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阿姨您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访谈节目就开始了。我是Edward，那么首先呢，最近我们看到有很多温和派中国人在网上，对现在在中国一部分地区发生的悼念李克强的这种闹剧式的行为作出了一些评论，以及怂恿这些无知的中国人去把这个事情闹大，他们似乎希望能够重演8964一类的事件。那么首先想请您用几分钟时间简单地为我们评论一下这种闹剧，谢谢。
刘仲敬：我看自由亚洲电视台搞了一个「李克强诗抄」什么东西，好像是想要模仿一下周恩来的天安门诗抄，但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极其非主流的现象。当时举行周恩来悼念活动的时候，也是规格确定，要按照规格去做，不悼念是不行的，悼念搞错了规格也是不行的。但是对于治安当局来说，这只是一件小事，一个小小的插曲，如果有人乱说话的话，就派人用棒子打一打，事情并没有闹大，大多数人也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后来1978年以后把周恩来悼念事件发明成为「四五运动」，那是政变以后推翻了华国锋的老黄俄，为了给自己寻找历史先例，想要制造出一种人民很拥护我们，而不是拥护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印象，然后把周恩来放到自己这边，塑造出一种我们发动政变是在人民的要求下拨乱反正的形象。但是其实当时周恩来死后，大多数人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情，只有极少数几个点才有人悼念，大多数人都对此漠不关心。
文革后期是一个各派系分裂、地方政府瓦解的过程，而且经济凋敝，计划经济那一小片早已经不能够控制社会。大多数人都在忙忙碌碌，利用他们新得到的自由，有的搞武斗，搞成一种小军阀的局面；有的违反政策地搞私有企业，自己变成了后来改革开放时期乡镇企业和小资本家的先例；有的像在广东就是这个样子，倒卖香港货物和来回走私，早在1975年就迫使广东的地方当局承认港币和外汇在市场上正常流通，实际上是已经取代了信用完全破产的人民币和票证。只有极少数仍然有国家饭吃的军工教人员才关心周恩来死不死、周恩来死了以后对政局有什么影响，然后他们当中的一小部分在周恩来死的时候、悼念活动的时候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然后被当局派人用棒子打。当然这是很小的事情，当局对于真正冒犯它的人，是直截了当地枪毙割肾之类的，是根本不会用棒子打，用棒子打的事是治安事件，没有什么威胁性，也不值得认真注意。
李克强事件当然也是这个样子。他引起注意的也就是非常小的一小撮，大多数人像在文革后期一样，由于经济形势凋敝，正在忙忙碌碌给自己想办法，也许去参加电信诈骗集团去了、也许就去参加走线去了，总之都在忙自己的、跟自己有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跟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和1989年情况不一样。胡耀邦曾经震动过全局、全国各阶层，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也曾经使全国各阶级积极地卷入，但是周恩来的死和李克强的死，大多数人是漠不关心的。只是现在的一些海外知识分子和温和派中国人，对此抱有像是习下李上那样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可以把人民带动起来。但人民实际上根本没有带动起来，人民对此漠不关心，顶多是说了些风凉话，极少数有点关心的人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其实周恩来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只不过过了几年政变以后，黄俄要利用这件事情给自己塑造先例，所以把四五运动说得规模很大，好像是关系到全民似的。但是其实这个跟红卫兵在上海夺权和红卫兵全国串联不一样，基本上每个人都看到了红卫兵的行动并且有所反应，但是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关于周恩来的悼念出了事，大多数人连知道这件事情引起纠纷都没有。
李克强事件也是这样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话只是一个电视新闻，在他所见的环境中间，他没有看见有人去做安排以外的送花活动，或者引起过任何纠纷。引起过任何纠纷、送花送得不规范，说话说得不规范的人是极少数，也是轻而易举就被管住了的，他们不可能引起很大的风浪的。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除了极少数派系小集团来讲的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文革上是立场是基本一致的，对于没有特别背景的普通群众来讲，他们干的事是一模一样的。周恩来死代表了派系集团之间的小小冲突，跟周恩来和康生关系密切的情报机构的人员会有所关心，但是大多数干部群众认为没什么区别的，他们之间的区别是黄俄在80年代人为发明出来的。
习近平和李克强也是只有分工问题而没有立场问题，李克强从来不是习近平的政敌、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不同于习近平的任何政见，他顶多就是改革开放干部阳奉阴违磨洋工的一个指望而已，对于极少数比如说跟团派有关系的大人物以外，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看不出李克强和习近平有什么区别，也不会因为李克强的死而觉得政策有可能发生改变诸如此类的事情，就像以前黄菊（1939-2007）死的时候一样。既然不涉及政策改变的问题，大多数人不会为了周恩来死或这是李克强死而做出任何事情，有利害关系的那些小集团，他们可能指望把人当枪使，但是能不能当枪使需要有事先准备的巨大的组织力量为基础，没有事先准备、也没有这样的组织准备，那么什么事情都搞不起来的。
主持人：想请教您的又是缅北军阀的问题。因为最近缅甸中北部，我们看到有战火重燃的很多消息，看到了反军政府的一些武装袭击了缅甸军队，并且成功地攻占了一些位于滇缅边境的据点。他们有一些进攻的名义，而且是以这个反对中国诈骗集团、打击诈骗集团在缅北设置的据点来进行的。那么这次军事行动参与者呢，除了您之前在访谈中介绍过的彭家声（1931-2022）留下的果敢同盟军（MNDAA, Kokang）以外，还包括一些被称为若开军（Arakan Army）和德昂军（Ta’ang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等等这类民族地方武装，而且他们的这个民族分布呢，和滇国的境内也是一致的，有很多跨境的民族分布。那么您之前曾经评论过，缅甸的形势中呢，缅甸军方是最具优势的，但是其次呢，亲华派的军阀和反华派的军阀也都各有各自的势力，这给人感觉比较的错综复杂。所以说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除了之前分析过的佤邦军（United Wa State Army）和果敢军之外呢，缅甸还有哪一些亲华派的武装？他们背后和中国关系是怎么样的？而反华派的武装有哪一些呢？他们背后有没有像日本和泰国等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支持，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还有您觉得这次缅北的战火重燃的背后主要有哪些因素？谢谢。
刘仲敬：以前是日本、然后是泰国、现在则是印度，逐次取代了这些军阀后台的作用。印度对孟加拉、缅甸边境的重要性的注意，实际上是从罗兴亚人（Rohingya people）问题开始的。罗兴亚人插在孟加拉、印度和缅甸之间，跟缅甸大多数军阀不和，也跟若开军的军阀不和。它在巴基斯坦和穆斯林世界有一些代理人，可以像车臣人一样招募穆斯林雇佣军来为它服务，这引起了缅甸、印度的紧张。印度害怕巴基斯坦和穆斯林世界会按照阿富汗战争的先例，在印度政府一直难以控制、错综复杂、军阀和游击队林立的印度东北边境开辟一个第二战场，所以印度必须先发制人，用情报机构和准军事部队介入缅甸北部的战争。所以印度军队在21世纪以来一反上个世纪的消极作法，不断派兵干涉缅甸北部的战争。与此同时，过去曾经积极干涉过缅甸的日本和泰国，在21世纪的干涉力度却急剧下降，基本上退出了缅甸的游戏。因此泰国边境上，在冷战时期曾经是主要军阀活动的地方，在这次缅甸内战中一直是处在相对平静的状态。
果敢的彭家声、彭德仁父子和若开军和德昂军是定有君子协定的，就是所谓的三方同盟。三方并没有共同的背景，就是若开军跟缅甸、巴基斯坦的冲突、跟中亚的冲突联系得非常紧密，但是跟中国基本上没有关系。德昂军和克钦军（Kachin Independence Army）跟中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它并不能像是果敢那样，跟赞米亚地区的物资流动和人员流动关系密切。三方联盟的主要用途在于开辟不同的战场，对于缅甸军方来说，它的常规做法就是为了控制北部边境地区，通常是用空中掩护、直升机空降，然后地面上一支部队沿着几个主要道路向前推进；而德昂军处在切断它这条前进道路的适当位置，同时它附近还有几个军阀争夺的主要矿场，可以从中获得资源。
果敢军的特殊之处就是在于它跟赞米亚有特殊关系，因为果敢是一个使用汉语的地方，它用台湾、东南亚的汉语教材来教育它的子弟，因此香港、台湾、中国的人员到果敢去是没有任何语言障碍的，果敢人到北京或者是香港去也是没有任何语言障碍的。这个跟这罗兴亚人和若开人和德昂人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果敢军实际上早已经体现了中国内部的各种派系冲突。当初柏林墙倒塌时彭家声和白所成决裂，把果敢一分为二的时候，佤邦军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佤邦军的鲍有祥和魏学刚就像是彭家声和魏怀仁一样，就是体现了冷战的斗争双方。但是冷战结束以后，正像国共合流一样，原先在冷战时期亲共的鲍有祥部队和反共的魏学刚部队，联合起来组织了佤邦联合党、结束了佤邦的冲突，并把这个联合党变成一个类似中国共产党似的唯一的执政党，使佤邦的局势相对稳定下来。
果敢没有这样容易和平解决，彭派和白派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而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大体是支持白派的，白派代表了长期战乱以后希望闷声发大财的干部和军官，他们希望像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一样，向缅甸和中国开放市场、走资本主义道路，主要利润都会落入干部和军官手里面。所以后来白派产生了四大家族，那些人过去都是军官，像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阵线（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一样，但是转型以后都变成了黑帮企业家。你要在当地开赌场或者搞些有利可图的生意，显然你不能自已想开就开，显然都是要通过那些黑帮资本家恶霸的同意才能够开得成，只有无关紧要的小生意才可以自己做，开矿啦开赌场之类的真正能赚钱的大生意，都被那些黑帮资本家瓜分了，就像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一模一样。当然对外采取和平政策，也就是说果敢这样的小军阀向缅甸屈服，由独派变成统派是必要的前提。就像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中国要改革开放首先要向美国屈服一样，如果要跟美国对抗的话，你改革开放就改不成，就会搞成跟朝鲜一样。
彭家声的政策会使得果敢像朝鲜一样，没有办法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他的政策核心就是，他不愿意向缅甸军政府屈服，而白所成是愿意的。因此白所成的部队被缅甸军政府改编，只剩下魏怀仁的一个边防营，而彭家声和彭德仁虽然地盘和人口要少得多，却可以穷兵黩武维持四个营的兵马。当然，彭方也不是不做生意，他像朝鲜人一样，也是在仰光和中国，或者说像郑成功一样有商业活动，从那些地方采购物资来维持他的军队，用经商的利润来支持他的军队。中国主要是支持白所成的保境安民政策，也承认了果敢属于缅甸，从而减轻了缅甸对中国的猜疑。缅甸当然是，尤其是军方，是有理由害怕中国支持缅甸北部的分离势力的，承认了白所成，也就排除了中国和缅甸对抗的重要基础。
本来在奈温将军（Ne Win, 1962-1988）执政的后期，中国跟缅甸关系已经很糟，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在60年代，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主要说是推行极左路线支持极左分子，但实际上中国的目的是在缅甸北部扶持亲华派的军阀，打倒亲国民党的军阀，从而像是大清国排除了李定国一样，西南边境得到安全。排斥了亲国民党的军阀，像50年代的杨金秀（Olive Yang, 1927-2017)手下的那一拨人。杨金秀还在主持土司业务的时候，彭和白都是她的部下，都是黄埔军的人。在中国加大了干涉力度、利用亲华派的军阀驱逐了国民党的势力以后，彭家声和白所成都由国民党的附庸变成了缅甸共产党的附庸，而奈温将军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由友好而变为敌对。因为奈温将军认为，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亲华派军阀打倒国民党的势力，其中也把很多有奶便是娘、见风使舵的小军阀从国民党方面拉过来，拉到了亲华派军阀一方面。彭家声和白所成都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本来也是杨金秀的人，原来也是亲国民党的，但是在缅甸共产党势力增大、亲华派看来就要取得胜利的时候，又倒向了缅共一方。这使得奈温将军不高兴，于是奈温将军在他能够控制的仰光和南部缅甸发动了排华运动，中缅关系变得极其紧张。
后来中国的学者把这件事情说成是毛泽东搞极左路线的错误外交，但实际上中国通过这个路线得到了很多好处。对大清国来讲，把李定国的残部赶出缅甸等于是去掉了心腹之患，而心腹之患去掉以后再跟缅甸恢复关系也是来得及的。实际上正是因为毛泽东搞了这个，毛泽东的这种搞法，跟50年代初期在滇桂进行镇压活动的逻辑是一脉相传的，大清入关以后首先就要拿下滇桂的南明势力，然后呢南明势力逃亡缅甸以后，就要进一步消灭缅甸的南明势力。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第一步，在自己力不能及的时候首先消灭滇桂的敌对势力，这时要收买缅甸，希望缅甸配合他们压制国民党的势力和反华势力；等到中国共产党在滇桂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它就要进一步在缅北活动，在缅北扶持亲华派的军阀作为自己的外蕃。这样一来，奈温将军的缅甸当局就会发现，在50年代对缅甸统一构成主要威胁的是国民党残军和亲国民党的军阀，包括当时的彭家声白所成这些人；但是到了60年代，国民党势力衰退、共产党势力上升，威胁缅甸统一的主要力量就变成了共产党扶持的缅共、和由亲国民党势力倒向缅共的彭家声白所成这些人了，因此中缅关系不得不恶化。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跟缅甸暂时关系恶化，成功地消灭了亲国民党的势力，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成就。无论如何，缅甸军方也好、其他任何军阀也好，都不会像是亲国民党势力那样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
冷战结束以后，游戏规则发生改变，国民党和共产党由敌对转为合作，游戏规则由国民党为核心的反共势力对抗共产党，变成国共合作、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对抗反华势力，主要就是民进党和其它缅甸的反华军阀。因此魏学刚和鲍有祥的合作也就体现了国共合作。但是果敢方面，由于彭家声和白所成不和、以及彭家声坚持反对缅甸军政府的统一，双方没有能谈成。中国主要是支持白所成，大家一起搞改革开放，所以彭家声以后多次反攻都没有成功。
但是中国也不打算协助缅甸军方和白所成消灭彭家声，那样的话以后白所成和缅甸军方都不好控制了。如果缅甸军方和白所成都有求于中共，需要中共替它镇住彭方，那样的话他们会听话很多。这个道理就像是斯大林同时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很希望国民党跟苏联交好以后，就只由国民党代表中国跟苏联交涉，苏联支持国民党做掉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希望苏联只支持中国共产党革命推翻国民党。但是斯大林没有让任何一方满意，道理很简单，任何一方满意后都有可能背叛苏联。国民党太强大了以后，蒋介石可以再一次清党的、再搞一次412事件；共产党单方面强大以后，如果国民党完全垮台的话，那也会像是1960年的情况一样，共产党自己拿起了中国统一的衣钵，以中国民族主义的代理人自居，反过来反对苏联。后来这样的事情也就果真发生了。所以对于中国来讲的话，不让彭军完全覆灭是有利可图的。
但是中国主要的政策支持放在白所成和缅甸军政府一方面，因为缅甸军政府跟支持民运和昂山素季的西方国家不和，因此军政府有求于中国。中国可以把军政府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跟自己一起搞改革开放，缅北的资源可以由中国的资本来负责开发。如果缅甸实现民主全面开放的话，那么中国的资本很难跟日本资本对抗，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也是不如西方的。因此，缅甸军政府就跟昂山素季反复和好几次又翻脸几次，每一次翻脸都使西方国家制裁缅甸，而使缅甸不得不依赖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间，白守成一直执行改革开放政策，而彭家声一直想让中国改变政策。后来彭家声死了，变成彭德仁，希望中国改变政策，使他能够打回果敢去。而与此同时，由于汉语文化的缘故，中国的失业人口、退伍军人和物资大量地流入果敢，以至于彭方和白方双方在物资和人员方面，实际上都依靠中国的雇佣人员。香港的资本家和香港的黑社会也经常介入缅甸的活动，经常就有香港的歌星之类的东西到缅北去筹款打秋风，干诸如此类的事情。
战争要想爆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事先花一段时间去筹集积累战争物资。对于比如说吴越或者是南粤或者是滇桂的青年来说的话，到果敢去打工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当地开出来的工资比人民解放军开出来的工资和本国企业开出的工资要略高一点，但是人家是要真打仗和真干活的，是不能够磨洋工的。最近几年的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就像是文革后期的南粤一样，经济凋敝、就业机会凋残，外资没有了，本地人没有就业机会，大量的人口偷渡到香港。同时，打黑除恶啦之类的做法也牵动到民间的黑帮企业家，他们个个都有尾巴的，常规的做法就是，他们面临危险时就会跑到澳门去，或者是跑到缅北去避一避风头。因此很多资本家往缅北跑、很多打工人也去缅北找职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电信诈骗集团」的原型，他们当然会把资本和劳动力带到缅甸北部去，给当地的军阀增加实力。其实像林明贤（1945-）他们那些人，文革时期跑过去的知青红卫兵，最后完全加入了军阀系统、跟军阀的女儿结婚，变成了当地封建势力的一部分，在文革后期过去的逻辑，也是跟这些一样的。显然彭和白双方都得到了很多这样的资源，同时由于政策形势整个发生改变的缘故，以至于使他们可以指望在缅北重新洗牌。
彭德仁这一方，同时利用德昂军的扩张企图，让德昂军发挥切断缅军交通线的作用；同时若开军利用这个机会发动进攻，强化他们在印度孟加拉边境的地位。他们到现在为止占领的地方是很有限的，其实也就是一个清水河镇（注：清水河口岸），并没有对白所成的军队造成很大的打击。白方的反应也不积极，也只是向缅甸军方要支援。缅甸军方反应也不积极，并不派兵来支援他，只是派飞机象征性地轰炸几下，并没有对彭方的军事行动造成任何有效的干涉。而彭方占领了清水河镇以后，也没有积极扩张。所有各方的军事行动都不积极，都采取的是观望的作法。印度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就会把阿萨姆步枪队和孟加拉步枪队越过缅甸边境进入缅甸境内，以防冲突进一步扩大、稳定孟加拉边境的局势。各方都处在持续观望的过程当中，利用战争为借口收集更多的人力和资源，但是同时观望他们这些小军阀开始作战的时候，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大人物，比如说中国和印度会有什么样的后续反应。
到现在为止，中国和印度还没有任何后续反应，采取的都是常规反应：暂时关闭边境、实行警戒状态，但是至少在口头上并不准备积极干涉缅甸的行动。按照以前的常规，如果中国方面的政策没有明显的改变的话，双方的军事投入都不会进一步增加，那么战争渐渐地就会烂尾。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因为现在是一种类似文革后期的状态，就是中国国内已经不像是2009年那样有很多就业机会，中国内部的派系也不一定像是在胡锦涛时代那样还能够彼此协调。因为这涉及一个利益问题：缅北的项目开发必然会落在跟军政府和白所成有关系的那些党内派系的手里面，而跟彭派有关系的那些，也就是主张支持昂山素季进城——中国支持昂山素季，因为昂山素季松散的民盟不像是强大的缅甸军政府那样能够有效地控制北部边境，因此可以制造出更有利于中国的形势，这一派不可避免地要跟彭方的关系更密切一些。而且他们如果得势了以后，缅北有油水可图的很多项目是可以落在他们手下的包工头的手中的。
换句话说，在缅北的问题上面，中国军方、情报机构和改革开放干部自身就是分裂的，主要是由于利益方面的分歧。上层如果能够进行有效管制的话，他们事情是闹不大的，但是如果上级采取放任自流的作法，各人都想赚更多的钱、想排除对方的话，那么分裂会由境外传递到境内、由体制外传递到体制内。支持彭方和白方的不同包工头会把他们的上级也拉进来，局面会变成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
支持昂山素季的这一派包括国开行陈元他们，他们的主要逻辑是，希望中国放弃江泽民胡锦涛以来韬光养晦闷声大发财的政策，胡锦涛和戴秉国在执行他的印度缅甸政策的时候主要就是这个防御政策，转而实行类似西方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这个政策的主要思路就是不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衡量标准，要制止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基建以便强化印度的国防实力、把印度当成中国未来的主要敌人；同时为了防范印度，把缅甸，至少是缅北的军阀作为中国可靠的盟友。不要仅仅为了赚钱支持白所成、同时在印度搞基建，而是要考虑到印度将来早晚要是中国的敌人，要尽可能减缓印度基建发展的速度，不要给自己的敌人帮忙。
同时，支持白所成只能够赚到一些钱，是目光短浅的行为；如果支持民盟和昂山素季，顺便也就支持了支持民盟和昂山素季的彭德仁、若开军和德昂军军阀，推翻缅甸军政府、在缅甸改朝换代，那么民盟的政府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能够得到美日和西方国家的支持，好像中国也站在民主势力一边，但是实际上依靠众小军阀的昂山素季政府，必然比依靠大军阀的缅甸军政府巩固和发展党更加软弱。中国可以更有效地控制昂山素季政府，并且使缅甸北部的军阀由半独立走向更加彻底的完全独立，把21世纪以后取代日本和泰国变成中国在缅甸主要敌人的印度从缅甸排挤出去，作为下一阶段反对印度建立亚洲帝国主义事业的的第一步。
支持这一派的有很多知识分子，像《经略》杂志之类的，在胡锦涛时代渐渐成长起来的帝国主义知识分子和支纳粹企业家。他们开始感到，老老实实打工挣钱不如有一个强有力帝国主义国家来支持自己，所以，其实在胡锦涛时代，最强有力地主张推翻现有国际体系、把中国弄强大起来的人，往往是这些在体制内没有地位的资本家，而不是共产党的体制内老人。这一点也不奇怪，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搞海军万岁殖民扩张，最后制造出英德对抗的那批德国资本家，在普鲁士王国的体制内也是局外人。普鲁士陆军军官传统上是英国的盟友，喜欢依靠英国的支持反对陆军强国法国和俄国，并不高兴德国的海军建设，也不喜欢这些在体制内没有身份、刚刚发了财就不知天高地厚的资本家，但是俾斯麦倒台以后威廉皇帝把他们放出来了，最终导致了英德冲突。
这些资本家，是他们而不是体制内的老黄俄，才是最积极的扩张主义者和支纳粹主义者。他们希望，中国现在已经发起来了，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虽然不能直接跟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对抗，但是在亚洲和非洲，老牌帝国主义没有明确利益的地方，自己扮演一下帝国主义应该是可以的。要为中国的未来考虑，缅甸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地方，中国应该担负起，像吉卜林说的那样，美国不应该继续做隐士了，应该像英法一样担负起帝国主义的使命。中国也不应该继续韬光养晦了，至少在大的地方顺着美国人的同时，在小的地方，美国人并不关心也没什么利益的缅甸非洲这样的地方应该抖起来，为了中国的未来。中国将来不可能再做改革开放时期那样的穷国，像孟加拉一样只要有工打有钱挣就感恩戴德，将来中国一定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要事先就有一套帝国主义政策。
习近平上台以后，出于派系斗争的目的，基本上打倒了国开行、让陈元退休，把他的羽翼清洗殆尽。但是他们并不是唯一一个热衷于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党内山头，同时他们下面还有无数的依附党内大佬的重庆包工头、广西包工头和云南黑帮企业家这些人。是谁给彭德仁卖手机卖火箭筒的？当然有中国军方内部的人，这些人在文革后期支持彭家声他们的时候就跟果敢方面有联系，以后一直保存着联系脉络，他们下属的企业和依附他们的包工头可以给彭德仁供应武器。中国军方跟老黄俄有关系的一些派系、西南赞米亚各地为了发展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批企业家和地方政府，他们都卷入了支援彭德仁和武装彭德仁的经济活动。对于他们这些阶级地位比较低的人来讲的话，上面的帝国主义政策应该怎样制定不干他们的事情，但是手下的打工仔和包工头要工作要钱是他们需要关心的事情。
同样，支持白所成的人呢，也有他自己的改革开放干部作为他自己的盟友。等于是，西南各省地方上的企业家和地方干部、再加上军队和情报部门的干部，等于是实际上已经因为缅北的事情形成了不同派系。就像是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的时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联盟跟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已经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内部打起来了。由于操纵中国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结果，国共分裂和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反过来影响了苏联内部的派系斗争，使得本来还可以缓一缓的斯大林布-哈林右派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左派的斗争变得白热化，进入了必须马上摊牌的阶段。因此根据同样的方式，缅甸军阀的斗争和赞米亚各地地方政府改革开放干部和包工头的经济斗争，也会以同样的方式促使党内帝国主义派系和韬光养晦派系之间的派系斗争走向白热化。
对于习近平来讲的话，他打掉陈元的派系，只是消灭威胁最大的老黄俄的党内山头的一部分，并不代表他本人一定会反对针对印度缅甸的帝国主义政策。所以，习近平像1927年的即将接管共产国际政策的布哈林一样，他将来采取什么步骤、会不会改变缅甸印度政策，目前还在未定之中。但是各方派系，要知道现在的冲突主要体现的就是党内的派系冲突，像1927年蒋介石清党主要就体现于托派和季诺维也夫派想借此机会打倒布哈林，他们希望蒋介石清党能够带动苏联内部的政权更迭，证明布哈林的蒋介石政策和国民党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对中国的革命政策和苏联国内的政策都可以相应地改一下。中国内部发生的事情情况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中国内部派系的支持或者至少是默认的话，那么彭方应该是没有勇气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而且中国完全有能力通过金钱人事和经济手段，切断彭德仁和白所成的物资来源，使他们事实上打不起来。所以既然事实上已经打起来了，那就说明有人在睁一眼闭一眼，表面上不说话，实际上开绿灯放行。当然缅甸和越南边境的地方干部从来是两面人，自己想搞走私贸易赚点钱是所有地方干部都干的事情，但是事情闹得很大的话，一般来说就不是他们能够做得到的，是他们背后的更高层次的派系下了开绿灯放行的指令，他们才能够这么做。
所以缅甸的冲突，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对于大陆战争和大陆帝国主义的态度，跟针对美国日本台湾政策的帝国主义态度不一样，这个大陆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一个重要性、层次和级别都要低得多的现象，是可以在事情不闹大的情况之下，由比较低的党内派系、相当于鲍罗廷这样的人去负责经营，直到事情闹大、412政变发生以后，党内高层大佬才觉得有必要干涉的事情。现在情况就处在这个阶段，412事件刚刚发生，但是苏联以后要怎样对待国民党、要不要改变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策、要不要改变苏联跟国民党合作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政策之类的，斯大林、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仍然是非常不一致的。斯大林和布哈林所主张的那种继续支持国民党来反帝，同时武装共产党来节制国民党的政策，遭到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严厉攻击。斯大林在帮助布哈林在党内打倒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以前，也是没有办法有效地推行他后来执行的那种，其实是布哈林提出的，制造出抗战来，利用国民党来反对日本、又利用共产党来控制国民党的复杂策略的。
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像斯大林和布哈林那样，有一套成熟的印度缅甸政策是非常可疑的。我们知道江泽民和胡锦涛有，就是非常简单的韬光养晦政策，就是戴秉国的政策，就是不把印度看成潜在的帝国主义威胁，而是把印度非洲和缅甸都看成改革开放中国企业走出去赢利的一个不带政治色彩的场所，因此在这方面赚钱的既得利益的改革开放干部和包工头也是这一系的。反对他们的黄俄集团、军队集团、情报集团和他们相应的包工头，在过去十几年远远没有赚到像他们这么多，自己一直是不满意的。他们现在想要发财，想要借机推翻大陆政策方面的韬光养晦，首先就能给自己的手下包工头赚到一大笔钱，很多很多工程、很多很多宝石、很多很多特产，让自己发一笔。其次，这样执行的政策改变，会给中国的海外势力以及中国的整体势力带来不可测的后果。也许因为这样的政策一改变的话，大陆战争会直接进入中国境内，人民解放军会不得不首先干涉缅甸、然后干涉叙利亚和非洲，而自己又承担不起这个干涉的力量。这是牵涉极大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制造事端的这些干部和包工头能够想象的范围，就像是后来的摩洛哥危机和第一世界大战，远远超出德国海军主义者的那批新兴资本家的想象力一样。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对习近平和他手下干部的一个考验，这个考验应该是极不乐观的，就像是威廉皇帝的外交经验远远不如普鲁士贵族和俾斯麦一样。习近平和他所依赖的浙江福建干部帮，对于印度缅甸事务、对于非洲事务、对于叙利亚事务，他们的了解程度是远远不如江泽民胡锦涛和他们的韬光养晦外交人员的，所以他们主持大陆外交政策很可能会闹出大麻烦。但是他们是很有可能推动政策改变的，证据是他们已经接见了普京，从而间接地支持了乌克兰战争，接见了阿萨德，从而间接支持了加沙地带和哈马斯的战争。他们很有可能会用对待哈马斯同样的方法对待缅甸印度，低估缅甸印度局面的复杂性和低估印度的实力，在缅甸印度方面挑起一场类似哈马斯式的、在胡锦涛时代不被容忍的复杂的混战，以为这样会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事业是有好处的。习近平本人和他依赖的浙江沿海改革开放干部，对印度的形势、缅甸的形势就跟对叙利亚的形势一样地一窍不通，但是他还是敢于在黎凡特采取比胡锦涛时代远为激进的政策，所以很有可能他也会在西南亚洲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使中国更深地卷入大陆战争的漩涡当中。
西南方印度缅甸的大陆战争跟叙利亚的大陆战争不一样。叙利亚大陆战争是可以引起叙利亚军阀、阿富汗军阀越过中国的中亚边境的，但是中国的穆斯林人口卷入叙利亚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人是很少的，除了维吾尔人以外基本上就没有。缅甸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中国改革开放干部和黑帮资本家和打工人，介入缅甸黑帮生意和军阀供应链的程度极深，大量的吴越青年就在白所成的部队和黑帮企业当中打工，这就是相当于大量的山东穆斯林和山东老干部在叙利亚做生意，跟坎大哈的包工头有大量的经济合作。你想想，如果很多山东的改革开放干部，他们的金钱和利益都押在叙利亚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上面，那么中国北部会陷入怎样的混乱？但是扬子江以南的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民间社会，牵涉到缅甸、牵涉到香港澳门是非常常见的事情。整个扬子江以南的民营经济主要是依靠香港资本来支持的，而香港资本和香港黑社会跟中国特务组织和缅北军阀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等于是整个南中国的民间社会都可能由于缅甸的军阀混战而导致自身的军阀化，同样都是体制内的人也会因此而翻脸甚至引发更高层级的冲突。
中国体制内的冲突跟境外势力之间的冲突纠结在一起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其实是从香港反送中运动导致香港丧失自治权的整个活动中开始的。党内很多派系都想利用香港事件来对付习近平，另外一些派系也想利用香港事件取消香港的自治权，从而间接打击跟香港建制派势力有很多金钱上勾结的改革开放干部。表面上取消香港的自治地位、在香港执行国安法，是习近平推行强势外交、改变胡锦涛谨慎外交路线的结果，是中国帝国主义的一次胜利，但是主要受害者其实是香港建制派和香港地下党合作的那一部分，以及在经济上依靠他们的百越各省的改革开放干部。中国党内的很多派系，其实就是希望利用独统问题这个敏感点来刺激习近平、迫使习近平跟西方发生冲突，从而间接打击他们的党内敌手，包括给这些党内敌人提供金钱上帮助的中国南部的改革开放资本家，而且他们在这些方面已经如愿以偿。
开了这个先例以后，我们要注意，缅甸的局势跟香港局势是始终联系在一起的，在香港跟西方势力关系密切的那些资本大量撤离香港的时候，跟中国势力关系密切那些亲华派资本和黑帮势必更加依赖缅甸的活动，因此他们借助缅北的局势而进行的党内斗争和中国国内的斗争必然也是越演越烈。很可能在将来所有的秘密文件都曝光以后，后来的历史学家会认为，香港事件和国际资本大量撤出香港在香港造成的财政困难，和相应地在中国给改革开放干部和包工头造成的财政困难，才是缅甸军阀混战升级的直接原因。
但是无论如何，所有上述这些方面的压力，都要压到习近平的新中央手里面。习近平的新中央如果无所作为，那么围绕着香港缅甸和非洲西亚的中国党内派系分裂就会更加严重，直接跟中国人口最多的百越各省的社会分裂和黑帮抬头军阀统治连在一起，换句话说，会直接导致习近平赖以上台，取代胡锦涛、打倒薄熙来所要避免的那个状态。也就是说，党内势力的很大一部分，像大清国的重臣袁世凯变成军阀主义的主要推手一样，党内势力控制的很多资本和人力资源暴力资源，变成中国共产党自身军阀化、中国本身军阀化的主要推动力。所以他必须在党内进行整肃，建立战时体制、重新分配资源，把各派系相互斗争的资源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才能避免中国共产党像大清国或尼加拉瓜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原有的干部体系一样，变成黑帮寡头派系斗争和军阀斗争的战场。这件事情是迫在眉睫的，跟战时体制的筹划一样，必须在2024年有一个眉目，如果没有一个眉目的话，还等不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话，中国就要像袁世凯、尼加拉瓜和普京和亚努科维奇的乌克兰一样，陷入寡头军阀相互斗争的危险局面。这个局面一旦开始的话，中国就再也不具备战争动员的能力了。
主持人：不好意思，刚刚出了点问题。最后还想请问，您认为目前这个冲突有没有加剧的可能，并且它有没有可能会进一步蔓延到滇国境内？因为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些报道就是说，在一些边境地方，例如瑞丽之类的地方已经有飞弹打过来，或者是有很多居民就经常听到枪声什么的。您认为这个冲突有没有可能会进进一步蔓延，并且对中国在滇缅边境的统治造成一些冲击呢？
刘仲敬：战争不会直接进入中国境内。流弹和飞弹进入中国境内，那是技术误差造成的，现阶段，就是几个月以内，中国境内不会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卷入冲突，是因为提供人力物力并从中赚钱的党内各派系暗中进行操纵的结果，但是他们还不会一步走到位，就是把局面变成中国境内的军阀混战，只有在中国介入冲突的内部各派系在党内斗争当中失控以后，这种事情才会发生。而且我认为，这样的失控是危险的，所以中央必定会提前干涉，把各派的物资集中起来搞成战时体制，以便及时地避免这些事情发生，这种可能性才是最优先的。
如果中央连这样的统御能力都没有，没有办法很快地明确地制定出印度缅甸和大陆方面的新政策——就像中国已经制定出乌克兰战争的政策和黎凡特战争的政策、哈马斯的战争政策一样，既然中国能够在更加重要的俄罗斯和以色列方向能够制定出政策，那么没有理由认为它不能够在重要性次于乌克兰的印度缅甸方向制定出新的政策，并且根据新的政策整合各派系的资源，而把这样的资源整合变成在2024年全面实行战时体制的预备工作。这很可能就是中央允许缅甸冲突升级的真正原因。如果这件事情做不到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考虑太平洋战争了，中国将会直接进入袁世凯时代，各派系已经有能力不听中央的号令，而且中央已经失去了制定政策整合各派系的能力，那么这些各派系很快就会由通过代理人暗中相斗争变成直接下场的斗争，把中国的很大一部分撕裂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很快看到像薄熙来一样的强藩公开站出来，执行跟中央不同、以及跟其他各省不同的政策了。但是目前看来，这条路线不是最大的可能性。
[00:54:48]主持人：好的，了解了。还有一点小问题，您认为缅北有部分军阀，他们在民族关系方面可能跟边境内的一些民族关系比较密切，那么他们之间是否有可能会在将来局势的进一步发展中，产生出一种更加密切的联系，并且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局势产生更大的影响呢？
刘仲敬：民族关系不重要，军阀关系才重要。直截了当地说，对于赞米亚那一块来讲的话，民族就是土司。因为民族发明是武断进行的，有一个土司领地，我就可以根据土司领地发明一个民族；而土司是军阀的前身，现在的军阀就是土司造成的，佤邦军阀和果敢军阀普遍都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在境外把一个土司发明成民族，那么它在境内也就得相应地发明成一个民族，但是境内却没有相应的军阀势力。起作用的不是民族而是军阀，军阀是依靠从冷战时期就已经存在的武器和金钱的流动路线造成的，所以民族名义上的共性不发生任何作用。像云南广西那一带的情况，让我去搞民族发明的话，我每个县都可以给它发明出一个民族，跟现在的佤族或者说是其他的小民族没有什么区别的，之所以有的被发明成为民族、有的没有被发明成为民族，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我如果有不同的政治考虑的话，我闭上眼睛发明出几百个民族，一座山弄一座土司，从湘西到缅甸边境，一路上给它发明出几百个民族也没关系。但是能够起到作用的政治单位不是不是任何人发明的民族，而是业已存在的军阀势力。
[00:57:00]第二拨军阀势力要站住脚跟，首先也需要依附第一拨已经站住脚跟的军阀势力。比如说缅北的所谓的电信诈骗集团，他们实际上是广西的黑帮资本家，他们现在依附白所成、赚了钱以后也要孝敬给白所城、要白所城给他提供避难所，有事的时候跑到白所城这里，或者跑到香港澳门。在下一轮军阀混战实力强大以后，他们可能也像白所城一样自己站出来变成了新一拨军阀，但是那是以后的事情。他们是不是什么民族？他们的成分是其实是广西人。同样另一拨吴越打工人和资本家，资本家在白所成这里赚钱、打工人加入了魏怀仁的边防营；然后他们退役以后有很多军事经验，这时有很多人愿意拿保护费来给他们、养着他们，让他们发挥作用，那样的话他们就会变成下一拨军阀。那么他们是什么民族？是吴越民族还是什么民族那不重要，重要是他们是具有武器和金钱的军阀势力。如果他们高兴把自己发明成为吴越民族，因为我们出生是来自于中国的吴越各省，然后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军事经验和人脉金钱回去割据吴越的话，把他们发明成为吴越的民族英雄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军阀而不是民族。一个吴语讲得很溜、但是一杆枪也没有、在军阀混战中完全无所作为的吴越爱国者不起任何作用；现在根本不支持吴越民族主义，认为自己是一个归化果敢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吴越雇佣兵头领，将来倒很有可能变成吴越的军阀或吴越的民族英雄。游戏规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共产党在纸面上发明出来的民族是不管用的，但是人民解放军和中国情报机构在冷战时期就开始经营造成的那些缅北军阀，和改革开放时期以来跟这些缅北军阀合作做生意发财的那些扬子江以南中国各省的改革开放干部和他们的打手派系，将来倒是真有可能由军阀变成民族。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您的解说，特别是最后对诸夏爱国者提出了一些鞭策。那么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最后再次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访谈以及观众朋友们的支持，那么我们下一次访谈节目再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