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两位老师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了。阿姨您早，我是剿匪学院。今天是228，对台湾历史来讲很特别的一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台湾的知名历史老师、也是Podcast的知名节目「一历百忧解」的主持人李文成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来向您提问。接下来我这边就把时间留给李文成老师这边，请您向阿姨提问。
李文成：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跟老师直接面对面说到话。因为其实，我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还蛮常引用老师的一些概念，包括您在八旗出版社前一阵子写的那一本《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就是平常那些心灵鸡汤不会教你的那些事情，我觉得那本书可能对于当代台湾的小孩子来讲是非常应该去看的。这次有机会可以直接跟老师面对面请教。我今天大概会分成三个问题，一个是比较偏大历史中国的、另外一个是当下的台湾的、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老师您对下一个时代的看法，这样子。我首先想要提问的是，老师您会怎么看待「诸夏」这个概念在老师的书当中不断地被提到，然后包括「内亚」（Inner Asia），或者说所谓的东亚它其实是一个洼地？老师您会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所谓的「五胡」啊，或者是说所谓的外族，它对于中华这块土地，它的影响，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您觉得是正面大于负面的、还是说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各有所需？
刘仲敬：其实「中华」是一个民族发明学的概念，它像凯末尔发明土耳其民族一样，是一个政治和文宣概念，跟考古学家讨论的文明概念是完全两回事。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显然这个问题是不大有争议的，就是西亚一直是文明的中心，东亚只是一个边缘区，文明总是由中心向边缘辐射过去的。只不过按照民族发明学的原理，所有人都要把自己说是最伟大最高贵，一切文明，希腊人和特洛伊人都是突厥人的祖先，诸如此类的。所以如果按照民族发明学方式为中小学生编撰的课本来讲的话，那么那就是一个价值多神论，所有人都是中心。
但是从考古学或者是文明史观角度来讲，显然中心和边缘不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虽然有争议的问题很多，但是文明传播的基本逻辑就是莫维斯线（Movius Line），从旧石器时代是从东非开始、从文明开始是从西亚开始、从西亚到地中海然后到欧洲这个基本顺序是没有错的，就是其他的文明都是这个文明核心区的边缘和辐射。虽然交流总是有的，但是不能像是政治正确所说的那样，一切交流都是双方都有所裨益，肯定是交流都是不平等的，总有一方输出的比较多、输入的比较少，而西亚中心区相对于东亚南亚非洲来说的话，始终是输出比较多而输入比较少的。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文明成果，包括那些有标志性的东西，青铜器或者铁器这些，很明显都是先在西亚产生、然后再逐步波及到世界和其他地方的。这个规律在有文明史的几千年内不大有变化，发生变化也是15世纪以后、海路开始取代陆路以后。
所以在这个时间线之内，我们可以差不多很负责任地说，就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观念，包括在近代民族发明学产生、民族国家建构以前就已经存在着历代王朝关于「华夷变态」啦（注：かいへんたい，华夏沦落为蛮夷）、中华夷狄之类的理论，基本上都是颠倒歧视链的，他们当做蛮夷的，其实大多数时候是比他们更加文明的存在。例如像古典文献赵武灵王（356BC-295BC）胡服骑射那些故事当中，记载的内容就是赵武灵王想要像我们今天所谓的斯基泰人（Scythians）一样，用骑兵来取代旧式的战车兵，相应地要对贵族的礼服和礼法也进行相应的改革。就有一批贵族表示十分不满意，他说，中华才是最文明的地方，夷狄是野蛮的地方，我们怎么能颠倒过来去学习夷狄呢？赵武灵王说了一些很像李鸿章之类的道理说服了他们。
但是其实我们要追究历史的话，赵武灵王时期那些反对派所主张的战车兵团、贵族所使用的那些礼服和礼仪，它们的来源是什么呢？它们跟赵武灵王所主张的匈奴人、斯基泰人的骑兵一样，他们是军事贵族的产物、是符合军事需要的，是战车兵团，在牧野之战时期（1046BC）和西周时期，包括晋楚争霸城濮之战的时期（632BC）是主流的贵族作战方式，那是当时的主力兵团。而西周贵族和春秋贵族所习惯的那些礼法，大部分都是为了配合军事需要，比如说六艺当中的射箭和骑马就算两者。很明显，孔子时代的贵族是要承担军事使命的，而成年礼，就是男性贵族从小孩长成成年以后，变成一个能承担军事责任的人，他要学会怎样驾驶战车、要学会怎样射箭。因为贵族维持统治的主要根据就是他能够承担军事义务，那么在军事形势发生改变、骑兵战术取代战车战术以后，贵族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是不是非得像赵武灵王想象那样改一下胡服骑射呢？战车兵团和周人的礼服，难道在殷商当时不是胡服吗？它们来源跟斯基泰人的骑马服装一样，它们都是从西亚来的。
在牧野之战那个时候，周人从戎人那里借用了大批战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周人称为「小东大东」（注：诗经·小雅·大东）的居民，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周人和殷商一样，都是来自内亚的胡人或者夷人，跟满清入关是大同而小异的。他们对待这些服装，就是赵武灵王时代保守派认为是代表中华、其实就是代表西周的正统服装的看法，跟民国时期的汉人看待满洲人入关穿的满洲服装是一样的，他们也觉得这是华夷变态啊。每一个中华都是过去的夷狄变成的，像五胡十六国、像石勒（274-333）那些人，他们是第一批穿裤子和坐椅子的人，然后等到隋唐以后，中华也就变成很习惯于穿裤子和坐椅子了，大家也忘记了这些东西都是五胡十六国带来的。然后今天大家穿西装或者是用那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是日本人和西洋人带来的。
但是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都以为，1500年以后的近代史跟以前有根本上的区别，1500年以后我们都用的是西方文化的东西，但是以前我们中华文化还是很先进的对不对？但是这就是民族发明学的陷阱了，这个概念完全是从张之洞经过梁启超到戴季陶时代这些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概念，事实完全不一样。就东亚的情况而言，唐太宗和汉武帝跟毛泽东和蒋介石没有区别，他们用的都是胡服骑射那一套，只不过胡服骑射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大家就以为这是中华本来的东西了，其实中华本来的东西也就是用的时间比较长的胡服而已。
而传输线根本上讲也就只有两条，陆路的内亚输入线、海路的东南亚输入线，从海上闽越南粤一带的输入线。这两条输入线是互有消长的，1500年以后海路渐渐超过了陆路，但是在这以前，从殷商那个时代到1500年这段时间内，是陆路的重要性超过海路的，所以在政治上经常体现为五胡乱华或者是蛮夷入寇。内亚征服是常见的现象，而东南亚的海盗很难建立长期的控制，这就是内亚陆路传输占优势的体现，海路传输占优势的体现，那就是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了。我们必须承认，就是长城的破碎和中原王朝被内亚蛮夷征服，其实跟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本质上是同样的概念。其实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是谁跟谁打呀？满洲人蒙古人在跟英国人和法国人打。为什么你以为是中国人在跟英国和法国打呢？那是民族发明家想要你那么以为的。满洲王朝和英法统治者他们都是外来的，只不过在满洲王朝那个时代，内亚的先进性已经被海路的先进性所取代了。
石勒、石虎这些人当时带来的先进技术大家都是看到的，一般的历史记录也就提到过石勒的菜园子、石勒那些魔术师一样的东西、石勒引进了很多蔬菜，包括面饼面食这些东西。这些后来都被认为是像饺子一样的传统食物，但是考古学家都知道，饺子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最早的考古记录是在吐鲁番一带。而唐人的医书还说是小麦是有毒的，只不过大家时间长了习惯了，就以为是自己的。所以从文明的角度来讲，那么当然先进的东西总是从西亚来的，被大家诅咒的五胡乱华跟满洲人和蒙古人之类的东西一样，对文明的输入有着积极和正面的贡献。比如说武侠小说上经常提到的武功之类的东西，大部分是蒙古人满洲人输入的，京剧和戏剧之类的东西，基本上是金元输入的结果。
但是反过来说，对于失败者应该怎样解释呢？对于在文明传说中像印第安人一样，被至少在物质上是先进的文明打败和征服、甚至在肉体上遭到灭绝的原住民，是怎么一种感觉呢？印第安人没有西班牙和英国人先进，不仅是在火炮方面，在各方面都没他们先进，这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因此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他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这在目前的西方世界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解决方法就是很简单，就是发明历史。唐太宗的祖先本来就是灭绝汉武帝子孙那一拨人，但是我们总是想象唐太宗是汉武帝的继承人，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其实比印第安人的灭绝更加残酷、至少从人口规模上来讲要大得多。美洲印第安人，包括像阿兹特克这样的大帝国才能有多少人口？肯定是不如东亚历代帝国人口的，绝对赶不上像是永嘉之乱和历代改朝换代的混乱当中，动不动人口就要海内户口减半那样的损失。但是这样的损失在历史发明学当中被轻轻带过，大家只记得一个新王朝取代了旧王朝，忘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大规模的人口灭绝。灭绝的当然就是像印第安人一样，在技术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原住民，包括过去是先进的、像冒辟疆（1611-1693）或者是纳兰性德那样的人，过去是先进的征服者，在中国时间坐久了以后，渐渐地变得相对而言不再先进了、在新一波入侵者面前变得落伍了。
像荣禄（1836-1903）是满洲大臣，他当然知道满汉之别、满洲人是征服王朝，他也知道他自己是满人的重臣；但是他在面对英法这样的强国的时候，他经常说「我们中国」如何如何，这时他一个满洲人觉得他是中国人了。当然他这样做也没有什么错。民国的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无非是金元一代旧的入侵者的后代。像冒辟疆这样的四公子，他不也是蒙古人带来的征服者的后代吗？米元章（注：米芾，1051-1107）这样的书法家，不也是伊朗人和中国人移民到唐国的后代吗？更古老的、赶不上新技术革命的土族一批一批地灭绝，或者是被迫同化接受了新技术。但是在古代，我们通过「华」，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文化民族主义、「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华文化，这个华文化的核心部分就是大一统的皇帝和羁縻四夷的制度，来掩饰不断发生的文明断代和重建的过程。
所以这就要取决于你的认同是哪一部分了。比较肤浅的认同就是，假定抹杀这一切的不同、把他们全部发明成为中国，虽然这是经不起历史推敲的说法，但是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历史发明学或者说是国民历史教育，是经得起考古学或者实证历史的推敲的。这些教育的目的都是让大家记住一些事件、同时培养一种对目前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的认同感，从而减少统治的成本，仅此而已。真要说考证到基因层面的话，所有人都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各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残留的产物，只不过民族国家是只管最近200年或者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我们要忽略这些事情。
对于大多数人——大多数人就是中小学学生、参加国军的士兵、报刊和大众媒体的读者、参加投票的选民，这些人所需要的就是中学生程度的知识，大众媒体和影视啊电视剧啊电影这些，也是根据中学生程度的知识为他们提供服务的。而这样形成的一个知识环，可以有效地屏蔽比他们知识程度高的信息。比他们知识程度高的知识分子就会说，日本皇室是不是百济人（注：Baekje，朝鲜半岛西南部）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全国人民都是像他们这样相信的话，那么民族国家是根本没有办法建立的，国家必然会陷入长期的动乱当中。所以你在君主国，你不能追究本国君主是怎样获得政权的，在民主国家，你不能追究我们所谓的这个民族是怎么样来的，一追究起来——在有必要追究的时候，那就是即将改朝换代的时候大家才会追究，而在这个时期，历史真相学能够流行的时期也是非常短暂的，在新的朝代或者新的统治体制建立起来以后，大多数人民又必须忘记这些过于复杂而扯不清楚的纠纷，形成新的、非常简单的、中学生也能理解的共识。
所以这就是完全两码事了，就像你编纂中学课本跟编篡大学课本是完全两回事一样。对于大学生来说，你要让他明白青铜器是怎么来的诸如此类，让他能够写专题论文，对于中学生来说你没有这个必要。你直截了当地说吧，告诉你你是什么民族、我们的民族是怎么样来的，给他一个简单的、像教义问答一样的史纲就行了。这两者要求是截然不同的。完全没有必要、事实上也不可能让普通人民去了解这些复杂的争论。知识分子是有必要的，但知识分子如果认为我很高明、普通人民如此愚昧，我有必要给他们启蒙的话，那一般来说也是踢在沙地上，基本上是白费功夫。你可以同化或者是教导某些具体的人或者小团体，但是一般来说你是斗不过无所不在的、像葛兰西所谓的那种「文化壁垒」（Antonio Gramsci, Cultural Hegemony），深入到每一个人生活当中的、大多数只受中小学教育的人和为他们的需要而设计出来的影视文化传媒的这个巨大的罗网的。
李文成：我很喜欢老师刚刚这一段，就是讲到说，其实有些知识它某种程度是被垄断在某一个阶级里面，那它也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去共享或是怎么样，而是你妄图整个社会都能够共同拥有这个知识的时候，实际上某种程度都共同失去了，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达到的。那老师刚刚有讲到说，其实在这个被创造出来的中华文明演进过程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过去的夷会变成今日的华，那也就是说，它其实某种程度是有在进步的吗？因为像说我们可能比较看得清楚的就是说，所谓的五胡乱华之后所创造出来的隋唐的确都是盛世没有错；那清代呢？清代它取代明朝，这个老师您会觉得它是一个进步的象征吗？
刘仲敬：「进步」你要怎么看？因为有些东西是没有确定标准的。技术上的东西是有确定标准的，所以进步始终是存在的。清代的军事技术明显的比唐代要进步，清兵使用火器和大炮是非常普遍的，入关的主要战役，比如说攻打广州这一战役主要是依靠火炮攻城。我们不能认为唐太宗主要是依靠火炮取得胜利的，也不能否认包括火炮的军队是比唐太宗时代的军队要更进步一些的。所以清代的军事技术，还有很多技术，比如说天文学技术也比唐代要进步。
但是我们一般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清代很落后唐代很先进，那是靠横向比较的结果对不对？横向比较，老实说，唐代的文明在它的最高境界，是不能跟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相比的，虽然从帝国的规模上来讲，有很多时候唐代是领先的。但是又不是哪个国家领土大就更先进，最先进的文明成就，比如说天文学之类的东西，它是不如阿拉伯人、不如穆斯林和欧洲人的，但是双方的差距赶不上晚清跟英法等国的差距那么大。由于晚清跟英法等国的落差很大，所以大家感觉好像是满清非常落后；由于唐宋跟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落差不大，大家就以为唐宋是很先进的。但是如果纵向比较的话，没有问题，满清肯定要比唐宋要先进得多、各方面都要先进得多，从技术这方面来讲，方方面面都要先进得多。满清贵族所享受的医药服务、他们使用的武器、他们穿的衣服的纺织技术都是要更先进一些的，只不过在全世界的技术都在倾向于进步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进步的相对速度落后于欧洲，所以才形成了满清特别落后的这个印象。这就是为什么「进步」这个词没有绝对标准的缘故。
当然另一种进步的标准是，那就更加复杂了，就是比如说政治和社会文化是不是开放、让你是不是过得比较舒服？是不是唐人比较开放而满清比较封闭？唐人的专制程度虽然也是专制王朝，但是皇帝还比较开明，满清的皇帝会专制得更厉害一些？这个跟技术是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关系并不直接，而且什么叫做进步也是很难说的。进步观念基本上是19世纪形成的，大家觉得19世纪的欧洲比以前，比如说16世纪的欧洲更自由一些更开放一些，所以就把自由和开放叫进步。
但是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的，例如阿拉伯帝国建立以后，普遍的感觉就是，阿拉伯帝国尽管比阿拉伯部落更加富裕一些，但是即使是帝国的受益者，包括宫廷贵族在内，都很怀念过去的共和时代和族长制时代，觉得那些时代更自由一些，尤其是女性的自由度更高一些。如果我们说阿拉伯帝国是专制的，那么雅典总算是一个共和国，但是雅典人的普遍感觉就是，过去在野蛮的时代，妇女的地位要更高一些，在文明时代以后，妇女的地位是急剧降低了。所谓古老自由和新兴专制（Lord Acton, The History of Freedom in Antiquity, 「Liberty is ancient; and it is Despotism that is new」），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物质资源的增加，增加了专制统治者的权力，使过去只不过是象征性领袖的部落酋长和君主，变成了掌握生杀大权的绝对君主，就是阿克顿勋爵和英国自由主义特别强调的，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才是新生的，这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普遍的。别的不用说，像满洲人、雍正皇帝以前的满洲贵族肯定以为，以前的可汗皇帝权力不大，入关以后的皇帝权力急剧增加了，对于他们来说，入关也是一个得到物质财富而丧失自由的过程。
所以什么叫做「进步」？按照19世纪的标准，大致上就是说进步等于自由的增加，自由的增加又会导致物质福利的增加。但是这是一个局部现象，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情况并不是这样的，物质的进步导致自由度的减少是常见的事情。而且在不同时期被称为进步的概念往往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大多数都不符合19世纪的观念。现在的流行文化是把19世纪的观念跟其他各种乱七八糟的观念混杂在一起，使得进步这一个词基本失去了意义，在没有一个统一定义的情况下进行比较本身也是没有意义，因为我说的进步跟你说的进步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意义。
李文成：对，我喜欢老师这一段解说。因为其实的确进步这个概念，我觉得好像它是有点被滥用的，而且它没有一个所谓真正的标准。老师刚刚提到的说，其实如果你用横向纵向的两个维度来重新解释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印象当中所谓的进步与否，其实它是一个很主观的、而且没有这种数据支撑的一种想法。
那我下一个部分的问题，我会想要请教老师，是说老师你会怎么看待现在「台湾」跟「中华民国」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因为之前我曾经记得老师在别的文章或者还是受访的时候特别提到说，对于台湾来讲，中华民甚至说它的这个宪法可能是不适用于台湾的，或者因为它现在修订的这个门槛过高，所以有些问题。那老师为什么会觉得说中华民国对于台湾而言是一种资产呢？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台湾人，其实这个民族也是等于在19世纪以后才被慢慢地建构出来的一个观念嘛，那老师会觉得这个民族观念对于未来台湾的发展，它有什么样正向的意义？或者说我们如何透过这样的一个论述，来强化我们在美中关系之间的角色？
刘仲敬：资产的意思就是有政治上的利用价值。因为国际体系基本上是战争和条约构成的，所以战胜国的权力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战胜国得到的待遇跟战败国是相差很大的。所以这个战胜国留下的遗产本身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可以利用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当然是一种资产。
但是国家和民族相互不适应的问题，其实主要不是个宪法的问题，而是一个建国的问题。建国的本质就是战争权力、是统治集团的更迭，一般来说跟宪法修正者所体现的和平演变是不一样的，虽然和平演变的情况不是没有，但是总的来说是非常少见的。一般来说，所有国家的宪法修改起来都比普通法律困难得多，所以这一点不是台湾的特点。从程序上来讲，修正台湾宪法的门槛在全世界各国的宪法当中不算是最高的，之所以显得高，是因为台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民族建构，就是中华民族的建构和台湾民族的建构。这两种民族建构之间的斗争是权力政治的斗争问题，它不是一个宪法问题，它需要的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而不是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两次修改宪法。像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46-1958， 1958-）把议会制改成半总统制，加强了总统的权力，但是国家还是同一个法国；像台湾这种情况，就等于是要把法国由日耳曼人国家改成高卢人的国家，或者是由罗马帝国的继承国改成一个民族国家这样巨大的改变，这样的改变一般要通过战争才能够做到。
一般来说，建国是既成事实的产物，而不是主流政党宣传的产物。大多数民族国家获得独立的过程，都不是包括建国政党在内的所谓政党设计和努力的结果，而是形势逼成的结果。如果你到1914年的捷克去提出一个观点，说是我要组织一支军队，从几千里外打过来建立一个国家，他在议会是一票也得不到的。最激进的建国主张也无非是，要把奥匈帝国改成三元帝国、要成立一个波西米亚王国，波西米亚王国要跟匈牙利王国居于平等地位，但是继续由哈布斯堡皇帝当权；就是这样的观点，在议会当中取得的也不是多数票，要想通过公民投票、或者是议会选举、或者是修改宪法的方式建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战争使奥匈帝国垮台以后，既成事实就产生了，是既成事实导致了捷克民族的产生，而不是各种和平的修改宪法的方式。当然你如果在1914年以前去提这样的观点的话，只会使你自己变得更加不得人心。
所以我认为关于宪法改正的理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就是鼓吹和反对宪法改正都达不到它的目的。因为国家跟国际体系是互为表里的，国家的形成跟国际体系的演变基本上是一回事，它不是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通过它自己的内政方面的操作所能够造成的。大多数国家，包括像英法这样主导国际体系、制造了近代国际体系的强国，它本身的建立也是国际体系战争和其他形势推动的产物。在这一方面，整个国际体系才是演化的主力，国家本身是被动的，国家是战争造就的；换句话说，它是战争产生的一个被动的产物、是战争造成的既成事实。这个既成事实是无论是不是令人满意都没有办法，因为它是不以人力为转移的、包括不以国家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前次战争和历史上多次战争累积造成的结果。
它可以通过新的战争来改变，但是新的战争造成的结果，通常也不符合战争发动者和参加人的意愿，而是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下，大家已经无可奈何、所有各方都已经无可奈何，被迫接受了对所有各方来说都不是十分理想、但是为了避免更加糟糕的情况，不得不接受的既成事实。然后这个既成事实形成了新的国际体系，又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各种演化的因素累积起来，旧有的体系无法维持，再通过新的战争再形成新的体系。在这个新体系和旧体系的中间阶段，形成的这个相对稳定的、居于亚稳态状态的这个国家，在它存续的这个时间内，会被认为是近乎永恒的、仅次于上帝的存在，被大多数人想象为无所不能的。但是这个无所不能是个错觉，它只是上一次战争所代表的历史因素的累积。
，你通过改变自己的宪法是没有办法扭转国际关系的。比较有利的做法就是要产生一个像古代英国或者是罗马那样的，强有力的而且能够掌握国际形势的统治集团，这样在国际形势的演变中才能够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但是这一点也不是宪法改变所能够做到的，国内能不能有稳定的统治集团，也是国内多种因素和历史因素累积的进程，这一方面你就必须做具体的、根据本国政治脉络来探讨，没有办法做抽象或者一般的讨论。也就是说，不能够指望通过改变宪法就能够真正改变什么，而是要通过现实政治角度来讲，对于经营宪法和国家体制的各个政治集团它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应付未来形势的挑战采取的各种策略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才能够大致推出你有可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因为民进党是中华民国的执政党，而不是台湾的建国政党，它的地位就像是西方旧式君主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它接受了旧的君主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留下的国家机器，为了赢得执政而放弃了它非体制性的特征。所以民进党本身并不能够修改宪法，这跟它提出的各种技术性的理由、和选民方面的各种困难是关系不大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1946年建立中华民国体制跟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一样，是战争的结果，在没有爆发新的战争的情况之下是无法做整体性的修改的。包括冷战结束是仅次于战争的事件，但是它的效力还是不如战争。比如说像乌克兰问题这样的事情就是证明了，因为冷战而倒台的苏联，跟因为一战和二战而倒台的奥匈帝国和德国不一样，它没有彻底解决遗留问题。
战争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彻底地解决遗留问题，这是战争独具的功能，也是战争没有办法消失的原因。如果某一个东西有它独具的功能，就像在某一个公司有一个技术员，某一件事情只有他能干，那么这个技术员是不可解雇的对吧？因为别的事情大家都能干，这件事情只有他能干，少了他你就玩不转。为什么和平不能永远持续？就是因为战争有它独具的功能，有些事情只有战争才能做到，如果没有战争的话，很多事情都无法做到。当战争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的情况之下，尽管它的代价极其巨大，但是你始终没有办法排斥战争。演化到一定时候，新的战争总会降临，降临的必要性是由于需要本身造成的。而需要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政治集团的产物，不是像大家通俗想象的那样，是由于某些坏人存在、或者是某些不明历史大势的政治集团的存在，而是深刻地根植于人类社会的本质。
所谓「人类社会的本质」就是这么一回事：人类社会是只能够组织相当于小部落这样的小型集团的，当小型集团的组织能力和大型政治集团的需要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大型政治集团组织是天然不稳定的，到了一定时刻它总会自发地产生崩解。因为人的本性就是没有办法对自己不认识的陌生人做出有效的处理的，而人类能够认识的圈子，几百人到几千人，不超过这个数目；人类能够有效管理圈子，就是正常情况下几十人和几百人、顶多几千人这个圈子，任何组织超过了这个这个圈子的范围，都有内在瓦解的可能性，时间一长，原有的积累和扭曲越来越多的时候，它都会瓦解。战争是必需的，战争是所谓「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在很多情况下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乌克兰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拥有核武器的苏联不能通过战争灭亡的情况之下，先进行和平解体，然后进行战争补课。台湾的问题跟乌克兰问题有一点点相似，就是它其实也是二战和冷战结构的产物，而冷战的结束不能彻底解决二战的遗留问题，因此才产生了现在的台湾问题。它跟历史上引起战争的各种问题，比如说洛林问题、荷尔斯泰因问题（Schleswig-Holstein question）非常相似，它会引起很多极其复杂的法律上的纠纷；但这些法律上的纠纷不是国际法学者所能解决的，国际法学者最终解决这些问题，还是靠着一场新的战争，新的战争和新的条约，使得原先的条约引起的各种模糊解释变得不必要了。
新的条约一般会弥补旧条约的弱点，把旧条约当中容易引起战争的部分，比如说德国西部各邦那些容易引起的法国入侵的因素，通过莱茵各邦并入普鲁士来一总解决；但是它们总是毫无例外地会引起新的问题，例如横跨东西的普鲁士和德国统一问题，而新的问题又会引起新的战争。新的战争之所以会产生，正是因为旧的条约在解决旧的问题时候又埋下了新的病根。人类是永远没有办法建立完美的国际体系和政治制度的，每次战争造成的严重损失使人民感到痛苦的时候，支持新体系的呼声就会响入云霄。但是不可避免的，新体系也会有它自己的弱点的。
从世界的角度来讲，像228这种现象，根本上讲是企图利用国际体系重建中华帝国造成的，它跟历史上其他的，比如说奥斯曼帝国或者西班牙帝国在解体过程中发生的类似事件相比，是有其共性的。要么中国成为一个可以横跨全球的帝国，使得这些问题都可以消失，要么呢，中国也像所有失败帝国一样，二流和三流的帝国不能够获得全球帝国的地位必然会失败，因为它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最强势的，比如说英美帝国主义或者罗马帝国主义那种全球帝国，他们更喜欢小的民族国家，而不喜欢可以向他们挑战的帝国。而二三流的帝国，像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小的政治集团，总是想要通过发明民族来使自己获得政治升级，在两方面的夹攻之下，这些二流帝国总是会解体的。所以要么通过解体来建立新的民族或者是新的小帝国，要么呢就是像习近平所主张的那样，通过中华文化复兴获得其实中国在汉唐时期并没有有过、但是我们假定它有过的世界帝国的统治地位。
我们要注意，中国共产党的侵略野心是被迫的产物。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它必须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帝国，否则的话，它不可避免像前苏联和其他帝国一样，在美国统治的世界帝国当中解体，不是说是——这个问题跟台湾有一点关系，但是关系是非常微小的，即使没有台湾，这个问题也是同样存在的。不仅没有台湾，就算是没有新疆西藏蒙古满洲，中国的版图跟明国一样大、全体居民都是讲汉语的，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一个崛起的中国要么成为可以取代英美的世界帝国，要么你以为纯粹讲汉语的汉人就不会分裂吗？美洲国家难道不是全讲西班牙语吗？他们照样会分裂成不同国家。但是如果西班牙帝国打败了英国，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只要西班牙帝国臣服于英国之下，但同时仍然保持帝国的规模，这样的事情是不可避免会总会发生的。
中国为了自我保全起见，它必须成为世界帝国，否则或早或晚，它将会变成下一个解体的帝国。台湾正好横在这个进程当中，而且台湾有一支军队和一定的战争能力，同时台湾代表了冷战结束时期没有像欧洲柏林问题一样随之解决的冷战遗留问题。所以它像是1860年的荷尔斯泰因问题一样，是中世纪以来拿破仑战争以来各种历史问题的纠结，是一个适合引爆战争的引爆点。但是台湾国内政治并不愿意要战争，又对于非经过战争不能得到改变的现状抱有各种不满，使得台湾的政治核心和台湾人民，在应付战争的准备当中显得软弱无力。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这个问题跟台湾的宪法结构是没有关系的。
李文成：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一个很深刻的概念，是大家避而不谈、但它其实就好像在房子里面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就是台湾它因为处在一个很独特的位置，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非常的独特。老师刚刚特别提到说，其实凡事都是由战争所奠定下来的，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切，几乎都可以说是战争下的产物，之所以会有和平，它是夹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只要人类社会它的规模到达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它有一个内在崩坏的力量存在，以及它外在的挑战的时候，它势必是会爆发战争的。
那么，老师我想要追加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老师的观点当中，习近平这个角色是变得没有像媒体上面讲的这么的独特？因为只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到了这个时间段，似乎都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了吗？还是说习近平他扮演了一个催化剂的角色呢？就是说他出现之后把这个刹车给拔掉了，或者他油门直接踩到底了？就像我刚刚讲的催化剂，其实催化剂是不改变整个方程式的嘛，它的平衡还是不会因为催化剂的出现而出现任何的改变这样子。老师会怎么定位习近平在历史上他的意义，跟他可能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他真的会发动对美国的更多的挑战吗？蛮想要听老师的分析。
刘仲敬：习近平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人，他能够做出选择的地方非常之少，基本上都是在人事上、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方面才能做出选择。他最根本的角色，就是说，他要扮演复兴中华民族的新皇帝这个角色，是预定的和改不了的，是早在他还在下放农村的时候，就已经由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家决定了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他的定位是什么？他是一个把共产主义变成中国皇帝的中间转折点。当然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基本规律，征服者王朝早晚有一天会变成中国皇帝。早期的皇帝，他认为他是满洲人，或者像石勒所说的那样，我胡人也；但是如果他的后代像李世民一样统一了中国，他也会发明出一套家谱来证明他自己也是中国皇帝；违反这一规律的政治家逐步地被淘汰和消灭。
在苏联也是这样。共产国际是强烈反对俄罗斯的、列宁的苏联是强烈反俄罗斯的。他的主要敌人不是自由民主派或者是社会民主派，而是企图复辟大俄罗斯帝国的邓尼金这样的白军，他对大俄罗斯主义是高度具有敌意的。但是最终在斯大林的手里面，还是实现了由一个奥塞梯人实现的大俄罗斯帝国的复兴，政权最终要转移到俄罗斯帝国的手中。为什么？这不是任何人才能的问题，而是演化形势的问题。假如你是一条鲸鱼，你的祖先在海里面说，你如果不长得跟鲨鱼一个样子的话，你会吃亏的。吃亏的人总要倒霉和消灭，尽管他可能把自己的倒霉和消灭，说成是我是在坚持原则或者坚持某种理想的缘故，但是事实上却不会有什么区别。
就是，只要世界革命没有办法成功，在俄罗斯内部的政治斗争当中，总是学习沙皇的那一派人会胜利；不学习沙皇的那种人，无论你说你是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其他什么主义者，反正你要吃亏；一次吃亏两次吃亏，吃亏N多次以后，你就咔嚓咔嚓地从地球上消失了。斯大林在早期布尔什维克领袖中是不起眼的人物，大家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众望所归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名声都比斯大林大，但是最后政权会非得转入斯大林手里面，就是因为这个根本原因。托洛茨基死也不服气，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重建俄罗斯帝国的难度低、世界革命成功的难度高，托洛茨基再有天大的本领，世界性革命就是不成功。
但是重建俄罗斯帝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我只需要重新训练一批新的军官和官僚，让他们按照等级制度去管理俄罗斯帝国，这就行了，剩下的是个意识形态方面的难题。老布尔什维克会说，你建立的这个新机构，除了党员干部的出身是贫下中农以外，跟沙皇的旧机构TMD有什么区别？当然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批判的武器斗不过武器的批判，斯大林有办法杀了你，杀了你们以后，你们的批判自然而然地就会丧失价值。但是老布尔什维克有办法避免这一切吗？当然没有。
巨大的俄罗斯需要有人来统治和管理对不对？我们可以把过去的贵族地主资本家通通杀杀杀杀杀光，从贫下中农、工人和农民当中培养新的干部，这些新的干部他们是要干活的，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变成管理人员；因此除了出身要差一点、文化程度要差一点以外，他们的行为模式不可避免要跟沙皇时代的帝国管理人员趋同。这些人自然就会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感谢革命，如果没有革命的话，贵族地主资本家做官、有文化的大学生做官，我祖爷爷是个穷光蛋农民，我这辈子也别想做官。多亏了列宁同志赶走了这些剥削者，我总算能够做官了，我谢谢列宁、我是拥护列宁的，绝对不支持白军回来复辟、不高兴沙皇的贵族回来复辟、也不高兴立宪民主党的资本家律师企业家回来复辟，他们回来以后我就没得官可以做，也吃不上特供的白面包，要回去跟我祖爷爷一样吃黑面包。但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告诉我，我们应该继续革命，打到欧洲和日本去，然后我们又打了败仗。他认为我们应该实行超工业化，把所有的粮食统统抢光，不顾死活去打这一仗，打败了以后我们全都要被帝国主义绞死，即使打赢了以后，我们也要勒紧裤带过苦日子。这有点不对吧？我好不容易才吃上白面包的。
这时候斯大林同志英明地站出来说，我们可以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要把钱给托洛茨基去建设红军、跟英国人和日本人打仗；也不要把钱给季诺维也夫去发展匪谍、去支持蒋介石搞北伐；我们把钱留下来在国内搞建设，搞建设最大的一份蛋糕肯定要落到我们干部的手里面，我们干部总比工人和农民拿得多。我们难道不应该支持斯大林吗？难道会因为有几个知识分子说马克思没有这么说、列宁也没有这么说，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上是一个异端邪说，我们就不听斯大林的话了？到底是我们口袋里面特供本和白面包重要呢，还是写在书上的那些狗屁理论重要呢？斯大林万岁，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话我们是要完的，斯大林不能当沙皇，但是我们可以拥戴斯大林当独裁者。于是老布尔什维克就通通要完。
[00:46:28]我们要注意，老布尔什维克在沙皇时代是要完的、在斯大林时代也要完的，因为斯大林跟沙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要俄罗斯帝国，只要要俄罗斯帝国，不利于俄罗斯帝国的各种力量都是要完。老布尔什维克觉得自己被篡夺了，但是从俄罗斯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干部来讲的话，恐怕他们爱沙皇和斯大林是超过爱老布尔什维克吧？老布尔什维克对他们来说，就是扰乱他们生活的力量。在沙皇统治之下我们日子过得好好的，你们来革命革命革命；好不容易出来一个斯大林又可以让我们稳定下来，你们还要革命；我受够你们了，你们给我滚，杀了你们是最好的，沙皇当初如果杀了你们就不会有革命；斯大林做了沙皇本来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把你们全部杀了，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又可以做帝国的顺民过安生日子了。所以苏联能够像俄罗斯帝国一样稳定一阵子，但是老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却注定是短命的。
别的不说，普京就是这么认为的嘛。你不要以为他是分裂的，他说列宁是坏人而斯大林是好人，这是什么意思？从西方的角度来说，你到底是拥护苏联还是反对苏联？但是普京实际上是代表俄国民意的，他拥护的不是苏联也不是沙皇，他拥护的是俄罗斯帝国。如果彼得大帝能够维护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就是好人，尼古拉维护不了俄罗斯帝国，尼古拉是个坏人；列宁破坏了俄罗斯帝国，列宁是个坏人，斯大林重建了俄罗斯帝国，斯大林是个好人。我们要的是帝国，沙皇能够维护帝国我们就拥护沙皇，斯大林能够维护帝国我们就拥护斯大林，谁破坏帝国我就反对谁。这一点其实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只是你是出于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迷惑，不能理解他的真实意义。像普京这样的人在俄罗斯帝国顺民当中当然是占多数的。我就是要一个稳定的皇帝、有没有自由民主没关系，有一个稳定的皇帝我可以不断地做官升官，不要反反复复地折腾，这就是他的意思。所以在政治斗争当中，是斯大林的后裔取得了胜利，他最后一步一步地把苏联变得跟沙皇俄国越来越相似，最后到了一定程度就出现了普京。为什么我们非要让共产党当沙皇呢？不要共产党了，让普京当沙皇不是也是一样？我们最终完全恢复俄罗斯帝国。
习近平是走在这条路上的，他如果能够走到底，早晚中国会落到袁世凯的手里面。袁世凯是什么意思？满洲帝国入关以后不是早晚要变成汉人的国家吗？为什么非要让满洲人的后代当皇帝？汉人的军阀不能当皇帝吗？所以顺着毛泽东到习近平这条路上走。毛泽东是代表什么人物？代表的也是苏联干部党看不顺眼的绿林好汉、军阀皇帝。历来改朝换代的时候，江湖好汉拉起一支队伍变成军阀，然后军阀当上皇帝，历史重复一遍。中国共产党也以为它能够避免历史的重复，共产党的政权跟历代的皇帝不一样，我们不是要制造新皇帝的，所以毛泽东这人在党内老是受到打压。大家觉得他老人家就是个绿林好汉，读什么狗屁水浒传、读什么通鉴二十四史，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这样吗？
但是铁的事实证明，妈的，不搞军阀主义你就要吃亏，苏联的援助不是无穷无尽的。最后斯大林也说了，胜利者不受谴责。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妈的，不管马克思主义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列宁主义，谁能够打赢谁就是好汉。而王明同志尽管充分地论证了毛泽东完全不靠谱，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应该赶紧清党把他清出去，但是他打不赢。谁能打赢呢？谁能够像历代军阀那样或者像开国皇帝一样，狡猾地利用军阀战争的形势，谁就能打赢。干这件事情，毛泽东不是比刘少奇和王明要强得多吗？所以他赢了，他当了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