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阿姨早安，那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了。阿姨您好，我是剿匪学院，本周的访谈想请教您一个会员的提问，是关于儿童教育这方面的问题。您曾经有说过，一个理想的教育制度应该是要在小孩很小的时候、记忆力特别强的时候，在理解之前就能牢牢记住极少量的经典著作，尽管不解其意，但是这样未来成年以后就会自己发掘其中的意义，而这样的著作必须少之又少（注：问答20161209、问答20190124、访谈225）；您还曾以华盛顿将军与同僚之间引用辛辛那提与加图的格言来佐证这一点（twi，170813）。所以想请教阿姨的是，能否帮我们推荐一下是哪一些少而精的西方经典，是适合小孩来从小背诵的？

另外其实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台湾就曾经有人推行过所谓的「读经教育」，就是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这些经典，在小孩幼稚园到小学这个年龄段就开始背诵，那背诵方式也是像您所说的，就不求理解先背下来。后来这套模式其实前几年还输出到了深圳，引起过一阵流行，但我并没有后续追踪用这种教育方式的小孩，他后来的发展怎么样。您觉得这样的教育方式对幼儿是有益的吗？最后一个小问题是，其实非常多的姨粉都很佩服阿姨的博文强记，在教育小孩来说，其实最痛苦的就是关于小孩背诵记忆的能力不好，想请教您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或方法？

刘仲敬：就传统来讲，其实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有一个变化，就是从罗马帝国晚期一直到18世纪末，基本的就是圣经和西塞罗（Cicero, 106BC-43BC）。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是不大算数的，算是遥远的远古，那阿格里帕（Agrippa, BC63-BC12）或者浮士德这种人才会去管的。一般的教育——我说的「一般教育」就是相当于知道分子的教育，就是最基本的知识分子是什么呢？就是像范进中举。在西方就是基层牧师、乡村牧师或者贵族管的那种，就是从最低级知识分子到最高级贵族都必须要学的，就是圣经和西塞罗，这是基本的。西塞罗是当做拉丁文法书。最古老的教育是没有什么科学分析的概念的，就是拿示例、拿西塞罗的文章。比如说那本著名的反喀提林的演说，基本上每个小学生都会。哦，时代，哦，世风，罗马人怎么落到这一点了？从小都背到大。当然人人都背诵，那就是圣经里面的典故之类的。

圣经和西塞罗代表了知识分子和一般人的不同，就是一般人只会说方言，知识分子还要懂点拉丁文。最基础的知识分子的拉丁文其实就只有西塞罗，其他他也并不懂。就好像是科举出来的范进一类的人物，其实只懂得朱注四书，其他的二十四史都没有看过那样子，这样很寡陋的小知识分子是经常被人嘲笑的，但是基本的东西他具备了。当然更上层的人、博雅的人士，像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 1552-1618）那种人，那就必须什么都懂。像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那种人，懂有五六门欧洲语言和两三门古代语言，希腊罗马的学问和东方的学问都要知道一点，这是起码的。

18世纪末以后，发生了一点点变化，莎士比亚取代了——这个就不是整个西方了，前面讲的那是整个西方，后面讲的是英语世界，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美发生了一点点变化，就是变成了圣经和莎士比亚，但是欧洲大陆仍然更多地维持了原有的传统。这一点可能是跟16、17世纪以来文法学——我们注意英国的私立学校就叫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这不是偶然的。现代人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当时的教育家觉得，詹姆斯国王那个时代逐渐成型的文法教育体系，就是总结了拉丁文教育经验的经典课本是很重要的东西，这使得拉丁文教育从西塞罗当中解放出来。本来西塞罗的影响是很大的，虔诚的牧师会认为爱西塞罗超过爱圣经是一种罪行，但是还是忍不住，因为西塞罗的讲解和文章太美了。这都是像受过中文古典教育的人熟读二十四史和唐诗宋词才有的现象，就是十几个世纪以前的东西读得非常顺口，比现在的方言都还要顺口得多。19世纪以后这样的人基本上没有了，就是基础教育当中西塞罗不再是必需的了，虽然公学（注：Public School，英国自费的私立学校，招生不受家庭背景限制）之类的东西还是有拉丁文教育，但是拉丁文教育的年龄也推后了，推到像现在的初中生那个阶段。比如说你在没有上学以前你就会背唐诗，但是你在初中才开始第一次学英文。

像丘吉尔那个时代的拉丁文教育，就变成初中才开始学拉丁文，但是从小还不怎么认字的时候就开始学莎士比亚那种状态。最穷困的、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教堂就是他们的学校，他们至少会有主日学校这样的东西。传说中林肯总统是一本书的人，就是说他连那本莎士比亚也没有，他就靠的是一本圣经，主日学校会用圣经的图片格言之类的，多多少少给他讲一些。但实际上这个说法像华盛顿的樱桃树一样是有夸张的，林肯当然是平民出身，但是并不是一本书的人所描绘的那种赤贫阶级。所以这个基础教育是有层次的，不识字的人也是懂点圣经的，他至少星期天会听牧师给他讲这些东西。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是懂得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从小所有的英国小学生都会演朱力叶斯凯撒，受过一点，像相当于现在的国民教育是初中以上的基本教育，没有这样的教育干不了需要文化的活动。那么贵族像丘吉尔，会从相当于初中的年龄段就开始学拉丁文，渐渐像其他人一样，拉丁希腊的经典到大学年龄的时候都基本上都已经通了。平民阶级的孩子，他学的可能就不是西塞罗，可能学的就是麦考莱的《古罗马之歌》（Macaulay, 1800-1859, Lays of Ancient Rome），英国作家转手过的希腊罗马知识，而不会去学拉丁文和希腊罗马人的古典文献了。这个差别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开始的。

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的教育，产生了一个多多少少受过教育的普通人阶级。他们并不从事关于知识分子的职业，可能就当工匠或者是其他什么的，但是他们也是有一些知识，这些人的知识经常就是麦考莱那拨人提供给他的知识。我们要注意，就是印度是麦考莱的一个实验室，就像是满洲是日本的一个实验室一样，有很多事情在殖民地做起来更方便，因为殖民地是一张白纸好画图，你做起来比较顺手。其实19世纪中叶印度国民教育体系的形成，跟英国平民教育的普及差不多是同时代的。美国在这方面，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基本上是跟英国同步的，所以美国中西部的小学教师就经常都会背诵麦考莱的《古罗马之歌》。那是大英帝国时期，英国人觉得自己有一点像是罗马人，喜欢谈论罗马人品德的时候，给他们的小孩按照英国人的的理解来重新创造和重新解释希腊罗马经典。那就等于是说是，你的小孩其实并没有看过史记，但是却学了一些史记故事，或者说是古代历史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60年代，又是一个相当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样的一个过渡期，旧的以贵族绅士阶级为主的古典教育范围极大地缩窄了。同时产生的一个1914年前基本不存在的阶级，就是牛桥以外的工科大学生，不学我们敬爱的汉弗莱爵士和伯纳德爵士目前还视为命根子的希腊拉丁学问，而是学了一些工匠的工艺知识，学什么工程学、测绘学、植物学、动物学、德国形而上学之类的东西。这是从格拉斯哥大学之类的东西开始的，从19世纪末期有一点雏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成为主流，直到1960年代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这个本来是属于附庸的部分占据了主流。同时产生的现象就是中产阶级普遍受过较高等教育，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由人口的大多数，变成了至少是英美为中心的发达国家的相对少数。知道分子作为一个阶级，配合大众民主，不需要做详细解释就能够操作复杂机械和计算炮兵数学，像拿破仑所要求那样。能够胜任拿破仑炮兵的人是大众民主国家进行总体战的基础，这些人受过一些不包括古典教育的大学教育是正常情况。像过去那种私立公学，直到牛桥产生出来的，像汉弗里爵士和伯纳德爵士那种少数精英渐渐地退居幕后。

与此同时，乡绅阶级、贵族阶级普遍放弃了收益很低、税收又重的像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那样的土地，把老钱投入工商业当中，把乡村的老宅诸如此类的东西变成了博物馆，或者是国民信托基金的公共文化财产。你现在到英国去看到那些古代的城堡，19世纪贵族充满欧洲名画，拿破仑战争以后的贵族游历欧洲和东方，像额尔金勋爵那样的到希腊去弄些古迹回来制造出来的乡村老宅（Thomas Bruce, 7th Earl of Elgin, Elgin Marbles），它们多半是国民信托基金在管，而不是这些贵族阶级的后人在管。

如果你要找19世纪英国殖民主义黄金时代这些贵族的生活方式的继承人，那么这些人在哪里呢？恐怕是在巴基斯坦，是阿尤布汗（Muhammad Ayub Khan）、齐亚哈克（Muhammad Zia-ul-Haq）这种人。他们这些人的出身是印度西北边境部落区，那就等于是印度的满洲蒙古，是善战、出天下胜兵的地区，然后英国人用他们做辅助部队。欧洲籍的部队始终是很少的，英国人照例就是用土邦主的部队，招募他们当做英印帝国军队的主力。所以印度独立的时候，尽管穆斯林在人口中居于少数，但是在军队当中却是绝大多数。这些人出身是部落酋长，晋升的主要途径是参加英印帝国军队，或者像巴基斯坦军官或者马来西亚军官那样，经常到桑德赫斯特这样的英国军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 RMAS）去进修一段时间，在军队里实习一段时间，出来当军官；或者不走军官这条路，就去学一些法律学校，出来当律师和法官。巴基斯坦给人的印象好像是跟本拉登一伙的，但是这个国家赖以维持的内核其实就是庞遮普的部落贵族。庞遮普的部落贵族接受英印帝国式教育、旧式教育、麦考莱式教育的结果，结果产生了为数很少的军官团和为数很少的法官。这两个阶级发明了巴基斯坦、维持了巴基斯坦，他们把巴基斯坦当做英印帝国的继承者，他们把鼓吹印度独立的国大党，和国大党、甘地的一系列继承人都当做民粹主义煽动家。

在印度，从19世纪末开始走向独立这段时间内，过去被比如说比较接近大清朝的穆斯林帝国和大英帝国都压在底下的印度教平民阶级逐步翻身，产生出了自己的地主资产阶级，就是梵社（Brahmo Samaj）、文学社、泰戈尔诸如此类的人。而过去高高在上的穆斯林贵族被英国人打下来，但是英国人是不搞革命的，他们只是降格为英国人底下的二等贵族；等于是英国老爷和欧洲老爷是一等贵族，穆斯林老爷是二等贵族，印度教徒其实是平民阶级。而国大党的崛起和印度独立运动的崛起，是个平民阶级不断翻身的过程。英国老爷还好一点，他们愿意逐步开放比如说郡县各一级的选举、逐步分享政权；而穆斯林老爷是最反对的。他们被英国大老爷骑在头上还稍微好受一点，因为他们毕竟是二老爷；让平民翻了身，而且英国老爷回到欧洲去照样是大老爷，他们在印度本地让自己原来的下等人当了家以后，立刻就体会到打土豪分田地的痛苦，绝对不能容忍。所以世界上最早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来自于英印帝国，而它是强烈亲英和保守主义、反民主的。

巴基斯坦其实是由统派建立起来的。穆斯林贵族和大多数土邦主只要做得到的话，是希望大英帝国留下来的，但是这样的前提是大英帝国自己愿意留下来，然后你才好去勤王；勤王勤到一半，英国人他自己就不想留下来了，那你这个王就白勤了。那你就只能TMD退而求其次，老子像南非白人一样，我们建立一个白人家园可不可以？我们不要接受下等人统治，我们另外建立一个自己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是生造出来的。但是现在是民主时代了，国大党依靠的是民粹主义宣传，所以我们也只能利用民粹主义宣传，我们用伊斯兰主义发明一个巴基斯坦。少数贵族利用跟他们的阶级本性格格不入的伊斯兰主义，发展出一个对抗印度主义的民族发明，这就是为什么巴基斯坦是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主义国家。

巴基斯坦明面上的意识形态是伊斯兰主义，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平民化的，但是骨子里面却有一个比英国人更像19世纪英国贵族的精英阶级在幕后操纵；等到民粹主义的民主政治快要玩不下来，他们就冒出来搞一场政变。较多地是搞一场政变，大家都知道得比较多，动不动就冒一个军政府出来搞死布托家族（Bhutto Family）这样的民粹主义领袖；要么呢就是比较少见，但是作用也很大的，最高法院出来下令解散政府。

认真说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的权力比美国最高法院还要大得多，美国最高法院不敢做的事情它全都做了。你几次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站出来让总统下台、或者让政府解散重新选举的？美国最高法院是相当消极的，但是巴基斯坦最高法院有的时候在军人不方便出面的时候，它对军人和议会产生的文职政府都是可以直接解散的。在政治危机解决不了的时候，巴基斯坦最高法院经常能够发挥泰国国王那个作用，在那个短暂的时期，最高法院那几位法官就是国家的主人。像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说的那样，他们才是真正的法官。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最高法院法官这一次站出来，让军政府自己滚蛋了。但是最高法院同样也是让贝娜齐尔政府和他们拥护的总统滚蛋的主要原因。那它到底是站在哪一方面？它哪一方面也不站，就是因为它是超然于一般的政治之外的。就是，军方是超越一般的党派斗争之外的，在党派斗争相持不下的时候，军政府出面是一个解决危机的办法，但是这样就会引起军政府和民粹领袖的冲突；在他们的背后有最高法院，在军政府和民粹政府相持不下的时候，最高法院会出来，或者是解散了军政府然后重新选举，或者是解散了国会政府、允许军政府暂时执政。

而这两个集团，军官集团和法官集团，他们过的是19世纪英国贵族的生活，尼克松总统去英国访问时候没有领教到，在保守党那里没有见到，但是他去巴基斯坦访问的时候却领教到了。那是什么景象？就是英国老电影里面的景象：一座雪白雪白的庄园建筑物、英式的花园，然后大家在花园里面摆开桌子，端上下午茶。端茶来的人像维多利亚女王的印度侍从一样缠着头巾，他是一个大家族的家长，他们家为老爷服务已经有六代人之久了，他的老婆正在为夫人服务，他的女儿和儿子也准备长大了以后继续当这个家庭的侍从，十足一个封建社会的体现。这个家族的主人是巴基斯坦陆军的上校，八个月以前他刚刚发动了一次政变，为了向热爱民主的美国人解释，顺便请了美国总统到他的庄园里面来喝杯茶。然后喝完茶以后，就请美国客人一起大家骑上马出去打猎了。唯一的区别就是巴基斯坦本地没有狐狸，但是打猎还是要照样要打的。除了美国总统以外，还有沙特阿拉伯的王子，或者是科威特王子之类的人。

巴基斯坦西北边区是一个相当于西姆拉（Shimla）那样的地方，本地的部落贵族和他们的国际主义的客人带着他们的封建门徒，在这里为他们提供在其他地方很难享受到的、19世纪英国式的贵族生活。巴基斯坦也没有英国战后存在那种极高极高的税率，而且大众民主只触及到政治的表面，并不能够动摇世家大族的实质性统治；所以这些酋长、上校、法官们基本上是不用纳税的，而且还能把政权当做自己生利机器，像18世纪的英国贵族那样、像丘吉尔的祖先马尔博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他们所干的那些事情一样。他们从宗教信仰上理论上是穆斯林，但是实际上接受的文化教育和整个训练培养，就是福尔摩斯小说里面描绘的那些反动透顶的上校们。如果去听任他们的意见完全实行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连议会都不应该有，但是他们的领导人一般来说还是要顾全大局的，门面还是要讲一下的，通常还是要有议会有选举的。

但是这样放出的来伊斯兰主义，在近代社会中的条件跟19世纪的条件不一样，它就不再是亲英的保守势力了；或者准确地说，它在社会意义上是保守势力，但是在政治意义上经常反美和激进主义的势力。放出来的这些势力跟本拉登之类的人会结合在一起，对巴基斯坦来说是一个动摇国本的事情，所以军政府经常因此陷入尴尬当中。维持巴基斯坦的国体和对抗印度，没有伊斯兰主义是不行的，巴基斯坦根本就是伊斯兰主义国家，没有伊斯兰主义就没有办法沟通群众，所以总会有伊斯兰主义的民粹主义像伊姆兰汗（Imran Khan, 1952-）这样的人不断产生；但是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奥马尔（Mullah Omar, 1960-2013）这样的人跑到阿富汗去炸一下巴米扬大佛（Buddha of Bamyan），会引起国际舆论的被动。

塔利班是不在乎的，它反正也不打算跑到国外去访问，但是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 2001-2008）可不行，他是随时要到国外去访问的，美国人抓不住塔利班时可以抓住他。所以他就派使节去跟奥马尔沟通说，是不是可以不要炸那些大佛？奥马尔说，为什么？穆沙拉夫派去的这个人也是一位精通伊斯兰教各种知识的学者，他就引经据典地说，圣训圣训，我的圣训难道不比你这个乡村牧师懂得多吗？自古以来——我拿古兰经给你看，还有各种圣训，经书上面说得是明明白白，谁的信仰为真、谁的信仰为实，只有真主知道，真主会做出裁判的，你们凡夫俗子就不要到处跳起来，以为像自己像真主一样的明察秋毫。而且自古以来，从阿富汗南下进攻印度的穆斯林帝国多了去了，我跟你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汉魏晋宋唐宋元明清，多少个朝代过去了，他们谁也没有动这个大佛。你难道会比汉武帝唐太宗更聪明吗？

奥马尔摸了摸脑袋以后就说，我觉得你说的话都不对。因为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面真主责问我说，奥马尔，你在巴基斯坦都混了这么久，你怎么能什么事情都没有干？那个异教徒的大佛怎么还在这里？我害怕真主。于是巴基斯坦的特使就两眼冲天，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应他的梦境。然后他就说，那汉武帝唐太宗做的事情都不算数了吗？奥马尔又说，我想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大炮的缘故，所以在山上的东西他们就动不了。现在我有个大炮，如果我还不动的话，我觉得真主会找我算账的。于是穆沙拉夫就只有像他自己的特使一样鼻孔冲天，然后美国人面前去承受一些很不愉快的经历了。而奥马尔根据他自己的这个神奇理解，就继续去向巴米扬大佛开炮了。

接下来就发生了大家都知道的各种事情，包括中央情报局派出特使去跟马苏德将军商量，我们要不要像好莱坞电影中描绘的那样，给马苏德将军一些直升飞机，派几个特派员来，以马苏德将军的基地为基地，突袭本拉登在阿富汗东南部的基地。马苏德说这个不行，这种事情只有在电影上才做得到，只要本拉登不走出贾拉拉巴德、喀布尔那个三角地，你是抓不住他的，而且人派去以后也撤不出来。那是1999年的事情，过了一年，911事件就发生了。就在911事件前一天，马苏德将军被塔利班派出去的刺客刺杀，可想而知，大概是马苏德自己的组织也不严密，他跟中央情报局商量对付塔利班的事情已经被奥马尔知道了，所以奥马尔就先下手为强刺杀了马苏德。

1960年以后，教育体系经过了我们现在正在目睹的最大规模的多元化。工业化时代形成的比较严谨的、强调纪律的教育体制，在经过罗宾斯报告开头的一系列冲击以后，向公众友好型方向发展。教育不再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东西，而被看成是一种不仅服务于学生、而且服务于整个社会。为学生及其家庭准备的训练，最初是阶级训练，后来包括职业训练，现在变成时间无限期、终身教育全面教育，教育全社会而非特定人。同时教育者，比如说受过拉丁文训练的教师之类的，和社会之间的主从关系发生了颠倒，他们变成服务全社会的、类似社会福利人员和社区护士这样的人，要不仅对学生而且对全社会提供服务。带来的好处是教育经费大量增加、教育经费多元化；但同时原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纪律不能再维持了，开放式教育或者素质教育，或者什么快乐教育诸如此类的五花八门的形式，多元化的教育体系开始出现。

像现在美国保守派深恶痛绝的性教育，其实也是1960年代开始的。最初，当时的保守派跟现在同样深恶痛绝的性教育，是不包括让小孩知道同性恋或者是变性手术诸如此类的事情，而只是让小孩知道各种性交知识；但是这样做也被当时保守派认为是促使学生早恋，或者是在他没有控制能力和没有供养家庭的责任能力的时候，就利用堕胎和抗生素的方便到处乱交，养成不利于家庭的习惯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事情跟现在在闹的这些事情是出于同源的，都是1960年代以后向全社会开放的教育体系所造成的。

当然在这个时期，就像新教徒的革命造成了耶稣会（Jesuits, 1540）的教育体制一样，它也造成了现代主义时期保守派的几种——当然我知道的其实只是很小一部分，因为我纯粹是道听途说，我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比如说，一般人不会把川普跟弗朗哥将军联系在一起，但是川普的任期内司法部有一位重要官员巴尔（William Barr），他就是上帝事工会（Opus Dei, 1928）培养出来的，而上帝事工会是弗朗哥将军推行经济改革时期技术官员的主要来源。这是怎么搞出来的？上帝事工会在现代就是一种有点类似耶稣会这样的组织，它是针对现代主义对城市中产阶级心灵的侵蚀，造成了众多诱惑和羊群人心的迷乱，提出过去教会有很多东西是只适合于过去的社会条件，并不是宗教本身纯粹的真理，而是这些宗教真理跟社会本身接触的产物，这些东西跟宗教内核不一样，是需要革新的；所以必须像新教徒革命时期的耶稣会学校一样，重建一个新的教育体系，这些教育体系的士兵们被视为是某种意义上的战士。当然是比喻意义上的战士，就像基督教经常用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说是「基督精兵」（Christian Soldiers）之类的。这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就是在各种不正当的、本质上不是来自于上帝所喜悦的各种诱惑当中像一个——精兵的意思就是跟普通人不一样了，跟大多数人不是一个意思，你要是一个特别能够善于跟各种诱惑战斗并取得胜利的精兵。

按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学生，他们的人数是极少的，但是1960年代以后的西班牙的社会和政治走向基本上是由他们操纵的。他们在现代民主社会依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小就养成的高度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就是这样。这两种都无所谓，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敌人经常极其看不顺眼的，觉得跟马德拉斯——马德拉斯是什么？马德拉斯就是产生出塔利班和巴基斯坦激进分子伊斯兰学校（Madrasa）——或者说跟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就是同样背景培养出来的人是能够相互识别的：我们是一伙人、都是上帝的精锐士兵，对神和世界有特殊责任。当然不用说，就会有很多人，包括很多其实也可以算是保守派的基督徒人士和包括神职人员，会像是罗莎·卢森堡和考茨基看列宁不顺眼一样（注：前两者都反对暴力夺取政权）。他说，你这种做法是对基督教根本教义的不尊重，因为所有人都是有灵魂的，你等于是假定世界上有一些平庸的人，不像你那样是精兵的人，受不了严酷训练和严格纪律的人，这些人是你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抛弃的。

当然对方也不是吃素的人，他当然也有很多引经据典，从圣经和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引来的各种理论，证明这样是完全正确。他老人家非但没有抛弃普通人，恰好相反，自古以来就是有牧师跟长老的，就是要为普通的人提供服务的。承认世界上有软弱的人，或者说是我们受过精锐训练这种事情，不是说我们是一个特权阶级，或者说是一个像传说中的共济会和耶稣会那样颠覆世界的秘密团体，而是说我们是一个献身者。你说我们是万恶的秘密党徒，跟共产党有什么区别？那么请问你的教区里面，你老实说你有没有牧师？你敢说你那里面没有长老吗？或者不会连志愿者都没有吧？我们跟你们长老和志愿者有什么区别呢？无非是我们更加勇猛精进一点、我们的自我约束意识更加强一点，但是我们是为了服务和自我牺牲的，你们说的那些话都是扯蛋的事情。

好吧，这些争论是永远争论不完的。但是这样的组织，也是在他们本身，就像是有一句话说的那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说的是复古，但它根本就是现代主义的产物；耶稣会其实是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的主力军之一，但它其实就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像诸如此类的体系，其实就是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本身的产物，博弈总是从多方面进行的。

所以196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特点就是什么？教育的泛化，或者说教育的社会化。教育为全社会服务，同时也受全社会渗透，教育和社会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来的，本来就是对极少数人准备的，像汉弗莱爵士和那种丘吉尔式的古代精英教育的学校仍然是存在的；它们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在教育极度膨胀的情况下，它们的数量变成了极少数，但在古代没有什么普遍教育的时候，他们的数量也是极少数。同时还有貌似保守、实为革新的像上帝事工会这样的组织在产生。

社会化教育有一个特点就是，教育机构本身，它至少是产生了很多跟本身社区难分彼此的教育机构和准教育机构，跟中世纪早期那种，依靠罗马法和天主教会的造法活动所产生的那种远程法团（extra-territorial corporation）——什么叫远程法团？就是瑞典的几个贵族和富裕农场主出来的学生，他们到巴黎大学去上学，他们是谁？他们是英格兰法团成员。什么叫英格兰法团？北欧的学生全是英格兰法团，英国人、苏格兰人、瑞典人、丹麦人这些。他们在巴黎大学各个学生当中，他们跟意大利人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他们构成一个法团，都是英格兰法团，他们是远程法团。他们在瑞典可能只有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在英国的人数可能要多一点，平时的距离都非常远。除了在学校那点时间以外，他们通常是通过距离很慢、几个月才能送到的信件，像笛卡尔、牛顿那个时代的皇家学会和欧拉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一样，其实他们的网络是极其稀疏的。欧拉他是一个德国人，但他在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因为俄罗斯的开明君主也还在，他出得起钱养知识分子。他在那里工作，他时不时跟英国和法国和德国的同行写信，这些信件就像今天的学术期刊一样，负责承担全世界最尖端的科研工作。这些写信人，他们写出的信件，就像现在前沿杂志发表的前沿论文一样重要。他们每年要写上比如说十几封到几十封信，一封信发送三个月才能从圣彼得堡寄到巴黎，但是科学就是在他们这种网络中间展开的。

这种远程的、没有特殊属地，但是却具有一些民族国家性质的组织，是天主教会在11世纪左右的发明，它们跟现在教育所经常强调的那种跟社区融合在一起、像美国的社区大学这些东西，它不是偶然的，它也不是单独的，它是学院组织的民主性的体现。我刚才描绘的那种远程组织，其实本身就是教会法封建化的体现，学术跟教会是有极密切的关系的。而现在这些横向展开的教育组织跟社区——比如说像拆除学校的门墙、不让学生跟外界相隔离，这样的学校在台湾也是有对吧？就是同一种精神的体现。学校跟社区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而学校本身的质量和取向，都是跟附近社区居民，也就是我在以前不知道哪一次曾经提到过的，家长、学校董事、和本自治市的纳税人是三位一体（注：出处待查），他们基本上是一回事，这样的组织是连在一体的。

教会的、保守派的、反对教会的自由派学校，在这方面其实是惊人的一致，他们是承袭的主义不一样。比如说在同一个城市——按中文讲叫「城市」（City），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自治市（Borough）组成的，那些自治市才是真正的法团；表面上的城市只是一个人口聚集区而已，经常不同类型学校是相互参差交错在一起。这里你可看到，是一个大学很多的地区，就在城里，他们的大学生是民主党的铁票库。他们举着彩虹旗经常出来游行，他们学校的橘子树是路人都可以摘来吃，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们举行活动，他们的学校校区附近，那就是一些比如说像特色文化酒吧、特色文化吧这些东西，像爱丽丝梦游奇境装饰的小店诸如此类的东西，你在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够找到。各种文化衫、文化工坊这些东西，跟各个大学学期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而且通常，对了，这是费拉右派最看不顺眼的地方，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是可以当做学分，不是说是只有硬学科的死记硬背考试分数才算数。这样做会放进很多，照费拉右派的看法就是，你ㄚ根本就不是高考英雄，根本就不应该进来的人。其实你做的事情就不能算是学校的活动，而是属于社会工作这些事情，跟学校活动是不可分割的、粘连在一起的。

整个社区，比如说包括这几个大学的整个社区，通常是自由派社区。他们会，比如说选举一个祖父是天主教徒或者是圣公会教徒、妈妈是自由主义者，自己年轻时是多元文化论的、中年以后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人出来当本区的议员，像奥马尔（Ilhan Omar）那样的人当本区的议员。但是本区的居民绝对不是穆斯林，而且这一位穆斯林议员，他并没有穆斯林社区作为依托，投票给他的是多元文化论者和自由主义者。

就在离这个小区步行路程大概不超过十分钟的地方，就有另外一个区。这个区基本上它就是三位一体性质的，纳税人、学校董事和家长是同一拨人，而且是清一色的基督教保守派，他们全都投彭斯的票。他们也有无数的公共活动，而且他们也像上帝事工会一样，尽管他们不是天主教徒那个系统的人，把自己看是上帝的战士，对社会服务也是看得很重的。在他们学校里面上学也不是做题，准确地说，只有印度学生，也包括巴基斯坦学生和华裔学生，才是死读书的那些、才是做题家的那些，而且这个做题家风格被看成是一种特殊文化来加以对待。白人、黑人和其他人，都被假定为热心的基督教会的公益活动者，一天到晚就在忙着带更小的孩子，十几岁初中年龄的小孩就已经会带小孩了；或者是到老奶奶家去送饭、给正在生孩子的女人送饭，然后搞诸如此类的公益活动，或者是跑得远一点就跑到乌干达去了。

你如果撇弃宗教和政治方面的不同的话，他们干的是费拉右派认为不务正业的事情，是社区性极强的事情，他们的学校都跟本社区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我们把刚才那个区称为彩虹区的话，彩虹区的学生，他们就会像是费拉右派最憎恶的那样，给孩子上性教育课，包括介绍不要歧视变性人、怎样做变性手术之类的知识。保守派呢？十几岁的小孩就知道育儿知识和婚姻教育。我们要注意就是，科举社会的优秀的做题家往往是隔绝性教育、而且很少有异性交谊。异性交谊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什么？运动场。自古美人爱英雄，放在现在就是高中女生最爱运动员，但是经常搞运动或者是搞社会活动的人做不了最顶级的做题家。像我刚才描绘的保守区那样的地方，就是一般白人家长的意思就是，不要让孩子做题，他的青春期只有一次；但是中国人和印度人这么干，那是他们的特殊文化，随他们去吧。

尽管这些中国人和印度人家长多半也是，至少是名义上的教会成员，但是教会也是分很多层次的。就像上帝圣公会所说的那样，就是说你参加了教会，并不是说什么都知道。教会内部当然都是自愿的，有各种志愿、志愿到各种不同程度、付出到各种不同程度；如果你的付出达不到这个程度，比如说我就从来不去乌干达，那么肯定就是，乌干达志工那些来来回回活动非常频繁的小组干什么事情，其实我是完全不知道的，诸如此类的东西。内部的深层国家多得是，大圈小圈是极其复杂的，不是有一个名号教会，就是像党支部书记领导一批群众那样单调简单的结构，它是一个不断动态生成和发展的，波纹状涟漪状展开的结构、一个动态的结构。

这些人，十几岁的小孩，在他们其实还并不能真正结婚或者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会做优秀做题家不会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说照顾婴儿，他们知道怀孕的妇女的各种需求。一般来说，优秀做题家是缺少性教育、缺少运动经验，不大擅长跟异性社交，也不会英雄救美。但是凭他的做题能力和优秀学历，老子是台大毕业的对不对？我还在美国留学以后，闭上眼睛可以拿一个高薪职位，凭他的高薪职位和他的大房子，不愁没有女人嫁给我。但是真的结了婚以后，他会有一个阶段搞得乱七八糟的。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可能就是被我骂过N多次，因为我要他们像弗朗哥将军一样搞长枪党，他们始终是不干的。费拉教会有一点，很可能有一部分是他们从美国学来的，就是改革开放才从他们的美国母教会学来的，就是婚前教育。基本上他们的男人和女人，通常是有婚前教育和婚后的各种互助小组之类的东西，因此他们的婚姻特别稳定。

我们要注意，不是说你头上挂一个基督教的名号、挂一个牌子，你的婚姻就会特别稳定。如果你只看统计数据的话，像美国这种统计数据，什么白人黑人什么什么的，其实把城市的白人和城市的黑人统计在一起、农村的黑人和农村的白人统一在一起，其实不是这样的。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比如说圣经地带的黑人家庭，或者是保守派地区黑人家庭，跟同一地区的白人家庭是差不多的；同样，在洛杉矶和纽约这样的大城市，白人家庭和黑人家庭也是差不多的。但是统计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统计的，洛杉矶的白人跟圣经地带的白人统计在一起、洛杉矶的黑人跟亚拉巴马的黑人统计在一起，结果造成了一些毫无意义的数据。

我刚才讲的，就是沦陷区的教会这些，他们在这一方面是做得很精致的，就是其实他们的性教育比起大多数虚应故事的公立学校的生理卫生教育要做得详细。生理卫生教育其实就是硬科学性质的东西、人体解剖诸如此类的东西。你看了以后，就是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你看了人体解剖图，知道什么东西叫做子宫之类的东西，其实对你怎么样跟女人相处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你只不过是又背诵了一些跟心脏知识和鼻腔知识是一样的无用知识。如果你长大以后高考的时候考的不是医科的话，你学到的这些知识全都是白费，完全是浪费了你自己的时间。但是一般来说，教会并不被称为学校的这些活动当中，是有非常密切的互动的。这个做法是对的，因为男人和女人碰到这种情况下，他们要么是自己去盲动，要么是在有引导、有模仿对象的情况下互动，后一种情况显然是要安全得多。我相信这些东西像两只老虎那个儿歌一样（Frère Jacques, Brother John），其实是有多半就在美国的源头的，因为美国教会或者说是保守派社区，搞这一套是搞得非常复杂的。

一般来说，11岁左右的小孩已经当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志愿者。十五六岁的小孩，对于男生来说，恐怕这个时候是他性欲最强的时候，他已经很会跟女孩打交道，按照罗伯特李将军那个时代的说法，就是很会做一个基督徒绅士了。他不会说是像优秀的科举知识分子一样，在拿到大house以后跟女人结婚的时候，其实对怀孕生产和女人的脾气性格都是极少有了解的，而女人多半也是冲着他的社会地位来的。而维持婚姻稳定性，相对而言跟婚姻家庭稳定性基本上是同步和延伸的社会关系，大多数都是细节性的东西，生活细节方面的东西。

我敢说，这些地方的十五六岁的小孩，可能比非常自豪的油腻中年——认为自己玩过很多女人，而且以我的社会地位，我要搞婚外恋或者搞一些年轻姑娘的跟我玩，还有什么不容易的？我没有跟老婆离婚，全是大慈大悲的体现，其实我要玩多少都能够玩得到的中国的油腻中年，要了解女人了解得更多。这些地方经常跑到乌干达去那些，甚至连神职人员都不是，就是普通志愿者。跑到那里去，不但去乌干达、也可能去昆明或者什么地方，甚至就在当地生孩子，过了很多年才回来，孩子从小就会讲中文或者说斯瓦希里语的那种人，他所知道的东西，比很多外交学院毕业出来的外交官知道的东西还要多。
[00:47:56]我们要注意，这种横向展开的教育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就像你们拆除了校园的围墙，让自己的学生跟社会接触一样，它是在某一方面是会提高风险的，包括费拉右派说的那些风险。肯定就会有人因为接受了性教育，在60年代就跑去未婚先孕了，在现在，在性格还没有稳定的时候，就自己去做变性手术了。但是另一方面，在十五六岁以前，人还处在柔软状态的情况之下，通过反馈而赢得了很多能力，如果你错过这个窗口期，就像是你在40岁以后再学外语一样，你是怎么也学不会的。

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一个男生在16岁以前普遍会自己组织球队、自己搞联赛，同时也会自己参加志愿者组织，去照顾婴儿或者妇女之类的，这样的社区将来就是能够执行民主的社区，或者说能够产生自发秩序的社区；优等生在成年以前关在家里和学校里面读书，不运动、也不去从事志愿者活动的学生，将来只能执行士大夫官僚统治，无论如何也不能实行民主；即使是宪法上实行了民主，实际上也必须实行强势的官僚统治，否则没有办法稳固。16岁以后就没有用了，最迟是16岁，有些东西甚至可能就是在七八岁、小学那个年龄段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它是一个连续的整体。

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属于保守派的社区，学生学到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在学前班时期、在开始学画画的时候，就学到了一些圣经的格言警句这些东西。有的学生是天生就喜欢画画，有些学生并不，喜欢画画的学生就会画一些baby摩西在水上漂，或者是约拿和大鲸鱼之类的故事，配上相应的圣经格言。他们大概不会知道神学家从这些内容当中衍生出多少东西，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跟匹诺曹的故事差不多，匹诺曹被大鲸鱼吃下去，约拿也被大鲸鱼吃下去了。好，你描绘的那些依靠硬背的东西就是这样搞进去的。

这个跟比如说乔伊斯那个时代、萧伯纳（1856-1950）那个时代不一样。萧伯纳那个时代的主日学校干脆讲就是，一本教义问答发到你手上，老师就拿着教鞭教你念，那就是被现在一般人所骂的填鸭式教育，你真的是死记硬背，比如说至少爱尔兰天主教学校是这样的。你背下来吧，这些东西是教义中最核心的部分，先不管你懂不懂，你先背下来，等长大了以后你再回头来理解。现在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就是我们刚才描述的那个样子：有些人在画画，画baby摩西或者诸如此类的画，有些人在做气球，有些人做横幅，有些人在用彩色填字母，但是字母上面填的话和字母其实是伊甸园亚当和夏娃这些东西。

像自由派一方面，他们是怎么搞的，因为我没有亲眼见过，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保守派一方面的经典就是这样搞出来的，最初在学前班那个阶段。学前班教育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就是沦陷区完全没有类似的东西，不同的，哪怕年龄只差几个月、或者是兴趣爱好只差一点点的不同的小小孩儿，是会有不同的班编组的。而照顾他们的人经常经常经常就是一些中学生，而且不限于女中学生，男生也是照样来的。这些人在学前班和sunday school照顾了baby年龄段的小孩以后，他们自己到学校去，经常也是被高中生或者是业余当志愿者的大学生去带的。然后大部分基本上到高中那个年龄，他们已经有相当成熟的结社能力，可以自己不需要大人去做很多事情了。就是在最早的年龄段，就是在学前这个年龄段，基本上我刚才描绘的圣经和西塞罗，或者圣经和莎士比亚。基本上就是圣经，其他的内容没有，其他的内容要等到正式上学的年龄段以后才逐步地加进去。

然后这时候，你选择什么样的学校就差别很大了。就是我以前提到过，美国的公立学校按照中国的标准来讲，其实是非常灵活的（注：出处待查）。就是说是没有像中国人那样，你选择学区是挤破头，像迁户口一样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家长权力是极大的，比起中国家长对私立学校的权力还要大得多。

一般来说，我对费拉右派传播的那种，公立学校教师工会成员会带着孩子去，背着家长动手术这件事情有极大的怀疑。我认为这种事情只会在某种情况下发生，就是家长和子女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多半是相当大的孩子，多半是已经是青春期十五六岁以后的孩子，像这个时期的孩子经常做的那样，反对家长、离家逃亡，这时他需要一个庇护所。庇护所的法律（Right of asylum）是不能取消的，因为总有家暴的家庭，搞家暴的家庭是不可能不存在的。所以紧急庇护的需要、家庭成员逃避自己出现暴力的家庭而寻求紧急庇护，这个权利也是不可剥夺的。我认为实际上真正发生就是这个样子：在引起严重家庭冲突的时候，小孩跑掉了，跑到某一个庇护所——自由派所支持、法律上予以支持，甚至用志愿者和金钱家庭支持的庇护所，然后在这些庇护所里面，他以原生家庭滥用监护权为理由，悬置了原生家庭监护权，就像是一个被丈夫打的老婆或者被父亲打的小孩跑出去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