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阿姨，那我们这边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了。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本周想向您继续请教我们听众喜闻乐见的关于影视方面的话题。其实近期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匪区去年以来描写缅北电信诈骗的电影叫做《孤注一掷》、还有描写毒品犯罪集团的电视剧《猎冰》、以及还有关于邪教黑社会等现象的电影《周处除三害》，突然得到了非常大的流量跟关注，而且背后好像是有宣传部门在刻意为之。那我们撇开《周处除三害》描写的背景是台湾以外呢，《孤注一掷》与《猎冰》就我的观察，很显然刻画就是赞米亚地区的这些豪强。
我也透过在匪区经商的一些朋友得知，目前贵匪为了抑制这些层出不穷的金融诈骗，导致银行的正常的一些金融交易机制现在越发的紧缩，很多的正常资金流动其实都受到限制，由此就必然而然产生了很多的地下金融管道。那同时匪区的海关也对于容易制毒的这些化学品原料，大幅地提高了进口管制与审查，基本上现在许多的化学品原料都已经做到了白名单许可制度，而且是只能够透过官方的指定机构代理才能够进口到匪区。那我观察到这些措施，其实实际上都使得本来就已经管制很多的金融跟物流更加的雪上加霜，看起来有点抱薪救火的意味。那我想这些现象应该都不是孤立的情况，想请教阿姨这种现象背后的一些暗流是什么？
刘仲敬：我不熟悉犯罪方面的片子，这个跟科幻片不一样，就是我对侦探片好像没有那么大的爱好。现在想起来我对这一类的片子印象最深的还就是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的007，最老的那几部007电影，后来到了罗杰·摩尔（Roger Moore）后面那几代007电影就基本不熟了。沦陷剧自己拍的侦探片至少在我那个年代，就是90年代以前，质量都非常低劣，绝对不能跟《尼罗河上的惨案》那种进口片相比，所以我对它们没什么印象。但我知道的是公安部为了给自己搞宣传，是拍过以前任部长和要员之类的为隐含主角的很多片子和电影电视剧，当然都是要把自己形象——因为真实的公安部门的形象，至少在我眼中，大概跟在刘慈欣的的眼中一样是非常不堪的。就是说不看《三体》电视剧而是看《三体》原著的话，你会发现刑警队长史强在他的笔下是一个很烂的角色，品味也很差劲，只会喝烈酒、不会品酒；虽然也捞过黑钱，而且因为捞黑钱的缘故曾经被停职，吃东西也没有品味，吃什么肚丝之类的（注：肚丝是猪胃，卤煮是各种猪内脏），不会吃好菜，也不会品菜也不会品酒，这跟肖恩·康纳利的007恰好成为非常鲜明的对比。
007刻意塑造的那个形象是什么呢？是公学子弟、英国上流社会的子弟，为了效忠女王和陛下的政府，才去跟俄国人中国人和各种黑社会组织搏斗的。他在破案的过程中一举一动显示出他的品位高雅，比如说他能随时都能分清55年的酒和57年的酒、61年的酒是怎么样区别的，马提尼和伏特加应该怎么样调配，只能混合不能搅拌。葡萄酒，这个故事情节好像是，对了，是《来自俄罗斯的爱情》（From Russia with Love, 1963），对，《来自俄罗斯的爱情》当中他能够发现暗藏的敌对分子，关键就是因为那个冒充英国情报人员的敌对分子在跟他吃饭的时候，用烤比目鱼肉配红葡萄酒。007说我就知道你有问题，红葡萄酒怎么能够配鱼肉呢（Red wine with fish. Well that should have told me something）？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红葡萄酒不能配鱼肉，但是想必就是19世纪以来习惯于雇佣法国厨师的英国上流社会子弟，对这里面的关节是很清楚的，你如果不懂的话就说明你其实并不是上流社会家庭出身的人。如果是上社会家庭出身的人，那肯定是5岁就开始会学跳舞，对于一般的高档食品，酒和肉应该怎么样配，都是有讲究的不是乱来的，而你没有这样的家庭背景的话你就会乱来，就会红葡萄酒配鱼肉，然后让007一眼看破。而史强很明显就是流氓无产者、江湖人出身，他什么也不懂，有钱也不知道喝好酒吃好菜，吃什么肚丝之类的东西、喝烈酒，那都是他在没有当公安以前从贫贱的江湖出身形成的饮食习惯，后来虽然有了几个钱、贪了几个黑钱，但是品味还没有养成。
因为我是有点了解公安部门的人员来源的，影视剧的《三体》当中，史强被解释成为一个解放军退伍军人，这样的军转干部在公安系统中确实是相当多的，但是也有很多江湖系统的干部。跟改革开放时期的大多数改革开放干部不同，因为公安是属于地方系统，基本上是为改革开放干部保驾护航的武装力量，他在政治上总是跟改革开放干部的相应派系站在一起的，而不是比如说跟山东老干部或者黄俄站在一起的。但是在公安系统内部，就是科举出身的两榜正途的干部，像王峰（注：访谈28）或者我这样的人是极少数，而在改革开放干部中的大多数地方，尤其是在沿海一带，这样的科举出身的干部已经是处于优势地位。在公安部门内部，是解放军退伍军人，和江湖出身的、跟黑社会不分家的那种干部占绝对多数，只有在为数很少的技术部门，才算是知识分子有一点势力的地方。
因此知识分子不能够像在大多数部门那样，比如说在我长大的地矿部或者国土资源部那样的部门、或者是在卫生部的各医院，由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本身就是大多数派阀的领袖，在改革开放后期情况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把贫下中农干部挤到一边、基本上完全挤没了，跟黄俄和山东老干部至少已经平分秋色，但是在公安部门的系统内部基本上没有这样大的势力。像我这种出身，要么就像我这样干脆就不管事了，就是根本就不上班去图个清闲轻松，要么就像王峰这样，自己不能独立成事，就要投靠或者是依附黑社会的和退伍军人派系的那些干部，才能跟他们一起分好处。
但是这样做有一个阶级下降的问题，就是说是中等人跟上等人不一样、和下等人也不一样。中等人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呢？他不像上等人那样习惯于统治、也不像下等人那样什么都不懂、不知道自己的利益、经常坑害自己的利益。他不愿意自己统治、承担统治的风险，就像士大夫阶级通常不愿意做皇帝，跟军阀不一样。宋朝明朝的皇帝用士大夫而不用军阀，原因就是因为士大夫没有军阀那么大的野心和能力。但是他也不愿意臣服于出身和作派不如自己的人。比如说刘伯温年轻时候一定要效忠大元，这个跟曾国藩左宗棠要效忠于大清是一个道理。左宗棠本身在年轻时候是个排满分子，什么叫做「客金愁数长安米，归计应无负郭田」（注：燕台杂感，第五）？就是说是希望满洲人滚回老家；但是他真的跟洪秀全和他的部众接触以后，就顿时发现满洲人好歹是贵族、而洪秀全他们那些人顶多是酋长和落第秀才，论水平比他自己这个士大夫还要差得多。我老人家好歹是个举人，怎么能够服从你这个连秀才都考不上的人？相比之下尽管我对满洲人也不是很满意，我服从满洲的爵爷相比之下心理上还好受一点。
刘伯温也是这样的，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元绥靖朱元璋、方国珍这种草莽出身的人。虽然吴越士大夫自己没有能力完全翻身，但是如果非要服从谁的话，那他宁可服从蒙古贵族也不愿意服从朱元璋、方国珍这种人。所以朱元璋必须用武力威胁，才能迫使包括刘伯温在内的吴越士大夫出来做官，甚至还专门制定法律「不为君用」罪。平时的时候都是大家都抢着做官，但是到朱元璋的时候大家都不肯做官，最强的士大夫都不肯做官，必须用法律制裁，不做官就有罪，逼你非做官不可。为什么呢？因为你出身差。中等人的特点在哪里都是这个样子：虽然自己多多少少有点自知之明，不希望自己直接统治，非常勉强地，像曾国藩最后是被形势所迫才不得不出来做了统治阶级，而且还是非常谨慎地，虽然实权已经掌握在手，还不愿意跟大清皇帝决裂。
现代社会其实也是这样的。现代社会的中产阶级，包括发达民主国家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处在这样的地位上，像很多名义上男女平等的婚姻中的女性一样。要在形式上平等、要在礼仪上获得尊重，要政治家表示说现在是人民的时代、伟大的普通人的时代、现在是普通人当家做主的时代，让自己在面子上得到尊重，但是实际上实权仍然愿意让像麻生太郎那样的旧贵族来管。他们要求的就是像很多婚姻中的女人一样，形式上男女平等，不再是妻子要服从丈夫那样的传统婚姻，礼仪上往往是女人还要占强一点，男人必须尊重女人、而女人不一定要尊重男人，但是实际上还是要把冒风险和做决策的责任推给男人，现代社会上占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仍然采取这种态度。
所以这就是选举政治的微妙之处，你得抓住中产阶级大多数的心理才能赢得选举。这个做法跟男人对女人的做法往往是差不多，就是说是面子上把她抬得很高，但是实际上却要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面，现在很多男人就是用这种手段对付女人的，政治家也经常是这样对付中产阶级大多数的。这就是中等阶级的特点。中等阶级是非常势利的，因为它的地位不如上等阶级和下等阶级那样稳定，它的势利是本能的势利，就是说不见得是有意识地歧视出身差或者是没钱没势的人，但是本能地，就像是007一旦发现你配菜都不对、不是上等人出身，马上就对你另眼相看那样。
公安系统是江湖人特别多的地方，因为它是地方改革开放干部的刀把子、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它需要有很多像史强那样的人，这种人能够跟江湖人、黑帮、草根企业家之类的能说得来、能够深入他们的社会当中，才能完全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任务。这些任务有很多都是非常不堪的，违反法律、包括共产党自己制定的法律，但是有助于当下的迅速搞经济建设排除障碍。为什么讲「中国速度」，「中国速度」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包括公安系统、甚至有的地方是以公安系统为主力的，维稳势力能够对弱势集团、利益受损集团，比如说坟墓或者是老宅被强行拆迁啦、或者被送到污染企业去患了病或者致残了之类的弱势团体实行无情打压，保证他们不会像西方国家——不仅是西方国家了，发达国家有它的民主体制，你很容易闹一闹或者是捞取高额补偿的，不发达国家嘛，它有它的封建体制和部落体制，像印尼那些地方，印度，他们有自己的部落酋长、宗族长老、地主，包括民国时期大多数地方都是这样的，有地主豪绅在。如果你要在那些地方，比如说——现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政策其实古已有之，别的不说，张学良在满洲、王占元（1861-1934）在湖北都搞过现在会被称为「开发区」的那种体制，但是规模都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地主豪商的势力很大。
汤芗铭提出一个计划，汤芗铭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他曾经是袁世凯和黎元洪联合推出的湖南督军（1913-1916），后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历史学家把他说成是袁世凯的傀儡，但是实际上袁世凯的势力还没有那么大。袁世凯要跟黎元洪合作，共同对付谭延闿和李烈钧，而两湖的关系有点像滇蜀关系，双方谁也不服谁，四川人都想压云南人一头，但是云南人也经常想压四川人一头。湖南跟湖北也是这样的，湖北文风比较鼎盛，论士大夫阶级，所谓「黄半榜」，黄州的士大夫阶级是特别多的，可不是现在黄冈才开始的，大清一朝黄州籍的士大夫特别多，相比之下论学术的话，湖南籍那些蛮族味道很浓的曾国藩左宗棠之类的，搞士大夫真的不一定搞得过他们。但是论蛮族性论战斗力，那么湘军总是领先于鄂军的。胡林翼（1812-1861）的鄂军并不怎么能打的，但是胡林翼忠于大清的程度是超过曾国藩左宗棠的。同样蜀军永远打不过滇军，因为滇军的蛮族性要强得多。所以湘军在洪杨战争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是压倒了粤军和士大夫。
黎元洪跟袁世凯合作来压谭延闿，把他的代领人汤芗铭——汤芗铭在辛亥独立战争的时候，带领一支扬子江的海军舰队在关键时刻投靠黎元洪，是清军失败的主因，当时清军主将就是袁世凯手下的大将冯国璋，从这一点你也可以看出汤芗铭并不是袁世凯自己人。他以后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在北京当空头大总统（1916-1917）那段时间内，也始终是黎元洪领导的鄂系的重要人物，跟北洋系始终是不和的。他到湖南去，是黎元洪为首的鄂系跟北洋系合作，共同打击湘系的结果。鄂系想利用这个机会，就像胡林翼如果活着可能也会这么做，胡林翼是死得太早，胡林翼如果活着的话，胡林翼和曾国藩左宗棠关系是不容易搞好的，因为湘鄂关系始终是相互对抗的。鄂人的典型做法就是联合北京的满洲人，说我们士大夫化的程度比那些湘蛮要高，而且对北京的朝廷更忠心一些，像黎元洪联合袁世凯那样打压湘蛮。
汤芗铭在汉口，汉口是商业城市、武昌是政治城市。首府设在武昌，但是各国租界，像上海自由市那样的租界，尤其是英租界和德租界、工业和商业主要集中在汉口。所以汤芗铭就提出一个「大武汉」计划，当时武汉还是三镇，号称「阳夏保卫战」，「阳」是汉阳，夏口就是汉口；提出把武昌、汉阳、汉口三个城市联合起来，就像现在提「大湾区」或者国民党在1928年以后提「大上海」一样，把租界地区-汉口商业地区、汉阳铁厂-汉阳工业地区和武昌政治地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大武汉自由市。由他来当该自由市的领导，对该自由市实行后来江泽民在上海实行的浦东开发政策，把那些荒地滩涂地，价格很低廉也没有多少价值的土地开发起来盖楼房卖，中间赚出来的差价作为开发经费，把整个大武汉的经济带起来。
但是他没有取得像90年代江泽民时代以后那么大的GDP增长，如果他做成功了，那就是90年代全球化时期的GDP暴增就出现在武汉了。为什么呢？因为障碍太多了。首先当时土地是私有的，私有土地主有几个来源都惹不起。A，在湖北当时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会。当时天主教会正在经历爱尔兰系天主教徒排挤德国系天主教徒、和原来占统治地位的法国和意大利系天主教徒的主要过程，但是无论如何天主教已经是当地的大地主了，根据条约权利容易引起国际交涉，他们土地很难动。B，因为军队有的时候也参加抗洪救灾，所以军队也对一部分滩涂地，像浦东那样的荒地有主权。比如说像刘佐龙（1874-1936）那样的鄂系次级军阀，跟黎元洪那种大军阀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旅的旅长，但是他手下的士兵抗洪救灾有功，得到了一些滩涂地的主权，在军饷不足的情况下，要军官和士兵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非常不容易。你跟军阀做斗争，你手里面又没有枪杆子，只凭改革开放大家赚钱的口号，人家是不买你的帐的。
C，传统的旧派儒家士大夫的地主，他们的合法产权还是得到法律保护的，尽管他们的势力已经有所削弱。新派士大夫就是汤化龙、汤芗铭本人那种人，自己同时是汉口的商人、同时在乡下还有土地，他们也有各种滩涂、汉口的总商会。这些各个利益集团人人都想分一杯羹，哪一个都摆不平。汤芗铭最后是完全失败了，他的计划在萧耀南担任督军的时候（1921-1926）只实现了一小部分，卖了一点点地赚了一些钱，还开办了一些有军阀和商人投股的什么大世界啦、游乐场娱乐场这些，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应该是很熟悉，深圳啦上海到处都是，只搞了一点点，非常寒酸的。
就是当代五毛们、费拉右派们强调的那样，只有我们中国才是「真自由主义」，你看我们开发得多么大，印度不行东南亚不行美国不行。为什么你们不行呀？你们搞不了「真资本主义」。他们心目中的「真资本主义」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就是史强、黄亚波、刘豪杰、王峰他们那些人（注：访谈28），谁家跳出来说我们家的墓地你们不能用，这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而且这个人弄不好还是蒙古人或者回民，那就像是当时的天主教会的土地诸如此类的，会引起很多纠纷的。怎么样？史强或者是刘豪杰或者是王峰他们就要打砸抢，打死了人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抢走。后来王峰和温玉荣他们出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抢了别人的尸体，至于最初的纠纷是不是因为争土地还没争别的我就没有搞懂了。但是反正他们能够搞下去，是因为土改和其他的社会运动已经进行了，地主、豪强、天主教会已经不存在了，强势的地方势力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放在印度或者是马来亚，乖乖，伊斯兰教师协会会跟你闹翻天，它自己就在选举中有很大的势力，没有哪个大党愿意跟曾经在剿共当中发挥过很大作用的伊斯兰教师协会作对。
其他的部落酋长豪强，你就到秘鲁、厄瓜多尔、洪都拉斯那些地方去。比如说要到洪都拉斯去排挤台湾，那肯定要给当地的豪强搞一些好处搞一些开发项目。但是实际上这开发项目都是很快停的，为什么呢？A，印第安酋长某某某跳出来说是，根据自古以来一百多年来的条约权利，你TMD竟敢动我的土地，合乎我们的条件吗？我们部落议事会还要再讨论三五年，不一定讨论出个结果来，而且你给的价钱，你当我们是中国农民啊？我们肯定是不满意的，加钱，加了钱以后就无利可图了。然后还有各路豪强，那都是黎元洪时代湖北那些豪强、陈炯明时代东莞那些豪强。陈炯明时代的东莞豪强也是不好惹的，他们有自己的私家军队，而且经常张家跟李家大族，就是旧部落儒化以后形成的大族，之间拿着迫击炮相互开战，打起仗来一点都不比军阀混战要差。
你到中美洲秘鲁那些地方去，你面对的就是陈炯明时代的状态，你根本搞不定那些豪强。虽然你有国家提供的小秘基金，把总统本人给收买了、把总统的姨太太收买了、说动了总统本人跟台湾断交，但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断交这事可以收买总统和几个参议员就能够办到的，但是要开发能够像是在深圳或者浦东那样获利的话，本地的大地主，天主教会、印第安部落酋长之类的轮番给你上阵，很快你就是把钱亏光什么也干不了了。
这就是费拉右派的本质，费拉右派必须依靠共产党，如果不能打土豪分田地，改革开放无法进行，这就是中国国家主义左派和费拉右派共同理论的关键。中国传统自由派，像秦晖那样的传统自由派，对此的辩驳全都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很遗憾，五毛、国家主义左派和费拉右派的说法完全正确，这句话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成功，多亏了毛泽东实行了土改、三反五反和一系列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像明太祖朱元璋对他的儿子朱标说的那样（注：徐祯卿，剪胜野闻，棘杖），你不要读多了孔子孟子的书就以为应该行仁政了，sb，那是说给别人宣传的话。来，我给你一个长满荆棘的树枝，你来拿一下。太子说我拿不动。朱元璋说我给你砍，把这上面的荆棘树枝全部砍掉，留下光溜溜的一根棍子，你现在拿起来是不是舒服多了？儿子啊，你以为他们是对你好的吗？不是的，那些sb知识分子是骗你的，我才真正对你好的。我要把这个树枝砍得光溜溜的，然后等你当了皇帝以后你日子才好过呀。
这话不就是希腊作家所说的那样吗（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3第13章、卷5第10章，Periander）？什么叫做独裁者的技术？有一个人跑去问某某僭主，怎样才能当好僭主？那个希腊僭主一句话也不说就走到田野里面，看见长得高的麦穗咔嚓咔嚓地打掉，过了一阵子田里面长得高的麦穗全部被打掉，然后他一句话也没说回来了，对使者说你明白了吗？使者也是明白人，看以后就说我明白了。回去了他就说，僭主的意思就是，你想当僭主，就要把国内有声望的人、钱多的人、世家大族的世家子弟、道德品质特别好、在民间有号召力的人全都杀掉，只留下品格卑劣的穷困潦倒的贫下中农一样的人，这样你就能够当上独裁者了。有钱的人、有势力的人、有出身好的人和品行好的人全都有可能会反对你的力量，你要把他们全部除掉，这就是做独裁者的秘诀。当然，亚里士多德后来引征这个故事的时候，当然跟大多数希腊作家一样，认为僭主是个反面现象、是需要谴责的，但是实际上全世界当僭主的技术就是这个样子。
费拉自由主义跟中国的左派国家主义名义上有左右之别，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需要运用僭主的技术，把社会打得只剩下贫下中农。只剩下贫下中农的话你就可以说，哈哈哈哈，美国太不行了，修一个高铁什么什么的，这么长时间都谈不出名堂来，修一个房子要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工会太坏了，因为工会和白左的把持，所以美国注定要衰亡。为什么注定要衰亡？这些那些势力集团一谈，你不可能迅速地征地，也不可能把些抗拒征地的什么当地牧场主之类的人全家灭口再把他们的尸体抢走。既然不能办这件事当然很慢，美国办事太慢了、效率太低了，发达国家也不过如此，不过是凭历史积累，很快就不行了。发展中国家当然就更不行了，什么印度呀、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那些万恶的地主酋长那些，那不就是土改对象吗？或者是三反五反的对象？他们就缺一个毛泽东，没有一个毛泽东整你的话，你们的经济永远发展不起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中国当代改革开放时期的自由派以及民主派有气无力进行反驳，但是没有办法反驳，因为这完全是事实呀。
要搞开发，像南非为什么，费拉右派非常反对南非，除了南非治安坏以外，归根结底恰好就是因为非国大和美国民主党一样并不是列宁主义者，它没有办法把自己内部那些盘根错节的诸侯搞定。所以碍事的人太多了，你无法制造出像中国农民工这样又便宜又听话的民工队伍，没有办法对资源实行合理化的使用。而像马斯克这样资本家就顿时感到，到中国什么都好了，中央特别给他开绿色通道，给他一笔贷款实际上等于白送，土地资源都等于白送，只要你肯把高科技企业开进中国，让中国人来分享技术，什么都答应你。你到美国有这么便宜？在南非有这么便宜？发展中国家不行，发达国家照样不行。
当然这是一种断子绝孙的发展方法，但是费拉右派要的就是这个、国家主义者要的也是这个。国家主义要用这种方法来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力量，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大国和强国，一洗N多年以来的耻辱，包括中国共产党作为苏联小弟，长期受苏联气的仇全都要靠这些。费拉右派呢要让中产阶级迅速发财，就像王峰他们给改革开放干部保驾护航，想让自己捞一笔一样。他们都需要毛泽东，无论左派和右派都需要毛泽东。
毛泽东和列宁党的真正的用途是什么呢？真正的用途就是削平社会上所有地方强权，真正的用途就是僭主，没有僭主无法进行全球化大开发。而全球化的流动资本需要第三世界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僭主出来削平社会，为他们提供奴隶劳动力，这个奴隶劳动力是万恶的白左、西方工会和——我们要注意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分左右，无论中西都不能分左右，要分封建，因为理论上属于左派的工会主诸如此类的势力，和理论上属于右派的地主、部落、封建保守势力全都是一样，他们都是在国家之外使社会具有抵抗能力的豪强，豪强有左派出身也有右派出身的，但是他们都是中央集权编户齐民制度的障碍。
我们现在熟悉资本主义是封建欧洲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它是在封建主义的法权结构之下产生出来的，而东方国家也有资本主义，穆斯林诸帝国、大唐大清也有完全依附于宫廷或者是剥削民间，像宫廷商人或者像孙二娘开人肉包子铺那样的资本主义。古罗马也有资本主义，古罗马的资本主义是使用奴隶劳工的资本主义，技术工人是大量使用奴隶的，而自由人尤其是城邦共和国的自由人基本上不从事工业，因为自由人不可能愿意当奴隶。而使用奴隶劳动力的企业名声也不太好、社会地位也不太高，远远不如农场主出身的、立下军功就当执政官的公民战士地位高。所以罗马资本主义的名声始终不好、最后也没有发展起来，跟奴隶劳动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奴隶劳动可以支持资本主义，这一点我们熟悉的封建主义产生的资本主义是不熟悉的，但是全球化以另外一种形式给它们提供了罗马式的奴隶劳工从事的作坊资本主义，这个资本主义也是罗马衰亡的原因之一。
谁能抵抗这些资本主义呢？尽管沦陷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化的社会，但是涉及到具体的问题上，你是不是豪强或者说你出身，或者说是有没有社会资源是关键的。比如说我和王峰干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我整天不上班，因为我骨子里面像刘慈欣——刘慈欣只算个小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我是瞧不起刘慈欣的，我也瞧不起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这里面当然有势利眼的成份，但确实也有怎么说呢，就是像龚自珍他们那个时代，如果你只会读科举应试材料、不会看那些史记汉书或者是佛典之类的考试不考的材料的话，那么你的逼格是不高的，说明你只是个混官的人，而真正对知识本身对学问本身、对孔孟之道都没有真正的体会和爱好。刘慈欣跟胡锦涛一样，放在大清朝的话就是那种只读《朱注》，对史记汉书的原本和和古注都不读的那种人，所以我这样的人是瞧不起他的，但是即使是他都瞧不起史强，因此他必定也瞧不起刘豪杰那种人。
但是王峰是个出身很差的人，如果是在民国时代，他是上不了华西那样的学校的，那时候上华西的学校至少要小地主以上的家庭经济资本，无产阶级是上不去的，不像是后来至少在80年代学费还没有涨以前，国家的补贴可以让你完全没有钱也能上得起。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个学历和随着这个学历来的公务员资格对他是非常宝贵的。比如说在欧洲军队以及包括现在的牛津剑桥大学当中，贵族出身的人是只称先生（Sir）的，他不会被称为少校或者是博士，因为他不是靠读博士来挣钱或者当少校来挣钱的。平民出身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他如果不是博士不是少校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农民什么也不是，是一个佃农什么也不是，这个地位对他很重要。但是贵族出身的人我是伯爵，我在军队里面当上校，不在军队我还是伯爵；我是爵士，我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别人如果称我是博士我还不高兴呢，因为我不到牛津大学来我还是爵士，我并不需要牛津大学的学位。我到这里来只是为混一个阶级地位，我是出身高贵的人，我不从事营利性的工作，我从事清高的学术性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就像是希尔顿那部小说，后来改编成著名电影《鸳梦重温》（Random Harvest, James Hilton），小说里面有很多电影里面都没有的部分。总之希尔顿少校是一个在战争中受伤的贵族子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样贵族子弟很多，后来他在回来的时候，他们家父亲去世了，家里面正在分遗产。他也分了一部分遗产，但他跟大哥和大姐他们不同，他不肯拿到遗产以后就从事商业，他拿到钱以后就去上学去了，从事某种学术研究，像胡适之的朋友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一样，每个男爵都有他的幻想。
直到1920年经济危机爆发，他的几个哥哥姐姐拿着钱经商亏本亏大了，眼看就要破产，而且很多工人会因此失业。他们就来找他说，你没有投资经商、没有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你的钱还在，现在你如果不出来挽救家族企业，对英国不好、对我们家族不好、对这么多工人不好，他们都指着我们吃饭呢。我们作为封建贵族是他们的保护人，你忍心让他们流离失所流浪街头嘛？现在只有你的手里面还有钱，你难道还要自私地去搞什么像曾国藩说的无益于世道的空头学术？难道不应该出来搞一搞，照明末儒家的看法就叫做「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注：颜元集，学辨一）？难道你不能给我出来搞一些俗务，像左宗棠他们搞的兵农钱谷之类的俗务救世吗？他想了一下，尽管他并不喜欢，但是出于贵族的责任感，事到如今他只能这么做了。
后来他的外甥女凯茜，这个人物在电影中被删掉了，有一点喜欢他，有一天看见他摸黑在书架上找一本关于古埃及还是什么的书，就忍不住哭起来，她说，我知道你真正想做的还是要回去读书，但是你现在还非得出来当企业老总和国会议员候选人不可，我替你感到难过。这就是英国贵族子弟，贵族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跟王峰或者是刘慈欣、史强和刘豪杰他们的差别，没有说是英国贵族跟资产阶级那么大，但是还是有正牌士大夫和冒牌士大夫的差别那么大，而刘豪杰或者史强那种人就纯粹是江湖人。顺便说一句，刘豪杰其实也在，我不是以前提到过吗，他曾经参加过抓捕悍匪白宝山的行动，所以在公安部门宣传自己英雄事迹的电影之中他是出现过的。我不知道那部电视剧，好像是电视剧而不是电影叫什么名字（注：末路1997——中国刑侦一号案），反正跟《湄公河行动》差不多。《湄公河行动》（2016）吹的就是现在已经倒台的前任公安部长、郭文贵的老朋友孟建柱，而他在电影中叫什么名字，这个电影我没有看过，所以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叫什么某某某部长，就是他本人了。现在倒霉的白所成呀、明国安那些人，都是他在《湄公河行动》时的老战友了。公安部拍电影就有这个特点，幸好不用真名，用上真名以后，去TMD，一般来说十年以后正面主人公就变成反党分子了，一般情况都是这个样子的。从改革开放时期，公安部门开始，那个公安部部长好像姓白，我现在又忘了他的名字，开始到香港去发展香港黑社会的时候，情况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注：陶驷驹，访谈274）。
刘慈欣觉得他是一个冒牌的士大夫，他的阶级地位跟王峰大概可差不多，已经瞧不起史强了，但是王峰却不敢瞧不起刘豪杰、黄亚波他们。因为刘慈欣是国企的干部，他不需要通过这些活动来捞钱，他可以通过国企的娘子关电厂这方面来分钱，而王峰不行。如果他也像我这样做的话，那他除了工资以外就拿不到别的东西了，而我能这样做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的出生和阶级地位不一样。我曾经对王峰说过，关键问题不是在于你有多少钱，而是在于有你有多高的阶级地位，你不提高自己的阶级地位——这话我没有说出来，意思就是说你不提高自己的阶级地位，想要挣更多的钱，那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最后完全一样。就像是苏联所谓的那样，自从女医生在医生当中超过一半以后，医生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就急剧下降了。
比如说在日本和台湾这种地方，医生是有特殊地位的，他本身就是土豪。比如说二战刚刚结束，日本一度吃黑市米，非常穷的那个时代，日本有一部小说，我忘了作者是谁了，曾经写过，本村的医生和太太都开始自己种土豆了，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本村的医生肯定是本村的重要人物，他太太应该是平时不用种土豆的，养养花之类的就差不多了。台湾像赖清德这一类人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台湾三师，医师在民间一向是很有声望的，不仅仅说是为了能够赚钱，而是因为他有凝结核的作用。而西方的律师容易发挥这个作用，原因也与此相似。
但是沦陷区的医生完全不是这样，就像是炸博士所说的那样，就是刮患者的钱给自己捞钱的那些非常贪婪的人，跟开发商没有什么区别；在民间也没有威望，很容易像落单的改革开放干部或者警察一样被人开黑枪或者打黑棍，完全没有这样的威望。以前就是清朝末年或者民国时代，这样的威望其实还是有的，这就是出身问题。像苏联女医生占了多数以后，医生就失去了在以前沙俄时代和在共和国时代有的社会威望，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铁饭碗人员而已，跟下级公务员没有区别，而改革开放时期的医生也跟开发商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的阶级基础没有了。以前知识分子受人尊重是因为什么呢？包括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受人尊重，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地主资产阶级，虽然被打倒了，但是过去的上等人的行为习惯和社会上的阶级风气还在；而改革开放时期知识分子，80年代还有一些旧家子弟在，90年代以后尤其是扩招以后，基本上是贫下中农化了，那么就没有威望了，你只是能多赚钱而已，并不受社会尊重，就是这个原因，他们都变成像王峰这样的人。如果都是像我这样人的话，可能还比较像80年代时期那样。
但是我说这话王峰是听不进去的，他也不具备听得进去的条件，按照公家发给他那点钱的话，他是没有办法维持他的阶级地位的，他不能够像我那个样子，一天到晚游荡游荡游荡。就像是军阀总是在上海租界里面住，而不会在武昌或者是在南京住一样，因为我认为就是遍布知识分子地矿部的大院，是精神「天龙人」的据点，虽然——对了，有些人说我说的是四川口音，他们听不懂，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世界上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里面的问题，就是其实我现在说的话不是四川口音，尤其不是资中口音。资中口音是怎么说呢，资中口音我只对极少数人说过，包括跟我太太我都不说。
我说的话也不是川普，我说的话是抗战后期才产生出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国中之国的小社区中才流行的上下江克里奥尔语。这是由抗战后期的新派士绅跟下江人，就是国民政府带来的上海人南京人那批军工教人员和流亡工业家，进行交流时使用的国际语。它的地位相当于马可波罗时期的伊朗语，因为蒙古人突厥人和所有人，比较有国际化视野的人全都会说一点点波斯语。这个波斯语跟正牌波斯语不一样，这个差别相当于上海英语跟牛津英语的差别，上海英语女王陛下可能是听不懂的，但是它还是算是英语的一个分支。上下江国际语也是这样的，它包括一点点资中话的成分在内，但是它的存在目的是，让蜀人跟江西老表或者是湖南军阀能够有效地交流，吴越知识分子听懂就很困难，山东老干部和满洲技术员完全听不懂。这是一个同时具有阶级和民族意味的隔离瓶，能够听懂的这些人就是国民政府逃亡重庆时期形成的这个集团。
台湾人应该比较能够理解，本省人和外省人既联合又斗争的。本省的黑帮经常有一句口号叫做「打下江人呀」，落单的下江人去买东西的时候，别人一文钱买一车的橘子，一文钱要买10块钱的，如果你说不对的话，就会冒出一帮重庆黑商人高呼「打下江人呀」，对了，那就是竹联帮角头的世界了。所以他们必须集中居住在像梁实秋住的「雅舍」那样相当于眷村的地方。但是上层人物必须沟通，为了共同升官发财起见。本土的土司，像高玉树（1913-2005）那种人，必须跟国民党的迁台官员商人进行合作，否则的话你是分不到蛋糕的。于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形成了一种上下江国际语言，就是我现在说的这种语言。
后来共产党来了，把我们全都打倒了，但是过去的仇恨还没有完全消灭，所以其实彼此的集团仍然分得相当清楚，我们跟江西人湖南人是比较亲密的集团，跟满洲人和山东人基本上就是敌对了。双方住在精神天龙人的社区，就是使用北京时间、普通话和垂直教育管理体系，绝对瞧不起地方系统，我们是殖民者。地方系统，请注意这个「地方系统」指的是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而不是土著民族，土著民族比如说维吾人或者哈萨克人或者回民之类的，那些人是印第安人。同样被划分为汉族的地方系统，待遇不如我们、不使用北京时间而使用乌鲁木齐时间，他们是被殖民者，而我们是殖民者。我们看待他们就像台北的天龙人看待外县一样，你们是下等人，绝对不能跟你们通婚的。
所以根据这个理由，所以我也不能够住在三教九流、各种成分的人都有的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所在的地方，而要住在地矿部和国土资源部自己的大院里面，这里才是高贵的天龙人所居住的地方。而乌鲁木齐市的公安局，因为它要负责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任务，所以它必须跟包括各种成分、包括少数民族的干部打交道。我们那里基本上没有少数民族干部，基本上都是天子派来的北京人和援疆的各种各省的高等人。有少数民族干部、有江湖人、有转业军人，转业军人文化程度不太高，在需要技术的部门，比如说卫生部地矿部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在地方政府、尤其是需要使用武力的公安部门是非常多的。所以住在他们那里是不行的，我要住在自己的地盘，就像军阀一定要住在租界里面那样，我也不买外面的商品房。后来我买了一个房子，始终是放着当我自己私人图书馆用，现在我在那里还存着不知道有多少书都丢在那里了，但是我并不住在那里。而王峰是不能这样做的，他没有这样的阶级背景，所以他只能打进那些集团去谋取小金库的收入，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办法。
我想黄亚波、刘豪杰、王峰这几个人最后下场，就跟就跟刘慈欣描绘的史强一样，是经常遭到纪律处分，很容易被打黑打掉的。后来黄亚波果然给打黑打掉了，这肯定是因为派系斗争的问题，而不是因为其他人比他更少黑。他在改革开放干部谋取利益的各种派系当中，大家都要分一杯羹，最后总会在这些事情上早早晚晚要出事。而且有的时候随着政策改变，像白所成和湄公河行动（Mekong River massacre, 2011）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孟建柱现在是倒霉了，他自己现在还没有被捕，但是他手下的各种爪牙，包括前任的重庆市公安局长已经咔嚓咔嚓进了监狱里面去了，所以白所成跟明国安他们在缅甸也相应倒台了，都是属于类似的现象。
没有根基的无产阶级资本家也是这个样子，他们不可能像过去的南通状元，我自己是大清国的状元出来经一经商，我自己还有原有的阶级地位，不是你可以随便摆布的，而无产阶级出身资本家就不能这样，你可以随便摆布。同时也通过跟当局合作，能够随意支配无产阶级出身的农民工而捞到很大利益，大家形成一个相互捆绑的利益集团，这就是改革开放利益集团。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完全依靠对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矿资源的肆无忌惮的滥用，因此像罗马资本主义一样是非常短命的，因为用完就没用了。罗马资本主义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奴隶劳动力。它需要不断的廉价的、越便宜越好的奴隶劳动力，在罗马共和国征战时代，动不动罗马人灭了迦太基灭了科林斯或什么国，一下子几十万奴隶哗哗哗，像斯巴达克斯（BC103-BC71）那种，色雷斯灭亡以后大批奴隶拥入市场，资本主义发展得很好。但是后来帝国带来了帝国和平，修了长城，跟蛮族战争已经降低为低烈度战争，而整个地中海世界已经统一，不再有新的奴隶来源，奴隶资本主义就玩不转了。
为什么玩不转？奴隶不传宗，奴隶没有家庭。正如马克思·韦伯说的那样，私人财产和家庭联合在一起，奴隶没有财产和家庭，奴隶不传宗，奴隶必须依靠战争掠夺进行不断重新购买，原有的第一代第二代奴隶很快就断子绝孙。没有新的奴隶来源，奴隶资本主义就垮台了，罗马时期地中海连接意大利和埃及的巨大港口，在中世纪初期完全荒芜了。过去的大城市现在变成安徒生描绘的那种沼泽地，意大利的穷人他们是高贵的罗马人后代，住在荒废的残破不堪的王宫中间，大理石被一块块拆下来拿去倒卖，为了一个打碎的陶罐伤心地哭泣，光着脚到充满蚊子的沼泽地中去取水，落到这种下场，国际贸易完全中断（注：没有画的画册，第二十夜）。因为支持这些国际贸易是奴隶劳动力支持的全球资本主义、奴隶资本主义。
而奴隶资本主义有很多问题，其中重要一个问题是劳动力是像炸博士忧心忡忡的中国一样，没有一个董志明出来；这也是马斯克所担忧的那样，他说中国生育率如此之低，下一代该怎么办？的确是这样的。他的企业到下一代也就不灵了，像罗马资本主义一样不再有人矿了，人矿已经被用光了。封建主义应运而生。封建主义有两个来源，一是蛮族部落酋长，他手下的武士变成封建领主。二是重新成长起来的罗马大庄园，这些大庄园使用农奴而不是使用奴隶，农奴有财产，虽然他是依附性的，他有子女，他要把财产传给子女，把财产传给子女的愿望是他们能够生育，这样劳动力才能够得到保障。
如果费拉右派想要达到美国公会白左的企图得逞的话，那么美国就会变成罗马，工人阶级也不会生育了，不会有那种像80年代的电影，什么什么《回到未来》之类的电影，或者是像《天外来客ET》，那都是我小时候看的电影。那些家庭是什么呢？一个单亲家庭养3个孩子，完整的家庭养5个孩子，这是正常的美国人，因为他们是有财产的工人，美国工人阶级是不好欺负的。如果他们变成中国农民工和罗马奴隶那样的人，那么他们的生育率也会像罗马奴隶和中国农民工一样低落，很快这个资本主义就要玩不下去了。社会组织才是关键，形式上的左派和右派根本就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