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在此先给您拜个农历新年，祝您万事如意。今天想请教您的题目，是关于最近几年来匪区开始流行所谓的汉服跟中医两种传统复兴的产物。其中汉服很显然是有意模仿和服跟韩服的一种新创文化，因为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对于所谓中国传统女性的服饰，理解上往往认为是旗袍。「汉服」这个概念在古代的典籍其实也并不常见，以目前匪区流行的样式来看，好像混杂了汉唐宋名各种时期的特色，更像是一种民族发明的新产物，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那除此之外呢，最近几年匪区也在大肆地推崇中医，但是在我年轻时到匪区的时候，当时中医是普遍被当代的知识分子认为是不科学的，像是中医经典的什么《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里面的医理，被他们都认为是跟巫医没什么区别。之前您的著作《洼地与韭菜》里面也曾经考证过，中医其实是各种西亚被淘汰的医术进行瓦房店的一个大杂烩（注：访谈166期）。其实在前现代社会有许多文明也应该曾经有过自己一套巫医体系，但是在西方现代医学进入以后都不复存在，唯有中医的体系好像似乎顽固地自成一套，而且坚信者还是认为他确实从中医的疗法，像是针灸推拿之类还有中药等等得到一些疗效。想请教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刘仲敬：中医跟汉服都是晚近的产物，但是论阶级出身还是不大一样。中医是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产物，论出身还要稍微高贵一点；汉服所代表的皇汉就是90年代以后的产物、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产物；它们当然都是民族发明学的一部分，不过也是各有各的来龙去脉。就是二十四史的大多数王朝并没有「中医」这一说，虽然有「汉方」，这是在跟朝鲜和日本接触的时候有「汉方」这一说，但是并没有「中医」这个说法。历代的观念就是，随着王朝的稳固，跟王朝制造的天文学差不多，但是阶级地位要略低一些，需要制造一部「标准医典」这样的东西，主要是为了司法上的需要。就是说是如果出了问题的话，追究说是你的药方开得对不对，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标准方法，符合标准方法就是对的，不符合标准方法就是错的。然后这时候你就需要搞一套半官方的——因为它不像天文学那样神圣，跟朝廷的正统和人民使用的历法相干系，但是往往也是有半官方机构，由朝廷主持编一些医书、确定一个标准的验方体系。
当然这个时候总是，我们知道王朝的建立就是动乱时期，也就是租界时期和文明输入时期的结束，这一时期把前一时期，王朝崩溃期四分五裂期输入的外来文明的成果加以固定化，然后就进入一个落伍期停滞不前期。于是在柏林墙的保护之下科技落差继续扩大，直到最重要的军事科技落差大到一定的程度，长城再度崩溃、王朝瓦解。在五胡乱华或者四分五裂时期，外来新科技大量输入、旧科技的人口大量灭绝，然后等到这一次快要结束了，新的王朝建立，故事又重新来一遍。
然后重新整合的结果就是，把经过选择淘汰遗留下的各种医术总结起来，编一部医书或者是几部医书之类的东西，供大家参考。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故事情节一直都是这样的，每一次编都要新加一些内容进去，新加一些内容全都是上一次分裂时期，从伊朗印度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地方传入的各种药方。最近一次就是《本草纲目》编的那一次，添加主要药方就是穆斯林在蒙元时期引进的各种药品。明太祖时期蒙古人刚刚撤出北平的时候、外国顾问还没有完全走的时候，他编了一些书，现在一望而知就可以看出，那就是撒马尔罕、外伊朗一带穆斯林各政权的医书，包括阿维森纳那些人留下的《医典》的一部分（Avicenna, The Canon of Medicine），药品和验方、包括翻译名词痕迹都很明显。到李时珍编《本草纲目》的时代，就是融合得比较好了，但是基本内容没有发生变化。
再往前就是六朝、隋唐引进的婆罗门医学，唐太宗、高仙芝他们最迷的就是这些，包括一些炼金术的东西、也包括一些真实有效的药品，比如说鸦片之类的东西，制糖术也是同一时期引进的。北印度和外伊朗，差不多是后来11世纪以后伊斯兰化、给明朝医学提供外援的同一个地区，这个地区是输入东亚的传统地带。
再往前就是《黄帝内经》的时代，就是汉魏时代，汉魏时代引用的就是春秋秦汉以来从北亚、西亚输入的各种东西，包括现在被认为天经地义是汉方的那些经络呀针灸呀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些东西产早在远古时代文明还没有产生时就已经存在了，古埃及他们的医书中早已经使用过了。不过就是在那个时候，跟埃及人和罗马人相比——很明显就是晚清发明中医，那是针对西医才发明出来的中医，跟「国学」的发明是一个概念，如果没有西学那就没有国学、如果没有西医那就没有中医，也具有同样特征，就是「中医长于内科、西医长于外科」（注：书评讲稿集101-04、twi. 20170628）。埃及罗马的医学，外科是占有相当重大地位的，虽然当时没有消毒之类的做法，但是在危急时刻，很多必要的时候需要做很多手术，包括在华佗时代，华佗大概是一个印度人，就是魏晋时代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开颅手术和眼科手术。
我们要注意，凡是搞技术的东西都是最能看出水平来的。孔子时代跟地中海各城邦相比起来的话，如果你从哲学上看的话还不好说，你可以说是斯多葛派（Stoicism）跟儒家还有一定可比性；但是从技术上讲，比如说从鞋匠技术上讲，埃及人罗马人的鞋做得是非常精致的。可以认为就是别的技术现在虽然是进步了，就是说鞋匠这件事情，罗马人埃及人希腊人做出来不比现在的差，只不过他们有风格上的差别，比如说喜欢穿凉鞋诸如此类的东西。但他们也有皮鞋，他们做出来的皮鞋跟现在做出的皮鞋一点也不差，至少左右脚是分得清楚的，哼哼，孔子时代的诸夏是分不清左右脚的，而且做工是非常低劣的，很明显工匠传统差得很远。
医生也是这样子，针灸、汤药之类的东西不好分，大家都不怎么科学，但是外科手术，特别是最精细的眼科手术，毫无疑问罗马帝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虽然这种手术起源的时间可能比文明还要早，比如说古代印第安人或者北亚的居民有的时候，还有美洲某些部落的居民好像也是会做外科手术的。我们完全没有材料证明他们是怎么做的，但是确实是有人在骨头上留下了做手术的痕迹，而且做手术还活着下来了。但是盖伦（Calen, 129-216）时代罗马医生的全套外科手术器械保留下来的相当多，很明显就是跟现代外科医生用的东西差别不是很大，那种非常精细的做眼科手术的各种小刀小钩子一应俱全，几十种不同的刀具可以用来做眼科手术的，它们大概是能够摘除白内障、有病的晶状体之类的[，dd做一些比较]。当然没有消毒可能会死人，但是也总是有一些人身体条件足够好，能够经得住术后感染。就像近代消毒技术产生出来以前，大多数女人在生产的时候都有感染，因为生产的时候阴道总会有伤口，结果会造成产后发烧，但是还是有足够多的女人活了下来，所以根据同样的道理，大概也有足够多的罗马病人经得住那些手术器械。最精细的眼科手术器械、还有各种用于骨科手术的器械，从汉到清，东亚从来没有搞出可以与之类比的器械。用汤药或者是用针灸，那个技术含量就要差得多了。不仅器械差，而且医生本人的技术水平也要差多了，技术难度完全不在同一个水平线。
当然，这些都跟中医没有关系，唐太宗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中医，他只知道他手下有一拨，对了，很可能就是接受了盖伦和罗马医术真传的叙利亚基督徒医生。按照唐人的翻译方式，音译和意译相结合，他们统一姓秦。秦者大秦也，照五胡乱华、南北朝隋唐初年的规矩来讲，大秦就是罗马叙利亚，小秦就是关中平原，这些人的特长是外科手术，这是伊朗印度婆罗门医学没法比的。你也可以看出，要按歧视链的话，其实始终是罗马第一、伊朗印度第二、隋唐东亚是最差劲的，这批人可以给他们做眼科手术。另一批人，婆罗门医学可以用包括鸦片在内的各种药物，还有炼金术，给唐太宗、唐高宗治病。唐太宗、唐高宗父子最信任的两批医生都是外籍医生，别的事情可以含糊，就是皇帝的老命不能含糊，所以谁的水平高在这一点上根本就是暴露无遗了。
到宋朝，宋仁宗、宋高宗，他们所依靠的是穆斯林医生，他们能用蒸馏器精炼药品。像丁鹤年（1335-1424）这种人，本来是出身于穆斯林的，后来像冒辟疆（1611-1693）他们一样汉化了，变成一个优秀的诗人，而且变成了一个有儒家作风的大孝子之类的人物，他最后的归宿就是在杭州和其他江南各地行医，因为他们祖上传承的医术还有。像成都的李家《海药本草》，这就是典型的波斯阿拉伯各种医术的综合，是残唐五代到北宋初期，刚刚兴起的穆斯林诸王国通过海陆和陆路输入到唐宋的各种新药。它们像明太祖时期编著的药方，名字还叫「海药」还没有融合，到宋仁宗、宋高宗那个时期就开始基本融合了。
宋朝的司天监有两拨人，很像是汤若望（1591-1666）时代，一拨姓马，不用说是穆斯林来的，他们一直到靖康之耻以后，到金朝的时候还在为宋金两朝服务。另一拨是唐朝以来传播下来的星象学天文学的旧家，就像杨光先（1597-1669）那种人，他们代表的是梁武帝时期传入的波斯印度天文学，在更新传入的阿拉伯天文学面前明显落伍了。宋人同时用这两拨人，但是阿拉伯穆斯林显然像是耶稣会士在顺治康熙年间已经占了上风，到了金朝的话，唐宋时期的本土，也就是说以前的波斯印度输入的、梁武帝时期当作最新产品的那些东西，都已经像杨光先天文学一样彻底完蛋了，只剩下穆斯林天文学，到金元时代就是穆斯林天文学的一统天下了。这一时期也是穆斯林药品和医生纵横的时期，他们留下来的结果就是《本草纲目》。但是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提到「中医」这个词，因为根本不存在中医，当时他们想总结的就是所有已知的医学，包括婆罗门的穆斯林的和所有的医学。
直到最后，晚清时代海通以后，西医和近代医院开始建立起来，开始有砸饭碗的倾向的时候，在上海这个市场竞争最激烈——上海的医学之先进，毫无疑问是领先于东欧和北欧的，当时世界上医学最先进的地方就是英法美三国、其次是上海和开港以后的横滨、再其次才是安徒生的丹麦、俄罗斯帝国的圣彼得堡、匈牙利王国统治的东南欧内地这些地方。一般认为晚清非常落后，但其实这是看地方的，如果真的是在口岸城市以外的内地，那跟前明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口岸城市上海，它跟巴斯德研究所（Louis Pasteur）的最新成果之间的时间差，也就是几个月到几年而已，毫无疑问是领先于哥本哈根的。安徒生看到在哥本哈根的街道上开始使用煤气灯非常兴奋，专门写了一部童话来纪念这个煤气灯，但是其实那个时间已经比上海使用煤气灯要晚了十几年了（注：上海的电灯领先欧洲大多数地区，见《诸夏纪事本末》第一卷第三册，1882年9月11日）。上海使用自来水比起英法来说也就是晚了几年而已，当时俄罗斯帝国内地的大部分地方跟清国的内地一样，是根本不知道自来水是什么东西的。这就是海路的奥妙。
当然有很多有钱人在上海，他们有很多仍然是信中医的，另外也有一些也已经开始使用传教士在各个口岸城市，比如说梅滕更（David Duncan Main）在杭州开设的医院这些东西，然后日本人在19世纪最后十年也开始在上海开设西医院，双方存在着市场竞争的问题。市场竞争就有一个商业营销的问题，比如说商业营销其实最激烈的地方还不是医院，而是现在所谓的保健产品之类的东西。最著名的就是仁丹（Jintan）啦、中将汤（注：ちゅうじょうとう，妇科药）这些东西，现在的日本人可能都忘记了它是什么东西了，但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战以前，这些东西是在整个东亚最行销的拳头产品，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各种假冒伪劣的模仿产品非常之多。仁丹胡子在文学和社会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作为对抗，处于劣势的这一方就要提出，我们，就像是国学顶不住西学，至少别的地方不说，在上海在洋行做一个买办翻译这些的待遇，比起饱读诗书的士大夫都要强得多了。因此他们感到心里不爽，为了对抗就要提出我们有国学，跟你们西学一样，不比你们差劲；我们有中医，不比你们西医差劲。而且中医还有一些你们西医治不好的东西，我们中医能够治，比如说我们的汤药能够治天花啦麻疹啦之类的东西，西医是治不了的，西医只能够治症状。
这个说法的真实性我也搞不清楚，但是当时双方在香港和上海确实进行竞争了。在巴斯德以后更现代化的疗法产生出来，就是说在细菌学、血清学在20世纪初叶兴起以前，西医对这些病确实是没什么办法的。比如说体表起了泡，那你就清洗消毒，干这些事情是可以的，但是根治是办不到的，根治那你要等到血清疗法和抗生素疗法产生出来以后才有的事情。而香港和上海都有中医声称，他们的汤剂能够治这些西医治不好的病，西医只能够给他们进行外敷、各种消毒什么的，中医给他喝下汤以后他们会好。这到底是安慰剂效应，或者是经常见到的，他们只挑了那些碰巧治愈了、自己就好了的那些少数，而没有好的那一拨它就不统计了，而西医被迫老老实实很笨地把所有的病人都统计出来，造成了这种差异，还是确实也不能排除某些草药里面的激素之类的东西也许会起些作用。这都是无可查考的事情。
但是可以查考的就是像孙中山学的，孙中山本人按照儒家文化的标准来说，他们家是阶级地位很低的，所以他们才会跟教会发生关系。当时的情况跟李朝的韩国差不多，就是阶级比较高、能够做士大夫读书的人是不愿意跟传教士走的，是那些没文化的乡民、汉化程度很差的蛮族，像潮汕的海陆丰一带，本来就读不懂汉书才会跟着传教士走。结果被传教士培养一阵子以后反而变成医生啦买办啦之类的获得高收入，比士大夫阶级的子弟——士大夫阶级像丁鹤年一样，可以去读一读医书，不需要什么资格证就自动去当中医了，于是阶级地位又颠倒了。
孙中山最初是学西医的，他开始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在他那个时代，中医和西医在香港有很激烈的市场竞争。但是中医情况比较两极分化，按照平均收入来讲的话，西医像孙中山如果当医生的话，孙中山好像是真的开过一段时间医局，而且收入是不错的，他如果一直当医生的话挣到的钱也不会少。西医普遍在口岸城市都能获得高收入，在内地是根本没有就不用提了，中医是两极分化的，大多数中医只能得到低收入。极少数中医我就搞不清楚，我现在也没办法确认，他们到底是真的有两下子呢，还是其实就是属于马保国大师那种类型，基本上靠——对了，还有那个最近在深圳香港宣布破产的那个叫做什么，对了他应该叫做隋广义，他是搞的是什么「禅易投资」还是禅宗投资；呃，其实其根本做法就是完全没有风险管理，只要在形势好的时候，猪猪在风口上也能飞、sb也能赚钱的时候，他跟其他人一样能赚钱，但是他比较会装逼，他说我是根据禅宗的原理去投资的，于是忽悠了一大批人。当然在时势不好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都垮台了，禅宗不禅宗垮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于是大家都说他搞的禅宗是一个骗局。
那个「禅宗」是什么意思？就跟你说「中医」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很好的形象包装。极少数著名的中医大师在香港和上海赚的比普通西医还要多，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的形象包装：我们中医能够以很多神秘的方式治很多西医治不了的病，而且我手里面还能拎出某些著名的病人被我治好的病例，你们西医不敢这么说吧？哼哼。他们可以像明星一样获得特殊的高待遇，但是他们的方法和中医所谓的方法一样是不可复制的。如果只看他们的验方来讲那也没什么特别的，你很难解释为什么他老人家用同样的方子就能变成明星被广大粉丝崇拜，说是同样的病只有请他来才行，别的人用同样的方式都不行，这就基本上是进入卡里斯玛（charisma）个人魅力的层面了。你用同样的方式，跟他在同样的老师手里学同样的中医开同样的方子，你根本挣不到普通西医同样的钱，更不要说是被那些有钱有势的粉丝客户捧得跟明星宝贝一样。当然这些人也需要一些意识形态上的说法，于是中医西医相互斗争的理论就开始产生出来。同一时期的日本已经建立了医学执照教育认证和商业体系，当然这是纯粹欧化的商业体系，已经不存在有西医以外的其他医学了。
但是清国和中华民国有一个问题，就是跟日本完全取消了内地和口岸城市的区别，全国都实行西方式的法制，列强也取消了治外法权，清国和中华民国口岸城市和内地的差别一直很大，司法体系，就是基本上一直到辛亥年间，包括所有的速成班啦、法政养成所在内，跟陆小的新军学校一样，培养出来的新式军官新式司法人才，当然还有其他新人才完全不够用。医生的情况当然也是这样，大多数人只能使用中医，更不要说最穷的人只能使用便宜的中医，西医没有特别便宜的，还有极少数最富有的人，他们需要装逼也使用中医。因此沿海和内地形成了明显的，口岸城市和内地之间差别很大，因此中医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废除的。所以从晚清一直到北伐以后的国民政府，虽然内部有一些人是企图像日本那样完全建立现代医学认证体系，但是技术上做不到，因此中医还是必须流传必须存在。
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也有，比如说在南非到现在、还有尼日利亚，都像是英属香港一样，他们没有经过革命，始终是过去的酋长国，在经过了英国殖民时期以后，在独立以后仍然是继续存在的。相应的，英国人是不会在香港取缔中医的，他只是不承认而已，不承认，你自己愿意愿死愿活去吃，吃出什么效果来他不管，基本上就这样。南非、尼日利亚、非洲殖民地也是这样，原有的部落巫医继续存在，有的时候在极端情况下还会搞出个大新闻，比如说某某巫医在南非用人肉当药品，引起了舆论的轰动。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大多数非洲传统医学和中医一样，使用的也就是一般的草药汤药之类的东西，对于普通民众、最穷的民众来讲，这就是他们能够得到的唯一医学，所以他们有巨大的市场需要仍然存在。
今天的情况仍然是这个样子，就是中医的存在其实是给那些学位不太高的医生和级别不太高的医院准备的。如果你只是大学毕业生的话，你学西医的话是没什么出路的，但是如果你学中医的话，你就可以到很高级别的中医院去了，因为中医在各方面的标准都要比西医差一点。在就业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你要是学西医的话你非得读到博士不可，学中医的话大学毕业你就可以销得出去了。
而这里还有个医保问题，医保报销要省钱。医保总是要有的，但是哪些药品可以医保那就很有章法了。比如说我们为了节省外汇，现在不就是这么干的吗？进口药物越来越少，你不是不能用，但是你要自费地去用，大多数人是用不起自费的，公费的药品当中中医越来越多。很好，鱼腥草非常便宜，我们可以大规模地养殖一批出来，进口的药品尤其是新药就太贵了，我们可以供极少数领导干部特供。因此，中医在当代这个时代，复兴中医是有一个技术性的因素的，就是为国家节省医保资金，在维持医保形式上不变的情况下，花的钱越来越少，用鬼才知道跟安慰剂有什么区别的中医来顶替。最后就会发展到像毛泽东时代赤脚医生全民实现医保，奥巴马都不能实现美国全民医保，毛泽东早就实现中国全民医保了，但是当然大多数人用的医保就是赤脚医生的医保，一碗草药汤一根针，OK？照统计数据上你已经实现医保了，我们的先进已经领先全世界了，这是一个伟大政绩，实际情况就是效果就只有天晓得。照目前财政形势的话，广大的公立医院医生早晚会沦落到跟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一样，只能开汤药和用针灸来治病，只有极少殊特殊领导干部才能够运用极少数比黄金还要珍贵的西药的地步。
然后等到我们敬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灭亡以后，经过一段混乱时期，这时——因为目前这个时代，就是90年代以后基因测序这些东西基本上搞定以后，正是一个生物科技大爆发的时代，有史以来除了巴斯德和科赫（Robert Koch）那个时代以外，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医学技术大爆发的时代。所以等20年以后，医学的面貌会是我们完全辨认不出来的样子，90年代那些标准教科书里面的疗法，看上去就像是抗生素产生以后19世纪末那些医科书的疗法一样陈旧过时了。然后就会有一个大输入时代，但是这时候使用中药的人口估计差不多已经灭绝了，历史又会重演，当然那是将来的事情。
现在的事情就是财政紧张、外汇紧张，一切节约，极少数人先不管。大多数人本来一度可以，在江泽民时代大量引进以后，基本上每个县医院都有德国正宗出品的CT和MRI，不用西洋药品简直绝对不能活。就是哪怕一个县一个市的中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就是国企技术人员和干部以及公务员教师这些中产阶级，基本上都能够用得起西洋药品，看病时候都可以用德国检查仪器来检查，而且普遍吃得起麦当劳之类的东西。好吧，这个时代就像是晚清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方鸿渐、赵辛楣他们在上海滩享受的生活水平一样，即将成为一个传奇，在50年代、60年代红通通的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心目中，是一个像外星人和科幻小说一样不可思议的传奇，他们绝对不会想到曾经一度上海人享受的医疗待遇比丹麦人还要好的。现在他们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之下，跟湘西的乡下人一起喝着草药汤扎着针灸，接受着中西医结合疗法贫下中农的幸运。90后出生的这批人，就是90后这批人，在他们人生的前30年像上海滩的居民一样，享受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幸福时间，这个幸福时代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正在隆重结束。
以后大家就不敢去做手术了，真的不敢去做，你用国产的人工血管或者是用国产的股骨头，种进去以后那是非常要命的，你本来虽然病了以后，但是还不一定立刻会死，用了这样的东西以后，你真的会立刻嗝屁。过去，所谓的过去也就是10年以前吧，对了就是大概就是10年以前柯文哲跑到中国来推销叶克膜那个时代，有点自尊心的医生都要学一点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能够搞得定全靠进口的器械，你要是敢用国产的缝线之类的东西去做这些手术的话，那么伤口肯定是要感染的。但是现在医保正在把这些东西全部踢出去，用国产替代的公司。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其实跟火箭军用的东西是差不多的，军队由于本来就捞不到进口东西，所以国产。像马伟民大师他就是军工界的马保国，搞出来的那些国产神秘科技，当然那就像是国产的股骨头一样，其实是完全不能用的，但是他可以发大财。直到最近习近平可能有一点发现是上当受骗了，准备把他们全部抓起来为止。
在医学方面就比较倒霉，因为江胡时代是不介意引进，特别是中产阶级包括了广大干部很大一部分，西方医学技术的，因此国产替代这方面一直搞得灰头土脸。同样的东西，德国进口的货卖几万的，本国卖几百块钱都没人要。但是随着习近平上台好日子来了，医保正在把德国产品从医院可以购买的清单中排挤出去，因此你们的便宜货现在有了伟大的销路了，广大中国人民就要领教一下国产货的厉害了。
这样做的结果我闭上眼睛也能想得出来。过不了多久，在那些不能像大企业家那样组团出国到日本去看病的，比这个阶级更低的大多数人，也就是包括我出生的大数阶级，就是外省的中产阶级，最优策略就像在非典时期那样，就是吃中药。你要优先选择中药，既便宜又不送命，然后各尽天命，你的自愈能力也许足够用，如果不够用的话你慢慢病死，死得又便宜又舒服。如果你还像江胡时代那样，认为当时管用的手术现在还能管用的话，你就像非典时期被王岐山同志抓了典型的那些倒霉蛋一样，立刻就被超量的糖皮质激素给隔死在医院的病床上了（注：可消除炎症，大量使用会导致股骨头坏死）。
就是我还在武汉的时候，徐爽，就是她也是一个翻译者，跟广西师大好像也有联系，她翻译了一个《自由的基因》诸如此类的书，跑到武汉来跟我说，她的一个长辈，奶奶还是什么人，其实是腿上是需要做手术的，需要更换一个人工关节，但是她像很多老年人一样很害怕开刀迟迟不做。我就说你现在不开以后就别想了，此时此刻你还有进口的的人工关节可以用，你赶紧去用，现在不用再过几年没有了，你别指望再用国货，用国货是非常要命的事情（注：twi. 20190926，费拉社会主义与费拉自由主义的瓦房店实践）。我觉得她后来大概也还是没有听，但是现在的话，估计当时都不愿意做手术，现在她就更不愿意做手术了，你就熬吧，等你原先上一次那个骨关节熬坏了以后过残疾人日子好了，再也别想去哪怕是北京的什么医院去做这样的手术了，做了手术以后你肯定会死得很难看的。别的不说，就连胰岛素和青霉素的情况也就是一样的。极少数医院可以用到进口的胰岛素，但是大多数医院在此时此刻的时候已经只能用国产胰岛素。用了国产胰岛素，那就是只有副作用而没有没有疗效，糖降不下去，而你自己先给它搞出来的那些代谢紊乱弄得七荤八素，就像是另外生了一场红斑狼疮之类的病一样。
所以过不了多久，中医的优越性就可以看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与其打国产胰岛素还不如喝点中药呢，像司马相如一样（注：史记·卷117，消渴疾）。司马相如时代使用的那些中药保证没有那么多副作用，虽然一样不治病，但是副作用少得多就是一个伟大优越性。像明朝和宋朝的官兵那样，他们很喜欢光着屁股裸体逃走，因为官方给他们发的盔甲挡不住刀剑、挡不住敌人射来的箭，而且又非常重，跑起来都没那么方便，光着屁股的话，至少虽然也挡不住刀剑和弓箭，但是跑起来的速度快得多了，这个优越性就很大。中药就有这个跑起来副作用要少得多的伟大优越性。
其实中国军警的情况也是这个样子，就我看到情况来讲的话，没有任何公安人员愿意用公家配发的防毒面具和防弹衣的，理由也是很简单，那东西什么也防不住、什么也挡不住，穿上还笨重得很。现在情况肯定也是一样，而且你别看现在的产品比90年代时候贵了很多，我感觉它们的质量，就像现在的商品房比八九十年代的单位自建房，可能外观上漂亮了，但是其实使用寿命还要短得多，十几年就开始倒塌的多得是了。现在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肯定就是这个样子，我敢说他们一样也是不用的，东风猛士它的好处就是连门都打不开（注：访谈166期）。大家都普遍很怀念苏联时期配给的大炮和老牌的卡车，那些车是傻大黑粗，但是它管用而且皮实，轻易摔也摔不坏打也打不坏；新产出来的炮弹品类很多价格很贵数量很少，普遍不管用。人民解放军享受的待遇就是这样，全国人民享受的待遇也就是这样。
当然这些时候要配合一点意识形态的宣传，就是宣传中医有很多好处。医学生学中医对学校来说是一个解脱，水平不太高的教师念一念《黄帝内经》那是可以的，如果要到海外去进修的话，英语都不识几十个字，那他们怎么进修呢？不进修让他们下岗是不是又太残忍了一点？如果改用中医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派医学生出国去留学、引进外国器械之类的东西都是很贵的，宝贵的外汇怎么能用在这些地方呢？宣传中医的好处可以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全民覆盖的医保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医疗系统的财政问题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医学生的出路问题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好处很多，所以我们要宣传一下中医。宣传中医的骨子里面其实就是个外汇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这么说，文宣要配合政策，所以也就是在习近平时代中医宣传要起来了，它的目的就是纯粹功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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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呢是另外一回事。晚清民国时并无「汉服」这个学说，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开发这些东西。市场流行的洋装、旗袍这些都有，中山装虽然开发出来了，但其实只有党政干部肯用，在市场上是没有销路的。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是不友善的。一直到90年代以后，共产党开始接触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这时开始讲究中华民族。但是中华民族跟汉族是两回事，中华民族是帝国概念，它体现在维持九段线、维持大清留下来的巨大边疆的必要性；而皇汉呢只是体制外人士，连上大学做公务员，或者是做国有企事业工作人员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层次都达不到的，社会被遗弃者搞出来的东西。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为什么少数民族高考加100分，而我没有加呢？你注意，一个人嫉妒的目标就能显示他的阶级地位，光武帝年轻的时候，他说「做官当做执金吾」，因为他是南阳的一个小地主，他进京的时候看到执金吾，就是首都警察局长威风凛凛，他觉得这真是世界上最大的官了，比警察局长更大的官他没见过，照他这个外省乡绅的阶级地位的来说他也想象不出来。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阴丽华这个外省的美女对他来说足够了。后来他打进京去，虽然还没有当上皇帝，但是已经是皇帝候选人之一了，阴丽华就不能使他满意了、执金吾也不能使他满意了，只有大军阀的女儿郭圣通（6-52）才配得上他这个候补皇帝之一。当然既然有资格做上大军阀、候补皇帝，警察局长算个屁，两者是相互配比一致的。喜欢谈论高考加分100分的一般是高考的失败者，或者是考不上好大学，或者是勉勉强强能考上但是非常险的那种人，对于他们来说这100分非常非常重要的，优等生就不大在乎这100分。就像是光武帝当了皇帝以后，就不再在乎执金吾这个小官了。
皇汉产生的主要动机是嫉妒。他们跟以前清末的皇汉是不一样的，清末的皇汉地域性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广东人和福建人搞出来的，其主要目的是打倒湘军和吴越士大夫。这些人跟满洲人联合在一起，而且他们通过儒家意识形态霸占了主要的官职，而我们南蛮主要就是福建人和广东人，首先是大清国海禁政策的受害者。在大清皇帝看来，你们跟郑成公和南明势力是有密切关系的，是危险的反动势力，本身就要歧视你们封锁你们，我们信任山西商人，让他们到福建来卖茶叶，福建商人简直都要气死了。福建本身就是茶叶产区，茶叶一直卖到东南亚和欧洲去，但是大清国却封锁了福建海岸线，让福建茶叶卖不出去，还要让福建人买山西商人国家专卖的茶叶。这些是什么意思？这些就是对于你们当年支持郑成功的政治惩罚。各地对满洲人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对于山西人来说，满洲人对他们比大明国要好多了，俄罗斯商路完全落到他们手里面了、蒙古商路完全落到他们手里面，全靠大清皇帝，而且大清皇帝也需要他们贩卖的军火和物资来从事战争。对于吴越人来说是利弊参半，大清皇帝跟山东士大夫的联盟经常给他们制造出文字狱和各种打压来，他们十分的不爽，这种不爽就体现于各种怀念前明的宣传，尽管前明对他们其实并不怎么好，但是这个没关系，我们可以利用前明来打大清，让大清知道你们应该对吴越人更好一些。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一个大帝国的存在，吴越士大夫到全帝国各地做官的道路非常畅通，他们还是半个合作者。
四川人是非常爱戴大清的，他们在明朝的时候就被廖永忠（1323-1375）他们屠杀了一批，在明亡的时候又被张献忠屠杀了一批，大清国对他们实行特别的轻徭薄赋政策。特别的边区政策使他们享有的自治权，比起苏州人吴越人来说要大得多，而且享受的粮饷、需要承担的税收也比吴越人轻得多。大清依靠大运河从吴越收刮了很多钱，但是对于四川，在雍正乾隆年间基本上已经开发完毕以后，农业财富其实是不比吴越更少。历史上很多时期，比如说伟大的宋朝从四川收刮的金钱是比吴越还要多的。但是大清皇帝一直不，单方面地搜刮吴越，对四川采取优惠政策一直维持到底，所以对于四川来说满洲是一个很好的朝代。但是对于云南人来讲的话，满洲人基本上就是敌人了，云南人像广东人一样享受到阶级敌人和颠覆分子的待遇。各地对清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皇汉主义基本上是黄小配（注：黄世仲，1872-1913）他们那些广东人和福建人的产物，这是也跟南洋的广东和福建移民有也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发明皇汉主义，意思就是洪秀全这个科举失败者是我们的英雄，擅长科举的吴越人和跟清军结成联盟的湘军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用意识形态方法把你抹黑打倒，就是说你们是满洲人的走狗，曾国藩跟着满洲人走，翁同龢去做满洲人的官。我们做不上满洲人的将军和大臣，不是因为像曾国藩和翁同龢很可能以为的那样，是因为你们汉字都认识不了几个。像我们敬爱的洪秀全一样，他后来总算是当了皇帝，他写的什么狗屁不通的诗呀，你们还说乾隆皇帝写诗不好，妈的乾隆皇帝写的汉诗还至少是合仄押韵的好不好？洪秀全写的那也叫做诗吗？连顺口溜都算不上。凭这个水平怪不得他当士大夫不成功，科举屡屡失败只好去投靠基督教了。得得，你们完全是因为自己不行好不好？
但是广东人和福建人认为这话纯粹是污蔑，不是因为我们考不上，而是因为我们根本不屑于考。谁TM愿意去做大清朝的伪官呢？你们这些留辫子的，呸，留辫子的满洲人。我们是些不留辫子披散着头发的蛮族，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是蛮族，我们要说我们比你更正宗，你们才是蛮族呢，你们全家都是蛮族。不要以为读了四书五经、天天考科举你们就是孔子正宗了，就凭你们留辫子这件事情你们就是蛮族。我们呢虽然大字不识几个，汉字不认识几个，我们的本土语言还不好用汉字写出来，粤语中有很多字用汉字根本写不出来，到现在都写不出来。按照士大夫阶级的规矩，哈哈哈哈哈，你们TMD都是文盲。不行，这口气一定不能咽下。
首先我们要发明神话，我们客家人是自古以来的「河洛人」（Hakka, Hoklo），比你们大清国资格要老得多了。你们什么呀？你们最近三百年才开始学孔子经典的，我们两三千年以前就开始学了，当然这是纯属扯蛋的事情，但是没有关系。还有扯蛋扯得不那么远的，就是大明朝、大明江山，你们是不正宗的，我们是大明江山的正统传人，我们是皇汉，我们要推翻你们。你们湖南人吴越人全都投降满清了，虽然高官厚禄，但是你们意识形态上不正确。就像文革时说的那样，你根不正苗不红，你是不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黑五类子弟？当然大家都是对不对？毛泽东也是黑五类，但是大家不敢这么说。周恩来和大多数共产党干部显然全都是剥削阶级子弟，因为只有剥削阶级子弟才读得起书呀，如果你一开始就读不起书的话，你连共产国际那一关就混不进去对不对？
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建构，我们贫下中农就顿时阶级翻身了。因为我们是穷光蛋和大sb所以读不起书，变成我们因为意识形态最纯正，所以我们没有读你们的资产阶级的破书。你们读了书以为你很了不起呀，看看你们读什么书？封资修。李白杜甫是什么？古代汉语诗人，得得，封建主义，打！雨果、巴尔扎克是什么，那不是欧洲来的吗，资本主义，打！还有什么普希金、莱蒙托夫、肖洛霍夫、托尔斯泰，这些不是俄罗斯苏联人吗？修正主义，打！全都打倒那不就只剩下我们了吗？我们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是也只有我们了。其他凡是能拿得动笔杆子、写得出东西的人，不是封建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你们统统给我滚蛋下乡去，该劳改的劳改、进牛棚的进牛棚，把你们的位置空出来给我们。
当然，这是一种全世界通用、所有的时代都通用的技术了。比如说陶希圣他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什么意思？就是要把胡适那些洋学生赶走，像他这种私塾出身没有钱去留学的土学生，就可以作为最正宗的中华民族革命家和国民党元老去组织文化教育了，然后他用的人就是像钱穆这样的土鳖学者，就可以把这些洋学生通通打倒了。当然按照红卫兵的观点来看，像钱穆、陶希圣这种人都还是学历太高了，只有我们地道的贫下中农子弟、大字不识几个的红卫兵才是最正宗的，一点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没有，所以今后的工农兵大学生应该由我们来当。
这不是习近平吗？他当然并没有在梁家河读什么莎士比亚，他读的是毛主席语录，跟林彪设计的军事训练教程一样，主要的内容是学习毛泽东语录。上天开飞机这件事情要慎之又慎，因为我们的补给十分的少，如果把飞机开坏了以后这个责任你也担不起。如果你不让飞机上天，而在地上学习毛主席语录的话，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飞机不坏，不上天它就永远会坏，第二就是说明你又红又专，你学的毛主席语录特别多。用同样的方式，大家就开始生产炮弹和其他各种东西进行军事训练，结果训练出来的东西就是，搞出十几万大军去攻打沙甸穆斯林民兵而且还打不赢这种荒谬透顶的怪事，如果当年林彪在长春和塔山的时候也用这种方式跟国民党打的话，那跑到苏联去的就是他和毛泽东本人了，幸好当时他还知道苏联炮弹的重要性。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了，那就不用说了。
[00:48:57]现在习近平时代也是这样一个新时代，各种类似的现象也都产生了。各种意识形态当然都有它的技术了，皇汉的技术就是，要打倒那些跟满洲人一起读书做官的那些吴越人，把那些读不起书、蛮族性很强，或者是不大会读汉书的人发明成为正宗，这就是皇汉主义。皇汉主义在清末是纯粹的福建广东的现象，四川湖南的独立运动跟他们毫无关系，吴越的独立运动也跟他们毫无关系。而皇汉运动在广东独立以后也很快烟消云散了，随着黄小配被陈炯明杀掉也基本上就烟消云散了，没有形成很大的气候。
然后接下来有中华民族而没有汉族，国民党和蒋介石戴季陶提出的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民族都是不把汉族当一回事，这跟俄罗斯族在斯大林帝国的地位完全不一样，俄罗斯是实际存在的，苏联是俄罗斯的延伸。但是中华民族跟汉族的关系恰好相反，中华民族是存在的，它就是帝国本身，汉族则是因为还有一大拨编户齐民，如果你不把他叫汉族的话，你就不知道该叫他什么。有个笑话叫做，有你问一个英国人说你是什么人，哪一洲的人？英国人想了一下，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最后他很遗憾地说，好吧我是欧洲人。因为在英国人心目中欧洲是从加莱开始的，英国人跟欧洲是平起平坐的，所谓欧洲不就是指的法国德国西班牙吗？那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怎么是会是欧洲人呢？但是别人问他的意思就是，你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还是亚洲人？他想了一下，如果我不是欧洲人的话，那要说我是亚洲人和非洲人，岂不是更加糟糕？我也只有承认我是欧洲人了。汉人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你在民族识别的时候，如果什么也不是，那你就只能被识别为汉人了。这就是汉人发明的基本原因，它是一个简陋的东西，不像俄罗斯人那样实际存在着的帝国征服者。
因此，在意识形态还能够从上到下统驭全民，你绝对不敢说跟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话的时候，直到80年代还是，这种情况下不存在皇汉，只能有体制内还能容忍的几种思想，最官方的正统思想、和改革开放干部认为可以接受的一些西洋思想，按照沦陷区的标准来说都是比较高档次的。你以为你为什么能读到《丑陋的中国人》或者《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因为你思想特别先进吗？其实是因为你爸爸的级别在那里，如果你爸爸的级别不够的话，你不会知道他们这些人的存在的，你还以为你自己思想很先进，其实那都是你爸爸阶级地位的体现，真正一贫如洗的贫下中农子弟不会知道地球上有龙应台这个人的。他们只会知道全世界对他们不公平、所有人都在压迫他们，干部子弟知识分子也在压迫他们、少数民族也在压迫他们。他们敢怒而不敢言，有声音也没人听到，像萨义德说的那样，他们没有声音，他们的声音都是由别人自封为他们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