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阿姨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了。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本周想跟您请教一个会员的提问。以巴冲突发生以来，欧美各地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此起彼伏，而且游行的主体也不仅仅是阿拉伯裔或者是穆斯林，而是欧美的主流人群甚至是高等教育学府。例如哈佛大学学生就组织了联署声明，对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事件表达同情巴勒斯坦的立场，而将冲突归咎于以色列，引起外界的挞伐。华尔街的大亨以及美国的知名企业都要求哈佛校方提供联署学生的名单，他们的企业将永不录用这些学生。之后哈佛、麻省理工以及宾大的校长在出席众议院的听证会的时候，针对校方如何看待反犹主义表达的证词也是立场模糊，他们认为校方只应该在言论涉及到霸凌、骚扰、恐吓这些行为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引起社会以及政界的一片议论，甚至要求他们应该辞去校长职位。因此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巴勒斯坦这个政治符号在欧美社会的一个演变过程，它为何能够在全球左派之中有这么高的号召力？而且哈佛大学校长面临校内学生挺巴勒斯坦的言论自由权与反犹主义借尸还魂之间的天人交战，是否是一种大众民主的滥觞？在这种社会矛盾中阿拉伯裔的知识分子到底发挥了多少比例的作用？未来假设贵匪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华人知识分子是不是也会有相似的一个煽动社会分裂的号召力呢？
刘仲敬：这个其实跟巴勒斯坦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几个不同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大学跟社会之间的分离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在川普当选以前这个分裂是不明显的。传统上讲大学是封建自治的团体，它就是要跟社会主流对着干，才能表现出它对自由权利的尊重。当然大学校长这样的职位，其实撇开他自己给自己以及社会给他加的那些神圣光环，他主要是一个筹款机构。他对自己下辖的各学院和教师之类的实际上是毫无管辖权的，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他呆在这个位置上主要是看他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能够各方面拉到尽可能多的赞助来维持大学的运作，学术能力之类的东西都是完全不重要的。所谓「保护学术自由」其实就是个古老的封建权利，跟医生行会律师行会的权利一样，也是古老历史的遗留。所以知识分子要讲什么东西，不一定是说他真的会去做这些事情，而是说他要通过干这种事情，像国家宣示主权一样，宣示他的传统权利。如果传统权利没有感到威胁的话，他是八百年也不去的。
例如美国军队永远不会在加拿大边境进行演习，因为加拿大对它从来没有任何威胁。如果说美国对加拿大军队有什么看法，那就是加拿大军队太少了。二战以后加拿大就把自己军队基本上是全部复员了，美国人认为这TMD岂有此理地不公平，我们的军队不能复员，你的军队倒是复员了，你倒是背靠着我过好日子，好歹你给我恢复十万人的常备军吧？经过七折八扣加拿大恢复了五六万人的常备军。但是一战和二战的时候，加拿大是全体男丁都上战场，几十万大军都在前线的。诺曼底登陆的军力当中，加拿大军队其实是主力的。
但是如果某一个地方发生了领土争议，平时八百年也不去、根本就不设置军队的地方——要知道地图都是画在纸上的，只有对中学生来说，地图上画的各种红红绿绿的颜色和边界线才有真正的意义。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的边界线，在大多数地方是形同虚设的，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把它在地图上画出的边界线老老实实地守卫起来，就算是路易十四也要破产的。路易十四从来没有在比利牛斯山或者是皮埃蒙特边境设防，他只是在北方，所谓法兰西王室的心窝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之间，在欧洲流血最多的战场弗兰德修了一串要塞而已。就是这样，他的20万常备军已经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恐惧。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边境只是画一画而已，平时谁也不去，将就吧，这样在财政上才能过得去。只有在极少数地方发生了争议的时候，大家才会去在那极少数地方设防，或者是举行军事演习什么活动，表示这个地方是我的领土，我已经有效控制。如果没有事情发生的话，没有争议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也不去演习也不去设防，就像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一样。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边境都是这个样子的。
同样行业特权之类的东西——任何人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狗在某一个地方撒尿，那就说明它闻到什么气味，可能是别的狗，说不定还是猫，因为猫狗打架的原因说不定就是因为争夺领土的缘故吧，所以这种东西可能还是跨物种的。但是无论如何狗和狗之间肯定会有边界冲突的，狗看到别的狗、陌生的不认识的狗从那里经过的话，或者是陌生人经过的话，对了人也是异物种，所以狗的边界肯定是跨越物种的，它就会叫。如果是熟人来了或者主人来了它根本不叫。熟人来了为什么不叫？因为这不涉及边界问题。如果是陌生人或者是陌生狗经过的话，它感到它自己的领土受到侵略了，所以它就要狂叫直到把你赶走，恢复它的领土主权。这种狗的叫就是一种狗界的军事演习和宣示主权的行动。
各行各业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特权是不能让给你的。当然各式各样的特权意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于歌唱演员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来说，嗓子是最重要的，因为她是唱歌的人，咽喉炎是她最重要的病，其他的病对她来说好像是没啥关系。对于不同行业的人来说，不同的病也有不同的意义、就意味着不同的边界。所以有些疾病对于医生来说是有敏感性的，是不能随便说的，但是对有些人不能随便说，对另外一些人就无所谓，这要看他从事的行业。比如说一个歌剧女演员的嗓子，哪怕是感冒、声音嘶哑这些病，对她来说就是非常严重的行业秘密；如果哪个医生泄漏了她的行业秘密，那就好像是一个公司的律师泄露了公司的财务秘密一样，这对公司的运营会有极为严重的影响，这是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在某些情况下是违反法律需要刑事制裁的。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的话，比如说对于一个矿工来说的话，感冒是最小不过的小病，嗓子发炎咳嗽几天，对于一个矿工来说nothing、什么事也没有，对于他来说这不是一个行业边界所在，他对这事是不敏感的。但是矿工也因为其他的事情会敏感起来。
医生、律师这样的行业都有他们特别敏感的项目。比如说医疗鉴定这个问题就是医生的敏感项目。医生一般的立场就是，我们就算是鉴定错了我们也要官官相护医医相护。如果一件事情发生了，某个病人死了，病人家属找了外人来说医疗委员会鉴定得不对，那么即使这话是对的、确实是那个医生的责任，那么广大医生还是会团结起来坚持说，医疗鉴定权利绝不能交给外行，即使这一次我们就是鉴定错了、他们就是鉴定对了，但是如果把鉴定权交给外行，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会毁掉整个医疗行业、也会让病人全都倒霉。这个论证对不对，我们先搁在一边不说，但是全世界的医生在这方面，立场都是极其坚定而一致的：我们的医生错了，我们行业可以处罚他或者驱逐他，但是让一群外行来鉴定我们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这就是恶例绝不可开，开了这个恶例损害我们全体的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前者肯定是事实，后者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实、在什么情况下是事实、什么情况下只是行业自私的表现，那要看具体情况，OK？但是总之，如果你在医疗鉴定的问题上你去指手划脚的话，那么广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医生就会像狗一样狂叫起来。
请注意，我这话可不是为了侮辱医生，这种事情是有先例的。比如说前总统亚当斯，就是华盛顿将军的副总统和第二任总统，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就发表过一句——当然他不是公开说的，他是给他的妻子阿比盖尔（Abigail Adams）写信的时候写了这句话。我没有办法复述那句话，但是意思大概就是这样的：妈的，我当这个国会主席，他好像是当战争委员会的一个要员、委员会主席之类的，真是当够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些将军就像是猴子抢果果一样，为了军阶和提升的顺序之类的事情打得不亦乐乎。
华盛顿将军和开始时立下了很大战功、后来又投靠了英国的阿诺德将军（Benedict Arnold）全都加入在里面。阿诺德后来背叛了，大家很容易抹杀他在独立战争早期立下的血汗功劳，其实他才是独立战争早期的名将，在华盛顿将军不断打败仗的时候，所有的将军当中只有他能打胜仗。后来他觉得功高不赏，就是本事还不如他、战功不如他的人提升得还比他快，他觉得十分不爽了以后，后来又爱上了一个亲英派的女儿，就索性地英雄难过美人关，就直接了当地投到英国那一边去了。但是因为国会没有正确地奖赏他的功劳，显然是他不满意的主要原因。而他闹事也是被亚当斯议员非常头疼，他心目中的猴子争果果，其中有一个小猴子就是阿诺德将军。还有一个大猴子就是金碧辉煌，乖乖谁也不敢动，连共产党都不敢说一句话的众望所归的美国圣人华盛顿将军本人。伟大的华盛顿将军本人，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情况之下也是会失态的、也是会玩弄手段的、也是会在自己的私人信件中或者是在各种情况下骂娘的。
在亚当斯议员的心目中，总司令和他手下的将军都不过是一些抢果果的猴子。华盛顿将军为了不让萨拉托加战役的总司令盖茨将军（Horatio Gates）上位——当然，他认为盖茨将军有各种不行，但是另一方面的事实也是无可抹杀的就是，盖茨将军在很多议员看来是一个可以取代华盛顿将军的人选，而很多议员还认为总司令不应该只有一个，如果总司令只有一个，难保哪一天他会不会骑着马回来变成独裁者？所以就算华盛顿是个好人，我们也不能完全信任他诸如此类的。华盛顿将军对这种事情不是十分的爽，所以他只要做得到的话，就想把盖茨将军压下去，包括他跟他的助手，就是后来的《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和制宪会议的宪法解释者、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用诡计去捉弄盖茨将军，使得盖茨将军很没面子。这种事情在亚当斯看来不大体面，就像是猴子抢果子一样。
好吧，医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华盛顿将军都像是抢果子的猴子的话，那么我们广大的医生朋友们，在涉及医疗鉴定这个问题上，也就像是看家护院的狗一样地狂叫起来，经常是完全不顾具体是非的。那么知识分子当然也有他狂叫的地方了，而且众所周知，知识分子作为狂叫的狗，比医生和律师要狂叫得厉害得多，因为知识分子的职业就是说话。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就是对——如果说医生这个职业是对自己懂的事情说话，华盛顿将军是对自己懂的、正在从事的军事方面的问题说话的话，那么知识分子的职业，我们刻薄一点说，知识分子的职业就是专门对自己不懂的事情说话。
当然，知识分子说话的错误率，比起医生和军事家来说、比律师或者任何专业人员都要大得多。如果说医生和军人还可以说，妈的，我当然不是永远正确的，而且我也是有私心的，要为我本人的利益和本团体的利益着想，但是你要在社会上按照平均水平廉价七成地说的话，外行人能比我说的准确率更高是不大可能的。我这一次可能错了、那一次可能也错了，但是你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全体，如果算总账，把我说的话全都算起来，跟其他外行人说的话总账算平均值的话，那肯定是我的正确率高一些，这毕竟是个专业。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公共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很抱歉就是，错误率是浮动在70%~90%之间，从来没有下降到50%以下。如果有一个医生说话错误率是超过50%的话，他肯定是没法混的，但是如果公共知识分子一百年以后看，他说的话只有70%是错误的，没有问题，爱因斯坦没跑了，你就是当代的爱因斯坦，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了不起了。
绝大部分的知名知识分子，伏尔泰、卢梭一直到现在，错误率一般是超过90%。他们当时被认为是伸张正义说出来的各种话，过一百年看接近于全部错误。像爱因斯坦这种能够有30%正确率的人，或者是像伏尔泰这种人就可以名垂青史了，大多数比较小的舆论操纵者的话，90%都是错误的。爱因斯坦，比如说上次1930年代吧，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牛兰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被工部局抓了，广大匪谍包括我们敬爱的国母宋庆龄朋友，纷纷发动全世界的知名人士出来请愿，说这是迫害「热爱和平的人士」，爱因斯坦他老人家也签字了。「热爱和平的人士」在苏联及白区党的心目中的概念，基本上跟苏联间谍是等同的。后来原子弹间谍案爆发，后来偷美国原子弹机密的那些人被苏联也用同样的方式请愿了一番，召集知名人士出来请愿请愿，说这是热爱和平的人士被军国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迫害。后来当他们这种做法用多了以后，「热爱和平的人士」这个词也就完全用臭了。就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玫瑰叫什么名字没有关系，换一个名字它仍然是一样香，反过来，匪谍换一个名字也是同样的臭，你每一次换一个名字只能管很短的一段时间。
但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不靠谱的地方。公共知识分子对什么事情发言？就是对他不懂的事情。爱因斯坦你好好地讲你的相对论、研究一下量子力学那就行了，但是你又变成一个社会文人，像斯蒂芬·霍金一样。我们要注意，这跟他本人的性格是有关系的，绝对不是每一个物理学家都能变成公共知名人士的。
就像以前那部老美剧叫做什么呢？中文叫做《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原文应该是没有「生活」。就是讲到四个物理学家住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天才叫谢尔顿，还有一个脾气比较好的叫莱纳德，还有一个印度人，还有一个好像是犹太人之类的，住在一起搞各种笑话。其中有一次莱纳德召集了一个物理学会议，他的目的是为了讨好他们的女邻居、漂亮的女孩佩妮，同时也表示他多么NB，但是他忘了就是对外行应该怎么样对付。他请佩妮去看了一个会议，佩妮说是，怎么才这么点人呀，还不如我们举行一场球赛的人多。莱纳德说，怎么人还少了吗，我们物理学家开会有几十个人就已经算了不起了，这次会议算是人多了（S01E09, The Cooper-Hofstadter Polarization）。其实他要讨好女孩子的话，最好自己是一个足球明星篮球明星之类的，唰的一下一个场子，巨大体育场，几万观众甚至几十万观众全都来了，无数女孩子向英雄的球员举手欢呼，彩带啦啦队全都来了，女孩子最喜欢这个了。物理学家他以为他在他们的行业年会上表演得十分精彩，说出了很多非常精辟的见解，但是TMD女孩子完全没有听懂。她能够看到的就是，你们的人怎么这么少呀，好像并不像是什么很重要人物的样子。
大多数物理学家要开会也就是几十个人的会议，在我这个专业懂行有几个人就差不多的。物理学家的人数虽然现在已经变得不少了，但是即使是在物理学家内部也是隔行如隔山的。比如说懂英国宪法的，不说研究，多少业余性地懂英国宪法史、能够开一个会议的中文学者能有多少呢？我觉得超不过100人，冯胜平自称是懂的，但是我跟他说过不到一小时的话，我就敢于断定他屁也不懂，不会超过100人。历史学家多得是，但是你找一个宋史专家来开英国宪法史的会议，其实也是完全扯淡的事情，他也是说不出什么像样的话。你要真召开一个本专业的会议，我就不说要做得很具体了，如果专门研究都铎王朝的宪法那……也许有五六个人吧，讲中文的人当中有五六个人能够听得懂我说的话，或者是复辟王朝时期（Stuart Restoration, 1660-1688）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有五六个人。范围放大到整个英国史的话可能有100来人，也就是这个数了。
大多数物理学家在他们研究的专业当中还真的是，有几十个人交流就差不多了，不可能成为公众人物的。如果你成为公众人物，那是你自己有点按捺不住，跟媒体和社会发生了强烈的互动，写了一些通俗畅销书、跟外行观众搞了一些各式各样的活动，这肯定跟你自己有关系，如果不是你自己故意要这么做的话，你不会变成这样的人。爱因斯坦和霍金都变成了知名人物，科学家变成知名人物都是出于误解的缘故。谁也不知道爱丁顿和爱因斯坦搞的那个太阳光偏转的实验（Solar eclipse of May 29, 1919）是什么意思，至少报刊读者是不知道的，但是新闻媒体——爱因斯坦是一个乐于跟新闻记者打交道的人，他跟新闻媒体做了一番莫名其妙的介绍以后，新闻记者也并没有真懂，他们的读者也并没有真懂，但是广大人民在新闻记者的介绍下都知道了，原来太阳光会拐弯，原来很多生活常识的东西在相对论那里都变得不是常识了，而且这还是科学，跟牛顿的科学不一样，完全不符合他们的生活常识。于是爱因斯坦就像弗洛伊德一样变成了知名人士。弗洛伊德对于广大人民来说是什么意思？有一个人在解梦，他能够解得出梦里面的意思，像圣经里面的约瑟一样（Daniel 2），听起来好像很NB一样。他的理论对不对、到底怎么回事，谁TMD知道呢？谁也不感兴趣。但是他就这样变成社会文人了。
既然变成社会文人你就有影响了，政治问题你也可以发言，尽管你对政治问题是狗屁不通的，政治家也只是利用你的知名度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于是他就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带着走。他老人家日理万机，好吧，而且还有很多女粉丝，像我们亲爱的伯纳德同学一样，是他很愿意去好好亲近一下的。你觉得他会认真地查看资料、对于每一个要他发言的什么人都会查资料吗？不，跟他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朋友圈发了，他就，我给你转发一下朋友圈好不好？于是他就转发了朋友圈。在他心目中，他转发在朋友圈是零责任，这干我什么事？我刚刚跟糟糠之妻离婚，利用我的知名度，有很多年轻的美女要来跟我说话呢，我正要准备去跟美女说话的时候你们来烦我，我为了让自己安静一点腾出时间来，顺便就给你转发了，是对是错干我屁事？牛兰是不是间谍干我屁事？我就是转发一下而已。你要是今天到推特上去找一个转发者来让他承担责任的话，他的想法大概也是这样的，干我屁事，难道我转发了一点什么，我就要为此负责吗？但是对于我们亲爱的蒋介石来说的话，他因为牛兰案和爱因斯坦、宋庆龄之类的折腾，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巴勒斯坦其实也就是一个转发的符号，它跟川普上台以来的「狗叫」现象有关系。就是因为川普使得广大的知识分子像狗一样，感觉到有陌生的一条狗准备侵略他们的传统领地，于是广大的知识分子就愤怒地狂叫起来了。像医生说的那样就是，宁可让本院的所有病人全部死光，也绝对不能允许外行人来纠正我们的错误，基本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的。以前或者是在别的时候，他们领地没有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倒不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案子没有外行人进来侵犯的话，某一个医生治死了人，其他的医生倒还比较愿意秉公处理；如果外行人来叫起来了，痛骂医生狼心狗肺的话，那么所有的医生都跳起来维护他们那个犯了错误的同行，因为打倒了这个同行以后会间接地打倒他们全行业的特权。这其实就是个政治现象。
罗伯特·沃伦有一篇小说叫做《国王的人马》（Robert Penn Warren, All the King’s Men）。威利·斯塔克州长是倡导廉政最清廉的，但上台以后卷入了马基雅维利政治，不但不能够清廉，而且自己也身不由己地搞起了各种交易。威利·斯塔克的原型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民主党内的竞争对手休伊·朗（注：Huey Long，书评讲稿集54），后来他被刺杀了，也是被一个医生刺杀的。小说家在小说当中，把这个刺杀者写成是前任州长斯坦顿州长的儿子，也是一个头脑清白、不懂得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天真之人，他和主人公杰克·伯登不一样，跟另外一个空军飞行员休·米勒一样，开始的时候怀着清廉政治的理想支持过威利，但是等到威利自己为了巩固权力，不得不像被他打倒的前任腐败政治家一样搞起各种阴谋以后，也抛弃了州长，使州长形单影只。伯登本人是前州长斯坦顿的女儿安妮的男朋友，对马基雅维利政治知道得比较清楚，怀着复杂的感情，犹犹豫豫地还是跟着威利走了，一直到一直到威利被他的好朋友、他女朋友的哥哥刺杀。
威利州长后来有一句名言说是，人是在屎和尿之间出生的（Man is conceived in sin and born in corruption），凡是人肯定都有污点，就看你肯不肯挖。他要求杰克·伯登去挖一个法官的隐私，因为那个法官妨碍他能够竞选。休·米勒辞职是因为斯塔克州长根据类似的理由庇护了一个贪污犯，这个贪污犯是自己贪污的，并不是州长指使的，但是当时如果曝光了他的贪污事迹的话，政敌肯定要说斯塔克州长以倡导廉政起家，但是他自己的团队就不清不白。对了，就像陈水扁一样，斯塔克也是个民粹政治家，他开始的时候把政治想得很简单，就是只要遵循圣经里面的价值观，打倒那些腐败分子就可以了，等到他上台了以后就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打倒了腐败分子，那么我的政权自己就垮台了，然后被我打倒的前腐败分子和利益集团会卷土重来。我觉得为了维持我们刚刚取得的成果，必须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但是在旁观者看来，你跟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国民党贪腐，好不容易我们选了你上来，你就这么干，请问你跟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休·米勒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跟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你如果这么干的话，我以后不再帮你了，然后他就走了。威利觉得如果为了维持原则让自己的政权垮台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我只有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但效果就是庇护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贪污犯。杰克怀着复杂的感情决定留下来，心地清白的休·米勒就决定辞职。
在政治上这种事情多得是了。当时小说中的威利·斯塔克州长如果没有面临政敌的攻击的话，他是可以毫不犹豫地把那个贪污犯给抓起来的，但是正因为政敌把这个贪污犯跟他连接在一起拼命攻击他，他反而不能够法办那个人，因为一旦法办那个人会影响他自己政权的延续。医生也是这样子的，没人攻击医生的时候，他们是很有可能把引起医疗事故的医生用行业规矩把他办掉，但是如果整个医疗行业受到攻击的话，那他们反而会庇护这些人。
外交上这样的事情就更多了。比如说以色列在60年代的时候非常高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盟，只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盟，美国就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以色列了。表面上看纳赛尔或者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跟苏联结盟会加大以色列的军事威胁，但是实际上恰好相反。如果问题仅仅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跟以色列民族主义者发生冲突的话，那么美国人的政策是一碗水端平，像在苏伊士运河的危机当中并不支持以色列，像在以色列的独立战争时期一样；但是如果变成是苏联代理人在中东发展势力，那么任何反苏的力量都必须统战，以色列人做得对不对无关紧要，我们一定得支持以色列，因为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作对的只有以色列、伊朗国王和土耳其。于是美国的中东政策的支柱只有放在这三个国家身上，中间那一大片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全都投靠了苏联了。所以以色列非常高兴阿拉伯人投靠苏联，阿拉伯人不投靠苏联的话，美国不见得会支持以色列，一旦投靠苏联的话，以色列人立刻就松了一口长气，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样子。这里面的道理是完全相同的。
如果没有川普，更放大一点，如果没有奥巴马和川普的话，今天的美国知识分子不会狗叫，对于公众不是很关心、没有政治效果的问题，他们还能够就事论事地分析。但是经过奥巴马和川普的冲突以后，奥巴马和川普是美国分裂的主要推手，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知识分子的行业特权正在面临进攻。尤其是川普的民粹主义派跟传统共和党的建制派不一样，他们认为，这些话有很多都变成了中文圈费拉右派的回声，认为知识分子的学院的行业特权变成了左派的护身符，要教坏我们的年轻一代，所以要攻击这个行业特权，比如说共和党在众议院的领袖斯蒂芬尼克（Elise Stefanik）就是持这种主张的。对于手上没有政治权力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观念会引起他们极大的恐惧，于是他们的态度立刻就变得极端了：无论如何都必须反对川普、以及以川普为领袖的民粹主义者。
就像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阿拉伯王公还是阿富汗的军阀，只要反苏就必须支持。这是冷战的逻辑、也是里根政府的逻辑。哈布雷总统（Hissène Habré）是个杀人如麻的非洲军阀，放到别的地方，比如说放到美国的统治势力比较安全的地方，比如说拉丁美洲，很可能是美国反对的对象，是搞军事政变那是美国要制裁的对象；但是放在非洲、放在利比亚的前线上必须支持他，因为利比亚已经投靠苏联了。无论什么人只要反共都可以支持，包括蒋介石在内。蒋介石也是因为处在反共前线所以绝处逢生了，如果他没有这个作用的话，他的下场是非常可疑的，美国是不大可能支持他的。
如果没有奥巴马和川普以来的争论的话，知识界也不会出现像现在费拉右派讲的转向极左。但是我们要注意，知识分子的极左跟极右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只是个空空荡荡的符号而已，因为知识分子除了符号也是没有别的，他能够做的就是你在推特上那样，我骂。我是怎样运用符号政治的呢？对了，那就是以前远古邪恶时代的台词——剿匪先于主义。这是什么？这就是符号政治。
跟里根总统说的那样，只要反共的人，无论是怎样杀人如麻的军阀都算好人。「阿富汗自由战士」是什么意思？跟「阿富汗恐怖分子」和「阿富汗军阀」这三者的区别是很小很小的。什么叫做自由战士？就是他们的打击对象主要是苏联。本拉登是不是自由战士？当然是。本拉登在1988年肯定是自由战士，他掏自己的腰包，跑到阿富汗去资助阿富汗抵抗组织，而且自己还要跟苏联打仗身负重伤，后来他改变立场那是另外一回事。阿诺德抗击英军的时候也是身负重伤，最后不也投靠英国人？这种事情在政治上太常见了。后来苏联滚出阿富汗，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就觉得美国是主要威胁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本拉登本人既是阿富汗自由战士、又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的主要条件是什么？我们玩世不恭马基雅维利主义地说一句，恐怖分子的主要特点就是反美。干了同样的事情，如果受害者不是美国人，而是美国人不知道的，不知道在天涯海角哪个角落上的，那你不一定会变成恐怖分子，如果受害者是美国，那你就是恐怖分子。什么是自由战士？如果你的受害者是美国人的敌人，那你有极大概率变成自由战士，尽管同样的事情如果你干到美国人身上的话，那你有七到九成的可能性是恐怖分子没跑了。
好吧，我们要注意，这不是说是美国人设计好了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众所周知，如果别人欠了我十块钱没还，我是始终记得，尽管我不好意思问他要；但是我欠了别人十块钱，如果别人不问我的话，我会忘得干干净净的，人全都是这样子。我可没有故意设计好去诈他的十块钱，而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对于自己亏欠别人的事情是很容易忘记的，对于别人亏欠自己的事情，那是像马基雅维利主义名言那样，杀父之仇可以忘，失去的遗产那是永远忘不掉的，不但忘不掉，而且会像钱钟书所说的那样，在记忆中不断被夸大。自从我逃出日本占领区以后，我因为日本人的战争而被损害的财产迅速地夸大了几十倍。
现在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如果你调查的结果发现，所有人都是地主资本家的后代、全都被共产党抢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我现在很没出息，那都是共产党的错，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话，现在我已经是个NB大发的人物；所以我希望你把我当大人物来对待，因为我看起来不像大人物完全是共产党的错，如果你伸张正义，把共产党造成的破坏算进去的话，那么我显然是个大人物。好了，所以根据这个逻辑，大蜀民国总统无论如何就算不跟美国总统平起平坐，至少也可以跟危地马拉总统平起平坐吧？如果你没有按照对待巴西总统或者阿根廷总统同样的礼遇来对待大蜀民国总统的话，那显然是你不对了，因为你没有把共产党造成的破坏通通计算进去。好吧，所有人的本能逻辑全都是这样子，因为这就是人类的本性。
知识分子尽管至少从伏尔泰和左拉那个时代，就号称他们是最公正无偏见、能够打破教会或者是所有人的偏见作出公正判断，但实际上他们一点都不例外。最早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怎么站得住脚的呢？为什么我们敬爱的伏尔泰对法国的专制君主和法兰西的天主教会一点都不容忍，但是在捧场说了几句英国人好话以后，对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帝和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毫无原则地跪舔？按照我们今天的看法，你说英国比法国自由那是有客观依据的，但是你总不能说是法国的专制君主比普鲁士人和俄罗斯的专制君主更专制吧？怎么说法国没有英国自由，但是比普鲁斯和俄罗斯还是更自由一些吧？但是并不，广大的法国启蒙知识分子住在法国，他经常骂法国君主和法国天主教会，因此双方已经早已结下梁子。
说英国人的好话那是什么意思？就像孙中山说美国人好话一样，是出于公平心。但是说了美国人的好话，美国人又不给他打钱。孙中山想让美国人武装他的军队，我们公平地说，如果美国愿意给他美元的话，他是不会需要苏联卢布的。但是美国凭什么给他美元？美国一点没有给他600亿美元的意思，于是他又到苏联去要600亿卢布，当然不一定是600亿卢布了，苏联人愿意给钱就够了。英国人像当时的美国人一样，他并不需要比自己更加落后的欧洲大陆知识分子赞扬，你拍两句好话也许我会高兴，但是我也不给你付钱，我用不着给你付钱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处在优越地位，你本来就是大阔佬的话，你不用雇一帮宣传员去说我很有钱。本来已经很有钱了，愿意因为你很有钱扑上来捧场向你要钱的人已经很多，让你感到很烦的，你没有兴趣再搞这些东西了。
但是如果你并不是不太有钱而很想充面子的话，你就需要雇用这些宣传人员。广大知识分子相比强大的教会和君主来说，总是更穷更差劲一点的，于是弗雷德里克大帝，特别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带着钱来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尤其是一个善于抓住知识分子心理的人，她听说狄德罗缺钱要卖书，她顿时表示我给你出个高价，把你的全部书都买了。好吧，买了书还不够，然后她说，买了书以后，我这些书不要运回俄罗斯去，我就在法国成立一个图书馆，而且任命狄德罗本人为图书馆馆长。得得得得得得，这就是说她等于是改头换面以买书为名送了狄德罗一笔钱，然后书还是狄德罗的，继续放在狄德罗家里面，只是改一个名字，变成俄罗斯女王图书馆，然后狄德罗本人还当上了俄罗斯女王图书管理员，每年拿一笔什么活都不用干的现成薪俸。就是等于是她送了狄德罗一笔钱，然后又给他发了一笔年金。她说，让知识分子跟他的书分离是残酷的，我作为开明君主不干这种事情。狄德罗当然是对我们敬爱的大帝感恩戴德，他把比较开明的法国君主骂得狗血淋头，对于更加专制的俄罗斯君主，瓜分波兰也好、镇压农奴也好、把俄罗斯自由农民变成农奴也好，一律地大唱赞歌。
那他是什么人呢？伏尔泰和狄德罗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18世纪的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对于法国殖民者在非洲冤枉杀了一个黑人跳得很高，对于斯大林杀了几百万百分之百的工人农民一句话都不说。为什么？因为他骂法国资产阶级已经把他们得罪了，但是斯大林同志愿意给他打钱。或者像现在白先勇他们干的那样、或者像华语出版界（注：待定）干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巨大市场，我不让你来你赚不到钱，我让你来，台湾有多少人会读书呀？再在加上马来西亚？呵呵，全世界中文读者大部分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对？放你进来，比如说李敖的书在中国大量发行，就送了你一笔大钱。不让你进来，台湾或者是美国的作者，比如说美国关于冷战方面的图书，学术研究一般是不能翻译的，为什么？给我们亲爱的沈志华同学让路。沈志华享有独占冷战研究的特权，当然是因为他得出的研究结果，对于我们敬爱的中华人民共国非常有利的结果。这个现象台湾人至少比较熟悉，美国可能不太熟悉。就是比如说研究蒋介石在80年代是不是国民党御用学者的特权？如果你跟国民党关系不好的话，你想接近蒋介石档案是不可能的，那接近不了，相关档案就研究不成。能够接近档案、能够研究的，全都是亲国民党的学者，OK？用这样的手段，给你好处或不给你好处，就可以轻而易举控制知识分子，让知识分子做自己的宣传员。
而且说老实话，正如宋太祖所说的那样，知识分子能值几个钱？穷措大。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一笔大钱从来不是国王的赎金，我们敬爱的狄德罗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全人类和全欧洲，所有的国王和皇帝连同罗马教廷他全都不放在眼里，秉持正义无所畏惧，但是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工资就能把他梳理得服服帖帖，让他对瓜分波兰或者是奴役俄罗斯农民完全视而不见大唱赞歌了。知识分子的正义就只有这点价值，而且还是最顶级的知识分子，骨子里面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嘴上却说的是别人都不伸张正义、而我是以伸张正义为专业的。亲爱的，世界上有以伸张正义为专业的吗？号称以伸张正义为专业的是全世界最自私的人好不好？所有人都是自私的，只有在跟自己利害关系不相干的事情上才多多少少会正义一下下。如果有人欠钱不还的话那我会伸张正义，我自己欠钱不还那我肯定有充分的理由，或者我干脆就忘记了。
广大美国知识分子在里根同学上台的时候曾经非常紧张过一阵子，觉得民粹主义者要来了，但是事实证明是场虚惊；现在川普上台以后，他们感到更大的恐惧，尤其是是川普败选以后，就是民粹主义者已经开始直接攻击美国的制度，包括选举制度。美国选举制度是非常粗糙的，比如说澳大利亚选举制度就是参照了英国知识分子设计的黑尔选举制度（Hare quota）的很多特长，所以他们选举方式很复杂，一般粗心大意的选民根本搞不明白。
，就是说是在有不止一个候选人的情况下，像现在台湾情况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最想让赖清德当选、其次想让柯文哲当选、最后才想侯友宜当选，但是这里会有个弃保现象。本来我是想要一号候选人当选、其次是二号候选人当选，但是我投票结果很可能是如果一号候选人当选不了的话，三号候选人会当选，这一下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候选人会当选的。怎样才能做到一号候选人如果当选不了的时候，我的选票会有利于二号候选人而不利于三号候选人呢？封建主义当中简单粗糙的投票制度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但是黑尔选举制度有一个投票转移功能，它允许你在你投的第一候选人没有当选的情况下，你投的票可以转移给你喜欢的候选人，而不会像是美国那种简单选举制那样，自动地有利于势力仅次于一号候选人的二号候选人，但其实二号候选人可能是你最恨的。
你的第一欲望是让赖清德当这个选、第二欲望是绝对不能让侯友宜当选，但是实际上如果赖清德失败的话，你的投票行为就是有利于侯友宜的。你本来想如果赖清德不能当选的话，我让柯文哲当选也好，无论如何不能让侯友宜当选；但是你不投柯文哲的票而投了赖清德的票，这个事实就很可能是导致在赖清德当选不了的情况下，你帮助侯友宜当选了。如果你早知道赖清德没有办法当选，只能在侯友宜和柯文哲之间选的话，我早知道这点的话我就直接投票给柯文哲，但是你没法早知道，因为选举是不确定性的。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黑尔选举就应运而生了。
澳大利亚选举制度是参照了黑尔选举制的复杂选举制，它能够让你投票选举不止一个候选人，而你的选票在第一候选人不能当选的时侯，自动划到你喜欢的那个候选人当中，而不是有利于选票近似于一号候选人的那个第二候选人当选。当然这就需要很多附带条件，其中包括很奇葩的，包括你如果不参加选举的话要交罚款，如果选举投票率很低的话黑尔选举就会失灵的，所以澳大利亚人必须投票，不投票就要交罚款。照美国人的观点的话，这绝对是侵犯自由的做法，凭什么呀？像奥巴马医保一样，有很多人宁愿交罚款也不买这个医保，我买医保的钱比罚款还要多。而且不买你的东西还要交罚款，这符合自由的原则吗？显然是很成问题了。知识分子搞出的东西全都是这样子的。
而美国选举就是很粗糙的，很多地方的记票，比如说各州的记票和点票由不同单位进行，各州的选区划分由中立委员会或者由议会或者州长，也是完全没有定规的。所以美国各州的选举制度差别，比起联合国不同成员国的选举制度差别还大，在一个州算是正常的选举方式，在另一个州算是舞弊了，这个官司你是永远也谈不清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点燃了民粹主义者的火焰以后，最弱的知识分子感到他们自己受到极大的威胁，主要是来自于川普党的威胁。
[00:44:36]知识分子的报复方式是怎么样的？你得罪了我我就骂你。普鲁士国王如果被法国国王得罪了，他要去打法国国王，启蒙知识分子被法国国王得罪了，他就A，骂法国国王，B，赞扬普鲁士国王，没别的了。鲁迅最喜欢把自己想象为战士，有缺点的战士好过什么什么，但其实就是因为知识分子不是战士，你的骂一文不值，但知识分子绝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的报复就是骂。所以现在川普党支持什么，他们就得反对什么。以前不一定是这样，以前有些事情还要就事论事，现在无论如何你们已经得罪了我，我知识分子没有别的本事，但是我有嘴。而且我作为舆论领袖，我有很多sb愿意听我的话，由于年轻人多半是sb。
你以为年轻人知道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有什么区别？你要解释一下我是反共的但是我并不反华，这事就麻烦得很了，大多数人是受不了这个麻烦。老实说你要很精密的解释我是反共的，而且尤其是他要解释更密切一点：我只反对习近平，还不反对改革开放干部，或者共产党内部的想要改革开放的人士比如说赵紫阳。TMD我们广大老百姓，比如说我是一个矿工，我TMD会去给你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派系斗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吗？我怎么能区别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种种派系？我如果能够区别这么多的话，我也就不当矿工，我自己去当教授了好不好？你这是在欺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好不好？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正确的做法就是反共反华一起反，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要不就一起不反、要么就一起反，要做更加细节的区别我们根本就没这个能力，你也不要这么给我们为难。
同样对于广大的年轻人来说，要区别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和——我不是支持巴勒斯坦，而是反对以色列的某些具体措施，立场A；立场B：我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但是我反对巴勒斯坦的所有现存政党；立场C：我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但是我只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坚决反对哈马斯；立场D：我全都支持，这些有什么区别？实际上最容易胜出的必然是立场D，要么是我全都支持、要么我全都反对。
以色列的支持者并不例外呀。你不要以为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素质就一定很高了，他们很多就是根本不知道以色列在非洲还是在美洲，像谢尔顿那样建议在墨西哥建立新耶路撒冷，对他们来说不是件离奇的事情，耶路撒冷也许就在墨西哥呢。但是他们是熟悉圣经的，他们知道圣经上有很多以色列人的名字，对于他们这些人是熟人，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认识几个美国犹太人，觉得他们跟自己没有什么区别。然后新闻说犹太人被杀了、而且还有婴儿被杀，他想的就是他的某个犹太邻居，这人还挺不错的，他们家婴儿被杀了，太过分了对不对？再加上联想他们读过的圣经，于他们就立刻站队以色列了，其他的事情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也没有必要去知道这么多。
支持巴勒斯坦的呢？那当然是，比如说大学生，那就是他们的老师说了一些反对建制派的话。因为建制派支持以色列、而且拜登也有一点支持以色列，尽管他的支持跟特朗普有一点点微妙差异，但这个差异我们不详细解释，没有这个必要，对于广大的大学生来说，他们也从来没有弄清楚过、也根本就不想弄清楚。难道我们辛辛苦苦把拜登选上台，不是为了打倒川普吗？你跟川普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民主党建制派跟川普也没有什么区别？只有我们正义的大学教授和舆论领袖才是说的很对——支持巴勒斯坦从河到海（注：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建立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巴勒斯坦国）。从哪条河到哪条海啊？是不是从密西西比河到大西洋呢？其实我并不知道约旦河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哈马斯所说的从河到海是在哪里，是地中海是大西洋还是太平洋呢？见鬼，重要的是口号喊起来我十分的爽，就像「剿匪先于主义」这句口号一旦喊出来了，就顿时大家就爽起来了，剩下事情我们可以不不必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