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今天想向阿姨请教两个问题，首先是本周的国际大事，也就是瓦格纳的头目普里戈津（Yevgeny Prigozhin）死于一场空难。当然这个事件呢，让我们不由地想起林彪林副主席的913事件。尽管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但毫无疑问，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跟普京，普遍被认为是最大的嫌疑人。当然这也开启了用刺杀的方式来解决俄罗斯政争的恶例，未来普京似乎就不可能再用任何绥靖的方式，来处理接下来一些军阀混战的情况。对于瓦格纳的军团呢，还有俄罗斯当局的后续行动呢，想听听看阿姨您的看法。
除此之外，还想请教阿姨对于匪区当前经济的见解。自从去年习近平他放弃了清零政策之后，他的作为就有点让我们看不懂。对于匪区目前青年的高失业率以及房地产危机的全面爆发，比较合理的做法呢，应该是立即要加速推行劳动军制度，或者是让青年去上山下乡。但是习近平似乎既没有能力采取上述这些强力的手段，那他呢也不想推出任何挽救经济危机的政策，而是继续慢悠悠地在整肃军队武警公安这些部门，最近还有医疗单位。那对于改革开放集团想重新振作外商投资信心的一些经济措施，他采取的反制的手段，似乎就是借着日本这次排放核废水的事件，继续大肆地炒作排日排外仇日这种情结。想请教阿姨，那按照习近平这种躺平的备战速度，他还能够在张献忠进城、改革开放经济崩溃之前完成太平洋战争的准备吗？
刘仲敬：普京搞的暗杀行动，是克格勃晚期的类似行动的一个直接延续。苏联晚期就经常是这样，在德国或者是英国刺杀海外流亡组织，或者是本国的属于苏联系统自己内部的叛逃人员，比如说在德国刺杀乌克兰人民劳动联盟的一个高级官员。还有苏联系统的其他情报组织，比如说保加利亚的情报组织在伦敦刺杀流亡知识分子。但是这些人他们自身的势力都是不太大的，他们都不是军阀。在普京重建俄罗斯帝国以后，从新俄罗斯流亡的一些人，包括一些流亡的反对党领袖，也被认为实际上是普京派人刺杀的。同样的做法也见于乌克兰，比如说2004年的亲欧派的候选人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就被认为是被他的政敌用克格勃式的手段下了毒，所以因此毁了容。当然这些事情都只是猜疑，从来没有拿到实证，但是也像瓦格纳事件一样，大家都认为是属于苏联系情报系统一脉相传的做法，但是这些人也不是军阀。
普里戈津是军阀，他是用这种手段处理军阀问题的第一个先例。从机构西罗维基（Silovik）的惯性来讲，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注意使用这暗杀手段的其实也包括乌克兰人，像杜金娜（Darya Dugina），就是国师杜金的女儿前一阵子被暗杀，后来乌克兰人自己就承认是他们干的。杜金虽然也认识一些极右派团体和它们的准军事组织，但自己毕竟还是个知识分子，所以对于孤立的个人或者是没有武装的团体的话，这种做法可以起到一定的打击效果，而后者就不会有什么后续了。但对于军阀来说是另外一回事，后续要看军阀系统自身的结构问题。
当时普里戈津从图拉撤退，撤退到白罗斯，卢卡申科等于是被大家推举出来充当缓冲作用的。白罗斯在苏联解体20年以来，像是2014年前的乌克兰一样，基本上是放弃了自己的武备。只有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帝国遗产，必须重整军备，对于其他各共和国来讲的话，重整军备开支是非常巨大的，他们是承受不起的。白罗斯的军事设施基本上已经废弃，自身没有什么战斗力，它只能把自己的国土提供给俄罗斯使用。而理论上存在的白罗斯士兵，实际上正常的作用只能用来像乌兹别克一样，只能用来摘土豆——在乌兹别克就是去摘棉花，在白罗斯去摘土豆，常年没有战斗力，武器装备也没有更新。现在的军队武器装备三五年不更新，基本上就完全丧失战斗力，所以白罗斯军队实际上并不处在可以作战的状态，它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存在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国土当做侯景普里戈津的防区，就是摆明要让他背锅。
同时协议中间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安排好。军阀最重要的是饷源和兵源，普里戈津他的兵源像亚速营一样，它是全球招兵的，他们起家都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江湖人企业家。因为列宁党体制其实是不能搞市场经济的，要搞市场经济，他们本身需要有一些会做生意的代理人。但是社会上在当时，比如说80年代的中国和苏联，还在社会上搞经济活动、有一定经验的人都是至少会被判成是投机倒把罪，从技术上讲是违法的，所以有很多人也真的在某一个时刻搞黑市活动，或者是搞江湖斗殴活动之类的曾经进去过。所以这些第一批企业家都像牛爷爷一样，出身是不大干净的，像普里戈津一样，往往是有案底在那里的。有案底反而更好，没有案底身家清白，那你可以做公务员或者到国有企业去，这就是当时意义的正途出身。
大多数人都想混一个铁饭碗，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过着一杯茶混半天日子那种幸福生活。但是你如果有了一个比如说劳改的案底，哪怕你是干部子弟出身——在生活中就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两个人同样都是干部子弟出身，学历不算好。因为共产党的干部往往是无产阶级干部，家庭气氛是不太好的，所以往往不像是78年以后，能够掌握高学历进入改革开放干部的往往是旧资产阶级。但是这没有关系，只要父辈还在当干部，学历差一点也可以直接安排进去。但是这时候有一个人跟别人打架了，闹出事情，像80年代初什么朱德的孙子犯了强奸案罪，没有办法，遮掩不住，只有让他去劳改，另一个人就被直接送进了机关。20年以后，那个进机关的人自己也已经当上大干部了，而那个劳改的人8年以后出来没有任何机关能要他。虽然他爸爸是干部有关系，但是也只能是让他少坐点牢、坐牢的时候日子好过点，出来以后带着个明晃晃的案底，只要案底不撤销的话你进不了机关，再上你年龄已经大了也不好进机关了，他就只有去做江湖人了。
他进过案底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来着？我哪怕是卖西瓜，我给诸位大爷大人鞠一个躬，说我今天占一个场子，同时拿出一把西瓜刀来。大家都知道坐过第一次牢的人不害怕二进宫，从来没有坐过牢的人，那你一进宫给自己留一个案底你损失太大了，大学也不好上、公务员也不好考、什么都不好怎么搞？但是已经进过了，坐一次或者坐两次牢的话差别不大的，他随时都可以坐第二次牢。就是说如果你跟他打架的话，你一跟他打架的话，两个人都算打架斗殴的话你太吃亏了，他却不吃亏，所以你不敢跟他打。而且他在坐牢的时候，跟同牢的大哥之类的学习了一些江湖经验，你不一定打得过他。所以别人都害怕他拿着西瓜刀跟你拼命，他哪怕是卖西瓜，他一占了场子别人都不敢跟他争。于是他就歪打正着，变成了一个80年代的新兴企业家，他卖西瓜或者干什么就跟江湖兄弟一起发了财，然后到90年代他就可能是一个政权需要统战的企业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入党呢？在80年代以前是不能入党的，包括在赵紫阳胡耀邦时代都是，企业家是不能入党的。但是90年代以后，江泽民跟王沪宁特别搞出一套「三个代表」，三个代表一出来，企业家也是先进生产力。所以你看，就是80年代以前的做法是，前朝资产阶级是不能入党的，邓小平和胡耀邦改革了一下，于是前朝资产阶级就纷纷入党了，所以他们拥护胡耀邦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后他们就可以做官了，但是资本家还是不能。江泽民一改以后，资本家也可以入党了，大量的没有案底的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但是我想牛爷爷也没有入党，可能就是因为他是有案底的，普里戈津这一类人物他们不能入党，也是因为他是有案底的。
有一部分企业家背景干净的，在江泽民时代就入党了，以后飞黄腾达不成问题的。但是还有不能入党的那一部分，但他同时也是重要企业家，能够给国家提供很多税收，还能解决当地很多就业问题，而且他跟当地官场也肯定是塞了不少钱，大家一起发财发得很愉快。这种人怎么办呢？只能当统战对象。不能入党就是不能做共产党的官，组织部不能给你地位，但是你当政协委员没有问题，政协委员本来就是统战性质的东西。前朝资产阶级如果不公开发动叛乱的话，那你当一当政协委员，就像进博学宏辞科一样，那是没有问题，你就当政协委员好了。于是这种人就可以让政协委员做统战对象，属于这一系列的企业家是相当多的。
体制内的机关干部没有这些企业来跟他们合作，第一是他们私人没有办法发财，大家都想占点便宜对不对？第二是GDP搞不上去，依靠机关的人自己出来办，办出来的东西跟国有企业差不多，是赔本生意赢不了利，你还得依靠哪怕是江湖人出身的企业家。当然这样的企业家慢慢地就会成长为寡头。在苏联倒台以后，或者在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倒台，但是实行全面的私有化、所谓的引进现代企业制度，过去在80年代被当成优秀的铁饭碗、瞧不起江湖人的那些国有企业职工纷纷下岗；而那些江湖人出身的企业家却发了财，又收买了一些国有企业的旧厂房设备之类的，他们发得起高工资，而国有企业的人却在喝西北风，于是旧有的阶级制度就颠倒过来。像亚速营它们那个集团的科洛莫伊斯基（Igor Kolomoisky）那些老板自己就是这样的江湖人出身，普里戈津也是这样的江湖人出身。江湖人企业家是共产党系统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多半是——有案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多半是有一点武力的。因为你干的是投机倒把活动，理论上是犯法的，尽管公安不一定会来管你，至少在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时期公安也是选择性执法，或者是大面积地不管了。但是你得到的东西不是合法财产，不是国家发给你的工资和奖金，是你自己投机倒把搞出来的灰色收入，别人是可以抢你的，抢了你你也不敢报案。所以别人来抢你的时候，你只能依靠自己和自己的小弟跟他斗殴，所以你就变成了新时代的黄巢和张士诚。黄巢和张士诚贩私盐，他发的财比太守刺史还要多，但是太守刺史如果被人抢了，官兵要去抓他的，你怎么敢抢朝廷命官？张士诚你一个私盐贩子，你被人黑吃黑了你敢去报官吗？报官以后衙门说哈哈哈，我们正在抓私盐贩子，让我们到江湖上去抓我们很累的，还是在衙门里喝茶舒服，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我们不抓你抓谁呀？所以你不能这么做，有人抢了你，你只有带自己的小弟去跟他拼命，所以你必须有小弟可以跟他们对打。你们对打的结果，在官府看来、在衙门看来，这不就是黑社会的互殴吗？我们有的时候懒得管你，你们爱咋咋地，有的时候像秦叔宝程咬金一样，秦叔宝你去把那些乱打架的程咬金给我抓起来，算你一个政绩，如果不抓起来的话，我们把你也当做黑社会的保护伞，把你也给清了。所以他们都有一点非法的灰色武装来保护他们的在市场经济灰色地带的收入，这些灰色武装就是军阀部队的雏形。
最后等到苏联解体以后的新时代——中国这个新时代还没有来，所以军阀始终无法做大，但是其实苗子也是有一点的。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面，这个一下就做大了，我的企业很发财；而且利用全球化的时期、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得到了欧洲和美国的欢迎，能够进入西方自由市场，像中国一样比较有眼光有能力的企业家，像普里戈津这种人，他的生意范围就可以扩展到全球。欧洲市场质量标准高，我不一定打得进去，但是非洲市场，非洲人很穷，我打进去没有问题。同时我还有建立军阀的能力，我建成的军阀，我惊讶地发现，比非洲国家的国军战斗力还强。虽然在我这里最初只是一帮打架的小流氓，但是到了非洲，你看他们的国军也就这两下子，跟我们也差不了多少，我去参加他们的军阀混战，他们还得给我钱。同时我到他们那里开矿，没人保护是不行的，没人保护不知道哪一些部落和军阀来抢我们，这个嘛我在难忘的1989年已经见多了，我们这儿的黑帮经济也是这样的，不要紧，我带着我的小弟去保护我们的金矿、保护我们的钻石矿，OK？
这样一来普里戈津就产生出来了。全球招兵，到了非洲我就不一定非要招我在圣彼得堡带来的兄弟了，就地招兵，本地谁能打我就把他招进来，用人唯才，反正我们像海盗团伙一样五湖四海嘛。而我们又不是官兵只能招本国人、只能招出身清白的人、政审合格什么什么的，我们只要能打，跟着大哥混，随时随地都可以招兵。所以在波兰也招兵、在俄罗斯也招兵、在全世界各地都招兵。亚速营也是这个样子，最后名声大了势力大了以后在全球招兵，除了乌克兰本地原有的金主以外，在欧洲也有新的金主。所以在最近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前，像日本公安厅这样的单位，是把亚速营当准恐怖分子来监视的，因为它的筹款招兵的模式是非常典型的全球化模式。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八个大大的伊斯兰国的模式。
伊斯兰国跟塔利班是不一样的。塔利班是土鳖军阀，立足于坎大哈本地的伊斯兰教阿訇和部落长老，这些人被其他系列的军阀欺负了需要有人替他出头，塔利班就出来出头了，它的坎大哈色彩一直是非常浓厚的，是一个离土不离乡的军阀。而伊斯兰国就像我刚才描绘的那样，全球招兵全球筹款，欧洲和中东都有人给它筹款，从英国和荷兰来的地地道道的白人变成了伊斯兰国的战士。阿富汗人呢？阿富汗的土鳖军阀一般来说是很在乎部落的成见的，塔吉克人的部落跟普什图人的部落向来是互不信任的，虽然大家都是阿富汗人。苏联入侵，导致沙特阿拉伯、美国和巴基斯坦的援助，结果带了一拨所谓的阿富汗的阿拉伯人来，包括我们敬爱的本拉登在那里，他们虽然同是穆斯林，跟本地的阿富汗酋长和阿富汗长老、伊斯兰教长老是一直都不和的。而八个大大招兵就更广泛了，叙利亚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并肩作战，像阿富汗人这样的土鳖军阀看他们一定是很不顺眼的。
这是全球化时代的现象。你在欧洲和美国筹到的钱，保证比乌克兰和叙利亚、更不要说阿富汗筹到的钱多，而且还可以弄到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只有在世界中心才弄得到的。你就像是1920年的共产国际一样，主力是德国人和波兰人，俄罗斯的本身看上去都像是德国人和高加索人和犹太人的殖民地，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看上去也像是全世界五湖四海干部在黎凡特建立的一个殖民地，本地干部没什么地位的。当然在这期间普里戈津并没有放弃，这时——我刚才讲的是全球化军事集团的普遍现象，这样的全球化的军事集团现在已经有很多，在将来肯定会，在欧美它还不大好施展，因为欧美的国家力量毕竟是很强的。开始的时候，伊斯兰国开始在巴黎搞恐怖袭击时候，是因为它搞的是新模式，情报单位没怎么注意，搞了一次以后，别人提高警惕以后，它再搞就很困难了。但是如果要到莫桑比克和其他地方去搞，当地的国军根本顶不住。所以就像共产国际向中华民国流动一样，伊斯兰国也向第三世界流动。全球化的军事集团，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向乌克兰战场、向高加索战场流动，全世界的全球化准军事集团都按照这个模式正在流动当中。
但是普里戈津跟其他的全球化准军事集团相比，也有它自己的特点。他是圣彼得堡人，跟普京是同乡，他在俄罗斯本地也有很多生意。他搞瓦格纳，最初的时候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的军事集团，跟罗戈津（Dmitry Rogozin）——罗戈津曾经一度当过俄罗斯副总理，也是俄罗斯的大俄罗斯主义者，跟斯特列科夫和普里戈津一样；但斯特列科夫是出身克格勃的军官，这个跟普里戈津这种江湖人出身是不一样的，所以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掩饰不了阶级出身的不一致性造成的冲突。普里戈津跟官方合作，官方它说普京是新沙皇，能够维护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帝国的利益，如果让民主派上或者让自由派的寡头上，那我们俄罗斯帝国就要解体，变成西方的傀儡，所以我们支持普京。普京也投桃报李，你在国内支持我、在非洲支持我，当然不是让你白干的，我的寡头经济就是给你好处的，比如说你不是有些企业是做餐饮业的吗？对了，别人说普里戈津是「厨子」就是这个原因，其实他不是厨子，他是经营餐饮业的企业家，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他手下有很多企业，其中有些企业是在俄罗斯经营餐饮业的，我让绍伊古给你一些合同来酬报你的忠心。我有两个大合同可以给你，第一是俄罗斯军队。百万人的俄罗斯军队吃起饭来这可是一笔大钱，军人吃饭嘛，只要质量合格，谁家做的饭不是饭呢？我给你而不给别人就是我给你的恩惠，如果我跟你关系不好的话我可以给别人，你也说不出话来，你也不能说别人的饭质量一定比你差。我就是不给他就是给你，就是我们哥俩儿好，我看你顺眼，你也看我顺眼。第二就是学校。教育部和国防部的合同给了你，普里戈津陡然发了大财。当然他对普京也是忠心耿耿，一直到乌克兰战争爆发。
绍伊古是叶利钦时代的遗产。叶利钦是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工作的改革开放干部出身，他在当地的改革开放干部当中当然是有同盟者，包括其中有一个同盟者就是绍伊古他爸爸。后来叶利钦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末期自己脱离了苏共，建立民主派政党，后来当上总统，改革开放时期跟他好的那拨人，包括绍伊古他爸爸也就跟着攀龙附凤从西伯利亚来到了莫斯科。绍伊古是前朝遗老，在叶利钦集团中间论资排辈，他的资格比普京同学还要老。他跟普京的关系就是，蒋介石做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司法院院长居正是什么人？是孙中山的老干部，他跟着孙中山在山东搞革命的时候，蒋介石还是他的下级呢，普京还是绍伊古他爸爸的下级呢，所以这样的元老地位，蒋介石也不敢动他，必须得给他一些酬劳。他在普京集团当中也是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的，他看普里戈津这样的江湖人十分不顺眼，好几次就想把他的合同取消掉，但是因为普京宠爱普里戈津的缘故一直没能取消成。但是普里戈津也不是不知道绍伊古想要暗算他，让他赚不成钱，他赚到了钱就用来养兵，养了兵有一部分业务也是用来替普京在乌克兰打仗的。
然后到了2022年，俄罗斯本来想要速战速决，一下子解决乌克兰，但是显然速不起来，现在兵源很紧张。而普京的政策是，或者说普京跟俄罗斯人民以及自由派寡头，基本上控制了经济发展部门，是盖达尔总理和亚辛（Yevgeny Yasin）搞「500天计划」那个激进自由派的经济专家集团，哪怕在2014年俄罗斯遭到局部制裁以后，始终是在俄罗斯主持市场经济的主力。他们在中国有一个对应物，但是中国的类似集团在政府中的地位始终没有那么高，没有能够当上总理啊、像纳比乌琳娜（Elvira Nabiullina）那样的中央银行行长啊经济部部长这样的。经济部部长一直是由激进自由派人当的。
普京跟这些人一直是有默契的。他是要恢复俄罗斯帝国，不是要恢复苏联，他跟其他的俄罗斯小干部一样，都深受苏联时期缺乏市场经济、物资匮乏之苦。大干部有外国进口的高档配给食品，但是人民当然没有，小干部也很难捞得到。所以普京到了德国，千辛万苦搬运了一个已经用了十年的洗衣机回圣彼得堡，因为他在圣彼得堡，他们夫妇过了多年的日子，买一个洗衣机、买一个白色家电实在是太困难了。哪怕是坦桑尼亚人到商店里买一个日本产的或者是土耳其产的白色家电多么容易，但是苏联，就算是像普京这样的自己是干部的人，你买一个欧洲的家电非常难。好不容易到德国当差了，那就像是80年代的干部，我终于到深圳当差了，可以买个香港货那样，千辛万苦搬运了一个，夫妻两个搬运了一个二手的洗衣机回来。
然后，后来的俄罗斯军队，那些来自西伯利亚、蒙古的俄罗斯军队到了乌克兰，哇塞，那就像是1918年的德国军队过了马恩河一样，牛奶面包遍地流啊。德国人已经在计划经济之下过了一个「芜菁之冬」。什么叫做「芜菁之冬」呀？土豆都没得吃，土豆都要吃代食品，腊肠更是没有了，腊肠都是用豌豆粉做的。然后打到了法国后方，哇塞，法国人过的日子真好啊，像圣经上说的那样流奶与蜜之地，牛奶蜂蜜到处流，法国的面包居然是敞开供应的。虽然英法也有自己的计划经济，但是因为海运掌握在英国海军的手里面，还有美国人慷慨大方地拿出船队来给他运粮，他们一直没有像德国人那样饿到连配给土豆都吃不起、油脂都要吃代食品的程度，面包敞开供应。法国农场主跑了，德国兵进了他们家就发现，到处都是面包和牛奶呀，就算是殖民地产品，比如说糖——梁启超到了欧洲最惊讶的就是发现，他在上海随便可以吃糖，但是英国的糖居然是管制的。为什么呀？糖是热带产品，牙买加夏威夷这些地方来的产品，用船运来的。德国搞无限制潜艇战，我们盟军的船很宝贵，要跟德国人打仗，同时还要运美国的汽油和其他重要的战略紧俏物资，糖嘛吃不吃都无所谓的，我们哪有那么多船给你运糖？管制掉管制掉。但是面包还真是不缺，吃饱饭没有问题，不用说是吃土豆都要配给。
德国兵立刻就——鲁登道夫本来让他的最后一击在美国大军赶到以前打进巴黎，但是刚刚过了马恩河，德国士兵的士气就崩溃了。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德国兵和德国兵在老家的家人，1916年以后一直在半饥不饱地度日子，逢年过节的时候吃豌豆粉当腊肠，平时的时候吃芜菁来代替土豆，狗日的法国人居然吃得这么好，一天到晚至少面包和牛奶给你管饱。我们还打什么呀？这样的仗哪里打得赢？美国人还没有到我们就已经输了。过了两个月潘兴将军率领的美国兵到了，德国的军队已经不想打了。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
普京和新俄罗斯的干部，哪怕西罗维基强力部门的干部想要重建一个像苏联一样强大的俄罗斯，但是他们并不想要像苏联的中下级干部一样，过着洗衣机都买不上的穷日子。谢天谢地，普京当了总统以后要什么有什么，游艇都有了，更不要说是洗衣机。但是那时候他年纪都已经那么大了，都是中年人了，他不可能忘记他年轻时代做小公务员的时候，买一个洗衣机都要挤破脑袋的痛苦的日子，所以他也是要搞市场经济的，一定要保证超市里面货物充分。因此他不能实施战时体制，像斯特列科夫一天到晚咆哮的那样，总动员，战时体制，所有资源派到前线去，像斯大林一样。普京最怕的就是这一条，他跟自由派经济学家——自由派经济学家可以接受普京搞独裁，要不要民主没关系，就像江泽民一样，你独裁没有关系，但是市场经济非搞不可，不搞市场经济我们发不了财，我们跟你玩命；可以不要民主、可以暗杀民主派的政治家、可以把政权交给西罗维基，但是西罗维基也要市场经济，我们也要市场经济。这一点是普京、西罗维基和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及没什么地位、但是老子到超市去，在苏联的几十年内买个卫生纸都很困难，现在呢无论如何超市里面欧洲货、日本货样样俱全——这就是个无形的社会契约呀。
埃及的军政府靠什么维持统治？不是靠民主选举。我们政变人民是不会管的，镇压反对派人民是不会管的，但是如果我们廉价提供给人民的面包，就像维吾尔人的馕那样的面包，我们倒赔钱从国外从乌克兰购买面粉，做出来供应人民的面包如果涨了价，人民会找我拼命的。任何政府独裁也行，实行其他政策的任何政府也行，人民都没意见，但是如果人民赖以生存的面包涨了价，人民会跟你没完的。这就是隐性的社会契约。
这个社会契约其实台湾也有。台湾虽然也是四小龙之一，靠的是冷战经济学，但是它跟韩国不一样，台湾的统治者和精英阶级无论哪个党派上台，有一个默契就是要维持台湾低廉的物价水平。台湾执行的是低工资、广就业、低物价的政策，台湾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谋生非常容易，这个跟中国的社会中下层居民谋生极其困难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这一点你要看GDP统计数据是不一定看得出来的，比如说跟台湾外省乡下GDP统计数据差不多的中国地方，比如说深圳的GDP统计数据比比如说台东那些乡下地方还要高一些，但是在深圳生活是极其困难的，但在台东的乡下生活却是极其舒适的。这就是无形的社会契约。台湾如果换一套经济社会政策，实际上是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台湾人的收入，但是可能失业率和物价也会相应地涨起来，台湾人民可能反而无法接受。这些都是一种隐性的社会契约。
普京维持统治的隐性社会契约就是什么？我保证精英阶级能够发财，普通人在超市里面能够买到东西。俄罗斯的社会共识是什么？无论从上到下，就是绝不能再过苏联那种苦日子了，买东西一定要什么都能买到。对于人民来讲，随时都可以去超市买到好东西，这是比有没有选举权、能不能选举我自己看着顺眼的总统、能不能自已组织政党更重要的东西。
这样的社会契约其实在中国也是部分存在的。像经历过旧时代，不要说是毛泽东时代，80年代的那些中老年人，看到江泽民时代以后超市里面随时都能够买到洋货这种情况，那个幸福。还包括，对，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在网上，虽然网是哪怕在防火墙设置以后，在网上随时可以下载到欧美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盗版的原版书，在80年代的时候你在学校里面，哪怕是在学校和研究机关，哪怕是在机关干部才能看的香港台湾管制类的书籍。没有特权的人，如果你爸爸不是个有点身份的人，你休想进这样的地方。这样地方只有两种人能进：就是你爸爸本身就是有特殊身份的人、中级以上干部或者是重要的知识分子那种人；第二种，本身你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大学生和研究生还不一定够，你至少是必须是博士生或者教授，你才能进去看到香港台湾的违禁书籍。但是现在你屁也不是，闭上眼睛上一上网，弄一个法轮功的自由门，咔咔咔咔咔咔一下一大堆，比干了一辈子的老教授手里面拥有的禁书还要多。这东西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比如说对于2005年的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到超市里面随时能买到香港的产品，对于基本上所有的沦陷区城市里面的家庭主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了这两项，大家实际上无论嘴上怎么抱怨，其实是心满意足的。
普京对俄罗斯人民也了解的，所以像斯特列科夫这样的建议，把所有的男人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送到工厂去、送到前线去，所有的物资管制起来，我们就能打赢乌克兰，普京是闭上耳朵绝对不愿意听这种话。听了这种话就等于是你在埃及让面包涨价一样，肯定会发生社会和政治的严重风潮，政府的内部就会分裂，人民也会跟政府翻脸。只有斯特列科夫这样的边缘人才会不负责任地提出这种话。
普里戈津他本人也是搞市场经济的，所有的寡头军阀都是要搞市场经济的，同时寡头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政府分合同给你和政府给你特殊贷款，这本身就是奖励自己人和惩罚经济对手的手段。普里戈津，当然跟普京跟了这么多年，跟他到乌克兰去打仗，也是得到好处了的。普京许诺给他将来打下了乌克兰，什么什么索莱达尔（Soledar Salt Mine）的盐矿我给你。为什么呢？不是要重建吗？西方也有重建呀，马歇尔计划都已经制定好了，准备等到战争结束以后，美国欧洲日本都来援助乌克兰搞重建；甚至还有说法说是分区的计划都已经制定好了，哪个区域给日本投资、哪个区域给德国投资、哪个区域给丹麦、哪个区域给美国都分好了。
普京也有他的一套，他不是搞西方的那种自由市场经济的。乌克兰打烂了，但是资源还在，比如说索莱达尔的盐矿我许给了普里戈津，那就是说将来重建这个很能赚钱的盐矿，国家贷款要给普里戈津。比如说俄罗斯新寡头当中就有经营钻石公司的，咦，只有你会卖钻石啊，别人都不会卖钻石？我也很想卖钻石。开赌场谁不会呀？搞旅游业谁不会呀？凭什么亨利集团能够开赌场搞旅游业，我不能自已投资开赌场搞企业？但是不行，你要到缅北去自己开赌场或者是办旅游业、成立一个旅游公司——你要是在比如说在俄亥俄办一个旅游公司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你办了就办了呗，你要在缅北开个旅游公司或者要在上海开个房地产公司，你先问问当地的军阀同意不同意，如果当地军阀不同意的话，当地就会有一些黑社会小鬼来砸了你的店，让你根本办不成的。人家魏董事长能够在缅北办房地产办旅游办赌场，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她有一帮打手，她本人就是当地的军阀系统出来的，有一帮打手，能够保证别人都办不成。
所以你在俄罗斯在中国都不是说是——有些行业，比如说在中国你要是开个饭店的话，你基本上是充分市场竞争，跟在美国没有什么不同，除了税费比较重、环境比较差、材料比较差以外，确实任何人，下岗职工也可以去开的；但是你要是办房地产或者是办石油或者开矿的话，你放心好了，不是官方权贵集团特许的自己人，你休想办得下去。在缅北要想开什么宝石矿之类的，或者像办赌场的这些特别能盈利行业，也就是当地军阀系统特许的人，其他人你休想办。你开饭店也许是可以随便开的。在俄罗斯也是这样的。普京答应给你，打赢了以后把盐矿给你，就是说将来重建的时候，国家银行哗哗哗地给你贷款，这笔贷款只给你不给别人，就凭这一点别人也就开不成，只有你能开。像我刚才讲到的那个钻石矿，就是普京青睐的官二代、普京任命的一个西罗维基的官员，就为了奖励他，就让他儿子去办这个钻石公司。你以为别人不会卖钻石呀？那不重要，国家贷款只给他老人家、国家掌握着钻石矿只给他老人家，别人拿不到贷款也拿不到开矿许可证，保证只有我们自己人，这就是我自己奖励功臣的一个手段。
这些做法就是俄罗斯寡头的经济状态。就是瓦格纳替普京立下了血汗功劳，那么不用说，绍伊古说的把你的餐饮合同取消，普京就不肯听了，不但不取消，我还要在乌克兰赏给你更多的合同，让你有更多的发财机会。如果一直是这样当然很好，但是任何政治集团内部都有派系斗争。绍伊古是一直看普里戈津不顺眼的，谢尔久科夫当国防部长的时候，国防部的合同哗哗哗地给，绍伊古上台以后就想办法给点小鞋了；但是只要普京还在宠爱普里戈津，他就只能做些这小动作给些小鞋，还不能够整体上把普里戈津怎么样。
终于到了人力资源缺乏，像斯特列尔科夫提出的那种疯狂的、恢复斯大林时计划经济的全民动员手段是普京所不能接受的。既然我们不能动员俄罗斯的劳动人口上前线——俄罗斯人民要想太太平平的，俄罗斯人民不管你普京暗杀了多少人、不管你搞假选举、也不管你打乌克兰，只要圣彼得堡人和莫斯科人在超市里面随随便便都可以买到欧洲日本的商品，我们就愿意去拥护普京；但是如果你把我们的子弟派到前线去、给我们搞计划经济，我们就不见得拥护了。所以普京只能够把什么高加索的穆斯林或者远东的蒙古人派去，不敢动圣彼得堡人或者是莫斯科市民的一根毫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兵源不足了。
乌克兰倒是肆无忌惮地实行了总动员的政策，乌克兰宪兵守在边境里面，只要是个男人马上就把他扔到军队里面去，只有女人能够出境，凡是男人经过边境的统统给我送到军队里面去，所以乌克兰人口其实只有俄罗斯的三分之一，但是动员出来的军队居然比俄罗斯多。这就是1916年情况了。论人力资源俄罗斯帝国的人口是德意志帝国的三倍，但是德意志帝国实行科学的管制，全民吃配给土豆、配给肥皂、人造黄油，全国的男人凡是没有进兵工厂的都到了前线，结果德国的动员兵竟然比俄罗斯的动员兵多，因为俄罗斯政府比较松散比较前现代，它的科学管理社会的能力比较差劲，大量的人口没有办法进到工厂或者是前线去。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不能够有充分的动员兵，那么我们必须有充分的雇佣兵。雇佣兵从哪里来？绍伊古是国防部长，他当然得想办法，普里戈津是宠臣，他也是有办法的。普里戈津的办法我们都已经看到了：A，俄罗斯的良民不愿意去死，但是监狱里的犯人如果进了军队就可以减刑。这个办法当然不是他老人家发明的，在历史上被发明过很多次呢，包括我们敬爱的汉武帝。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小战争，大家能够承受得起，而且春秋时代一个诸侯国也就是一个县那么大，大国也没有超过一个省的大小。承担封建兵役，像英国的自耕农，他们自备干粮自备弓箭，跟着英国国王到法国去打仗，这是办得到的。但是等到大一的帝国建立，汉国这么大，你从淮南征一批人到匈奴边境去路上就要走半年，自备干粮就要让一般中等以下的家庭完全破产，所以这时人民开始视军役为苦役。
在管仲的时代像在1789年的法国一样，平民阶级很羡慕军官，只有贵族才能当军官，平民阶级当中有钱才能成为资产阶级。那像伏尔泰说的那样，我可以花钱买一个军官，花了很多钱才买到一个到前线去流血牺牲的机会，而贵族一直在前线流血牺牲。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因素就是像管仲的改革一样，允许平民阶级像贵族一样赢得军事荣耀，平民阶级出现了拿破仑，以及《红与黑》小说中的于连·索雷尔，因此法国爆发出了极大战斗力。管仲的政策就差不多是拿破仑式的，以前只有贵族才能当兵，现在我允许平民当兵，于是齐国的战斗力一下子嗖嗖嗖地上去，称霸诸侯。其他人也纷纷这么干，结果到了长平之战的那个时代就变成全民都当兵了，贵族的权力就衰落了。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在管仲的那个时代还被看成是特殊荣誉，能够到前线去送死一般的平民做不到，只有特别有钱特别优秀的人，但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背井离乡到匈奴前线去打仗了。汉武帝用的什么办法？第一，招募蛮族雇佣兵，越骑校尉可以给我上。南粤的部落酋长，你们在南粤才挣多少钱啊？你们南粤部落有那么几千人，男人多多少少都懂点武艺，最穷的人手里也有把斧头，你当这个酋长也没什么油水可言？也是没啥油水。哪像我当这个皇帝，有几千万顺民供我压榨，要什么有什么，我把我压榨得到的钱分一部分给你，保证比你当蛮族酋长的钱多，你们来给我当越骑校尉。我封你当越骑校尉，你离开自己的蛮族部落吧，你在这里能够得到很多洋里洋气的好东西，而且我给你的工资是你当蛮族部落酋长几辈子都挣不到的。于是越骑校尉就来了，当然长水校尉也来了，越骑校尉是南粤的部落酋长，长水校尉呢就是内亚的部落酋长，他们的战斗力跟匈奴是差不多的。有了这些雇佣兵我们可以狠狠地跟匈奴打仗，而且不用向各郡国辛辛苦苦很费力地征兵了。
当然这些兵还不够，所以最后就出现了奴兵，就是监狱里面的犯人。像章邯是在秦国快要亡的时候采取了紧急政策，但这不是秦国的制度，汉武帝就把这玩意儿当成了制度。他的做法就是普里戈津式的：监狱里面的犯人只要肯当兵，还你自由，于是他又有了更多军队。但是这样做的短期效果很好，长期效果是很糟糕的。就是在管仲时代是贵族当兵，老百姓为了当兵，就像在路易十六的时代为了当兵，当了兵就等于是当了贵族，是愿意倒找钱的，军费不是个问题；等到囚犯都当兵的时候那就像宋朝一样，「贼配军」，你当了兵就等于是当了犯罪分子，很没面子的，有点体面的人都不愿意去，又危险又要打仗又会死，而且社会上的人看你还像是跟强盗土匪一样。这种制度比如说在阿根廷也曾经发明过，就有判了刑的犯人派到边远地区去当兵这样的规定，俄罗斯帝国也有。但是这样做的副作用就是军队在社会上没有荣誉，军队不但不是贵族，反而变成了下等人。由下等人组成的军队，那么他对国家和人民都没有忠心，只为了捞好处随时都会哗变和抢劫，战斗力自然也提不起来，忠诚和战斗力都会下降。
普京也是病急乱投医，采取了这种汉武帝式的政策。普里戈津说，我有办法，兵源不是不足吗？把监狱开放给我，我马上给你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去把巴赫穆特打下来。普京说，OK，去吧。于是普里戈津就得到他的犯人。绍伊古说，no，这样做是不好的，靠不住靠不住，普里戈津本人就是江湖人，他靠不住，他招的那些犯人更加靠不住。我有办法，我可以组织湘淮军。请看，我们俄罗斯有很多寡头企业，石油公司是我们的官二代主持的、镍矿公司是由我们的寡头主持的，他们都是有特权的企业，是苏联时代为了发展国家重点企业和科研企业，享有免除兵役的待遇。苏联时代的规矩就是，你本来是人人都要到莫斯科维亚济马（Vyazma）绞肉机去跟德国人血拼的，但是如果你是国家功勋科学家，正在给国家从事重要军火的研究的话，你当然不用去，你正在给国家开发新飞机的时候，你去了以后被打死了怎么办？国家太吃亏了。或者你正在非常重要的地方，比如说在北极为国家开采镍矿，镍矿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军事需要的，当然你也不用去前线。这就需要有特殊政策，特殊职业者和高级科学人员、科技人员，他们本人和他们子弟都免兵役。后来这个特权越用越滥，在叶利钦时代和普京时代寡头普遍拥有这种特权，当了寡头的部曲我们不用当兵去前线，当了国家的公民你就必须当兵去前线。
[00:44:34]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情况啦。你在王谢豪门当了部曲，你需要跟王谢豪门交一些地租，地租的水平可能会比国家税收更高一些，但是你呆在家里面就行了，不用上前线，欠钱你要上前线；如果你是国家的公民，是国家户口里面，那你就要去上前线。两相算一下，我当王谢的家奴比起当国家的富裕农民还要占便宜，于是大家都纷纷投靠去当王谢豪门的家奴，而不愿意当国家的农民和士兵了。于是就产生出来了「黄白籍」问题，就是国家拥有的士兵和纳税的农民越来越少，豪门拥有的私人部曲越来越多。拥有私人部曲就像曹操大将典韦一样，我的部曲武装起来就是一支军队，我马上就可以当将军了。那魏晋南北朝的豪门把他们的部曲武装起来，马上就是军队，这军队战斗力不一定比国家军队差。于是军阀主义立刻就抬头了，曹操孙权都是靠这样的军阀部队起家的。魏晋南北朝像刘裕、萧道成这样的军阀，随时随地可以依靠他们私人的部曲发动政变，把皇帝赶下台。皇帝感叹说，像汉武帝那样的好日子再也不能回来了。为什么？汉武帝时代大部分人口和士兵还掌握在皇帝手里面，而不是在掌握在豪门手里边。
俄罗斯已经变成了寡头世界，所以绍伊古就说，我们要用我们信得过的寡头。石油公司比如说是「灰衣主教」谢钦（Igor Sechin）的人，他平时也是享有免兵役的待遇，现在国家有难怎能不回报国家？我们要让这些寡头把他们的自己的职工训练起来，组织一支民兵。然后民兵当中战斗力比较弱的我们就在后方当治安人员，战争力比较强的就组成「行台」特选兵团，跟普里戈津一样。普里戈津也不是所有人都到乌克兰去的，一部分人还在非洲，一部分还在圣彼得堡，特别精选的战士、训练特别好的战士到乌克兰。我们石油公司也组织石油公司民兵，也是老弱病残在后方维持治安，特别精选的到前方去为国家分忧。
地方上的寡头、各州的州长、各联邦区的联邦代表，当然也是普京自己人了、我们信得过的人，他们世受国恩，难道不该报答吗？比如说图拉州州长久明、莫斯科的索比亚宁，他们都是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他们难道不能在本州训练一支州兵吗？就像是曾国藩难道不能在湖南老家训练湘军？李鸿章一个翰林世受国恩，你不能到安徽老家去训练淮军吗？湘军淮军就得训练起来。训练起来以后选派精锐，什么罗戈津带领「沙皇之狼」（Tsar’s Wolves）去前线，不要以为只有普里戈津能打。「火炬」（Fakel Company）你也带着你的军团去前线，西伯利亚战斗队（Siberian battalion）给我上，乌拉尔兵团（Ural battalion）给我上，各地湘淮军都给我上。普里戈津这个人包藏祸心，他对沙皇归根结底是不忠的，我们这些人才真正忠于沙皇的，我们也上去打一打，保证不比普里戈津差。普京说，很好，你们也给我上，我现在缺兵，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们提出了哪一种政策靠谱。普里戈津你带着你的贼配军上，绍伊古你带着你的湘军淮军给我上，看看到了前线各人凭战绩，看看谁打得好我就重用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