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阿姨早安，今天想请教一个跟法国有关的问题。我们也都知道，近期法国爆发了全国性的骚乱，起因是一名名为纳赫尔·梅尔祖克的17岁阿尔及利亚人男性被警察击毙，而因此掀起了法国境内的一场很大的骚乱（Nahel Merzouk protests）。您在推特上评论到，「其实恰好是因为第三代移民的后裔已经高度欧化……所以伊斯兰教士『回家孝顺父母』的呼吁对他们不再生效。生活方式与主流社会一模一样，但失业率却比主流高四倍，没有办法回头忍受祖父和原籍穆斯林社区的传统生活方式，但住在主流社会隔壁却始终是外人，结果就会变成这个样子……」（twi. 20230707）。是否能请您再深入讨论一下法国的骚乱，以及比较一下与之前弗洛伊德之死造成的BLM运动之间的异同？少数族裔在主流社会当中应该怎样自处呢？谢谢阿姨。

刘仲敬：这就完全是两回事了。就是说是有关系的只是最表层的东西，就像是英国首相威尔逊（Harold Wilson, 1964-1970, 1974-1976）的竞选，有很多元素都是照抄肯尼迪的，肯尼迪在1960年的意外胜利的。因为美国流行文化在二战以后的全球普及，使得上层政治在很多方面，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美国化了。所以佛洛伊德案件既然是在美国，所以BLM这类口号也会被别人拿去挪用，但是背后的东西是完全两码事，就像是英国工党的阶级结构，跟美国民主党背后的阶级结构相差非常之大一样。

这些符号影响的其实就是选举专家通常所谓的「中间选民」，就是像大伦敦市这样的浮动选民，或者在香港台北东京那样，典型的就是居住在高房租高消费城市，但是没有自有房产的、依靠知识吃饭的白领阶级。比如说伦敦金融城那些职员、香港写字楼那些职员，他们拿的薪水比边远地方的乡下地主还要高得多，但是住在那样的地方，他们多半是永远也买不起房子，而且买房子也并不划算；对社会的看法基本上完全依靠知识，就是说依靠媒体书籍影像之类的东西来间接获得，自己实际上生活范围非常狭窄。好，就是这个阶级，他们拥有了那百分之几的选票，像1960年美国大选那样非常接近的选举中间可以决定胜负。争夺中间选民有一个要点，就是通过符号包装来争夺他们的向背。因为他们不像是比如说威尔士的乡下教区，或者是苏格兰高地的某个教区那样，是世世代代、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改变宗教和政治立场的。所以美国的符号会被输出到外面，但是背后的社会基础和阶级结构很容易因为符号输出的缘故被误解，把美国式的理解强加在他们头上。

我们要注意就是，93区（Seine-Saint-Denis）的问题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这次暴乱其实规模甚小，比起十几年前那一次93暴乱（2005 French riots）规模要差了很多，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弗洛伊德案件，所以大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挪用美国的口号而已。93区的来源，从比较短期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是福利国家僵化的结果。福利国家倾向于制造高度稳定的少数高薪工作，而压制比较灵活的低薪工作。这就意味着，因为所有的年轻人，没有经验的学徒之类的，他们从事都是低薪工作，实际上青年人口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凡是实行福利国家的地方，即使是在最繁荣的年代，都不会出现像美国经常标榜的那样充分就业，而是始终像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所说的那样，始终存在着一个20%的硬核，这20%的硬核永远对社会不满意。

欧盟国家，特别是像法国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青年失业率超过20%是常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难获得那种一旦上岗就永不能解雇的重要工作。但是由于制度的僵化，那种很容易解雇、待遇又低的工作理论上不应该存在，事实上是不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事情东西要由主流社会以外的，多半是由移民来做。因为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性质更强一些、福利国家性质更弱一些，所以美国比如说——其实美国社会是片刻也不能离开墨西哥季节工和来自拉美的非法移民的，但是这些人融入美国社会要容易的多，尤其是由于出生公民权（Birthright citizenship）的缘故，他们下一代肯定会融入美国社会，所以基本上不会发生像法国和欧洲这样跨代际的、与种族移民相联系的阶级固化。这个阶级固化跟高青年失业率是一回事，而且是随着移民阶级地位的升高而日益固化的。

比如说中国，它是两种东西的混合物。第一是列宁党留下来的大锅饭体制，经过朱镕基时代的裁剪以后已经所剩无几，但是体制的铁饭碗仍然是相当吃香的，这个铁饭碗的刚性比起欧盟福利国家的刚性还要大。另一个就是源于被征服社会，特别是法理上实际上就是被征服人口的农村人口组成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费拉右派最爱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比美国或者是任何自由主义经济都要更加达尔文式的自由主义经济，中国经济腾飞、GDP的增长，全靠这个阶级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两个社会是截然矛盾的。体制内的社会比起，不要说是比美国欧盟了，就是比苏联还要僵硬；体制外呢，比起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还要更自由更野蛮资本主义。

请问为什么在一个国家之内会出现这两种极端矛盾的体制？答案就是非常简单，这两者的关系像是1911年的满汉关系一样，它反映了历史上，也就是1949年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征服者包括很少的满人集团和黄俄集团，再加上在征服过程中陆续投靠满人和黄俄集团，或者是被统战被吸纳的各种汉军啦、科举士大夫啦诸如之类的，构成一个体制内的集团。他们相对于体制外集团是享有征服者特权的，他们的福利和僵硬的社会体制，本身就是一种源于征服的历史特权。而法国和欧盟的福利国家体制，本质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全民动员的结果，换句话说，它是给参战军人及其后裔的特殊福利。当时在二战结束时并未参战、没有相应的贡献的其他移民是在这个壁垒之外的，例如德国的土耳其劳工在这方面就是很典型的。

但是法国涉及阿尔及利亚的问题就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阿尔及利亚人是在这个壁垒之内的。阿尔及利亚不是突尼斯或摩洛哥，也不是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各地，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行省，地中海穿过法国就像塞纳河穿过巴黎，阿尔及尔行省（French Algeria）的地位跟上莱茵省和下莱茵省的法律地位是没什么区别的。阿尔及利亚人当时法语教育已经普及得非常彻底的，我们要注意，反抗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Algeria）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法语教育养大的，只是后来投靠了苏联而已。阿尔及利亚被发明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这些发明家自己其实主要就是说法语的。

阿尔及利亚人在法理上讲就是法国人，阿尔及利亚战争（Algerian War, 1954-1962）因此对法国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它是法国的西班牙战争，就像弗朗格将军西班牙战争一样，对法国有特殊的创痛，它不是像法国同样参与的越南战争那样是一场殖民战争。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本土，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法兰西内战，最终也是像福塞斯《豺狼的日子》（The Day of the Jackal, Frederick Forsyth）所描绘的那样，是戴高乐将军凭借二战英雄的名誉都无法弥合，最后使得戴高乐自己也沦为统派刺杀对象的一个大伤口。

阿尔及利亚可以独立，那就是说是本来是法国人的人口可以被重新发明成为另外一个民族国家，而且还是一个苏联支持的、依靠包括对妇女儿童的恐怖手段执政的民族国家。因此在阿尔及利亚最终独立的时候，阿尔及利亚最终独立也是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一体这个基本背景上，它就是法国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一起投票，是法国本土的法国人的多数票要求阿尔及利亚独立，而不是阿尔及利亚的多数票要求阿尔及利亚独立。当然这种现象在现在的英国也存在，比如说其实保守党占优势的英格兰，比起苏格兰更希望苏格兰独立，如果仅仅在苏格兰进行公投的话，独派多半是通通不过的，在北爱尔兰通过的机会更小，但是在英格兰却有一个大得多的多数希望苏格兰独立。所以笑话就说是，苏格兰之所以没有独立，是因为公投只在苏格兰举行，如果在联合王国全境举行的话，它多半就独立了；如果只在英格兰举行，而不给苏格兰投票权的话，那么苏格兰早就被踢出去了。

阿尔及利亚独立，是法国本土二战以后的新兴中产阶级，其实也就是后来在地区自治公投（1969 French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当中把戴高乐将军赶下台的那同一拨人的投票，决定了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当时用武力和恐怖活动、在苏联和中国经济军事支持下要求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的独派，在阿尔及利亚社会的影响力跟巴解组织在80年代的约旦，或者是伊斯兰国在今天的叙利亚是差不多的。有一个坚强的少数派，大概人口的15%-20%坚定地支持他们，但是却从来没有希望获得人口多数的支持。占人口大多数的人当然都是不太关心政治、只是想讨生活的老百姓，非常恐惧或者是厌恶他们的恐怖手段。

如果仅仅在阿尔及利亚举行选举——我们要注意，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是有民主制度的，选举资格的扩大尽管比在法国本土要更慢一些，但是始终是在不断推进的。如果独派有任何机会通过民主选举，像台湾民进党那样取得阿尔及利亚各省的执政地位的话，他们就不会搞恐怖活动了，搞恐怖活动就是因为他们和90年代以后日益中产阶级化的民进党不同，他们在苏联的支持之下选择了得罪中产阶级的路线。因为中产阶级不高兴影响他们生活、分享繁荣和安全的任何恐怖措施，对在阿尔及利亚像巴解组织或者伊斯兰国那样到处扔炸弹的做法，足以使他们根本不可能获得阿尔及利亚本土的稳定多数票。

但是法国本土的选民更加热衷于抛弃阿尔及利亚，因为他们早已经抛弃了越南，而且从中尝到了很多甜头。殖民地对法国来说是一个负担，法国本土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是他们需要关心的事情。法国的消费社会最关心就是，在欧盟一体化过程中间，法国的企业集团竞争不过德国企业集团，法国人的生活水平落后于西德联邦德国的生活水平。但是法帝国主义，像戴高乐这样的老古董，自以为是圣女贞德传人，心中满怀着从圣路易以来法兰西的伟大和光荣。但这个伟大和光荣是要花很多钱来维持的，法国消费社会的选民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最终把他赶下了台。

而戴高乐多多少少也感觉到法国的问题是因为去封建化，他要搞地区制度其实就是要逆转路易十四、拿破仑以来，包括他本人通过法兰西行政学院都积极推行过的官僚化，福利国家本身也需要有有效的官僚制度来支持。使法兰西重新封建化，使法国制度向英国和德国靠拢，使过度中央集权、吸干了各省膏血的巴黎城后退一点，把自治权重新划给令人联想起勃艮第或洛林（我们要注意戴高乐自己是洛林人）这些古老封建领地的大区，获得比较接近于英美地方或各州的权力。但是法国的消费社会挫败了他，使他在公民投票中失败了，大区自治的方案、大区分权下放的方案，在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和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执政时期渐渐变得有名无实。历史惯性是强大的，法国无法摆脱中央集权的诅咒。这就是阿兰·佩雷菲特所说的「法国病」（Le Mal français, 1976）的来源，它挫败了最顽强的战争英雄戴高乐。

戴高乐举行的那次公民投票（1962），主张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选票主要不在于当时的阿独分子，就是建立今天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的民族解放阵线那批人，那批人在法国本土是得不到任何选票的，在阿尔及利亚能得到百分之二十的选票就差不多了。是法国本土急于想抛弃阿尔及利亚人的多数选票，凑足了56%的多数选票，抛弃了阿尔及利亚。而阿尔及利亚的中产阶级社会，在这次选投票当中像台湾的国民党一样投的是统派的票，因此阿及亚独立以后，他们不高兴接受不久以前还是苏联支持的恐怖分子的统治，大批地移民法国。而他们在法理上仍然拥有法兰西共和国公民身份而非殖民地身份，他们想来就来的，所以法国就有一个巨大的阿尔及利亚人的社会。

然后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当然在苏联和中国支持下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在冷战时期是偏左偏苏联的，但它同时在国内又面临着更新一代兴起的伊斯兰主义。因为苏联式官僚国家自然而然地就按照我们熟悉的方式在国内形成等级壁垒，对于新生代人口没有吸引力，而新生代人口在没有西方式的政治自由的情况下，只能依靠伊斯兰教的教长们牧师们去给他们主持公道，于是青年人口倒向伊斯兰主义。同时不肯接受阿拉伯化的山地柏柏尔人，也就是说不愿意接阿尔及利亚作为阿拉伯民族一部分的民族发明的柏柏尔人，跟执政集团的关系也日趋紧张。经济上的困难和政治上纠纷，又迫使独立以后的阿尔及利亚有大批人移民法国。

而摆脱了殖民地的负担、经济上日益繁荣，这是戴高乐留下的主要成功，但是这个成功跟他指望的法帝国主义光荣的另一个成功其实是自相矛盾的。这个成功跟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和冷战时期欧盟经济复兴一样，是建立在法国把军事负担托付给美国，自己放下军事强国包袱的基础之上的。戴高乐本人一直到死都没有意识到他追求的各个目的——法兰西的伟大和光荣、法兰西的再封建化、法兰西可以跟德国媲美的经济成就，根本上就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这个经济繁荣产生了劳动力的需求，使得法国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同时讲法语的海外人口，包括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打工人口也大量流入法国。这一批新的阿尔及利亚移民跟过去的那批人不一样，因为他们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而不是像以前出生在法国统治时期的阿尔及利亚人一样天生就是法国公民。他们也是阿尔及利亚人，但是他们跟旧阿尔及利亚人存在着阶级壁垒，他们没有法兰西共和国的公民身份，他们只是到法国去打工的或者是去避难的。

然后冷战结束以后，阿尔及利亚的党国统治体系崩溃，在民主选举当中伊斯兰主义者执政，阿尔及利亚陷入新的内战。凡事有怎样的开始就有怎样的结束，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是依靠扔炸弹、切开孕妇的肚子杀死胎儿这些恐吓和平居民、迫使他们大量逃离的这种方法建立起来的，也在同样按照同样的方式倒台了。伊斯兰主义者按照他们被教育大的同样方式，用建立世俗一党制国家的同样方式去对付这个国家，掀起了一场不区分军队和和平居民的肮脏的战争（Algerian Civil War, 1996-1997）。

这场战争最终以军事政变为结束。在选举中获得胜利的伊斯兰主义者，和在选举中失败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政权同时垮台了，军方在法国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之下掌握了新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经历了列宁党统治、民族革命阵线统治和伊斯兰主义短暂统治和内战以后的这个第三个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以某种方式变相地恢复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因为它是一个依附法国的政权，因此第三波阿尔及利亚移民——这时法国在冷战以后黄金，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期已经结束，海外劳工的需求已经不大，但是政治上的干涉北非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建立亲法政权的需要，为阿尔及利亚的移民开辟了第三条道路，没有法兰西共和国公民身份的第三波阿尔及利亚移民来到了法国。

甚至法国本土社会也不大清楚这三波阿尔及利亚移民有多大区别，往往笼统把他们共同当做同一种人。但是这样做就是，有法国身份的第一波阿尔及利亚移民对此是不满意的。他们不顾主流社会的漠视，就像是美国有可能会把亚裔都当成一回事那样，以及阶级地位比他们低得多的第二波和第三波阿尔及利亚移民的想要混进法国社会的愿望，急于想像19世纪的日耳曼系的犹太人极力歧视东欧系的犹太人一样，想要维持他们在这儿的阶级分裂。同时这三个阵营内部也存在着原先就有、事后被放大的党派冲突。第一批移民他们就有阿及利亚战争时期的独统斗争，第二批第三批移民也把他们把在母国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带到了法国。

同时三批人当中都有一部分接受了两种融合主义。一种融合主义就是法兰西的公民融合主义，所有人都是法国人，新来的移民早晚有一天也会归化为法国人，所以忘记历史从头开始，建构新的法兰西民族共同体。第二种融合主义是，其实在法国主流社会中更受欢迎的融合主义是，其实是隔离的融合主义。就是不管你们原来是谁，只要你们来自阿尔及利亚，不管你们是大清国来的移民、中华民国来的移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移民，TMD把你们统统发明成为华人，甚至统统发明成为亚裔。你们都当阿尔及利亚人吧，忘记历史，但是不要混进我们法国的主流社会。实际上如果按照美国标准的话，这等于是以融合名义的要求隔离的呼吁。诸如此类的这些建构，其实都属于民族发明学的范畴，要把你们发明成为不同的民族。这时的法国已经进入欧盟时期、僵化时期，需要大规模新增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

最后这一波人，就是在苏联解体以后才从新阿尔及利亚，由于政治上的冲突像难民一样流亡，或者仍然把欧洲看成是花花世界、可以发财致富来的这一批移民，在法国得到了最差的阶级地位，他们是93区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前两批移民当中也有一部分的后代沦落到类似93区这样的，基本上不可能获得就业、青年人口长期游手好闲的地位，这就跟社区组织有关系了。法国、阿尔及利亚跟黑非洲，比如说马里——黑非洲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也有大量移民法国和西班牙的，但是他们普遍有自己原有的部落组织和社区组织。部落组织跟伊斯兰教社区组织并不一定一致，即使法国本土社会也很少能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都把他们看成是新移民。伊斯兰教的社区又有古老的、早在欧洲殖民时代开始以前就已经在当地传播，得到了一些酋长和商人知识而扎下根的，比如说马立克学派（Maliki school）的传统伊斯兰社区，和近代以来等于是部分地扮演了应对殖民主义的、激进化的萨拉菲主义（Salafi movement）的社区，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是很大的，甚至比他们跟主流社会之间的隔阂还要更深。

阿尔及利亚是特殊的，它是法国茹费理的法国国民教育普及的地方。它的居民多次参加比如说建立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的革命，早在1871年巴黎公社以前，在1848年以后的革命当中，阿尔及尔人就已经像法国的大城市一样建立了自己的公社，爆发保王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内战的。这些比较世俗化的居民，跟那些默守社区习惯法，包括伊斯兰教的、犹太教的和其他宗教的社区习惯法和部落习惯法，比如说山地人、柏柏尔人、贝都因人这些部落习惯法的居民之间，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冲突。法国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些摆脱了过去习惯好的束缚、只认拿破仑法典的资本主义人，是克雷米厄法令（Crémieux Decree, 1870）和法属阿尔及利亚最先融入法国社会的一批，也是最先达到生育率归零的一批。

但是与此同时，还有跟他们同文同种的大量同乡。就像阿尔封斯·都德在《磨坊书简》的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Letters from My Windmill, At Milianah），他们不愿意接受法国公证人和法官的现代化法律，仍然念念不忘地要求像过去一样，由德高望重的土豪、部落头人、伊斯兰教法学家之类的来仲裁他们的纠纷；当然他们通常也是生育率比较高、但是融合入法国社会比较慢的一部分。他们跟革命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后来同样以另外一种方式革命的伊斯兰主义者也有很大的冲突，也是大批地在上述三批移民当中来到法国。

他们的子弟在过去的社区权威仍然在的时候，一般来说像我以前曾经提到过的印度的保守社区一样，受现代化经济的冲击甚少，而且不大需要商品经济。因为他们可以用依靠社区权威交换劳动之类的方式，在现代化社会的大城市边缘地带维持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对他们来说，添个人就是添双筷子的事情。金钱对他们来说不是很需要，他们可以用交换，即使挣不到钱他们仍然可以生存。按照GDP统计的方法来讲，他们会是非常穷的穷人，但是他们的阶级结构仍然不像资本主义那样按照钱多钱少来衡量，比如说教长或者酋长之类的、男性家长之类的，即使挣不到钱，仍然有自己的权威。

比如说很可能一个家庭，其实能够挣钱就是那个女人，女人能够比如说到超市去当一当服务员收银员之类的东西挣回一些钱的。而男人，他哪怕在阿及利亚的山区曾经是位优秀的猎人和武士，但是他的技能在巴黎找不到任何工作。另一个是伊斯兰教法学家，在本地是德高望重精通教法，但是按照拿破仑法典的观念来讲，他根本也就是个法盲，像《被告山杠爷》（1994）一样是一个法盲。但是这两个人在他们的家庭，这时已经是在1960年代的巴黎家庭社区当中享有的权力，比那个挣钱养活他的妇女享有的权力要大得多。这样的家庭如果是在完全丧失了宗教和传统的约束力的中国，到第二代等到孩子长大的时候立刻就会垮台，但是在法国，这样的家庭通常能够维持三代。

就是第二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社区环境熏陶下长大的孩子，尽管他接受的教育跟周围的法国本土社会的小孩是差别不大的，但是等到进入上大学和就业年龄的时候，他会感到天花板的存在，别人能找到的工作他找不到，他很容易失业。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像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民国青年、方鸿渐那个时代的民国青年一样，并不一定会叛逆变成五四青年投奔延安，变成革命的原子人，或者是到上海滩去打工、变成资本主义的原子人。因为他在法国青年还不大可能结婚的年龄，14岁、15岁的时候，已经被他的家长和和牧师预定好了包办婚姻的妻子，在别人上大学的年龄，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而且他在他自己的小家庭中享有男性家长的权威，无论他有没有工作，甚至他也可能像他的父亲一样找不到工作，而他的妻子却要找得到工作。这时他要在家庭中维持地位，必须坚持伊斯兰教社区的传统权威。

就像是巴金那个时代、《家》《春》《秋》那个时代的青年，很容易回家去娶一个地主的女儿，然后过着跟大清国时代没有什么区别的生活，进城去不一定能找到工作，但是回家添个人添双筷子很容易。像老舍《四世同堂》中描绘的那个家庭，只要我们这个人数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大家族当中，第十八房有一个表兄弟堂兄弟能够找到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那么其他十七房的所有表兄弟堂兄弟弟媳妇之类的，不用工作由他养活；或者由祖爷爷养活，因为祖爷爷是地主，家里面有土地还可以收租，祖爷爷收来的租子和这个堂兄弟在城里当教师挣得的钱，可以养活这一家子的、多数按照现在资本主义的标准属于无业不就业的人口，而且他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房内仍然可以按照儒家的风格对自己的祖父叩头，也接受自己的儿子的叩头。他们的家族和社区还不会解体，他们不会去投奔延安，也不会去上海打工。用这种方式，这个家庭还能够维持到第三代。

到了第三代和第四代，这个家庭就可能真的解体了。首先在第二代的时候，这个家庭已经不能像是第一代那样生很多子女，经济上的压力使他们没有办法这么做，同时他多多少少也沾染了一些消费社会的习惯，要买电视机了。所以到了第三代，长辈的意识形态就不发生作用了。这样的家庭在93区发生暴乱的时候，伊斯兰教士就会在清真寺站出来说，孩子们，古兰经教导我们不要在街上喝酒闹事，回到家里面去孝顺父母。他们会乖乖地回到家里面孝顺父母，为什么？因为他们虽然年龄只有22岁，自己已经有了3个五六岁的孩子，他还指望这个孩子来孝顺他呢，于是他就乖乖地回家去孝顺父母了，不能去打砸。

但是他的孩子在长到22岁的时候就可能娶不到媳妇，像那些比他们早一步，在1880年茹费理内阁时就已经进入现代化、在1950年代就参加革命、在1960年已经基本断子绝孙的那些先辈一样，他们启蒙了，伊斯兰教长的话对他们没有说服力。暴乱青年去打砸汽车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去了，因为他家里面没有一个老婆来伺候他，没有一些孩子，他没有作为男性家长的责任感，同时他也已经不再相信清真寺的长老所说的话了。

不要说是费拉右派了，就连法国本土社会也很少能够区别清楚这里面的微妙差别。往往，比如说法国本身的极右翼人士，经常把所有的穆斯林一体对待，甚至把伊斯兰教当做暴乱的原因来歧视。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伊斯兰教不是暴乱的原因，伊斯兰教的现代化才是暴乱的原因。伊斯兰教如果像是《家》《春》《秋》那些仍然信奉儒教的儒家家长和私塾先生一样，说话仍然管用的话，那他们的子弟不会投奔延安，他们的青年也不会离开清真寺去打砸抢、烧汽车。正是因为有一部分青年，通常就是典型的第三第四代青年，已经不再相信孔门子弟的说法了，而是去从媒体什么读物中间去吸收激进主义的思想了；同时也没有一个清真寺，他们有疑难的问题的时候，也不到清真寺去请求长老按习惯法或者是教法来解决；也没有一个同样信奉伊斯兰教、愿意三从四德地伺候他的妻子和女儿了。变成社会上游离的人，他就不听长辈的话了，这种人才是暴乱的主因。

比较接近现场的人，也就是说比如说法国的警察力量之类的，他们比较清楚毛病的根源。他们提出的方案就是，让清真寺和伊斯兰教长组成非正式的治安队，这些治安队可以享有一些类似城管的微不足道的权力，比如说把那些酗酒闹事的人抓到清真寺去反省一下，等他酒醒了以后再送回家诸如之类的，这样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因为很多犯罪其实就是喝多了，或者是磕了大麻之类的药造成的问题。处理一些社区的邻里小事，他们的权威来自原有的社区长老和清真寺，这些人可以有效地把像93区这样的高犯罪率、永远动荡不安的社区的犯罪率降低六七成。

但是完全不接触前线的知识分子和极右翼人士不知道这些，他们还在大肆宣传，比如说让·玛丽·勒庞的国民阵线就是这样的，大肆宣传说「我不是查理，」这里查理指的《查理周刊》，就是著名的查理周刊事件了（2015），「而是查理·马特，我要像查理·马特打败伊斯兰教帝国的入侵者一样，把穆斯林打败」。她不明白或者是故意不明白，这里面出现的社会动荡，其实伊斯兰教会在社会动荡中起的作用跟天主教会并无明显区别，虔诚的天主教徒和虔诚的穆斯林在失业的时候都不会上街闹事。不是像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种费拉右派原子人，自己就是无根小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是因为读了一本经书就有神秘的力量，不得了了。当时30年代的民国青年也经常觉得，不得了了，一本马克思著作或者是列宁著作就有这么大的煽动力量，我们要不要禁书？根本不是。

这里面起作用的并不是一部古兰经或者一部圣经这样区区的一本书，看过书的人多得是了，也不是区区一本马克思的书。就像米利江（注：出处待查）和其他人说的那样，老子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怎么了？难道我就会因此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吗？当然不会，而是你背后有没有天主教或者伊斯兰教的社区组织。在为个社区组织当中你是个有角色的人、你有多种功能，而且你的多种功能并没有被扁平化为消费社会的一个挣钱者，挣得到钱你是爷爷，挣的钱多你就是大爷，挣得钱少你是小爷，挣不到钱你就是废人。不是这样的，你是一个具有多重社会功能的人，你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或虔诚的穆斯林，只要你信奉上帝遵守教规、正确对待生活中的各种危难，就像先知所说的那样，就可以保证在生活中不会走错路。

真主不会因为你失了业或者挣不到钱而惩罚你，但是如果你喝酒闹事，真主是会惩罚你的。教法学家早就告诫过你，喝酒误事是怎么一回事儿。早期的教法学家是如何引用先知的言论来不准你喝酒误事，或者不准你打砸抢、不准你忤逆父母之类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说过挣不到钱是一个罪恶。你在社区中有多种职能，仅仅是失业或者是挣不到钱、或者找不到工作这些，并不会使你丧失社会地位。甚至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你一个失业者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很可能是高过那个能够挣钱来养活你的妻子的。就像在《四世同堂》的小说中那样，能够当中学教师挣钱、或者到英国驻北平的留守处去做工作挣得到钱的那个兄弟瑞宣，他在家庭中的地位还不如他那个游手好闲不干活的弟弟和弟媳妇。

这样的社区组织能够维持，跟宗教信仰或者是部落习惯法当然是有一定的联系的。任何物质上的东西没有精神力量的辅助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把他们理解成为像禁书专家或者是小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就是因为看一本书就会有这么大的魔力。能够去参加打砸抢的那些人，或者是能够去投奔革命的那些人，必然是在这以前他自己所在的家庭和社区已经解体，神父和牧师和阿訇或者是教法学家的话失去了威信，他的父亲也早已经不能够教育他或者管理他了，也不能够在他年轻的时候给他娶媳妇或者是提供社会联系了。一个不能提供社会联系的长老或者是家长，自然而然地会丧失他作为凝结核的力量，他们的下一代就要变成社会上天生的动乱分子。

经济学家设计的各种方案，让他们有机会就业的方案是不管用的。因为就业或者是挣钱多少、GDP增加了多少这些事情，跟你的社区联系的复杂度并不成正比。在很多情况之下，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挣钱很多的打工人，他的社会联系是极其单薄的，如果有朝一日金融危机爆发的话，他除了跳楼以外别无出路。但是住在郊区贫民窟的，比如说一拨伦敦郊区的一些牙买加黑人移民，或者说是住在巴黎郊区一些马里黑非洲移民，他们的社会关系却是极其复杂而强固的。他们一年365天经济上的处境，都处于比我刚才描绘的跳楼的白领穷困潦倒得多的状态，但是他们从来不想着去跳楼，而且还生活得颇有乐趣，至少还能够维持几代人的时间和相当高的生育率。

极右分子经常把这两件事情弄混。就是打砸抢的穆斯林青年，是我们现在流行语所说的「最后一代」，他们既不能娶妻也不能生子，没有社会联系这件事情是他们打砸抢的原因。但他们根本没有任何人口炸弹，他们跟伦敦金融城或者是香港的写字楼白领一样是断子绝孙的人，跟世界上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是断子绝孙的人，他们不可能在未来造成很大威胁。能够生养众多、生育率高于本土社会的这些穆斯林，他们是社会的建构者，他们跟迁入芝加哥和底特律，在遍地都是黑帮、人人都犯罪地方创造了零犯罪率的穆斯林团体一模一样，他们是建构者。有他们在的地方，即使极度穷困，暴力犯罪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也是非常低的。但是费拉右派把这两件事搞混了，以为穆斯林凭他的人口炸弹和打砸抢本领会毁掉欧洲文明，这就是严重低估了事情的复杂性。

当然这样的传统穆斯林社区，它所依靠的是前现代的各种习惯法和宗教信仰，他们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必然会受到侵蚀。现代化就意味着他们原有的社区组织解体，他们渐渐变成是名义上的穆斯林，就像很多天主教徒只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一样，很少去教堂和清真寺，也没有什么宗教生活和社区生活；只是因为我爸爸原先是信这个教的，而我呢也没有兴趣改教或者做什么事，就糊里糊涂就算是这个了，但是实际上教规对我已经没有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生育率会批次性地降低。例如移民德国比较早的土耳其人、和移民法国比较早的阿尔及利亚人，他们的生育率和结婚年龄跟本土人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30岁才结婚，生的子女很少那种。

当然你也可以玩统计上的把戏，你可以把所有阿尔及利亚人，无论哪一批人算在一批，然后再跟马里那些黑非洲人算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穆斯林生育率高于法国本土，法国人早晚会变成穆罕默德的天下。但是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1960年移民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生育率跟法国本土人是一样的低，准确地说不是跟法国本土人一样低，是和巴黎城市人口一样的低。而1995年移居法国的马里人和黑非洲人，他们的生育率跟法国山区的天主教徒一样的高。所有的统计值都是平均出来的，你想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你只要改变一下平均的方式，我跟张三平均还是跟李四平均的问题。

当然这里面所有法国人也是，比如说勒庞的支持者跟川普的支持者一样，有很多是来自于锈带、大工业时代工厂的工人，也就是那些曾经投票给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时代被认为是革命主力的一大批人的后代。这些人当中就包括有一战以后因为跟法国同盟的关系大量移入法国的波兰煤矿工人，比如说毛姆的小说《刀锋》就描绘过这些在法国煤矿里面打工，像所有的农民工一样干最脏最累的活、拿最少的工资的波兰农民工。他们被当时法国报刊，尤其是右翼的报刊说成是无法同化的人。然后他们的后代变成法国工人阶级，现在他们正在投票支持勒庞、支持法国国民阵线，要求打倒穆斯林新移民。他们自己已经忘记，他们的祖父来到法国的时候，它们在法国社会、特别是右派当中激起的反应，跟现在的穆斯林移民激起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

所有的统计方法都是不完善的，但是比较合理的方法其实是，不是按照宗教标签或者是按照地区标签，而是按照社区组织紧密度的标签。天主教社区和穆斯林社区当中仍然能够维持造法能力的那一批，他们都是高生育率群体。名义上信奉天主教或者伊斯兰教，但是已经不再造法——简单说就是，我的人发生纠纷后，他们会去找法官，像阿尔封斯·都德小说中那样，他们说我们要去找法官、不要去找长老。那么按照宗教统计学，你仍然会是宗教信徒或是穆斯林，但是你的组织度已经很薄弱了。这批人算一批，他们的生育率已经相已经相当低了。最后一批就是连名义上的这些东西也被摆脱，彻底进入都市的原子人。他们在经济上是天差地别。香港写字楼和伦敦写字楼的白领挣的钱是非常非常的多，93区的失业穆斯林青年是一个钱也挣不了，但是他们全都是孤立无援的原子人和断子绝孙的最后一代。

真要如果要分的话，其实正确的分类法应该是这样的：按照社区造法能力的阶梯来分。没有问题，造法能力强，生育率肯定就高，随着造法能力的削弱——具体说就是我有事能够找谁的问题，能够找邻里家的长老，那就是必然会产生高生育率的社会，而这样社会是相当稳定的。当然这种社会是并不能够保证经得起现代化的腐蚀。但是反过来，现代化的腐蚀，包括全球化都市化，大多数腐蚀并不是万能的东西，它从内部也会产生出像底特律这样的犯罪之都，照样会产生出宗教复兴的团体。

而且这事也不是现在才开始。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像布斯（William Booth）搞出来救世军就是这种东西，他被赫胥黎这样自由知识分子嘲弄了。一开始就受到知识分子嘲弄，也受到传统教会歧视，因为他们宗教知识是很差劲很不正确的。但他们主要动机是什么？像伦敦这样大都市充满了丧失社区联系、孤苦无告的游荡的原子人，他们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而这些宗教复兴者根据自己微薄的一点宗教知识，觉得自己有义务保护这些被传统的教会抛弃的人。他们的教会因为抓住这个空间，就一度获得很大的发展，比如说老舍时代的北平就有救世军的分部。它们跟现代底特律重新产生的这些穆斯林一样，是典型的应对现代化挑战的人，他们这些像加尔文时代的日内瓦这样，重新抉择信仰某种宗教建立起的社区，在犯罪率最高、最贫苦无依的地区创造出接近于零的犯罪率；而且因为他们有了宗教社区的话，至少通过互助的方式，能够勉勉强做一些小生意的，能够使完原先已经死灭的社区、只有黑帮和毒品贩子才能进入的社区重新复活起来。

你想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秩序的生产。没有任何宗教的教条能够只凭教条不加解释，就能够应付所有的事情的。费拉右派经常恐惧的那些，就是像云南沙甸就曾出现过，虔诚的穆斯林青年组成义务纠察队，来纠察那些喝酒的人（注：沙甸禁酒事件，2009年8月）。他们以为这是伊斯兰化即将毁灭社会的前兆，其实恰好相反，这些人在历史上正确的对比，恰好就是建立美国那些清教徒人口。是这些建立美国的清教徒人口，他们也在美国发动过禁酒运动，动机跟这些穆斯林是差不多的，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社区建构。他们造出的法很多时候是错误的，但是也有很多是社区建构和重构所必需的，因此他们在社区不断的瓦解，包括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曾经很有战斗力的社区逐步自由化变得温和、逐步丧失造法能力、放弃社会功能的同时，又制造出新一批论教义跟过去非常不同、按照教义分类不能划为同类，但是社会功能却非常相似的新的教派。旧的教派建立的社区不断地衰亡和解体，但是同时又会产生出新的教派或者其他来源的造法者，这个动态是双向动态的。并不存在像有些人所描绘的那样，现代化或者是全球化无差别地摧毁了所有传统社区，使得人类不可避免地灭亡，其实就是在这些条件之下，也不断地在兴起新的教区和造法者。
[00:51:45]同时也并不存在，比如说清教徒或者是摩门教徒或者是伊斯兰教徒就是用特殊材料做出的人。就像30年的国民党想象的那样，共产党是用特殊材料做出的，读过马克思的经典或者读过圣经或者古兰经或者摩门书的人，变成了大脑被格式化的人，不可救药了，他们不会受到近代化的影响。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伊斯兰教徒和摩门教徒和所有的人，都在受到现代化的侵蚀。就在美国，伊斯兰教的子孙放弃伊斯兰教变成基督徒，或者是其他宗教或者是无神论者之类的比例，跟新皈依的穆斯林的比例是完全一样的，其他宗教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它们像是一块盐放在水中一样，既有盐水里面的盐会不断地结晶形成新的盐的晶体，但是固态的盐也不断地被溶化在水中。随着边界条件的改变，在某一个时期显得像是溶化在水中的盐会更多一些，盐块越来越小；在另外一个时期，又显得像是从盐水中间结晶的盐块会越来越多，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固体。但是无论哪一种趋势都并不像是各种理论总结者那样，具有那种神奇的一部万宝全书，精神原子弹一炸什么问题都解决。

这些溶化和生成、造法和毁法的过程都是像我们在大自然当中所看到的生态环境一样，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你必须深入到社区这个层次，甚至深入到家庭和个人这种层次，才能有足够的地方性知识，涉及到具体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小社区的选择，才能够正确的看出，比如说某一批英国手工业者是怎样变成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信徒的。他们的后代变成钱越来越多，当然部分也是借助宗教组织的力量和参政力量，变成了富有的中产阶级以后，他们教会又渐渐地自由化了。在加尔文和玛丽女王的时代给人留下的印象、以及在霍桑所描绘的《红字》那个时代给人留下的印象跟现在塔利班差不多的这些基督教老教会，像苏格兰长老会，他们的后代在今天都是高度自由化的。最狂热的清教徒建立的北美十三州的新英格兰各州，今天是民主党和美国自由主义的大本营。世界就是这样在不断的演化当中。

如果我们只从报刊或者是我能够搜索到的纸面材料，去看这些93区或者其他社会来说，其实都是失之简单化的，包括法国主流媒体和法国学者之间的研究，都只是大大低估了局势的复杂性。就在像93区这样的地方，有我刚才描绘过的阿拉伯的、柏柏尔的、黑非洲的、各个部落的、伊斯兰教的各个教派的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社区，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解体重构。子孙也许为了融入法兰西像马克思的家族一样，名义上皈依天主教，或者就加入启蒙主义者的团体；但是他们的后代也会因为联姻迁移或者其他方式，不断地产生新的变异。当然在这件事情当中，由美国的阶级政治和党派政治中产生的弗洛伊德案件是基本不存在的。弗洛伊德他所在的社会，比起93区青年和这一次被法国警察打死那个阿尔及利亚青年所在的社会，是更加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流动性高的社会。这一次被打到的法国青年，除了自身也有案底有前科，是警察容易怀疑的目标以外，他如果留在法国的话，他融入主流社会的希望是比弗洛伊德要少得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