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阿姨您早，我是剿匪学院。本周想请教您的问题是一部近期被热议的电影，就是《奥本海默》（Oppenheimer, 2023）。那奥本海默这个人呢，他作为领导曼哈顿计划、有原子弹之父之称是众所周知。当时他在亲眼目睹核爆试验的威力以后，在电影中他就引用了印度经典中的话说，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然后他在面见这个杜鲁门的时候也说，从此之后科学家的手中沾满了鲜血。二战之后，奥本海默因为他的左翼政治倾向，同时他跟不少共产党员过从甚密，那就备受争议，在1954年的时候被撤销了安全许可，也就是自此他就不能再参与涉及到国防的一些重大科学项目，也无法对官方的政策做任何影响，他就普遍被科学界认为是当时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有历史学家在分析过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解密的档案之后，确定奥本海默并没有替苏联做过间谍工作，但是他的传记记者则认为，他从实际意义上就是一名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奥本海默他作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的时候，就大力游说国际社会对军备实施管制，他也反对过氢弹的开发，同时希望美国避免跟苏联发生核军备的竞赛。像奥本海默这种带有公共知识分子色彩的科学家，我想他们参与原子弹开发计划的时候，不可能不知道这是用来大规模杀人的武器，那么他们既抗拒不了这种参与科技重大突破对于个人成就的诱惑，其实他事后又不想负担由此而连带产生的道德责任。当代其实有很多的科技创新，例如AI人工智慧呀、还有基因工程呢，都不可避免地在创造之后，也连带产生使用上的人道争议。就像那些销售尖端晶片给匪区的美国公司，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贵匪一定会把这些晶片用来加强对人民的监控手段上，但是他们也忍不住要先赚到眼前的利润再说。从您的角度来看呢，您老人家怎么样看待奥本海默这种科学家的心理呢？
刘仲敬：氢弹之父泰勒（Edward Teller）就是匈牙利人，他开发氢弹积极性，就是来自于东欧人对苏联的感想。奥本海默并不是东欧人，对于东欧他也没有什么就切肤之痛，他跟爱因斯坦一样都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人。像牛兰（Jakob Rudnik），共产国际东方部长在上海被捕的时候，跟宋庆龄一起签字要求蒋介石释放牛兰的人当中，不是也有爱因斯坦？所有人的历史都是经过裁剪过的，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记载上。
实际上一战以后的中欧知识分子那种，就是本身是源于一战造成的巨大伤害和精英阶级灭绝，造成的西方文明幻灭论产生出来的很多变体，就像是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的压制陡然减弱以后，各种巴比伦巫术、希腊罗马传统之类的突然浮现一样，在中欧是非常流行的。比如说像赫尔曼·黑塞那种复兴印度哲学东方哲学的、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复兴，当然还有粉红色左派圈的普遍流行，都是那个时代固有的现象。想在小小的泡沫舆论圈里面争取一点名誉，那你就很容易被你的小朋友带着走了。像爱因斯坦搞的那些签名，他一生中签过多少名？反映的也只不过是他在当时小知识分子的泡沫当中争一点名誉的固有愿望。
所有人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在部落心理的驱使下行动的，对自己部落以外的东西看上去是无动于衷，但是对自己部落之内的东西是很有敏感性的。就是，你只要看他产生敏感性的范围和不敏感的范围，就可以看出他心理上的部落区和外邦人区域差异有多大。凡是被塑造出不受影响的那个，那就是他的区域其实是外邦人区域，有影响的、极力在沽名钓誉的那个区域就是部落区。爱因斯坦的圈子就是中欧区圈子、维也纳知识分子的圈子，而泰勒的圈子是东欧人的圈子。对于东欧人来说，俄罗斯帝国和苏联不是遥远的存在，而是近在咫尺的威胁，所以他们各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对于氢弹泰勒是极力推动的，而对于奥本海默来说的话，就是在他的白左知识圈里面一个沽名钓誉的泡沫工具。他所享受的是，我跟普通的小资知识分子不一样，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的真正的智者这样一个形象。这样一个形象在拿破仑战争以前其实是不属于科学家的。他来争夺这个形象，其实也就是一战梁启超曾经亲眼目睹的那种欧洲文明破产论。这个欧洲文明破产论的背后就是哈耶克所说的那样，19世纪末预定是未来精英阶级和领导阶级的那群人，都死在弗兰德的战壕里面了；一战以后社会各界，包括政界学界的领导人物，其实都是因为真正预定接班人的突然死亡，被临时拉上来的非正规志愿军，后来所有的现象都是由于接班人阶级的中断造成的。
因此原有的分工也被打乱了，所谓道术为天下裂。就是，本来这样一个关心人类文明命运的、所谓像马克斯·韦伯所描绘的那种守望者的角色，他是什么角色呢？他就是旧约里面犹太先知扮演的那个角色。在中世纪一直是由基督教会的教士来扮演这个角色的。在启蒙运动以后，变成了由像歌德那种百科全书似的综合思想家来扮演。当时的科学家还是工匠一类人物，对这些事情是并不负责的。然后一战以后，原有的精英阶级威望大减，核心人物都死了。说得刻薄一点，就是一个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时代。科学家突然跳出来，认为他可以来扮演歌德和阿奎纳斯（Thomas Aquinas, 1225-1274）那个角色，就是因为阿奎纳斯的继承者和歌德的继承者都已经死在弗兰德的战场上了。道术为天下裂，众望所归的权威不复存在，各个小山头各自推举出了自己的权威，所以奥本海默这样的人才想要争夺一下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当然他对间谍工作完全是外行，爱因斯坦当然也是外行，爱因斯坦不可能知道宋庆龄和牛兰的真实身份，只不过他周围一些舆论制造者，就像今天的舆论制造者在推波助澜争相装逼，想要做一个热爱和平的好人，然后其中有一部分来拉他签字他就签字了。奥本海默干的也就是这些事情，他那些朋友当中有一部分是被匪谍利用的人，大部分是跟风的泡沫小资产阶级，而他可以在知识分子圈里面装一装逼，无风险地表示我是独立于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当局的，我想的比他们更加深远，因此就像爱因斯坦不当以色列总统一样，可以得到一些非常廉价的知识分子的荣誉，在自己的颅内风暴当中、颅内高潮状态中，顿时感到自我形象嗖嗖嗖地高大起来了。
知识分子是最喜欢追求颅内高潮的，比如说汴京城沦陷的时候，金人进城以后就要追究战犯，是谁违反条约非要开战，然后又打一塌糊涂的？是不是皇帝本人？这时——我们知道当宰相是要有资格的对不对？除了两榜正途以外，还要有在各方面都有长期的历练、证明你政绩很合格才能当上宰相。皇帝虽然是独裁的，但是他也没有独裁到可以随便抓一个陈永贵一样的贫下中农，就可以放到副总理那个地步，他还得在有资格当宰相的这几十个人、顶多几百个人当中选择。全帝国有资格当宰相的人，也就是王安石司马光那几十个人，顶多几百个人，不可能随便抓一个县官，更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抓一个农民出来就可以当副总理的。你是有独裁权，可以不让司马光当或者不让王安石当，但是你总得在那些声望足够资历足够的那一拨人中间选。
这时汴京城快要沦陷的时候，照人性很容易理解，就是没有人愿意当宰相了，这时候当宰相不就是明明白白是要当替罪羊的吗？sb才当宰相。但是这时候就有一个姓何的资格很不够的士大夫、一个小官出来表示他愿意当宰相，宋钦宗走投无路之下就让他当了宰相，大概皇帝也不明白这家伙是在想什么（注：宋史·卷353，何栗）。后来的事情就证明他在想什么了，金兵进了城来追究责任的时候，该宰相就对金兵说，你们不要找皇帝的麻烦，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是我发动了这场战争，我是最大的战犯，皇帝是无辜的，你们来抓我吧。金兵对他说，你当我们是sb？开战的时候你在当什么官？像你那种小官，你够资格参加国家政策讨论吗？你是金兵快要进城的时候才当上宰相的好不好？你也冒出来干这些事情你想干嘛呀？
他是sb吗？当然不是，在他的颅内高潮中，他为自己塑造了一个英勇的历史形象。别人都在逃避责任，甚至想把责任推到皇帝的头上，免得责任落在自己头上的时候，只有我英勇地站了出来替皇帝担当责任，是因为我现在是宰相了。我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所以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说过的每一句话——就像曾国藩在写《曾文正公家书》那样，妈的我早就知道我是历史人物了，早在打进南京城以前，我就知道我注定会被历史记载，别人写信可以随便写，我写信可不能随便写啊，我写下的信会被历史学家收集去当作档案用的，所以我一个字也不能写错。所以他一辈子忧谗畏讥，在写信的时候。你以为他写信是给他儿子看的吗？别人写信是给他儿子看的，因为他以为他写的信没有人能看见；曾国藩可是知道，无论你怎么写，你的信都会变成公共读物的，所以一个字也不能写错。他不是写给曾纪泽看的，他是写给全天下后世的读者看的，在他的心目中，天下后世的读者无非就是儒家士大夫秀才之类的人，所以一定要给自己塑造一个伟光正的形象才行。
现在我开始给自己塑造形象了，我的形象就是，本来我是绝对当不上宰相的对不对？但是我是个忧国忧民的人哪，在危难的时刻只有我挺身而出保护皇帝，我在金兵面前保护皇帝的记录肯定会流传后世，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写我是个大大的忠臣，OK？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为了这些。知识分子经常以为自己比其他的人高尚，因为其他人是为了利益趋利避害来干的，而我呢？我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伟大的价值观干的。什么叫做为了伟大价值观？呃，就是颅内高潮的意思，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为了伟大的价值观做出牺牲是一种表演性的东西。
他们比如说跟虔诚的宗教信徒不一样。虔诚的宗教信徒是，我行善不是为了，说老实话，我觉得这些叫花子本来就是很恶心的人，简直是罪有应得，但是我还是要行善，因为我是为了取悦上帝，我的唯一观众就是上帝。我之所以可以特立独行，是因为上帝知道我的本心是这样，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会冤枉我，全世界其他的人都不理解是无关紧要的。知识分子呢，跟虔诚的宗教信徒有一点不同，就是他心目中的观众，像曾国藩心目中的观众，是天下后世的读书人。像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的价值观跟中世纪基督教的价值观也有很多不同，比如说有一拨人就给葡萄牙国王或者是阿拉贡国王写信说，我们希望国王陛下给我们一笔钱，我把你的辉煌事迹写成历史或者写成诗歌，这样子孙后代才会赞美你的伟大成就，要不然你的伟大成就岂不是随风而去，被人类的记忆所遗忘，你TMD就等于是白干了？请注意，这就是文艺复兴的精神。真正的基督徒不会这么想。在真正虔诚的教徒看来，你写的那些东西跟埃及古卷没有什么不同。现在谁还去读埃及古卷呢？但是上帝对于埃及法老干了什么事情、和中世纪的国王干了什么事情全都是心里清楚的，上帝才是唯一的观众。
但是莎士比亚时代的文艺复兴人就不是这样子。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大家都看过了，他说了些什么？铁石山河和镀金的坟墓，都比不上我强劲的诗篇，总有一天连不朽的铜也沦为碎瓦，而我的诗篇还会万古流传。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刻薄地说就是讲了两件事情。第一是劝你生孩子，因为你是如此的英俊美貌，如果你不生孩子，以后天下后世人谁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美人呢？只有你的孩子能够继承你的美，在你衰老失去美貌以后，他青春的容颜将会重现你的二度青春，永永远远地传下去，这是第一件事情（Sonnet 6）。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这个笔杆子好厉害呀，要是我不写诗颂扬你的话，后人就会忘记你的伟大、忘记你的美貌，幸好我这首诗（Sonnet 55）。就像是李白的什么来着？「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好了，没有这首诗，谁知道汪伦TMD是谁呀？一个小土豪，类似的小土豪多的是了。有了这首诗以后，千百年以后大家都知道还有个汪伦呢。我莎士比亚写诗颂扬你一下，千百年以后有多少人还在讨论到底谁是黑美人；不写诗的话，你的美貌跟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无数美人一样，也就湮灭在尘土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好，中世纪基督教的看法肯定不是这样子了。虔诚的教徒会说，美貌、财富、才华，人世间所能追求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将会像世界本身一样必死必朽，只有上帝才是永恒的，灵魂才是永恒的。你为了这些过眼云烟，你以为别人一心想要捞钱不高尚？你一心想要追求名誉，追求像古罗马爱国者那样为国牺牲的名誉、功成立业的名誉、绝代佳人的名誉、伟大艺术家创作者的名誉。你以为别人为自私的目的追求钱财和官职很庸俗，我为国家英勇作战，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而建功立业就很高尚？不对的，按照基督教的观点来说，两者都是世俗的必朽的。你以为别人建功立业想做大将是很低级的事情，我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写出万古不朽的诗篇，在你的将军元帅和执政官国王皇帝全都化为尘土以后，我的诗歌我的雕塑仍将流传众口，比你们高很多？不对的，你知识分子创作出来的一切，像国王将军爱国者创出的一切一样，都是必死必朽的，你身上只有一件东西是不朽的，那就是你的灵魂。只有上帝是永在的，你还是多关心一下你的灵魂和上帝，想一想你在上帝面前怎样为自己做解释，不要去为那些必死必朽非常短暂的事情多操心。
文艺复兴时代像古希腊罗马时代复辟了，人类的眼光又开始像莎士比亚他们那样，开始关心这些名垂青史啦、未来的不朽啦诸如此类的，这就是世俗意义上的不朽，跟基督教所谓灵魂的不朽是完全两码事的。奥本海默那些知识分子想要追求的不朽也就是这样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杜鲁门和参加世界大战的美国老兵追求的那种，为国家立功为保卫乡土而战的那种不朽，比起我们知识分子的伟大不朽来说是很低级的东西。所以直接了当地说，他们想装一装逼，OK？装逼的结果就是这样子的。其实人类所干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跟儿童游戏是相差不大的，小孩子想要，对了，一个不到两岁的小男孩，他会在公园里面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以后，就会在她面前跳跃。因为他觉得，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跳得十分的帅，不让小女孩看一看实在是过意不去，他需要有一个观众给他鼓掌，就是这样的。人类所干各种事情，跟这个小男孩的跳跃是没有明显区别的。
主持人：好的，谢谢阿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大概了解了，当代我们看到很多重大的科技突破，不可避免地也有参与科技突破的企业家，像马斯克这种，还是说像是科学家奥本海默、爱因斯坦这种，他们不可避免地也沾染了想要像一些知识分子寻求颅内高潮装逼的这种动因，做出了很多后来让他们牵扯进了政治争议的事情。
今天想请教阿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之前看过您的著作《中东的裂痕》有提到过，埃及的泛阿拉伯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就是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 1918-1970）。我查了一下他的生平，他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阿拉伯版的一个袁世凯，在埃及历史上，他也可以算是很重要的当代的领导人之一，他也对以后叙利亚跟伊拉克的泛阿拉伯主义者影响很大。他早年从事军旅生涯的时候，都一直致力于反帝国主义的势力，之后发起了军事政变，在1953年的时候成立埃及共和国，同时担任了总统跟总理还有革命委员会主席。其实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1956年，他宣布从英国手里面把苏伊士运河给国有化，同时他还实行了土地改革，以及领导埃及人民进行了第二次中东战争（1956），去挑战英美帝国主义跟以色列。他的声望在收回了苏伊士运河，还有兴建阿斯旺大坝以后达到了极盛，成为了含埃及、叙利亚、也门等三个阿拉伯共和国的共同领导人。当然之后他的社会改革不被叙利亚民间所接受，最后这个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联合告终。1967年在六日战争中被以色列军队击败之后，1970年算是壮志未酬身先死。之后这个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接力棒，就传到了我们众所周知的阿萨德跟萨达姆他们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里面。
您在《中东的裂痕》中有提到，叙利亚跟伊拉克两个国家，它们有点像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跟汪精卫的武汉政府，都想一统阿拉伯世界。在苏联解体之后，他们在仅凭自己的实力已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不管是叙利亚还是伊拉克，透支自己自身资源的结果就是萨达姆政权最后的垮台，还有伊斯兰国之后在叙利亚的肆虐。这边想请教您的是，当时苏联还存在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当时的扛把子，也就是埃及的纳赛尔，他如果不是因为六日战争中惨败给以色列的话，他会有这个机会实现一统阿拉伯世界的愿望吗？
刘仲敬：泛阿拉伯主义的正宗其实是叙利亚的知识分子，这个叙利亚是包括今天黎巴嫩在内的，因为黎巴嫩出了很多知识分子。最初的阿拉伯主义者多半是基督徒，因为民族主义这个东西不是伊斯兰普世主义传统中所有的，它根本就是模拟西方的产物，所以最先也是在最接近西方、但是在政治上比较边缘那些群体中间产生出来的，就像是孙中山蒋介石都是基督徒一样。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产生了复兴社会党，复兴社会党最初是知识分子政党，主要基地在叙利亚，但是埃及的革新派知识分子多半是从叙利亚来的。你可以从纪伯伦的诗篇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在他的诗歌中曾经提到过好几位，他说是叙利亚人其实是黎巴嫩人的知识分子，在19世纪末来到埃及，推动了埃及的革新和启蒙运动。
但埃及的军官团是另外一回事。埃及的军官团是穆罕默德·阿里的产物，跟张之洞和袁世凯的新军确实很相似的。本来埃及人自身是费拉，他的统治者照例是征服者，就像马穆鲁克、或者说穆罕默德·阿里带的阿尔巴尼亚人军阀、突厥人、切尔克斯人（Cherkess）之类的，这些军阀统治着消极的埃及国民。但是这些军阀组成的旧式部队在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时代已经不顶用，而穆罕默德·阿里是积极推行军事，是埃及的彼得大帝，用法国军官来训练埃及的新军，因此埃及新军的西化性质是远远超过埃及社会本身的。这是典型的俄罗斯和拉美的那种现象，自然会产生军事雅各宾主义，就是激进的军官不通过选举，选举产生出来的一般是保守的地主和资本家土豪之类的，通过政变的方式，像阿根廷的庇隆这些人，或者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那样，用军事政变来推动只有少数精英人士支持、保守的本国大众并不支持的亲西方的改革，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彼得大帝。
这样做就会激起民间的反西方的民粹主义。像19世纪末期俄罗斯帝国的民粹主义，像格雷厄姆·格林在《权力与荣耀》中描绘的墨西哥的天主教叛乱，保守的印第安人相信天主教会才是他们的保护人，国家推行的激进的社会变革对他们只有害处。是只有少数精英，照拉丁美洲的说法称之为「实证主义者」或者说是「科学家派」，因此保守的天主教民众像旺代的天主教徒一样，拿起草叉和恶劣的武器来反抗政府军推行的激进改革，政府精英是激进的，而民众是保守的。
像现代中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根本上讲就是，像凯末尔这样亲西方的、往往是军人支持的少数派，推行亲西方的改革，同时也像是李鸿章一样，把亲西方改革产生出来的一些重要的利源，像彼得大帝一样掌握在自己人的手里面，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于是追求社会公正、同时不愿意接受西化改革，到伊斯兰传统价值观去寻求安慰的底层民众，产生了大规模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我们要注意，把中东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跟俄罗斯帝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和墨西哥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相提并论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生态位是基本一致的；反过来把伊斯兰教特殊化就会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样做你就没办法解释，其实就是美国也有的草根保守派的民粹主义运动了。
埃及的新军由穆罕默德·阿里开始，主要是用的是法国军官和法国顾问，一方面是因为拿破仑战争给法国军官造成的巨大名誉，另一方面是穆罕默德·阿里自己和他的继承者推行平衡政策的结果。因为在商业上大多数的外资是英国的资本，英国在海军和商业上的优势是法国或其他人所不能比拟的，如果军队也让英国顾问来干的话，全国都变成亲英派一统天下，这个对于统治者想要分而治之、维持平衡的统治来说是不利的。后来伊朗国王用德国顾问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要平衡一下英国人的势力。因此埃及军官团是有拿破仑传统的，著名的阿拉比·帕夏（Arabi Pasha）他应该算是纳赛尔的前身，就是拥有激进思想的军官团，企图用军事政变的方式强制推进社会进步。这种做法在拉丁美洲就叫做军事雅各宾主义。埃及军事雅各宾主义的传统应该就是阿拉比·帕夏。大多数人民是不能理解他推行的那些激进的西方化改革，像俄罗斯人民不能理解十二月党人一样，他真正的支持者就是受过法国式军事教育的一小撮军官。
而与此同时，在埃及债务破产，那是棉花革命导致的，埃及人在美国南北战争因此黑奴棉花中断的时候，大量地种棉花，发了一笔横财，再加上苏伊士运河的收入，于是王室就狠狠地挥霍了一下子，结果等到棉花价格暴跌的时候一下子就破产了。破产的结果是导致英法军舰在亚历山大登陆，王室不得不雇佣欧洲财政顾问来整理财政，以便使他们有能力偿还外债。
由欧洲顾问和本国自由主义者推行的经济改革有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使埃及市场附庸于英国市场；第二个后果就是使埃及的经济能够平稳增长，同时产生了一个国内的买办自由主义阶级，这个买办自由主义阶级的最初主力是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主力是叙利亚的基督徒，叙利亚和埃及的本土社会那时候节奏还要慢得多。当然后来又渐渐加入了在对英贸易和经济改革以后逐步发财致富的，比如说卖棉花致富的地主和资本家，这些人组成一个薄弱的国内自由主义阶级。对了，后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布特罗斯·加利，他就是埃及的李鸿章，他也是科普特基督徒。
独裁王室在英国的庇护之下摆脱了土耳其独立，但是不得不像是美国不允许蒋介石反攻大陆一样，放弃了穆罕默德·阿里家族吞并叙利亚、甚至进军君士坦丁堡的伟大宏图，迫使他把全部精力用在国内的经济建设上面。因此埃及王室王室和王室重用的官僚多半在人民和知识分子当中都是不得人心的，在他们看来他们只是王室的亲信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品格和能力。人民像是古代的费拉民众一样逆来顺受地忍受所有统治者，但是内心相信所有统治者都是贪官污吏，包括现在这一拨。知识分子就是有两拨人了，跟经济改革关系比较密切的自由主义者、和跟军队关系比较密切的激进主义者。他们分别代表了埃及的英国传统和法国传统，这两者也是积不相能。他们对于王室任用的腐败官僚和王室专制主义看着并不顺眼，但是他们心目中推进的改革，也像是土耳其亲英的自由协调党（Freedom and Accord Party）和亲德的青年土耳其党一样地相互矛盾。
最后阿拉比·帕夏是一个改变埃及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就像穆罕默德·阿里一样。他出现的意义是什么呢？他出现的意义就是，把埃及民间受到王室和精英知识分子同样鄙视的民间的民粹主义，跟军官团的军事雅各宾主义结合在一起。像阿根廷的庇隆一样，军人在得不到王室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持之下，到民粹主义的人民当中去寻找支持，也截断了当时正在酝酿的伊斯兰主义争取民众的道路。如果他不来这里横插这一杠子，我们要注意，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是埃及的重要作家，得过诺贝尔奖的，他在他的三部曲中间，照一个人物中间描绘的说是，幸好有纳赛尔的埃及革命，要不然我们就只有两种选择了：第一个选择是以美国为太上皇的右派分子当权，第二种选择就是伊斯兰主义者的民粹主义当权，这个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军官团和民粹主义者结合，像我们现在塞西将军的时代看到那样，推迟了以伊斯兰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者当权几十年时间。也使得在他之前模模糊糊的自由派、改革派和军事家革命主义者的斗争尘埃落定。军官团再加上人民的力量，军队和人民的力量加在一起，是自由主义者的力量无法抗拒的。因此就像青年土耳其党最终打败了自由协调党和土耳其自由主义者，变成凯末尔的前身和近代土耳其政治传统的核心一样，埃及军官团早在号称革命的军事政变以前，已经是埃及政坛的决定性力量了，自由主义者和人民的力量都不能跟它相比，军官团说了算。
唯一能跟军官团抗争的就是太上皇的力量。太上皇可以强迫埃及王室罢免奥拉比（Ahmed Urabi），把他流放到锡兰去，打断军官团和民粹主义的危险结合。但是埃及王室是离不开军官团的，所以e未来历史就要在王室。王室在，那么首相经常是自由主义者、官僚集团的人。军官团支持的人，或者是人民拥护的民粹主义者当首相的时候并不太多。他们的代表党派华夫脱党（Wafd Party），要么经常就像是现在泰国的前进党（Move Forward Party）一样在议会选举当中——因为在英国的太上皇和埃及王室执政的时代，埃及名义上是一个内政上算得上自由主义的国家，它是有议会的，经常像泰国的前进党一样在议会中赢得最大党、但是经常不是多数党的地位，但是由于宫廷阴谋和党派阴谋，它的领袖却当不上首相。比较保守的党派说，我们不愿意让他当首相，就像是德国各党派不愿意让希特勒当首相一样，我们宁愿让一个更加保守的小党出来主持联合政府，也不愿让你这个最大党出来主持联合政府。
而华夫脱党依靠民粹主义者的支持，使它因为这些失败，反而更容易在小资产阶级民众中维持声望，就像今天在巴基斯坦所出现的那种情况一样。反过来，但是依赖小资产阶级民众的结果，是使权贵集团和宫廷集团更不愿意接受它当首相；最后等到华夫脱党在英国斡旋之下终于当上首相的时候，他也被迫像希特勒曾经做过的那样跟保守各党达成协议，放弃自己的传统政策。华夫脱党入阁，但是改变其传统民粹主义政策的这件事件，在埃及历史上也是非常著名的，它对埃及的影响，就像是第二国际的各社会党支持军备预算，对齐美尔瓦尔德左派（Zimmerwald Conference），也就是后来的第三国际造成的影响，它造成了社会党人当中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分裂。激进派说这是背叛了社会党的传统政策，而保守的多数派建立的这个社会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共治的局面，在一战以后逐步变成欧洲国家的主流。而反对派呢就变成列宁的第三国际，后来建立了苏联。
华夫脱党的转向，使得原来支持华夫脱党的民粹主义势力对华夫脱党绝望，使得华夫脱党和自由派政党建立一个准两党制、排斥官僚和腐败的势力、使得埃及变成一个像样的立宪君主国的梦想破灭了。现在埃及唯一的出路就是，激进派军人和没有议会多数支持的民间民粹主义者这个联合，以更大规模重演奥拉比政变的出路了。在战争时期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埃及全国动员正在跟德国作战，这时的军事阴谋，像萨达特他们都参加的军事阴谋，是英国情报机构严密监控的对象，因此是无法展开的。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在苏美双方鼓励中东建立民族国家、要求英法殖民主义撤退的过程当中，随着太上皇的铁手撤出埃及，虚弱的王室和官僚集团、更加虚弱的自由派政党和知识分子，就没有人能够压得住生不逢时的奥拉比所策划，但是要到纳吉布和纳赛尔的时代才能够真正执行的军事革命了。如果纳赛尔不进行军事革命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到60年代埃及的议会选举就会出现，像现在赛西将军时代那样，一个由穆斯林兄弟会支持的伊斯兰民粹主义政党的多数，而王室和官僚集团必然像现在泰国的王室和军方官员和上议院一样，极度不高兴让这个全民最大党执政。到这个时候埃及还是免不了会发生军事政变的，即使这时候军事政变的领袖不再是纳赛尔了。
所以纳赛尔驱逐埃及王室建立的共和国，在美国看来是殖民主义后退、民族国家诞生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像法国撤出印度支那那样，是应该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就像《沉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所描绘的那样，它写的实际上就是腐败的欧洲人眼中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兰斯代尔，他徒劳地在越南寻找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民主力量，而不是依靠法国殖民者卵翼的各种腐败势力和右翼自由主义的势力。美国人在50年代的香港也曾经寻找过，多半是李宗仁、余汉谋的桂军和粤军残余将领和支持他们的知识分子顾孟余之类的搞出来的第三势力，既不像蒋介石那样独裁、也不像共产党那样独裁，也许能够变成民主中国的支柱，其实这些人只不过是粤桂军阀的产物。
纳赛尔的上台就使得，旧自由派像布特罗斯-加利这些人在王室名义上的君主立宪制之下，还有一定机会当首相的可能性，也结束了形式上的议会政治，王室虽然经常解散上议会，但是多半还是要举行议会选举的；建立了庇隆主义的军事强人在底层民众民粹主义的支持之下，垄断全部权力的新体制。而且他跟凯末尔不一样，他不想像凯末尔那样建立一个共和人民党，在适当时期的时候还政于民，使土耳其的政治走向欧洲式的两党政治；而是想在传统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之外，搞出一种更具有民粹主义色彩、也对领袖和军队的特殊权利留下更大余地的全民协商体制。在英法看来，这样的全民协商体制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组合国家是极其相似的；在苏联人看来，这种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蒋介石和凯末尔式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做法。
他们像孙中山和蒋介石一样，想要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不高兴自由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又不肯接受马列主义的先进领导，无法接受列宁主义者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残暴手段，因为他们自己多半是小地主小资本家出身；也觉得既然大多数人都是喜欢发财致富的，而且商业财富本身也是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传统所不禁止的，接受外国思想完全消灭私营经济也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只想强化国家的力量，利用国家干涉摆脱外国资本和依附外国资本的自由主义者大资本家的势力，希望国家的干涉能够使底层人民得到比纯粹市场经济更好的待遇。
但是苏联和列宁主义者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样，只不过从相反的方面早已英明地指出，这个纯粹是不学无术的半吊子民科的幻想，等你真的试过了以后就会知道的，不可能的。你国家干预到一定程度以后，经济陷入了紊乱，就像智利的阿连德那样，会面临着以下选择：要么你还是得搞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改革，依靠市场经济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要么你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所有的财产都没收为国有，由国家来调配一切。既不能实行战时体制和国家计划经济来调配物资和资源，又用国家断断续续的干涉来扰乱市场经济的自然进行，那么结果就是怎样的？就是阿根廷正义党、智利阿连德政府和所有全世界民粹主义左派搞出的那种情况：私人资本还存在，但是它的运作已经严重的紊乱了。国家干涉的结果是强制提高底层人民收入结果怎么样？工资物价同时上涨，工资涨物价会上涨，政府提高了人民的收入，但是人民的收入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阿根廷的比索一落千丈；或者是政府强制实行限价，不准面包价格上涨，引起了大规模的黑市，黑市又腐化了政府，使得国家体制全部瘫痪。
到那时候你就面临选择了，这个选择就是看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铁石心肠的马基雅维利的革命家，还是一个软弱的资产阶级改革派。一个软弱的资产阶级改革派搞到这一步，就会哭哭啼啼地下台了，下台以后国家和社会又会回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去，人民依然穷困。要么呢，你就一不做二不休，消灭了所有的私人资本主义，强制维持工资和物价，走上列宁主义计划经济的道路，可以稳定几十年，直到国家和社会一起完蛋为止。要走后一条路你就首先要杀人的，到这一步你想依靠舆论的支持人民的支持来进行改革就不可能的。
人民最初不满意知识分子、不满意资本主义，出于嫉妒心理希望你上台，以民粹主义的方式好好收拾那些发财的人，降低我们面包的价格、提高我们的工资。说白了人民想要什么？人民和资本家和贵族和所有人一样，想的都是不劳而获对不对？按照基督教的基本理论，所有人的人性都是极度败坏的。按照自由主义者阿克顿勋爵的说法就是，没有哪一个阶级适于统治，所有的阶级都不适于统治。所以唯一勉强过得去的就是像英国的那种各等级共治，任何一个阶级都没有办法获得全部权力的情况下，情况还会勉强像样一点，比这更好的情况是不会有的，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如此败坏。
当然按照他们的看法，民族主义者、民主派，像现在的舆论界普遍流行的、各大媒体一致坚持的民主就等于道德上正确的说法是完全不对的。人民很容易变成受害者这是真的，但是人民从来都不是无辜者，他们看上去比较无辜，只是因为太监不会犯强奸罪对不对？你没有那个能力。等你有了那个能力以后，你的恶性马上就暴露出来，证明阿克顿勋爵的先见之明是对的，所有的阶级都是一样坏的。贵族看上去很凶暴是因为他掌握了权力，等一个出身底层的朱元璋之类的人上了台以后，你会看到他比贵族还要凶暴。他当农民的时候或者要饭的时候当然凶暴不起来，但那不是他本性好，只是他没有这个机会。资本家看上去就是贪婪的，但是工人阶级掌权以后比资本家还要贪婪，所有人都是一样坏的。
然后在人民短暂的支持之下，你依靠人民的支持或者军队或其他集团的支持，你可以像纳赛尔或者是阿连德那样上了台。我上了台，但是我的革命跟列宁的革命有本质的区别，我不乱杀人，列宁太坏了。虽然资本主义不好、帝国主义不好，但是列宁也很坏，你们两个都很坏呀，难道我不能够实现社会变革却不乱杀人吗？我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我纳萨尔也是一位思想家，我还有我的著作呢。
但是苏联人很有经验的，像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很有经验地判断，哼哼哼哼哼，你只不过是刚刚上台，还在1848年的蜜月期当中，你等着瞧吧。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像卡斯特罗同学作为激进派上台以后过不了多久就会知道，你胡乱的民粹主义改革，想要不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势力、不杀人就能够实现社会变革，到了一定程度，只会导致像法国人民阵线曾经遇到过的那样，全国性的经济紊乱。那时候你要么像我们敬爱的卡斯特罗的同志一样，硬着头皮往前走一步，我做一个彻底的共产党，镇压、没收财产，像共产党一样杀人。这样就有一个结果，当初跟他一起反对独裁政权、打着维护自由民主旗号一起起义的那些将领军官律师甚至中产阶级，就要把他当成新独裁者来反对了。就是这些人，而不是过去巴蒂斯塔的独裁政权组织了猪湾入侵。
当然这种事情苏联也是早有经验的，我们列宁同志早就见过这种事情对不对？我的主要敌人是沙皇吗？当然不是，我的主要敌人是克伦斯基、是社会革命党、是孟什维克。这些人跟你们一样，blablablabla，马克思的经典读得比我还多，他们说我们应该革命，但是不能乱杀人。呸，你们这群sb，其实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你革命，而且狠狠杀一批，巩固革命政权；要么呢你TMD不革命了，把政权还给资产阶级，让他们继续去搞就是了。你说的这些话无非是让我们还回政权，我们才不能上当呢，等你嚷嚷的声音太大的时候，我们连你也一起杀掉。你们必须杀掉你的革命同志，只留下铁石心肠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抱着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幻想的那些人，统统给我杀杀杀杀杀杀杀。
你等着瞧吧，纳赛尔既然已经当政了，走上了这条我们非常熟悉的道路，他过不了多久就会面临着列宁、阿连德、卡斯特罗的那个选择点，你再往前一步，唯一能够支持你杀光地主资本家、杀光你在军官团内部的原有的合作者，杀光所有的原先的朋友来维持革命政权，这时候谁能支持你这么做？只有组织严密的共产党。你必须放弃你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同党，投入我们共产党的怀抱。或者你就像所有不成熟的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革命家一样，你就后退后退后退，重新落回资产阶级的怀抱中。当然也有可能你像蒋介石和凯末尔那样，发动一场412政变，把激进的左派势力全部清洗掉，然后你就不可避免地向右倒，又重新回到旧势力的怀抱中去。
苏联人认为我已经了解一切了，但这时美国人出于兰斯代尔式的幻想，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反对英法帝国主义、追求埃及民族独立、但是同时又愿意支持自由民主的，同样是一个奇美拉（Chimera）式的不可能式的人物。但是纳赛尔符合这个标准的一半，他反对英法帝国主义、想要埃及的独立，也许等他掌权时间长了以后会变得温和起来，我们暂且持他一下。于是，我们要注意阿斯旺大坝最初是美国要修的，是是杜勒斯国务卿送给纳赛尔的奖励之一，美国也想把埃及共和国而不是埃及王国，当做他们的中东的样板国家来好好培养一下。所以纳赛尔初期像卡斯特罗一样，他的倾向也是不明确的，他并不觉得美国一定不能做他的合作伙伴或者是美援是不能拿的，他的民族主义最初也不一定是要推向个人崇拜和终身独裁的道路的。
但是苏伊士战争爆发，双方的阵营就划得很清楚了。如果美国不干涉的话，那么他必然会落到阿拉比·帕夏的下场，英法军队会把送到希腊或者其他地方去，然后埃及又回到旧有的轨道；但是艾森豪威尔干涉了，逼退了英法，实在是艾森豪威尔拯救了纳塞尔。但是长期已经习惯了失败的埃及人民看到，埃及这一次居然好像形式上打败了英法。就像抗日战争实际上是苏联和美国打赢的，并没有蒋介石什么事，苏伊士战争其实也不是纳赛尔打赢的，是美苏两国逼退了英法两国，但是人民欢呼起来，抗战胜利，蒋委员万岁，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是四强之一了。哇塞，自从开罗的哈里发被土耳其人打下了宝座以后、满洲人入了关把大明天子打败了以后，我们这些费拉几百年来一直在受气呀，我们现在终于扬眉吐气了。于是纳赛尔的威望达到历史最高峰，直到以色列人又把他打趴下为止。在这段时间内，阿拉伯各国都觉得纳赛尔一定是有两下子的对吧？能打败英法的人可以做我们的伟大领袖了，叙利亚就愿意跟埃及合并了，全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都表示愿意接受纳赛尔的领导了。
本来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像国民党一样、比纳赛尔的军官团覆盖面要更大的叙利亚复兴社会党、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他们也在企图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夺权。从苏联的角度来讲，复兴党跟伊拉克共产党的关系，基本上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的关系，首先他们都是革命的同志，要不然力量不够大，无法推翻伊拉克王国和腐败的自由主义者组成的亲英政府；推翻以后形成的新政府在阿里夫时代是一个联合政府，而且像苏加诺的政府一样很喜欢共产党人，对于势力更大的国民党，也就是复兴党人反而压制得比较多。苏联很喜欢这种局面，这样可以慢慢的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势力。但是过不了多久，复兴党就出现自己的蒋介石，文的不行我来武的，他发动了一场政变，成立了清一色的国民党反动专政，杀了阿里夫，顺便把所有的共产党都杀了。
苏联像对待蒋介石一样，只要蒋介石愿意打抗日战争，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容忍，我们不会因为412政变来了之后，我们就不援助蒋介石了，我们还是要用坦克和飞机武装蒋介石，只要他能打日本人；所以我们还是要武装复兴党人政权，只要他能够跟英美支持的伊朗国王和以色列作对、瓦解美国支持的中央条约组织，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管了。叙利亚的故事也差不多，首先是激进派的文官的联合政府，然后是更加保守的阿萨德军事政变。阿萨德的政府就代表了复兴党的右派，他上台以后，原先的共产党人和复兴党的左派全都进了监狱；但是只要阿萨德能够承担反对法帝国主义、反对北约盟国土耳其和反对以色列人的任务，苏联也愿意咽下这口气，用比中国和越南得到的更先进的武器来武装叙利亚的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