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阿姨您好，我们可以正式开始了。我是剿匪学院，今天想向阿姨请教一个会员的提问。就是以目前发现的考古证据来看，台湾出现史前文明的时间要早于东亚，但是直到大航海时代以后，才开始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视野。然后开始被西班牙、荷兰，还有颜思齐（1586-1625）、郑芝龙（Nicholas Iquan）这些势力建立殖民点，最终清廷在1683年把台湾西部纳入版图，统治时间达到212年。其实当时康熙要设官统治台湾的时候，很多大臣是反对的，康熙也曾经犹豫不决，甚至还准备对台湾「迁其民而弃其地」。如果康熙当时真的实施这个「迁其民而弃其地」的政策的话，台湾后来三百多年的历史会如何改写？甚至如果康熙连迁其民都不实施，当时根本就完全放弃不攻打台湾、对台湾完全不理睬，又会如何影响历史呢？
刘仲敬：最近20年的考古学证据和基因方面的证据已经改写了很多历史。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欧亚大陆东部的人口，最早都是从西亚和东非沿着海岸线慢慢迁移过来的，内亚腹地的道路打通是晚得多的事情。所以按照时间来算的话，总体的规律应该是越靠近西部时间越早、越靠近东部时间越晚，在最东端的海岸、东南亚东亚的海岸，肯定是越往南时间越早、越往北时间越晚，越接近海岸线时间越早、越远离海岸线的内地时间越晚。不过当时迁移过来的人民，肯定还是处在文字产生以前的部落状态。而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大多是文字产生以后的历史，文字产生以后的历史，那么就是从西亚产生出来的已经成型的高等文明，这时候已经掌握了马车和轮子的技术，通过陆路通道和欧亚大草原取得了优势。应该说最近四五千年一直到最近六七百年之间这个阶段，一直是陆路优于海路的时间。
海上的交通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跟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使用独木舟航海，他们用这种技术加上观测星象的技术，已经走遍了整个太平洋的所有岛屿，除了澳洲大陆以外，所有地方都被他们走到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压力去进一步改进技术，从史前一万年到哥伦布时代、500年以前这段时间内，航海技术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进步。直到十字军战争以后，地中海的航海技术传到印度洋、然后花了几百年时间传到东南亚，太平洋各岛屿的居民才突破了原先的航海技术。所以在这段时间内，占优势的政治组织肯定就是部落结构、而不是拥有文字和官僚机构的大帝国，因此在书面记录方面显然是吃亏的。他们之所以走这条路线，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人口和资源的比例处在比较有利的状态。他们没有产生出官僚和知识分子的精英阶级，但是他们拥有的蛋白质和能够开发的资源，相对于人口来说始终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此没有遇到很大的压力要进一步升级他们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
最近500年，穆斯林船只和欧洲船只基本上是前脚接着后脚、前后相差时间不超过100年，踏进了远东海域。穆斯林使用的技术，基本就是十字军战争后期地中海开发的技术，而欧洲人使用的技术，则是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时期在西北欧海岸开发出来的技术，比穆斯林技术要高一级，所以就在不到100年时间压倒了穆斯林船队，统治了整个远东海岸。
在康熙皇帝的时代，海路再一次压倒了陆路。可以说人类历史的黎明是海路优于陆路的，那时候陆地上全靠走，没有马也没有车，海上你可以用小船，小船的技术虽然简陋，但是比起用脚走路还是要快得多。但是马和车、轮子产生以后，小船就不如马和车，战马从匈牙利一直到北平到长城脚下，整个时间不超过100天。如果用小船的话，从亚得里亚海穿过东非、穿过整个印度洋到远东的话，你必须像腓尼基人那样不断停下来补充给养，估计绕行一圈的话至少需要四五年，所以陆路在这个时期优于海路。但是在1500年以后，情况再度颠倒过来了，欧洲的航海技术使得海路再一次优于陆路。
因此，曾经3000年的时间内，是最接近内亚方向的群体拥有最高的技术，因为他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唐尧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山西，山西高地是内亚输入管的一个地方，他们拥有先进技术。而历来北朝总会征服南朝、西部总会征服东部，原因就是因为西部和北朝距离先进技术的距离比较近。但是到1500年左右，情况再次颠倒过来了，像人类历史黎明一样，越接近西方、越接近南方、越接近海洋，技术就越先进。日本、缅甸、暹罗的火器，在明朝末年已经明显地领先于中国，只是由于广土众民的大帝国的缘故，这一点还不容易显示出来。
从康熙皇帝君臣的态度来讲，郑成功集团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尽管郑成功集团本身是一个走私集团，它跟官僚帝国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它跟反清复明的势力结成了联盟，并通过这种方式升级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西非各酋长国皈依伊斯兰教也出于差不多的原因，伊斯兰教能够给他们带来一批有训练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可以帮助酋长建立有建制的王国。国王信奉伊斯兰教，变成埃米尔和苏丹以后，手下有一帮知识分子和教法学家辅佐他进行统治以后，他的权力和资源比起过去当酋长的时候有大幅度的增长。郑氏集团在得到明国士大夫和组织形式的帮助以后，像陈永华（1634-1680）之类的建立孔庙之类的以后，它也能够得到更强的组织形式，在这方面皈依儒教和皈伊斯兰教是差不多的。
但是正像西非酋长国的情况一样，他原先的政治组织是海商组织，跟官僚组织是格格不入的，这就体现为隆武皇帝（1645-1646）和郑芝龙之间的冲突。明国士大夫一致谴责郑芝龙是强藩，不认真负责北伐、也不负责大陆上的保卫，最后还跟清廷达成协议，其实他所做的事情跟浦寿庚是差不多的。蒲寿庚（1205-1284）在主持泉州的贸易，他自己也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在他看来宋国和元国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大陆帝国，就看谁的条件更好一些，如果元人愿意给他以更宽厚的条件、更多自治权的话，他放弃宋国而支持元国并没有什么不可以。至于宋人北伐那些理由，宋人跟元人起冲突的那些理由，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是个nothing。对于威尼斯共和国来说，法国国王跟西班牙国王的纠纷干他们什么屁事？确实是毫无关系的事情。所以郑芝龙对于隆武皇帝跟清廷之间冲突也是毫无兴趣。在隆武皇帝的士大夫要求他按照儒家官僚的方式来约束自己的部下，这就是等于是要断他的财路，他跟隆武朝廷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张了。所以清兵南下的时候，他做坐视清兵消灭隆武政权而不救，他认为清廷跟隆武朝廷一样，都是同样合适或者同样不合适的交涉对象。
而清廷对郑芝龙集团以及对于整个东南亚是向来有两种不同看法的。传统的满洲部落贵族，他们对入关的兴趣十分微小，像亚历山大的贵族一样，他们本能地感觉到，亚历山大做了波斯皇帝和印度皇帝以后，肯定会剥夺原来马其顿贵族的权利，把马其顿由有限君主制变成东方的专制政权。另一派就是相当于克莱武和黑斯廷斯这种人（Robert Clive, Warren Hastings），他们巴不得把大英帝国从伦敦搬到印度去，那样他们可以像是波斯和印度的贵族那样三妻四妾、享受发大财的统治。
这两派的代表就是体现为索额图（Songgotu, 1636-1703）和明珠（1635-1708）的斗争。由于入关的利益太大、捞到的好处太多，出关、完全放弃明国的财富是不得人心的事情，所以索额图那一派也不敢公开像阿敏（1585-1640）那个时代的保守贵族、或者像皇太极本人那样，主张签订一个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拿一笔钱就出关，继续恢复自己原有的部落贵族统治。所以他们是已经处在必然要失败的一方。假定英国的朝廷从威斯特敏斯特的伦敦迁到了德里和加尔各达，那么英国的贵族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况，他们迟早有一天会变成三妻四妾的波斯和印度贵族的，而且还会觉得基督教太碍事了，有朝一日他们可能还会皈依伊斯兰教。
而明珠那一派则坚决主张把大清皇帝变成大明皇帝，让他们放弃部落贵族的传统，自己也去做文人士大夫。这就是《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也就是著名诗人纳兰性德的时代，纳兰性德就出生于明珠的家族，他变成一个伟大的诗人不是偶然的，跟杨家将的后代变成了文人一样。阿拉伯诗人和骑士进入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宫廷以后，也差不多是做了同样的选择，他们变成了文人、科学家和诗人，把自己的军事义务交给了突厥武士，照今天的说法就是乌克兰和哈萨克的雇佣兵，结果自己最终变成这些雇佣兵的俘虏。失去了武力不可避免地就要失去自由。
对于想要做大明皇帝的这一派来讲的话，消灭明国的残余势力、防止海盗的集团和走私贸易集团对东南沿海的扰动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两种社会秩序。在上海滩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你做了大清朝的官员，按照大清朝的正规俸禄的话，你在上海滩连房子都买不起；而一些狗屁不通的买办甚至是妓女，英语其实也不怎么会写，但是会说几句洋泾浜英语，结果混得很好，在那里起了豪宅，把饱读诗书的士大夫比较起来像个穷光蛋。这样做必然要动摇文治，因为儒家士大夫也是讲究文治的，我们统治人民，有一大半是依靠人民多多少少是相信儒家的道理是宇宙真理、多多少少认为有学问的士大夫有资格领导我们这帮文盲，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服从士大夫的统治，只要士大夫讲出一些儒家的大道理，而不是需要用派衙役和官兵来，用刀抵着他们的脖子他们才服从。
而且从势利的角度来讲，因为大多数人，尤其是文盲的人民都是势利的。有学问跟有钱有势是连在一起的，读了书就能升官发财，文盲总是穷人，懂得孔孟的经典跟住豪宅坐轿子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有朝一日，读孔孟经典的大官过着穷兮兮、借债度日、住破房子的日子，而大字不识、孔孟之道完全不懂、忽悠两句英语的人就可以住豪宅过好日子，那么人民对官僚和士大夫的尊重就要丧失一大半，他们将不再愿意自愿服从，统治成本将会急剧上升，用文治的方法就很难统治了。而要用强制的手段的话，提高统治成本，对大清国这样广土众民的帝国、以及明国宋国或诸如此类的帝国都是非常致命的。这意味着军阀的统治取代了文治，而军阀注定会推翻王朝，进入一个四分五裂的割据时代。
因此他们对西方势力有本能的反感，要求把这些万恶的奸民打倒，以便端正风俗。最积极的恰好还不是北方的河南河北的士大夫，他们还不大敏感，而是像林则徐这样的福建浙江的士大夫。因为就在他们的脚下，他们好不容易读了书做了官，准备享受一下人上人的日子，却发现他们的人民不再尊重他，而是尊重像蔡牵（1761-1809）这样的海盗贸易者，人家赚的钱比你多、过的日子比你好。是谁最恨蔡牵呢？是道光皇帝和嘉靖皇帝吗？是满洲贵族吗？不是，是林则徐这样的士大夫。他好不容易读了这么多书，让他倒回到15岁，再去出海看星星、舞刀弄剑已经不可能了，他的沉没成本已经太高了。他必须打着维护清国皇帝和孔孟之道的名义，把蔡牵、郑芝龙这样的人打下去，他才能够保证他的本阶级的既得利益。
所以，根据同样的理由，投降清兵其实还不算是很久的吴越闽越的士大夫集团，对，像吴梅村（1609-1672）就非常恨郑成功，他绝不肯像是张煌言（1620-1664）那样或者是钱牧斋（注：钱谦益，1582-1664）那样，郑成功好歹是个反清复明的人物，虽然有点跋扈，但好歹是大明人，我们虽然现在跟了清朝，但是我们出生的时候毕竟是大明皇帝的子民。就好像是一个女人在丈夫死了以后又嫁了第二个丈夫一样，你不能对前夫口出恶言，说前夫如何如何不好，这是不道德的事情。
但是对于吴梅村这样的人来说，如果接受了这种逻辑的话，就等于是郑成功集团有一部分的合法性，他到镇江来要钱或者到泉州来要钱也是很合理的，那么满洲皇帝像明国皇帝一样，通过士大夫统治农民的统治模式就要整个行不通了。这对于吃地主饭的吴越士大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此，吴越士大夫普遍地既对清朝不满、又离不开清朝的统治。他们愿意反清复明，愿意接受的是像弘光皇帝这样的一个南朝，这个南朝也是由马士英、史可法这样的士大夫统治的，而不是由郑成功、郑芝龙父子这样的海商统治的。这些海商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是史可法能够复辟，他们是愿意坚决支持大明复辟的，如果大明复辟就意味着为郑成功来的话，他们就宁愿要大清了。
这是后来郑成功在镇江登陆以后，虽然有钱牧斋这样的少数人支持，最终无法胜利的原因。钱牧斋把这件事情归根于郑成功在军事方面的失误，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吴越士大夫的利益跟郑成功集团的统治模式格格不入，相对而言的话，满洲兵还愿意更多地接受通过士大夫来统治农民的模式。所以郑成功就被当成了海贼、而没有被当成反清复明的义士，跟史可法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他进兵到镇江的时候，苏州常州的士大夫都没有起兵响应他，如果这些人像太平军战争时期的赵景贤（1822-1863）、曾国藩一样行动的话，那么大清国在江南的那点兵是根本顶不住的，但是这些士大夫对清兵的支持使得郑成功的兵力无法持久，最终遭到了失败。
所以在清国内部，是亲明派，主张维持明国的统治、清国明国化派对南明势力看得很重，对于海盗集团的骚扰也看成是破坏因素。我们要注意，其实清国内部的部落贵族派、和郑成功以及百越酋长广西土司，全都是封建自由派。索额图跟沙定洲（？-1648）其实是阶级兄弟，他们都不高兴要大帝国，而是要求在封建领主的统治之下，保持高度自治或者是实质独立的。而明珠、史可法、马士英其实是同一个党羽，他们表面上拥护清朝和拥护明朝是势不两立，实际上清朝和明朝都要求士大夫统治，只是皇帝换一个留辫子的满洲人而已；而满洲贵族要放弃原有的部落自由，像明国士大夫一样可以得到更多的钱，却必须忍受更多的奴役和更少的自由，听任皇帝作威作福。
而比较传统的部落贵族说，皇帝也是一个武士、我也是一个武士，我凭什么让你欺负？传统的部落领袖也不敢这样对待他们的贵族。但是人一旦有了权力，会像雍正皇帝一样颐指气使，要求所有人都听他的。雍正皇帝如果放在努尔哈赤的时代，估计就被他的手下杀了，因为比较习惯自由的贵族是受不了这样作威作福的皇帝的。但是那时候满洲贵族已经被同化了——[00:19:01]什么叫做同化？就是放弃自己的武力。同时得到了很多好处。比较雅的就是像纳兰性德那样作诗，好像自己学问很大一样，但是实际上总的来说，撇开外表看实质就是你变得软弱了、变得更加依附于人了。
如果按照满洲传统贵族的观点来讲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像元顺帝（1333-1370）时代的蒙古贵族一样，根本没有必要搞什么像刘伯温他们所主张的那样士大夫的统治。方国珍（1319-1374）要当海盗，这个不要紧，我们封他一个藩王好了；张士诚也是一个走私贸易者，要占据苏州，我们也封他一个王好了；只要方国珍和张士诚能够保证粮食运到北京的话，他们封个王算什么，我们蒙古人的亲王多的是。但是在刘伯温这样的士大夫阶级来看，这显然是天下大乱，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物都可以做官了，我们这些士大夫往哪儿去？我们宁可支持杀人如麻的朱元璋来占据吴越，好歹弄出个像样的王朝来，把这些万恶的狗屁不通的走私贩子从王位上打下去。
如果部落贵族，索额图那一派占优势的话，那么清朝会像是元朝一样，根本不在乎这儿有些土司王国、那儿有些海盗王国、那儿有些军阀王朝，他们是可以跟那些王朝和平共处的。郑芝龙之所以要跑到北京去，也不是完全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后来的学者说是上当受骗。你想尼古拉斯是一个懂多少门语言、见过大世面的人，他见过的世面肯定比明国士大夫史可法之类的人见得多，他是那种能够随随便便被你骗到的人吗？而且他待在北京也一直住着豪宅，而且还能够遥控他在闽越沿海的家族分支，这也说明他心目中到北京去其实是想跟清朝达成一个合理安排，而且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希望。郑成功为了跟他的叔伯兄弟争权，打起了复明的旗帜，把那些不肯听他话的叔伯兄弟、又拥有大量资源的，打成不忠于明朝的人，用这个借口才控制了郑氏集团全部的资源，这样就等于是害了他父亲。
郑芝龙给他写的信说，就是说你要掌握分寸，不能让清朝完全满意、但也不要跟清朝完全决裂，这样对我们最有利。从郑芝龙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儿子不是个优秀的外交家。他对郑成功的看法，大概就像是俾斯麦亲王对威廉二世皇帝一样：这个新皇帝太sb了，我简直教不会他。我们应该跟明清双方都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照现在川普以后时代的话就是说不要脱钩站队，跟所有人都拉一把。我们不要为了奥地利的缘故而完全得罪俄国，我们要利用俄国对法兰西共和主义的恐惧阻止法俄联盟，法俄联盟的成立使德国两线作战，是德国必须尽力避免的。同样，德国不应该追求什么殖民地之类的东西，我们要坚决支持茹费理去搞殖民地，法国到了摩洛哥、埃及、到了东京湾得罪了英国。德国要支持法国反对英国、支持俄国反对法国，这样英法无法结盟、法俄无法结盟，德国的处境才能安全。否则的话德国凭自身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打单边战争，德国身处四战之地，打赢了也是吃亏的。但是这个智慧，威廉皇帝和他手下的没有见过世面的新兴庸俗资本家不懂，他们毁掉了俾斯麦的整个设计。
从郑芝龙的角度，他也是主张在明清之间不完全站队，跟双方都保持友好关系。郑成功跟明国保持关系是很好的事情，这是一张牌，可以让清廷知道我们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要完全一边倒，完全一边倒使清廷完全绝望，狠下心只能跟我们作对，最低限度也会使我们损失大陆市场和大陆上的很多物资，得到的东西是得不偿失的。但是郑成功像威廉皇帝一样，他就硬着头皮选边站了。
威廉皇帝也有郑成功同样的问题。他虽然是嫡子，但是他没有威望，在普鲁士王国留下来的老牌旧贵族看来，你这个年轻皇帝算个毛，在我们看来你就是个张学良，乖乖地跟着我们这些老人学习学习好了。我们德意志帝国又不是东方专制君主，我们是普鲁士王国，我们是欧洲人，皇帝国王又算得了什么，还不是我们贵族说了算？威廉皇帝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他觉得他已经足够聪明了，让你们这些暧昧分子浪费了德国的国力和大好机会，我像习近平一样不服气，我还是有办法可以找一些新兴势力来对付你们的。你们那些东方边境的容克贵族，自古以来就害怕俄国人，而且总想依赖俄国保守势力来对抗法国激进势力。但是德国经济奇迹以后产生了一批新兴资本家，他们不懂国际大势，皇帝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而且他们原先出身卑微，如果有皇帝愿意提拔他们他们会感恩戴德，皇帝说什么他们都愿意干的。依靠这些人，我把这些人提拔起来，就可以压倒俾斯麦和东部的老贵族。
对于东部老贵族来讲的话，反对沙皇俄国是最大的灾难。德俄交恶的话他们的土地要变成战场，反对沙皇俄国导致俄国变成革命势力，会毁坏他们的阶级势力。东方欧亚边境上大面积的荒芜土地对德国又是毫无好处的。而跟俄国翻脸的话，普鲁士军官必须卷入对英法的大战，而他们是主力，而那些叫嚣好战的海外资本家、要求德国建立远洋舰队跟英国拼一个你死我活的资本家，自己又不是主要的牺牲者，等于是我们只有亏吃没有便宜占。他们是极力主张执行亲俄政策的，只要德国执行亲俄政策、法俄联盟不能成立，那么战争永远不会爆发。同时，东部人也是陆上的地主，他们对海上贸易不敏感，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跟英国作对，德国又没有殖民地。亲英亲俄，德国只有法国一个敌人，德国是准赢的。
但是，经济大开发造成的新兴资产阶级，自己根基未稳就要求德国建立大舰队去跟英国作对，一下子把英国推到法国这一边；为了选边站，跟奥地利站在一起，又得罪了德国的传统盟国沙皇和保守势力，把欧洲通向革命，毁掉了普鲁士军官和地主的阶级基础。但是他们又不是作战的主力，他们可以牺牲德国贵族的利益来实现他们的霸权梦想，威廉皇帝依靠他们的支持罢免了俾斯麦。像张学良一边倒地倒向蒋介石，放弃了张作霖时代在蒋介石和日本之间执行平衡外交、坚决反对苏联的政策，结果使满洲完全毁灭。
威廉皇帝和郑成功干的事情也是同样的，他们的事情都有短期的好处。张学良和威廉皇帝都摆脱了一些讨厌的老臣，威廉皇帝跟新兴资产阶级结盟，摆脱了亲俄亲英的东部普鲁士贵族，把德国带向毁灭；张学良则在共产国际匪谍的支持之下，摆脱了那些反对国民党和苏联的老臣，把满洲送给了苏联和中国。郑成功也是这个样子，他在他招揽的明国士大夫的支持之下，摆脱了他的叔伯兄弟，使他的集团进一步的中国化，完全站队到明国这一边，使他自己变成了中国传统视为理所当然的那种独裁者。这个独裁结构是郑芝龙时代和郑成功年轻时代的郑氏集团所不具备的，那个郑氏集团是一个东南亚酋长国的联邦结构。郑成功是一个大山头、但是他的几个叔叔伯伯也是大山头，郑芝龙只是联邦领袖，并不是绝对的领袖；他自己去了，那几个集团还在继续做自己的生意打自己的仗，而且彼此之间有的时候也像欧洲贵族一样经常打仗。但是他们对外还是一个集团，他们的联系是很松散的。
郑成功成功地把这几个集团打掉，像习近平想要做的那样，把资源集中到自己手里面，为反清复明的需要，按照中国的传统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尼古拉斯·郑并不是个纯粹的中国人，像今天的缅北军阀一样，他们既有一个中国名字、也有一个缅甸名字。像张议潮，他另一个名字叫张赞热（799-872），你说他到底是吐蕃人还是中国人？他两者都是，他像边区居民那样用几种不同的语言，这很正常，他既有吐蕃名字又有中国名字。中国史料片面地把他说成是中国军阀当然不对，他建立的政权是吐蕃文化和吐蕃帝国、以及唐帝国和中国文化之间的一个缓冲国，而他的帝国是非常依赖于贸易的，所以他也需要西域吐蕃和波斯的物产和贸易路线，所以他是像张作霖政权和郑芝龙政权两边都站。
尼古拉斯·郑是一个天主教徒、郑成功是半个日本人。郑芝龙政权是在日本、欧洲人的东南亚帝国和明国势力清国势力之间周旋的，一个像琉球一样的缓冲小国。郑芝龙像俾斯麦一样很欣赏这种地位，因为商人就是这个样子，商人是不搞一刀切那样的，客户多一点对他只有好处，选择余地更大一些。他很高兴大清国来到他又多了一个客户，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不妨碍明国的客户，但他并不觉得他是明国的大臣或者是清国的大臣，他到北京去是左右逢源地从事外交活动的。他没有想到在郑成功统治下，就像张作霖没有想到张学良会干出那些事情一样。张作霖也是，他跟中国军阀和跟日本是搞平衡外交，对苏联经过初期的亲善，试验出苏联的本质以后，就实行义无反顾的反苏反共政策。他并不是纯粹的满洲独立党人，就像郑芝龙并不是反对明国的闽越独派，他要的是中间派的骑墙地位。完全独立会使得他跟明国的关系决裂、完全的臣服会断送他的贸易帝国，他要的就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像朝鲜琉球那样，我是明国的藩属、但是我又不是明国士大夫和真正的编户齐民那种半独立地位。
如果郑芝龙的另外几个儿子和他的几个兄弟当权、而不是郑成功当权的话，那么这个郑氏政权多半不会打台湾，因为打台湾也是明清战争的结果，使郑成功需要一个农业基地。在这之前它对农业的需要是不大的，而且也不存在跟清兵正式翻脸以后，需要一个更加安全的、更加远离清兵威胁的海外基地这个问题。按照郑芝龙走的那条路线，这就像张作霖那样，他们要维持一个半独立国的位置，最终他们会把郑芝龙政权搞成一个类似琉球一样，以贸易立国，同时对清国明国和欧洲帝国主义称臣纳贡的半独立国家。
琉球同时向明国、清国和日本称臣纳贡，你以为日本人和明国都是sb，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吗？为什么不要求它站队？这就跟日本在对马岛（Tsushima Island）的诸侯一样。日本在对马岛诸侯从文化上来讲当然是日本的的封建领主，他们跟日本的幕府和天皇也是有封建效忠关系的，但是天皇和幕府也允许它向信奉儒家的朝鲜朝廷纳贡称臣，从理论上讲它也是朝鲜王国的藩属。这种状态像今天的安道尔大公国一样，同时是法兰西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的藩属，这种事情是封建制度很正常的现象。至少日本这方面是允许它这么做的，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有贸易上的好处，日本跟朝鲜的贸易有这样一个半独立的缓冲国很有好处。同样琉球继续做明国和清国的藩属、同时也是萨摩藩的藩属，这对于日本并没有害处、对于闽浙方面也没有害处。
郑芝龙集团和他几个叔伯兄弟要的是这种地位。我们不是近代意义上的闽越独立分子，我们并不想要跟明国和清国平起平坐的国家主权。如果我们要对清国皇帝和明国皇帝喊一声万岁磕一个头，我们是愿意的，连荷兰和葡萄牙的大使都对莫卧儿皇帝和满洲皇帝磕过头，我们算什么？我们就磕头。我们愿意做一个半独立国，但是实际上以此我们可以换得贸易特权，但是明国皇帝和清国皇帝不能干涉我们跟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手下还有葡萄牙人带来的黑人士兵、有精选的日本武士、有全世界各国的士兵和浪人。
而清国对这一点并不是很反对，清国的部落贵族派根本就不反对这一点，清国的朝廷派也只是反对南明，而不反对郑成功的走私贸易。从士大夫的角度来讲，捞点钱、羁縻一下还不算是越过了底线，底线是台独。如果你只想捞点钱的话，我们还是可以体谅一下给你的，如果是要贸易特权的话，我们是愿意给你优惠政策的，只要你不公开独立就行。在这个条件之下，郑氏集团是有可能长期占据厦门金门两岛，形成一个类似琉球的半独立国家。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如说一百年以后，大清国进一步中国化，很可能就不会再容忍它，像习近平不会像邓小平和江泽民那样容忍香港一样。很可能那时候他就会说，我要——对了，这个时间很可能就在雍正乾隆年间，改土归流，很可能像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鄂尔泰张廷玉他们，把湖南广西的土司调到中央去做武官，用流官取代他们一样，也会把郑氏家族的后裔从金门厦门调到北京，或者调到宁波去做官（注：清史稿·卷288，鄂尔泰）。乾隆皇帝很体贴地说，亲爱的土司爷，我听说你们有一部家谱，家谱上说您老人家八百年前的祖先是跟着狄青来的山东人，还有你，您老人家九百年前的祖先是从浙江过去做官的士大夫。真是辛苦你们了，委屈你们在边远地区为国效忠这么多年，不过朝廷是记得你们的功劳的，要好好调剂你们。浙江人可以回老家，我们给你一大笔钱，给你在浙江弄一个豪宅，谢谢你们支边多年，终于可以回到山清水秀、全世界最富饶的浙江去过好日子了，你们是不是很开心很感动？是不是很意外呀？我就是要给你们个意外惊喜，还不赶紧叩谢皇恩浩荡？土司心想，呃，妈的，但是现在环顾四周，郑成功、李定国全都死了，我如果再发动一场叛乱的话估计我会打输，算了，就要了皇帝的钱，给我官升三级到浙江去做官好了。于是他们就到浙江去做官去了。
这个家谱当然是他们自己发明出来，请宋濂或者是曾国藩、王阳明一类的文人，可能是王阳明的弟子以老师的名义写的，把他们的家谱发明得很光鲜。我们也是很有文化的人呢，我们闽越人都是从河南开漳圣王（注：陈元光，657-711）那里来的，比你们广东蛮子和吴越蛮子还要高贵150倍，我们才是罗马人。就像罗马尼亚人说的那样，什么？你说我们是吸血鬼伯爵的酋长吗？比奥斯曼土耳其人还要坏？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罗马人，在你们法兰西国王和普鲁士国王还是蛮夷酋长、还是光着屁股的时候，我们早就是罗马人了。请看我们比你们先进几千年，你们服也不服？这就是民族发明学的用意，发明的目的就是这样，证明我比你更高贵，你有一个八百年前的祖先，我给你搞个一千八百年前的祖先，看你服不服。
于是他们就只能回到浙江去，把他们伪造的家谱坐实，当真去做吴越士大夫的后裔。经过几代以后，好好读一读书做一做官、学一学孔孟经验，他们就真的变成士大夫了。这个跟冒辟疆变成四公子、米元章变成大书法家没有什么区别的。像尧乐博斯（Yulbars Khan）的儿子好像就姓尧了吧，尧乐博斯不是后来到了台湾，当了几届流亡到台湾的国民政府的新疆省主席，后来他的儿子就干脆姓尧了。这个跟金溥聪是一个道理，金溥聪原来的满洲姓肯定也是多音节的，但是既然混到这一步了，那我以后就干脆姓金算了。
如果郑成功没有在郑氏集团当权，郑芝龙一直平平安安地活到老，遥控他的几个叔伯兄弟继续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那么清国方面是没有很强的动机要消灭他们的，可以容忍他们做一个土司头子，维持几代人；等到雍正乾隆朝进一步汉化了，中央集权进一步深化，更多的依赖农业财富和士大夫的时候，然后我们改土归流。但是这是殊途同归：最后郑家的后代不也是进入了满洲八旗、变成一个满洲人了吗？不发生郑成功这个插曲，他们最后也是到北京去做官的，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但是这样的话，占领台湾、在台湾实行农业开发，是因为郑家缺少粮食和物资。为什么缺要粮食和物资？因为他跟清国翻了脸，大清国实行迁海政策，照现在的话说就是脱钩脱钩脱钩，脱你妈的钩，我们的东西全都不不卖给你。由于古代王朝没有近代国家这么强的控制能力，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沿海居民全都迁走，让你什么也买不到什么也抢不到，看你怎么着。归根结底，虽然你是海盗贸易集团，但是你还是需要陆地上的货物，你的船需要修理什么的、需要物资之类的，同时你的军队也需要粮食。平时最便宜的方法就是，香港人需要自己去种地吗？到新界去开发农产品吗？当然不是，最便宜的方法就是到泰国去买最便宜的暹罗米，自己去种地是成本又高又赔钱的蠢办法。所以郑家是个贸易帝国，他们根本不种地，他们的粮食一大部分就是从明国和清国辖区买的。当然这就需要一个郑芝龙式的外交政策，八面玲珑，我是大清皇帝的臣子，没问题，我可以从你这里买各种东西，而且还是优惠价格优惠政策买的，但是实际上我自己搞自己的一套，像香港特区或者是琉球王国一样。
但是郑成功这样确立了自己的个人独裁权力——郑成功后来变成一个很狂暴的人，他临死的最后一道诏书是要他在厦门的部将去杀了郑经，杀他自己的亲儿子。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可能会认为，他最后在台湾的几年基本上陷入狂躁状态，可能精神已经失常。结果导致厦门的文武百官拒绝服从他的命令，辅佐郑经打到台湾来，消灭了他最后的嫡系班底。这就是他实行独裁权力的结果，他实行独裁权力，跟原有的海商集团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关系，以至于他内心非常猜忌过去的老臣。
彼得大帝为什么要杀他的儿子？因为彼得大帝实行欧洲绝对君主制路线，跟俄罗斯传统决裂了，而保守派的老臣和教士拥立阿列克谢王子，准备在彼得大帝死后复辟。魏孝文帝的儿子也是背叛他父亲，在鲜卑保守派贵族支持下，准备逃回平城去复辟鲜卑传统体制，最后也是父子成仇。父子之所以成仇，是因为他们变成了不同政治势力的代表，所以彼得大帝最后不得不忍心杀了他儿子，叶卡捷琳娜大帝也不得不杀她的丈夫，也是因为她丈夫是保守势力的俘虏了。郑成功走中国专制主义势力，跟闽越酋长国和贸易集团的旧势力之间必然有非常大的冲突，他时刻都在担心那些旧势力拥戴他的某一个儿子，比如说郑经出来复辟郑芝龙的路线，就像是阿列克谢王子很可能复辟莫斯科公国路线，使彼得大帝的改革付诸东流一样。
所以一旦他看到这个迹象，最初出发点只是一个通奸案，按说的话像他这种级别大人物搞一个女人，哪怕是搞一个不该搞的女人，是有多种方法可以掩盖下去的（注：清史稿·卷224，郑锦）。但是郑成功非要杀郑经不可，为什么呢？他那么忠于儒家的礼法概念吗？也不是。他要么就是早就怀疑郑经跟那些旧势力勾结在一起，总算找到一个借口，趁着我还活着赶紧除掉这个隐患；要么就是他在跟旧势力斗争的过程当中，他如果打回南京去，那就像是满洲人入了关一样，那么他扶立一个明国亲王做了南京的皇帝，然后过不了几年他肯定会篡位的对不对？加九锡，天下都是我打下来的，将来明国皇帝肯定会禅让给我的，那样的话旧势力他是不足为患的。你那点海商头子、那点酋长国的势力、海上贸易者的势力，跟我拥有的广土众民帝国没法相比，我早晚会做掉你的，我肯定会胜利。
如果他打赢了南京这一仗，旧势力是不足为患，但是他打输了，不得不逃到台湾来，这样他在郑氏集团内部的力量遭到了削弱。所以他的焦虑感促使他精神病发作、也促使他非要杀郑经不可，就是这两种可能性，也许这两种可能性是同时存在的。总之，郑成功临终的情况就反映了，海岸酋长国产生出来的周旋于多国之间的海盗贸易集团，跟明国南朝帝国政府这两种体系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同样，满洲部落封建势力跟大清国官僚士大夫帝国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只是大清国做到了郑成功没能做到的事情，它终于拿下了编户齐民这个巨大的遗产，因此封建自由这一派就必然要失败了。相反，英国失去了百年战争，这对英国的自由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失去了大陆上的领土以后，国王丢人现眼，而且在红白玫瑰战争被打了下去，新兴的约克王朝（1385-1485）、都铎王朝（1485-1603）只能依靠伦敦商人的势力，于是英国别无选择地走上资本主义和航海国家的路线。如果它成功地打败了法国国王，坐上了巴黎的王位，那么英格兰只是一个不重要的边省，就像是满洲人会认为吴越比起满洲老家更重要一样，然后后来的事情就都不会发生了。
郑成功如果不反清复明，他当不上郑氏集团的独裁者，但是当上独裁者以后就有一个副作用，原先可以很便宜地从清国或者是其他地方买到的物资，现在他没有办法得到，只能自力更生到台湾去开垦了，这是个成本很高的笨办法，也是厦门那些老臣对他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走到这一步就没有办法了，他非得要有台湾这个基地不可。要不然从郑芝龙的角度来讲，把荷兰人赶走是件sb事情，大不了荷兰又没有占领全部台湾，你占领一个地方、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占领一个基地，我们好好做生意可以赚很多钱。荷兰人也是来做生意的，荷兰人的物资我只要出一个好价钱，我是不愁买不到的，留着荷兰人我就可以买到很多欧洲物资，荷兰人走了以后很多物资我就买不到了。
我又跟清国人翻脸又把荷兰人赶走，那不就像是毛泽东同时反对苏联和美国，于是大家就只有自力更生、肚皮贴着脊背饿得咕咕响了。同时香港就可以发大财，跟大家都做买卖是多么好的事情，什么物资都可以很便宜地买到。你自力更生自己去种地自己去生产，第一很辛苦成本很高，第二你搞出的东西质量还不好。郑成功后来就走了这条路线，他到台湾去就变成一个垦荒者，台湾的郑氏政权由贸易者变成垦荒者。最初还可以依靠英国商馆来弥补损失，后来英国商馆又走了，这时英国的贸易还不如荷兰呢，郑氏政权就陷入极度穷困状态。这是郑氏政权在台湾最终灭亡的一个原因，他们只能靠种地开荒过日子。
断绝了贸易方面的联系，他们跟台湾土族的军事优势也会丧失，因为郑成功兵强马壮也是靠后勤呀。人民解放军靠什么打仗？苏联和满洲的资源，如果靠洪湖赤卫队的话你就别提了，像贺龙一样，靠湖南湖北的帮会组织和洪湖赤卫队，地方军阀和土豪就把你给镇压下去了，你搞个毛啊，还是靠苏联和满洲的资源才能管用。现在的人民解放军靠什么呢？靠白区党从全世界去收买美国和西方的技术和资源，从香港走私，不但供应了中国自己，还供应了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如果都断绝了，那你就像是抗战后期的国民党那样，滇缅路也断了、越南的路也断了，坐在四川的山沟里面只有靠梭镖了，那就是整个完蛋。
郑经政权、郑克塽政权的后期，各种贸易路线都中断，依靠台湾本地的资源，靠种地过日子，军事质量也是严重退化了。你虽然有熟悉水性的水手，但是船上的物资元件供应不上也是很要命的，这是他们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他们对土族的军事优势也在逐渐丧失，这是这个政权垮台的原因。所以对于郑氏集团来讲的话，赶走荷兰人对台湾开发，真不如留在金门厦门，同时跟荷兰人和明国清国做买卖也好。但是毕竟金门和厦门只有那么一点点大，虽然比周围的明国士大夫要有钱得多、清国士大夫要有钱得多，但是我们必须小心地伺候这些大国，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免得你下狠心搞我一下我受不了，所以我就需要有一个郑芝龙式的八面玲珑式的外交政策，随时见风使舵。但是郑成功搞不到这一套，他蛮干站队，结果把郑式集团拖进了死胡同。
[00:46:12]但是他在历史书中变成了大明朝的最后一个忠臣，死得好呀，海外孤忠海外孤忠，这样的好人我们应该把他塑造成道德典范加以歌颂才行，因为我们都需要忠臣。在现在就意外地变成了中华民族英雄。我们大清国被GDP比我们少得多的西方列强和日本打得满地找牙，顿时想起了以前士大夫从来瞧不上的郑和和郑成功两位大佬，他们还能到海上去混一混。于是中华民国海军军歌，啦啦啦啦啦，二郑雄风，郑和和郑成功是我们的先祖，哇哇哇，黄遵宪和梁启超把他们好好吹一吹，我们总算有不是受气包的人了，我们也有能人了，于是他又变成中华民族英雄，OK。但是其实从郑氏集团或者说从闽越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讲，他就是闽越集团的张学良、一个败家子，或者说闽越集团的威廉二世皇帝。我们就是被你坑死的呀，我们本来可以至少过上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富裕的半独立国的位置，结果被你们搞成过者苦日子，搞成跑到台湾去开荒种地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了。
如果郑氏集团不在郑成功手里面，那么无论是大清国大明国还是郑氏集团都不想要台湾的。明国士大夫也不想要台湾，狗屁荒岛，干扰我们反攻复国的大方向，像张煌言、钱谦益这些人都指手划脚说郑成功不该去台湾。但是郑成功在南京失败以后、在大陆上又被封锁以后，他为了物资粮食，他是需要有个粮食基地，他不能不去台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其实正是反清复明的政策，使郑成功非去打荷兰拿下台湾不可。而荷兰放弃台湾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荷兰贸易的据点很多，台湾那个不算是很重要，如果变成赔本生意的话那就不如不要。英国人在台湾开了商港跟郑成功贸易的政策以后，又把商港给撤销了，原因也是因为这地方太远了，不赚钱，运费太贵。这样一来主要倒霉的不是英国人和荷兰人，而是郑成功自己，就像是习近平光复香港一样，其实远不如毛泽东留着香港来得英明。毛泽东留着香港，中国三分之一的贸易通过香港进行，没有这个出口的话，毛泽东的中国早已饿死，或者是陷入张献忠式的混乱了。而习近平不明白这点，他意识形态挂帅，他以为这是占便宜的事情，其实这是吃大亏的事情。
所以，如果郑成功没有当权的话，无论清国、明国和闽越集团之间的博弈会搞成怎么样的话，没有问题，台湾会乖乖的待在荷兰人手里面。荷兰人心目中，我只要巴达维亚，爪哇内地那些大米产区的东方专制帝国是赔本生意，老子不要的。一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我们把所有的土地都分一下吧，苏门答腊以西归英国、苏门答腊以东归荷兰，那么台湾必定会变成荷属东印度的一部分。当然这中间是有变数的，也许在这个时间日本人会插进来，说不定丰臣秀吉就想拿台湾，指不定中间某一个日本强势诸侯像拿下琉球一样，或者拿下了台湾、或者是在台湾建立一个基地，像库页岛或者是萨哈林岛或者是桦太岛一样。那么台湾可能像日本跟俄罗斯瓜分萨哈林岛一样，一部分归了日本、一部分归了荷兰，甚至有可能在明治维新以后的某一次外交或战争活动中全部归了日本，所以台湾就不会是中国领土。
而且中国人根本不会觉得，难道爪哇岛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中国人，看待台湾就像看待爪哇岛和菲律宾一样，根本不觉得这跟中国有什么狗屁关系。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什么什么领土，也许包括缅甸在内，但是不包括台湾。台湾本来就是东南亚土族的地方，后来作为荷兰的一部分，变成了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省；或者是作为日本的一部分，变成了日本的一个州；或者是北部归了日本、南部归了印度尼西亚。今天的台湾可能是日本的一部分、或者是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或者一部分归日本、一部分归印度尼西亚，现在的台湾问题完全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