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阿姨您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Edward，那么本周又轮到我来主持。最近也是有几条大新闻想要再请教阿姨。首先就是本周早些时候呢，美国的一家知名的政治媒体Politico，它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报道，报道中就引述说，根据和北京高层有密切接触的内部人士的话，俄罗斯的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鲁登科在六月底访华的行程中，他曾经告诉习近平说，中国外交部的前部长秦刚和解放军内的多位高官已经向西方的情报机构妥协，已经背叛，其中还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等，这些人都被习近平镇压了。而此前中国的官媒是报道说，这些军官是由于涉嫌腐败而被调查。据这个匿名的消息人士所说，秦刚已经在七月于北京的一家军医院被杀害了。

那这篇报道发出来以后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有很多的专家表示质疑。而且呢，也和您之前对于秦刚的判断，认为他只是外围，不可能接触到核心信息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您前几天也在推特上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想请您在为我们观众朋友们具体地解释和阐述一下，您认为这个报道的内容有多少真实性呢？再结合之前李克强的被杀，您认为习近平现在是否已经在中共的党内展开了一种如某些专家所说的「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呢？谢谢。

刘仲敬：执行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中国跟苏联——现在中国跟苏联的结构性的差异。这个我们得回顾一下，因为什么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的核心意义就是党组织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符合这个定义才叫列宁主义。比如说社会民主党或者工党执政的西方国家不叫列宁主义、非国大执政的南非也不叫列宁主义，并不是说是左派政党都可以叫做列宁主义。所以列宁主义国家的定义就是，不是一个有特务机构的国家、而是一个有国家的特务机构。它的产生不是巴黎公社或者是19世纪社会民主党，甚至也不是十月政变和解散立宪会议，而是1919年俄罗斯内战时期围绕着契卡和配给和战时共产主义形成的全方位的社会控制，党组织和特工机关，就是党和契卡位于系统的核心。

因此西方的社会民主党政权不能称之为「列宁主义」，它没有这一套，即使是在实行战时经济体制的时候，也不存在党组织和特工机关控制社会的现象。战时经济必须在朝野一致的情况下，由所有政党和所有社会阶级共同参与。反过来，有些并不是左派的政权，比如说伊朗的毛拉党，反而是符合列宁主义定义的，它存在着这样的党的核心、配给制和特工机关控制社会的状态。尽管它在经济意义上来讲其实与其说是左派不如是说是右派，从文化意义上来讲更是极右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模仿苏联而不彻底的结果，模仿不彻底的结果主要是因为资源问题。苏联在列宁和捷尔任斯基那个时代建立战时体制，其实也是模仿德国不彻底的结果，不彻底的结果也是因为资源限制。1949年公安部在北京成立的时候，它的班底是这个样子的：公安部长、苏联顾问、社会部和国民党的流动人员这样一个结构、当然还有满洲国的流动人员这样的一个结构。部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顾问是苏联派来的顾问，负责指导公安部的建设工作。我们要注意，当时还没有国安部，国安部是80年代才建立的。顾问的权限就像在黄埔军校一样，苏联顾问的权限跟国民党军队的长官相等。当然这是名不副实的，名义上顾问应该是没有权力的，只起咨询作用，但是实际上如果顾问可以查看长官能够查看的所有资料的话，那么他的知识就是权力，他的实权已经跟长官相等了。国民党军队的苏联顾问和公安部的苏联顾问都是这样的，他查阅文件的权限跟公安部长相等，而且他的业务比公安部长要内行得多，就像鲍罗廷鲍顾问、加伦将军的军事水平比蒋委员长蒋校长要高得多一样。

罗瑞卿是外行，他并不懂得公安工作。我们不要以为公安工作就是打人，谁都会打人的，但是搞组织这件事情，首先我们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一辈子都不会搞组织，蒋委员长搞组织的程度也很差劲。就凭权限相等和知识方面的优势，国民党军队主要就依靠加伦将军而不是依靠蒋介石。蒋介石虽然是东征军总司令，但是要打仗其实是靠加伦将军的，他的权限跟加伦将军相等，他的军事水平远远不如加伦将军。罗瑞卿也是这个样子，他的水平远远不如苏联顾问，没有苏联顾问，公安部第一个就组织不起来。公安部第一局就是国安局或者是国保局，一直延续到现在呢，它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国内的——沦陷区境内的各种反对势力，首先是旧军阀和亲帝国主义各种势力的残余、其次就是旧资产阶级旧地主的残余势力，在整个50年代这是它的基本任务。所以周恩来说和平时期国家安危一半系于公安，就是这种情况。

公安部的权力掌握在苏联顾问的手里面，毛泽东有如芒刺在背。就像他在延安的时候，他虽然是得到斯大林承认的中国共产党的党首，但是苏联克格勃的代表团就住在近在咫尺的枣园，是随时都可以杀掉他的，他自己也心里有数身边就有苏联派来监视他的人。这些监视人员中间，第一号就是我们熟悉的蓝苹同志。蓝苹同志在年轻时代是不是康生同志的情妇这是不可考察的，但是她在延安时期作为革命青年投奔延安，报到时候她的组织关系在中央社会部这是铁证如山，现在的档案还在，已经被很多西方学者发掘出来，写在他们的书里面了。中央社会部就是当时的主要特工机关，周恩来、李克农和康生。当时领导江青同志的中央社会部直接上线，在1949年以后主持上海公安局的工作，我现在忘掉了此人的名字，但是他是有名有姓可以考察的，回头我在手机上查一查就可以查到他老人家的名字。（注：许建国，1903-1977，《微信言论集》20160721）

毛泽东在延安和北京，自己感觉到自己就像一个傀儡，就像阿富汗共产党的领导人阿明（Hafizullah Amin）在喀布尔一样，苏联随时可以杀掉你的。所以他在延安的时候知道自己实力不行，就疯狂地颂扬斯大林同志万岁万岁万万岁，希望斯大林能够放他一马。斯大林能够放他，当然是因为作为帝国建设者他是效绩主义者，王明再好他不懂得怎样打江山，毛泽东是善于当军阀的、是能够打江山的料子，但是这并不是说他要放弃对毛泽东的监控。

同样，毛泽东自己好色，受不了山沟里面冒出来的小土豪的女儿贺子珍。贺子珍的出身就相当于是明国安（注：缅甸电诈园区卧虎山庄创办人）他们家族的明珍珍这样的人，是山沟里面的一个小土豪小军阀的女儿和妹妹，他们的军阀队伍投靠了毛泽东这个大军阀。但是她虽然受过一点山沟里面传教士的教育，但是土气还是很重，不如江青这个上海过气女明星洋气。但是江青就是社会部的人，就是苏联间谍的下属，她按照社会部的规矩来讲的话，夫妻双方都要相互监视，谁背叛了党都要先杀了对方的。江青至少在早期接触毛泽东的时候，肯定是完成了她作为社会部工作人员的基本义务，把监视毛泽东的报告发给了他的上级，包括后来那位上海公安局领导人和康生同志的。后来她真的嫁给了毛泽东，有希望当皇后以后，是不是及时地，或者说在什么时候把她的忠心转向针对毛泽东，而不是针对康生同志和社会部，那是不可考，现在我还不清楚。但是刚开始她认识毛泽东，跟毛泽东有了关系，但是还没有把握能够嫁给毛泽东的时候，她肯定就是负责监视毛泽东的女间谍。就像阿明身边，包括他的厨子什么人，都是苏联克格勃派来的间谍，随时可以杀他。

现在的中央警卫局，包括像皖南事变时候的项英身边的警卫员都是特务，项英如果不行了以后，他自己身边的警卫第一个站出来用手枪枪毙他。李克强的随身医生和随身保安也是这样的角色，只不过以前就是用随身保安直接枪毙，现在改成用医生，变得文明一点了。

毛泽东肯定也知道，他的贴身警卫或者是周围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是厨师还是生活秘书还是什么人，就是苏联派来监视他的特务，但是他也许一辈子都不知道，江青同志最初也是苏联的特务，也是康生同志和中央社会部派来监视他的特务，而这个监视他的特务，照毛泽东——请注意，毛泽东如果是帝王，真正掌握权力的，像刘邦、朱元璋那样自己打天下打下来的帝王，他是绝对容不得这样的人活下去的，但是这样的监视人员，包括康生和那个上海公安局的领导1949年以后照样高官厚䘵，仅凭这一点就说明了毛泽东的傀儡性质。

哪个帝王能够让随时都会杀死他、天天都在背叛他的人高官厚禄呢？能提拔重用这种人，原因就是毛泽东始终是阿明那样的角色，虽然后期争得了比阿明更大的自由，但是他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特务班底来跟苏联培养起来的特务班底对抗。所以，毛和罗瑞卿的关系在50年代非常复杂，就是一方面，罗瑞卿好歹是中国人，讲的话毛东还能听得懂，不是讲俄语、毛泽东听都听不懂的苏联顾问，所以，有罗瑞卿在公安部，比起全都由苏联顾问要管要好得多啊。毛泽东在50年代隔三差五就把罗瑞卿叫来，有的时候是训话、痛骂，有的时候是关怀体面调查，目的都是一个，苏联顾问在公安部搞了什么呀？你要老老实实地向我汇报，一定要忠于我，而不能够只忠于苏联顾问。

但这话又不敢公开说出来，因为50年代初期的中国处处依赖苏联。毛泽东本人也像在延安一样，「斯大林同志万岁万岁万万岁」喊得比谁都响，各种「潘驴邓小闲」的做法，包括送山东大白菜给斯大林祝寿，因为斯大林（苏联）搞了集体农庄，所以全国普遍地蔬菜不足，收集中国的蔬菜水果去讨好斯大林之类的活动一天到晚都在干，生怕斯大林觉得他对他不忠。搞党内斗争的时候，首先唆使高岗去打刘少奇、周恩来，那都是比毛泽东成色更纯的老黄俄，然后发现斯大林不赞成以后，立刻180度地倒转弯，说高岗饶漱石反动派是反党集团，把他打倒了，表示他对苏联还是忠心耿耿的，只敢做小动作，小动作一被发现，马上就转身。所以他也不敢跟罗瑞卿说得太明白。

他时刻都想了解公安部的工作、害怕公安部搞什么不轨的举动，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毛泽东大部分的教育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二十四史》这样的教育。他是一个「智多星」吴用这样的儒家传统的小知识分子，懂得二十四史里面打天下的要诀，也懂得江湖社会，梁山水浒的江湖社会。这就使他能够做到王明做不到的事情，能够得到斯大林最终的重用，尽管斯大林时刻威胁说他像一个游击英雄，就是苏联《难忘的1919》召集起来的那些组织上和思想上其实不属于布尔什维克、但是可以利用的山大王，这些人最后多半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被布尔什维克枪毙了，因为你虽然能打，但是不遵守党的纪律，在斯大林看来，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能立功，但是不遵守党的纪律，如果不听话、就要枪毙的人。毛泽东对这一点也是心知肚明的。

关键就在于，照毛泽东的教育体制，正如项英所说的那样，他是成年以后看到共产国际的钱多才从湘独派军阀那里投靠共产国际的，那时候脑子已经定型了，他学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不认真，至少在赣南的时候，他是认真学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但是他学不进去，外语水平又不行，总是用梁山好汉打江山的那一套去理解马列主义的革命。项英这样从事工运出身的黄俄对他看不顺眼，就说毛泽东始终不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真正津津乐道、一谈起来就眉飞色舞的就是水浒二十四史的那些东西，他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富农分子」、冒充布尔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哪怕他口号上喊得比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更激进，但他是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应该做掉他。

所以后来毛泽东权力有所上升、项英在皖南地位不利的时候，毛泽东一定要想办法借助国民党的手做掉项英。他们俩人在赣南时期早就是结下了梁子的。这个梁子不是个人的，而是阶级性的，就是所有黄俄培训的老干部都觉得毛泽东是阶级异己分子，而所有的知识分子全都知道，包括史沫特莱（共产国际的国际间谍，地位像宋庆龄一样高，比中国国内的匪谍要高得多的史沫特莱）都知道，毛泽东是个一心想要当皇帝的人。共产国际并不想让他当皇帝，共产国际想要他当支部书记，这两者之间始终是有巨大矛盾的，所以双方的信任始终是有限的。

但是直到50年代中期，毛泽东仍然是弱势的一方。对公安部也是这样的。他对公安部不放心，对罗瑞卿不放心，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照他的教育底子和他的经验的话，他懂得怎样招揽豪杰，招揽林彪、招揽许世友这样的江湖豪杰，这些人就是刘邦、朱元璋身边打江山的功臣这一类型的角色，但是没有苏联的支持，靠这些人他是打不下天下的，首先就是军火问题就解决不了。现代战争可不是朱元璋、刘邦时代的那种战争，没有军火工业的支持，你是打不赢的，没有满洲和苏联的军事后勤体系，林彪也只能是傻逼。所以毛泽东虽然善于招募江湖豪杰，形成了自己的本土派、梁山派的班底，但是这个班底在离开苏联后勤和计划委员会和特务机关的支持的情况下，是打不赢蒋介石的，他自己也心里清楚，他暂时还需要依赖苏联，只是一面做小动作培养自己的班底。

毛泽东不懂得，因为安全技术，包括列宁主义的社会控制技术是很专门的学问，毛泽东不懂，他不懂就害怕，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他就只能害怕同时又掺沙子搞破坏。这就是他对苏联体系的一贯做法。苏联体系未能在中国全面建立，首先客观原因是最主要的，也就是说，实际上除了满洲国以外，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和城市化的程度不够资格，不要说是跟鲁登道夫的德国比了，跟列宁的俄罗斯比也是差得很远。社会散漫得厉害，是无法实现苏联式的全面社会控制的。苏联式的全面社会控制，照苏联顾问在50年代主持公安部工作时留下来的材料是这样的，简单地说，就是社会的所有节点都要由特勤人员控制，特勤人员的人数大概占全社会总人数的3%，这个人数也就是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东德匪谍的人数，一个社会3%的人口就是匪谍。这一点在五十年代初期，尽管有苏联顾问的指导和苏联的援助，比如说关押薄熙来的秦城监狱就是苏联顾问按照苏联技术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足够的能力自己建立起来这套东西，现代化的监狱体系和现代化的监控体系，都不是梁山好汉、打天下的英雄能够有能力做到的。

但是，尽管苏联对中国做了很多投资，要把中国全面社会化、全面现代化改造到苏联的那个程度，苏联也付不起这个账。所以，苏联还需要用得着毛泽东这样的梁山好汉和游击英雄，否则就不适应中国的实际社会情况了。按照当时公安部的苏联顾问的意见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满洲、内蒙和北京城三个地方达标，达到了苏联建立社会控制的标准。其中的一个指标就是特勤人员，匪谍或者叫耳目，通俗的叫法是，80年代以后公安人员通常的叫法叫做耳目，尽管按照苏联的叫法应该叫做特勤，占社会人口的3%。当然，领导干部身边的警卫，甚至还有垃圾女工或者厨师之类的人，其中肯定也有特勤人员在内。

先进的典型单位，比如说满洲铁路，由满铁延伸出来的、在苏联专家的指示下扩大改建的中国铁道部是一个先进单位，当时它有员工30万，特勤人员有1万多人。30万人的1%是3000人，1万多人大概就是百分之三点几，刚好符合苏联提出的标准。铁道部是北京的一个部委，大部分铁道当时还在满洲，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大部分铁路是1949年以后才修的，主要也依靠满洲的技术力量，1949年的时候，中国大部分铁路都在满洲国境内，当然铁道部在北京，北京和满洲国是完成了苏联格式化的地方。一方面是旧资产阶级和旧社会的精英杀的杀、关的关，清理得比较彻底；另一方面，新社会当中特勤人员达到了全方位部署。所以开国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点像大清，它是以满洲和内蒙为基础、以北京为前哨的政权；但是有一点不像大清，大清的大后方就是满洲，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后方是苏联。大清国依靠满洲就能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满洲还建不了国，首先还要依赖苏联，满洲只提供工业资源。这就是建国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服的其它地方呢？也要搞！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搞好斯大林就死了，中苏就决裂了。而且我们可以从一五计划——因为一五计划也涉及公安和干部建设，当时毛泽东表面上忠诚苏联的种种动作，以及毛泽东跟罗瑞卿的种种交涉，可以看出毛泽东从内心深处不希望在满洲、内蒙和北京建成这套监控网络，成功地扩大到全国。他正确的预见到，他这个梁山领袖能够当主席，就是因为中国的格式化尚未完成，如果中国全国都像满洲和苏联一样严格地格式化起来，那么刘少奇或者是高岗当领袖就比他合适多，苏联有的是办法把他做掉。

这就好像是军阀知道狡兔死、走狗烹，像黄巢时代的军阀不肯努力打黄巢，理由是朝廷刻薄寡恩，历来功臣打平了叛乱以后，功臣自己就要倒霉。我们不如养寇自重——让黄巢不断打，朝廷就不断的需要我们，朝廷就不敢削我们的藩了。毛泽东也是这么想的，虽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这种话是不能说出来的。但是熟悉二十四史权力斗争游戏的人都能看出，毛泽东对苏联玩的就是这个游戏，苏联才是真正的皇帝，他只是为皇帝卖命的、比较异己的，不是亲枝近脉的军阀。他预见到天下太平以后，皇帝就要用自己亲枝近脉而不再用他这样有功的异己分子，所以他不是在帮忙，而是在捣乱，破坏刘少奇、周恩来他们在50年代全心全意跟着苏联搞的计划经济建设，其中也包括训练干部队伍。比如说在湖南、广东这些地方，把东北、中国长春铁路的先进经验一步步普及到其它地区，最终实现全国满洲化、苏联化，毛泽东不断地给他们添乱子。

现在的中国历史学家也发现他搞的这些做法，他们解释是毛泽东水平有限、刚愎自用，只会打仗建国不会建设国家，但是却又好大喜功、嫉贤妒能，有人比他干得好，他就要嫉妒你，给你捣乱，只有他自己最NB，谁敢说我比毛泽东更NB我就要整他，结果对国家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果。真的是这样吗？这些负面效果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毛泽东的原因真的只是自我膨胀、嫉贤妒能吗？自我膨胀和嫉贤妒能是坐稳了江山的皇帝特征。50年代早期的毛泽东没有坐稳江山，从高岗事件就可以看出，他害怕苏联害怕的要命。他的心态不是一个坐稳江山的帝王心态，而是一个随时都可能被真正的帝王——就是斯大林和苏联出卖陷害的立功军阀的心态啊。他的心态就是不要让忠臣把黄巢全部打平了，要养寇自重啊。周恩来、刘少奇的建设就是要把黄巢真的打平了，把中国一直存在的梁山社会彻底消灭了，把中国变成一个小苏联、小满洲，然后到那时候就到了走狗烹——毛泽东该完蛋的时候。所以毛泽东不是刚愎自用啊，他在党内名义上地位比周恩来、刘少奇高，但是实际上掌握的实权干部的权力，控制干部的权力——就是斯大林本人的、当总书记得到权力不如刘少奇；控制特务机关的权力不如周恩来啊。

斯大林能够搞赢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斯基他们就是靠两则，一则是他作为总书记控制干部的权力，二则是他控克格勃的权力啊。这两个权力都不在毛泽东手里面。毛泽东的班底是什么？他作为皇帝招揽了一批士大夫、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多半是想要毛泽东当皇帝摆脱苏联控制的。另外就是他培养自己像林彪、许世友这样的一批打天下的军事方面的好汉，但是光有这些人，离开了苏联建制还不能独立，两者都是斗不过刘少奇的干部党和是周恩来的特务党的啊。实力羽翼还没有充足，毛泽东时刻心怀恐惧。这时他的心态就不是像中国知识分子——错误地以为他在1949年以后，甚至遵义会议以后就当上了皇帝，他那时还没当上皇帝呢，斯大林死后他才真正当上皇帝。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的威望和控制能力不如斯大林，讨好各兄弟党，采取了放松政策，对匈牙利就造成匈牙利事件，一放松匈牙利的反动势力就起来了。这一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评价是对的，就是因为你放松了，召回了当时的一些控制，结果匈牙利党一下就压不住了。 对中国就是对毛泽东让利，原子弹技术也有了，苏联派去的专家、监视人员也召回了，给毛泽东一个大好处，结果是一样的。一旦给了它这个好处，匈牙利也压不住了，中国也压不住了，尽管方式不同。匈牙利直接就落到走资派的手里面了，中国没有那么强的走资派，但是中国落到自己本土派军阀皇帝派手里面——就是毛泽东这派。那时候毛泽东才是能真正当家做主。如果赫鲁晓夫当时就是不让，斯大林派下去的人我就是不撤回来，我就是要坚持斯大林的控制不给你任何好处，匈牙利事件很可能不会发生，毛泽东也翻不了天。

毛泽东害怕计划经济搞成，害怕苏联化搞成，所以他不是因为把刘少奇、周恩来手下人当做有功干部，伤了他自己面子，破坏他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永远正确形象才整他们的。他害怕这些人像是忠诚的军阀一样，为皇帝把功立了，把黄巢打平，他这个不忠诚的军阀、异己军阀就要被这些嫡系军阀完全吃掉，所以他想方设法要拖延他们。而像往常一样，他的拖延政策是有效的，当然主要是因为社会形式的缘故，照50年的苏联专家的报告，只有满洲、内蒙和北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次各地区社会主义改造程度是华东，包括山东和吴越；再其次是中南，包括河南、楚、湘和两粤；最差的就是新疆、西藏和西南。四川、云南、贵州、新疆、西藏这些赞米亚地区和边境地区社会格式化进行程度很差，虽然也狠狠杀了一波人，但是3%监控的目的没有达到，干部队伍的培训没有完成，这一点，你们直到现在改革开放时你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残余。

比如说吴越和南粤就存在有旧白区党——我把定义定的严密一点，白区党就在白区工作的党。但是1949年以前，白区跟现在白区是不一样的，现在的白区是什么？在香港工作，在美国工作，肯定是白区党，在广州工作不算白区党对不对？在上海也不算。但是在1949年的时候在上海、在广州、在南京、在杭州工作都算白区党；在西柏坡或者是在哈尔滨工作才算红区党对不对？然后上海、广州通通沦陷以后原来的白区党，包括地方上的游击队和潜伏在城市里面地下党都露出头跟红区党一起工作了。吴越、南粤形势都是，南下干部、南下大军和本地前白区党三分天下。最初，本地的前白区党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嫌疑很重，因为他们是两面人呀，他们的公开身份不是共产党呀，他们经常为资产阶级社会，甚至为了反动政府服务。他们所用的人也有很多是资产阶级分子嘛，按照后来的成份划分很多都是黑五类吗？所以他们是经常受到打压的角色。但是他们搞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比山东南下干部和大军干部要更内行，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往往发展起来都反而比那些人要强，直到现在吴越的干部和南粤干部中，南下干部和前白区党的本地干部之间的冲突仍然是始终存在的。

在改革开放时期吴越、南粤出现了很多原来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冒出来又变成了新兴企业家，或者在高考当中变成新士大夫。当了干部或者是发了财当了企业家，这种情况在吴越和南粤太多见了，为什么？因为地主资本家的子弟没有被杀完。那么他们跟原先就被旧白区党庇护，在干部队伍中虽然吃亏受气，但是还是存在的那些人、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你看《中县干部》这本书就说中县地方的干部——河南的干部，他们多半是贫下中农干部，有一部分是老黄俄，大部分是贫下中农干部，改革开放干部势单力孤。这种情况在吴越就不是这个样子，吴越是改革开放干部占优势的地方，而改革开放干部当中有很多都是1949年以后黑五类出身，或者是旧白区党的人员，他们大部分也是——老实说还是他们比较会读书、考试以及比较会做生意发财的新兴企业家、无产阶级资本家和通过科举产生的科举干部，阶级出身是比较相似的，而且在改革开放时期，他们占了相当大的优势，而在河南中县干部这就不是这样的。文革以前出身的贫下中农干部占了绝对优势，为什么？那么河南的地主、资本家在哪里？答案是河南山东的地主、资本家本来就比吴越、南粤要少，吴越、南粤有很多大地主，很多大资本家，河南虽然有袁世凯这样地主，但是地主也是小地主，势力不大的，没有像吴越南粤这样的大地主，只有小地主，资本家就少的可怜的，就算有也是小资本家，跟吴越、南粤的大资本家就法比。而且，就像是望蒋台的故事所说的那样，杀得比较彻底，以至于——

我们注意，这一点也是中国跟苏联不同的地方，杀得不大一致，各地区的情况不一样。满洲、山东、河南这些地方杀得比较彻底，格式化比较彻底，旧资产阶级，像满洲国的知识分子都被发配到沙漠去劳改去了；但是吴越的知识分子很多，连旧白区党都不是、在1949年沦陷以前还是骂共产党的人，像杨绛的小说《洗澡》那样，都作为统战对象被共产党包下来的政策包养起来了；像湖南、云南那种地方，因为是湖南军阀跟云南军阀背叛了蒋介石、投靠了共产党，双方等于是像西藏那样和平接管的，所以旧湖南军阀和云南军阀体系还原封不动地到新政府里当官，湖南和云南的政府机关中最初是军阀留用的人员占多数。所以情况是参差不齐的，不像苏联那样做得非常彻底，旧贵族、旧资产阶级有的被杀了，有的就像纳博科夫那样逃亡国外了，然后克格勃、契卡又在不断地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国内清理工作，所以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他是斯大林培养出来的干部，苏联除了斯大林亲自抓、亲自培养出来的干部体系以外，基本上没有别的干部了。

而中国呢，无论毛泽东的梁山派还是刘少奇的干部党都没有垄断权力。别的不说，江泽民和胡锦涛这种人，按照苏联的规矩来说是当不上总书记的，他们是做不了戈尔巴乔夫的。江泽民是汪精卫集团的人，胡锦涛是旧资本家，而且还连白区党的资本家都不是，是建国以后才归附胜利者的朝廷才投靠过来的人。这些人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苏联化、格式化做得不彻底，当然这跟毛泽东的破坏很有关系，毛泽东自己的嫡系部队势力不大，他搞的那批士大夫和梁山派的军人势力不大，所以他的政策就是发动广大群众去跟列宁党作对，这就叫做群众路线，打倒马钢宪法，要鞍钢宪法。什么是马钢宪法？就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党组织领导一切；毛泽东的鞍钢宪法是什么？纯粹搞破坏，群众运动搞破坏，把计划经济闹得乱七八糟，刘少奇痛心疾首。

大家说毛泽东不懂装懂，妒贤嫉能。他哪里是在不懂装懂啊？他老人家搞权力斗争比刘少奇要懂，比谁都懂。计划经济搞不好，国家的利益受损，中国没有那么强大，他照样当领袖；计划经济搞好了，他的位子就要有问题。群众运动没有用处，群众管理不好经济，什么都管理不好，这是当然的，他又不是不知道，但是群众运动可以捣蛋搞破坏呀，可以把列宁党的干部党搞得乱七八糟，也可以把公安部的匪谍党搞得乱七八糟。搞得乱七八糟就好了，搞得乱七八糟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像是警卫员杀项英、安保部队杀阿明这样把我毛泽东杀了，枣园的苏联特务和公安部的苏联特务就没有办法过来杀了我毛泽东了，对不对？只是中国的国家实力受损。这样好得很呀。

所以，他一方面利用群众运动去搞垮干部党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用江湖好汉去破坏匪谍的活动。搞江湖好汉、梁山好汉、黑社会这一套，那就是毛泽东的主场，列宁党的老干部在这方面经验就不丰富，就斗不过他了，就斗不过熟读《水浒传》的毛泽东同志。结果，在搞经济社会建设这一方面，刘少奇的干部党占主流，主要干活，毛泽东率领梁山派的群众去给他不断地捣乱；在公安战线这方面，罗瑞卿和苏联顾问搞特勤建设，毛泽东率领一帮黑社会给他捣乱。

后来，80年代的公安部长陶驷驹就说过，我讲「黑社会有爱国的」这件事情，说出去以后被香港媒体骂得天翻地覆，党内也有人说他坏话。他说，我不是凭空捏造的，毛主席就是这么干的，毛主席、周总理都是这么干的。当年周总理出访印尼、出访柬埔寨，台湾特务在东南亚华人中很有影响力，所以准备给我们捣乱，而我们的匪谍，正规的匪谍还就没有建设好，这时我们就通过东南亚华社的同心者，广泛地发动了当地的黑社会来为周总理保驾护航，挫败了台湾特务的阴谋。这就说明黑社会也爱国这件事情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更不要说香港黑社会、香港资本家有一部分被地下党收买，在朝鲜战争时期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线，为我们运送宝贵的金属和军事装备，破坏了帝国主义制裁这件事情。他说得是有理有据，铁证如山。

苏联没有建成鲁登道夫的战时体制，主要是因为（俄罗斯）社会还太落后；而中国建设不了苏联式的社会控制体系，主要也是因为中国社会相对于苏联还太落后的缘故。这个太落后就给了毛泽东和梁山派活动的余地，包括那些公安部和中联部，50年代的时候，公安部是负责国内镇压的，沦陷区以外的白区工作公安部管不了，那方面的工作是由中联部管的。中联部是80年代国安部的基础。80年代以后，国安部建立，首先就是从公安部一局（就是国安局）拨了一批人过去，同时把原先的文革时期被打倒的中联部人员重新提拔起来，组成国安部的骨干。国安部的骨干大部分是中联部，一小部分是公安部，50年代的时候是对外中联部，对内公安部，就是这样的。但是，无论对外和对内，列宁化都没有做得很彻底。

周恩来在柬埔寨和印尼活动，需要黑社会的帮助，而不是纯粹的专业化，高度专业化的苏联特务。苏联专家对李克农说，你们太不专业了，喜欢搞私人团体的关系，而不像我们苏联那样重视技术装备，你们的特工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力也远不如苏联。这是苏联专家的评价，李克农当然知道。但是，他妈的，我们有你们苏联有钱吗？苏联好歹是一个工业国家，军工体系完善了，我们什么都靠苏联援助，我们哪有那么多技术装备，哪有那么多技术人员？我们不靠私人关系、黑社会关系补偿一下，我们就没法做工作了呀，这是我们落后性造成的呀，这个落后是客观条件呀，又不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所以也只能这样了。

当然，中南和西南的情况还要更糟糕一些。湖南遗留下来的旧军阀势力太大了，到文革初期还发生问题，云南、四川就更不要说了，也是同样的问题，旧军阀的势力直到文革初期还通过本土派红卫兵各种搞事儿。湖南的大屠杀（道县的大屠杀）、广西什么吃人和大屠杀这些，都跟旧势力清除得不完善，亲列宁党人比如说韦国清的保皇派需要重新把1950年代的清洗工作重新搞一遍有关系，但当然那时候已经没有苏联顾问的支持和苏联装备了，所以他们搞得结果更差，造成一种准军阀混战的状态。

结果就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局面就是：中原地区，河南、山东很少有旧地主资本家的残余，本来在大清国、袁世凯和中华民国的时代，这些地方的地主资本家就很少，势力也很弱，满洲本来很发达，地主资本家势力很强的，但是被杀得很惨，所以这些地方的市场经济搞不起来，就是因为负责主持市场经济的人，就是改革开放干部和企业资本家，基本上是没有合适的人充当；而吴越、南粤的资本家势力很发达，因为旧白区党包容的地主资本家的子弟，科举产生的进入干部队伍的地主资本家的子弟和自己直接从事企业经营活动的地主资本家的子弟很多很多，而且有很多是有海外关系的；赞米亚地区包括中南（湖南、广西）和四川、云南、贵州，情况就更加恶劣了，遗留下来的旧势力，不仅包括像吴越、南粤那样是没有武力但是有势力的士大夫，可以做官的士大夫、可以做生意的企业家，而且还有手里面有枪杆子的旧的酋长、贵族、军阀的子弟，像彭家声、白所成这样的人，那就是王佐、袁文才这样的出身，放在50年代，如果在满洲的话是应该枪毙的，但是因为是在境外的话，就变成统战对象了，而且还一直没有统战搞得很彻底，时不时就要背叛一下。

现在，巴蜀高地的旧势力，部落贵族的旧势力，跟黄俄老干部派进去的所谓的「民改干部」势力（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始终都在不停地打架，需要民宗委时不时地出来发文件来制止一下，始终是没有搞定、没有搞平的。他们的海外关系比较少，所以经济就不如吴越和南粤发达，但是论军阀势力的话，准军阀势力比吴越和南粤要强得多。吴越和南粤的企业家很少有带枪的，当然条件是，像昆山这样的地方，基本上被改革开放干部完全控制了，理直气壮地打出标语来说，「您剥削的越多我们就越开心」，比袁世凯和蒋介石时代还要过分，摆明我们是在搞资本主义的天下，但是他们没有武装。而湖南、广西的赌场老板什么什么的，手里面有几十条枪，甚至拿出大炮来，像广西的话，拿出大炮来跟武警对轰，情况就是一片混乱了。云南四川，比如说像内江在90年代时候，公安人员的武装没有江湖好汉的武装好，更不要说是云南那些时不时就要走私贩毒的武装，情况更是司空见惯。这种情况在苏联是不大会出现的，也就是跟50年代公安部苏联专家的报告是基本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完成它的大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而在这其中，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毛泽东的私心和破坏作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那当然，中苏一旦决裂，毛泽东就算是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放手整一整的老干部了。首先当然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刘少奇倒霉，刘少奇在中苏决裂以后所谓「极左路线」。什么是极左路线？就是毛泽东利用群众运动来打击列宁党干部，使得计划经济陷入紊乱，宁可让人民吃不饱饭，也不能让列宁党把经济搞好，这是毛泽东的基本原则；第二就是，毛泽东虽然很讨厌匪谍，但是他自己不懂得匪谍工作，因此他采取分化政策，用康生来打周恩来、用谢富治来打罗瑞卿，到文革一爆发，他就把刘少奇和罗瑞卿全部打倒了，罗瑞卿死得很惨。现在毛泽东终于当上了皇帝，靠着红卫兵的帮忙以及反苏派士大夫的帮忙，毛泽东终于打倒了亲苏派势力，可以当一当皇帝了，这时中国知识分子说他在50年代干的事情他才真正干出来。罗瑞卿在苏联顾问的扶持之下搞这套监控体系，连我他都敢监控，这种人不杀能行吗？罗瑞卿一定要死得很惨哦。所以最后罗宇（1944-2020）变成了民运分子，这跟他们全家被毛泽东整得很惨是很有关系的。

文革时期毛泽东高喊「彻底砸烂公检法」，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要打烂拥有枪杆子的、抓住刀把子的列宁党。中国历史学家很清楚，就是毛泽东说了七八次，反反复复说要砸烂公检法，同时公检法当中，他首先解散的就是特勤部队。另外一方面，对外的中联部，中央联络部全员被打倒。公安部那些刑侦部门、户籍部门，毛泽东没有全打倒的。公检法被打倒是有选择性的，毛泽东的真实目的是昭然若揭的：苏联留下来的有间谍工作能力，而他自己没有间谍工作能力的那一部分一定要打倒，以免他变成下一个阿明，去掉了这些他的皇帝才坐得稳。至于管户籍那些人管刑侦那种人，刑事案件破不破、户籍工作有没有管好，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对我没啥威胁，他并不打倒。中联部全部打倒、公安部特勤部门全部打倒，这时候毛泽东才算是真正安全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70年代林彪事件以后，毛派，群众运动产生的红卫兵干部证明是压不住场子的，林彪领导的军队也是靠不住的，因此出现了邓小平周恩来领导下的列宁党老干部回潮。被打倒的中联部干部和公安部的一部分特勤又官复原职，但是势力确实是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那里确实大打折扣了，可以说只能在众多军阀当中充当一个比较有势力的军阀，不一定在每一次都能打得过其他的什么战斗队诸如此类的。但是好歹他们自己现在不再是阶级敌人、不再是被打倒的对象了，老命有了保障，将来有复辟机会了。毛泽东对这一点感到十分不满意，但是枭雄已老。而且从最根本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没有办法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第二个大明朝，他没有办法自己当上朱元璋，因为现代化的技术条件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没有现代化的组织和装备，这个国家是无法统治的。这也就注定了毛家子孙和毛派在毛泽东死后要完，因为他们是依靠毛泽东的，毛泽东搞不定现代国家，这就意味着老黄俄将来迟早还是要复辟的。

老黄俄复辟以后，毛派又被重新打倒，公安部重建、特勤重建，中联部改组为国安部，都是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事情哦。中国知识分子说改革开放代表了自由化，实际上恰好相反，如果「自由化」代表列宁主义的反面的话，我老老实实告诉你，铁的证据就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倒是自由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只有在这一个时期，就是文革初期这几年，中国真正摆脱了列宁主义的控制。按照严格的狭义的列宁主义定义，文革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不是列宁主义社会了，而是一个阿富汗缅甸式的军阀混战社会。而80年代的改革开放，被中国知识分子颂扬的胡耀邦赵紫阳统治时期，反倒是列宁主义重建时期。列宁主义党和通过科举复辟的旧地主资本家、以及通过市场经济复辟的旧地主资本家达成了妥协，共同统治1978年以后的中国，部分地重建了被文革打倒的列宁主义机构、也部分地重建了被50年代镇反土改打倒的旧地主资本家的机构。于是双方，旧中国和新中国像是大清国后期的明清联合政府一样合并起来，主持了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贫下中农干部和贫下中农成为绝对的输家，无论在政权内部还是外部，只有在河南这种特别落后的地方他们才能残存下来，在其他地方都是挨打受气的角色，而在整个社会上工农群众的地位急剧下降。这就是1979年以后的中国，1979年以后的中国一半是50年代列宁主义国家重建、一半是50年代以前的地主资本家的国家的重建，然后两个国家融合起来，就变成胡锦涛江泽民领导的中国了。

但是重建的列宁党国家就是半个列宁党国家了，不像50年代的时候，至少以满洲北京核心为主的列宁党国家是全面列宁党国家，旧资产阶级完全没有地位，改革开放时期已经是个部分复辟的国家了，所以旧的规矩全乱了，大家都唯利是图。按说国安部是中联部建立起来的、由党的特务机关建立起来的，它应该主要负责国外的情报工作、白区的情报工作，而沦陷区的镇压活动主要应该由公安部负责对不对？但是香港这块肥肉大家都想抢，陶驷驹同志说，我搞黑社会比你们要内行，我先来，他首先把他的人派到香港去了，造成国安部人员和公安部人员在香港争权夺利。这件事情是早在香港回归以前，在80年代的香港，中英联合对抗香港的克格勃间谍时期就已经发生了。

周星驰电影《国产凌凌漆》描绘的可是真实的社会哦，穷得叮当响。我们要注意，就是在60年代的时候，公安部门的特勤曾经穷到这个地步：没有什么津贴可以拿，给你吃一顿好饭，因为平常的时候大家是吃不到好饭、甚至吃不到饱饭的，就算是你的奖励了。他们到了香港，80年代到了香港，那像国产凌凌漆一样，他以为他可以住丽晶大酒店，但是丽晶大酒店的前台检查了他的介绍信，他说，你的介绍信是给丽晶大酒店的，我们这里是「丽晶酒店」而不是「丽晶大酒店」，丽晶大酒店在那边。凌凌漆回头一找，原来丽晶大酒店是个野鸡店，一个破房子，住进去以后，老板娘自己亲自充当妓女来给他提供性服务。为什么呢？国家没钱了，派到香港的特务人员也是穷得叮当响。因此闹了无数的笑话，甚至被本地比他们更富裕的黑社会耻笑，这样的笑话就暂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不讲了。

然后，属于军事系统的两个情报部门，总参情报部、总政联络部，按照共产党的术语「联络部」就是情报人员，也不甘落后地抢进了香港，大家都要吃香港这个蛋糕，于是白区工作变得极为混乱。这还是次要，就是很多情报部门同时染指白区工作这还是小事，只要大家都好好干活就行了，但事实上并不，大家都是来赚钱的。公安部派出去的联络小组在香港主要干什么呢？卖通行证。中国到香港，最初连到深圳都是这样的，通行权是受管制的，这个通行证对商业来说很值钱的，卖给你不能白给的哦，我卖给你就可以赚一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