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本周又轮到我来跟您提问，这一周想请您进一步跟我们说明一下以巴的冲突。本周以色列对加萨地区的战争仍在持续扩大，伊朗已经声明如果以色列对加萨发动地面进攻的话，他们不排除军事援助哈玛斯，美国情报也传出阿塞拜疆可能即将进攻亚美尼亚，这就导致了中东这部分代理人的战争走向扩大化。我们回顾巴勒斯坦地区冲突的历史，实际上是原先的统治者也就是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遗留问题，因为土耳其放弃继承这块地区的主权后，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并不比当时居住在这个地区的犹太人更有继承主权的合法性，而且当时阿拉伯世界认为巴勒斯坦就是约旦的一部分，叙利亚也认为巴勒斯坦跟约旦都是它的一部分，只不过后来在战争中完败给以色列，它们才不得不退而发明一个巴勒斯坦民族来制造以色列的麻烦，而实际上以色列国内也有1/4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居住。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苏联跟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非要持续制造以巴冲突不可，或许以色列可以用中华民族发明的那一套，把大家都发明成亚伯拉罕民族或是大闪民族，这个发明似乎听起来还比那个炎黄子孙跟汉族的发明更合理。我们想请教阿姨，也许未来中国解体之后，假设大蜀民国在六日战争与赎罪日战争彻底打败了周边想要继承中国的各政权，然后这些中国帝国主义者也像泛阿拉伯主义者一样，非要扶持大蜀民国境内的中国人不可，或者是像彝族之类的少数民族也从大蜀独立，然后天天让他们在大蜀境内搞恐怖活动，您作为大蜀民国的统治者，站在今天的以色列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有什么好的策略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这种问题呢？

刘仲敬：
其实也没有。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不是1967年的以色列，更不是——比如说，对了，就是刘亚洲他们，我现在觉得，刘亚洲应该算是费拉右派的鼻祖之一。1979年以前，文宣政策和统战政策是只左不右的，像医联会、工联会那些人才是统战的核心，理论上讲，中国应该算是左派。但是其实就是这个时候，像刘亚洲是李先念的女婿，他写的那些东西（注：《攻击，攻击，再攻击》，《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对以色列在乌干达的机场的行动，或者说是里根在格林纳达的行动，简直羡慕得不得了，像是公知一样，搞出的那些东西，等于是他开创了，其实沈志华（注;北京人，祖籍河南罗山县，中苏关系史、国际冷战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兼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院校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也可以算是费拉右派，他的背景跟刘亚洲非常相似，等于说是，反过来把党带入以色列或者美国的位置上，把过去曾经被党利用来打倒旧的地主资本家、但是现在已经变成党的负资产的贫下中农踢出去。费拉右派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想要让党像西方的右派，或者像以色列那样——其实以色列在西方应该算左派，但这一点八十年代的人基本上没有人知道，算中左派吧——把这些人统统踢出去以后，像《乔厂长上任记》里面描绘的那种非常野蛮的管理方法，铁一样的劳动纪律，不干活就不给钱，打倒大锅饭，用这种方式把生产组织起来，然后用西方工会完全不能接受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去管理血汗工厂——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众望所归的呼声。而当时所谓的青工问题，就是要用严格的组织纪律、劳动纪律去约束自由散漫的青工，用来提高工作效率。

这些乌七八糟的大杂烩组成了今天，后来、在21世纪、尤其是在反恐战争开始以后形成的费拉右派。他们的主要思想背景就是把自己带入到西方和以色列的背景当中，假定自己，虽然即使不是西方人，但是已经算是世界老二了，中国是美国人的继承者和世界老二，比起穆斯林世界和其他非洲落后国家要高明得多，所以在这些人面前我们要摆出一副右派的姿态。要反恐，要讲究严格的劳动纪律，要取消所有的福利，不搞工会，搞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这些。这些元素其实在80年代初期，刘亚洲开始写他那些煽情报告文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苗头了，搞到最后，但这里面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就是，费拉右派跟费拉左派一样，共同效忠于党。

费拉左派像民建联一样，相信在苏联解体以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维护老左派的传统了；这个道理就像是在法国大革命退潮以后，过去的共和党人只有依附拿破仑了。虽然拿破仑也要当皇帝，但他毕竟是革命的皇帝，比起旧欧洲的封建君主来说，还是跟自己更亲一些；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修正主义政权虽然已经很右了，但是毕竟是老革命左派的继承者，比起白区势力那些纯粹的老右派，地主、资本家来说还是更亲一些，所以只能依附他们。而费拉右派就觉得，西方国家都太白左了，只有像邓小平他们领导那种赤裸裸的野蛮资本主义才是真正右的，他们要模仿的对象也不是二战以后的共识政治，像秦晖所喜欢的那样，资产阶级党派和社会民主党轮流执政的资本主义，而是边缘国家，像是皮诺切特用军事政变制造出来的自由主义，或者像以色列这样在敌国的包围之下，杀伐决断的国家，这样才符合他们的期望。

但其实，这个以色列的形象无论在哪里都已经是过时了的，它早已经不是今天的以色列了。它反映出来的，尤其是中文圈心目中的以色列，基本上就是费拉右派和费拉左派心理投射的产物。费拉左派也是像香港「民建联」那样，吃的就是过去老左派、毛泽东时代的老左派的剩饭。以色列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代理人，阿拉伯国家打倒以色列也是打倒殖民主义的残余，就像中国打倒香港的英国殖民主义残余一样，所以我们要支持巴勒斯坦收复失地，就像支持阿根廷收复福克兰群岛那样。这些事情在他们看来都是中国接管香港的一个心理投射，阿根廷像中国，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像中国，而小小的以色列、福克兰群岛和香港像英国殖民主义的遗留。

尽管这是历史错位的产物，因为费拉左派的历史记忆是在60年代形成的，就是60年的香港暴动、文革时期形成的。他们已经不记得，1948年以色列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那时还在延安和西柏坡的中国共产党，是跟着苏联爸爸一起表示支持的，而把英国的附庸埃及和约旦王国说成是阿拉伯反动势力的；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仍然还留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反倒是跟英、法比较接近，跟阿拉伯国家的旧势力比较接近。比如说沙特阿拉伯一直到1990年还是为了反共的缘故而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90年代以后中国变得一点都不像共产党了，然后沙特才背弃台湾、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的外交利益跟阿拉伯国家的保守派联系得比较紧密，跟新兴的、跟基本上是源自于中欧和东欧，中左派势力的以色列国，则是非常不密切的。而苏联和红色中国反倒是对这个新兴的以色列抱有一种打倒英帝国主义走狗的模糊期望的。但是这些，老左派已经没有记忆了。所以费拉左派的叙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样，他们把西方的白左讲究的那种维护巴勒斯坦权利，维护巴勒斯坦的人道之类的逻辑也陆陆续续地拿来给自己用。

一种就是费拉右派，差不多像现在的张平这些人，基本上是继承了当年刘亚洲的衣钵。以色列跟陈全国是一个生态位的。它们以色列有穆斯林问题，陈全国也有穆斯林问题；以色列封锁加萨，陈全国修维吾尔集中营，我们真是同病相怜呀。至于美国为什么会谴责我们呢？那当然是白左不懂事呀，他们不懂得像以色列这样的前线国家和中国这样的穷困国家遭受了多大的压力，他们自己招揽的那些穆斯林移民，现在不是也问题很大吗？好像他们家大业大，还能hold得住，而我们家不大业不大，我们不这么干是不行的。我们跟以色列应该是惺惺相惜，这就是费拉右派的意识形态。

费拉左派意识形态中的以色列，根本不像真正的以色列，而是像他们在现实中接触到的，心怀记恨的，甚至不是体制外的什么泛民这些人，更不是只在最近才产生出来的香港独派，而是跟他们同殿为臣，现在共同变成香港建制派组成部分的香港地主资本家。这些香港地主资本家在60年代怕左派怕得要死，坚决支持英国来镇压左派，生怕香港像澳门一样落到左派的手里面。现在，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名义之下，变成了改革开放的主力，招商引资的主力，他们是中国跟西方世界的中介人。中国共产党就是习近平以前的中国共产党、和沦陷区的中国人民、和改革开放干部万万离不开他们。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小小一个香港能赚多少钱？李嘉诚不过就是卖这些塑料花罢了，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开放，10亿人口哗哗哗地、无数房地产给李嘉诚打钱的话，他的家业有一半就没了。

而且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好。英国人要讲法治，有强盗抢了你或者是绑了你的儿子向你勒索，英国的陪审团还拿他真没办法，证据不足还没办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就是流氓出身，完全不讲法制，只要你们跟我合作，我们可以用非法的手段把那些万恶的悍匪一个个给我杀掉。你看，费拉右派的想法就是，英美太讲法治了，太讲人道人权了，让巴勒斯坦难民在自己家欧洲搞各种事情都管不住他们；而以色列就很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像邓小平在天安门广场上那样，咔嚓咔嚓咔嚓一路杀出去，而且杀得很有效率，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正像是邓小平和江泽民在香港保卫资本家一样。

老左派，由老左派延伸下来的香港左派和费拉左派，最恨的就是这些在改革开放时期卷土重来，在香港全面卷土重来，在香港本来就处于优势，在沦陷区一度被打倒，现在又由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缘故，又摇头摆尾卷土重来，变成了党的统战对象，甚至变成改革开放干部，地位比他们还要高（的地主资本家）。他们内心的痛恨，因为中国是个专制国家，你不能像西方白左那样，看保守党不顺眼，甚至看自己的社会民主党或民主党不顺眼，就公开骂出来，只有拐著弯去骂以色列，通过骂以色列来排遣他们对自己近在眼前的香港地主资本家，和改革开放时期重新摇头摆尾，变成新资本家和改革开放干部的地主老财的痛恨。

他们根本不认识以色列，也不知道以色列长什么样子。他们心中的以色列，就是仗着英国人留下的余荫，在香港狐假虎威，带一点投资到东莞来，就把广大老干部的侄女、女儿、孙女包养做小蜜的这些耀武扬威的香港小老板。他们把对这些香港小老板，和借着改革开放东风重新发家致富、卷土重来的新地主资本家的仇恨，发泄在对以色列人身上，这主要是一个心理问题。当费拉左派的意识形态形成的时候，他们谁都没有接触过真正的以色列人是什么样子。

费拉右派也是一个心理问题。他们在改革开放时期以后，最头疼的就是那些顽固不听话的、不守劳动纪律的流氓工人，所谓的流氓青工问题诸如此类的。他们觉得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要发展起来的话，就一定要压低工资、强化劳动纪律。同时他们也被毛泽东制造出来打击旧地主资本家、但是自己也深受其累的中国人民的整体性的流氓无产者化感到极其痛恨。本来搞这一套是用来对付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滚蛋以后，整个中国贫下中农作为负资产就落到了亲爱的中国共产党的头上了。尽管中国共产党用比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残忍得多的手段，在工作岗位上弄坏一点东西就把你当破坏分子送去劳教，但是人民整体上还是非常流氓的，随时都会去拐卖妇女儿童，当铁道游击队扒铁道扒火车。当然这是共产党自己制造出来的。

什么叫铁道游击队？照80年代的话说，就是车匪路霸嘛。在津浦路——津浦经过鲁南的时候，就是梁山好汉以前活动的那些地方，然后在明清时代，由于黄河和运河泛滥，形成了洪泽湖、微山湖这些水域区——在这上面当强盗嘛，车匪路霸，火车经过就上来扒火车抢货车上的东西。平时的时候任何政权都是要打压他们的；但是日本人来了以后，他们就洗白，变成是，他们的抢劫行为就被共产党洗白成为爱国行为。然后共产党让这些强盗当他们的代理人，在当地进行扰乱活动。而当地的资本家，自然而然地，你想让生意做得下去，就必须请日本兵来维持治安，于是地主资本家站在日本一边，流氓无产阶级站在共产党一边，这就是当时的局面。于是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文宣和样板戏那些文艺作品中，把这些车匪路霸说成是英雄人物，变成红卫兵和广大人民模仿的对象。结果，到了整个80年代，中国到处都是车匪路霸，广大农民根据共产党教给他们的榜样，到处扒火车，到处抢劫货车司机，有无数的货车司机被他们谋财害命了。

咦，这不是你们共产党教给我们的吗？但是这时的共产党已经受不了这些负资产了，共产党想发展经济，受不了你们这些一路到处乱抢的乱象。于是，作为依附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依附体制的无产阶级资本家，和体制内想要改革开放、想要把共产党洗白成为一个术语叫做“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洗白变成一个执政党，想要闷声发大财的各种干部共同走向费拉右派的道路。是的，对流氓无产者就是要收拾，像白左那一套是不行的，只有像以色列那样狠狠地收拾。他们敢抢飞机，我们就狠狠地打他，谈你妹的判；他们敢闹事的话，我们就狠狠地打他，讲什么人道主义。

好了，于是费拉右派也产生了自己心目中的以色列。这个心目中的以色列，他的真实原型也不是现实中的以色列，而是《乔厂长上任记》当中的乔厂长，《新星》里面的李向阳。这些人的主要政绩是什么？作为改革开放干部，拿出他的铁拳来，狠狠地打了那些林彪、四人帮时代、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流氓无产者，把那些流邦无产者打得规规矩矩，让他们知道，好好干活、勤劳致富才是王道。就像是歌剧《悲惨世界》里面的沙威警官所说的那样：「好好流汗工作，老老实实工作才是王道，你们搞什么歪门邪道，我绝不会放过你的。」这就是费拉右派。在费拉右派的心目中，西方主流是太白左了，太不行了，很容易让在他们看来跟红卫兵没有什么区别的左派扰乱分子出来扰乱社会，就是要铁拳出击才行。

于是，费拉右派跟费拉左派一样，也制造出一个心目中的以色列、幻想的以色列。费拉左派幻想的以色列是：1949年逃到香港，然后在香港发了财，没有留在中国被红卫兵和贫下中农打倒认罪，而改革开放以后，又带着他的几个臭钱回来，包养贫下中农干部的女儿当自己的二奶。改革开放干部像今天对待郭台铭一样，香港老板的飞机一来，争先恐后地上去给他拎包抱孩子，就像是他手下的奴婢侍女一样，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他们心中以色列就是这样的逃亡地主兼香港资本家。太坏了，但是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和江泽民还要护着他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把心中的痛恨压在以色列身上。费拉右派呢？他心目中的以色列就是铁拳出击的改革开放干部，改革明星、改革新星乔厂长、李向阳这些，能够痛击文革余孽，让劳动人民好好地规规矩矩地工作，通过，像以前鲁迅和梁实秋时代的地主资本家教导他们的那样，老老实实干活才能多挣钱。

于是，费拉左派和费拉右派的意识形态都形成了。以后，中国人民对以色列有了一点接触，但是，那都是入世以后21世纪的事情了。但这时其实费拉右派和费拉左派的原有的心理投射差不多已经定了型。只不过后来的人给他直接接触以色列以后，按照各取所需的方法，各自摘取了一些片面材料，来向广大沦陷区的广大小知识分子和人民输出，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相互矛盾的两个形象。相互矛盾的两个形象，以及他们背后的两个集团，都是共产党的党内集团，都是想要依附共产党来发展自己的集团。

相反，其实在香港是属于中左派的像「长毛」这些人、和属于中右派的公民党的那些人、以及后来的港独，他们也有他们的左右之分，但是他们都是共产党的敌人。所以，是敌人还是朋友这件事情，不是看你是左派还是右派，而是看你跟体制之间的关系的。体制内也有体制内的左右派，弥漫到、投射到舆论场上就是费拉左派和费拉右派。

繁体字的反共反华势力也有自己的左派和右派。尽管他们有些其实是大中华主义者，但是没有关系，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般都会被称为反华分子，即使你自己以为你一直都在为中华民族操劳，你也会被称为反华分子，所以反华才是关键。反华势力当中也有左派和右派。亲华势力，那么他们全都是体制内的可统战对象，也有自己左派和右派。可怜的以色列，在这方面其实跟这些沦陷区内部的纠纷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像古代的三皇五帝，被儒家学者、墨家学者和其他各类学者拿出来，当做自己心理投射的对象和政治斗争的武器，跟真实历史上的三皇五帝或者尧舜禹汤并没有什么关系。

对于以色列来说，它在60年代或者是，哪怕是在赎罪日战争，或者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黎巴嫩战争已经显示出，其实像六日战争那样速战速决地解决黎巴嫩问题是不可能的。只不过以色列的空军迅速地击溃了叙利亚的空军，还保存了60年代留下的英明神武的印象。但其实以色列放弃南黎巴嫩军 、果断撤出南黎巴嫩，跟果断撤出加萨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加萨留给了哈马斯，南黎巴嫩则留给了真主党，都变成了以色列的边患——这时的以色列其实已经不再符合费拉右派在80年代初发明出来的那种英明神武、所向必克的形象了，而是，怎么说呢，跟撤出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和撤出越南的美国差不多，采取的都是同样的政策，就是不管这个烂摊子、把你们尽量隔离开来的政策。

这样做当然也是跟以色列自身的原因有关系。无论费拉左派还是费拉右派，甚至是西方的左派和右派，他们都把以色列看成是一个整体，没有注意到，以色列的民族建构其实比大阿拉伯民族建构，或者是大突厥、大中华民族的建构还要困难些。在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和作为建国先驱的中欧犹太人之间，他们之间的差别，可是要比澳门天主教徒和乌干达天主教徒的差别还要大得多，语言不通，习俗各异。相比之下，相互残杀的巴基斯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倒还真是，虽然宗教信仰不同，但是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吃的是同样的饭，习俗、婚姻家庭的组织方式一模一样。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和塞尔维亚的克罗地亚人的关系也就是这个样子，其实都是同一批人，只是在历史上某一个时间节点，比如说土耳其入侵时期，改信了不同的宗教就变成这样了，但是生活习俗底层还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各种不同来源的犹太人，那就跟信仰天主教但从来没有去过亚洲的非洲黑人，跟澳门天主教徒之间的差别是一样的。理论上都是信仰天主教的，但是生活习俗、语言各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不是以色列随时处在快要亡国的危险上，整合起来是也是极其困难的。

而且，所谓的亡国的危险和大屠杀的惨痛，也不是对所有的犹太人都适用的。首先，犹太人的建国主体是大屠杀以前。那时的排犹主体是什么？波兰、乌克兰、俄罗斯。红军用自己的马刀剥开犹太人孕妇的肚皮，把婴儿挑出来挂在刀尖上，这是1920年代巴别尔写《骑兵军》那个时代的惯常做法。反过来，白军或者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波兰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也并不更好。他们还认为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制造出来的阴谋呢，证据很简单，你看红军当中有那么多政委都是犹太人，红军之父托洛茨基也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也是照样杀犹太人、打犹太人的。当时德国还好，德国相对来说还是西欧文明国家，社会上有隐形的歧视，但是不会随便乱打人、乱杀人、乱抢人的。主要在二三十年代《贝尔福宣言》以后，国联托管巴勒斯坦以后，通过犹太代办处（Jewish Agency for Israel）在巴勒斯坦活动，在巴勒斯坦向阿拉伯王公和地主买地定居，这些犹太人主要是中欧犹太人，有很多是东欧的犹太人，包括犹太社会主义者、犹太工人阶级，也包括一些共产国际派去的犹太共产党人。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的政策，犹太共产党人应该把阿拉伯人和共产党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赤化整个中东。是他们建立了基布兹和核心地区的犹太定居点，主要就是特拉维夫沿海地带和加利利平原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是以色列的心腹重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它的文化主要是德语和意第绪语的中欧和东欧文化。最高级的知识分子是德语系知识分子，大多数人口来自于东欧、波兰、俄国、乌克兰等地方的犹太人。

接下来，二战以后，欧洲的大屠杀受害者才有一部分迁移到了以色列；以及，以色列打出了「全世界犹太人的唯一家园」的广告——这一点，当时的美国犹太人绝不是全都买账的；以及中东战争爆发以后，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在阿拉伯国家无法存身，纷纷迁移到以色列。我们要注意，包括像这一次被哈马斯杀掉的大屠杀受害者，在以色列国是有的，但他们所占人口的比例比一般人想像的要少。以色列建国核心，工党的以色列，是那些大屠杀以前就来定居的、没有经历过大屠杀的以色列人。而后来的移民大多数是第三世界来的，第三世界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一部分是因为二期反犹主义（Secondary Antisemitism），就是跟希特勒没有关系的二期反犹主义，像阿拉伯国家的反犹主义；还有就是本来并没有什么反犹主义，但是以色列提供的条件比起当地的条件要好，他们进入以色列就相当于是进入了像昆德拉所谓的欧洲在海外的一个飞地，就能够享受到欧洲的生活方式，像非洲的犹太人有很多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来到的。

所以，犹太人是五花八门的，因此工党领袖兼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提出了一个融合政策，就是说，要抹去犹太人的过去，不同来源的犹太人的差别，通过新希伯来语和以色列的国家建构，通过大屠杀记忆、马萨达（Masada)记忆，直接了当地说就是民族发明，通过英雄血和殉道血的记忆，让来自全世界各不相同的犹太人共同认祖归宗，变成亲密无间的一个大家庭。

但是我们要注意，任何情况下，理想和现实都是有差别的。任何情况下，核心和外围，建立在先来后到基础上的核心和外围都是存在的。像罗马元老院就是罗马的原住民，后来的平民其实是后来者，当时的罗马人并不以号召平等自居。后来阿拉伯帝国征服以后，最初的征服者和后来的归附者之间的矛盾很明显，最初的征服者当中「迁士」（Muhajiroon穆哈吉勒）和「辅士」（Ansar安萨尔），就是跟着穆罕默德一起逃亡的麦加人（迁士），和辅士就是迎接穆罕默德，希望依靠穆罕默德的势力，跟穆罕默德的势力结成联盟、能够打倒麦加霸权主义的麦地那人之间也是有矛盾的。在穆罕默德传教的时候迫害他，后来在他得势以后才勉强归附的古莱什族人，他们也就是奥美亚帝国的创始人穆阿维叶家族的集团，其实最初是穆罕默德的敌人，又是一个党派，彼此之间先来后到的各种党派纠纷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后来阿拉伯极端分子提出打倒所有以色列人的口号，才使他们不得不团结在一起的。

本・古里安理论上的政策是要把所有人一律平等，但实际上必定有先来后到的，先来的人总占便宜。就像是杨佺期在东晋末年曾经抱怨过的一样：「老子我在东汉时期是杨震他们的后代，比你们什么王家、谢家高贵多了，就是因为渡江来迟，结果反而被你们当成下等人，不行，老子占据襄阳，手下拥有流民组成的强兵，老子不造反能行吗？」当然，他的家谱可能也是编出来的，他跟东汉的杨震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只有鬼才知道，说不定是他渡江以后才临时编出来的。但是他的家谱是不是编出来的这事儿并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他说他在东晋阶级地位低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老子我来得太晚了，你们都已经把好地方都给占全了。确实就是这样，你晚20年就是不行，然后你只能够通过革命来改变自己之前的阶级地位了。

以色列国的核心，产生工党和以色列早期统治阶级的核心，就是这个「中东欧犹太人」。他们在欧洲也许是受到迫害的边缘人，但在以色列，他们是核心、是统治阶级。不仅对周边的阿拉伯人来说的话，对以色列国内地道的犹太人来说也是统治阶级和核心。后来来的其他犹太人被安置在人肉盾牌的位置。也就像是后来的流民们一样。而王谢家族安置在哪里呢？三吴要地对不对？后来姚襄他们、郭默他们、杨佺期他们，以及刘裕的北府兵一波波南下的時候，王羲之同学不是上了个建议说「就是绝对不要让这些流民过江，把他们安置在江淮之间，让他们作为我们抵抗北方蛮族的屏障，OK？」妈的，好地方都让你们先来的王谢家族给占领了。江东好地方、三吴的好地方，都归了你们。你们跟三吴的吴姓豪族之间，彼此之间相爱相杀，而把我们安在长江以北，让我们做人肉盾牌抵抗那些蛮族。好吧，我们比较能打，总有一天我们打败了蛮族以后，拥护我们的领袖刘裕、萧道成和萧衍回过头来当皇帝，你们王谢豪门和司马家也只有干瞪眼。这就是东晋南朝历史的基本线索。比较能打的流民武装拥立他们的领袖当皇帝，站在王谢豪门对立面，实现阶级颠覆。

利库德集团就是这样产生的。本・古里安和以后的以色列总理，把后来的犹太移民——论人数来讲，他们比早期托管时期的中东欧人民数目是要更多的，他们大部分来自于欧洲以外。我们要注意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是不太多，而且是双向的。就是说以色列犹太人移民美国，美国犹太人也移民以色列，两者都有。但是总的来说，两股水流是平衡的。人口较少的以色列并不能指望，比如说，至少直到80年代，美国的犹太人比以色列的犹太人还要多，并不能指望以色列犹太人像中东欧犹太人那样背井离乡跑过来支援以色列，搞以色列的建设。即使是东欧犹太人，包括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犹太人，他们到底要去美国还是要去以色列，都是很有选择余地的。然后，冷战解体以后又来了一大批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犹太人。当然，他们比冷战时期从非洲、亚洲各地来的犹太人又被排斥在更边缘的位置上。你们到淮河以北去守边吧；你们到边界去，到内盖夫沙漠去开一开荒；或者是到黎巴嫩边境上去、戈兰高地什么地方去，给我们当一当人肉盾牌。

以色列国在至少在工党执政时期，不成文的安置政策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核心地带，特拉维夫和加利利平原已经人满为患，你尽可能被安置到它的边区去，到前线去跟阿拉伯人去斗一斗去。同时，以色列建国前的核心组织，比如像基布兹（注：Kibbutz，混合乌托邦社会主义和锡安主义而建立的社区型态）这些东西，你也不大能混得进去。所以你没有基布兹的经历，你在以色列官场和军界不大容易升官。于是就形成了在拉美国家也有的现象，就是中左派势力——以工党、社会民主主义的工党和高度社会主义的基布兹社区为核心的工党统治阶级——占据政治经济的核心，他们是中左派；而处在边缘地带——没有自己的集体农庄，这就意味着你没有给你写政治推荐信的统治阶级，你必须凭自己的功劳去打拼——处在边缘地带上的那些人，他们的人口已经（占了多数），地理上处在边缘地带，政治上经济上也是边缘地带的那些人，要想当将军，要想从政，没有基布兹的推荐信，我们上不去；要发展经济，没有国家政策、社会主义政策的荫庇，我们只能靠自己打拼，就像是撒切尔夫人所描述的那种小店主一样，我们只能靠自己。

因此，他们在经济上更偏向自由市场经济，为什么？因为社会主义的便宜，我们反正也占不了，我们不是体制内的。那样的话，我们还不如推行市场经济改革，让体制内的人也占到不便宜，大家都平等地接受市场经济的考验，不是更好吗？在政治上，我们是以色列士兵的大多数，但是高官厚爵多半让你们给占去了。我们觉得你们是靠不住的绥靖分子，我们真正在前线拼杀，平时就生活在前线的人是我们。你们工党左派，是住在特拉维夫，特拉维夫就是大后方，一般是打不到的，所以你们觉得自己很安全，你们可以选出你们的拉宾总理去跟阿拉伯人和谈，割地求和，割的是什么土地？就是我们辛辛苦刚刚开垦出来的土地。我们不要你，我们拥护利库德集团。

利库德理论上的先辈是以色列建国时期的少数派，贝京那一派。但是他的主要支持者是亚非拉、俄罗斯移民的以色列人，而不是中东欧移民的以色列人，是住在边域地界的那些以色列人。90年代以后，利库德集团逐步壮大，基布兹逐渐衰落，一方面是因为以色列国的根基已经立定，为了发展经济，市场经济的成分越来越多。冷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退潮，也包括以色列，美国大肆推行自由主义，所以所有国家都受到增加市场经济的压力。同时，以色列建国时期的主要基布兹，现在渐渐地位于内地了，在军事上的作用也相对退后了；同时，没有背景的边缘犹太人在历次战争中立下了战功，需要有政治力量来为他们升上更高的地位做担保。于是利库德集团就渐渐战胜了工党，产生了今天的内塔尼亚胡政权。

他们像毕苏斯基政权一样，当时托洛茨基曾经说：毕苏斯基是小资产阶级，国家民主党是大资产阶级。表面上看，毕苏斯基搞军事独裁，而国家民主党坚持议会民主；但是实际上，毕苏斯基的军事独裁是小资产阶级对大资产阶级的革命。以色列的情况也跟这一点相似。如果托洛茨基今天复活的话，他也会说：利库德集团代表的是毕苏斯基一样的小资产阶级；而工党代表的反倒是大资产阶级。右翼的革命是小资产阶级对大资产阶级革命，以色列政权的右转，是热爱市场经济（就是说我占不了体制的便宜）、在国防上采取强硬的政策（就是说我自己被当成了人肉盾牌，而放在了你们达官贵人不会去的那些危险地带）。这两者就是利库德集团的核心了。

新右翼在阶级出身上比老左派更低，而不是更高。我们要注意，老左派兴起的时候是把老右翼——老右翼比如说就是欧洲的正统贵族和老资本家他们；新左翼是比如说东欧移民工人，在美国是东欧的移民工人，或者是在欧洲是各种各样的工人阶级，比这些旧贵族、旧资本家的地位低——所以老左派代表一个阶级翻身的企图。但是后来老左派和新右派的纠纷当中，其实新右派代表一个更新兴，阶级更低的人。比如说在美国，里根以前，罗斯福时代到肯尼迪时代的老左派是东北部中左派的精英阶级，像艾奇逊国务卿这样的人，在美国就算是世家子弟。在中西部人、加州人尼克松看来，他尼克松是一个完全没有背景的人，是纯洁的爱国者，麦卡锡主义的坚定执行者；而什么杜鲁门呀、艾奇逊呀、小罗斯福呀、肯尼迪这些都是东北部的精英阶级、富人阶级、名校子弟，相互勾结，让他这种缺乏背景的不受深层国家支持的寒门处处步履维艰，而他们对反苏反共也不积极。尼克松是里根的预演。里根时期，来自中西部的平民阶级全面颠覆了东北部新英格兰贵族阶级的地位。但是从政治上讲，体现为向右转：中西部的平民阶级更加热爱自由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上更加强狂热地反共。

新右翼跟老右翼不一样，老右翼代表着比老左派更高的社会阶级，而新右翼代表的是比老左派更低的社会阶级。像比尔·凯西（William Joseph Casey）时代的中央情报局干部，基本上就不再是赫尔姆斯（Richard M. Helms）时代的东北部精英阶级、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子弟了，而是像比尔・凯西这样通过实践获得经验，在二战时期做过一段时期的情报员，平时的时候，在冷战时期主要是经商，自己给自己经商做小企家自己打拼的这种人，他没有蓝血门第的关系网的。对于他们来说，里根的新右派是平民革命，是返回美国建国时期人人平等的真正精神，而打破新英格兰门阀的相互包庇和垄断。后来川普的革命和今天仍然在支持川普的美国民粹主义者，他们对美国的想法也是差不多的。

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的形势，在沙龙以后直到内塔尼亚胡时代在以色列的形势也是这个样子。两派的分歧、市场经济和利库德集团的胜利，实际上是以色列由1967年老左派怀念的那个小而正义的、随时可能被灭国的以色列，已经变成一个比较大而比较安全的国家，像是法国和美国那样，一心想要摆脱那些麻烦很多而利益极少的地方，跟他们的抱有同样想法的阿拉伯同伴，比如说约旦国王和埃及将军们一起过好日子了。因此他们的做法也就跟从越南撤退西方国家差不多，而加沙和黎巴嫩也就变成像是类似越南那种地方，撤退以后变成了敌对势力控制的地方。这样一个以色列其实早已经不符合费拉右派的想象，但是就像是在普法战争的时候，大多数人对法国的想象仍然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法兰西也许会在海上失败，但在陆地上从来不会失败。像《战争与和平》中的俄国贵族那样，任何人都能打日耳曼人，法国人俄国人和英国人，谁不是靠打日耳曼人起家的？德国人一定不行的，法国一定会赢的。但是结果却大跌眼镜，就像普京在乌克兰也把俄罗斯和苏联几百年的军威给输掉了一样。

我的判断就是，以色列处在自相矛盾的情况下，因为利库德集团来自于比较接近民粹的阶级，它虽然是右派，但是不像是老右派。老右派欧洲贵族，他们的外交传统是很丰富的；而新右派的外交传统像川普、像内塔尼亚胡，它的外交传统不但不如老右派，连新左派都不如、连拜登和布林肯都不如、连拉宾和本・古里安都不如，它非常依赖民粹群众的支持。因此，加沙的哈马斯打了我们，我们不打加沙、不把他们揪出来，我在民粹这一关上是过不了的，人民看到我们的人民受了害、我们的婴儿妇女儿童都受了害。我如果说最好的策略就是隔离加沙而不进攻，恐怕果尔达·梅厄虽然打赢了赎罪日战争（Golda Meir, Yom Kippur War, 1973），但是因为战争初期疏于防备被敌人偷袭，而且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伤亡，还是被清算了。要知道，内塔尼亚胡现在面临的伤亡比果尔达·梅厄要多得多，已经有很多以色列人说，哪怕是内塔尼亚胡打赢了战争我们也要清算他，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对于小小的以色列来说一千多人不是个小数目，等于说是大多数人，人人都有认识的人，或者至少是认识的人的亲戚受害。这就不像是美国这样的大国，很多人跟911受害者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间接的认识。你有切肤之痛和没有切肤之痛是完全两码事的，内塔尼亚胡很难过这道关，他要过这个关是非得报复不可。但是报复要打加沙地带是完全得不偿失的事情，任何军事家都可以看出，加沙在军事上经济上价值为零，纯粹是负资产，又遍布着各种地道。你到那些地道里面去打仗，就像是美国人在越南打仗、俄罗斯在车臣打仗一样，没有伤亡是不可能的。以色列打的漂亮的战役是什么？打叙利亚空战，一下子把叙利亚50架飞机打下来，以色列零伤亡，这样的漂亮仗才是人民所喜欢的（Operation Focus, 1967）。如果打着打着，为了屁大一点鸟不拉屎的地方，又啪啪啪死了一千人，那内塔尼亚胡更难收场。

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面对着压力非要打进去不可，其实打进去一定没有好结果的。你打下一些坑道地道、杀掉几个哈马斯的军官，你自己还得陪上一些人进去，对以色列来说是极度不划算的事情，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基本上是个饮鸩止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他走到这一步，无论怎么做都免不了下台被清算了。他不打是过不了关的，你他妈还敢绥靖？围而不攻，像沙龙（Ariel Sharon）那样放弃加沙，不就是沙龙放弃加沙的政策导致了哈马斯把加沙作为根据地回过头来打我们吗？美国人放弃了越南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越南人隔着一个太平洋，而且越南缓过来以后，自己就变成邓小平那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还让美国资本家发了大财，连麦凯恩做了越南人的俘虏都主张要在越南发大财，同时联络越南来对付中国呢。加沙紧靠着以色列，这一招玩不通，他们随时可以拿火箭弹来打我们，我们非报复不可。

报复加沙是符合人民外交、符合民主政治的唯一出路，但是在军事上政治上战略上都是百分之百，不是95%或者99%，而是百分之百的败笔，这TMD就是一个非打不可的败笔，比任何事情都更加充分体现了民主政治在外交方面的弱点。如果英国贵族或者罗马贵族主持以色列的外交的话，我敢说他一定不打加沙。以色列情报机构等于是部分地发挥了英国贵族和罗马贵族的做法，因为情报机构在和平时期，人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不是一定不可以知道，但是没有人对这些事情感兴趣。我敢说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政策是高明的，符合英国贵族和罗马贵族的政策。它的政策就是什么呢？哈马斯算个屁，哈马斯没有钱没有枪，加沙的那200万人也是没有钱没有枪，只要海陆两路封锁的话，他们闹不出什么大乱子来。他们只是人肉盾牌嘛，哈马斯也无非在他们中间招募了一些军官士兵，让他们当人肉盾牌去打。以色列打死他们，打死100人有用吗？没有用。打死1000人有用吗？没有用。打死一万人也没有用，死了以后重新招募嘛。加沙人口的生育率那么高，多招募一些炮灰困难吗？不困难，炮灰不值钱的。

就像毛泽东跟蒋介石打仗的时候，哪一方缺过炮灰啊？国军直到最后败退到江西南部，长江都已经守不住的时候，在江西南部征兵，那是胡琏兵团，金门战役的胡琏兵团、古宁头战役的胡琏兵团，一征就是十几万，一点困难都没有。毛泽东当然也更不缺兵，有的是兵，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很缺，但是能当炮灰的人不缺不缺，要多少有多少。你打那些哈马斯的炮灰对你根本就没有用处。哈马斯的命脉是什么呢？金钱和武器，跟毛泽东一样。金钱和武器是从哪里来的？无外乎就是俄罗斯中国伊朗，最近的就是伊朗，俄罗斯和中国不是伊斯兰国家。

以色列早期在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是这样的：阿拉伯国家出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跟我们作对，我们要找一些跟阿拉伯有矛盾的非阿拉伯国家。像长期以来跟阿拉伯人是有满汉矛盾，满洲人征服汉人、突厥人征服阿拉伯人的土耳其和伊朗，伊朗跟阿拉伯的关系是伊朗曾经被阿拉伯征服过，也有相当于满汉矛盾一样。他们虽然都是穆斯林国家，但是60年代的主要矛盾并不是犹太教跟伊斯兰教的矛盾，那时候，对了，包括产生哈马斯的伊斯兰慈善组织在加沙还是受到以色列军政府保护的保守势力呢。1979年以前伊斯兰主义还是保守势力，危险的势力是世俗激进派，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复兴社会党这样的组织，所以伊朗国王和土耳其共和国是以色列的重点发展的外交对象，他们从外围包围阿拉伯左派民族主义者。

伊朗革命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伊朗现在接替阿拉伯国家。一方面，阿拉伯国家的主力埃及，首先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在萨达特的领导之下跟以色列讲和，退出了反以阵营，埃及一退出，阿拉伯国家就群龙无首了。叙利亚激进派被谨慎的阿萨德家族所代替，阿拉伯国家的反以威胁大大降低。而伊朗伊斯兰革命起来，把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世俗的概念，建立大阿拉伯国家、打倒以色列。伊斯兰主义被革命化以后，他们的做法是什么？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现在不是团结全体阿拉伯人，而是团结全体穆斯林了。于是以色列的外围就由伊朗和土耳其，同时土耳其凯末尔主义者执政时期的土耳其一直是支持以色列反对阿拉伯的，但是埃尔多安和伊斯兰主义者执政的土耳其就变得偏向巴勒斯坦了。

于是以色列就要在外围，过去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是找反对阿拉伯人的非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多半是伊斯兰国家；现在则是要找反对穆斯林的非穆斯林国家，这些国家是谁？俄罗斯、中国、印度，就像土耳其和伊朗外围包围阿拉伯国家一样，俄罗斯中国印度外围包围穆斯林国家。以色列的对华政策根本上就是出于这一点，所谓的满洲国的报恩事件或者上海报恩事件都只是借口（注：满洲国和上海二战庇护了犹太人），归根结底还是国家利益问题，用他们来节制，以伊朗为核心（的穆斯林国家）。俄罗斯和中国，跟印度不一样，印度是比较靠得住的盟友，他本来跟巴基斯坦穆斯林就是有仇的，而且跟西方关系也好，俄罗斯和中国要利用伊朗来反对西方，但是他们并不像伊朗那样主持伊斯兰革命，以色列可以交好俄罗斯和中国，就像是西哈努克交好中国和北约一样，要求中国和俄罗斯约束伊朗的过激举动。同时把重点放在打击伊朗的头上。只要打击了伊朗，以色列在中东就没有真正的敌人。而俄罗斯和中国并不在乎中东，他们都是想利用伊朗去反对美国而已。所以在这个微妙的局势之下，以色列跟俄罗斯和中国有合作的余地，同时对伊朗有打击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