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好，我是Edward，今天想跟您请教一些会员朋友的提问。首先是有一位会员朋友说，他之前在网络上闲逛的时候，看到一个中国人做的影片，影片的标题很好玩，它叫做《不受秦制大一统和儒家的毒害，海地为何远超中国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现代化强国呢？》当然这个影片本身的内容是为中国洗地的，恶臭，但是它也让人想到说，为什么海地会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失败国家呢？有一些学者编制了一个很著名的「脆弱国家指数」（Fragile States Index, FSI），在这个指数里面，所有的美洲国家中，仅有海地被列在「完全失败」的国家一档，比起周边的其他加勒比海国家显得特别的突出。我也搜了一下，在文稿站上也能够找到您早年写过一篇评论海地的文章，但是它是用文言文写的，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读起来会比较困难（注：言论集11，又见访谈104）。所以说就想向您请教，海地为什么拥有不错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并且能够长期的得到美国的援助和帮助发展，却仍然处境非常悲惨？海地的失败是否真的像这个中国人说的那样，和秦制和大一统没有关系呢？
刘仲敬：失败国家、发达国家、现代化这些概念最好都不要用，它们完全是靠不住的，差不多就是，按照这些概念来说的话，拜占庭帝国显然比法兰西王国和英格兰王国要强得多。它们都是知识分子在二战以后搞出来的，这些知识分子寄生于比如说联合国的发展机构这样的地方，靠这些东西吃饭，所以他们总想要制定一些指标来设计这个设计那个。例如按照他们那一套东西，菲律宾和阿富汗显然处境不会很好，但是实际上情况恰好相反，阿富汗的部落组织和菲律宾的天主教会是非常强大的。你如果用判断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天主教会那种标准，以1000年为时间段来判断的话，阿富汗和菲律宾的前途显然是非常好的。海地不算很好，例如海地的情况就不如跟它只有一墙之隔、在同一个岛上的圣多明各（注：Santo Domingo，多米尼加）。但是拉美的处境普遍都是不算太糟的，经济不发达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经济发达这个东西，第一跟匹夫匹妇的生活质量毫无关系，经济名义上的发达、GDP的增长导致生活质量急剧恶化的情况多得是了，没有什么GDP而生活质量很高的蛮族也是有一大批的。
但是即使如此，作为拉美系国家当中比较差的，它的地板仍然是远远高于中国的天花板。它的天主教会仍然在，它的人民虽然遭到了多次去封建化的掠夺、受到了一定损失，但是损失也无非说是，法兰西因为绝对君主国和官僚专政的缘故，已经不如英国和西北欧的日耳曼系国家，但是无论如何比任何亚洲国家还是要自由得多了那种情况，它从来没有搞到像是那个编户齐民政权和列宁主义国家那样凄惨。它的经济名义上，按照统计学家和知识分子的名义不发达，那是跟美国南方的棉花产业崩溃以后棉花财富消失、埃及的棉花破产是同一个现象，也跟秘鲁的矿业和鸟粪经济破产是同一种情况，导致账面上的不发达。但这其实也是那些统计数据靠不住的一个理由，就是从海地人民自身的生活质量上来讲，带来巨高GDP和超额外汇、使得海地曾经比美国和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更加富裕的制糖业财富的消失，极大地改善了海地普通人民的生活质量。
我们也没有理由说，美国南方迪克西诸洲的黑人租地农民，在南北战争以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贫困的、不是地主、没有自己的土地，依靠租种土地而生活的黑人农民，会比繁荣昌盛的棉花种植园里面的种棉花的黑人奴隶过得更不幸福，有很多方面的情况是恰好相反的。就是种植园出口棉花，白色黄金赚到的巨额财富分配是不平均的，集中在少数大种植园主，就是斯嘉丽·奥哈拉，《随风而去》（注：Gone With the Wind，乱世佳人）那些电影中描绘那个绅士阶级身上。大多数小农场，包括白人的小农场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大家不怎么注意它。种植棉花的大田黑人农民虽然得到了类似国企的保障，但是他们连自己完整的家庭都组织不起来，这个缺乏家庭的传统是今天美国黑人问题的关键，它就不适用于其他地方的黑人，比如说加勒比海或者是非洲新移民过来的黑人。这些人的皮肤虽然也是黑的，但是他们有自己原来的部落传统，而且来美国的都是特别肯奋斗的，跟19世纪移民美国想发财的那些人差不多，他们的平均收入是远远高于经过了奴隶制的本土黑人。
而摆脱奴隶制以后变成佃农的，失去了大庄园和棉花财富，只是种了些能勉强度日，而且也没有到北方芝加哥底特律这城市去打工，变成作为中产阶级下层的有工会的黑人工人阶级，而是留在原来的地方继续做农民；他们的GDP也是很低的，生活水平按照美国的标准、甚至是按照非洲黑人新移民的标准也是很低的；但是他们有完整的家庭、有坚强的教会，这些教会跟大家比较注意的白人的保守派福音派教会一样，意识形态是基本相似的、社区也是同样强固的。他们的未来，如果你让戴克里先皇帝时代（Diocletian, 284-305）那些基督教的神父，或者是让中世纪那些刚刚信仰基督教的查里曼时代（Charlemagne, 768-814）的基督教酋长和主教来看的话，这些人的前途至少是中上水平，比起在大城市里面拿着高工资的白人，和非洲国家、印度、中国来的高科技高工资的游民前途要好得多。
海地的问题就是，它的经济结构基本上就是糖业体制解体以后，分散形成的种植红薯杂粮各种诸如此类的小农形成的，这些小农他们的局面很像是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南方各州的黑人小农，他们注定是不可能积攒大量财富的。但是他们比起中国的编户齐民小农有很大的优越性，就是他们头上没有一个管理编户齐民的机构，他们是分散的，但他们分散程度像他们的宗主国法兰西的小农，也是马克思鄙视的「一袋马铃薯」的结构，是去封建化的结构，跟英国和德国和日耳曼系国家就没法比了。但是他们还有天主教会，而且他们是自由的小农而不是编户齐民的小农，因此处境实际上比起中国的人民公社社员、和现在种个土豆种个红枣都要县委书记批准，到富士康打工就算是绝对幸运的中国农民来讲的话，是处境要优越多了。他们基本上不像是现在的中国农民和下层居民那样，背得一身是债，他们的家庭和社区是完整的，教会始终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是穷困的，因为他们基本上在商品经济之外，但是他们其实大部分东西都是自产自用，像印度山区的贫困居民一样并不缺什么。
真正混乱的、黑帮横行的是太子港，像纽约一样布满了各种帮派。由于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势政府，所以海地政府始终很穷，不可能有钱来养现代化的政府和警察来管理那些黑帮，因此那些地方就像是意大利的南部，帮派横行。但是那些帮派的德性也跟意大利西西里的黑手党一样，也是盗亦有道的，相比之下以色列的俄罗斯黑手党就卑鄙得多了，那些海地黑手党也是有天主教信仰、行事有底线的。
当然这样讲起来比较混乱，真正的关键问题就是，海地一开始就跟周围的西班牙殖民地不一样。西班牙殖民地是在封建时代的末期，由西班牙王室、教会和贵族共同开展的，天主教会的作用尤其重要，天主教会势力比起西班牙王国和王室还要更大一些，而且王室对天主教会以及天主教会的各个支会始终是心怀忌惮。而教会一开始，就像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484-1566）这种极端的情况所表明的——但是其实拉斯·卡萨斯本身的作用没有文宣所说的那么大，他本人也是个性格比较激动、喜欢夸大其词，为了宣传喜欢说过头话的人，其实主要保护印第安原住民的并不是像他这样的人。
教会一开始就是原住民的和穷人的保护者，一直到20世纪格雷厄姆·格林写《权力与荣耀》那个时代也就是这个样子，教会保留了原住民的产业，而且依靠教会组织的封建法使他们获得了比原先更加巩固的地位。隔壁的圣多明各情况也就是这个样子。封建司法管辖权的存在、教会产业的存在、王室总督和教会以及殖民地新贵族分庭抗礼，整个社会像《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山岳林立」的情况。虽然产出不大，西班牙政府很难从这里获得大笔收入，但是它的社会是比较健康的。
海地就不大健康，因为它是法国在绝对君主制已经高度成熟时期，出于重商主义的目的发展起来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高价值经济作物为法国王室赢利，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此它的社会结构，就变成少数种植园主生产当时是像黄金一样宝贵的食糖。当时甜菜糖还没有，蔗糖又只能在极少数特殊气候条件下种植。欧洲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装逼，像莫扎特为了装逼把自己的儿子都吃死了那种喜欢吃糖，糖的消费量急剧上升，糖的价格剧高，海地的价值远远超过加拿大，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加拿大那几百亩雪地被伏尔泰轻蔑过，而法国在跟英国谈判的时候，宁愿放弃加拿大也绝不愿放弃海地。海地种植园生产出来的糖是法国国库收入的大宗，法国海外收入至少有三分之一来自海地的糖，它对末期的路易十六的法兰西君主国极端重要，对于这个财政匮乏债务累累的法兰西君主国极端重要。
为此它产生了一种比美国南方的棉花种植园主更加畸形的社会制度，失去了自己的部落传统、被重新打散的原子化的黑人被安置在自己的种植园里面。中央集权的政府是世俗化的，对天主教会并不像西班牙的国王那样敬畏，法国这是它不如美国南方的地方。而他们也不像习惯于自治的美国人，包括美国南方的各州人那样，他们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教会；（而海地）大多数的黑人劳动力教会是不发达的，没有人关心他们自身的信仰或者生活方式。因此他们不像美国南方的黑人一样，至少有很多教会，包括自身出身奴隶的黑人牧师来对他们进行组织、关怀他们的精神生活。而他们原有的部落传统部落生活方式，又被奴隶制武断地拆散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原来同一部落甚至同一个家庭的人被武断地拆分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就像是上山下乡或者是大三线建设（1964）一样，上海或者是武汉各个地方的毕业生被胡乱地拆散，然后放到青海或者是其他地方，跟自己完全不相识的人一起工作。
这些事情中国人应该是最熟悉的，老实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比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力更接近于海地奴隶劳动力的那种状态、所有人都是陌生人甚至是敌人的那种状态。因为各部落往往是敌对部落的人被安置在一起，往往是一个单位里面，蜀军、国民党军和共产党军，地主和贫下中农、资本家和工人被安置在同一个单位。他们理论上讲从事的是跟比如说日本公司的技术员同样的工作，但是日本公司的技术员是封建结构的，他们就像是同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一样，具有高度的封建忠诚和相互信任。而毛泽东同志时代的这些同样的单位里面，彼此之间、隔着一个桌子的同事之间都是敌人，在不多几年以前都是我的爸爸杀了你的爸爸、或者是很想杀了你的关系。请问他们有可能不利用毛泽东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相互坑害吗？请问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武断专制，他们不自相残杀有可能吗？共产党的专制使他们所有人都不满意，但是好歹还使他们没有直接相互残杀起来。
海地各种植园的奴隶劳动力就处在这种状态，而又没有美国南方的那种自发的教会团体，因此他们产生出了著名的「巫毒教」（Haitian Vodou）。巫毒教被认为是来自于非洲黑人，但是它根本不是西非各部落的原始宗教（West African Vodun, Voodoo），它是西非各部落的原始宗教和文化传统打散了，在美洲又得不到比如说在西班牙殖民地的那种天主教会对原住民和弱势群体的关爱、在北美包括南方各州新教各团体的牧者为了争取信众而建立起的宗教团体的关爱，他们只有自己给自己找出路，于是他们自己就发明出了巫毒教。巫毒教跟很多邪恶的传说联系在一起不是偶然的，它跟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的异乡人，在受到歧视的情况之下建立起来的黑社会团体极其相似，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黑一点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很多坏的文化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而法国大革命不但没有纠正这些弊端，反而使之变本加厉了。海地的国父杜桑（Toussaint Louverture）在这方面也起了很坏的作用。杜桑本来像海地的几乎所有国父一样，他不是纯粹的黑人，而是多少懂得一些欧洲文化的混血人，他企图以法国国会的名义推翻殖民地的种植园主，这些人当然最初还是君主制的维护者，后来也很害怕法国的共和制度普及到海地以后破坏原有的社会结构。而杜桑和他的党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企图把穆拉托人（Mulatto），也就是比较接近于克里奥人的混血人建立起来的一个新贵族阶级，取代原有的种植园贵族。种植园贵族对此极为不满意，甚至希望像里昂的资产阶级一样，希望借助君主制党羽和英国海军西班牙海军的力量来反对他们，于是海地就爆发了类似旺代和里昂的残酷内战。是在这次内战当中，大多数主持经济社会工作的白人种植园主贵族遭到残酷的屠杀，局面完全失控。因此杜桑和他的党羽在当时的名誉，就像是在湖南搞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一样，大家想象的就是，对于欧洲人来说已经有几百年完全不熟悉的残酷的屠杀和酷刑，像土改时期的酷刑一样普遍地出现，社会陷入紊乱的状态。
这时法国革命已经进入稳定状态了，拿破仑的执政府执政了。拿破仑认为，第一，不能让法国的这个重要的收入来源落到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手里面，第二，海地的社会制度，像法国本身通过拿破仑法典稳定革命以后的初期社会秩序一样，也需要稳定下去，于是就派兵到海地去整顿了。我们要注意，杜桑和他的党羽最初并不是说是要独立，而是作为法国革命一部分，也发生了类似巴黎和旺代和里昂的那种对旧制度的支持者的大屠杀，因此把自己搞得像是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党人一样是声名狼藉。从拿破仑的角度来讲，他派兵到海地，把杜桑和他的党羽运回法国，在海地成立稳定的政府，跟他在法国本土的类似措施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海地孤悬海外，而战争已经爆发，法国海军被英国海军打败，因此他在海地建立保守共和主义的稳定秩序的努力失败了。而英国人虽然把法国海军赶出了西印度，他自己也没有吞并海地的计划；隔壁的西班牙人比英国人更弱，而且自身随着法国大革命国内的政权一再更迭，更没有这样的打算；因此海地陷入了三不管地带，变成了军阀，主要是穆拉托人军阀的牺牲品。
同时，尽管白人种植园主已经遭到残酷屠杀，但是种植园的结构还没有散，跟美国的南方不一样。穆拉托人军阀控制了种植园，也掌握了英国人法国人虽然鄙视他们、但是仍然需要的高价值的出口物糖，可以挣到很多钱。因此军阀领袖经过一阵混乱以后，产生出了被当时欧洲人当做笑话传播的克里斯托夫海地帝国（Henri Christophe, Kingdom of Haiti, 1811-1820）。这个帝国可要比华盛顿将军的共和国要有钱得多，华盛顿将军的共和国是没有高价值出口品的，虽然普通人民经过努力工作以后很容易像华盛顿本人一样当上大地主，但是这个大地主种植一些粮食作物让大家丰衣足食是没问题的，可是想要发大财发横财，像现在的阿拉伯石油大王那样是不可能的，后来产生的棉花和海地的糖才是阿拉伯石油大王的石油。
而这些钱落入了克里斯托夫的手中，他跟华盛顿不一样，他就把这些钱集中到自己的手里面，大修宫殿，而且宣布他自己也是皇帝。这个不正统的出身军阀的皇帝受到欧洲君主的嘲笑是必然的，但是他也面不改色地，像隔壁的拿破仑一样。拿破仑当了皇帝以后，他就不顾旧封建主义的规矩，封他自己的有功军官当伯爵公爵之类的，但他封的封号还比较相像样；而克里斯托夫封他自己的手下什么「注射器伯爵」、「柠檬水公爵」（注：此事为福斯坦-埃利·苏卢克 Faustin-Élie Soulouque皇帝1847～1859 所为 ），连名字都没有编得像样，显然像习近平同志一样文化很低的样子，又被大家嘲弄了一阵子。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像是中国的政权和阿明（Idi Amin, Uganda）的政权一样，是在政治真空期形成的，主要就是列强都不想管他，并不是他自己的力量很强。毛泽东变成民族英雄并不是他自己很能打，而是因为正好处在列强出于政治正确相互平衡和其他原因，谁都不能直接统治中国，像朝鲜的金家也是这种情况，不是你军事能力很强，而是大家都不好直接管你，在这个间歇期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同时他的管理能力，比起遭到屠杀的以前的法国白人种植园主是差了很多，就好像是贫下中农干部接替了过去由英国人和日本人主管的大企业一样。原来的员工是服日本人和英国人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因为他们有水平；而这些从乡下进来的泥腿子水平还不如我，却嗖的一下跳到我头上，当了我的党委书记，我TMD心里不服。所以在他的时期，他虽然暂时还能获得高价值种植园的收入，但这已经是余波了。
管理很差，像是伊朗革命以后伊朗石油企业一样。工人在社会混乱情况下，很容易逃到别的军阀那去当兵，或者自己去开荒种地，种点红薯什么的，勉强能够維生，当一个自由的穷困的小农而不当种植园的奴隶；反正种植园大部分产出也是克里斯托夫（Henri Christophe）皇帝的事情，跟自己没关系。于是军阀混乱进一步升级，皇帝克里斯托夫本人虽然论钱来说，在各军阀当中是最强的；但是按社会结构，却斗不过共和派。共和派的军阀也是军阀，论逼格比起西班牙语国家军阀还要差得多，但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逃离种植园，自己想要变成自由小农的黑人。这些黑人不想去欧洲——我们要注意糖在欧洲能够换来钜款，但是钜款全落到政权手里面、皇帝和种植园管理者手里面，自己能够得到多少是不好说的。而且经济作物的生产导致粮食不足，这是非常要命的事情。我们如果算总账，只算一盘大棋，出口白色黄金棉花赚到很多钱，然后进口粮食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土地都用来种棉花，本地缺乏粮食，在风不调雨不顺的时候，很容易闹饥荒的。
海地军阀的德性比起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就要差得多。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在棉花年成不好的时候，或者价格波动时候，是自己把这个损失吃下去。黑人奴隶再怎么失去自由，猪肉、红薯从来都是管饱的；海地黑人就没有这个幸运了。所以他们像俄罗斯的农奴和集体农庄庄园一样，他们如果获得自由，最希望的是首先种自留地，自留地能够种些红薯、稻米之类的粮食作物，可以让自己一家人吃饱，卖不出钱来。你的生产效率生产出来的产品到国际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但是你可以让你的家人吃饱，你的家人有粮食吃，有面包、有玉米、有蔬菜吃，像俄罗斯所说的那样有黑面包和酸黄瓜大家就满足了。比起种植园有的时候能赚很多钱，有时候闹饥荒要强的多。
因此依靠小农为基础的军阀，最终战胜了依靠种植园主四马分肥体制。所谓四马分肥体制，就是种植园主、国家和种植园的黑人一个人分一份，就相当于是土改过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那种半资本主义体制，目的是为了保存下来在欧洲很能赚钱的糖业生产。但是有钱的一方在战争中失败了，而且不是偶然的，是在列强都没有积极干涉情况之下。武器装备都很差劲，而且军队的技术人员也没有能力使用太先进武器情况之下，能够吸引最多逃兵的人获得胜利。而克里斯托夫的政权虽然有钱，他的军队却很容易逃亡；那些以小农为基础的穆拉托人（Mulatto 注：一名白人父母和一名黑人父母出生的人）军阀反而比较容易吸引逃兵。最后，克里斯托夫的政权完全崩溃，在崩溃的过程中间，残余的能够赚钱的种植园也崩溃了。过去种植园的黑人奴隶、黑人劳工不愿意继续种植保证不了他们口粮的、非常值钱的糖；而是趁着政权更迭的解构，实现了全面的小农生产替代。
于是新的军阀政权按照杜桑和拿破仑的方式统治，我们可以把他们理解为一些退色版的、低配版的拿破仑政权。他们的政策是保证去封建化以后的小农，能够稳定地保证他们的土地产权。在小农和小农产生出来的军人支持之下，这些军阀统治了海地。而且他们像小拿破仑一样，他们不大有西班牙和奥地利那些封建羁绊，可以穷兵黩武。他们的小拿破仑行动就是企图吞并隔壁的西班牙殖民地。好几次海地统治了全西班牙岛，整个圣多明各岛，在全岛上面推行小拿破仑体制，像拿破仑在伦巴第、瑞士和巴达维亚（Batavia）推行那些去封建化的改革。但是西班牙殖民地居民不高兴接受拿破仑式的统治，就像瑞士人和荷兰人不高兴接受拿破仑的改革一样，他们不愿意为了平等而牺牲传统自由。于是又多次发动起义，在包括前宗主国西班牙和欧洲国家的支持下，重新赢回了自己的独立。
最后在19世纪进行这几次穷兵黩武的拿破仑式战争一样，小拿破仑、黑人拿破仑的海地共和国，也像前帝国一样完全破产。把自己的资源，包括——本来海地人口是比它的邻国要多的，把自己的人口资源和残余的经济资源在战争中消耗殆尽，像拿破仑失败以后的法国一样，国家背上了巨额的债务。最终也没有能够得到一寸的土地，双方的边境跟原来一样。之后的海地就变成一个上层完全破产，依靠太子港的一点点关税港口收入，像是蒋介石政权和北洋军阀政权一样，主要收入就是天津、上海这些海关的关税和盐税，内地的农业税微不足道，不足以养兵。
当然他们也跟海地太子港的各种黑帮勾结的非常紧密，整个政治形势就像意大利南部一样。他们仍然是天主教徒，企图推行中央集权统治，但是内地的贫困农民只有天主教会才能整合。信奉天主教的人算是逼格比较高的，信奉巫毒教和其它传统宗教的人就跟黑帮没什么区别。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海地的中央政府无法从他们那里取得收入。军阀不再有扩张、进行战争的能力，也没有能力控制太子港的帮派。太子港的帮派经常武斗，像军阀经常发生政变一样。最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借钱维持公务员和军队的开支，然后还不起钱。列强进行干涉，包括美国。美国占领和整顿的时期，海地的财政一度有所好转，但是美国人不能永远留下。然后稍微有点眉目以后美国就撤军了，撤军以后局面又恢复到原来的情况下，军阀和黑帮统治太子港，太子港以外的地方由天主教会和贫困的小农构成，算是海地比较稳定的地方。
我们要注意，海地虽然是一个帮派横行、暴力横行、艾滋病横行的地方，但是天主教会统治的农村一直很稳定，像菲律宾一样，生育率高、家庭稳定。对于海地人民来讲，天主教会和天主教会的神父就是他们最好的领导者，比起政府、军阀、黑帮要强得多。信奉天主教就是他们最好的出路。当然天主教也产生了拉美式的民粹主义、天主教民粹主义，著名的阿里斯蒂德（Aristide）就是其中之一。教会一直是站在人民一边的。所谓的中产阶级只在太子港存在，主要是寄生于出口产业，跟军阀和黑帮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因此对于首都的穷人和外省的农民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威望的。美国几次企图推行的民主化，因为缺少一个稳定的、体面的中产阶级支持，最终失败了。中产阶级想维持自己的相对优越位置，还是要依靠军阀来保护他们，否则的话普选制会使穷人——占绝大多数的穷人和外省人选出像阿里斯蒂德这样的民粹主义领袖。
阿里斯蒂德是出身于神父的，但是背叛了天主教会，因为天主教会是不主张积极干涉政治，而且相当地正确地认为：人民的痛苦是由于人民自身的罪恶造成的，并不是由于政治败坏造成的，因此单纯的政治改革是不能解除人民痛苦的，人民还是要洗心革面、反省自己的罪恶才行。当然主要的不用说，海地的教育是很不普及的，教育情况是很糟的，极少数的豪门把自己的子弟送到美国和其它地方去上学，然后多半是一去不回；中产阶级、比较有出息的也是以移民为主要出路，毕竟它离美国如此之近；而普通人民是上不起大学的，有些连基础教育都很不完善、学校自然也很差。天主教会给他提供的教育往往就是穷人最好的教育，而受天主教教育的人如果不遵守天主教会的约束的话，那就会变成阿里斯蒂德这种人。他不按照天主教会的想法，他认为政治上的败坏是人民不幸的因素，我们应该发动人民运动来推翻军阀和黑帮、以及不靠谱的中产阶级，使人民得到解放。这样的民粹主义运动很容易被共产党利用，变成共产党的俘虏。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就是这种情况，他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相比之下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才像是真正的国民党。
阿里斯蒂德是生在苏联倒台以后，因此他没有被共产主义劫持。但是他发动的民粹主义，显然也只有在在野的时候才管用。在野的时候因为他不掌权，人民以为他比较清廉而且关心人民；上了台以后，他根本无法处理政治经济问题，他的政权比过去的军政府还要更加腐败混乱，因此人民很快就失望了，新的政变发生。政变发生以后，美国以维护民主的名义把企图重新掌权的军阀赶走了，让阿里斯蒂德和他的党派重新执政。但是即使在他的党派重新执政的情况下，他也把情况弄的一团糟，把联合国和美国的援助都糟蹋掉了。于是最后即使在不进行政变的情况下他仍然是不得不下台。这是民粹主义政治家天然的弱点，我们不用到别的地方去找，最近刚刚下台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就是阿里斯蒂德那类的人物。诸如此类的民粹政治家，在拉丁美洲国家和拉丁系、天主教系的国家一抓一大把，没有必要详加说明，他们就都是一个模式。
当然，全世界认识的海地就只有太子港，农村的海地他们并不认识，天主教会的海地他们并不认识。这个太子港是帮派横行，艾滋病横行的地方，向美国出口的，要么是腐败的军阀和有点出息的中产阶级，要么就是黑帮。而海地的黑帮在美国的名声跟意大利黑手党也是差不多的，只是局面比较小。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美国人没怎么见过真正的坏人，像以色列人就见过。以色列人见识过了苏联犹太人建立起来的俄罗斯黑手党以后，就觉得意大利黑手党的底线其实很高的。海地黑手党虽然皮肤是黑的，但是跟意大利黑手党是差不多的，他们还是有底线的，他们很少会放弃他们天主教信仰。虽然杀人如麻干尽各种坏事，但是一见到修女就要下跪，临终时如果不能向神父忏悔的话，会寒毛倒竖起来，觉得自己遭受了极大的不幸。他们一面犯罪、酗酒、贩毒、相互屠杀；一面仍然相信永生和上帝的审判，害怕自己临终时得不忏悔的机会。
只不过拉丁美洲在天主教会的笼罩之下，他们见过的最坏的人就是不信天主教的科学家派、或者实证主义者、或者像巫毒教那些非基督教的宗教。连见到的共产党人也是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这种人，跟亚洲的共产党人毛泽东、胡志明、金日成之类的根本没法比。所以他们就是因为没有见过真正的坏人，然后在给他们援助，想提升他们的联合国、美国和其它外来人的合作之下，编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神话。按照这些神话，仿佛拉丁美洲是最惨的地方，但是其实拉丁美洲只是跟美国比起来才算是最惨的地方。按照全世界的比例，把亚洲、非洲加起来的话，其实自始至终都是中上水平，没有产生有多糟糕的情况。海地从来没有闹过真正的饥荒，而且那些黑帮和首都的坏人如果真的愿意忏悔的话，天主教会是随时都会为他们张开手臂，等着他们回来的。
你说海地没有大一统的传统，这是个错误。大一统这件事情指的是强势的行政国家，跟领土的大小并无直接关系。比如说有些帝国是小帝国，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王朝都是小帝国，境域还没有打大就被消灭，但它的体制跟秦政是一模一样的。海地的体制是典型的拿破仑体制，虽然后来都叫共和国总统，但是总统本人就像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拿破仑一样，只是没有像第一个拿破仑可以后来正式称帝，但是没有称帝，他们也执行的也是拿破仑式的军阀统治。跟周围的西班牙语国家，更不要说是英语国家相比起来，海地是一个典型大一统国家，它用强势的行政国家去摧毁封建主义的遗产，所以才造成了我们非常熟悉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所说的那种强势行政的国家造成的各种社会溃败现象。
行政国家、拿破仑式国家，因为它毕竟是欧洲殖民地的底子，天主教会还没有溃败，所以还没有像是东亚的吏治国家那么样败坏；但是欧洲人所谓的「法国病」在海地是一应俱全，跟封建主义强盛的英国和西班牙社会形成非常鲜明对比。直截了当的说就是社会缺乏自治能力，人民习惯于依附政府，而自己的建设又很容易被政府的胡乱操作搞坏所造成的各种现象。海地就是一个美洲的小拿破仑国家，它的军阀跟那些欧洲、西班牙语国家出来的考迪罗（Caudillo）军阀不一样。考迪罗军阀是大庄园主和封建主的产物；而拿破仑式的军阀则是官僚和常备军的产物，它的封建性要弱得多，只是靠着教会的保护才没有完全败坏。
所以你要是比较要有适当的标准，因为天主教会的存在，所以海地跟中国比较的话，那肯定中国是大一统的吏治国家，海地不是；但是海地跟其它拉美国家比较的话，跟西班牙语国家相比较的话，那肯定海地是拿破仑式的吏治国家；而拉美其它的军阀国家，同样是军阀统治的其它国家，拥有大量封建主义遗产的封建军阀国家，因为军阀跟军阀是不一样的。建立吏治国家的拿破仑式的军阀，就不像是西班牙语国家的封建军阀那样，能保持封建自由的遗产。但是他们的最初，比如说在克里斯托夫王国，和海地初次统一全岛的那几十年的时间，因为他有能力比封建军阀有更多的能力来榨取社会资源，所以他显得更强大一些。所以一直是海地去吞并隔壁的全圣多明各，而不是反过来；是拿破仑想吞并欧洲，而不是西班牙或者是奥地利想吞并拿破仑。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透支当然很好，透支完了以后怎么样？欠下的债你还是要还的呀。法国还拿破仑的债是怎么还的？法国从跟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逐步跌落到被英国和德国骑在头上，这是法国在还拿破仑的债；残余的债务在阿兰·佩雷特菲和戴高乐的时代还没有还完。海地变得比圣多明各更加穷困，这正是它几次穷兵黩武、统一祖国——圣多明戈就是海地的台湾问题呀，海地也想统一全岛，像中国想统一台湾一样，大一统主义，强势行政国家所有毛病。但是你是不是可以说，海地因为有自己的拿破仑，有自己的克里斯托弗国王足以骄傲呢？拉丁美洲的霸权国家海地好歹也算一个。海地曾经比华盛顿将军和玻利瓦尔将军更加富足，金碧辉煌的宫殿现在还是联合国钦定的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东西隔壁那些加勒比海岛国有吗？跟海地同样人口体量的国家，哪一个能够搞出这样金碧辉煌的宫殿？哪一个发过这样的大财？哪一个能够穷兵黩武统一别人国家？他们不都是乖乖的，像四川军阀一样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要不被别人吞并就不错了，还想吞并别人？请问龙云为什么不去像唐继尧那样吞并别人？因为唐继尧又不能搞土改又要想吞并别人，欠下的债务他还了十年都还不清，他再也不敢搞扩张主义战争了。
西班牙语国家那些军阀也是这个样子。秘鲁在自己有鸟粪收入，它的鸟粪作为肥料，还有硝石作为军火，卖到欧洲很能赚钱的时候，它也穷兵黩武，跟智利、玻利维亚他们打仗。然后这些收入全都没有了，卖完了什么也没有了。人民并没有感到他们情况有什么改变，因为大多数人民还是种地为生，那些钱也赚不到他们手里；没有这些钱他们也不会受到什么损失。但是国家没有钱了买不起先进武器了，变成一个灰溜溜的国家。秘鲁、玻利维亚现在都变成灰溜溜的国家，跟海地一个样。但是他们跟海地不一样，没能够自己出到自己的拿破仑。海地是特殊的，虽然它比秘鲁和玻利维亚和墨西哥要小得多，但是它能够出自己的拿破仑，能够有拿破仑的辉煌和光荣之役。
你要想一想假如全欧洲，也只有海地那么大的话，拿破仑是不是也是个可笑的人物？拿破仑之所以看上去不可笑还有点伟大，就是因为欧洲是世界的领袖，而且欧洲非常大的缘故。但是自从出了希特勒以后，连法国人也有点不愿意喜欢拿破仑了。海地吃亏的地方就是，海地毕竟太小，全圣多明各岛也太小。如果海地像中国一样大，那么海地军阀统一全岛的企图也像是中国统一台湾，制霸全亚洲一样，显得有点辉煌灿烂，是不是至少是像袁世凯、蒋介石一样的伟业？
所以海地，他说反了，海地恰好就是拉美国家当中的中国，拉美国家中最大一统、最吏治国家、最拿破仑的。没有完全变成中国，因为天主教会还在，怎么说也不会落到吃两脚羊的地步。所以比起中国来说的话，海地毕竟是个拉美国家；但是比起拉美其它国家来说的话，海地就是拉美国家中的中国，它是一个微缩版的大一统国家。就像是复活节岛、最后发生食人的复活节岛，就是个微缩版的地球一样，地球如果没有开放边疆的话，经过无限长的博弈后，也会变成复活节岛的。海地如果放大无数倍，那么它也是中国，而且它比习近平和江泽民更加成功，它真的好几次都已经统一了台湾，中国还没能统一台湾呢。而且他真的建立起了拿破仑的伟业，打败了法国和西班牙和英国的军队。比起中国打败日本和苏联来说，成绩实在是更加辉煌，你要考虑海地只有那么点大呀。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如果海地有十亿人口，他的军事成绩，拿破仑式的伟业和统一祖国的伟业是远远超过中国的。
当然太子港这些今天艾滋病横行的黑帮，比起云南、四川那些同样毒品、艾滋病横行地方相比，根本不算个事儿。因为他们还有天主教会和国际援助，而华属赞米亚连这些东西都没有，人民的处境比海地实在要凄惨得多。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您的解说。还有一些时间，还想问一个也是比较类似的会员问题。这位会员朋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美洲脱离西班牙殖民帝国独立之初，最开始是在墨西哥帝国之下，后来独立出来组成了中美洲联邦，然后联邦又解体，形成现在的中美洲诸国。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有一个帝国一步步解体、形成小民族国家的一个很理想的过程，但是实际上这些国家多数仍然是比较贫困动荡的，而且似乎也是不能够和它们原本的主体墨西哥相比。那么这些和它们的内在宪制问题有什么关联呢？
刘仲敬：这话也是不对的，就是这些国家属于墨西哥南部而不是北部。墨西哥北部是特殊的，主要是因为有美国在。墨西哥北部是一个墨西哥的准发达国家，从奥夫雷贡将军（Álvaro Obregón）跟卡兰萨总统（Venustiano Carranza, 1917-1920）争权那个时代，墨西哥北部蒙特雷（Monterrey）的资本家和庄园主一直是墨西哥国内最强的亲美势力，现在也是，是他们要搞北美自由贸易，我们所谓的经济意义上的墨西哥主要是这些。
我们要注意，墨西哥的地理形势跟美国是不一样的，地图上有那么大一片，但是美国除了洛基山，有巨大的平原，铁路公路南北四面八方畅通；而墨西哥，墨西哥城到维拉克鲁斯港口（Veracruz）这条铁路线就是真正的墨西哥，从这条线到墨西哥的其他地方，有些时候是只有海路可通，到现在也仍然是走海路方便得多。比如说尤卡坦的情况跟中美洲各共和国是差不多的，它们的情况就差不多就像是越南跟云南的那种差别。越南是独立的对不对？云南还是中国的一部分；危地马拉是独立的，尤卡坦也是墨西哥的一部分。尤卡坦就像云南，危地马拉就像越南，它们的情况是差不多的。你要去哪里你怎么去？你从陆路上走的话几个月都走不到，从海路，先从墨西哥城坐铁路火车到维拉克鲁斯港，从维拉克鲁斯港坐船到尤卡坦半岛，或者去危地马拉去萨尔瓦多，坐船去更快。
墨西哥在地理上是隔绝的，尤其是墨西哥城以南的地方，墨西哥北部和南部是两个世界。墨西哥南部情况跟哥伦布征服以前是差别不大的，墨西哥北部靠近美国边境，跟美国南方各州差别不大。墨西哥整合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加拿大全国的差别是不太大的，最穷的密西西比州也其实也没有多穷，密西西比其实比除了大伦敦市以外的英国还要稍微富裕一点，只是比加州穷。而蒙特雷的资本家除了讲西班牙语言以外，地地道道就是个美国人，整个生活方式价值观全都是美国新教徒那样。南方到处都是印第安酋长国，有些名义上信奉天主教，但是原有的部落文化把天主教改组得面目全非，天主教也始终认为他们不正统，但是因为它没有什么暴力手段，用感化的手段到现在还没有搞定，你把它理解成遍地都是土司领地。墨西哥共和国跟墨西哥帝国和西班牙殖民帝国一样，只追求名义上的臣服，也不从他们那里要钱、也不干涉他们的自治权，南部就是这个情况。
墨西哥的分裂是跟袁世凯非常相似的伊图尔维德的帝国（First Mexican Empire, 1821-1823）复辟君主制失败，共和派跟独立派崛起的结果，是按照西班牙封建殖民主义的司法管辖区——危地马拉司法管辖区（Captaincy General of Guatemala, 1542–1821）分离出来，然后再进一步分裂的。分裂的主要原因也是，各部分各小区之间从海路联系比从陆路联系更加方便，所以小区还会进一步地分裂，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战争。墨西哥的军阀战争是比北洋军阀的战争更加文明的。
北洋军阀是这么打仗的：比如说直皖战争（1920）打了几天以后就结束了，死的人很少，然后双方举行一个欧洲式的仪式，战胜方的将领拿着宝剑表示，我们接受贵军的投降，同时对贵军的武德表示非常敬佩，然后我们去吃饭吧。战败方把自己的宝剑，像欧洲的皇帝和将军、像拿破仑三世把自己的宝剑交给威廉普鲁士国王一样，把自己的宝剑交给战胜方的将领。他说，我们对战胜方你们的英勇作战表示非常佩服，也认为你们赢得并不亏，现在我们可以言归于好了。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连春秋战国时期都没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文明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最文明的时代就是北洋时代，这种欧洲式的战争只有在北洋时代才能发生。而拉美的军阀战争、包括中美洲的军阀战争其实也就是这样。
所谓「政治动荡」全是媒体搞出来的。什么叫做政治动荡？集体农庄饿死几千万人叫政治动荡；袁世凯和蔡松坡带着几百人杀进总统府，总统带着自己小姨子和几百万美元坐着飞机逃跑，然后他宣布以后我是总统了，整个过程总共只死了18个人，这也叫政治动荡。这两种政治动荡是同一性质吗？拉丁美洲的政治动荡全都是这个样子，能死十几个人就了不起了，一般来说军阀打进去的时候，老总统早已经带着他的钱包逃走了。而广大人民开店的照样开店，连北洋军阀时期政权更迭的时候，叛军像梁实秋记载的那一次，在北京城狠狠地抢了一波那种情况都找不出来。像王占元的湖北也是，叛军在武昌城抢了一波，抢了几百个商家，不得了了。军阀最严重的就是这种情况。
而拉美军阀连这种事情都没有，因为社会秩序有天主教会来维持。政变是不断会发生的、选举永远是舞弊的，但是人民并不关心上层政治的斗争，对于人民来说教会和他的邻居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也没有任何政权更迭会干扰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这种事情不用谁去解释，你在菲律宾就可以看到。菲律宾多次发生政变，选举也是各种乱七八糟。人民担心什么呢？政府不会迫害他们，软弱的政府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比较有出息、想通过歪门邪道发财的人很容易被黑帮刺杀。依靠国家司法机构，你要收集到足够给犯罪分子定罪的证据很不容易，但是你如果要买凶杀人去报复却很容易。但是如果你说一个安分守己、每个星期去教堂的家庭主妇会卷入这些纠纷被黑帮杀害，那是不可能的。盗亦有道，拉美的黑帮和意大利的黑手党只会杀跟他们争权夺利的政治家和黑手党兄弟，是不会杀虔诚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主妇和天主教修女的，从来不敢冒犯教会，也从来不会伤害那些愿意安贫乐道过穷日子、接受教会保护，日常生活受到教会指示和规范的普普通通的愚夫愚妇。这就是拉丁美洲的正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