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阿姨，您早！我们正式开始。
刘仲敬：好。
主持人：我是剿匪学院，本周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请教。首先，不能免俗地，想请教您对于最近台湾选情的看法。由于近期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已经陷入到国民党的内斗分裂中，民调持续地低迷。此时，见猎心喜的柯文哲，他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全面地靠拢中国方面的立场，不但抛出未来他可以分阶段谈服贸的协议，他接受专访的时候也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就要优先恢复中国学生来台留学，以及促进中客来台观光这些政策。基本上就是准备全面接收国民党内反对侯友谊的这些选票，还抛出一些关于联合政府的绣球，也希望民进党员也可以有人倒戈来投靠他。当然，柯文哲，他也呛蔡英文跟赖清德，直言「如果真的有種，就不應拜媽祖、關公和保生大帝，因為這些神明都被認為是從中國來的『中共同路人』」。当然我听他讲这个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他应该完全没有这些宫庙基层组织票的意思。想请教阿姨的是，您在推文 中评价说，「何况2018年的澤連斯基就是烏克蘭的柯文哲，依靠全球化新生代對傳統藍綠建制派的厭倦，坐在藍綠一樣爛的大篷車上，高舉擱置頓巴斯戰爭的旗幟贏得大選的」。您认为柯文哲他在明年台湾这边的大选中，他能胜选的策略会是什么呢？同时，如果柯文哲胜选的话，他是否有可能像泽连斯基一样，会导致敌国认为有机可乘而决定提前发起战争呢？
刘仲敬：其实，现在没有必要把民调看得太认真。因为讨价还价还没有结束，最起码要等到副总统的班底也出来，表明各种虚席以待、排列组合已经基本尘埃落定以后才说话。现在只有总统候选人而没有副总统候选人，就是还留着一个合纵连横的机会在。同时，现在的民调也包括了很多抗议票，是跟大选时的投票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所以，现在民调的波动也是可以不看的。
柯文哲所代表的那个群体，其实就是哈罗德·威尔逊（James Harold Wilson,Baron Wilson of Rievaulx, 1916-1995）在英国60年代所代表的那个群体，是跨越阶级的，以现代化大都市中产阶级人口为基础的一个浮动群体。1960年代以前，他们在选举中的地位是不高的，至少是远远低于传统的封建势力。所谓传统的封建势力就是，根深蒂固，时间比民主制度要长得多的社区组织。就英国的情况来讲的话，很明显就是，宗教改革以来，围绕着国教徒、非国教徒的长期斗争，演化出了旧保守党和旧自由党，然后再围绕着拿破仑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斗争当中，激进党撕裂了旧自由党，最后形成了19世纪的新保守党和新自由党，工党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产生出来的。
19世纪的政治术语当中，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有「各种劳动阶级」这种说法。也就是说，从中世纪一脉相承下来的各种公会和行会组织，公会和行会本来是一个词（guild），他们虽然都是体力劳动者，但是一般不把他们看成是同一个阶级，而是看成很多不同的阶级。比如说鞋匠行会和铁路工人公会，都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但是在英国封建主义的意义上讲，他们显然是两个不同的阶级。
各个公会或行会，他们在政治上的态度不取决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而是取决于在封建主义的长期历史当中，他们在政治生态位中的斗争，所以他们的高贵程度或者政治重要性，跟他们在经济上的贡献或者是人数的多少并不直接相关。行会投票就是这样子的。有些行会，比如说，鞋匠的行会有几十万人，铁路工人的行会最初只有几万人，最后有几百万人，他们的比例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按照中世纪自由城市的规矩来说的话，那就是各行会，银行家的行会投3票，鞋匠的行会投2票，银行家的行会只有500人，鞋匠的行会有5万人，500人投3票，5万人只投2票，体现的是各封建集团之间的博弈，而不是一人一票、每个人的权责都相等的。
所以，英国的工党最初是英国劳工联合会，它是英国各主要行会集团和公会集团的代表组织的一个封建联邦。只有两票例外，就是大概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知识分子可以有两、三票，英国社会党或独立工党也可以有两、三票，这两、三票加两、三票加在一起，大概占劳工联合会总投票权的1/20。这1/20票就是英国仅有的社会主义。其他的呢？其他的各公会和行会是封建主义的遗存，而且大部分是非国教派当中的激进派。
这个就要追溯到克伦威尔时代的历史。就是，在封建主义的原则之下，就是大部分人口是有自己的教区的，本地的封建领主、本地的爵爷和教区牧师，通常就是他们的天然的保护人。像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 1729-1797）这种人就是知识分子，依附封建豪门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可以一会儿到北方去竞选，一会儿到布里斯托尔（Bristol）去竞选，其实只不过是当地的封建领主出了缺。教区牧师和本地的议员候选人经常都是由爵爷的子弟担任的，比如说爵爷家的长子就去带兵打仗去了，幼子通常就到牛津大学读一点书，出来以后就到爵爷保护的或者是出钱资助的某个教会，那个教会要买爵爷的面子，到当地去当教区牧师。而当地那个教区和选区的居民，也就，从封建意义上来看，把自己看成是某某爵爷的依附者，某某爵爷无论主张支持谁，他们都会根据某某爵业的意思去投票的。所以爵爷说，我们认为埃德蒙·伯克学问很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要不我手中的某个选区就给伯克了，让伯克去担当国会议员。该地的选民虽然从来就不认识伯克，还是毫不犹豫地会投票支持伯克，伯克这个人就是一个封建豪门的依附者。当然这是农村的情况。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城市的情况那就是，传统的自治市，照爱德华三世到伊丽莎白时代的规矩就是，从王室或者国会取得特许权，其实就跟马萨诸塞州取得特许权一样，取得特许权的自由城市就会选举出自己的市议会，并向国会派遣代表。通常是一个自治市可以向国会派遣两名代表，所谓城市不是指的密集居民点，而是有自治权的自治体，就是说是，你有这个特许权才能叫城市，不是很多人居住在一起就可以叫城市的。所以传统的英国国会就是由这两拨人组起来的——工业革命的结果就是打破了伊丽莎白时代流传下来的选区规则。
过去的选区有很多因为人口（迁出）的大量减少，形成所谓的口袋选区。口袋选区就是这样的，本选区在伊丽莎白的时代有几百个选民，但是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已经只有15个选民了，其他的人可能要么是进城了、要么是到其他的职业去了，这15个选民当然全都是某某爵爷的依附者。这样操纵起来就是很容易的，总共就有15个人，爵爷从口袋里面随便掏出一点钱，或者给他们一点好处，15个人都按着爵爷的意思去投票了。
同时，新兴的工业城市、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几十万，但是因为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自治城市名单上没有它，所以它在国会里面一个议席也没有。因此这些城市里面的工人和资本家就变成了法国大革命以后激进派的和选举改革的主要支持者。也就是说，在原有的封建自由的政治体系当中，没有他们的代表。
同时，原有的封建公会组织也不能再涵盖产业革命以后的新现象，中世纪时期形成的鞋匠行会、手工业者行会、渔业行会什么什么的，这些行会大体上是涵盖了社会的所有行业的。但是新产生的比如说铁路工人，铁路工人在中世纪的封建行会当中没有地位，因为根本没有什么铁路，产生铁路以后，自然又产生新的铁路工人，铁路工人的人数比如说比鞋匠公会还要多，但是它在原有的公会体系中也没有地位。
在新兴人口进城的过程中间，新的社会组织自然会形成。就英国的情况来讲，就像《织工马南传》，或者是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当中描绘的那种情况，就是新进城的，最初是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后来才变成现在的工厂工人，他们的政治上的出路就是激进的非国教派。伊丽莎白女王以中庸之道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国教派（圣公会），讲究的是在天主教和新教中间维持平衡，坚决支持英国王室的利益。所以说，「坎特伯雷大主教不是一个宗教职位，而是一个政治职位」，它实质就是英国王室的宗教事务部部长。但是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圣公会之外，还有其他的各个自治的教会，最大的就是苏格兰的长老会。长老会在苏格兰完全控制了局面，在英格兰也变成圣公会以外的第二大教会。
长期国会的主流党派就是长老会支持的，比长老会更激进点的，就是曾经支持过克伦威尔的，比长老会更加强烈地反对国教会和天主教会，他们认为国教会跟天主教会的区别很少，长老会都太保守了，其他更加激进的各教派。他们在原有的封建体系中间没有出路，也不像是，比如说国教会的牧师。国教会的牧师，基本上就是封建主义的附庸了。我是爵爷的小儿子，继承不了领地，但是我可以上一上大学，很少有人能够上大学的，在大学里学了一些拉丁文以后，爵爷一封推荐信就把我安排到某某教区去了。该教区的教堂是爵爷捐了三百英镑建立起来的，所以该教区的教民都要买爵爷的账。当然，我并不需要努力去争取教民，我用得着吗？本教区的教民由我这个拉丁文、希腊文专家和爵爷的小儿子当他们的牧师，真是三生有幸，难道我还要像个推销员一样去跟他们屁股走？这种下等人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虽然俗话说「（穷如）教堂的老鼠」，牧师一般是没钱的，但是地位却是非常清高的，是统治阶级的一员，是上等人、绅士。
但是进城的工人阶级，首先就是《织工马南传》所描述的那种，独立经营，在苏格兰兴起，因为苏格兰的封建传统没有英格兰那么强大，兴起的纺织工人他们能挣很多钱，就像是，因为当时的仿织业就像是现在的IT什么的，属于高科技产业，是高利润的。一个织工马南没有结婚，只有一个养女，结果他就存下了很多金币，后来他的金币被人偷走了。这就是当时社会上一般人对织工的看法，织工是很能挣钱的。但是他们游离于原有的宗教体制之外，他们通常是新教徒，跟封建领主不搭界，封建领主也保护不了他们，他们在政治上是偏向克伦威尔的，连长老会都太保守了。长老会的牧师是谁派出来的呢？就像司各特的小说《皇家猎宫》所描绘的那样，是比如说伦敦城，或者布里斯托尔城有钱的商人派出来的。长老会的支持者通常是这些有钱的商人，而长老会的保守共和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是有利于培养一个保守资产阶级的。
长老会是辉格党的原型，而国教会则是托利党的原型。是先有教派的区别，然后才有党派的区别。但是托利党和辉格党都涵盖不了的，就是最初的手工业者和工人，他们拥护的就是其他更小的、更新的教派，比如说美以美会（注：是卫斯理的一个教派）之类的。卫斯理的教会在19世纪有个大发展。但是当时的人看它也觉得像一个激进分子，因为它的支持者是在旧有的封建基础（教区和自治城市）都没有位置的手工业者和工人。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像《亚当·比德》描述的那种现象，大量的工人阶级进城，他们仍然是基督徒，但是原有的教区牧师跟他们已经没有关系，他们就自发地产生出自己的教会组织。
而这些教会组织的传教士，那就要看你怎么看了，从激进派的科布登这方面来说，他就说「懒蜜蜂和毒黄蜂」，他指的是国教会的牧师，就是那些出身高贵，整天读拉丁文，但是对本教区的居民不怎么瞧得上的那些牧师。他们懒，因为他们不积极地去扩大他们的教民基础。什么叫毒黄蜂？就是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在为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文献怎样解读的问题展开知识分子的论战。对于他们来说，本教区的居民变成无神论者关系不大，但是另外一个牛津大学出来的的牧师写文章嘲笑我对拉丁文讽刺作家尤维纳利斯的解释不对，我的面子丢了，我一定要连夜磨墨写文章，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他自己就夸口说，我自己不是拿国教会俸禄的铁饭碗牧师，但是我写的《传道集》和做的传道演讲比你们几百个牧师加起来还要多，当然他自己就是激进党的主要笔杆子。激进党和非国教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都是由在传统教会和传统选区当中没有地位的新人口、新社区组成的。这些社区，当然多样化是很大，比如说威廉·潘恩（William Penn, 1644-1718）就是宾州的创始人，提倡那些和平主义者，被富兰克林嘲笑的那种坚持和平主义，宁愿放弃政权的贵格派和其他各个小教派，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对长老派的辉格党和圣公会的托利党都看不顺眼，但是在两党寡头控制的国会当中，基本上是挤不进去。
新兴的工人阶级主要就是这些教派里产生，所以英国工党就有一个条款，从劳工联合会产生出来的工党就有一个条款叫做良心条款，它看上去很像是美国宪法，最高法院做出的裁决，其实这两者是非常相似的。在英国的两党体系，封建贵族的托利党和大资本家的长老会之外的其他势力，一部分不是被挤到了美国吗？五月花号这种传奇，它就产生了把政教分离当做第一原则的美国；另一部分留在英国，没有被挤到美国去，而是留在英国，但是被挤到政治体制的边缘，在国会中间没有代表，这些人就是近代工党的起源。我们要注意，工党起源跟欧洲大陆的社会党是不一样的，欧洲大陆的社会党起源就相当于是在工党当中只占1/20的那个英国社会党和独立工党再加上费边社的势力，英国工党19/20的势力是封建势力和非国教派势力。非国教派（dissent）这个词就是近代持不同政见者（dissident）的这个词的原型，因为最初宗教是比政治重要的，而且覆盖面要大，政治只覆盖生活的一小部分，宗教覆盖你生活的全部分，你的妻子儿女什么的，社区邻里关系全部覆盖在内。
新兴工会和工人阶级的团体和工人的牧师往往是一回事。新兴的工人组织，织工马南就是不满意长老会把持政权的苏格兰宗教少数派，他们是宗教上的新教徒少数派。他们形成的团体当中有浓厚的怀疑政府和疏离政府的传统在内，所以才会有良心条款。良心条款的意思就是说是，工党当中的某一派别，如果基于自己的良心，比如说就像阿米什人在美国基于自己的良心不能参加战争一样，不能支持党的某个决议，他可以违反党的纪律。就像是美国人，如果基于良心，这个良心一般是指宗教意义上的良心，不能服从政府的某项决议的话，它可以实行良心优先的原则。欧洲大陆有国教会的国家，无论是天主教会的，还是路德教会，是没有这样的条款的，这个条款是英美的特殊现象，而且他们的来源是相同的。只不过非国教派（dissent）在美国这边是变成了执政党，变成了美国社会的主流，所以他就变成了美国宪法和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一部分。在英国，他被排斥到了两党体系之外，所以美国宪法的相应条款被挤到了工党里面，而不是在保守党和自由党里面。工党就是这样一个由非国教徒和封建公会的联合体，而不是像欧洲大陆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那样，主要来自于社会主义者。
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工党和保守党取代了工党和自由党的斗争以后，工会在工党中的地位反而相对下降，因为以前的工党，劳工联合会就是一个纯粹的封建联邦组织，它在性质上讲就非常接近于中世纪的城邦。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执政，而是在两党斗争当中经常是支持自由党的。因为自由党，特别是格莱斯顿 在很多地方在选票非常接近的情况下，为了赢得支持而需要他们的支持。他们不指望自己执政，而是作为一个封建式的压力集团，在两党政治当中周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工党变成一个有希望执政的政党，因此就产生了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进入工党，而他们跟工党原有的封建势力也就是劳工组成的各工会的势力关系颇为紧张。跟一般人的想象相反，不是说是越穷的人越激进，按说的话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应该比工人阶级有钱，但是实际上的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实际上是越封建的势力越保守，越散沙的势力越激进。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就是后来产生了哈罗德·威尔逊的这个城市中产阶级，是更散沙的。
他们跟工人阶级不一样，工人阶级比如说像《南与北》 这样的小说描述的那样，我原先是一个教区牧师下的教民，我是有社区的；进了城以后我像织工马南一样，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和非国教徒。现在我的牧师不再是国教徒的牧师，而是非国教徒的小教派的牧师，而我也有自己的工会组织，我还是一个封建性的社区人。但是，比如说我是一个记者或者作家，或者某个利润很不错的金融公司的职员，我拿的钱比上述的工人要多得多，但是我没有自己的教堂也没有自己的工会，我的政治观点跟我的教堂和工会的历史传统没关系，是我最近两三年看报纸和读书得到的心得。读了一阵子以后，我突然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一个社会民族主义者，或者又反过来做其他的什么主义者都是有可能的。我在政治上是非常犹移不定的，这就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和活动选民。
在封建体制下是很少有中间选民和活动选民的，就是说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选举是没什么看头的。你事先就知道，某某人世世代代都是国教徒，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祖先在克伦威尔时代被砍了头，你想要他不投票支持保守党是不可能的，谢谢。另外一个人世世代代都是长老派，而且他还有另外的两个祖先，一个在血腥玛丽那个时代被血腥玛丽绞死了；另外一个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时候被斯图亚特王朝明正典刑了，他不支持自由党也是不可能的。大多数有选票的选民，他们的政治形象是由他们的18代祖宗决定的，他根本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所以，哪一个市政会支持、或者是哪一个选区会支持谁，没有必要搞什么竞选运动或者请什么分析专家。
竞选运动这个事情其实是186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以前就根本没有的。竞选运动的意思就是说是有些选民还没有拿定主意呢，你大张旗鼓地说服他们，他们还可以改主意，但是在那以前这个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你闭上眼睛一看，这个选区的牧师是长老会的人，他肯定是自由党的选区；另一个选区的牧师是圣公会的人，他当然要支持托利党了，再争取是根本没必要的事情。
工党如果纯粹依靠工会联盟，那它就是个政治上的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它默认自己不会执政，它要跟保守党谈，保守党愿意给我们什么优惠条件我可以投你一票，或者自由党给我什么优惠条件我来投你一票。但是它自己要执政以后，第一，它缺少有执政经验的专家，缺少能够为它提供纲领的知识分子，它就要吸纳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工党第四条 ，工党第四条是费边社设计的。
一般人把工党看成欧洲社会党相同的东西，所以以为它的党纲能管住它，但是其实不是。工党跟欧洲社会党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封建联邦，党就是劳工联合会，你如果说美国联邦的总统能不能管得住佛罗里达州的州长，那大家都知道，他当然是管不住的，工党的政策对于组成工党的各工会是只有参考性而没有绝对的约束力的，严格来讲，工党是劳工委员会的国会委员会代理人。国会委员会代理人就像是你任命的，病人委托的医生或者是当事人委托的律师一样，他有像埃德蒙·伯克所说的、独立于当事人的利益。照埃德蒙·伯克的术语来说，我不是因为议员会服从我，我才投票选举他的，我是认为议员处理政治问题上的见识比我高，就像医生医病的本领比我高，所以我才选举这个议员或者选择这个医生，议员产生了和医生产生了以后我就要听他的话，如果我要自己给自己看病，自己给自己开药，我要医生干什么？我就是认为这个医生的医术比我高明而其他医生都不行，选举了他，我就要听他的话，而不是他听我的话。这跟近代大众民主议员要听选民的话、如果不听选民的话、就相当于背叛的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封建委托的理论。
所以，工党的国会委员会，跟工党的工会基础是两回事。国会委员会，严格来讲工党的决议是只适用于国会委员会的，换句话说，国会工党、选区工党和工会工党其实是三个不同的机构。工党的决议，全国委员会的决议是不适于工会工党的。工会工党像美国各州一样是自治机构，它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选择执行或者不执行工党全国委员会的决议。全国委员会的决议一般来说是选区工党和国会工党议员团协商决定，通过全国委员会执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有利于下一次选举。有利于下一次选举就是，意味着，纯粹的工会联盟是一个封建组织，是不能执政的。能够执政的工党就要把跟保守党关系比较疏远的城市化居民拉进来，因为如前所述，正如自由民主党在日本的主要基础是农村选民，保守党自古以来的主要基础是国教会牧师的选区。如果只算地理面积的话，那要占了英国的绝大多数，其他党派根本没戏。但是从人口上来讲并不占全国的多数，像伦敦、格拉斯哥这样的城市人口比起面积有几个郡大的选区还要大得多。
因此工党能否执政，主要是取决于它能够支持多少知识分子和多少城市中产阶级人口，政见不固定的城市中产阶级人口，而保守党的选民是——等于说是保守党的封建选民、教区选民基本上是固定的——你不用去争取他，他们最近500年来没有投过别人的票。同样工党的工会选民你也不用去，不大有办法去争取他，他最近100多年来一直跟着本工会的领袖投票。不过我们要注意，本工会的领袖会不会投票支持工党那是说不准的，所以工党的选民基础一直是没有保守党来得硬，一方面是历史传统要少些，另一方面就是工会成员效忠的是本工会而不是工党。本工会有的时候是支持工党的，有的时候根据良心条款它就不投票了，有的时候它甚至会支持保守党或者自由党。因为劳工联合会也就是工党本身，只是各工会实现自己利益的博弈方式之一，它也可以去找保守党或者自由党来实现自己利益的，不一定要找工党的。
这样一来，就产生出了各工会的势力不同，争取选举和赢得战争的目的、要求不同，工会当中有几个工会，其实实际地位就相当于是民间国防大臣，比如说运输工业工会，这个职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是首相之外的最重要的角色。该工会的领导人贝文是艾德礼能够当上首相的主要原因，其实整个欧洲强国都是一样。战争靠什么，后勤运输对不对？主要是看后勤运输，弹药粮草能不能及时运到。这东西掌握在谁手里面？运输工人的手里面。运输工人捏住了大本营的咽喉、捏住了国防政府的咽喉，推翻了沙皇和临时政府。圣彼得堡的运输工人工会是沙皇和临时政府倒台的主要原因，也是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军总参谋长，1917-1918年期间白卫军指挥官之一）和科尔尼洛夫将军（俄国临时政府 陆军 总司令）不敢搞军阀主义的原因，因为他们的补给掌握在运输工人的手里面，运输工人如果进行罢工的话，他们一个星期都支持不下去。这也是布尔什维克一定要镇压工会的原因，因为如果消灭不了在人口中占比不大、但是掌握了战争关键因素的这些独立工会的话，布尔什维克政府也会像以前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一样，像泡沫一样破灭的。
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等于是，所谓的民主和专制只是表象。所谓的专制只是，非但不是更强的政府，而是更弱的政府，社会整合能力更差。工党在两次大战时期入阁，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工会，尤其是实力强大的军火工人和运输工人，必须纳入国家统治阶级的范围内。如果按照旧的财产权投票的方式，具体的工人，钱可能还达不到投票权的标准，但是他们对战争的决定性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比如说伦敦城里面享有高薪的散沙中产阶级，他们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负。
同时，比如说工党内部的各工会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例如，早在20世纪初期，就有一些保守党人员讨论说，工党总体上来讲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海军兵工厂工人组成的工会却是最强硬的帝国主义者。工党是没有办法协调内部各工会的政策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工会主要是依靠运输工会之类的关键战争因素，对工党的控制力达到了顶峰。在艾德礼 执政（时期），贝文 是艾德礼的主要支持者，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丘吉尔的内阁中间是负责军事运输这方面的，所以他能够把艾德礼推上首相的宝座，但是艾德礼本人仍然是个知识分子。著名的第四条是由韦伯夫妇 起草的，一般人认为是工党社会主义性质的体现，当然其实只是费边社的政纲，只代表英国工党的1/40，它对组成英国工党的其他工会并无约束力。这就是英国工党的特殊性，它跟英国的封建社会结构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20世纪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工党能够执政的主要原因。因为工党尽管挂着工人的牌子，它主要是依靠我刚才描绘的城市流动人口、城市游士的支持，才能够战胜保守党和自由党执政的。而工党能不能维持执政，主要就是看他能不能够争取这些人。
随着战争的结束，运输工人工会对捏住国家咽喉要道的这个局面就结束了。工会在艾德礼和贝文退休以后逐步地退出了国会工党和选区工党的领导层，跟工会工党的关系日益疏远，这是撒切尔能够执政的主要原因。撒切尔能够执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重要的工会有一半在1984年的选举中投票支持保守党，而工党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了主要是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政党。哈罗德·威尔逊 的执政，盖茨凯尔是工党下台时期的主要领袖，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把他的接班人卡拉汉培养起来，五十几岁的时候就意外去世了，所以知识分子哈罗德·威尔逊得以执政，他把美国的选举策略引进到英国，打出了「你看还是工党干得更好」这样的牌子，重点支持这时已经占英国人口多数的城市中产阶级人口，而不是传统的工会人口，他因此在60年代使工党重新执政，但是也使工党疏远了传统的，由盖茨凯尔、卡拉汉所继承的，由艾德礼和贝文留下来的那个工会基础，使得这些工会成员在80年代转而支持撒切尔，使得工党在60年代胜利、又在80年代失败。
工党的历史就是一个依靠散沙人口而放弃封建基础的结果。在90年代的布莱尔的第三条路线当中，布莱尔的工党干脆连费边社 的第四条纲领也废除了，把工党变成一个纯粹的立足于城市中产阶级，特别是大伦敦市政委员会的党派。传统的曾经主持过劳工联合会的各工会组织跟工党的关系现在已经变得若有若无。
所以，依托于这样，因为柯文哲的基础就是这些人，他们跟过去的具有土司性质的，像卢秀燕的台中或者是颜家这样，具有土司性质和黑道性质的国民党地方派系，和依托基督教长老会和传统的日本皇民社区的民进党相比的话，封建性要弱得多。散沙人口的投票方式就是只看这一次，历史永远从零年开始，历史传统不算数的，我没有一个被查理国王砍头的祖先，使我世世代代都要投票支持自由党。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原子弹都已经在广岛爆炸过了，你他妈的还在讲查理国王时代的事情，你是不是一个傻逼？我投票就只为了眼前，谁的宣传战打得更好一些，或者说谁答应给我一点具体上的政策好处，我就投票给谁。我的投票是不固定的。」这就叫中间选民。
中间选民有好处也有坏处。因为竞选本质上就是针对中间选民，铁票库你根本就动不了，他们反正总会投票支持他们原来那拨人，像《人选之人——造浪者》那部红剧中所描绘的那样，有些人就是永远要支持「民和党」，你拿他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你还要竞选，因为每一票都很宝贵。每一票都很宝贵，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拿不定主意的中间选民啊。这些中间选民是泽连斯基上台的基础，但是背景是，传统的亲俄和亲波兰的建制派政党都处在崩溃的状态，因此旧封建势力瓦解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够拿到全国70%的选票。而台湾的情况不一样，就是旧封建势力没有瓦解，从去年的地方选举就可以看出来，尽管国民党中央不行，但是国民党的地方诸侯还是有他的基本盘的，民进党的诸侯当然也有自己的基本盘，所以中间选民的范围要小得多。当然并不意外的是，中间选民集中在新兴产业的几个大城市里面，就是像是高虹安的新竹这样的城市里面。这些城市里面的高薪人口没有固定的封建归属，但他们拿到的钱已经相当多，足可以瞧不起乡下人和他们的见识了，他们需要有一个跟他们自己一样显得逼格很高的候选人，这个候选就是柯文哲了。柯文哲主要的支持者就是他们。
这个集团的弱点是什么？就是在选区制度下，他们是要吃亏的。他们在比例制度之下在人口中的占比相当大，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人口中占比尤其大，但在选区当中，他们只能占很少的几个选区，所以他们能不能够当选，跟选区制度怎么安排很有关系。德国的选举制度就对他们有利，英国的选举制度对他们不太有利，台湾是一半对一半。柯文哲肯定能在比例代表制的不分区能够得到更多的席位，但是在选区当中却很难打破原有的帮派。原有的这些人口在以前的各个选举当中，还被吸纳在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框架当中，但是通过柯文哲他们觉醒了。觉醒产生出的第三势力，使得柯文哲可以得到相当多的选票，但是却不容易打破选区制度的界线。同时，他像1920年代，麦克唐纳时代的工党一样，他缺少一个长期执政的、可以随时组织政权的影子内阁的班底，所以他非得要走联合政府的道路不可。这就是柯文哲现在的状态。
当然，在这种状态之下，他赢得的民调是靠不住的。他的基本盘比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基本盘都要弱得多，后者到了一定程度之下，是会含泪投票或者宁可不投票的，而他的支持却是随时都可以转投别人的票的，因为一点一点小小的丑闻或者宣传战的原因就会这样，所以他的基础最不稳固。同时我们要注意，侯友宜之所以得票率这么低，并不代表他在大选的时候得票率也这么低。这个得票这么低，是党内的其他派系在惩罚他，同时还没有完全放弃把他换掉的期望。如果等到真的大选之前，他还没有被换掉，而且通过提名一个合适的副总统能够争取到其他一些派系的话，最重要的是，如果在大选当中，敌对势力提出了死忠分子无法接受的政见的话，那么各派系还是会含泪投票。今天说：我宁可投赖清德的票或者投柯文哲的票，也不要侯友宜当国民党候选人的人，是认为侯友宜说不定会急流勇退或者被搞了下去的人，如果到选举的时候侯友宜还没有（被）搞下去，他们还是会回来投票支持侯友宜的。所以侯友宜现在的票就是他的最低票，就是国民党内出身本土而不受旧门阀待见的这一小部分人的票。旧门阀想要整死他，台北市的经济蓝也是看他不顺眼的，到最后这些票数很有可能还是会回到他身上，所以他仍然能够拿到比他现在最低票数更多的票。
柯文哲得到的票很多都是抗议票，恐怕大部分都是抗议票，是因为我看侯友宜不顺眼，或者看赖清德不顺眼，为了惩罚他们一下，才说我这一次要投柯文哲。等到大选的时候，这些人很有可能根本就为了睡懒觉的缘故而不出来投票。所谓美国青年争取18岁的投票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在大选当天不参加投票。美国的年轻团体投票率是全世界最低的，有了投票权对他们来讲已经足够了，投票日当天会放一天假， 这一天的假出去玩玩不好吗，投什么鬼票？这是非常有可能产生的事情。所以柯文哲的基础是极其不稳定的。他的政策当然也是不稳定的，他必须用合纵连横的方式拉拢其他不属于他系统的人，因此需要做出政治上的让步。但是往哪一方面拉拢，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拿定主意，这还要取决于接下来的幕后黑箱操作。拉某些山头就会得罪另外一些山头，为了多得一些议会选举的票数，他必须跟地方帮派做各种勾兑，而这种勾兑对他的政策也是有影响的。
同时，他自己作为主要的决策人，他还没有拿定主意。他跟英国的工党不一样，他背后没有一个劳工联合会可以退守。现在他还不知道他是应该准备出奇制胜，利用有利的形势把自己推上总统的宝座，其他全部不管；还是，只不过我是一个不大可能当选的候选人，我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在下一任国会和地方当中为我的党争取更多的席位。这两者所需要的选举策略和谈判策略是截然不同的。当然后者的策略更封建一些，就是要把一些小的封建诸侯拉到自己的旗下来，树立长期的忠诚和合作的关系，同时把一些没有政治经验的支持者对他们放力、训练、培训，老人带新人，让自己做牺牲，就像盖茨凯尔对卡拉汉一样，我自己永远也当不上首相，但是我培养你，可以让你在威尔逊之后当上首相这样，要有团队继承的观念。而不是像一个明星人物一样，我把我自己集团的机会全部耗尽，然后以后，后一代就再也后继无人——如果要进行总统竞选的话，就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国会不重要，选区不重要，以后的封建传承不重要，只要我这个明星在这一次，利用这个机会侥幸当了总统就够了，必要时要采取燃烧未来的策略。
柯文哲很可能会采取这种策略，因为民众党是一个头重脚轻的党，它的地方选举基础是临时起哄拼凑起来的，没有经过历史的考验，本来就是很容易散的。当然这就会更鼓励柯文哲觉得，维持这些东西价值并不大，还不如抓紧时间捧一捧我这个特别聪明、特别伟大的巨大脑袋来得省事儿。但是这样做就有个弱点，认知偏差是人类固有的特点，就是全部基础都压在柯文哲的头上，是比把全部基础都压在宋楚瑜这个一人党头上要差得多的。宋楚瑜背后还是有些派系的，柯文哲背后却基本上没有诸侯的支持。
如果这一宝押输了，我认为是多半会押输的，像哈罗德·威尔逊这种竞选策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边缘性的胜利，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你总会出点什么事情，总会有记者抓出你点什么东西起起哄，变化无常的散沙人口的忠诚是完全靠不住的，多半你还是会输。输的时候你就完全站不住脚了。
所以，为民众党自身考虑的话，柯文哲其实应该放弃选举胜利的希望，而是走母鸡带小鸡的路线，利用有利的形势，把有志向、缺乏经验和资源的年轻人培养起来，把自己的资源向下灌注到他们身上，在大城市以外的选区留下一些，20年之内不要指望出头、但是将来可以延续血脉的种子，而不要把他们的资源全部提上来，为大脑袋服务。为大脑袋服务的弱点，除了散沙人口固有的弱点以外，还有就是作为传统的局外人、两党斗争的局外人缺乏政治经验和判断力的问题。换句话说，得不到深层国家的支持，而在选择自己合作伙伴、得罪哪一些人的情况之下，也缺乏准确的情报，所以这方面的事情多半是要搞糟的。
出于这些诸如此类的理由，就是柯文哲的民调应该是维持不了多久。因为民进党的传统是稳定性很强，无论如何，到关键时刻，大家都会含泪投票归队，即使原先很想掐死赖清德的人，到最后也还会回来给他投票的。国民党就不一样了，侯友宜会选择谁当副总统？要不要像换掉洪秀柱一样换掉侯友宜？或者是国民党干脆分裂，老子看你不顺眼，你他妈的搞成功了以后回来肯定李登辉第二，我现在先带着我的资源出去成立第二个宋楚瑜新党，这些事情随时都可以爆发的。在国民党阵营的局势稳定之前，柯文哲的选票是不会稳定的，因为他选票中间极大的一部分都是国民党的非主流票和抗议票，这些抗议票随时可以像煮熟的鸭子一样从天上飞走。
相对于柯文哲，其实更加重要的是国民党这一次要不要分裂一下，或者是像洪秀柱那一次一样，通过幕后勾兑，最后还是能够推出一个所有人都不满意，但是还不至于公开闹翻脸的候选人，但这样一个候选人基本没有希望取得胜利。换句话说，国民党只要能够团结起来维持各派系不翻脸，推出的候选人肯定像朱立伦本人一样，不可能赢得选举。任何一个像韩国瑜那样有可能捞到选票的候选人，都会导致国民党分裂。这是国民党的无法克服的致命伤。所以，实际上现在的选举的悬念其实不大的，就是我认为国民党其实是赢不了的。而柯文哲也赢不了。所以，以上的两种原因就是，国民党在重新整合的过程中间会出很多幺蛾子，最后能够稳定下来的候选人不能动员国民党的全部资源。而柯文哲则在——柯文哲到目前为止，第一是没有确定他的选战是以国会为主还是以总统为主，第二是他也没有确定他要拉的选票是以蓝营为主还是以绿营为主——在风头上确定不了基本政策，在风头过了以后是很容易四分五裂的，所以我认为柯文哲也还是赢不了。
正确的做法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坚定地，因为不舍弃就不能得到，你要拉哪一方面的选票，你现在就要拿定主意，走总统路线，还是走国会路线，现在就要拿定主意，及早拿出主意，及早布局，但是你就要忍受牺牲。本来已经好像放在自己口袋的东西，就因此而必须首先舍弃。但是柯文哲好像，大多数没有经验的政治人物都是这样的，他舍不得，舍不得看上去好像很可能得到或者已经得到的东西，但是这样一来，四面八方抓的话，就会四面八方都落空。现在的情况是，大家都还是在做试探性地放气球，真正决定投票的时候还没有来临，你现在迅速拿定主意，确定坚定的信念，把自己的基本盘稳固才是王道。现在不确定，各方面的票都要抓，最后各方面都稳定地归属以后，很可能两方面要抓的票，到关键时刻都会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