且由于解决政治危机只能依靠总统扩权，所以民主化以后总统的权力反而大幅度扩张，技术上的扩张、有条文有依据的扩张已经很多了，没有条文依据、是政治形式所必需的也很多。只有总统才能解决，因为国会本身不能够承担政治责任，以及由于民族建构斗争形成的各种危机，为了避免用军事政变方式解决危机，总统必须随时拥有德国皇帝和哈布斯堡皇帝的权力，即使是少数派总统也被默认为拥有最后决定权，否则政治危机将会使国家瘫痪。没有任何党派敢于质疑这一点，少数派总统的内阁也是不可推翻的，否则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对于所有党派都是极大的危险。
诸如此类由历史形成的规则、经过演化考验的规则才是真正的宪法。英国宪法不是别的，就是长期封建斗争形成的习惯而已，因为它是来自于真实的习惯，所以比任何成文法都更加靠得住。当然从全世界范围内，即使是欧洲大陆成文法也是比较接近于真实的政治习惯的，因为欧洲国家尽管封建性低于英美，但毕竟也是封建国家产生出来的，第三世界的国家才是真正存在着严重的真实宪法和成文宪法相矛盾的状态。
那么台湾民主化以后的真实宪法就是，民选狄克推多（Dictator）总统享有美国最高法院和英国上议院、和哈布斯堡帝国皇帝加在一起的那种宪法裁定权。台湾的最高法院地位是十分不重要的，它的造法功能非常之低，监察院则是纯属摆设，国会除了很少的时间以外是斗争和表演的场所，真正的政策主要依靠官僚。而民进党要完全执政，就必须建立或者控制一个相当于蒋经国时代主管国家大政的官僚集团这样的任务。陈水扁没有能够建立这样的官僚集团，但是蔡英文建立了这样的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可以跟国内的财团和地方上的各派系合理沟通，是这个幕后的深层国家主持了大部分的国家大政。在这种情况下，构成国民党很大一个组成部分的北台湾的冷战中产阶级和地方派系，像颜家（注：颜宽恒，台中市立法委员）、卢秀燕（注：台中市市长）和傅崐萁（注：立法委员，曾任花莲县县长）这样的地方派系，是这个深层国家的组成部分，他们要通过这些深层国家分蛋糕，他们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兴趣是很缺少的。
由于国民党逐步丧失了它的资源，在蔡英文时代丧失了对深层国家的控制以后，在陈水扁时代很明显那种在野党像是执政党、执政党反而像在野党，大部分资源和美差肥缺掌握在在野的国民党手里面的局面开始动摇，这时国民党开始承担不起维护中华民族的任务了。而中国和白区党方面对台湾的深层政治也不是了解得很清楚，或者说即使了解了以后能够采取的政策也比较有限，国民党逐步陷入分裂状态，旧的党权所系的正统的王谢门第，随着党产的消失权力受到极大的削弱，也瓦解成为若干个山头。过去居于下位、是依附于人，在中央一级政治当中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发言权的，像傅崐萁这种人，一跃而成为国民党的核心。
候友宜当候选人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意味着国民党已经落入土司的手中，像侯友宜这种人在以前的国民党是根本没有出头机会的，但是现在不靠他已经不行了；傅崐萁在议会中取得的地位，跟侯友宜在总统候选人中取得的地位是一个意思，意味着国民党正在蜕变为一个土司诸侯的联盟。这个现象用中国历史的术语叫做「梁陈之变」。江南王气三百年，什么是江南王气？王谢豪门、王马共天下，跟司马家族一起渡江的这些门第压制了吴越本地的豪族、以及像陶渊明他们家，陶侃（259-334）他们那种傒族的百越酋长，建立了一个殖民政府。殖民政府跟本地豪族的斗争、渡江门第跟像周处（236-297）他们家那样的吴越豪族、或者像陶侃他们家那样的赣越豪族之间的斗争贯穿了东晋南朝。中央政府最优先的任务是保证王谢门第控制建康的中央政府，但是地方豪族、洞主蛮族的势力他们并不能彻底清除。
渡江门第经过了三百年的统治，在侯景之乱中受到了致命打击。侯景在叛乱中扬言说是，你们王谢门第不肯把女儿嫁给我，我让你们全都当奴仆（注：南史·卷80，「会将吴儿女以配奴」）。他怀着阶级仇恨，动员了淮西的缺乏文化、受到王谢门的歧视的豪族来推翻建康的政府，否则的话他只有8000人马，是不足以掀起大规模的内战的，他动用了阶级斗争的武器。然后梁元帝（552-555）在江陵的政府被宇文泰的入侵部队消灭的时候，他放火烧掉了汉魏以来留下的14万卷藏书，并且发出了「文武之道，今夜尽矣」的哀叹（注：资治通鉴·卷165）。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王谢门第三百年的失败。王谢门第三百年代表了永嘉之乱（311）以后从洛阳逃来的中华正统，汉魏文化和汉魏政治传统全在他们身上，就像是中华民国宪法和文化的正统全在国民党渡江门第身上一样。他完了不是他梁元帝一个人完、也不是他那点书被烧就完了，他和他那些书代表着东汉魏晋以来的正统，这个正统在他这一代毁灭了。
重建的陈朝跟以前的南朝不一样，陈霸先（503-559）自己就是跟陶侃一样，他不是王谢门第的人，他也不维护渡江门第的正统，他和侯景提拔的什么淮西土豪和吴越土豪留异（注：？-564，陈书·卷35）那些人、陈宝应（？-564，陈书·卷35）那些人一样，全都是不会洛生咏的本地豪强。洛生咏是什么？中原正音、国语教育、洛阳正规口音。我们要在台湾学习国语，不能学习方言，我们要在建康学习洛生咏。谢安（320-385）为什么能当宰相？因为他用洛生咏读书读得特别好，别人的口音都不正，他的口音最正，他的口音最正就说明他是汉魏文化代表的正统，应该由他来当首相，别人都没资格。像陈霸先这种汉语都说不好的，要照现在话说那是只会讲那闽南语的那种人，他也能当上皇帝？而且他手下的大将都是洞主土豪这些人，在过去不被征讨就不错的人。现在王谢门第衰微了，政权转入陈霸先的「战斗政权」手里面，它是一个土豪的不稳定联盟。
渡江门第衰微是两方面的。从正面看，民进党的执政就是渡江门第穷途末路的体现。从反面讲，民进党的执政还不全，只要国民党仍然掌握在马英九和渡江门第手里面，这个过程就还没有完成，只有到国民党落到侯友宜、傅崐萁这波人手里面，韩国瑜只是一个过渡；渡江门第在失去党产以后，不可避免也失去了对国民党本身的控制权，由国民党的主人变成国民党众多山头当中的一部分山头，整个过程才算完成，渡江门第的日子才算结束。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的是统，他对渡江门第没有特别的感情，渡江门第和其他所有集团一样，是他执行政策的工具。白区党看出了，要维持国民党，今后就只能依靠傅崐萁这些地方派系的势力了，否则的话国民党就要不存在了，他只能跟这些地方派系打交道、跟他们合作。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民进党在自己做少数党的时候，能够勇武抗争瘫痪国会，为什么国民党在陈水扁执政的时候，明明有多数执政的话，却很窝囊地不敢做同样事情呢？不敢做的原因其实如上所述，我已经提过了那些因素；但是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如果国民党这么干下去的话，发现支持你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你必须拿出民进党当年的勇武抗争的精神出来，运用你的国会力量冲击执政党、瘫痪政权，否则的话我们凭什么要养你？
但是国民党现在已经是一个山头林立的地方。就从520的就职仪式就可以看出，谁去参加谁不去参加，党中央说的竟然不算，各派系不把党中央的统一决定当一回事。我觉得我要去参加、我觉得我不能参加，由各山头自行决定，这样一个国民党已经不再是蒋经国时代令行禁止的列宁党了。蒋介石好不容易把各军阀残余势力收拾掉了，留给蒋经国一个完完整整、党中央说话算话的列宁党，但是由于民主化的缘故，现在的国民党又变成了各山头的联盟。各山头自行决定，是不是我下次想要竞选总统，所以我要去参加一下，表示我承认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或者说是我就是不承认、不参加就职仪式，那就等于是我不是在体制内反对政府，而是根本反对这个国家本身了。这是代表两种不同的意义，代表着国民党自身的定位没有统一意见。国民党到底是中华民国台湾的一个反对党，准备下一届继续竞选总统呢？还是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是台独的国家，不是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变成一个革命党，我们根本不承认它政权的合法性？这个基本的路线问题党中央竟然做不了主、形不成有效的决议。
那么要在国会避免国民党分裂成为各个山头，就需要有统一的行动把他们动员起来。而统一的行动必须第一，大将要身先士卒，如果大将不出来的话，各山头肯定是四分五裂；第二，就是要有各山头都能够得到好处的一个复杂的大礼包，这就不能单靠意识形态了。像傅崐萁他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在地方建设、资源分配方面搞一些大工程大项目，照美国的说法就是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之类的，分猪肉桶（Pork barrel），让本选区得到好处。比如说曼钦先生（Joseph Manchin）就最会干这些事情了，他跟拜登进行交涉，主要就是西弗尼吉亚的的几个集团的就业问题。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所在的州是一个穷州，他能够长久在位，变成终身议员，主要的能耐就是因为他擅长于华府的政治勾兑，能够为本州搞的各种有利可图的联邦补贴和实际项目。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照美国政治家的常态就是，在本州是最精明的人，在华盛顿一般不是最精明的，因为两者的游戏规则是不一样的。本州选出的议员是本州最精明的，但是到了华盛顿很可能像sb一样；在华盛顿最精明的人、又要同时是本州最精明的人要长期在位，往往需要自己的选区环境比较单纯，因此小州的议员反而更容易变成华盛顿的元老议员。大州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像加州这样的大州，本地的社会生态已经极其复杂了，所以适应了本州社会生态的人在华盛顿反而不容易站住脚，而且由于本州分蛋糕的局面非常复杂，所以你很难能够当上终身议员。当不成终身议员，那么正如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所说的那样，时间本身就是政治的重要因素，首相只当几年，而阿尔伯特亲王永远在那里，所以我们不一定斗得赢阿尔伯特亲王，不凭别的，就凭他永远在维多利亚女王身边，而过了两年我们就离开了，女王必然会更相信永远在她身边的人。就凭这个时间因素，加州的议员很难变成终身议员，所以他反而斗不赢小州的议员。
傅崐萁他们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像陈霸先的手下和侯景的手下刚刚进入建康城，他们是没有政治经验的，对于冷战时代以来一直主管着资源分配的这个官僚集团，他们是非常生疏的，他们不知道该怎样跟这些集团打交道。而且由于他们是地方派系，他们是身上沾满油污，在油烟当中做饭的人，他们随时手下都有一帮小弟要养，他们对于抽象的意识形态的、大方针的斗争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要的是随时有米下锅有蛋糕可分。他们跟未来的赖清德政府有一个严重的矛盾，这跟蔡英文时代是不一样的。蔡英文时代建立了一个混合的深层国家，但是并没有给南部带来什么好处，而赖清德政府的组成就是要准备借助全球经济转型的机会，以改变台湾内部发展不平衡为借口，将资源投入南部，这是个分蛋糕的问题。这个分蛋糕问题使他的政府跟蔡英文政府不一样，他的政府跟台北中产阶级、和也渴望多分些蛋糕的傅崐萁这样的地方派系山头有极为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派系性质而不是政党性质的，不是民进党跟国民党的矛盾，而是各山头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是国民党的混合大礼包当中包含着很多地方建设项目的缘故，只有用这些项目才能把卢秀燕、傅崐萁这种人动员起来，否则的话他们的本能就是勾兑，跟深层国家自己勾兑分猪肉桶。因为台湾的政治规则不同于美国，真正决定猪肉桶归谁的不是国会议员的小组委员会，而是主持经济财政事务的常任官僚和地方诸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不受党派关系的限制的。例如卢秀燕在台中能够立足，跟蔡英文政府的关系匪浅，绝不是说是民进党的权力打击她，相反卢秀英和她的班底，跟蔡英文时代的法独民进党的中央系和党务系官僚相处甚欢，彼此之间的利益勾兑极好。这个利益勾兑保证了卢秀燕集团在台中的立足，也使得国民党不是铁板一块，很多山头并不真正反对蔡英文政府，不如说他们起了从外部配合蔡英文政府的效果。这样一来也使得国民党不可能——台北中产阶级是离不开美国的，而地方派系有很多山头跟蔡英文政府是实质上的联盟，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白区党可以控制的一种冲击政权瘫痪政权、实施内应的山头变得是极其困难了。
所以一方面要用全党动员的方式防止国民党四分五裂，另一方面，不涉及具体的经济利益的国会改革，是引不动各山头的胃口的，必须有什么环岛建设路线建设之类的东西，把蛋糕放进傅崐萁他们的口袋里，而且向他们指出赖清德政府是会把这些蛋糕放到台南去的。因为蛋糕的总量都是有限的，抽象的大原则不如这些分蛋糕的游戏有效，必须使他们相信赖清德会把这些蛋糕留给台南而不留给他们，由于赖政府的派系基础的缘故，所以他不会像蔡英文政府一样对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友善对待；用这种方式使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和台北的浅蓝色中产阶级、和旧的王谢门第团结起来。
但这恐怕是他们最后一次团结了。白区长如果资源足够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动用地方派系的山头，采取这种做法就是白区党自身的资源不够，必须像是张骞在西域或者是班超在西域那样，利用各派系各小国自身的矛盾来进行动员。动员如果不成功，或者是在过程当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发生分化瓦解，那么下一次动员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动员反复不成功国民党就四分五裂，变成一系列小党了。傅崐萁和卢秀燕在党中央权力衰弱的情况之下是很难合作的，台北的中产阶级也很难接受比如说卢秀燕的团队去竞选总统、或者傅崐萁的团队去把持国会，这意味着他们自己的残余资源进一步以不利于他们的方式进行瓜分。
对外战争是解决内部矛盾的一个办法，让我们团结起来去打击赖清德政府，从他手里面抢蛋糕，这样就可以暂时压下国民党的派系矛盾。所以国民党这次动员，是国民党派系矛盾和共产党白区党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的结果。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无法实现像白区党所希望的那样，让国民党和民进党交换位置、让国民党变成一个富有战斗性的民进党，去发动逆向的太阳花运动，这一点是办不到的。第一，台北中产阶级绝对办不到这一点，他们绝不可能像80年代和90年代的民进党那样具有战斗性。他们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会移民到美国去，或者到日本去旅行，根本就不参加投票，但是让他们到立法院去表演勇武，那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第二，就是各地方派系是等米下锅的人，他们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深层国家很容易给他们各个击破：谁先跟我合作的人可以得到一些好处，虽然没有你指望的那么多，但是你记住，如果你晚来了，那你就会一无所获。地方派系是经不住这样的悬赏的，他们会相互出卖，很容易得就会绕过国会。由于台湾政治性质，就是说是实际上国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并不能够约束行政院的官僚，它不会像是北洋时代的国会一样，因为通过了对政府不利的决议就会造成宪法危机。在总统超然于各机构之上的情况下，只要总统伸手护住行政院，行政院的官僚是可以越过国会继续执行自己喜欢的政策，而无视国会的任何反对的；而国会也绝没有胆量通过倒阁来进行重新选举，让自己的官位不保。这样一来国会的攻击就是表演性的，即使国会通过了决议的话，也不能避免赖政府可以单方面地执行偏袒台南的新经济政策的；同时留出一部分蛋糕，奖励那些愿意合作的地方山头，而同时惩罚那些不愿意合作的地方山头。
由于台湾的政体，即使是在地方首长民选以后，资源仍然掌握在中央方面，台湾的政体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没有任何地方派系受得了中央政权在分蛋糕方面的不利举措。这跟美国的诸侯是不一样的，美国诸侯尽管要争包括联邦补贴在内的蛋糕，但是如果真要跟中央政府作对的话，他们自己是有底气的，他们自己是有资源的。而台湾的地方派系没有这样的底气，他们几个月时间也坚持不下来，他们一定会向深层国家妥协。比如说国会几个月通过不了决议的话，那么会有很多地方派系在暗地里勾兑，跟赖清德新政府勾兑，退出这个斗争的联盟的。
同样，国民党议员大多数是为自己的派系不确定的前途而担忧，看到斗争陷入僵局、决议实施不能通过，要让他们发动群众动员是极其困难的。各派系在斗争稍微维持时间长一点，就会四分五裂，真正负责做饭负责养小弟的地方派系，会重新投靠到深层国家当中，使得国会的动员变得极其困难。这时国民党中央很难使各派系协调一致，强制推行协调一致的政策，这使国民党公开分裂，像亲民党一样瓦解成为一系列小党，这是国民党中央和白区党都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的动员会迅速地虎头蛇尾。
当然关键性的牌掌握在不是别人，就是赖清德本人的手里面。赖清德对行政院是有很多种玩法的，他可以做一个超越党派和派系的超然总统，以自己的亲信选择性地维护行政院，同时把行政院当保险丝来应用，这是一种玩法；另一种玩法就是大规模地引用自己的亲信，把行政院当成是自己人，全力维护行政院。但是无论哪一种玩法，铁定的事实就是立法院是约束不了总统的，立法院自身的安全还需要总统行使最高决断权才能实现维持，立法院也经不起长期斗争和国会瘫痪的压力。所以国民党的大部分派系都会虎头蛇尾，象征性地斗一下就陷入瓦解状态，国会瘫痪到一定时期以后，各方面的斗志都会消磨。局面向社会运动和街头斗争方面发展的时候，国民党的派系分裂就会变得极为明显。
我们要注意，凡事有理论上的最高要求和实际上的办事要求。地方派系要求的是日常的柴米油盐，而白区党要求的是什么？要求的是小团体，能够收集情报和进行破坏活动的小团体，团体一大了你就鱼龙混杂号令不动了，所以他必定是采取专门维护这些小团体的政策，而把大规模的党派性社会运动交给扶不起来的国民党，而国民党肯定又是扶不起来。事态一旦像太阳花运动那样的社会运动多日发展的话，国民党或者说台北中产阶级天生的资产阶级软弱性就立刻会暴露出来，他们第一绝对不能得罪美国，第二经受不起政治动荡和国会瘫痪对他们造成的政治损失，所以他们会首先打退堂鼓。然后地方派系会根据他们在新的行政院当中，跟行政院的新派系和深层国家的勾兑当中相互出卖，瓦解整个阵营。
在这一方面，赖清德本人的态度是关键性的。他是台南人，他跟台南的派系关系极为密切，他要怎样维护台南、同时又要维护自己作为超然总统的地位，牌完全在他手里面。他可以像传统中皇帝所谓的乾纲独断，因为他无论怎样选择，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他的选择，最终这个选择总会产生处作用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他自己的派系能不能壮大、以及台湾本身的人口和社会布局会怎样演化，这些长期后果是落在他的任期之外的，跟他自己的决断是很有关系的。合理的解决方法当然是，把倾斜台南政策和再封建化联系在一起，扭转中央集权过剩的倾向，像日本在平成时代一样，把联邦主义和地方自治的因素增加到政体当中来（注：世界宪制史10，日本，3），培养和树立民进党自己的绿色的本土的山头，用这些山头逐步替代国民党存在的地方派系。
[00:46:36]当然从短期利益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当选总统，尤其是在蜜月期当选的总统，他的权威是无法抗拒的，这跟马英九政权直到后期，自身的威望已经严重地动摇后爆发太阳花运动是截然不同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危机只会象征性的展开，然后等到总统出面解决的时候，实际上所有各派系都会无法抗拒。在国会僵持的法案通过的机会很少，因为国民党的各集团也同样承担不起议事全面瘫痪，他们自己等米下锅的小弟忍耐不住的代价。所以瘫痪到几次，双方的立场表现得很清楚，群众动员差不多做到了，表现自己的派系忠诚的事情差不多做到以后，局面又会跌跌撞撞地恢复回原状。现在这几个法案通过的机会是很少的，通过了以后让行政院不予执行或者是根本就不通过，不予执行以后大家假装没有看见，继续维持强行政体制；或者说制造出政治危机让总统本人出面解决，差别是很少的，在几个月之内就会合流到同一个结局来。然后对于白区党来说，这意味着国民党仍然是扶不起来的。
这个牌是在习近平手里面，因为习近平才能决定要不要在2028年之前打仗。如果要在2028年之前打仗的话，合理的策略就是完全抛弃国民党，国民党花钱太多，有很多钱都花到没有用处的地方，甚至是有反效果的地方。正确的做法是把有限资源投入到关键性的地方，比如说花莲军事基地附近、或者是军内的情报收集小组和破坏小组当中，在关键时刻干扰军事运作就行了，这样可以省下大部分钱，把钱用在刀刃上面。如果习近平根本不敢打，一定要维持一个幻觉，就觉得今后我还有机会的话，那么合理的策略就是避免反复做事不成功造成的派系分裂，在2028年的总统大选之前布局，寻找一个各派系都能接受的候选人。
这件事情非常困难，传统上讲台北市长应该是有优势的，但是那是以前，现在各山头相持不下，卢秀燕和傅崐萁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他们即使不想自己当总统的话，至少也可以通过立王者（kingmaker）的优势，在树立新候选人的过程当中加强自己的派系实力，那么主要的工作应该做在这一方面，也就是说金钱要投在地方派系这一边。投在地方派系这一边，必然要损害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因为钱只有这么多、人力就只有这么多。反过来说，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看白区党的钱投在哪里，投在强化土司和派系、准备锁定下一届大选这方面，还是对他们采取放任自流的做法；如果实际上的做法转为放任自流，那就是说资源已经集中到破坏小组和军事小组方面，是在做战争准备了。
主持人：非常感谢阿姨这番鞭辟入里的分析。确实如您所说，许多台湾爱国者正在对目前已经产生的国会扩权以及府院失衡的状态感到忧心，但是从您的分析来讲，由于台湾的总统是由全民选举所具备的超然地位，那么实际上立法院是没有任何权力进行制约的；因此在立法院进入到僵局无法解决之后，国民党现在还能掌握的地方派系自然就会逐步地开始利益分裂，而由赖清德所掌握的行政院以及深层国家，在掌握分配利益的猪肉桶的诱惑之下就会开始逐渐地分化。当然最后习近平会怎么样运用白区党所剩余的资源，就可以看出他对台湾未来是希望继续拖着不解决，还是预计将在2028年以前发动战争。非常感谢阿姨这番分析，让我们都对未来有非常清晰的一个预见……请阿姨再说。
刘仲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国民党最近提出的这个方案是非常草率的，从立法技术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