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阿姨早上好，今天主要是想向您请教一些会员在文稿站提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很多国家发达以后，就会出现所谓「阶级固化」（Social inmobility）的现象，那普通人很难赶上含着金汤匙出身的人家，也就是天生富贵的人。如何看待现代的阶级固化问题呢？这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

刘仲敬：就是，大多数时候世界都是处在阶级固化的状态，阶级流动的状态其实反到是很少的，比大多数人想象的少得多。只不过从文献记载的历史当中，比例感是失常的，因为记录文献的人总是知识分子，而且多半是游士，即使在欧洲也是这样，他们在人类社会中所占的比例是极低极低的。在阶级非常稳定的欧洲中世纪，记录历史的，哪怕是教会的历史学家，大多数也是在社会上是没有代表性的，他们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阶级偏见加入了他自己的叙事当中，结果给人一种好像阶级流动是比较正常现象。其实阶级流动不是正常的现象，只不过负责记录历史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来自于脱离自己原有阶级、在社会上流动的游士集团，所以他们留下的记录，给人的印象就好像是游士在世界上是很多的，但其实是很少的。

如果我们把原始部落的情况加入进去的话，就是通常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部落是没有明显的阶级结构的，就是没有很固定的阶级结构的；但是却有近乎遗传性的、或者说是家族性的遗传，也就是说是通常被认为是巫师或者是勇士的家族，有很强的遗传性。尽管在那样小的部落当中，基本上所有人都是沾亲带故的，而且巫师，比如说像赫尔曼·黑塞描绘的雨师、呼风唤雨大师那样的人（Hermann Hesse, The Glass Bead Game, the Rainmaker, 1943），他们是经常招收学徒的。哪怕是晚到成吉思汗的时代（Genghis Khan, 1162-1227），酋长和勇士也是经常收义子、把没有血缘关系的勇士加入到自己的真的儿子当中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原始部落应该是世界上最民主的社会、最开放的社会了。

但是他们当中同样会形成固定的、被认为是某某家族就是天然的——甚至是某某部落，就是在部落内部的话就是某某家族，是天生出酋长出勇士的，某某家族是天生出祭司、出雨师、出知识分子的。尽管这样的家族通常都包含着一定数目的收养，但是主流式的，就是一般的部落成员会认为，就像列维·斯特劳斯哪怕是在亚马逊的雨林当中（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1955），在原始部落当中也算是比较孤立和落后的、比起征服罗马的日耳曼部落更孤立更落后的部落中也会发现，就是部落的普通人通常认为，能当酋长的人是天赋异禀的，他的性欲比一般人要强。经常是一夫一妻，尽管没有的正式制度，在普通部落当中是正常的，主要就是因为男女比例就是那样。但是酋长勇士经常被默认为可以有三四个女人，而且也不是出于强制，而是部落的女人也有慕强和想要得到资源的倾向，会去争夺酋长和勇士，跟一般部落民不一样。一般部落民把这解释成为酋长天生就是不一样的人。

当然，呼风唤雨大师和巫师或者是萨满这些人，当然更是天生就不一样的。萨满或巫师这类人会在自己的部落成员中间寻找或者是发现，虽然不是这些家族出身，但是天然地就具有易感性、灵性特别强，适合于当巫师的人；或者在另一个极端，去寻找那些生性比较好静、比较博学好问求知的那种人、知识比较丰富的去当自己的继承人。而巫师自己的家族，巫师有各式各样的，有比较重视知识性图书馆型的、有比较像是萨满那种灵感型的人。一般来说灵感型的巫师民主性更强一些、家族性更差一些，学者型的巫师、知识分子型的巫师，家族性还要更强一些。就是说这些好学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和好勇好斗的武士的人格特征，都有比我们现代人熟悉和愿意承认的大得多的遗传性，会在原始部落内部形成天然的家族聚集性。

在部落和部落之间，至少在早期文明看来，就是各部落没有必要把给每一个人以特殊的个性和名字。某某部落以忠义著称，某某部落以胆小善于背叛而著称，这个不是张三当酋长或者李四当酋长，更不要说是张三当部落民或李四当部落民就能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埃及人可以用一个名字叫「张三部落」，只要是张三部落，他们肯定就是很能打仗的武士，我们可以招揽他们，或者需要防范他们；「李四部落」呢，就是很胆小很容易背叛的，我们信不过他们；几百年前是这样，几百年以后也是这样，我们用一个名字来称它。

顺便说一句，所有文字的古书上都是这个样子，往往会说古代先民，比如说蚕丛鱼凫这些古蜀的先王先民，有特别长的寿命，动不动活100多岁或者三四百岁，用一个名字来叫他们。一般的历史学家都说，这个名字其实不是部落酋长的名字，不是像后世路易十四的名字就是路易十四那一个人，而不是路易十五或者路易十八，康熙皇帝他就不是乾隆皇帝或者雍正皇帝。而古代部落那些名字呢，它不是说是这个名字指的是某一个酋长或者君主，而是该部落就叫这个名字，几百年来该部落无论谁当酋长，它都叫这个名字，跟埃及人的记录是相一致的。尽管老酋长死了，小酋长接了班，但是该部落的性格没有发生变化，其他人还是用同一个名字来叫他们。于是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几百年来该部落叫同一个名字，就被说成是该部落的酋长是一个特别长寿的人，一活就是100多年或者是300多年。后来世界堕落了以后、我们离开黄金世界以后，我们现在的人都已经只能活几十年了，但是古人都是成仙得道的，他们经常在峨眉山吃仙药什么什么的，死了也是羽化登仙什么什么的，所以他们可以活几百岁。其实那几百岁是很多不同代的人，但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和行为模式一致，就被所有人当成是同样的人了。各部落各有自己的性格，这种性格遗传性也是相当稳定的，比起现代民族国家为自己发明出来的民族性，比如说日耳曼的民族性如何、法兰西的民族性如何，要稳定可靠得多，因为那些部落也就是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小团体。

阶级社会是文明进步、分工发达、大社会凝聚的产物。跟现代的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主导的主流舆论不一样，阶级也是自发秩序。比如说像圣经里描绘的，以色列人一定要给自己立王，因为他们老打败仗（1Samuel 8:11）。老打败仗的原因是因为，其他的族群都有自己的国王，国王可以实行军事管制、可以征敛资源。能够有国王的国家，它在战争时期动员能力比较强，它就经常打胜仗。而以色列人没有国王，只有士师（Patriarch），就是可以行使司法仲裁权、还有一定的宗职能的长老，它的动员能力不强，平时和战时没有很明显的区别，所以他们老打败仗。于是以色列人要求士师为他们立一个国王。

而士师是不满意的，本来部落里面他就是最大的，立了国王以后国王就比他大了，他不愿意。他以耶和华的名义向大家说，立了国王以后你没有好日子过。当然他是很有学问的人，肯定就是当世人当中最有学问的，肯定也是看过了其他有国王的国家的实际情况，就说，国王立了以后，他肯定会虐待你，他会要你们十分之一的收成、要你们家的男人去替他们免费地干活、把你们家的牲口都征收到他们自己家里去，还会三宫六院、还会凭着自己的意志乱发脾气、偏袒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你们以后没好日子过，你们将会遇到暴君。但是以色列人仍然坚持说，以后的事情我们不管，现在我们就要打胜仗，打胜仗就要有国王，我们非要立一个国王不可。最后他们终于有了国王，而国王以后，至少是按照圣经上的记载，他们也不断领教到暴君的滋味。

阶级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它是自发演化的结果。如果有国王或者有固定的军事贵族集团的部落能够不断胜利，去把别的部落的男人杀光、把他们的牲口全都抢过来；而没有国王的族群就要像传说中的迦南人（Canaanites）一样老打败仗，自己的城被别人烧了、男人被杀光了、牲畜财富都被抢光了；那么自然淘汰结果就是，经过一段时间淘汰以后，没有国王的族群全都灭亡了，或者沦为附庸，需要受强大族群的保护，而有国王的族群越来越强大，最后就不再有没有国王的族群了。这就是一个演化，祭司阶级和军事贵族阶级就是这样产生的。

祭司阶级的产生显得更古老一些，基本上已知的原始部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半业余性质的祭司。他们因为知识比较丰富，或者是习惯法比较多，像大瑶山的瑶人或者是壮族之类的，到20世纪情况还是这个样子。他们有些类似「师公」之类的人，别人有了纠纷要找他们讲理，他们要放下自己的活不干给别人讲理，就要受到损失。所以想要请他们讲理，就相当于现在打官司的人要杀猪请他吃饭，请他吃了饭，补偿他因为误工得到的损失，然后他就出来给大家讲道理。他讲道理不是强制性的，但是是根据部落和社区原有的习惯，大家听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一起来吃顿饭，纠纷就算解决了。

你可以想象，社会复杂了以后，大家不再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以后，任何一个业余性质的法官讲出来的理就会有人不服。不服，法官又没有强制执行的力量，纠纷还是解决不了。下一步需要什么呢？就需要有更加正式的使用暴力的司法体系，强制镇压在原始社会当中不会出现的那种，法官做了判案你还拒绝执行的那种人。本部落产生出来这样的专业机构能够镇压这种不轨分子，而其他的部落还像原来一样，说了以后大家预期你会服。但是现在社会已经变坏了或者变复杂了，特别坏的人强大而狡猾，他就是不服，法官威信扫地，部落秩序完全解体，那么你的部落跟那些有更加专业化的法官和暴力机器、能够毫不犹豫地维持秩序、镇压这些坏人的部落相比，你的社会更加涣散，很容易被后者吃掉。

于是在自由竞争和演化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机构，包括暴力机构都日益专业化。当然，这时按照古老自由和新兴专制的逻辑就是，古老自由丧失了，伊甸园的黄金时代、在所有民族的传说中都被人怀念的黄金时代、唐虞上古之事一去不复返。而大家解释是惊人的一致——因为人心变坏了。尧舜之世凭说服就能解决的问题，到了周公孔子之世，就非得「大刑用甲兵」不可，要不然社会秩序无法维持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分工。所有事情都有分工，农业有分工、牧畜也有分工。后来的游牧民族技术也是产生很晚的，最早的上古时代的人可能养一些牲畜来吃，但是他们也没有专业的游牧技术，当然这样产能也不会很大。

所有技术都发生分工以后，涉及暴力的技术也会产生分工，这就是统治阶级的产生。祭司本身就是兼任法官职务的，但是他没有多少暴力，可以说他一部分是依靠提供知识、一部分是依靠装神弄鬼。当然最早的部落，就是阶级分化还没有很明确的时期的部落，也会有特别有学问的那种家族，它的自发性质是更加明显的；但是这样的家族如果最后演化不出暴力机器来执行自己的判决，那么它就会分化成像孔子这种人。在孔子的时代，法官已经有暴力机器可以杀人或者砍人的腿了，而孔子没有暴力机器，他只有当老师给别人讲道理，如果有人不愿意听他的道理他也没有办法，那只有随你自己去。愿意听他道理的人呢，就像是大瑶山的山民一样，带着猪肉干来找孔子。你给我们讲了道理以后，我们不能让你白干，你耽误了自己工作时间，我们给你猪肉干。这就是分化。

像孔子这样的人，更多地体现了最古老的祭司传统，但是能够砍人头砍人脚的那种新式的法官，才是孔子的表兄弟、跟孔子有同一个祖先。它们都来自于祭司法官的传统，但是它代表了组织更加严密的阶级和国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和深化，都跟暴力的专业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暴力的专业化产生了贵族、产生了官僚、产生了各种类型的国家。而国家本身跟阶级的演化和自发秩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它的产身源于自发秩序，但是它的强大有可能至少在某一类型的国家，比如说像美索不达米亚所产生、在后来变得非常普遍的官僚国家，本身就会威胁其他类型的自发秩序的存在，因为它有垄断暴力的倾向。

阶级产生以后，才会有阶级固化的问题。即使在上古时代、阶级分化不明确的时代，可以说是天然民主时代，也是有天然贵族的。可以说在原始部落的时代，天然的民主和天然的贵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部落民并不是出于强制才接受酋长的，他们默认酋长就是比较能打，在打猎的时候或者打仗的时候没有酋长是不行的。但是酋长往往是家族相承的，勇士声誉也是父子相传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天然的贵族已经在天然的民主中产生出来了，只是照习惯法，他们仍然是选举出来的，或者说是可以依靠模糊的公众舆论产生出来的东西。

等到文明变得复杂、国家组织变成复杂以后，成文法从习惯法中产生。最初大家都是没有成文法的，只有习惯法，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有足够狡猾强大富有的人，开始践踏歪曲习惯法。他们说，你说应该是这样，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别人都说，我们自古以来相传的风俗都是这么样的，我们村里面的老辈都是这么说的，这怎么会有错呢？他说，不是，证据在哪里呢？你听你的老辈是这么说，我听我的老辈可是别的样说的。白凭嘴你还真拿他没有办法，这样该怎么办呢？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在本村的村镇的市政厅或者诸如此类的地方，请一个最有学问的人在一些长老的见证之下，写下我们本村自古以来的风俗。在忏悔者爱德华时代（Edward the Confessor, 1042-1066），或者说是在萨克逊征服时代就有的风俗是怎么怎么样、我们的习惯是怎么样，一二三四我们写下来，保存在市政厅的柜子里面；今后如果再出现这样的纠纷，大家口说无凭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到市政厅去打开这个柜子，看看柜子里面的文件上怎么写的。柜子里面的文件上是这么写的，那就不是空口无凭了，白纸黑字，甚至还是用拉丁文写的，量你们也不敢不服不能不服吧？于是成文法就这样产生了。

但是成文法的产生不久就会产生出专业的法官律师之类的阶级，这些阶级也可能是渐渐地就会掌握成文法的解释权，会利用这解释权为自己服务。于是不识字的普通的文盲又要觉得自己吃亏了，觉得自己有理但是吃亏，又想不出办法来，他们会怎么说呢？在忏悔者爱德华的时代不是这个样子，现在人心都变坏了，这些专业的法官和律师都变成坏人了。怎么办？我们举起爱德华国王旗帜，打倒诺曼暴政、打倒近代以来的暴政，恢复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古老自由，OK？这样我们就进入中世纪历史。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自发演化的结果，就人类的本性来讲的话，随着社会的复杂性的增加，这些事情都是注定会产生的。

最初只是出于习惯的世袭现象，武士的儿子比其他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武士，这里面遗传的因素和家庭条件的因素都有包括在内。古代部落使用的武器是比较简陋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就是最优秀的猎人，自己使用的长矛之类的东西也是最讲究的。古代，就是原始部落往往什么都是公产，包括打猎打下的猎物都是公产，因为大家都要参与。但是通常武士使用的武器、巫师使用的咒语、还有比如说用来制造刀矛的最锋利的石矿，哪怕是在旧石器时代，比新石器时代更加落后的澳洲土著人，他们别的事情都是公有，但是最锋利的那几种岩石的石矿是私有的。某某人占有了那种最适合于制造矛头的石矿，他是不给别人分的，他占有了这种东西，就最有可能成为最优秀的武士，打猎成绩就会比别人要好。

最原始最民主的社会，差不多所有人都有一点点武术，完全不动武不打猎人的男人是不可想象的；也多多少少是一个巫师，一点都没有咒语没有护身符这样的人也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大家都默认，巫师的咒语比一般半瓶醋的咒语法力要大得多，酋长打猎的本事也比一般的普通猎人要大得多。最初这样的现象只是习惯而已，到社会文明演进到比较高的程度的时候，就渐渐会变成制度，国王的儿子都是国王、武士的儿子都是武士。

第一，我们不能忽略忽略遗传的作用。武士最初成为武士，那他一定是比其他人更加身强力壮、个子更高块头更大。传说中扫罗当国王，别的以色列人一看，他的个头比别的以色列人都高一头（1Samuel 9:2, Saul），就像姚明比别的人高。如果姚明要当篮球队员，你让邓小平跟他一比（注：邓小平身高157cm），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姚明当篮球队员是合理的，而邓小平当篮球队员是不合理的。这是自发秩序，大家都不能不服，不需要用任何强制手段，大家都会认为，篮球队应该由姚明去当，而不应该由邓小平去当。同样，古代打猎队也是这样子，像扫罗这种身高体壮的人，比起瘦弱的小矮子，更有可能成为优秀的猎人和优秀的武士。那么我们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凭常识，高个子的男人和女人更容易生出高个子的孩子，身强力壮的男人和女人更容易生出身强力壮的孩子，这些都是有遗传天赋的，所以武士家族的儿子确实有一部分天赋就比别人更适合于当武士。

再加上，他从小像14岁的女真人那样玩箭头，小的时候就拿爸爸的箭头去射些小兔子小动物，大了以后就跟着爸爸去打大熊大狮子。那么武士家族和酋长家族自家的小孩，也包括养子，在自己12岁的时候玩的箭头，就比那些普通人家庭的孩子玩的箭头要好。他的箭头就是用最锋利的黑曜石制造出来的，后来就变成是最好的钢铁制造出来的，一般人用的那些东西就没有那么好。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后天的教育又要比别人强。先天素质和后天素质加在一起就是，一般情况，阿骨打（1068-1123）的爸爸和阿骨打的儿子就是比一般的女真人能打，而所有的女真人又照例比所有的宋人能打。天赋和教育指向同一方向，以至于一般人只凭经验和现象来观察的话，不可能觉得这事有什么不同。

于是大家就会得出结论：首先，阿骨打他们家世世代代当皇帝是很合理的；其次，满洲人骑在宋人头上建立金朝也是很合理的。要不然我们把各自兵拿出来打一打试试看？你的军队能保卫得了国家、镇压得了盗匪吗？这个成绩差得太远了。于是大家就会默认阶级是天生的，国王的儿子天生就是应该当国王，因为他的祖先是优秀的武士、子孙也是优秀的武士；贵族的儿子也应该天生当贵族；一般平民当平民不是出于现代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想象的被镇压，而是照中世纪留下来的文献就说是，我愿意出钱来养他，只要他愿意保护我，就是我默认我是不能打的而他能打；他能打就让他给我白干，这好像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我得给他点好处。

最终的贵族是怎样产生的呢？比如说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大家就是像索马里一样一片混乱。这时一股维京海盗或者一股阿拉伯海盗从波罗的海、北海或者从地中海开过，一路抢东西抢女人，大家都吓跑了，也被他抢得干干净净。这时突然有一拨人，比较胆大妄为的、有冒险家气质的男孩子说，凭什么我要跑？我跟他拼了。然后他就拼了，就有一股海盗被他们吓跑了。然后这些男孩子当中又死了几个，那么村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希望下一次海盗来的时候，你们还能继续保护我们，我们出钱替你埋葬你们的死者，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产物来酬劳你们，而且还要给你们荣誉，因为生命是没有办法补偿的，死了以后你什么东西都拿不到了。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就像小岗村的村民一样，我们冒险去给你们分地，如果国家杀了我们，我们村民保证要养你们家的儿子，那些死者的孩子们，我们出钱养你们（注：1978年，包产到户）。

而且还有很多很多面子。比如说像晋文公他们就享受这种面子：春小麦第一次成熟的时候，用新小麦烤制的新面包要送给晋文公，总之是晋国的公爵吃，而不能让村民提前吃掉。英国封建制度有些地方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夏天开放的第一朵玫瑰花要送给男爵大人。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天津发生了火灾，22岁的消防队员连婚都没有结，为了救火而牺牲了（注：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大爆炸）。大家觉得生命没有办法补偿他，但是他妈妈还在，我们带着花圈到他妈妈门口去，你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但是我们要表现点心意，花圈要送给你。夏天的第一朵玫瑰花能让你占到什么便宜？不能占到什么便宜。但是这是村民们的心意，表示说你是最优秀的人，而且为我们做出了牺牲。

为什么第一块新麦烤的面包——它特别好吃吗？要给晋文公他们尝？肯定是这样的：晋国的公爵们最初肯定是武士出身，本地的普通老百姓是不那么会打的，有危险的时候公爵大人带着武士出去拼命去了。村民们怎么感谢他们呢？我们要把最好的东西献给你。最新鲜的麦子烤出来的第一块面包有纪念意义和象征意义，我们都是吃这些面包过日子的，所以我们把新麦先奉献给你。当然我刚才可能说错了一点，就是当时他们其实不会烤面包的，狭义的面包需要有一些技术，他们吃的很可能是麦饭，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制造的无酵饼之类的东西，而不是现代人所谓的面包。这些细节先撇开，但是最后历史就留下记载，《左传》之类的历史就会说，某某某某年的春天，「晋侯欲麦」，就是说是麦子熟了，晋侯想要尝新麦。但是他已经生病了，他没有尝到新麦就死去了（注：左传·成公十年）。这就留下了当时的习惯法的记录。

这些习惯法的来源是什么？放在地中海、放在意大利，或者是放在诺曼底沿海、法国的沿海，就是我刚才描绘的那种，村民们感谢那些有危险时候替他们牺牲的勇士，要给他们一些荣誉性的东西。荣誉性的东西就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我们舍不得自己用的东西要给你，因为我们贪生怕死，而你不怕死。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能够继续延续当年的契约，于是贵族阶级、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关系就产生出来了。这是自发演进的结果，被保护人和保护人同样地需要这样的关系，不是像后来法国大革命以后的观念，就是贵族是占了我们的便宜，他们凭什么占我们的便宜？我们要打倒贵族。不是这个样子的。

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是什么？贵族比其他人更容易当军官，获得非常宝贵的军事荣誉和升迁的机会，而平民子弟被排挤在外。但是战争的形式已经改变了。比如说像拿破仑那种数学很好的人适合于当炮兵将领，他就不是贵族出身，但是炮兵对战争胜利发挥的作用其实比古老的贵族要大得多了，你说拿破仑应该世世代代被贵族骑在头上，他肯定不服。奥斯特里茨（Battle of Austerlitz, 1805）的太阳是为拿破仑的炮兵而升起的，而不是为古老的贵族而升起的。因此，平民阶级既然跟贵族阶级同样冒了险拼了命，而且对军事胜利的贡献更大，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新的贵族呢？于是法国大革命就发生了。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过去的贵族是以从事军事义务、替其他人去死，像现在的消防队员那样而赢得特权的。我们要注意，现在的消防队员诸如此类的，其实在社区内也是有些特权的、还有很多荣誉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战争的任务也要由平民来担任了；同时很多贵族也已经不打仗了，而是去作诗、研究学问、崇尚文雅，以学问著称；或者还有一些干脆就只搞宫廷阴谋，文的也不搞、武的也不搞了，但是他们凭着祖先传下来的阶级地位，还要享受特权。这时大家就觉得不合理了，这时革命发生了。情况就是这样。

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现象给人留下来一种印象，以为阶级流动将会永久下去，而且是属于所有人、特别是下层阶级欢迎的。二战以后美国的近代和现代化理论普遍认为，要给下层阶级阶级上升的机会，国家政体才能稳定，国家政体不稳定，是因为下层阶级得不到上升。但是这一点其实并不符合人类的本性，也不符合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历史以前那些时间更长的、没有历史记载的古代部落史的现象。人类的天性是什么？它需要稳定。很多人是宁愿要安定的保护，而不愿意要独立自主、承担充满危险和不确定的生活的。如果不能切合大多数人的需求，社会制度是不能稳定的。

在社会流动性突然增加的时间段，社会上会出现很多危险的现象。比如说在政治上，就是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时代的僭主政治，雇佣兵的领袖不断发生变化。苏格拉底（Socrates, BC470-BC399）时代的希腊也是出现同样的情况，古老的政体不能稳定了。当时的民主派人士要起诉苏格拉底，为什么？因为苏格拉底是个优秀的分析家，他不断地分析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统治。过去的人含含糊糊，只觉得是我们古老先人的习惯，祖先是这么做的就这么做，社会自然而然就是稳定的。而苏格拉底的时代，知识分子产生了，他们开始解构一切分析一切，分析跟解构是差不多的意思。过去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看，其实不过如此，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都是唯利是图的结果。既然你唯利是图，我不能唯利是图？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于是大家就不再尊重古老的风俗了，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牺牲了那些抑制人们眼前的欲望、而保护了社群长期利益的宗教规范和社会规范。

于是就产生出来亚西比德（Alcibiades, BC450-BC404）这样的人。他很有才能，但是不知道敬畏神明。就是说是真到城邦不信任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投靠斯巴达人或者是其他的敌人，来反对自己的城邦；或者是在城邦愿意信任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把城邦的资源投入危险的、不靠谱的、冒险的事业；冒险的事业如果成功了，他的威望会大大增加，如果失败了，整个国家和人民替他倒霉。这样的人害了城邦。于是人民就觉得，这样的人是苏格拉底培养出来的，所以罪过是在苏格拉底身上，苏格拉底腐蚀了年轻人、破坏了风俗习惯，罪该万死。于是苏格拉底就因此而死去了。他们的控告是没有依据的吗？按照美国式的言论自由的角度来讲，难道苏格拉底不应该享有言论自由、应该理直气壮地继续传播他的歪理邪说吗？并不，言论自由的意思是，言论跟造成的效果之间并不直接，并不是说你听了别人言论就会照他的去做，所以按照言论来判断责任是不准确的。

但是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西塞罗时代的罗马、马基雅维利时代的意大利，所有的文明都出现同样的现象：理性的解放、游士知识分子的产生、阶级制度的不稳定使得国家陷于崩溃。为什么？有才能的人会这么说：我屈居下僚，我比贵族更勇武，或者说我比祭司更博学，但却不能得到他相应的地位，不公平，社会应该有流动性。这样的人真的很多吗？按照管仲的说法显然不是这样。管仲认为，民之秀异者足为士者（注：管子·小匡第二十；国语·卷06，管仲对桓公以霸术），就是平民当中优秀的人，比如说勇敢的人或者是有其他素质的人，能够当士大夫——士大夫在当时的意义还是武士，我们可以给他提供机会当士大夫。他是一个梭伦（Solon, BC630-BC560）式的改革者，打开了封闭的阶级的门，允许平民上升；但是按照他的默认，和梭伦的默认一样，他认为下等人当中凭素质可以当上等人的，其实是极少的，门可以不用开得很大。

什么时候门开得很大了呢？范进中举的时代，所有人都可以科举做官。科举做官所用的考试就是很容易的，四书五经嘛，就算是赤贫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做到，普通的小资产阶级读一读四书五经总是可以做到的。现在你考不上试、做不了官就不是别人的错了，就只是你自己不努力了。所有人都需要上进，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当时的通俗小说，比如说冯梦龙他们编写的《三言二拍》中已经留下了记录（注：出处待查）。其中有一篇小说描绘了一个老员外，别人有了点钱就让自己的子弟去读书，希望读了书可以去做官，他偏不，他让长子去做工、次子去经商学手艺之类的，人人各做一行。别人问他你是不是傻呀？你还不知道读书做官的好处吗？他就笑了说了一句话，你们光看到读书做官的好处，没有看到坏处。读书不是所有人都善于读书的，只有极少数有天分的人才能读书，如果我发现我的儿子有读书的天分，我会培养他去读书的；但是对于没有天分的人来说的话，最好让他从小学一门手艺，将来还能养活自己，比把那些本来没有天分读书的人逼着硬去读书要好。

你想想看，把那些没有天分的人，让他们从小不劳动不做工、不经商、不养活自己，只会去读书，而读了半天又读不出出息来以后，变成一种郎不郎来秀不秀，穿着长衫一辈子不干活，自己又挣不来钱，只会到处去打秋风乞讨；因为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不得不搞阴谋，去包揽讼事、败坏地方风俗，干出各种坏事来。请问这样的人我们在社会上是不是已经见得很多了？请问把我的儿子培养成这样的人，那是不是不如把他培养成一个本分的农民、培养成一个本分的商人、本分的手艺人？种地虽然不如读书做官有出息，但是好歹也可以混日子，做工经商好歹也是混日子。然而硬着头皮要把所有人，包括天分不适合的人培养成读书人，结果是书没有读成、官没有做成，但是青春期已经过了。本来可以轻轻松松地学一门手艺，或者说是好好种田的人，让他们在30岁以后再回头去学手艺，大脑已经僵硬了、手也已经僵硬了，平时都用来读书了，身体也不行了，也干不来活了。结果呢，你就会制造出一大批社会的废人，这些社会的废人只想做官只能做官，但是凭才干又读不来书做不来官，他们必定会变成社会上的寄生虫，害自己害全家，也害了全社会。大家听了这些话顿时说，这个老员外是真正有见识的人。

后来到了1920年代、五四运动的时代，郁达夫也说（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1922），我劝你们不要去上大学。上大学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培养出一个要当兵没有勇气、要做工没有体力、要回老家又觉得没有面子，除了做官以外什么也做不来，但是做官他又没有资格，于是这样的人只能在北京城当一个游士。当一个游士，他一天到晚就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做官的机会，他肯定希望政治不断地动乱、原来的政府不断倒台，让他有一个意大利笑话中所说的，每个人都可以做两个星期总理的机会。于是国家将陷入永远的不稳定当中。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也说，国家的教育不宜过于扩张，培养出来的能做官的人才超过了国家需要的官位，就是在自己给自己制造政治动乱和社会动乱。其实这只是阶级流动性的害处之一，而且他们面临的情况跟现在所面临的阶级流动性来说，还是规模极小的。更大的问题就是，就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很多知识是默会的。就是说如果你像中世纪的学徒制度那样，你们家从小就是石匠——

顺便说一句，苏格拉底就是石匠出身的。在民主的雅典大家默认的就是，有钱装备一艘战船的人是贵族，或者是装备重骑兵的人是贵族；只能够买一些轻装步兵装备的，像苏格拉底那个石匠家庭比较殷实，就是现在所谓殷实的中产阶级，跟贵族不在同一等级；但是他们比那些糊口挣钱的，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工薪阶级还要高一级；工薪阶级比那些连自己都养不活、还要依靠国家发津贴来养活的无产阶级要好。国家照梭伦的改革是分为四个阶级的：贵族阶级、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富裕中产阶级、工薪阶级，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中下阶级、贫穷的中产阶级，和纯粹的无产阶级。这四个阶级是分别投票的，像法国的三个等级一样。当然贵族阶级的人数虽少，但他们投票不少。罗马的选举制度也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说是贵族的一票跟中产阶级的一票、跟工薪阶级的一票，或者说是贫困阶级无产阶级的一票都具有同等价值，如果都有同等价值的话，天下就乱了。

苏格拉底就是游士的一个典型。他们家是石匠家庭，但是他并不去做石匠。后来传说中苏格拉底跟他老婆的关系很糟，他出来的时候，他老婆泼了一盆水在他头上。大家都说他老婆是泼妇，说苏格拉底很有教养，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脑补一下后面的情况：苏格拉底一家世世代代都是有手艺的人，他只要去做手艺的话，丰衣足食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去一天到晚就讲哲学了、也不干活了，家务活全让老婆一个人干。而讲哲学有的时候可以跟达官贵人的子弟，像亚西比德那样的人一起去吃饭，但是我们要注意，肯定是他老人家一起去吃饭，他老婆是去不了的对不对？他老婆会吃不了好饭，还得在家里面做家务活，还不像是他爸爸一样，在家里面干完石匠的活以后还给老婆帮忙。而且这样的收入是不稳定的对不对？有时有有时没有，时不时家里要过穷日子。从她的角度来讲，还不如有一个稳定的石匠工作来得好，她肯定对她的丈夫很不满意，她丈夫搞出来的所有哲学对他们家庭一点帮助都没有。

像托尔斯泰伯爵（Leo Tolstoy, 1828-1910）的夫人，尽管托尔斯泰是著名的作家，又是很有道德的基督徒，被全俄的文学青年所崇拜，他老婆对他是很不满意的。他在他的日记中留下的记录可以看出，她是负责日常生活的。托尔斯泰伯爵突然感动起来说，基督徒应该仁慈，我们不要吃肉了。伯爵夫人在家里面骂娘：你不吃肉别人还要吃肉，本来我只需要准备一份晚饭，大家都可以吃，现在我得专门给你准备一份符合你那种高超道德观念的不带肉的晚饭，而其他要吃肉的人我得另外给他准备一个午饭。你TMD是思想高超了，全俄罗斯的文学青年都说托尔斯泰伯爵太伟大了，我的负担则增加了一倍，你太虚伪了。托尔斯泰伯爵给他夫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虚伪的男人。

苏格拉底给他夫人留下的印象恐怕也差不多。你自己享受着名气跟富贵人家的子弟到处去玩去了，增加的负担全都落在我头上了。夫人对此很不满意，而且她是很有理由的。苏格拉底还好，学了苏格拉底的理论去的那些青年就很容易变成阿里斯托芬喜剧中描绘的那种角色（Aristophanes, The Clouds）。一个年轻人说，我现在可以打爸爸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到苏格拉底那里学了些哲学，我会推理。你说我应该孝敬父母，你给我讲出道理来？那个傻爸爸就说，我有什么道理？我们自古以来都是要孝敬父母的呀？你小的时候、哇哇哭的时候，你饿了疼了的时候，我给你煮麦皮粥吃呀。

年轻人说，你的思想太庸俗了，他就像一个巴金所描绘的《家》《春》《秋》那些背叛家庭的五四青年一样：你懂什么呀？这不过是愚蠢的古老的风俗而已。风俗有什么意义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人为什么会生育呢？还不是你自己欲望发动了？你满足自己的欲望，无缘无故地生下了我，让我在世界上受苦，你难道不是给我造成了损失？你竟然还敢要求我孝顺你，难道你不应该反过来赔偿我的损失吗？或者你是出于自己儿子有出息，那你就是为了贪图利益，跟商人买一个希望涨价的商品有什么区别？商人买了个商品，结果没有涨价，赔本了，大家都说商人是sb，而你却来找我的麻烦，这样公平吗？

那个没读过书、不会讲道理，也没有请过哲学家当自己老师的老人简直给他说得傻了，目瞪口呆。这样一来儿子不但不应该孝顺父亲，而且打父亲也是理所当然的了？照你们这样说，你就是打我也是理所当然了。儿子说，当然是理所当然了，我们都是有理性的独立的人，如果你得罪了我，我为什么不能打你呢？社会上强大的有力气的人不都是打出来的吗？然后苏格拉底本人也在观众当中看戏，看到这些部分的时候观众就哄笑起来，苏格拉底也跟着笑。

但是社会风俗的解体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本来依靠古老的风俗，大家不需要什么成本就能够维持社会了，如果大家都像是喜剧中描绘的那样，或者像马基雅维利时代那样真正做的那样，那就只能依靠暴力镇压。暴力镇压，那么古老的民主就没有了，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我们必须要有凯撒那样的人出来实行军事专政才能维持秩序。大家都觉得民主堕落了。

民主为什么会堕落？因为过去的古代的元老都是些心地淳朴、尊重善良风俗的人，不讲什么哲学。现在我们学了一些希腊哲学，希腊哲学教导我们，马基雅维利主义才是最现实的政治，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谁能够最好地组织利益集团、在最适当的时机使用自己的武力，谁就能够赢得胜利；正义不重要，古老的习俗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科学地运用自己的力量。于是大家都开始科学地运用自己力量了，古老的宪法就管不住野心家的野心了，最后只有一个胜利的强者用他胜利的军团把刀架在大家的脖子上，随时都能抄你们家杀你们的头，大家才会乖乖地服从。过去我们能够实行民主共和是因为大家心地淳朴，相信古老善良的风俗。现在我们沦落到只能实行军事独裁的制度，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只崇拜理性和暴力了，只相信理性和暴力的民族就只能接受独裁统治了。
[00:43:57]只有相信古老习惯法的社会，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按照自发秩序统治的社会才能够维持民主。所有的原始部落其实都是民主的，但是文明社会却一再产生出专制统治，为什么？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但是自古以来，就是说从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以来，自古也就有一种说法就是，是因为解放了人类的理性的结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这种说法，比如说在二战以后的现代、冷战以后的现代，占主流的美国支持的民主主义的解释显然就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忽视，这种古老的解释既然能够流传几千年，自然其中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而美国为什么会坚持这些？我们也可以玩世不恭地说、用马基雅维利的分析方法说，因为美国是相对意义上的世外桃源，在欧洲人搞启蒙运动的时候，美国仍然是淳朴的基督徒。像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的小说就经常描绘这样的事情：淳朴的美国青年到了巴黎，被巴黎的坏女人勾搭，觉得巴黎的风俗才代表更高等的文明，比美国乡下人要强得多，就留恋在巴黎再也不回去了。天真的有道德的美国人，和高度文化但是堕落的欧洲人的对比，是亨利·詹姆斯小说的主要主题。他的另一部短篇小说描绘一个有新英格兰全部道德观念的女青年，遇上了一个欧洲文化很高的拆白党。欧洲人早已看破他是个拆白党，但是美国女青年觉得他的文化很高，这是我们美国人所缺乏的，愿意跟他海誓山盟。后来她渐渐看出这个男人是个骗子，但是她对自己是高标准，她觉得自己作为女人做出了承诺而不执行是丢脸的事情，自己是不对的。虽然对方是坏男人，但是她还是宁愿牺牲自己的一生，为了对得起自己的道德观念。而对方呢，本来就是在骗你，他可不在乎道德观念，老子就是要骗你吃你喝你、把你吃垮喝垮、毁你的一生来成全我自己寄生虫的生活。这就是亨利·詹姆斯描绘的天真的美国和腐败的欧洲。加图时代的罗马和希腊也是这个关系。希腊就是腐败的欧洲，罗马就是天真的美国，所以罗马能够征服希腊保护希腊，而欧洲只能依靠美国的保护。

但是罗马和美国是刀枪不入的吗？显然也不是。为什么会有奥巴马和川普引起的一系列骚乱？美国很多民粹主义者都觉得美国风俗变坏了。早在麦卡锡参议员的时代，麦卡锡就觉得美国的风俗变坏了，他像加图一样觉得，这是那些万恶的欧洲流亡者搞出来的事情。在他看来奥本海默跟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启蒙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有什么区别？都会败坏我们的风俗。同性恋者毁坏我们社会，共产党人也想解构我们的社会，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英国的家庭主妇伍得豪斯（Mary Whitehouse, 1910-2001）也是觉得，色情和同性恋是共产主义者解构我们的阴谋。这个说法的可靠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但是从她的角度来看肯定就是这个样子的。英国的良风美俗被解构了以后，英国的民主制度还能维持吗？
[00:47:16]美国能够输出秩序来拯救欧洲，但是美国如果自身欧洲化，美国社会也在面临着分裂。川普时代的美国出现的事情是艾森豪威尔时代所不能想象出来的，熟悉罗马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帝国化的结果。帝国化使过去的风俗习惯跟全世界的风俗习惯冲突，移民和大量的来自欧洲和全世界马基雅维利政治家的涌入，使得过去天经地义的良风美俗变得不再天经地义了。那么美国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者，像金里奇（Newt Gingrich）这样的人他会说，左派和右派应该按照经济逻辑来划分吗？跨国的寡头不需要美国工人，他们用中国和印度的廉价奴隶劳动来赚钱，让美国的工人没有工作。过去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一个男人高中生毕业以后就可以打工挣钱，挣下的钱足够买一栋大房子，让他的老婆不用工作。现在他们变成了，对了，就是川普的好朋友、刚刚竞选成功的参议员Vance所说的那种《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J. D. Vance, 2016），变成失落的美国、变成锈带的美国人。他们很愤怒，难道我们不如那些越南的打工仔吗？美国的上层社会是不是为了那些人而出卖了我们？美国社会面临着严重的分裂，旧有的、支持了强大的美军和支持了美国联邦主义和民主的那些风俗有解体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