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葡萄牙大选 & 论萨拉查

主持人:阿姨您好。今天想要问您一个跟最近发生的一起新闻事件有关的内容,虽然这个新闻事件,可能因为一部分观众朋友没有太关注,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也引起了我在很多方面的兴趣。就是在上周日3月10号,葡萄牙举行大选,那么从选举结果来看,此前50年间是由左翼的社会党和中右翼的社会民主党交替执政的局面被打破,极右翼政党,最近兴起的叫做“够了”的这个政党获得了19%的选票成为关键的第三大党,可以说极右翼势力再次突然地改变了一个欧洲国家的政治版图。我不久前看到一位政治学者对此分析,他说人们的政治观点不是突然改变的,很多人之前已经有了极右翼的思想,只是担心会受到主流社会的敌视而不敢表露出来。因此从前的极右翼政党领导多是一些能力比较差的边缘人,但是近年来有更多有能力的政治家加入了极右翼政党,这使得他们能够吸引更多的支持者,而不能分析说是突然有很多人就转向了极右。您认为他的这种理论是不是有依据呢?您认为葡萄牙的极右翼势力崛起和其它国家的类似现象,能不能用共同的一种理论来分析,还是每个国家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呢?谢谢。

刘仲敬:葡萄牙是一个没有种族问题,只有身份问题的地方。就是它的存在就是证明欧盟时代的种族主义其实是没有依据的,它跟北京城或者是上海市的户口问题本质上是同一的。葡萄牙其实至少有1/3的人口是有黑人和摩尔人(moors)血统的,自古未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也没有像西班牙那样经历过卡斯蒂利亚王国(Kingdom of Castile)(1035~1837)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的活动。葡萄牙的贵族和上层人物有混血性质的很多,但是它依靠跟英国的永恒联盟、500年联盟,和北约成员国的支持,很少有人注意到西班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中立国,而葡萄牙却加入了英国一方。而西班牙是在弗朗哥政权结束以后才加入北约的,而葡萄牙是一开始就跟着英国的尾巴加入北约的。它作为一个小国,作为英国的附庸国,它对英国最初的用途是提供美洲殖民地的黄金,在失去美洲殖民地以后葡萄牙就像是英国的一个郊区一样。像香港人到东莞一样,到生活费用便宜,而且有葡萄酒和地中海阳光的地方,路途又非常近,也只是稍稍走几个小时就可以到、来回非常方便的地方,作为英国人的旅游后花园而存在。

所以所谓种族融合或者说是穆斯林或者是其它外来人口不能融入的问题,在葡萄牙一直是不存在的。真正存在就是欧盟产生以后,由于关税政策和以德国为中心的银行贷款政策,有身份的、有卡的、有上海户口的欧盟人和没有上海户口的西非和中非来的移民劳工之间存在的身份壁垒;而不是存在着宗教信仰或是种族血统之间的壁垒,这个壁垒造成了葡萄牙社会的分裂。当然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欧盟对葡萄牙这种没有什么传统产业——自从它跟英国结盟以后,葡萄牙本国就没有认认真真的产业了。除了葡萄酒和旅游业这几个东西以外,葡萄牙人自古以来几百年来都不是依靠工作来维持生活的,也不是依靠武力来保卫国家的,它是依靠跟英国的外交关系和军事保护关系,以自己的自然地理环境给英国人提供旅游胜地和土特产这种方式来生活的。

德国人的银行政策又使得葡萄牙本土的工商业不可能发展起来。移民劳工抢占了低薪的服务业职位,而本土人口出现结构性的、长期性的青年失业问题,这都是跟欧盟一模一样的问题。排外主义没有种族方面的依据,也打不出响亮的口号,但是就像上海人排斥苏北人一样,有实际的需要和充分的依据;但是它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葡萄牙自身而在于欧盟政策,因此本身是无解的。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政策并不适用于葡萄牙,因为葡萄牙没有什么可以进行自由主义改革的对象,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它也没有什么可以释放出来的产业潜能或者金融潜能。跟冰岛不一样,葡萄牙的金融长期以来是依附于伦敦金融城的,而工业方面始终是依附于德国的。葡萄牙的传统的社会是依靠萨拉查(Salazar)和天主教保守主义奠定一个基础,在石竹花革命(康乃馨革命或四二五革命,1975年4月的政变)以后左派军人建立了一套社会福利体系。所谓的右派也就是社会民主党并不能够恢复自由主义政策,真正自由主义政策其实就是萨拉查和他的有中世纪风格的小型政府。萨拉查的葡萄牙政权是一个比较接近于九七年以前的香港政权的一个中世纪的法团联盟,它不像弗朗哥的西班牙政权那样,多多少少还有哈布斯堡大国主义的历史遗产。

它一开始就安于小国地位,安心地把国家政权交给了法团自治——就是香港人非常熟悉的功能组别(functional constituency)团体,各功能组别团体、公会、行会之类的,他们的头面人物在行业内部实行寡头统治,中世纪那种师傅和学徒的统制,通过他们的代表而不是通过普选制和大众民主来统治国家。因此左派把它攻击成为独裁政权是说不出道理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独裁领袖;它的文武百官都是循例,按照常规来升降任免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政权中有特殊地位。它像九七年以前的香港政府一样,是各行业大佬、工人团体的大佬们主持的一个类似中世纪城市国家的议会,由各行各业、各行会大佬们组成的联合统治,排斥了政党政治和大众民主产生的依据。

这样的政治体制对于英国来说是容易理解的,虽然被左派拉丁美洲和拉丁世界的左派攻击成为跟弗朗哥政权,甚至跟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的法团国家没有任何区别;但是跟弗朗哥不一样,一开始就没有受到二战结束和轴心国战败的冲击,继续在英国人保护之下平稳过渡,没有像弗朗哥政权那样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可以说葡萄牙的社会体制之所以还能维持,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中世纪社会体制和教会——包括70年代以后天主教会内部改革产生出来的法团加以维持的结果。石竹花革命产生了一个名义上的、现代的大众民主政体,使得葡萄牙跟新欧洲变得没有任何区别了,也就顺利地融入了欧洲的一员;但实际上跟希腊军政府结束了民主政权一样,只是在吃旧体制的残余的社会遗产而已。

像葡萄牙这个缺乏产业的国家实行大众民主以后,是很容易像希腊那样,竞相讨好人民的民选政治家把国家拖入债务危机。但葡萄牙的经济形势虽然始终没有好到哪里去,社会还算稳定,主要还是因为英国的影响,离英国太近,英国的繁荣始终可以通过英国游客来分润葡萄牙,像香港分润给澳门一样,只要英国能行葡萄牙就能行。以及原有的社会结构,在选举政治的象征性的政权轮替之下,始终维持不变。由于石竹花革命的缘故,葡萄牙的旧制度没有产生出弗朗哥留下的西班牙人民党那样的基础,但是在社会的深层,葡萄牙旧制度的封建法团主义的遗痕比西班牙要保持的顽强而完整得多。西班牙等于是,佛朗哥主义者在上层政治取得了成就,把半个西班牙的右翼政治力量变成了自己的继承人;然而在社会基层方面,中世纪法团自治结构基本上被大众民主体制所取代了。

而葡萄牙是恰好相反的。在上层政治上面,左右派的主流政党都是石竹花革命的产物,而旧制度没有留下自己的继承人。但是在社会方面则恰好相反,在西班牙消失的那一套中世纪法团自治社会结构在葡萄牙是根深蒂固的,各行各业,包括像警察、市政机构这样的地方,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各行会和法团的大佬们继续维持着自己的统治,是他们维持着这个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转,使得葡萄牙社会跟名义上的葡萄牙政治局势的变化基本上不发生关系。

同样,欧盟时代以来兴起的极右翼,像德国的另类选择党那种新兴右翼,在葡萄牙是没有基础的。零星出现的那些反对移民的孤立的暴行,不足以撼动政治局势,社会民主党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像撒切尔主义那样能够通过小政府主义的改革、提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真正手段,因此,选举方面的改变是意义不大的。当然,像所有的国家一样,尤其是像葡萄牙这样的小国一样,葡萄牙渐渐地感受到了在欧盟自身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实施改革的必要性,但是葡萄牙不可能实施内生的改革。英国和欧洲的分裂加重了它的政治危机,是传统政党的格局发生裂解、体面人士可以投奔极右翼的主要原因。但是任何一理由都不能够给葡萄牙政局产生足够大的冲击。

极右翼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解决葡萄牙的问题。葡萄牙在大陆上,他没有办法像英国那样脱离欧盟,而且今天的英国没有一个殖民帝国,是养不起脱离了欧盟的葡萄牙的。只要葡萄牙留在欧盟之内,它在欧盟内部的分量是在若有若无之间,它无法推动欧盟自身的结构性改革,欧盟像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处在瘫痪状态,日益趋于衰弱,找不到出路,而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采取革命性的行动,它只能够缓慢地流失权力,让体制外的势力缓慢成长,因此,不存在通过选举政治或者是新生政党来改变葡萄牙现有路线的可能性。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并不能改变什么。我想过上几年大家就会发现,像社会民主党以前的几次执政一样,它并不能为葡萄牙社会提供任何变化,传统的左派政党的衰落仍然在继续进行,但是并不会体现为具有革命性的民粹(像川普那样的民粹主义政党)颠覆葡萄牙的传统政治格局的问题,而只会体现为投票率的降低,以及像北爱尔兰那样非传统政党的兴起。

但是非传统政党的兴起也有一个它的天花板,就是说大概也就是涵盖「永远不满意」的20%的人口的阶段,然后由——其实它的基本盘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只不过原先不满意的20%自从共产党解体以后就不再有体面的政治代理人了,然后以后它可以有体面的政治代理人,像新芬党在北爱尔兰一样,但是它越不过这个基本盘所导致的边界;而且面对着比他更加根深蒂固、在上层阶级传统更为深厚的其他老牌政党的堵截,那些政党虽然日趋衰落的话,他自己原有的山头仍然是无法攻克的。因此它没有办法形成像一战以后工党和社会党取代资产阶级政党成为政治主流的那种大规模的政治变化。它自身也没有一整套成体系的政策,比如说要解决移民、劳工之间的问题和社会冲突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葡萄牙政府的任何政策所能够生效的。

葡萄牙真正的力量还是萨拉查政权和天主教会给他们留下来的遗产。那些灵活性比较强的法团,通过它们自己非常古老,像日本的公司企业一样古老的法团结构,他们能够保证自己的内部的小团体的自由。而这些小团体是有能力保护他们自己的成员度过仅仅是缓慢的衰落和移民的冲击这种性质的社会影响的。相反,依托舆论、媒体和选举政治建立起来的政党,它的根扎得是不深的,通常是做不了什么的。像移民团体这种东西,比如说来自非洲,西非马格里布和西非的不同性质、不同来源的新移民团体,有两个比西班牙距离拉得要大得多的结构,第一是依托于欧盟——因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希腊这样的国家,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加入欧盟,加入欧盟就等于是得到了德国的包养,其实同时也把自身的工业体系变成德国的附庸。一方面是高度白左化的福利国家性质的葡萄牙国家;另一方面是高度封建化的、壁垒森严的,外人基本上无法插手,几代人定居都没有办法插进去的封建结构。

这种局面使他们的处境比较接近于长期定居日本,从朝鲜战争时代就开始定居日本的朝鲜人,和越战以后开始定居日本的越南人差不多,最初的时候不引人注意,时间长了以后,他们的团体仍然游离在社会之外。社会鼓励他们自身成立游离于日本之外的法团结构,跟政府鼓励他们融入是相互矛盾的,而政府的力量实际上不如团体的力量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自身的造法能力约束自身的团体成员,在新的环境之下重新检视自己的经典,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也许是以近代化和启蒙的名义,也许是以反对原典的名义来重构自己团体。

而原有的,像葡萄牙文学中经常描绘的那种,原有的葡萄牙的封建社会当中,灵活性最大、最现代化、包容性最大,也最有可能收容新移民的结构,其实反而是天主教会旗下的那些特许权组织。得到了教会的批准,建立自己的纲领和组织,有自己的筹款机构,像天主事工会那种东西,用传统的教义和现代社会相结合,以它自己的精神训练和向心力和辅助结构,不断地为自己吸引新血。这些,不见山不见水,在媒体上不会引起痕迹的团体,像60年代西班牙的天主事工会一样,会产生出像川普政府的巴尔(William Barr)这样的人物,这些不断生长的结构才是像波旁王朝时期修道院这样的组织,是葡萄牙社会的新生力量,解决葡萄牙的社会问题,维持它的社会结构多半要依靠他们。他们基本上不参加,自从萨拉查的功能组别结束以后,基本上就不再参加高级选举了。但是以民主的名义——什么叫民主?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就有一个含义,就是取得胜利的政党不能进行伤筋动骨的社会改革的意思,而只能够进行表演性的政治活动。所以换句话说,民主的意思就是,选举没有什么屁用。民主产生的政治更迭对他们没有影响——他们能够进行长期投资,所以葡萄牙的未来取决于他们,而且是依托他们来展开的。

葡萄牙是欧洲有数的很少有人注意的封建国家,真正意义上的英国、中世纪意义上的香港,和日本意义上的封建国家,它的力量就在于此。由于欧盟方面没有任何力量,全世界其他任何力量,包括移民社会的穆斯林团体也没有任何力量来撼动它的封建结构,而低于国家政权,但是又受到国家政权各种民主化权力、条例和制度的保障之下,这些团体反而有特别强的生长能力,就像在神圣罗马帝国不断衰弱的情况之下,账面上能够看得出来的王公和皇帝和他的政权全都处在衰落状态,但是自由城市的行会和他们的各种组织却在不断地生长繁荣,变成了全欧洲的主导力量一样。

像葡萄牙如果将来还能够发挥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它在英国欧洲之间的边缘地位以及它内部的封建法团的成长。相对于法、德这样的——欧洲基本上就是法国和德国,法国和德国的身影遮蔽了整个欧洲…相对于法国和德国的社会而言的话,像葡萄牙这样的边缘和封建社会反而具有更多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但是这些多元性和多样性并不能够提供,像大众民主吹嘘的自身灵活性那样,可以通过政党更替以及在传统主流政党陷入僵局的情况之下,通过第三党、新兴政党产生来改变局势。我相信葡萄牙的新兴政党较之法、德的新兴政党来讲是更加没有实力的,受封建主义限制,他们很快就会达到他们自己的天花板,不足以撼动政治主流。真正会发生的事情是议会政治和政权本身,以及政权本身所依托的财政结构;福利国家的整个财政结构对葡萄牙这样南欧国家来讲是一个头足倒立的财政结构,就是说他们是依靠欧盟的补助为生的,逐步的衰落跟社会本身丧失了联系。

比如说葡萄牙的农民自身也是欧盟农业政策的受惠者,能够从欧盟——其实主要是德国人出钱,拿到大量的补贴,但是他们自身还受到中世纪的像塞万提斯、唐吉诃德那个时代留下的,由萨拉查保存和发展的各种封建法团的约束和保护,使得葡萄牙有一点点像拿破仑战争以前的瑞士。比如说各地的从事葡萄种植业或者说从事山羊养殖业的农民,他们并不是像法国第五共和国推行中央集权制度下的资本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制造出来那些高度专业化、能够产出高质量的食品、全世界质量最高、质量认证无人可比,能够卖出最高价格、又在法国和欧盟的政策保护之下享有特权的那些市场经济农户;而是产生了像「神圣友爱团」、「白衣兄弟团」那种具有中世纪民兵特色、能够武装自卫、自己实际上包办了很大一部分司法权的团体。这些团体一方面享受了欧盟政策优惠和大量的补贴,另一方面它自己是有规则的,就像一个小小的准国家一样。

对于葡萄牙社会来讲的话,越过了欧盟的规则和葡萄牙的国家规则进入葡萄社会以后,要进入这些小团体才是你真正的考验。这些小团体经常是几百年几百年的相互联姻,有自己的封建权利和特权,一部分在拿到欧盟和国家补贴的同时,并不妨碍他们自己——比如说跟英国、安哥拉和美国开拓自己的商业渠道。在这个渠道方面他们的选择是各不相同的,有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利用比自己更加自由主义的: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下,强行进行自由化市场改革的安哥拉,通常比欧洲更加自由主义的美国,享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利益,或者并非如此,而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封建联系。比如说他们自身有关系的教会和教团跟势力、人数和产业都比自己更加强大的美国的类似团体相联系,建立自己的特殊的人员交流和培训的渠道,发展中世纪常见的那种像波罗的海的骑士团和罗马教廷这样那种跨国的封建联系。这些既古老又新生的组织,才是葡萄牙自身的力量所在,他们是能够左右逢源的。但是他们不会引起明面上的社会新闻,你有的时候会在美国教会看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人员会到美国教会来进行交流,美国教会教堂就会挂着他们的地图,他们像以色列的农场主一样,能够把自己的柑橘或葡萄,以特殊的优惠条件通过他们的关系卖到美国去。这些东西以及随之而形成的结构,能够使他们不受福利国家僵化的经济结构的困境的约束,也使得他们自身能够维持小团体,可以避免受欧盟、福利国家和各种社会干扰、社会管制之下的约束,可以把他们的子弟和过剩人口送到美国来,像加拿大人把他们野心比较大的人、医生、律师和专家送到美国那样,缓解内部的紧张。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加拿大没有真正的右派,是因为加拿大真正的右派全都跑美国去了。葡萄牙的社会民主党也不是真正的右派,葡萄牙的真正的右派也是很容易跑到英美去的。

但是葡萄牙有真正的封建主义者、真正的封建势力。封建势力的用途不是在上层政治上显山露水,而是复杂化、精细化原有的社会结构。葡萄牙的农业永远不会像法国那样,例如像法国葡萄酒那样硬的品牌是葡萄牙的葡萄酒农业种植业者产生不出来的;但是葡萄牙的葡萄农像一个封建领主的集团那样,而法国的农户则像一个多功能的现代企业家。多功能的现代企业家跟民族国家形成了共生关系,极端的依靠第五共和国政权的保护。政治上的包括欧盟农业政策和法国政策的风吹草动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命运,所以当环保主义以新左派的形式进入政坛以后,农民跟主流政治家的冲突急剧上升了。而葡萄牙的农户在他们的封建体制下,大体上是不受这种冲突影响的,他们反而——比如说在绿色经济产生的过程当中反而更加不受冲击,反而更加有机会能够盈利。葡萄牙的葡萄酒在英国永远不能跟法国葡萄酒竞争,但是从亚当斯密那个时代到现在,他们的地位却比法国葡萄酒始终要安全得多。法国的葡萄农和葡萄牙的葡萄农之间差别,就是民族国家加被民族国家保护而失去了部分功能的现代企业家,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农村企业家,而不再是拿破仑时代的农户了;而葡萄牙的农业集团仍然是封建团体,他不需要葡萄牙国家和欧盟,他从中得不到很大的好处,但是也不会因为它的困而境受到很大的波连。他自己的地位包括经济利益在内,是依靠旧的封建特权产生和维持的,现在仍然是这个样子。

你在英国的比如说某些古老的伯爵府地,或者说是可以追溯到亨利二世时代的市政厅,会发现他们仍然在使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被亚当斯密和自由主义者抨击的、被认为是不如法国葡萄酒,却卖得比法国葡萄酒价格更高的葡萄牙葡萄酒。也有那些市镇的中产阶级家庭,也是几百年以来不受两次世界大战中断总是到葡萄牙去打猎或者是度假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分析葡萄牙的局势,以及它的宪制的本质,以及它为什么和欧洲的其它国家有这么大的不同。那么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时间想问您一个相关的会员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有意思,而且也跟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有一定的相关性。会员朋友是这样问的他说:葡萄牙的极右翼政党在竞选活动中是常常使用萨拉查的著名口号「上帝、祖国和家庭」。萨拉查是葡萄牙历史上一位知名度非常高也是争议巨大的人物,虽然他借用了法西斯的一些组织形式,但是他其实镇压了国内的法西斯主义者;后来他在二战中保持中立,又企图维持葡萄牙的殖民帝国。那么想请教您是如何评价他的这些作为呢?可以把如果把他理解成一位这个捍卫封建自由的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但是从事后来看的话,他的作为是不是能够说是维护了葡萄牙的长远利益,还是其中有很多是一些不合时宜的成分呢?当时的葡萄牙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国际上的博弈策略呢?

刘仲敬:萨拉查实际上是弗朗哥将军和贝当元帅(式的人物),是那些依靠健全常识的社会栋梁,就是易卜生剧本中描绘的社会栋梁,不懂得大学和知识分子教给你那些精妙的高级理论,但是有健全常识的人感到的。贝当在他作为军官的时候,以及到第三共和国倒台的时候和战争的失败的时候,他始终知道法国社会存在的各种乱象,侵蚀着法国社会的肌体。尽管他自己功勋卓著,在凡尔登战役中变成了民族英雄,但是他不是职业政治家,而职业政治家也没有办法纠正这些乱象,

终于等到战败和第三共和国的倒台,他认为这是上帝给予的机会让他恢复法兰西的真正力量和传统。家、国、工作,就是说这些东西所体现的就是撒切尔夫人所说的那种她要为之服务的那些,老老实实的工作,却被重税折磨,不能理解他看到的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和国家是在鼓励游手好闲,而不是鼓励勤奋工作和有信仰、爱邻舍的人。但是这套东西说得很好,所谓朴素的保守主义,乡土和街坊伦理,要形成政策是非常困难的。上层政治的乱象和大城市产生的现代主义的乱象,不是因为当事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他们自身也受到他们不能控制的各种社会乱流的压力的结果。

法国受制于它的大国地位,即使战败以后也是也是一个大国。强大的法兰西海军仍然比战胜的德国海军要强大得多,就是贝当元帅手中难以处理的一个巨大的负担。贝当元帅和他周围的人是想按照1871年法国战败、普法战争失败后的的方式来处理法国战败的问题。他认为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使得他的其他事业都因此毁灭了。英国很快也会退出战争,法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重新改革自己的社会结构,而他对法国社会的想法跟小仲马是差不多的。小仲马在普法战争战败以后就痛心疾首,认为法国风俗的败坏是根本,所以在他后期作品当中,他把通奸的男男女女、在文学中经常出现的那些破坏家庭的男男女女,当作是最主要的罪魁祸首,企图用他的文学作为武器来端正风俗。他心目中的美好良好的风俗,当然是保留中世纪遗产最多的法兰西外省农民和法兰西市政。在那些地方,旧的良风美俗仍然活着,只是他们产生出来的有生力量,在万恶的罪恶之都巴黎和现代社会侵蚀之下,白白的被消耗了而已。这些人其实,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还描绘过,就是那种过着甜蜜的和传统的家庭生活,完全跟法国文学中描绘的那些法国男女完全不一样的,跟圣路易时代的封建时代的法国小家庭没有什么区别的人。是这些人,还在勉力维持法兰西国家,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却没有自己的代理人。

贝当元帅认为战败给他提供了改革机会。贝当的政权其实是法国的合法政府,因为他虽然没有召开议会,但他却是议会授权的、法国大多数军人和人民承认的合法的国家元首。这一点罗斯福和丘吉尔心里面也是这么认为的。戴高乐将军只得到少数中下级军官的支持和殖民地人士的支持,法国军队绝大部分拥护贝当元帅。所以自由法国一直有合法性危机,最后导致了北非被戴高乐和吉罗(注:亨利·奥诺雷·吉罗,法国陆军五星上将)之间的长期冲突。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是英语国家的人,他们知道「法统」的重要性,他们也知道自由法国运动不代表全法兰西。即使在维希政权和纳粹德国已经注定失败的情况之下,半个法兰西其实仍然是认同并受益维希政权那种使法国尽量少留血,尽可能的哪怕是屈辱渡过战争的政策。更重要的是,维希政府重新整合的官僚制度和很多社会改革,其实是战后法国包括第4共和国和第5共和国的基础。像阿兰·佩雷菲特,阿兰·佩雷菲特在中国是个知名人物,因为他写过两本在他本国对他自己来说不重要,但是却被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人当做圣经一样崇拜的书。一部是《停滞的帝国》,描写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伯爵来到乾隆皇帝的宫廷,野心勃勃的欧洲跟大清国发生碰撞的历史。另一部是《官僚病》,官僚主义的弊病,原文是《法国病》。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官僚病》的译名来到中国,被当成是打倒官僚主义的一部西方经典。

阿兰·佩雷菲特在法国自身也是属于具有法国意义上的自由派,他就提到过戴高乐将军时期的法国行政机构很多规矩,不是上层那种会引起政治冲突的规矩,而实际上的办事规则,包括法国不同地区公务员的津贴、各行业的补贴、退休年龄之类的是维希政府改革时期制定的,是这些改革扭转了第三共和国的长期颓势,为战后的经济繁荣和人口的恢复(起到作用)。很少有人注意,法国是全世界最早出现人口危机的国家,早在19世纪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整个欧洲的人口生育率还在上升的情况下,法国就由于两胎制而进入人口衰竭状态。法国面对德国的困境,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不足,德国人口对法国人口的优势越来越大。法国的人口曾经是英国的4倍,最后变成跟英国相差无几,面对德国的劣势越来越大,作为一个大陆国家这是非常致命的。

整个19世纪,法国人的人均寿命增长不快,跟意大利和南欧这些落后国家差别不大,农村和小镇的中产阶级四五十岁就死是正常现象,而他们早已经习惯于只生两个孩子了,人口不能繁盛。二战以后,法国经历一个小小的婴儿潮和经济繁荣,这些背后的基础其实就是贝当元帅和维希政府重组法国官僚机构,摒弃拿破仑战争以后早已经不合时宜的那些旧规矩,根据他们自己在第三共和国的痛苦经历当中体会到那些,能够保护善良风俗和普通家庭,家、国、工作就是保护那些诚实工作,为自己家庭而工作的普通男女的方式,重新组织了新官僚机构。

像戴高乐将军一样,像拿破仑一样,像法国所有的中央政治家一样,贝当元帅也是个中央集权主义者。他不能,大概他也没有机会,放手听任地方自治的力量成长。后来戴高乐将军在自己政权已经稳固以后,和蓬皮杜总统才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尽量地重整了拿破仑为法国制造的紧身衣,这个紧身衣已经不再适合19世纪后期的法国的形势了。他把紧身衣调宽,把安全带调宽,使得官僚制度的紧身衣适合于更加现代化的法国的社会形态,为法国社会松绑。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在60年代才体现于为法国的婴儿潮和经济复兴,普通法国人的生活水平上升,其实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是远因都要追溯到维希政府40年代后期的改革。

从他的角度来讲,如果英国真的失败或者退出战争,然后法国在经过几十年以后重新崛起,到六、七十年代就像是第三共和国经历了普法战争以后,在1895年以后渐渐变得有能力跟德国一决雌雄了。但是后来的历史没有按照这个方向演变,贝当元帅在他自己心目中其实是一个法国大国主义者。确实他的计划其实都是基本实现了,到六、七十年代,他的改革已经结出硕果,可以使法国的国力明显上升了,但是这时法国和德国已经不再是敌人了。前人种树,后人摘果,他种下的果子被戴高乐将军摘下,用于他设想的完全不同的目的。而阴差阳错的,尽管他的目的是,暂时接受屈辱,以便争取机会进行内部改革,积蓄国力,然后重新复仇。跟1870年代一代的甘必大(Léon Gambetta)没有任何区别,却出于上层政治、国际政治的演变必须被戴高乐将军和战后的法国发明为反面人物。其实第3、第4共和国的政治家对于法国复兴很少有什么功劳。戴高勒将军的政权有一定的功劳,但是多半是上层的功劳;打基础的功劳反而是贝当元帅建立的。而阴差阳错,贝当元帅在官方却是不能平反的,平反了以后就会损害法国的战胜国地位以及法国的大国地位,所以,这恰好也是贝当元帅本人所绝对不能容忍的,贝当元帅本人是一心想要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的。

因为这一系列的矛盾,只有跟汪精卫才能相提并论的矛盾。汪精卫毕生都是热爱国民党和大中国主义的,他的目的只是为了避免让中国落入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为了保存中国的国力和民族复兴的机会,才做他那些的事情。但是中国如果能够民族复兴,那么汪精卫却是最不能平反的。所以,戴高乐将军不得不特赦贝当元帅,他和他的党羽其实都很清楚贝当元帅所做的事情。他也需要利用贝当元帅打下的基础,但是他不能够取消对贝当元帅的叛国罪审判,只能够在审判以后、判处死刑以后取消死刑的执行,让贝当元帅回家继续养老。这就是当代法国的根源、根基所在。

当代法国不是英国那样的源于封建主义的自由主义国家,它是中国、泰国、日本、非欧洲国家比较熟悉的那种,利用行政力量和大国主义的政策推行不是依靠社会自发、而是政府主导的自由化改革的社会重整者,它做的是最困难的工作。

而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 1932-1968)在葡萄牙,他具有建构性的工作跟贝当元帅是非常相近的。尽管在葡萄牙的所有政治家中,萨拉查及其政权——我们要注意,萨拉查政权跟萨拉查本人的关系不大,他是这个政权的设计者之一,但是跟弗朗哥将军和弗朗哥政权(1936-1975)不一样,弗朗哥将军终身执政,佛朗哥政权跟佛朗哥个人的关系极为密切,萨拉查体制跟萨拉查本人的关系不大,没有萨拉查的时候和没有萨拉查情况下它仍然能够继续运行。就他本人的目标和性格和做法来讲,跟贝当元帅和弗朗哥将军一样,是行政主导的中央集权主义者,而不是封建主义者,但是他执行的政策为封建主义的维持和繁荣提供了最大的机会。

从封建法团的角度来讲,萨拉查政权比贝当政权和弗朗哥政权要好得多,但是主要原因不在于萨拉查本人,而是法兰西和西班牙都有大国的包袱。贝当元帅的法兰西是拿破仑和福煦的国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贝当本人又是凡尔登的英雄,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而西班牙虽然早已衰落,而弗朗哥及其政权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摈弃现代化社会带来的各种弊端,使西班牙社会恢复哈布斯堡帝国时期的盛世(Habsburg Spain, 1516-1700)。葡萄牙没有这样的负担,葡萄牙是安于自身的小国地位的。萨拉查政权之所以获得的成功,比弗朗哥政权和贝当元帅更大,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葡萄牙没有大国负担,如果葡萄牙有大国负担的话,萨拉查也必须更多地运用行政资源和行政管制手段,但是既然葡萄牙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尽管萨拉查本人也是托克维尔时代和托克维尔意义上那种行政集权主义者,他没有必要对原有的封建法团施加过多的干扰。

因此萨拉查的政权比起弗朗哥的政权来说要小得多、各方面的积极作为要小得多,甚至对跟大国地位、国家荣耀关系极微的普通人的民生问题,萨拉查的政权都要更加消极得多。弗朗哥将军本人就曾经嘲笑过他的葡萄牙同行说:「你们如此忽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许有朝一日你们的人民将不会拥护你。」这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差别。天主事工会的官僚为弗朗哥将军制造了六七十年代的经济繁荣,弗朗哥将军经过了50年代的因为被卷入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而遭到了英美制裁,粮食和石油奇缺,西班牙人经过了一段穷困的日子。弗朗哥将军的政权不想让这种日子重演,他们想让西班牙分享六七十年代的全球经济繁荣,因此他们任用来自天主教会的官僚,这样的官僚他们还能够信任,而不像是其他现代化官僚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制造了西班牙的经济繁荣。西班牙的民主政权和波旁王朝的复辟以后,基本上是吃现代化饭的,以后的西班牙就是一个依靠欧盟来为它制定政策的一个消极的国家了。

但是萨拉查的葡萄牙政权不做这样的事,即使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没有这么做。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萨拉查本人和他的继承人有高度的封建自由的信仰或者坚定的政治原则,而是因为葡萄牙自从英葡协定以来就一直所占据的那个国际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它跟着英国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从来没有像弗朗哥那样受到英美的制裁。葡萄牙人没有领教过西班牙内战时期的痛苦、没有领教过维希法国时期法国的耻辱、没有领教过50年代西班牙经历的穷困,没有穷过的人不想暴富。葡萄牙人始终靠卖葡萄酒给英国、接受英国游客,过着「郊区人」的生活。比如说你的家住在阿巴拉契亚山脉脚下,纽约人都要来这里度假,第一,你肯定永远不会像纽约人一样富裕,如果一样富裕,当地的物价水平一高纽约人就不来了。你这里的物价水平比纽约要低得多,纽约人在这里度假,但是因为纽约人是本地的消费者,你是不可能穷的,你会长期享有比如说相当于纽约人一半的生活水平。

葡萄牙人就是这个样子,英国游客和英国消费者支持了小小的葡萄牙的整个经济。葡萄牙人的日子一直是小康的,他们从来没有像1916年的西班牙人那样,因为欧洲各国交战,作为中立国卖各种东西一下发了大财,搞到很多黄金,那时候他们没有暴富;也没有在30年代的内战中像西班牙人一样颠沛流离过着难民的日子;也没有像50年代那样,在美国的封锁之下燃料也没有粮食也不够,像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那样过着饥寒交迫日子。别人发大财的时候他们过着小康的日子,别人倒大霉的时候他们继续过着小康的日子,他们永远过着封建主义的小康生活,他们小小的封建国家依附英国的外交政策,保证了他们过着世外桃源的小日子,他们国内的封建法团结构又保证了他们继续过着跟中世纪没有什么差别的日子。如果有强盗来了,堂吉诃德曾经领教过的民团跳出来维持秩序;拿破仑法典带来的法官和检察官——人民不需要这些。人民自己维持自己,像阿尔弗雷德大帝时期的英国和塞万提斯时期的西班牙那样,人民自己给自己维持治安,一切可以过得跟原来没有什么区别的小日子。野心比较大才能比较高的人,门是开着的:我们这里到英国比苏格兰和爱尔兰到英国还要方便,请!加拿大人如果对社会不满的话,你改变本国社会的难度,显然是高于直截了当地跑到美国去的。

国家没有野心不是萨拉查造成的,但造成的形势决定了萨拉查的政策,使他没有必要多事,甚至不像弗朗哥将军那样需要殚精竭力地去维持人民的生活。他听到弗朗哥将军这样的话以后,他的想法必然是什么呢?这TMD是我的事情吗?难道不是农渔公会的事情吗?农渔工会不会养活自己的会员吗?皮匠行会和鞋匠行会不会养活自己的工人吗?为什么让我去管他们的生活方式呢?我去管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欢迎我吗?我去给他们多提供一些鱼肉他们喜欢吗?他们说不定会翻出1285年英国骑士跟葡萄牙人并肩作战跟摩尔人打仗时期的规则说,照他们规矩他们就是不能吃这种鱼,这种鱼跟他们接受的天主教的某个特许团规定的大斋期规矩不合,然后你就热脸贴在冷屁股上面。我TMD何苦干这种事情?他们能够管理好自己。而且他们根本就是既没有挨饿又没有受穷又没有什么野心,我何必多事呢?

所以萨拉查政府从外形上看,铁定的比弗朗哥政府和贝当政府更自由主义更封建主义,但是原因却不在于上层政治家的价值观和意图。其实他们的价值观跟意图,其实是属于法国大革命以前绝对主义时期的欧洲保守主义者的。这些绝对主义时期的欧洲保守主义者,跟现在的保护主义者的定义不同、但也不符合伯克那个时代的封建自由主义者老辉格党人的精神,他们是信任教会和国家的。而英美的老辉格党人,包括产生美国独立战争的那些党人,以及克伦威尔时代以来,直到产生近代的自由党和格莱斯顿的那个英国派别一样。他们不是封建主义者,放在英国的话他们是托利党人,他们相信教会和国家、相信国教会,超过相信克伦威尔党人所相信的那些非国教徒和他们的良心自由的。但是在1917年以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老辉格党和老托利党之间的差别变得很小了,他们都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势力和保守势力了。

这就是真正的萨拉查,他属于1789年以前的世界。在1789年以前的世界当中,他是一个反对自由主义者的保守主义者、一个老托利党,但是在他真实所处的世界,20世纪的葡萄牙,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变得没有意义了。他的政策造成的效果是更加亲封建主义的,比弗朗哥和贝当更加亲封建,但这不是他的功劳,而是他的国家几百年以前的历史路径的依赖所造成的。

主持人:您能不能给我们再分析一下,就是说虽然葡萄牙没有一个大国的包袱,但是为什么它会在二战之后,在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之中,它仍然试图保持它的殖民结构呢?

刘仲敬:葡萄牙的殖民结构是一个封建殖民结构,它并不是建立在希特勒以后才产生出来、本质上来自于比封建贵族低下得多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群众的种族主义运动,也不是来自于19世纪自由主义在殖民地国家建立良好的管理体制,比如说在像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 1828-1835)在印度一样帮助他们的经济发展,使得殖民地和宗主国都能通过自由贸易获益的那种结构,它是重商主义以前的那种殖民主义结构。实行殖民的王室大贵族和教会在殖民地分享权力,本国的社会结构自动地移植到殖民地,但是本国的社会结构并不是来自于民族国家,而是来自于民族国家以前的封建结构——王室、教团、封建法人特权团体,这些封建团体的资源不如民族国家,但是灵活性要大得多。它跟殖民地的相应的特权阶级和利益结构,比如说殖民地的酋长土王之类相互结合,形成比如说,你要理解这些东西的话,就看香港的功能法团是差不多的,形成相互依托的共同结构。它是一个封建主义的、没有重商主义财富和自由主义财富的殖民结构,它对于葡萄牙国家来讲是不赚钱的。维持这个殖民结构是为了维持葡萄牙本身就有的封建结构,殖民地本身的封建结构,比如说安哥拉的酋长们对这个殖民结构的需要,远远超过葡萄牙本国,而葡萄牙自身的政府和军队反而是最不希望这个殖民结构能够维持下去的理由。

比如说在澳门,澳门最强的社会势力是什么?比澳门政府要大得多的,香港号称赛马会(Hong Kong Jockey Club)跟港英政府平起平坐,澳门呢则是在天主教会的阴影之下,澳门当局基本上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东西。澳门的天主教会保护了南越的某些宗族结构,给予它们比大明大清要多得多、更比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得多的社会自治权。这些社会结构,比如说轮流执行权力的那些封建结构,在今天的澳门仍然是可以找到一些痕迹。在葡萄牙的主要殖民地,例如果阿(Goa)和非洲各殖民地,起主要作用的也就是这些团体。这些团体依赖葡萄牙,它们对葡萄牙旧封建主义的忠诚超过了葡萄牙本身的社会结构,尤其是超过了那些很想摆脱殖民主义,也就是摆脱这些包袱融入欧洲的青年军官。最后是这些青年军官结束了葡萄牙的殖民主义,他们早早地从澳门撤军,是中国不愿意接管澳门,而不是葡萄牙不愿意放弃澳门。而澳门的葡萄牙的封建团体比香港的公民团体更加软弱,他们更加依附葡萄牙的殖民主义结构,他们也是非常需要这些殖民结构的。

而且葡萄牙跟流行的说法不同,并没有受到任何比如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受到的压力,要他放弃阿尔及利亚,葡萄牙是英国的后院,英国一直保护它免遭反殖民主义造成的各种冲击,葡萄牙自己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一样,都是存在感很弱的世外桃源,他们没有受到反殖民主义的真正压力,殖民地本身没有人真正希望反殖民主义。因为封建主义是分割的,你对任何一个团体和它的势力不满意,你都很容易找到与之对抗的或者不同的其他团体,而同时也很难形成具有全社会的运动,像比利时的刚果产生的那种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