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Edward：阿姨你好，我是Edward。首先想代表节目团队和观众朋友们，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最近在华文圈的头条新闻，我想应该是这个恒大集团的总裁许家印被查。恒大集团出现问题已经有挺长时间了，而且就在不久前的八月份，还在美国申请了破产重组。我想许家印个人的遭遇很明显是习近平“卸磨杀驴”的一个手段。在近几年来，沦陷区的房地产业可以说是风波不断。首先是几年前中国官方定调所谓的这个「房住不炒」，企图来压制居高不下而且不断上涨的房价。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又由于房市转冷、滞销的情况很严重，而不再提这个说法，反而是出台了一些政策，鼓励人们继续炒房。您能否为我们系统性地分析一下沦陷区的房地产市场，还有近几年政策的变化，以及背后的原因。还有，您觉得许家印本人他最后的下场会是会是什么？他的倒台对沦陷区的房地产市场、行业会不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打击呢？

刘仲敬：
房地产是一个税收机构，或者准确地说，它是一个矿监和税监这样的垂直税收机构，而不是地主、士大夫所代表的那种扁平税收机构。地主和士大夫，用处是什么呢？就是聚集地方上的财富，把粮食和产品聚集在他手里面，然后他跟商人联结起来，把本地不需要的和需要的物产卖出去与转运进来，同时拿一部分收入给朝廷，维持地方社会和帝国之间的关系。而矿监和税监呢，则是来自于争利的需要。就是帝国政府和以地主、商人为代表的地方利益集团争夺地方上的利益，要把剩余的粮食和白银集中到中央，所以派出特派员，往往这些特派员由太监来担任，他们会跟地方人士发生强烈的冲突。因为他们会征收常规的黄册、土地税（就是所谓的公粮）以外的其他税收，或者以商业税的名义，或者以矿业税的名义，征收的方式是武断的，等于是从地方士绅手里面口中夺食，所以两个系统会发生强烈的冲突。

而举足轻重的地方官员，一方面，他是朝廷任命的，要配合皇帝的政策；另一方面，他自己退休以后要加入这个地方士绅集团，而他的价值观又跟地方士绅集团相似，所以他也很有可能把他反对皇帝和矿监、税监的行为解释成为符合开国帝王的祖宗之法，或者符合周公孔圣的道理，虽然要反对现任皇帝来一个海瑞骂皇帝的行动。一般来说，这种政策能不能实行，就要看地方官员是向着他出身阶级的士绅一边，还是向着给他官位的皇帝一边。一般所谓的奸臣就是向着当今皇帝和太监这一边，一般所谓的忠臣就是向着儒家价值观和地方士绅集团这边。

而房地产是一个税收的补充，当然，我们都知道的是，税收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是怎么也不够用的，因为中国式的基本盘就是钱不够用，所以，房地产本身就是一个涸泽而渔的作法。跟古代的矿监和税监不一样，之所以能够以矿监和税监做不到的方式大规模推行，是因为，这就是中国相对于印度、东南亚各国的优越性，就是说是，毛泽东（虽然是出于其他的目的）和黄俄老干部已经把地方士绅集团基本消灭了，因此，现在西门庆和矿监、税监下乡设置新的税种，直接向消费者抽税，不再受到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因此房地产可以全国开展，而不像是以前的矿监税监只能局部展开，就要遇上严重的冲突，得到的钱也有限，因此，这就是胡耀邦所说的「一䦆头刨了个大金娃娃」，显示了中国比印度的优越性。

印度因为没有土改，印度所谓的土改只是赎买政策，而且规模很小，连台湾都比不上。基本上，大体上来讲，印度的情况就是，19世纪英印帝国时期形成的土地制度基本保存下来。19世纪初期形成的地主集团和19世纪晚期形成的资本家集团，目前仍然掌握着印度联邦的命脉，因此不可能实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实行了彻底的社会革命，像许家印这种人才能上台。否则的话，许家印即使是在大明朝当了矿监税监的话，他到了苏州府征税，还有本地的很多跟朝廷命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大地主明地暗地想办法跟他作对，后者还会煽动出一些市民出来，搞游行示威，让皇帝很没有面子，如果镇压了，显得皇帝不是尧舜之君，怎么能这么残忍呢？如果不镇压的话，他们一闹，你老这里捞不到钱，皇帝交给的任务你就完不成。

房地产政策能够普遍执行，能够向全民通过高价卖房，不需要任何技术含量的低价取地、高价卖房，差价大部分归政府，这种做法能够行得通，就是地方士绅集团瓦解导致地方社会缺乏抵抗能力的产物。因此，房地产政策像是皇帝的太监来监督的政策，也是依靠内臣来执行的政策，也就是说不是依靠正规的士大夫，而是依靠内臣来执行的政策。像许家印、孙广信这种人，都是我所说的贫下中农干部。大体上讲，我是这样区分共产党的干部体制的：黄俄老干部是最早的一批，周恩来、康生那一批，在欧洲和苏联受过共产国际的直接训练的人，这种人为数很少的。他们虽然是处在权力的核心，但是他们在大部分地方没有办法直接统治，就像大清国没有办法依靠宗室的贵族来统治各地一样，他们需要很多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在权力结构中处于更外围的地位，但是人数要更多。

所以下一级就是山东老干部。一般来说就是，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共产党干部，像康生、陈云那些人，经常是去过苏联受过直接培训的，但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招收的大批新干部，以及投奔延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教育改造以后，变成共产党的干部，像丁玲那些人、赵紫阳这些人——这批人的数目当然就比黄俄老干部要多得多，他们是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因为他们做大官的是特别多的，后来的贫下中农干部的人数比他们还要多，但是做大官的却不太多。他们在1948年左右就开始在天津啦，河南、山东啊一带组成干部培训团，组成南下干部团。这个南下干部团就像是五月花号殖民船一样，是未来诸夏各国的统治者，大军渡江以后，他们就在林彪大军的保护下来到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各地，取代当地原有的士绅、军阀和土司，或者把他们打倒消灭，建立新的干部集团，他们现在还在这里。请注意，他们在文革当中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后来文革结束以后，多半官复原职。山东老干部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殖民体制的核心，大部分权力掌握在像赵紫阳这种人手里面，这种山东老干部手里面。他们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跟1949年以后才起来的贫下中农干部是不一样的。

最后，在1949年以后，山东老干部在全国建立起政权以后，又用推荐制、恩荫体制的方法，提拔一些原来被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压在底下，没有机会出头、没有机会做官的贫下中农干部，特别在文革废除高考以后、普遍实行推荐制以后的贫下中农干部，比如说周本顺他们家就是贫下中农干部出身。当然，山东老干部和贫下中农干部是有多次交错的，就是，比如说抗战时期的干部有很多，其实有相当一批在抗战结束以后退出了革命，然后后来在1949年以后又想重新参加进来，但是自己的阶级身份已经丧失了，这是干部队伍管理中的一部分。

还有一些，像许家印就是这种情况，虽然其实，父辈是属于山东老干部那一批的，但是跟赵紫阳不同，没有能够紧跟革命，在1945年以后的战争当中，没有能够及时加入那个反蒋战争的集团，因此革命的资历虽然老，却没有能够混到山东老干部的集团当中，自己的子女也跟贫下中农混在一起，结果还得要等到跟其他的贫下中农干部子弟一样，作为贫下中农而被举荐产生。许家印属于这种情况。应该说他的父辈是属于那种，跟赵紫阳这种稍微读过一点书在延安时期就紧跟革命的情况不一样，是属于那种被裹挟参加，自己也没有读过什么书，是被形势裹挟，所以跟着党走得不很紧，结果在1949年建国以后，自己的子弟还跟贫下中农干部混在一起的。

所以许家印大体上来讲是属于贫下中农干部这一批人，跟周本顺差不多，这也是他们后来在改革开放时期会下海的原因之一。山东老干部的子弟一般不会直接下海，就是因为这还是风险很大的事情，他们和黄俄老干部一样。黄俄老干部则根本不会下海，就是他们可能在9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21世纪初期全球化时代以后，作为赎买政策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地位足够重要，需要赎买，直截了当地空降到比如说招商局，或者说是什么什么中粮集团外企，什么什么（像陈云家族就是典型的这样的）直接空投到国开行之类的，直接担任领导职位，而不用像许家印那样，在党国平时只能当一个车间主任，也没有什么油水。直接下海当一个企业家，破产跳楼的风险还是很大的，这就是贫下中农干部的待遇。贫下中农干部在文革时期一度暴起，像王洪文一样，但是很快又被打回原形。

1978年以后，局势是什么呢？是黄俄加山东老干部这个开国集团，作为清兵入关的集团，跟1949年以后一度被达打倒但是未能斩草除根的旧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各军阀集团以及原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解，通过恢复高考，那些前统治阶级、黑五类——所谓的黑五类是组成很复杂的，包括一部分被打倒的前统治阶级成员，也包括不跟政权合作或是本来身份就低贱的其他成员。这两种是差别很远的，差别就相当于是前明士大夫跟天地会之间的差别。前明士大夫在局势稳定以后，大部分都跟清兵和解，变成了清国士大夫的一部分；但是天地会或其他的江湖人是下层阶级，始终被排拆在体制外。1978年以后，情况也是这样，通过恢复高考和干部知识化，旧统治阶级跟山东老干部、黄俄基本合流，但是他们的地位，因为资格是1978年以后才产生出来的，资格比别人要弱一级。

而本来资格比改革开放干部要更老，按说应该，照官场规矩应该站得更稳的贫下中农干部，却因为不符合邓小平、陈云式的干部选拔规矩，要知识化、年轻化什么什么的（他们最缺的就是知识），要清理文革方面有嫌疑的人（他们都在文革方面很可能干过一些不利于山东老干部和黄俄的事情，也欺负过前朝被打倒的旧统治阶级），因此两方面都想把他们挤掉，所以1978年以后是贫下中农干部比较倒霉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其实比黄俄和山东老干部加起来更多一些，但是地位要低得多，又经不住挤，在改革开放干部时期被挤压得很严重。

所以到现在，中共干部体系当中，等于说是黄俄最少，但是仍然在最核心；山东老干部比较少，但是掌握大权的多半是他们，就像是大清乾隆、嘉庆年间，督府一般是什么人？汉军旗人最多，满洲宗室是很少的，人数本来就不多，汉军旗人是最多的；再其次是科举士大夫，多半是江南人，就是改革开放干部，在开国初年被打倒的前明士大夫，但是现在放弃了前明，重新实现明清和解、国共和解之类的，他们又回来了，排第三位。大清朝没有贫下中农干部，按照共产党的说法是剥削阶级集团，所以他没有贫下中农干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贫下中农干部，他的位置是资格比改革开放干部更老、比山东老干部更新，但是被山东老干部和改革开放干部两面一挤，山东老干部和改革开放干部都不大敢挑战黄俄的核心地位，就像是大清朝所有的官员都不敢挑战宗室的地位一样，但是他们可以两面一挤——山东老干部说你们是文革极左分子，现在我们要收拾你、清理你；改革开放干部说我们是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其实他们被迫害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而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或者是跟国民党和诸夏各军阀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在打倒国民党和各军阀的时候，顺便给你打倒，但是，因为政治上讲，你不能说是国民党是正确的、或者军阀是正确的、或者土司是正确的，但是你可以说知识分子是正确的、是一心为国的，被昏君毛泽东和极左路线的的贫下中农干部迫害——好吧，两方面都说你是坏人，于是，两面一挤。

山东老干部的学问虽然不是很大，一般也就是赵紫阳那种半通不通的水平，再加上一点干部训练班的学问，但是好歹当过几十年官，历练是有的，经验是有的。改革开放干部虽然在1978年以前就是被排斥在官场之外，但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底子比较好，学历比较高，一般来说，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科研方面的工作，即使在1978年以前，也多半是由这些人主持的。因此，他们在新中国的称号一般不会是军阀余孽或者国民党余孽，或者是地主资产阶级余孽，而是知识知识分子。

到了邓小平时代爱国知识分子纷纷入党，并且把他们的子弟通过高考送进了新的干部队伍，他们记着旧仇，这些人记得1949年以后，包括50年代和文革时期的旧仇。而山东老干部在50年代没有受到贫下中农干部的冲击，但是在60年代、70年代、文革时期也受到了贫下中农干部的冲击。两方面都恨贫下中农干部，加上贫下中农干部也是，论行政经验不如山东老干部，当官的时间太少，而且是在搞运动的时期，多半是只会做运动，不会做官，也不会管理计划经济，山东老干部至少学过一些管理计划经济的手段；而论知识水平不如改革开放干部，要搞招商引资、旧资本主义那一套，也不如自己的祖先就是资产阶级的改革开放干部。

所以，两面一挤，他们是最惨的一批，人数最多，但是经常被挤到最底层。当然这也要看地区，招商引资、改革开放比较彻底的地方，尤其是东南沿海，基本上就是山东老干部和改革开放干部平分秋色。计划经济比较强的地方，往往是黄俄跟改革开放干部平分秋色。最落后的地方就是中国洼地核心的地方，像《中县干部》所在的河南、山东这些地方，通常，只有在这些地方才是山东老干部和贫下中农干部平分秋色，改革开放干部反而没起来，因为这地方没什么改革开放好搞，你也没什么出路，但是这些地方是不大重要的地方。

许家印就出在这种不大重要的地方，我想他如果出在江苏浙江之类的，他可能起不来，但出身在河南周口的话，那就可以。就像《中县干部》所说的那样，河南有一个比如说在浙江不会有的特点，就是高学历出身的干部，因为缺乏自己的抱团的私人关系网，干部跟干部之间营私舞弊的私人关系网，而且因为受过一点教育，底线比较高，反而不如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的贫下中农干部有出息。当然，这一点主要是因为，你在河南搞市场经济或者是搞文化科学搞不出什么成果，如果在浙江那就不一样。如果在浙江，你很可能会搞出一些，主要的成绩就是招商引资，在这方面搞资本主义的话，改革开放干部很容易搞出很大的政绩来，像习近平这样不大会招商引资的人反倒没什么出息，搞出很大政绩就很容易升迁，而没有资本主义经验、不大会搞的贫下中农干部很容易被他们挤下去。但是在河南的话，双方都不会搞出什么成绩来，所以就主要靠关系网和谁下手更狠一些，结果贫下中农干部往往能够胜出，使改革开放以后受过大学教育的改革开放干部反而居于下方。但是这是中原，中国核心部分的特殊现象。在沿海地区，吴越、南粤这些中国经济的命脉，情况就不是这样。在满洲以及北京城这样的旧计划经济的重点地区，以及像白区党这样的特殊部门，情况也不是这个样子。

许家印，他属于那种做山东老干部失败、又退回到贫下中农干部的失败者的行列，所以他在毛时代、文革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都穷得不得了，而且不能指望在体制内有奥援，像习近平那样，将来还有出路，所以他就义无反顾地下海了，做了一个私人企业家。但是因为他出身是贫下中农，而且祖上毕竟是靠拢过组织，所以他像孙广信、任志强这种人来说，是组织可以信赖的人。

矿监税监这种事情带有半官方色彩的，不是像是随随便便什么企业那样，或者像是对外经营的企业，带点统战性质，由旧资产阶级从事，或者是像是需要引进国外资料技术的科研方面的工作，由旧知识分子来从事比较合适。这种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要政治上可靠的事情，就要由任志强、孙广信这样的退伍军人，受过党的熏陶的人民解放军军人和许家印这种最底层红色干部的子弟来从事才比较合适。这些让谁干什么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是组织学的精华所在。

当然，房地产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这些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小规模的房地产经营，像海南岛，其实在80年代早已经搞了，大家都知道搞这种东西早晚要搞破产的。但是谁来负责这个中间环节，在没有破产以前的中间环节，能够为党国和自己的相关利益集团捞到多少、怎么处理，这就是很有讲究的事情。像许家印、徐明这种出身卑贱的人，跟任志强这种属于体制自己人的，和那个《红色轮盘赌》的沈家那种跟旧资产阶有关系的人，其实就是跟缅北佤邦的亲国民党的魏学明这些人跟亲共产党的鲍有祥之间合流，建立佤邦联合党，以及连战到中国大陆访问一样，反映的就是冷战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幸存策略，就是说放弃共产主义而实现，这其实也是越南共产党的幸存策略，实现民族和解，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依靠全球化来给自己获得资源的道路。对应的就是在国内自己的体制上实行大和解，把山东老干部、贫下中农干部和改革开放干部，以及统战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全部团结在一起，共同投入为全球化资本主义服务、并给自己赚钱的事业。这就是江泽民主义的真正精神所在。

这样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因为他们出身是矿监税监集团，所以矿监税监虽然捞出很多钱来，直观地讲是太监断子绝孙，但这不是重要的问题。罗马人和日本人，贵族元老武士，没有子女的人多的是呢，通过养子，太监魏公公「九千岁」，他手下哪里缺少养子义儿，建立封建体系，建立地方利益集团是很容易的事情，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是跟地方利益集团对立的垂直管理体系，所以他们虽然捞了很多钱，他们不大容易像科举士大夫那样，退休以后买田买地当地主，经营地方利益集团。他们的钱跟宫廷垂直管理系统连在一起，他们也缺乏一个像儒家教育体系那样，建立清党、复杂关系网的能力。

像许家印这种贫下中农干部，他本身在体制内就是缺少关系网的，缺少很硬的关系网的。对于他来说，捞到了钱，最好的方式就当然是拿到国外去。在国内，如果像袁世凯他们那样，在本地买房买地，做一个本地的地主，经过几十年时间，地主建立民兵，跟其他地主相互勾连，然后自己就慢慢变成军阀了。由地主产生军阀，这是一个很慢的过程。需要自身有相应的素质，有相应的关系网，朝廷有相应的政策。现在是朝廷政策不稳定，他们自身出身也很差，能够网罗到的人很差，所以合理的做法就是赚快钱送到国外去，然后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去，把钱也转移到国外去。一方面他弄到的钱大部分用来支持地方预算了，他知道国家早晚要让他当牺牲品，运转不下去的时候，肯定是，那肯定是牛爷爷的责任了，不会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对不对？许家印就是这个牛爷爷，他把牛爷爷做的事情干了一半，他弄了一些钱出去，在国外设信托基金，把一个孩子和老婆送了出去，另一个孩子还没送得出去，自己还没有跑出去就被及时抓了。牛爷爷如果跑得慢一步，也是这个样子的，他跑得比较快。

而许家印就是犯了那个李嘉诚所说的那种「赚完最后一块钱」，如果他把最后一块钱留下，照我的说法是，搭倒数第二班车，为什么？因为你搭倒数第一班车，你下场就可能像许家印那样，倒数第一班车很可能出不去的，倒数第二班车，多半你可以平安出去，倒数第三班车、第四班车呢，你当然是很容易出去，但是可能你就赚得不够多，就是这样。这些话的意思都是差不多的。许家印对这种事情也不是不明白，但是他有点太贪了，或者说有点判断政治时机的能力稍微差了一点，结果刚刚出去转了一半就被抓住了，他要是一直不出去的话，这些人肯定就是全员当替罪羊的。等到人口雪崩，没有人来买房子了，囤积的房子太多的时候，你肯定会卖不出房子。卖房子的实质就是征税嘛，就是向所有需要买房子的人，需要结婚生孩子的人征一笔税，就像是太监征矿税或者是商税那样。而你平时弄来的钱就是贷款贷来的钱其实已经被，因为你其实是政府的白手套，被各级政府拿去花掉了。而账面上看，欠债的是你，倾家荡产的是你，你要为此负责。当然你也不是傻瓜，你应该怎样？我就趁着我的架子还没有倒，政权还需要支持我的时候，我去借很多很多钱，然后把钱转到国外，然后我自己先跑了，然后让山东老干部留下来，拿着钱包，这就是牛爷爷当年所干的事情。许家印是正在这么干，干了一半以后，被习近平及时地发现了，然后卡在中间。

他本人并不重要，但是他体现的就是：新时代的改革开放资本家，无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办法像比如说南通状元张季直那样，像大清国的资本家那样，自己是本来就是地主，或者也可以变成地主，然后由地主产生军阀，由军阀建立政权，建立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权长期维持。尽管差了一步，没有像拉美军阀那样直接建国，这就是缺乏知识分子，建设不足的产物，但是毕竟军阀统治也能持几十年。他们是有根的人，他们在产生地方秩序。而许家印，你也可以看出，他虽然发了财以后，在老家也办了点小学什么的，他基本上，像孙大午一样，他基本上没有建立自己的地方帮派。所以他自己的预防措施就只能是带钱跑路。谁建立了地方帮派了？像刘汉这种人倒是在建立了地方帮派，他的钱比起许家印要少得多，但是刘汉像这种人，以及赞米亚地区兴起的，最近几十年兴起的各种什么砂石厂老板诸如此类的地方生态，他们就是产生在体制外，具有浓厚的江湖气。经常是通过踩点、踩贸易路线，跟江湖人打交道，自己建立起来的体系，虽然跟官方有又合作、又斗争的关系，但是他们不大能够像许家印这样凭政策来吃饭。因此，他们反倒是有一点点在将来变成军阀的能力。而许家印这样的人，以及跟他的同类，虽然钱特别多，但是自己变不成军阀。他本人和拿他当白手套的人，这一点也适用于，甚至更加适用于，比如说那些到招商局或者到国开行或者其他地方去当官，拿钱比许家印还要拿得多，而且因为自己的红色身份，红色老干部、高级干部的身份还在，追究责任只追究你的马仔。像陈元在国开行的集团基本上被习近平连锅端了，但他本人没事，还能够平安退休。他自己派到国开行的董事长，都是他自己的嫡系干部被全部进了监狱，但他自己还得以保全，这是他的身份，许家印当然是没有这个身份的。

但是像陈元他们那种人，也是建立不起来军阀帮派的，他的地位上是清末赵尔丰这些集团的人，是空降来的。朝廷势力大的候，新军旧军都听他的，势力不大的时候，或者朝廷给不上钱的时候，新军就按照给他们钱的地方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行事，干脆把赵尔丰杀掉了。这些人都无法像晚清的阎锡山这些人那样建立军阀统治，阎锡山蔡锷之所以能建立军阀统治的原因什么？有咨议局作为地方地主资本家的集结点，咨议局能够搞出钱来养他的新军，而新军本来就是招的地方上出来的人，所以他们单位是以大清国的各省为单位。大清国土崩瓦解了，但是各省内部的秩序能够维持。黎元洪在武昌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派兵到荆州、襄阳各地维持了湖北全省，湖北其他各地无法抗拒武昌的军政府。

云南各地也无法抗拒昆明的军政府，阎锡山很轻易地就带兵平定了包头和晋南各地，这又是一个财政军事区的问题，现在的各省没有这样的力量，而且各军区的势力是垂直管理，已经被拆散了，连三总部（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都已经拆撒了，他不具备清末新军那种能力。地方上的大干部和大企业经常是，通常是陈元和许家印这种人他们也形不成，根据以上所说的理由，他们没有能够平时培养出相应的关系网来，也形不成地方军阀势力。能够形成地方军阀势力，像刘汉这种人基本上都是势力超不过县城或者是州城的小帮派。所以你从这一点就可以合理推断出，将来军阀混战不是以省级为单位的。在财政瓦解，这个财政瓦解和军令系统的瓦解是要在战争失败以后才会出现的，而不是在战争没有爆发的情况下。战争没有爆发情况下，龙骑兵地区只会逐步收缩，比较偏远地区不管也行，但是核心地区还是能管得住的。会出现势力范围不比缅北彭德仁那种，就是顶多两三个县的地盘，往往连一个县都占不全，这样的小军阀。将来至少整个赞米亚地区到处都是这样的小军阀。能够维持秩序的就是这样的小军阀。在平时，他们跟黑社会没有什么区别，有时被打成黑社会要到香港缅甸去避避风头，有时候不打他的时候，他们又是企业家了。

这样的企业这样的集团，是将来小军阀的基本盘。就像早在辛亥以前，阎锡山、蔡锷这样的新军将领和当地汤化龙、汤寿潜这样的地方士绅资本家，就已经形成相互勾结的关系，可以构成省级军阀基础一样，将来的军阀是县级军阀，不是省级军阀。而省级的干部队伍，大企业家基本上是我刚才描绘几个干部集团和他们白手套之间的产物。他们要么就带着钱跑路，跑路以后他们其实并没有占到很大便宜，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远远不能像德里帕斯卡，德里帕斯卡是能跟川普集团攀上关系的，霍尔多尔科夫斯基那些人跟有英国伦敦的金融家是水乳相融的，俄国人至少占一个便宜，就是他们变成欧洲人太容易了。纳博科夫（注：美国作家纳博科夫之父）本来是立宪民主党人临时政府的秘书长，跑到西方去以后，他直接就变成著名的英语作家了。中国资本家跑路带钱比俄国资本家，俄国寡头到带钱到塞浦路斯和英国带钱更多的，我见过一大批了，他们根本不可能跟像德里帕斯卡，霍尔多尔科夫斯那样能够跟英美政治核心发展密切关系。他们也就是像许家印他们那样，能够设立一个信托基金，然后他们的子女能够从信托基金上支钱，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的子女上学的时候不缺钱，差别就是这一点，但是这个差别不要说在欧洲，在美国其实都是不重要的。比如说在美国一个穷人家的子弟，无论是移民的穷人家子弟或者是美国本地，比如说贫困黑人司机的子弟，你稍微有点才干，比如说会踢足球，或者哪一门课程读得比较好，中学教师平时就会把你评为gift，天才，其实你只是某一方有特长而已，推荐到某个大学去，大学会给你奖学金，或者即使没有奖学金，你要申请就是拜登惹起纠纷的那个助学贷款是很容易的。

你拿到助学一个钱也没有，拿到贷款和奖学金，平平安安上完大学以后，你在工作以后，你只要能够挣钱还清这个贷款，跟贷款买房没有什么区别的。你有一个信托基金的好处是什么？你不用贷款也不奖学金，你可以像薄瓜瓜那样顺利上完大学，但是薄瓜瓜顺利上完大学以后，也只能当一个中产阶级职业，他跟我刚才描绘的那种穷人的好处，唯一好处就是你不用还学贷，这样的好处10年到15年就会烟消云散。所以中国改革开放，无产阶级资本家混得最好，见识最聪明，也就是为他们的子孙后代买到了一个10年到15年不用还学贷，这个便宜。在将来，在美国，即使一切顺利，不遭遇排华和其他的，顶多就是一个中下层中产阶级的前途，比起印度移民很容易当高管或者很容易当总统候选人来说，注定是差的一点。稍微聪明一点、努力一点的人就可以把这10年20年的落差轻易抹掉，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你一个穷人足够聪明，能上大学，哪怕是打工上大学，贷款上大学，然后后工作以后咬咬牙，5年10年15年把所有贷款还清，然后就跟别人平起平坐，你的下一代就跟原那些不需要还贷款的平起平种，甚至更强，是很容易的事情。

改革开放资本家尽管赚了很多钱，比起张季直、袁世凯那个时代的地主资本家的赚钱多了几千倍、几万倍了，但是他们买到的优越性还不如那些人呢。冷战时期跑出去的那些人，基本上带着钱跑去的人，就是香港资本家。或者在美国就是一个小银行家，小企业家那种人。即使是穷人，别的不说，像刘云平那种人就是穷人、没有钱的人，跟着国民党跑到了台湾，然后自己靠打工在美国拼出来，现在也当上参议员了。改革开放资本家、无产阶级资本家在将来在美国的地位是远远不如他们的。而且还是运气最好的，运气不好的就像许家印本人那样，你当替罪羊啊，尽管大部分责任老实说是共产党它本身，大部分钱也是它拿走的，但是造成的亏空名义上是许老板你造成的。人民在舆论导向之下，都说是黑心资本家坑了我们。其实许老板自己拿到国外的钱是小头的，肯定是用来支持政府，政府改革开放，朱镕基时代，政府招商引资，搞各种建设，靠的什么钱？都是房地产来的钱呀。包括广大愤怒的人民所享受的那些，最起码你享受到高楼大厦对不对？商品房你享受到了对不对？地铁你享受到了，这建设从哪来的钱？都这么来的呀，但是责任要全部拉在许老板头上，指不定就干脆把他杀人灭口了，让他在监狱里面莫名其妙地病死，免得他被刑讯逼供逼急了以后，老子不活了，我也要把你们全都咬出来，把当初拿了我多少多少钱，拿我当白手套，拿了我多少好处，包括习近平家族什么什么我都给你咬出来，那就不得了了，当场杀人灭口，你就突然暴病身亡吧。你连同你在国内的儿子基本上是没什么希望了，你的阶级地位比起当年黄金荣差的远。

当然共产党下一步做法就是向他跑到国外去的老婆孩子威胁说：「喂，回国自首，至少把赃款退还给我们，要不然给你好看。」当年黄金荣在上海扫马路的时候，共产党也是派人到香港去，对杜月笙说，给我们钱，要么你自己回上海，自己回上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把你当统战对象好好欢迎你，给钱至少可以让黄金荣少受点罪。杜月笙召集他的谋士说：「老子一个钱也不给，你以为我不知道共产党呀，如果给钱能把黄金荣救出来，我可以给，但是我太了解你们了，我知道给了钱你们也不会放人，所以老子我就是一文钱也不给你，而且我还要配合国民党反一反共。」结果事实证明，他这样识人是对的。

另一位著名人物就是香港民主派，一度突然出来当特首候选人的刘慧卿好像也是当过议员什么的，他们家就是广东大地主，他们也是像许家印一样跑到一半出来。还有一拨人留在家里面，被共产党抓起来当地主斗，然后就派人到香港去说：亲爱的，你要是不把钱拿回来，你最好是自己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跟杜月笙台词是一样的，实在不行，你们要把钱拿回来，支援社会主义，要不然我们就把你们留在老家的亲属当地主来斗。他们就不像，因为他们的出身大概不是像杜月笙那样的江湖人，可能没有那么心狠手辣，他们就乖乖的出了钱回来，希望出了钱回来，共产党会放人，至少不斗争。结果这种情况在土改时期发生过很多次，就像是普通的敲诈勒索一样，绑匪永远不会放人，为什么？放了人，人质回来会向警方揭发你，向警方提供很多线索，警方得到很多线索以后，就很容易抓住你。所以，无论你给钱还是不给钱，人质都是死定了的。绑匪为了自身安全，得不到钱他会杀人灭口，得到钱以后他也会杀人灭口。请问如果你交了钱，他什么时候杀人灭口？交了钱以后他会第二次要钱、第三次要钱、第四次要钱，最后是直到你倾家荡产，要不出钱以后，他确定你已经没钱以后，他再杀人灭口，然后再去找下一个目标。

当年在江西苏区的时候，给了钱的人有很多，最后都被杀人灭口了。在五寨土改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刘慧卿他们后来到香港变成了穷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把钱都拿过去了，结果没有赎出人来，人还是被当做地主资本家给斗死了，因为最后等你拿不出钱来的时候，对方就放手杀人了。这种事情在50年代多的是，所以张爱玲才说共产党本身就是杀人越货的，这种事情她下乡是看了一遍以后就赶紧跑了，傻逼知识分子看到还没有跑，以为我是统战对象，肯定不会搞到我头上，最后都咔嚓咔嚓一个个地完蛋了。

后来刘慧卿（Emily Lau, 1951-）他们家完全死心以后变成了香港穷人，过了几十年积攒以后，到刘慧卿这一代才变成中产阶级。所以，因为她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大资本家，如果是大资本家，金庸他们在香港时也是穷人，在改革开放时期他至少也变成资本家了，变成资本家就是统战对象了。跟60年的情况不一样。60年代是老左派，就是民建联（注：民主建港协进联盟）那批人“打倒地主资本家”，地主资本家吓坏了，跟金庸一起跪求港英当局给我狠狠地镇压镇压镇压。到了邓小平时代，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改了，我们招商引资团结资本家，我们要对你比英国人还要好，给你的赚钱机会比英国人还要好，而且英国人讲法制，什么著名匪徒绑架你的儿子勒索钱的这些事情，在我们共产党这里不会有，我们共产党可以通过严打把他们打掉；而且英国人讲法制，没有办法把这些罪犯斩尽杀绝，我们可以不讲法制，替你把他斩尽杀绝。于是李嘉诚、金庸、广大大资本家和小资本家都被统战过去了。

今天香港建制派是哪种人？两种人，一种是六十年代的老左派，在共产党走向走资派路线以后，老实说他们还是穷人，混得并不太好，但是他们没有别的主人，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只能继续跟着共产党。一部分就是60年代的斗争对象，老地主老资本家，什么刘皇发就是老地主、李嘉诚金庸就是老资本家。他们是紧跟着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招商引资给他们创造了赚钱条件，比西方讲法治的民主国家还要平衡工人势力和各种其他势力要好得多呢。刘慧卿就不属于这个阶级，尽管他们家作为地主资本家的历史跟刘皇发一样悠久，比金庸的资格还要老，但是他们因为被共产党敲诈勒索过一趟，破了家重新起家，到八九十年代刚好混上中产阶级，共产党认为中产阶级跟资本家一样，不值得统战。因此中产阶级就主张走民主路线，要求大资本家跟地下党分享政权。共产党说，呸，我要镇压你。于是情况就变成现在这样。你看，照加阶级分析法就是这个样子。刘慧卿他们家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了解共产党，乖乖地把钱拿了出去。杜月笙（1888-1951）就很了解共产党，他杀过很多共产党人，他说老子一个钱也不给，黄金荣（1868-1953）你要杀就杀，分我一杯羹，老子偏不给钱。

现在的事情就是，许家印他老人家，他也是跟共产党混出来，按说应该像杜月笙一样了解共产党，但他是贫下中农出身，很可能没啥见识，也可能平时被吹——顺便说一句，许家印他们的企业文化，就跟大跃进时期河南的无产阶级干部是一个德性：亩产万斤粮食，你亩产万斤，我亩产三万斤，他亩产五万斤，我又回来说我亩产十万斤，使劲吹使劲赖。许家印在恒大深圳就是，谁能贷款谁就是牛逼，我能贷20万来我牛逼，他能贷40万来比我更牛逼，他能贷80万来更加牛逼，贷800万的人更加牛逼，贷9000万尤其牛逼，只要贷款了，骗也可以赖也可以。我在江苏荒岛上有一片土地，我硬着头皮说的是商业用地，给我贷款。在贿赂下，有关主管官员和银行官员贷款贷来了，其实是一片荒地，但是我在报告书上可以把它说成是跟香港商业区和上海商业区一样伟大，就按照香港商业区和上海商业区的标准贷了一大笔钱过来。许家印说，好样的，就像毛泽东说亩产3万斤好样的一样，就提拔这种人。这种人按照资本主义商业规划是根本不能得到提拔的，但是许家印自己就是贫下中农干部，他就按照贫下中农干部那一套来。

许家印的商业机构搞得跟大跃进差不多，所以他最先垮台也是很应该的，因为这就是个泡沫，你不可能亩产5万斤粮食对不对？那些荒地，你贷款贷得很便宜，但是利息你支付不起了怎么办？许家印的意思就是，先贷款贷来，我现在急需用钱，得到钱以后，我给我自己的幕后靠山解决了经济上的燃眉之急。他修地铁修好了、修商业中心会展中心修好了，GDP上去了，升了官我也有好处。将来怎么还？赖国家呀，我不是为国家做的吗？国家总有办法替我收场。不对，现在习近平上台了，不像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我赖不动国家，国家反而可能赖我怎么办？我赶紧借一批美元，再把美元转出去、把儿子转出去，然后我自己赶紧跑，跑到一半，咔嚓我被抓住了。

现在就看他在国外的老婆孩子有没有杜月笙那种意识了。如果有杜月笙的意识，就是说分我一杯羹，分我一杯羹，你把许家印杀了、把许家印在国内的儿子也杀了，把他放在监狱里面毒死吊死打死，谢谢，我才不在乎你是死是活呢。你只管杀，你杀了许家印，我在海外组成一个新中国联邦、自由民主党、满洲独立党、驻马店独立党——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我还可以做驻马店共和国的总统、做鲁国总统、郑国总统、蔡国总统、陈国总统、宋国总统，把你活活气死。你要好好考虑哦，如果你不杀许家印，我们到此为止，等许家印十年以后监狱刑满放他出来，我们就此两清；你也别派人到国外来恐吓我暗杀我要我的钱，我的钱不会给你的，我凭本事偷来的钱、转运到国外的钱，我凭什么给你呀？你共产党在国内的钱，不也是你凭本事从地主资本家那里抢来的吗？谢谢。如果你跟我过不去，或者跟许家印过不去，老子我摇身一变，现在我是民主斗士，或者是其他什么什么斗士，我在政治上让你下不了台，你也会受到损失哦。

如果他走这条杜月笙路线，那样的话许家印还真不一定会死，但是如果他乖乖地走刘慧卿路线，你把许家印先严刑拷打一下，放个视频给我看，我不忍心我的丈夫和父亲受苦，我就把钱拿回去，或者我自己自投罗网了，你只要人回去了或者钱回去了，保证你死全家，跟许家印一起死。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你要么死一半人，要么死全家，选择就只有这两条，看他们自己有没有见识，是不是真正了解共产党了。

当然，就引起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前，无产阶级资本家携款潜逃事情有很多了，他们的地位还远不如我刚才讲过的，还远不如俄罗斯的流亡寡头，而且自己的背景也像俄罗斯流亡寡头那样不干净；不像是1949年流亡出去的地主资本家，这些人的钱按照西方帝国主义的标准还是干净的钱，所以他们可以在西方继续当小资本家，或者是哪怕是没有钱当了美军以后，混几十年以后还能当上民主党参议员。普京时代俄罗斯寡头的钱，和习近平时代中国无产阶级资本家的钱，照西方标准是不干净的，跟红色江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收了你冻结了你就是理所当然的。平时不没收不冻结，招商引资，我们宽大一点，但是乌克兰战争一爆发，哪怕是那些跟过去英美政要关系已经非常密切的资本家，他们在塞浦路斯的钱、意大利的游艇咔嚓咔嚓都被冻结了；中国流亡资本家在西方的地位和他们的关系网，可是无论嘴上怎么吹，是远远比不上这些俄罗斯寡头的，所以他们非常胆寒。

像王吉舟（twi. dlw20202020），我记得你转过王吉舟一个帖子对不对？关于什么习近平在福建是不是会打仗这类帖子。王吉舟就是一个类似的无产阶级资本家，依靠在90年代从从事金融改革的国家单位出来，跟香港资本家和本地无产阶级资本家合作搞金融，也发了一笔钱，但是走得比较早，走到加拿大这种人。他以前已经退休了多年，早已锁推不出不说话了，最近又突然跳出来说话，而且说的是一些反习不反共、带有民小色彩的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广大资本家已经感到不安全。无产阶级资本家以前感到他们是安全的，带着钱走路谁也拿我没有办法，必要时候我还可以做两面人，跟中国驻加拿大领事会一会面，准备通过香港投一投资，我自己人在国外安全，我资本到香港再多少赚一点钱，现在知道已经没有什么希望；而且最重要是国内没有希望那是小事一桩，最重要的是你们在西方将来处境也很不安全。万一台湾战争爆发，王吉舟就说，台湾战争如果爆发，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中国自由军团」，你看这跟广损谈的是不是一样？广损在以前是美军必败匪军必胜，现在也是突然摇身一变，我要组织中国自由军团，我就是美军了。

但是自由军团有那么好组织吗？日本人都是在进了集中营以后才勉勉强强组织起军队的。你像捷克军团、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这样子，你要事先就有相应的组织，而事先有个组织，比如说民运方面的组织就是这个样子，被渗透得很厉害很脆弱，而你连民运方面的关系网都没有。你现在又突然跳出来以后，那就像郭文贵一样，我是新中国联邦总统，我来组织一个反共不反中的组织。但是王吉舟还有很多我自己就认识的无产阶级资本家，他们连当郭文贵的本事都没有，他要是跳出来组织新中国联邦，弄不好连空架子都搭不起来。那你有什么办法？给魏京生或者其他什么捐点钱、给王丹他们捐点钱，指望他们在战争爆发时保你过关？这是非常不靠谱的事情。你很可能是根本来不及组织什么自由军团，或者组织起来也是空架子，就直接了当进了集中营，你的钱都被冻结或者没收了。所以他们现在的情况是非常紧张。

如果中国的形势稍微缓一点，他们出于自己的阶级背景，习近平愿意适可而止的话，将来肯定会跟白区党合作的，或者是美国人不对他们斩尽杀绝的话。但是如果美国人斩尽杀绝、而习近平也斩尽杀绝，老子没有办法在国外抓住你，但是我可以发动一场台湾战争或者是其他的对抗行动，让西方国家搞排华让你们倾家荡产；这时候白区党再做一点工作：你们已经看出来你们在西方不会有什么前途对不对？回来以后你们的知识和经验对我们共产党还是有用的，我们既往不咎，你们回来跟我们一起共事，还会有一部分人乖乖地返回华侨农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