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姨，您早！我是剿匪学院。本周我跟付费会员都很想向您请教马英九此人，以及他近期将要到匪区访问的事。关于马英九在任以及卸任后他各种为匪作伥的行为，一直是令台湾人感到相当费解的事。正如福尔摩斯说过「逻辑上排除了所有可能性之后，剩下的答案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可能，应该就是唯一正确的解答」，也就是您说过的马英九及其父马鹤凌很可能都是贵匪所培植出来的间谍，甚至应该是传奇级别的匪谍。在我早年接触过的很多当时中国的流亡来台的难民中，也确实听过许多人是顶替他人的身份逃亡到台湾来的这种经历，这几乎成了他们很多人的一种共同记忆。当然这个过程就很容易被贵匪安插进很多的间谍，可能潜伏台湾的时间长达几十年。我们想听听看您对此的看法。
刘仲敬：
传奇是克格勃的一个术语。本来护照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不存在的，一般人活动的话，就是凭介绍信之类的东西。当时的世界跟全球化的世界不一样，就是基本上等于说是封建性的小单位比现在要稳固得多，很少出现现在在新闻上经常出现的，比如说中美洲或者什么地方的大量移民或者难民之类的事情。基本上是只有上层人物，像《80天环游世界》那样的英国贵族才会四处旅行，而他们也不会放弃自己的阶级地位到别的地方去。移民是少有的，像瑞典、北欧那些地方大量地移民到美国，西班牙人大量地移民到阿根廷，在当时都是比较少见的现象。一般人的活动，比如说像中欧，那么一个人的活动是什么呢？就是年轻的时候，12岁 、14岁的时候就去当学徒，当了几年学徒以后，他所在的行会或者公司会给他发一封推荐信，这个推荐信是比任何大学的文凭都要可靠得多的。就像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一个学徒在师傅和行会那里学到的东西，本身就是技术性的，让你学到的东西，就像一个家庭成员或者养子在家庭里面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学校里面掌握不了的。
这样一封介绍信可以管你一辈子的铁饭碗。如果你是一个某个比较著名的公司、或者是有点名声的行会的成员，在那里产生出来的学徒就像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一样，只不过大学是给雪莱这样的贵族上的，一般人也就是当学徒，当了这样的学徒，这样的硬牌子可以让你一辈子当师傅，是吃不完的铁饭碗的。所以一般人拿了这样的文凭以后，也就是到某一个城市里面去，然后自己就去当师傅了。农民呢，那就是继承父亲的遗产，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贵族要继承父亲的城堡，然后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当兵，如果没有被打死的话，将来也就是贵族军官。整个社会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从小都认识自己的人当中，是不需要任何介绍和证明的。
如果有游学这种情况，对于贵族来说，比如说德国人会到意大利去旅行，英国人会到欧洲大陆和东方去旅行之类的，也还会回到自己原来出生的共同体。如果要改变地点或者是职业之类的，一般就是靠介绍信就足够了，随便用手写的介绍信就足够证明身份了，在任何人面前都是足够证明身份了。这样的东西，当然像马克·吐温在《亚瑟王宫廷的美国佬》那篇小说中写的那样，你要真想伪造的话，伪造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实际上当时那个，就是产生出《泰坦尼克号》、所有男人都会把救生艇的位置让给女人的那个社会，是我们现在非常陌生的社会，那个社会远远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狡猾，它不存在第一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产生以后才存在的很多间谍技术。
拿着介绍信的人，基本上在警察面前或者其他人面前都是不会受到怀疑的。我记得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当中曾经提到过，就是以前在没有护照的那个时代，警察在追踪一个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然后当事人拿出了一封信来，是别人写给他的信，信上的名字不是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警察就赶紧向他道歉，就退出了。如果是现在的话，根本不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的话，哪怕是专门负责反恐的警察来讲的话，这样的证据也已经是足够充分了。
混乱、大量的难民和丧失身份的人的出现是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它差不多是一个文明进入危机时刻的一个征兆。我们记得亚历山大大帝调解希腊的事务，就有一个专门的条款，就是要求难民各自返回家园。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希腊世界跟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腊不一样。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腊跟1914年以前的欧洲一样，基本上是所有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城邦，在外的商人之类的东西是有的，外侨是有的，但是基本上没有那种像1917年以后拿着南森护照 （Nansen passports，即无国籍人士护照stateless persons passports，挪威外交官弗里德托夫·南森Fridtjof Nansen1922年设计的难民旅行证件，国际联盟首推，最初为俄国内战的难民而设，1933年， 亚美尼亚人、亚述人和土耳其人也进入了颁发的范围。）的那种集团式的难民，或者是60年代、70年代引起国际问题的巴勒斯坦难民这样的东西。但是经过修昔底德描绘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之后的一系列破坏性战争（包括亚历山大的东征）以后，大量的难民集团存在了——其中包括像白俄难民集团、巴勒斯坦难民集团那样的政治性难民集团，是在战争和政变以后在本国跟本国后来的当权者形成敌对地位的政治集团；以及像底比斯那样自身的城邦遭到毁灭，整个城邦的精英人口，而不是平常饥荒时候的少量人口，系统性地流亡，亚历山大在他自己的宫廷里面接纳了很多底比斯人，因为底比斯其实就是在他自己发动的战争中间才遭到毁灭的，所以从道义上讲，这是应该他负责的项目，诸如此类的难民多得很；还有大量的冒险家集团，包括马其顿的武士跑到东方国家去，贪图高薪，形成雇佣兵集团，色诺芬的远征队，那时候亚历山大的战争还没开始，就已经是这样的集团了，可见当时希腊人到东方宫廷去服务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大量的流民集团使得政治极不稳定。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大多数都像白俄或者巴勒斯坦人一样，想要打回去或者是取得其它什么地位。如果老是打不回去的话，他们会在自己的住在国发生政变或者其它之类的纠纷，就像巴勒斯坦人待在黎巴嫩或者是约旦一样，很快就跟黎巴嫩的政府和约旦国王发生冲突。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了，因此难民还乡问题——比如说现在塞浦路斯的难民还乡问题仍然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仅仅是涉及土耳其和希腊等国——所以必须要由亚历山大大帝亲自出来调停，希望能够达成难民还乡的协定，但是实际上效果是很少的。后来在继业者诸王朝时代，大量的希腊流民到了当时还处在安定的罗马共和国去，终身侨居罗马，很多罗马早期的文学艺术都是这些希腊人带去的，当然到东方亚历山大或其它宫廷去的人，甚至到印度去的希腊人，也是更多的。还有大量的流民，就是永远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家园。希腊化时代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时代，跟苏格拉底以前那个像19世纪欧洲一样相对和谐的时代，对于希腊的世界来讲是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欧洲和欧洲产生的近代世界来讲，茨威格所说的1914年就是一道分水岭，美好的旧时代再也不会回来了。美好的旧时代的基础是什么？是中世纪留下来的基础。中世纪的教会和封建领主建造了这个井井有条的、像孔子所怀念的周礼社会一样井井有条的社会，只有极少数活跃的知识分子可以周游列国，大多数人都是安居乐业、各守本分的。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化时代就是一个战国时代、充满了冒险家的时代，像列宁和阿拉法特这样的冒险家可以暴得大名，可以一跃上升到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像印度史诗当中的难陀王朝所代表的战国时代一样，一个犯罪集团、一个流寇集团的头目可以杀掉国王，自己当国王，在早期文明是不可思议的。所有的人都想当冒险家，而安居乐业的人呢，因为战争和革命、政变不断破坏自己的家园，你想安居乐业也安居不了，你会被迫沦为难民，反而不如那些蓄意当冒险家、想要攫取政权的人有利。社会陷入极端痛苦的状态，战争的惨烈程度比春秋时代增加了很多倍。
这些都是由1914年的世界大战开始的，所有人都指望「战争结束以后一切都能恢复原状」，但是他们的梦想全部破灭了。一切都没有办法恢复原状了，金本位无法恢复原状，人民的储蓄、孤儿寡妇的储蓄永远地消失了。和平并不能减轻财政负担，因为无数退伍军人和伤残军人他们的福利开支跟战争开支一样大。战争时期征收的巨额所得税，被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是侵犯基本自由的事情，但是在战争时期作为临时措施，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反恐措施无法撤销，但是战后一定会取消，但战后没法取消，因为战后国家的开支一点也不比战争时期的国家要少。一切都乱了套，乱了套的东西再也没办法恢复原状了。而人民，极端派别就觉得这一定是有些人的错，是犹太人的错，是布尔什维克人的错，是反动资本家的错，或者是其他人的错，于是他们形成了纳粹党和共产党这样的团体。他们的存在使得政局更加不稳定，一切恢复原状的措施都极其可悲地失败了。
在这些混乱当中，难民问题就是个重大问题。中、东欧三大帝国的倒台，德国、俄国、奥地利三大帝国的倒台导致了无数难民。比如说像茨威格的小说中描绘的那种，奥地利人在蒂罗尔的土地因为被划分到了意大利境内，就有些人要跑到维也纳来。但是他们虽然是奥地利人，但在维也纳却是完全没有谋生能力的。他们带出来的那点钱，在通货膨胀时代很快就变得不值钱了。茨威格描绘过一位可怜的老太太，她本来在蒂罗尔有一片小花园的土地，过得很好，但是她相信民族主义的宣传说：「这块土地已经被割给意大利人了，不再是德国人的乡土了」，她要到维也纳来。她卖掉房子和土地，带了一箱子克朗来到维也纳，这笔钱在19世纪可以供她吃几辈子了，然而在两年的通货膨胀以后，连一瓶汽水也买不到，但是她死也不会相信「她一辈子辛苦积蓄到的东西会一文也不值」。最后她住进了养老院，跟救济院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她直到死仍然把她那个命根子一样的小箱子带在身边。所有人都嘲笑她，因为里面的钞票——旧奥地利的克朗——已经一文不值，但是在她的心目中，这些克朗值的是一片美好的土地和花园，值的是她们全家几辈人的心血。她的家族就在养老院里面结束了，几代人的奋斗，在19世纪会得到响当当的金币、永远不会贬值的金币，在20世纪得到的只是一文不值的纸币。
那么奥地利还算比较好的，在遥远的东方，拿着沙皇的纸卢布的人，芬兰的工程师，乌兹别克的商人，在哈尔滨、大连、青岛到处流荡。他们心目中也有一个失去的世界，他们过去的资产都在这个世界上，但他们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但他们却不能适应自己作为流民的新生活，仍然时不时地企图坚持自己的地位。他们自身的存在就会制造无数的混乱。想要收拾残局的人，比如说通过国际联盟提出处理这些难民问题，比如说他们不愿意回去，也不能回去，苏联不会收容他们，他们也害怕在苏联会遭到报复，这些白俄难民得到了著名的南森护照。南森护照是第一个无国籍人的护照，无国籍人对1914年以前的欧洲是非常陌生的，但是1914年以后，好吧，现在世界已经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总会有难民的，对不对？
1989年以后，大家曾经以为，像1918年一样，苏联已经不存在，也许世界会恢复正常。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是曾经这么指望过的，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样。过去还保持稳定、哪怕在冷战时期还保持相对稳定的地方，比如说即使是在冷战的时代，你也可以看到，除了像南越船民那种特殊情况以外，大多数人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愿意背井离乡的。在发达国家的人看来，他们的生活水平很差，但是肯尼亚的部落民在自己的家里面，他有他自己的酋长和习惯法，他过的生活也就是几百年前一样的生活，他不会觉得他特别穷，就像大清国的农民一样，他觉得他跟大明朝的农民相比起来，他也没有特别穷。他不觉得应该舍弃自己的土地去当一个难民，去背井离乡。
在全球化时代，这一切又改变了。肯尼亚人、乌干达人、南非人、尼日利亚人四处奔窜，尼日利亚人要去南非打工，乌干达人要去肯尼亚打工，所有人都想到美国来。塔利班有一句名言，当时的美国记者问他：「你们是不是很残暴呀？为什么这么多人挤在喀布尔的飞机场想要逃到美国去？」塔利班说：「妈的，美国人如果把飞机停在印度的话，你看印度的飞机场是什么样子，肯定会有比我们这里的人多得多的印度人想要挤上飞机去美国的。你以为是我们特别残暴吗？难道印度民主国家也很残暴吗？」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流动人口反而更多了，产生出很多，照冷战时期的标准是战争和政治制造难民，全球化时代的标准就是任何理由都可以制造出大量的流民。无数华人从中国跑出来，通过中美洲，想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他们被习近平迫害了吗？被共产党迫害了吗？没有。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参加政治的愿望，除了想发财以外没有任何其它诉求。而共产党不准他发财吗？毛泽东是不准他发财，但是邓小平以后的共产党，你只要不管政治上的事情，谁不准你发财了？他们就是想要到美国来住大房子，觉得在中国或者在香港发了财也住不到大房子，就拼老命想要向美国挤过来。四面八方都是这样的难民移民，数量比冷战时期还要多。世界的崩坏正在以加速度前进，以比冷战时期更快的速度前进，而不是苏联解体以后，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事情又可以恢复正常了。我们讲一讲华盛顿共识，讲一讲自由主义，普及一下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像福山所说的那样，把自由民主制度推广到全球，局势就会稳定下来。不是这样的。
我们像亚历山大继业者王朝时期的希腊人一样，面临着的不是恢复到过去伯里克利时代的、恢复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黄金盛世，而是面临着比冷战时期规模更大、更深刻的震撼和破坏原有的旧的小共同体和社会基础的大动乱。这个大动乱已经上路，我们现在是看不到动荡的结果。就像是继业者王朝时期的希腊人不知道他们将要面临着什么样的未来，他们要经过几百年的罗马帝国、经过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征服以后，才会在新的封建制度中找到一个比较重新稳定的时代。在中间这个阶段当中，一切都是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
当然会有人利用这些的。在边界划分的过程当中，首先是在东欧边界划分的过程中，所谓的东欧民族分布其实本来就是阶级分布。当然一个社会就同样有不同的阶级了。在布拉格，贵族讲拉丁语，跟布达佩斯的匈牙利贵族一样，是讲拉丁语的；市民、资产阶级和商人讲德语；乡下人讲波希米亚语。他们是三个不同的阶级，这三个阶级谁也少不了谁。就像是你在一个社会中，你如果说「我的医生是一个民族，我的律师是另外一个民族，他们要分别建国」的话，那么我所在的城市立马就完蛋了。如果在布拉格，农民是一个民族、商人是另一个民族、贵族和知识分子又是第三个民族的话，那么布拉格也是要完蛋的，对不对？
民族发明制造了苏台德问题。别人（外国人）以为，对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来讲，他们的民族发明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所以他们已经开始觉得民族是先天的东西，而不是制造出来的东西，他们自己发明民族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所以他们想象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以为事情就是这样的：苏台德区有一帮德国人，布拉格有一帮捷克人，他们之间划分边界的时候出了点纠纷，我们应该怎样调解他们的问题、免得他们打起来，事情哪里是这样的？是同一个商品供应链当中，我的客户是讲德语的，我的原料供应者是讲波希米亚语的，我的管理人员是一个犹太人，我的统治者是一个讲拉丁语的贵族。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滚蛋了，整个系统都要崩溃。英国人和法国人想得挺好：边界划的不合理，是不是？我们看看，有些人说他不高兴做捷克人，有些人说他不高兴做德国人，我们把捷克人划到一边、把德国人划到另一边，如果边界划错了，我们重新修改一下，民主一下？威尔逊总统说得好，人民自决，住民自决。大家自己投票，像波兰和德国边境一样，你们小区的居民投一下票，你们说你们要波兰还是要捷克？上一次投票的时候不合理，我们再投一次票。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比如说，在我所住的小区里面，投票结果是律师要建立捷克国、农场主要建立波兰国、工业家想要加入德国，于是我所在的小区就变成了同时属于三个国家，我要买任何东西都要交三次关税，而且他们还经常打架。今天我买不到肥皂了，因为我的工业家说他是德国人，他不高兴支付捷克的关税，还跟捷克人打了起来；明天我的农场主不给我送牛奶了，因为我的农场主说他是捷克人，他要跟波兰人打一仗。整个城市所有人都要破产，所有人都要流离失所。
所以，实际上如果不发生经济上的重大改变的话，实际上情况是只能是这样的。要么捷克民族发明家坐在布拉格宣布他们都是捷克人，让讲德语的居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过去是上等人，现在居然让你们这些下等人统治了，我们咽不下这口气，哪怕是找希特勒帮忙我们也要反过来。」或者是希特勒干脆上了台 ，他占了苏台德区，但是苏台德人和布拉格人全都破产了，为了让大家都活得下去，他一口把布拉格也吃了下去，废除了捷克这个国家，他宣布成立波希米亚保护领地（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作为德国的附庸国。苏台德人和捷克人又一次回到同一个国家里面，只不过上一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是法国的盟友、下一个国家波希米亚保护国是德国的附庸国。
英国人和法国人，当然还有美国人觉得，希特勒太不讲理了。你开始说捷克人压迫我们苏台德的德国人，好吧，我们给你调停一下，大家各过各的，划分一下，OK？各人独立，德国人回德国，捷克人回捷克，你还不满意呀？你作为战败国得到这么好的待遇还不满意呀？不，我们刚刚走，你一转身就把捷克给吞并了，你什么意思？捷克人压迫德国人，我们已经说了不对了，现在你反过来德国人压迫捷克人，难道很对吗？说好了要民族自决的，你就是说了要民族自决，我们才同意把苏台德区划给你的，结果你拿了苏台德区贪得无厌，你又顺手把整个捷克拿去了。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TMD根本不在乎什么德语居民的民族自决或者民主权利，你就是一个万恶的帝国主义者。你想要土地，想要越来越多的土地，得到了苏台德的土地你不满意，你要把全捷克都拿下来，我们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了。下次你再说但泽（Danzig）的土地是德国人的，我们不会相信你了，我们会认为你拿了但泽德语居民的土地以后，你肯定会像在捷克一样，顺手把整个波兰也拿下来，是不是这样？你已经干过这一次了，我们永远不会相信你了。捷克这件事情算我们上当受骗，但是从此以后，我们要用军事保护波兰，你敢动波兰一寸土，哪怕是但泽的德语区，我们就要跟你拼命。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直到现在，全世界的大多数教科书、读者都是这么认为的：希特勒狼子野心、阴险狡猾、背信弃义。但是真的是这样吗？真实的情况就是，其实坚持要让波希米亚统一的是波希米亚的全体居民，所谓德国人和捷克人的斗争是波希米亚的阶级斗争。上等人和下等人斗争，他们双方都想让自己当上等人而想让对方当下等人，但是谁都不想把对方踢出去，踢出去以后双方都要挨饿的。
捷克本来是奥匈帝国最富裕的地方。这一点你也可以从，比如说2004年的乌克兰那里看出来。乌克兰东部的工业集团，苏联建立起来的工业集团，提供了乌克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大部分，西部的农民，天主教农民提供的国民生产总值比较少，但是他们的人口比较多。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像威尔逊总统想象的那样，把他们分割一下？分别建立两个国家不就完了？分别建立两个国家，双方都破产了，双方在经济上是一体，没有办法拆开的。苏台德德国人和布拉格的捷克人也是这个样子的，他们都想骑在对方的头上，但是像是张伯伦所想象的那样，按威尔逊原则把他们切分开来，双方都破产了。希特勒得到苏台德区，他得到了一批难民，他养不活这些难民；而且这些难民如果能够得到布拉格的话，马上就会成为比德国，除了西里西亚和莱茵区以外，比大多数德国人更富裕的地区。
你想想这种情况是怎样的？同样一个地方——别的不说，我们假定台湾，台湾现在是一个富裕的地方，它有大量的盈余，可以赚很多钱，它根本不是需要养活的难民。但是比如说我来拆分一下，剩下的这个台湾，把台积电和其他什么东西统统拆分走了，剩下的台湾人口跟版图，跟原来差不多，但是它已经只剩下农产品了。而它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不够养活自己，平时的时候它是依靠它的出口品去换农产品的补贴的。它现在不像是，比如说1923年的台湾那样，600万人口，自己的农产品绰绰有余还能出口，现在它是依靠工业品出口来进口农产品的。经过我这么一拆分以后，剩下台湾有2000多万人，但是只有农产品，他们的农产品养活不了自己，要进口工业品他们又没有钱，他们眼看就要在我手里面饿死了。我应该下一步做什么呢？我再把边界重划一下，把台积电和所有这些东西都拿回来，然后他们马上神奇地又变成了亚洲最富裕的地方。
希特勒干的就是这个事情。民族自决现在是次要问题了，我要在经济上合理，把波希米亚统一起来。统一的波希米亚是一个巨大的军火生产基地和非常富裕的经济基地，任何人拿到它，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拿到它，都是发了一笔横财。但是分成两半，无论是捷克人那一半还是苏台德人那一半，双方都破产了。德国人也养不起苏台德人，而穷困潦倒的小捷克斯洛伐克，更不要说是纯粹农业的斯洛伐克（注：捷克主要是中产阶级，斯洛伐克主要是农民），在失去苏台德区以后也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它损失了自己工业的60%和财政的80%。你从地图上看不出来，苏台德区只有那么一点点大，是不是说，财富的80%都在苏台德区，别的地方都不重要？不是这样的，财富是在苏台德和布拉格统一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切开了以后，苏台德也穷了，布拉格也穷了。
这一点懂点经济学的人很容易理解的。比如说在某一个很可能就在五年之内发生的一个未来，中美台之间的三角贸易咔嚓一刀切断了，中国通过香港在海外的经济活动也被咔嚓一刀切断了，台湾的中产阶级马上就会像1918年的德国中产阶级一样，普遍损失一半左右的财产，香港人大概损失百分之六、七十的财产，中国人基本上要有一半人要饿死。基本上就是这个局面。版图、地图不用发生变化，人口跟市场也没有任何变化，但是财富，突然本来具有的财富一下子化为乌有了。
奥匈帝国的解体对于中欧人来说就是这样一场经济上的浩劫。一般的教科书会按照威尔逊主义的原则说，过去被大帝国压迫的人、各少数民族现在获得了自由，乌拉，波兰复国了、捷克建国了、罗马尼亚恢复了自己的版图，是不是非常好呀？比起三个大帝国压迫的各小民族好得多是不是？但是对于生活在当时的人——现在的波兰人可能也是这么认为的，没有这一招没有波兰复国，但是生活在1920年或者1923年的波兰人感觉到的是什么？大家一下子都穷了对不对？正如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1919）中所讲到的那样，民族发明对于广大的中欧来说，是一场经济和社会上的巨大灾难。所有人都变穷了，所有人都心怀不满。
当然从道义上来讲，张伯伦他们对希特勒的看法是对的。既然波希米亚和苏台德如果分开大家都会变穷，你就让它留在捷克手里不就得了吗？维护条约、维护奥匈帝国的旧边界。你干嘛一天到晚对我们说，我要为苏台德德国人伸张正义？威尔逊的原则为什么偏偏在德国人头上就不能实行了？德国统治的少数民族公民投票可以独立，而别的民族统治的德国人公民投票就不能独立？冤枉呀，你们不公平呀——好，现在我给了你公平，给了你公平以后你就反过来说，喂，波希米亚分裂以后大家都要过穷日子，还是我去把它统一起来为好。你有没有搞错？我们开慕尼黑会议以前，是贝奈斯先生在说波希米亚不能分裂，分裂了大家都会变穷，是你在说民族自决民族自决，我们就是要分裂。好吧，现在我们顺着你了，讲了民族自决，你又反过来说不能分裂，这一次不能由贝奈斯总统来统一，要由你希特勒来统一，你TMD是不是在耍我们啊？我们英法大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呢，我们看在凡尔赛的原则基础上愿意向你做出让步，不是说我们怕了你哦，你这样耍我们你要付出代价的哦。这个代价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比捷克严重得多的地方在整个东欧是占大多数的，波兰、罗马尼亚都比捷克要穷得多，更不要说是广大的俄罗斯内地了。过去在俄罗斯是上等人，现在光着屁股逃出来的难民，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著名作家纳博科夫他们家族就是这样的人，遍布着整个欧洲。他们当然要变成当地的不稳定因素，当然他们也到了远东。那么同时很多政治家都想利用这个局面，不限于列宁，列宁我们放到后面说，因为他的局面比较特殊。所有的民族发明家都想利用它，新的南斯拉夫王国，由塞尔维亚扩张起来的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联合王国（State of Slovenes, Croats and Serbs, 1918）想要利用他们。
原先是奥匈帝国的士兵，而且是奥匈帝国比较能征惯战士兵的克罗地亚人、曾经镇压过匈牙利革命的克罗地亚人是奥匈帝国的铁杆保皇派，现在他们的土地被划分到新南斯拉夫的手中。而且旧塞尔维亚已经被德国和奥地利全境占领了，塞尔维亚的政府和残余的军队在协约国海军的保护之下，万里长征逃到了希腊的科孚岛（Corfu）。
纸上的条约是不管用的，我们怎样才能够建立这个新南斯拉夫王国呢？我们需要克罗地亚的退伍老兵为我们服务。他们现在已经失去了哈布斯堡家的皇帝，现在是一支没有主人的军队，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拉过来，让他们替我们去占领这些我们现在还控制不了的土地呢？
同样，法国虽然打赢了大仗，但是法国的青年一代，全法兰西的青年一代都在凡尔登的绞肉机牺牲殆尽。回到学校来，大学教授和大学生都没人了，到处都是寡妇。法国将军骑着白马进入君士坦丁堡，但他却没有能力执行塞夫尔条约（Treaty of Sèvres），凯末尔就是看到这一点才起兵的。法兰西已经空虚了。而英国人自古以来就不愿意把它的军队派到陆地上。英国的军队是从哪里来的？从整个英帝国来的。英国最初的生力军在什么地方牺牲的？在伊珀尔（Ypres）、在索姆河，用他们在过去逐鹿战争、喀土穆战争和殖民战争中训练出的凶猛的来福枪战士跟德国人拼消耗，拼得干干净净。
1916年的时候德国军队总结英国军队的时候说，英国军队现在最精锐的部队是加拿大人。为什么呢？征兵呀征兵，最优秀的士兵、最好的丁男、身体最健康条件最好的人第一批征兵，在1915年已经死得差不多了。1916年、1917年、1918年再一次征兵，每一次征兵质量都比以前更差，征到最后就是，在第一次征兵的时候认为根本不具备当兵资格的人——本来在第一次征兵的时候，是要看守大后方都不见得有资格的48岁的邮局看门老大爷，现在你也是合格的兵源了。第一次征兵的时候，医生看了一下体检证书就命令你立刻滚蛋。像俄国现在那样的，你TMD都患了梅毒你还来当兵？回家去、自己回医院去吧。当然现在俄国已经没兵了，所以梅毒也当兵、艾滋病也当兵，什么病人都来当兵了。别的时候这样的人你不要说是当兵，就是从事正常工作都很有困难，应该在家好好休息的人，现在全都拿出来当兵了。更不用说平时的职业都交给妇女了，妇女在邮局负责给你收发信箱、在公共汽车上给你开车、在兵工厂里面给你生产。女工，各行各业，本来是只有极少数职业，比如说教师是由女人担任，大多数职业都是男人担任的；现在呢，除了极其危险和极其需要体力劳动的职业，比如说矿井工人之外，所有的职业，整个大后方变成一个女儿国，妇女跟男人的比例是8:1到10:1，十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大多数女人都知道她今后永远不会找到对象了。
这就是1918年的英国和法国的状态。英国靠的是什么呢？现在德国人不怕别的，他怕挂着英军旗号的加拿大人。为什么？加拿大人是生力军。1914年的时候加拿大人根本没有参战，1916年的时候加拿大军队跨海来援助英国人了，英国军队旗号之下最能打的。德国人把军队分成攻击师和二等师三等师之类的，1914年其实所有军队都是攻击师；1916年的时候，无论是德国的军队还是协约国军队，都只有少数军队才能当攻击师。大多数军队就像今天的俄国军队一样，趴在战壕里面不动，勉勉强强不出战壕能够守住，出去打野战已经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了，里面都是些老弱病残。凭着现代化的装备，这些老弱兵勉勉强强能守住战壕，只有极少数是攻击师。而英国军队的攻击师是加拿大人，法国军队的攻击师是在1915年是阿及利亚人，在1917年是塞内加尔人。
什么叫殖民地解放？殖民地是怎样解放的？殖民地就是这样解放的。塞内加尔兵团回到自己的殖民地以后，他们就是天生的统治者，他们要获得跟法国人一样的权利。殖民地的独立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为什么能独立？就是因为他们参军了打仗了，产生像伊迪·阿明（Idi Amin）这样的人、穆塞维尼（Yoweri Museveni）这样的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是殖民地独立的关键因素，战争造就国家。以前的殖民地为什么不能独立？因为它没有现代化的军队，英国人法国人也不觉得有必要把殖民地军团的人召集起来组成军队，现在他们自身兵源不足，非得这么干不可了，就像是俄国要用布里亚特人当兵一样。当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劳动力不足的时候，大量的华工进入了法国，其中也包括邓小平他们勤工俭学这拨人，很多故事都是由此而逐步展开的。
空虚的法国不可能执行《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去控制中欧，而中欧众小民族和各种政治势力，一点儿也不高兴按照威尔逊主义原则、我们公民投票解决边界问题，只要做得到的话，他们是愿意像我们都熟悉的波斯尼亚战争一样，驱逐其他民族的成员多占点土地的。谁去维持秩序？
最近有一支由被俄罗斯帝国军队俘虏的奥匈帝国士兵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最近跟高尔察克、列宁打了一阵仗，从基辅和莫斯科一路杀到海参崴和哈尔滨来了；我们赶紧用船把他们接运到中欧去，让他们在黑海港口登陆，让他们去平定罗马尼亚的混乱、平定匈牙利的混乱、确定波兰和捷克的边境，这些任务就交给你了。乌拉，捷克军团万岁。捷克军团是法国的代理人，法国只出了几个军事顾问，就由捷克军团稳定了东欧的边界。当然同样也是只出了几个军事顾问，魏刚上校依靠波兰军团，奥匈帝国的波兰军团平定了波兰，奠定了里加条约（1921）和波兰和俄国的边界。
从理论上讲，这时候的东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东欧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但是法国出的就是几个军事顾问，是波兰军队和捷克军队替它维持了东欧的秩序、划定了东欧的边界。当然法国是太上皇、波兰和捷克是执行者。但是还有很多小的军阀性的执行者，大多数都是参战时期的退伍军人，但是他们现在可能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主人，像克罗地亚军团要为南斯拉夫服务一样；很快他们就要跟塞尔维亚的军官团发生冲突，导致新的南斯拉夫王国不断地发生政变、最终在第二世界大战中再次解体、最后被铁托政权所取代，那又是更加复杂的故事了。但是总之所有人都想利用难民流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包括利用他们进行种族清洗，因为边界又要重划，按照巴尔干式的边界重划。
顺便说一句，十九世纪的巴尔干边界重划，最大的牺牲者其实是穆斯林，他们一个民族国家也没有得到，唯一的阿尔巴尼亚也把自己重新发明成为基督教世界抵抗穆斯林的、类似十字军战士的斯坎德培（Skanderbeg中世纪阿尔巴尼亚著名将领、统治者，以多次击退鄂图曼土耳其主力大军而闻名）的后裔了。大多数曾经居于统治地位的穆斯林，现在变成了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少数民族，或者诸如此类的状态。其实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跟波斯尼亚的所谓波斯尼亚穆斯林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当地居民中间改信伊斯教的那一部分，他们现在失去了自己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间，大部分情节都像是英国从印度撤退的时候，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的那种情况一样，大量的难民被划分在边境某一边的难民集体逃亡，在逃亡过程中间遭到抢劫屠杀和强奸。
所谓的亚美尼亚大屠杀（1915-1923），虽然时间稍微早一点点，但是其实原因是与其相似的，其性质跟凯末尔和希腊交换居民，希腊的居民大量逃回希腊、伊庇鲁斯和希腊境内的穆斯林大量逃回土耳其造成的惨剧是基本相似的。希腊的共产党运动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局不稳定，多半是由于这样的大量的居民流动造成的。
民族主义的民族发明家想要利用这些居民和难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共产主义者、共产国际当然也想利用。共产国际在战俘营中招募，因为俄罗斯帝国的战俘营有全欧洲各种不同国籍的人，把他们的战俘训练成自己的间谍，利用战后的混乱时代，把他们派回到整个中欧去；然后让他们在中欧发动革命，建立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各种政权，诸如此类。当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各国才发现，没有证明文件，我说我是谁我就是谁，这种状态对于共产国际间谍来说真是太方便了。我说我是谁，而且如果我的口音是匈牙利人的话，我说我就是战前的匈牙利神父，其实我是个克格勃间谍，你发现得了吗？发现不了对不对？然后我回去就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当然远东的情况也是这个样子。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是自由主义的国家，是一个不需要证件的国家。白俄难民入境以后，他只要说我是谁谁谁，他就是谁谁谁，当然这样的白俄难民中会加入大量的共产党的间谍。
当然，间谍艺术就是随着苏联和克格勃的产生才锦上添花、跃升到以前——虽然间谍这件事情是跟国家的寿命相等，所有国家都用间谍，但是间谍艺术达到一个新台阶是克格勃开始的，是利用这个混乱状态开始的，其中就包括我们所说的「传奇」。传奇是要利用资产阶级上流人物的，一般是这个样子，因为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不容易打进没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地方，也得不到重要的情报。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比如说匈牙利的天主教神父、英国贵族、能征惯战的德国老兵。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本来就是我们的人，例如佐尔格就是一个老兵，他在战争中受了伤，有很多军事经验。但是他本来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人，在社会民主党左派和右派分裂的时候，他又站在左派、独立派社会民主党人身边，最后就投奔了共产党，他基本上是自愿的。所以，李德（Otto Braun），江西苏区的德国顾问也是跟佐尔格情况差不多的，本来就是德国的左派，最后投入德国共产党的德国左派。他们的任务本来是在1923年的德国革命当中（German October），在德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这一仗打输了。列宁和拉狄克（Karl Radek）亲自指挥的这场战役打输了，列宁快要气死了。失败者在德国无法立足，被共产国际撤到了俄国来，然后在俄国又没有什么工作做，他们就被派到远东去。
佐尔格为什么是超级间谍？因为对于远东、对于蒋介石或者对于日本或远东任何势力来讲，他们都是来自欧洲的上等人。而且对于在远东的其他德国人和欧洲人来讲的话，在欧洲你死我活的左右派斗争在东方就变得不重要，他们觉得他们都是德国人、是殖民地的上等人，在黄种人当中是高高在上的。佐尔格很容易以记者的身份，从为蒋介石政权服务的德国军事顾问当中，得到蒋介石政府的机密消息，对于这些人来讲的话，佐尔格就是一个很难得的乡亲，在欧洲你死我活的左右派冲突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战后的革命时期学到的军事技术，无论对于国民党军队还是红军来说都是高高在上，比国民党军队、比陈诚他们、比毛泽东他们的军事技术要高明得多，所以军队不由他们指挥是不可能的。
当然，总有的地方，像这样现成的人是不够的。我需要用人的时候，我正好没有一个像佐尔格这样的人准备办？我发明一个。在战争时期死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背井离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有很多人家里面妻子儿女还在等着他，但也不知道他在远方是死是活。也许他在乌克兰的沼泽地当中死得不明不白，连尸骨都没有剩下。也许他已经被俄国人俘虏，送到塔什干的集中营去了，根据《圣日耳曼条约》或者其他条约的精神，也许他会在1925年或者1926年回到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也许他在红军白军以及穆斯林军阀之间的混战当中迷失了方向，越过了边境，在杨增新手下或者在张宗昌手下当了一个白俄军队的军官。也许这样的人有朝一日会在1936年的时候来到上海，然后从上海来到美国，在1938年的时候他又从美国回到了中欧。
在这些人当中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在稳定的19世纪，一个贵族子弟，比如说提姆.希尔勋爵的子弟失踪了，那是几十年长盛不衰的新闻题目，在1920年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小镇，像《斯卡布罗集市》（Scarborough Fair）那首音乐当中所描绘的那样，所有人都有失踪的、下落不明的亲人。像《鸳梦重温》这部电影（Random Harvest, 1942），查理斯上尉本来是英国的名门子弟，在战争中间受到重伤，忘记了自己是谁，然后在一次震荡中他忽然想起了自己是谁。他家里面的兄弟姐妹们都以为他早已经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然后他突然回来了。像这样的故事情节，小说家和电影导演能够搞出这样的故事来，就是因为这样情况在当时的世界上实在是太经常了。
千家万户都在盼望，也不知道自己失踪的兄弟、失踪的儿子、或者失踪的父亲是该回来也好，还是不回来好？也许他就这样死了会更好一些，比起残疾了，或者是虽然回来了，但是脾气已经变坏了，变成一个像兰博（Rambo, First Blood, 1982）——对了，兰博是越战的故事，越战对美国社会的冲击远远不如一战对欧洲社会的冲击大，但是已经由负责任的好朋友好丈夫好父亲，变成一个无法融入社会的、非常狂暴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后悔，天哪，他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天天想念他，希望他没有死、希望他能够回来，等他回来以后……也许我们不该这样想，但是我们总是不能不这样想，也许他不回来，也许他死在凡尔登的战壕里面，对我们大家还会更好一些？想到这件事我们感到有点内疚，但是好像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千家万户都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设想一下，对于克格勃来说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设计一个假人回来，这个假人即使有些不对劲的地方，别人也会以为，经过了战争的创伤以后，一个带着伤回来的人，脾气变古怪了、性格发生变化也是自然的事情对不对？平常这样的变化就会引起怀疑，是不是换了一个人了？现在不会了。所有的人，在19世纪1914年代和平繁荣里长大的人，经过战壕的惨烈、亲手杀过很多人以后，性格都会变的，都会像是《第一滴血》的主人公那样，像兰博他们一样会变成一个判若两人的人。那么这些人当中可以安插多少间谍啊？太容易了。
当然，我们的间谍不可能完全不接受训练，他有一个新的身份。比如说我们要确定某一位英国贵族确实是不会回去了，万一他又回去了，跟我们安插的间谍撞了车，那就不太好了。办法是这样的：某一个英国贵族参加了1918年的波罗的海混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在撤离拉脱维亚以前确定他已经死了。为什么呢？就像是制造918事件的那个中村大尉还是什么事件一样，因为我们东北军的军官杀了中村大尉、而且把他身上值钱的东西拿去卖了（注：中村大尉事件，1931年6月）。我们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对于整个中欧人来说，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白军还是其他什么人来说，英国人肯定是最有钱的；他身上有些值钱的东西被我们游击队员发现了，我们把它的东西当战利品拿过来了，在拿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确定他已经死了，他不会回到英国了。好吧，拿回来的战利品当中，包括了一些证明他身份的信件之类的东西，我们可以放心地去冒充这个人，他不会回到英国去、不会跟我们训练的间谍撞车。
然后我们要选择一个长得当然是比较像英国人的人、说英语也说得比较溜的人，然后根据我们找的这些信件、以及我们在英国的领事馆和其他什么人对他所在的那个贵族家族的情况收集到的各种各方面的材料、他们的家史啊诸如此类的东西拿来培训一下。这些资料是多多益善，你知道这样制造传奇，这些材料在克格勃术语中就叫「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