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姨您好，我是 Jimmy 。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跟阿姨请教的是，最近阿姨在推特有一则简短的推文。这个推文是回复一则新闻，这个新闻是这样说，就是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本，强化安全防务合作。您的推文是这样写「菲律宾和罗马尼亚是协约国内定的造船厂，造船厂代工中心，战争爆发以后就会瓜分由中国代工的造船业」。这个推文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阿姨会特别提到菲律宾和罗马尼亚的造船业？这两国都不是传统的军工大国，他们在造船业上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或者是优势，可以成为这个未来的造船代工中心？台湾在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也力推国建国造，现在也有一定的成果，有一家公司是在今年会上市，就是主要做这个国建国造的舰船。台湾未来在造船业这方面是否有一定的机会？谢谢。
刘仲敬：

代工造船业和船舶修理这个业务，它不是技术行业，它是血汗工厂。在二战的时候，这两个业务基本上还在美国本土，然后大概在60年代就大量的移往日本，然后80年代又大量从日本移往韩国，基本上就是随着冷战经济学的「雁行模式」，就是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代工产业的方向；然后中国的代工产业百分之八九十是日本和韩国的产业转移，尤其是日本。从技术上讲，韩国和中国都是日本造船业和船舶维修业的代工者，自身没有独立经营的能力；但是如果只从数量上，从GDP或者产能数量上来讲，中国和韩国在目前全世界是排第一、二名的，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技术核心大部分是掌握在日本人手里面的。

中国有两个行业跟国防关系极为密切，就是造船和钢铁。这两个行业基本上是80年代日本投资者搞起来的，所以日本实际上是处在能够断绝中国造舰能力的地位。中国现在的造舰能力基本上是依靠代工产业——就是军民两用性质的、吴越各地的、山东各地的民营造船厂，大部分配件都是他们生产的。而这些造船厂全都依靠日本或者韩国的技术和资金输入才能维持。中国方面的有利之处就是在于它有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库，因此在和平时期，它可以把这些造船业吸引到本土，然后利用这些民用造船业为自己的军用造船业提供基础。如果这个造船业的代工产业链移出中国，中国将完全不具备造舰能力。

我们要注意，中国造舰能力是两拨构成的。就是80年代以前是苏联输入的，典型的苏联式的国家经济，跟中国的拖拉机厂是一样的。八、九十年代以后，这个残余的造舰集团——我们要注意，跟陆军不一样。例如陆军采取的是重点包养几个比如说包头的几个军工生产集团，大部分小的产业以及能够军民两用，能够军民两用的意思是，我自己还能够挣钱，不是完全依靠人民解放军的订货。比如说拖拉机厂就是这样的，拖拉机厂其实生产出来的履带跟旧式坦克的履带是一模一样的。当年苏联在二战的时候能够打德国，也就是靠美国在苏联投资生产建立起来这些拖拉机厂，有能生产拖拉机的地方就能生产坦克。所以在八九十年代改制当中，像河南那些拖拉机厂基本上都改为民间了，因为民间对拖拉机，质量一般般，价格便宜的民用拖拉机的需求量极大。而经过一再的裁军、裁军、裁军以后，从邓小平的80年代大裁军以后，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需要量是大大减少了。所以一般能够军民两用的产业都交给市场了，以便减轻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对国家造成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陆军还留有一些核心国有产业集团；为海军供货的单位基本上是完全依靠全球化生产。只要全球化产业链撤出中国，中国的海军就不存在了。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那样，美国之所以不想把民用的造船业、代工造船业和船舶修理业务留在本土，是因为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而且是典型的脏乱差，高危工作，不是美国人愿意接受的。顺便说一句，美国就算在三十年代、到处修高层建筑造那个时代，充当脏乱差工作、高危工作的人，一般也不是美国本土人；不像是最初18世纪就开始在新英格兰产生那些早期产业，那些早期产业是用的是新英格兰的良家子，包括良家妇女、女工之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高危产业通常用的是东欧移民、南欧移民，然后几十年以后这些人也已经变成了本土美国人了，所以这些高危产业就大量外移。

在正常情况下，产业链转移是缓慢的，但在战争爆发情况下它就会非常迅速。像南北战争时期会导致棉花生产迅速向埃及、印度和俄国转移一样.战争会导致成本的剧烈波动，使得中国的代工产业链基本丧失国际订单。丧失国际订单，确定无疑的会使：A、中国的炮弹生产；B、中国的造船业陷于瘫痪，因为它们都是依靠海外的利润维持住的。

转移所在的地方必须是廉价劳动力，劳工价格非常廉价，而且事先在代工产业方面已经有一定基础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欧洲就是罗马尼亚，在亚洲是菲律宾。大家不怎么注意这些，因为代工产业在产业链上的地位非常卑微。全世界船舶生产维修的产业，论数量不论质量排前五名——中国、韩国、日本、罗马尼亚和菲律宾，就这样。这里面只有日本是管技术的，中国、韩国其实就是日本的代工者；罗马尼亚和菲律宾是欧洲和美国的代工者。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就是它们有廉价劳动力。转移肯定不会向毫无基础的地方转移，印度和俄国、埃及的棉花种植是有一定传统的，只是原先竞争不过美国的黑奴生产。美国黑奴生产一旦垮台的话，它们的棉花种植再利用在巴黎、格拉斯哥市场上棉花和服装价格的飞涨，发了一笔棉花黄金财。

当年埃及父王伊斯梅尔（Ismail Pasha）苏丹那些豪华的总督，在苏伊士运河开工的时候举行了盛大的宴会，邀请法国皇后欧仁妮（Eugénie de Montijo）来参加，大大地出了一些风头。那些钱从哪里来的？就是棉花黄金来的钱。他这个人很像是1979年垮台的伊朗国王，伊朗国王靠的什么，就是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的时候油价暴涨，他顿时发了一笔横财。埃及人发的棉花财也是这样来的，但是也是因为他原先有一点基础。完全没有基础的话，从头做起来是比较费事的。有一点基础，但是规模没有美国南部那么大，那么美国南部的订单嗖嗖嗖地转移到埃及，埃及人立刻就发起来了。所以罗马尼亚和菲律宾处在最适合于接替中国代工产业的地位。中国代工产业一旦停止运作，订单肯定会飞向那些现在就能够立刻上手接管工作，而不是需要重新培训人员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像是埃及种棉花的地主一样，会立刻发一笔大财。

我认为台湾是发不了这笔财的，因为台湾在60年代经济起飞的过程当中，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高，已经不像菲律宾，它的劳动力已经严重不足；而台湾的国防工业并不像是中国的海军产业链那样以市场为基础，军民两用制造起来的。台湾的国防产业反而比较接近于二战时期国家主导的产业链。它的规模是很难扩大的，它的订货全靠国家，直接依赖国家政策。如果国家政策发生变化的话，相应的产业链提起来或者拖下去十年二十年都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在这方面，传统上是共产党国家的中国反倒比较市场经济；传统上被划成自由世界的台湾反倒是比较计划经济。所以台湾的潜艇制造之类的东西基本上是政策主导的，如果没有国家的订单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像江苏、山东那些造船厂，或者是像河南拖拉机厂那样，依靠国际上对廉价产品的需求自己去赚一票的。没有国家的订单和国家政策，他们基本上就会处在停工状态。所以我认为台湾是不能接管到这个订单的。

像台湾的中船这样的企业是典型的国有企业，跟公务员是没有明显区别的，跟全世界依赖政策的、基本上是属于统治集团一部分的国有企业的行为模式是很相似的。而不像是中国长三角、山东半岛那些代工企业呢，他们就是典型的农民工企业，跟像美国生产玩具、袜子那些高度内卷的、抢订单、给沃尔玛这些超市供货的那些供货商的行为模式基本相同的。像大疆这样的无人机企业基本上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他们的行为模式跟吃国家粮的国有企业，像渖飞、成飞这样的工业集团是截然不同的。
主持人：

好的，那经过阿姨的一番解释，这样就非常的清楚。那的确中船、或者现在叫台船，它就是一个有点像台湾的航空业，是完全吃中央政策饭碗的一个产业。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最近中国的间谍气球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在美国也引起轩然大波。那这个气球就是在美国航行了、自从被发现之后又飞行了好几天，据说是把美国的一些机密的军事基地其实都已经走过一遍，后来也被拜登下令把它击毁，最近是美国众议院的两党一致通过谴责中国的决议案。那对于这个间谍气球，中国自己的说法是有点自相矛盾。一开始中国虽然承认这个是中国的气球，但是把它甩锅到民营的公司身上，说这是民营公司的气球，并不是官方的；但是在美国把气球击毁之后，中国政府又跳脚说，美国不给中国面子，怎么把气球打下来这样子。因为这个事件，本来要参访中国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取消了中国之行。本来有一种说法是说，美国的做法是布林肯去中国，然后新的议长麦卡锡会来台湾，等于是给台湾跟中国双方都有一个平衡。但是现在布林肯不去了，那麦卡锡现在还没有确定说会不会来台湾，但是对中国来说，中国一直希望麦肯麦卡锡不要到台湾来。看起来这个间谍气球的事件对外交影响、或是对美国的政局影响是不是还是蛮大的？请阿姨跟我们分析一下，谢谢。
刘仲敬：

这里面的问题就是，像责任内阁、英国责任内阁那种能够为国家负责的政府，其实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的。跟一般人的印象相反，恰好是被说成是决策缓慢、喜欢扯皮的民主国家，在战争和外交的时刻最容易集权。英美的内阁是完全能够控制国家的外交的。一般来说，外交大臣就是内阁的第一把手，首相下来就是他，除了总统以外，内阁最大的就是国务卿。内阁的角色是集体决定的，他是能够为政策负责的决策核心。但是矛盾的是，就是通常号称是专制的国家，在决策方面，特别是外交和军事方面，经常是政出多门、相互扯皮的，这就是战争和军事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说像德国，普鲁士的军事机构和德意志帝国的军事机构是互唱对台的，陆军基本上是普鲁士系统，而海军基本上是帝国系统；普鲁士的外交机构跟帝国外交和帝国国会也是也是互不隶属的。日本呢，则是军部和内阁互不隶属，所以军部的决策、外交，外务省经常是没法解释的。苏联情况也是这个样子，党政军实际上是分裂的。而中国比苏联更加严重，中国外交部的地位比苏联要低得多。像苏联，像葛罗米柯那种人，葛罗米柯、李维诺夫、莫洛托夫那种主管外交政策的人，他们是直接向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负责，他们真正担任外交人民委员，所以外交人民委员部还算是一个有重要性的部门，最后是谢瓦尔德纳泽，谢瓦尔德纳泽、葛罗米柯这样的人全都是苏联的重臣。

但是，担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你连他的名字都想不起来对不对？因为他们从来不是重臣。外交的主持者，比如说像杨洁篪、戴秉国这些人，他们往往根本不是外交部长，外交部长在中央委员会没有地位的。中央委员当中往往会有一个领袖特别信任的人，比如说像戴秉国在胡锦涛时代就是这种人，他是胡锦涛的李鸿章，能够负责的人是他。比如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代，比较懂门路的洋人都知道，要想要什么事情有担当，你就得找李鸿章，李鸿章答应的事情，他能够给你包办到底。别的部门答应的事情，比如说各督府答应的事情，因为各督府是自办外交的，大清国的外交权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国际体系，所以它的外交权是分散的。两江总督左宗棠的外交政策跟北洋总督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是互唱对台的，就像是两个敌对国家一样。土耳其帝国里面君士坦丁堡和开罗的苏丹、和开罗的总督也是互唱对台的，就是这个样子。表面上是一个帝国，其实是很多个不同的国家，所以让外国人是感到无所适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呢，并不能管全局，他答应的事也不一定能够做到，其他官员答应的也不一定能做到。

李鸿章为什么重要？因为他是说话算话的人。李鸿章答应洋人的事他一定负责给你做到。所以洋人就觉得大清国只有李鸿章靠得住，因为他说话算话，然后他们就夸张了李鸿章的地位，以为李鸿章是皇太后、皇帝之下第二把手。其实李鸿章还没有这么重要，李鸿章是北京中央朝廷几个决策山头之一。朝廷的意思是，比如说亲贵集团有一个决策山头；恭亲王和总理事务衙门有一个决策山头；左宗棠集团和李鸿章集团，湘军集团、淮军集团各有一个决策山头；另外一些重要的锐意进取的督抚，像张之洞之类的也有一些小的决策权。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策中心。朝廷也希望各省督府和中央的几个山头之间能够相互平衡，谁的势力都不用太大。换句话说，大清朝廷是在用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来处理帝国事务、帝国各决策集团这些事务。而英国人和外国比较不懂得大清国内情的外国人往往要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成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结果就被他们耍的一塌糊涂，今天答应了，明天就改了；这张总督答应了，李总督又不认了，这他们到底怎么回事？大清国谁在当家？答案是，大清国就不是威斯敏斯特这样的一个民族国家，所以它没有一个决策中心。它本身就是像土耳其帝国一样，是半个诸夏多国体系。中国的局面当然也是这个样子。

习近平上台的特点是什么？他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像抗战时期蒋介石一样，任何地方出了问题，他都认为这都是因为我没有亲自抓的缘故，你们下面的人太不负责了，老子兼一下职，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蒋介石是黄埔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以外，还兼了几十个差，像习近平小组长一样，一会儿他又当上四川大学校长了（1943 - 1944 中央大学，重庆），为什么他要当四川大学的校长？因为鸡毛蒜皮的理由，学生闹事、伙食不好、土客矛盾、本土集团跟外来外聘教师之间有矛盾。蒋介石认为，这件事情、你们连这件事情都管不好，还是由我来管吧。于是他就变成一个什么都管的人，他无所不管。但是在抗战的重要的军事外交业务当中，四川大学那点儿破事，他有时间去管吗？他肯定没有时间，他拍拍脑袋说，我去给你兼一点职，然后过一会儿他又去管他的正业了。他兼职的结果就是，管上五分钟，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管了，因为理论上的领导人还是他，有他在，别人都不敢管事儿，但是他也不管你的事情，他要管更重要的事情，他兼职太多，当然不可能什么都管。

习近平就是这个样子，他没有像戴秉国这样的人替他管。希拉里当国务卿的时候，美国人办什么事情，就是要戴秉国答应，戴秉国答应的算数，外交部答应的屁也不是。外交部不要说是答应的事情不能管用，他们连即时的情报都接收不到。《是，大臣》有个情节，说是哈克大臣当了行政事务部长以后，非洲一个国家发生政变，他跑去问外交部。外交部长说，我还没有接到外交部来的送来的情报，外交部送来的情报估计一个星期以后会到，我现在在等着看电视新闻呢。然后伟大的部长大人从他的司机那里得到了第一手情报，因为司机及时打开了他的收音机，然后他们就根据从司机得到的情报，向该国的政变领导人打电话、邀请他访问英国。这个故事是讽刺出来的。也许英国外交部的情报是会比较慢，但他还是能够得到的，但是中国外交部真的是没有任何情报可言。

中国外交部的组成也很复杂，它是由很多不同系统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系统：A、特务系统。最早的外交人员就是特务，这个是苏联的传统。比如说苏联在1944年驻重庆的谍报站的站长是谁？就是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他老人家本人。他老人家领导的一个八人特别小组跟驻节重庆的周恩来团结在一起，在重庆搞特务活动。1936年驻南京国民政府的大使鲍格莫洛夫是前朝旧人，不是克格勃的人，所以斯大林把他搞下去了。斯大林有一句名言说：「我们跟蒋介石的关系没有搞顺，都是这个姓鲍的人搞的，他是个大坏蛋，他假传圣旨，假传军情。他说蒋介石在上海一个月都抵抗不了，整个中国三个星期就会垮台，所以我们意存观望。现在都打了一个月了，蒋介石还没垮台。所以说事情就坏在你们手里面。蒋介石已经证明自己是值得扶持的，我们要多给他一些飞机大炮。」这是斯大林本人的原文。然后，这位可敬的鲍大使就隆重垮台，然后他的地位被真正的特务人员取代了。

我们要注意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抗战的原因是什么？他想向西方国家证明国军是能打的。但是西方国家根本不关心上海发生的战争，但是苏联在关心，他没有白打，他向苏联证明了国军是能打的。顺便说一句，当时国军打不了一个月这件事情是国际共识，就是自庚子以后大清国和中华民国公认的战争能力就是，在任何包括海战的国际战争中是顶不住一个月的。外国军队只要在大沽口登陆，一个星期就可以直接打进北京城。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的时候，陈公博的评论也是南京守不住一个星期。但是淞沪抗战打了三个月，这全是蒋介石的功劳。蒋介石在政治上能够站得住脚，就是因为这个功劳。没有蒋介石，就没有抗战。全靠他的功劳，在短短五年时间内，让国军能够在上海打一场硬仗。能打败仗是件不简单的事情，以前连打败仗的资格都没有的。蒋介石以为这样他就够资格获得国际资源了，国际资源确实来了，苏联的资源。苏联本来也是意存观望，虽然已经跟蒋廷黻、张冲他们签了条约，但是给多给少，斯大林还在犹豫。淞沪抗战一出来，斯大林就说蒋介石值得援助。所以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这种事情，你不打仗、不流血，有些东西你是不会到手的。大家都不是傻逼，能够混得下来的人全都不是傻逼的。

回过头来就是，中国50年代的外交学院谁建立起来的？刘思慕。刘思慕这个人像绝大多数老黄俄一样，他有N多个名字。刘思慕这个名字很像文学青年的名字，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德文的、俄文的、中文的各种名字。他比较着名的事迹就是：罗伦斯(Maxim Rivosh, Joseph Walden)是上海进出口贸易公司的人，跟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是朋友，他跟罗伦斯合作，他在武汉行营当国民政府的上校，把国军和川军的情报都交给了共产国际，然后共产国际交给了毛泽东。所以红军在长征的时候，对于蒋介石军队和川军的调动全都是一清二楚的，而蒋介石军队其实对川军的调动不清楚，而川军也对蒋介石军队的意图不清楚。从情报的角度来讲，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于是坐在敌军指挥部里面指挥的。然后就是这个人在50年代建立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学院。外交学院的学员是什么样的人，不问可知，按照苏联的传统，驻外机构本身就是间谍小组的中心。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也有真正的做题家出身的，一般是英语讲得好的学生出来充当外交官。这些人在党内的地位当然不如老特务重要了，他们是利用、控制的对象。所以我经常把外交部叫做翻译礼宾司或者翻译礼宾部，因为从做题家出身的外交官，他们主要的特长就是英语好，擅长当翻译。但是他们，第一对任何政策都没有决定权；第二点更要命，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部和他们的大使馆随时随地在干什么事情，这些事情都是背着他们干的；最后，整个外交系统，无论是匪碟系还是做题家系，没有人知道中央在干什么或者中央军委在干什么。所以外交部干出的很多事情都是…。但是外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外国人按照国际惯例，以为外交部就是管事儿的，所以有了事，他就找外交部。戴秉国那种李鸿章式的外交，希拉里她老人家是清楚的，但是国务院的一般官员也未必清楚。一般在中国做生意的商人或者对中国没有经验的其他国家的外国人或者是商人之类的，跟外交部交涉起来，那一定是不得要领的。

所以现在的做法看上去是一清二楚，就是：外交部根本不知道军方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只知道外国人跑来让你解释，但是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就闭着眼睛胡乱解释起来了。胡乱解释解释出来的当然全是错的，比如说我说是气象气球，但是如果人家抓到了气球上面的仪器怎么办？一看上面的仪器你就知道是不是气象气球，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吗？但是，我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气球呢？妈的，我所知道的就是报纸电视台说了什么事情，我对这件事情唯一的了解就是CNN说了什么，我要根据CNN说了什么，编出一个故事去忽悠美国人，而且更重要的还要忽悠习近平。忽悠习近平这件事情的麻烦在于，我根本不敢打电话给习近平。比如说英国外交大臣或者布林肯要找总统或者是首相，那是首相是老大，他是老二；总统是老大，他就是老二。有重要的事情，布林肯要找拜登总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外交部长，更不要说是处理实际事务的司局级官员，根本就不敢找习近平。即使是要找的话，这个电话也是会没人接的。习近平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做出解释。而且习近平对于军事事务，就是说技术意义上的军事事务他也不内行。就算主持这个业务的军方官员找习近平都不一定找得着，所以他们不可能知道任何信息。但是，完全有可能尽管你得不到任何负责任的指示，你不知道领导要你怎么说，但是你还得说，但是过了三个月，领导忙完了别的事情，突然又来检查：「怎么回事？你们三个月以前又办了件什么事情？这件事情符合我的意思吗？是不是办砸了？办砸是不是全是你们的错？」当然全是你们的错。

任何地方的官场，包括民主国家的官场，一个基本定理就是：上级永远正确。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反正都是上级有理，如果出了什么漏子的话，肯定是级别最低的那个在现场负责的前线的人员倒霉。于是他的前线人员对这些也很有经验，他就知道：第一、上级不给我任何指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这个事情我还非办不可；第三、办出来的结果谁知道是好是坏，如果是坏的结果，肯定又是我出来背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做什么工作呢？他们要假想一下我说出的话，比如说在三个月以后事情办砸了，而领导出来发泄的时候，他会说：嗳，这个人还是忠于我的，结果不怎么样，但是他的立场、世界观是个靠得住的人，结果好不好我也控制不了。根据这种精神，你就可以理解中国外交部最近所干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了。

中国外交比较有条理的时候，那是杨洁篪、戴秉国在管事的时候，等于是：虽然中国没有外交部，但是它有一个非正式的李鸿章外交中心。现在连李鸿章外交中心都没有了，领导无所不管，但是领导经常不管事；但是领导经常不管事又不是完全不管，如果完全不管、让技术官员去管的话，那反倒比较好办，领导是像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那样，他断断续续地管。需要做决策的时候，他不出来决策；等到木已成舟、既成事实造成了以后，他出来发脾气：是谁干的？我要把你统统送进牛棚。他有事后惩罚权。谁也不知道他在事后什么时候会突然冒出来管一下，于是外交政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当然，不可能，没有任何人能够从中国外交部得到靠谱的答复，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必须按照他们以为三个月以后领导发脾气的时候，会让领导对我最满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对外造成什么后果，他们是完全不管的。

另一方面，中国国防部也跟苏联国防部一样，苏联国防部是有些功能的。中国的军队、军事指挥权全在中央军委，国防部是个空架子，但是国防部像外交部一样，在正常情况下他有一个礼宾职能。外国客人，包括美国军队的客人来的时候，比如说几年以前来的时候，国防部还会出来招待一下吧。虽然政策上的矛盾冲突是解决不了的，但是「客人来了，我要请他吃饭」这件事情我是要做的吧，我又不缺那两个吃饭钱，请他吃饭，请他看唱歌跳舞，为了让上级高兴，还唱了一首「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这首歌唱出去以后，习近平听了一定会很高兴，如果习近平在五个月以后突然来关心这件事情的话。至于美国人嘛，美国人才不关心你唱什么歌，你喜欢唱歌，你爱唱不唱，OK？因此这样就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当然国防部并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但是它能够解决它自己的问题。

但是，那是以前的事情，现在国防部连电话都不接了。按说的话他应该接一下电话，然后请你吃顿饭对不对？尽管他不会给任何靠谱的答复。他为什么连电话都不肯接呢？因为国防部的主管官员不知道领导想要干什么。他也是从电视新闻，对的，除了从电视新闻、除了他会看CNN以外，他还会上微博，像赵立坚一样，国防部和外交部的主管官员，就是赵立坚那一级司局级官员，他们是经常上微博的，因为他是没有办法给领导打电话的，领导才不会接他电话，但他们可以从微博上面来猜测猜测，他们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呢？领导现在的政策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如果我这一次接了美国人电话，领导是不是说是「我对党国不忠，立场有问题」，最好我连电话都不接，我什么也不做，妈的。国防部跟外交部不一样，外交部你还不能说不接电话，因为你老人家存在的目的就是接电话的，对不对？你最起码必须时刻在岗接电话，不能说该你值班的时候，你回家睡大觉去了，电话机旁边没人接。国防部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军事机构，对不对？我们不是接电话的，我们干脆不接电话，我们只接自己内部的电话就行了。

不接电话好处很大。外交部接了电话，接电话这件事情并不能使他们受到上级谴责，领导知道外交部就是接电话的，我接了电话不能证明我对党国不忠，我接电话以后做出答复的内容才有可能证明我对党国不忠。国防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我根本就不应该接这个电话呢？接电话这件事情是不是本身就证明我各种不对呢？不接电话的好处很大，消极的角度来讲，我什么也没有做。众所周知，在全世界所有的公务员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也不做。如果一个人竟然掌握不了什么也不做的艺术，他竟然被迫去做了什么事情，那就答案是：A、他是一个新来的，他什么也不懂，B、他的阶级地位十分低下，大家都认为可以把背锅的活儿踢给他，而他竟然没有办法拒绝。随便哪一种情况，你眼看就是要完。一个人有可能在官僚机构混得下去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他能够想不干活就不干活、想不上班就不上班。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你丫不要做官了，你另外去做生意或者干别的事情好了，别在这里混日子了，你今后没有好日子过的，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干，万一事情搞砸了，事情也不会弄到我头上；如果事情搞好了，我随时可以编出一套解释，证明我这么做是对的。B，就是：在某些情况下，我可以向领导证明，我不接电话是深刻体会到了中央精神。什么叫体会中央精神？你要是中国问题专家，你肯定会非常熟悉这个词儿。体会中央精神对不对？什么叫做体会中央精神呀？难道不能切实执行中央的命令吗？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央有的时候他就只有精神没有命令。如果中央有命令，广大的司局级干部顿时会感到轻松很多。我做错什么了？蒋委员长通过侍从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直接办事机构）给我打来电话，就让我这么做，就算是打到全军覆没，那也是蒋委员长本人的意思，你敢把我怎么样？

但是实际情况不见得就是这样的。你要体会蒋委员长在南京一次干部会议上讲的精神。蒋委员长在这次干部会议上大发脾气，他说：「我最好的学生都死完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酒囊饭袋，你，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行不行不行。」然后他骂完了以后拍拍屁股，「娘希匹！」他走了。广大干部和军官留在后面：「我他妈的应该怎样体会领袖的精神呢？我到底应该做什么，三个月以后，领袖才会认为我是正确地体会他的精神呢？」这件事情需要的智慧比攻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要大得多，但是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你TM的就别去做官了。

所以中央精神的意思就是，中央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你他妈的要开动你伟大的大脑、发挥听床师的天才，你要自己发现中央想要干什么，而且——尤其是，中央可能改变主意的，中央可能现在是这个主意，三个月以后又是另外一个主意了，但你不能说我是随着总路线一起动摇的，你要说中央是一贯正确的；而且，你要同时预见到现在中央的意思和三个月以后中央改变主意的意思。而且你的做法是：第一不能吃眼前亏，不能让中央万一现在就关注起来了，发现你做的事情跟中央精神不符；也不能像个傻逼一样，你做的事情符合中央此时此刻的精神，但是三个月以后，中央变卦了说都是你的错，然后你去当替罪羊。你要同时符合，A、你猜测出来，听床听出来的中央现在的精神；以及B、你发挥半仙、算命先生的特长，预计中央在五个月以后改变主意以后，他的主意会改变成什么样子，你的决策还要符合他改变主意以后的那个主意。

你看这个任务是多么的艰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事情，这个脑袋是太聪明了，这么聪明的脑袋怎么可能法定工资还不如一个快递员呢？正如赵立坚的妻子所说的那样，妈的，我们做了司长，工资跟大城市的快递员还差不多，你不知道我们做的工作有多么复杂，最复杂的工作就是这一部分。你能够在这个工作做下来，你的预测能力已经是超强了。

当然，你必须做出这些所有的预测，为了这些所有的预测，你正确的做法就是，美国人的电话你也不要接。军事沟通机制，那是次要问题。真正的军事沟通，国防部能沟通什么军事？五角大楼是能管事儿的，中国国防部屁也不管。它唯一能够管的事情就是：给美国人做一个礼貌周到的假象，让美国人觉得自己还有一个沟通的对象。这就是米利将军所谓的「危机管控」。什么叫危机管控？就是眼看事情就要闹大了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互打一打电话，以免双方发生因为误会而爆发的战争，但是这个电话要打到负责人的手里面才行。我们敬爱的中央军委——我们不说国防部，国防部当然永远是不能负责的——敬爱的中央军委在习近平同志亲自指挥以后，也陷入了一个像明朝政府一样的没有办法负责的状态。

以前，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毛泽东自己有几分军阀的能力，他看中了刘少奇和苏联式老干部在这方面的低能。低能是什么原因？就是你不可能按照苏联建军方式在中国建军的，那你军队永远搞不大。你必须按照中国军阀传统的手段，招降纳叛，把国民党的各路军阀都收编过来，把地方上的草寇流氓收编过来，毛泽东从井冈山开始一直最善于搞这套的。但是搞这样搞下去，谁敢说共产党不会出现新军阀呢？所以，苏联系的组织系干部对这套始终是不以为然的。如果不是抗战以后，斯大林用帝国主义政策取代共产主义政策，毛泽东这样的人是肯定会被清理的。但是那样的话，共产党也做不大。斯大林愿意搞帝国主义就是说，胜利者永远有理，只要毛泽东能把中国共产党做大，他要荒腔走板、离经叛道，搞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那一套——因为苏联人是不懂得什么叫梁山社会、不懂什么叫军阀政治的。他只懂得什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他看来，毛泽东这一套跟无产阶级革命背道而驰的做法，那肯定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做法；或者小资产阶级在农村就叫富农，这叫富农路线。项英和老布尔什维克都认为毛泽东是富农路线，也就是走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路线。但是你只要能搞赢，把事情做大，抗战以后斯大林是愿意宽容你的，所以你就可以把事情做大。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讲，他知道党权主要掌握在两个系统里：A、干部党，干部是党的生命，干部就是党和国家本身，刘少奇在掌权；B、特务系统，斯大林就是靠特务系统搞定的老布尔什维克，周恩来和康生在掌权。他虽然可以做一些工作，但是势力还是大不起来。但是有两个系统，他可以做得驾轻就熟，足以克制老干部的势力，至少能维持平衡。那就是中国传统的军阀皇帝的两大事业。军阀皇帝靠什么？A、军阀，我收编各地军阀，自己筹饷练兵。天下是怎么打出来的？军阀打出来的，李世民、朱元璋，哪一个不是军阀出身？B、士大夫知识分子。怎样来防止军阀过于跋扈呢？建国以后，杯酒释兵权不说，就是在打天下的过程当中，我也要招贤纳士，请房玄龄、魏征、刘伯温、李善长来给我管文官，注意不要让武官的势力过于强大。武官的势力过于强大，最强大的军阀头目会像是五代六朝那样，杀掉我老人家，砍掉我的脑袋，然后自己来当皇帝的。如果我在军阀系统以外还有一个文官系统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军阀很难做掉我。建国以后杯酒释兵权，诛杀功臣以后，我还可以让威胁比较小的文官系统来取代军阀系统。

毛泽东有两支力量，一是军阀。像林彪这样，去不了苏联，阶级地位低下，在老干部手下，会像是苏联军官在克格勃手下。苏联军官普遍在克格勃手下，觉得喘不过气来，就像现在在普京的统治下，苏联军官对克格勃也是充满敌意的，觉得他们的阶级地位比起沙皇时代的贵族军官明显降低了，事实也就是这样。谁能让林彪出头呢？毛泽东。毛泽东是半个共产党领袖，半个新朝皇帝，只有毛泽东才能让林彪、许世友这样的江湖出身，不能言必称希腊的武将摆脱干部党的压制，稍稍出一出头。

二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体制之下，不能像在皇帝手下那样垄断官职，官职由刘少奇的干部党主管了。但是他们可以，做不了行政官，管不了财政，但是他们还可以管文化，他们可以制造舆论，「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是人民的领袖」，「打倒修正主义」，「打倒言必称希腊」，「活学活用」，「群众路线」。这些目的是什么？撇开口号看实质，就是松散的、士大夫性质的，士大夫有什么组织力量？东林党有什么组织力量？科举干部有什么组织力量？他们跟纪律严明的列宁党相比是非常松散的，他们斗不过列宁党的，但是他们制造舆论，使拌子，是有的是本事。

毛泽东手下的知识分子搞出来的这些东西——我们要注意，毛泽东从延安时代，他在江西时代吃了很大的亏，在延安时代他就开始培植知识分子了，跟后来有一些说法相反，其实毛泽东是共产党内最喜欢培植知识分子的人，这是他的帝王术。当然，他也整知识分子。这就跟罗马教廷害科学家一样，你以为罗马教廷是科学的敌人？不是，全世界的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罗马教廷包养的呀。包养的过程中是我的人，但是总有几个犯规的吧？哪一个公司没有犯规的员工？完全不开除员工是可能的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维持工作纪律，你总得开除个把人吧？于是开除个把人在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手里面就说是罗马天主教会迫害知识分子。其实知识分子能够在罗马帝国垮了以后活得下来，就是因为教会修道院养他们的缘故。养他们的过程中，当然也有一部分离经叛道的分子被干掉了，那是自然的事情。哪一个单位都需要有执行纪律的。

以前的共产党人和外国的共产党人，苏联、朝鲜、越南，没有哪一个像毛泽东这样喜欢招揽知识分子的。就像丁玲到了延安一样，那是抗战时期，到了延安以后，毛泽席就说，你看我们像不像一个皇帝，有没有三宫六院之类的？毛泽东不想当共产党的领袖而想当皇帝这件事情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没有完全当成皇帝，是因为干部党的力量还相当强大。斯大林控制干部党和特务体系。而毛泽东呢？毛泽东两样都没有，他控制军阀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从延安搞出来的口号，什么「群众路线」之类的这种口号，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干部党管一切，干部党就是一切，群众都听干部的。我们要分散干部党的实力，让干部党干不成事情。干不成事情，权力不集中，我毛泽东才有生路，就是这样。这就是个基本原则。

所以，人民解放军向来是黄俄系组织干部和军阀系开国功臣系统两者的天下，而两者的关系是不合的。开国功臣就是所谓的老帅们，多多少少有些军阀气。而组织系的干部党跟苏联不一样，他们不能完全管住军阀，他们自己也不懂军事。

开始的时候，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毛泽东自己就是军阀系统的人，邓小平自己就是个干部党的人，所以他们跟军队内部都是有人的，他们能够基本管得住军队，虽然他们重用的派系是不一样的。然后政权转移到江泽民和胡锦涛手里面，这些人是改革开放干部，出身不正，跟老革命集团没有关系。他们既不是老黄俄的人马，又不是开国军阀的人马，完全没有军事经验，他们是压不住场子的。江泽民是什么人？是汉奸，汪精卫系统的人，靠的是当工程师起家的。这样的人在老黄俄和老军阀看起来的话，你他妈的都是根不正、苗不红。所以他要极力推说他是江上青（注：的养子），江上青也算是革命烈士，跟新四军老干部是有关系的，在任用军方人员中特别重视新四军的人，都是出于这个原因。

那么，名义上他是中央军委主席，应该管一切，但他身边总是有像张又侠这样的老将，像戴秉国一样，理论上外交是由胡锦涛一个人管，但其实戴秉国说的话，胡锦涛事后是会认的，所以美国人（希拉里）专找戴秉国，别人说的话，胡锦涛可不一定认。同样，张又侠这样的老将，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常务副主席之类的，他管日常事务，上级领导基本上是只管派系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事情。江泽民关心的就是提拔一些贪官污吏，对那些老军头实行杯酒释兵权，免得他们威胁自己的统治。以后搞得好搞得坏，他根本不管，都是具体的常务人员在管。

习近平推行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意思很清楚，傻瓜都能清楚，这是垂直管理，杯酒释兵权。以前的皇上不管你们，现在的皇上是要管你们了。

B、推行军事监察制度。理论上是反腐，江泽民时代的军队确实腐败得很厉害，但实际上是什么？分散军权。这是明朝的体制，行政权和监察权分散意思是什么？就是大臣管不了事情，因为周围有一些，对了，在西方国家由报刊媒体所谓的第四权掌握的权力，在明朝是由朝廷命官掌握的。监察权不断地咬相权、六部，于是相权和六部就没有办法膨胀了。皇帝在上面高高在上，让你们相互咬，照宋朝的做法，这叫做异论相搅。宋朝的规矩是管行政的宰相、管军事的枢密院和管舆论的御史台之间是不能由同一派系担任。这也是三权分立，但三权分立不是对人民三权分立，这是皇帝的三权分立，朝廷命官天然地分成三个系统。明朝呢？科道人员的骄横是非常着名的，像张居正这样的着名宰相被他们咬得一塌糊涂。东林党，操纵舆论又利用舆论干涉政局的东林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能兴起的。

以前，共军的系统就是军阀系统和黄俄系统。现在呢？现在加了一个监察系统。监察系统的人员跟王小洪手下的那批人，跟习近平在文官方面弄出的纪检委和公安部一样，草莽、平民出身。他像王小洪本人、像王立军本人一样，有一定才干和工作经验的、没有背景的平民官员，嗖嗖嗖地提拔上来，你们的用处是什么？监视那些有背景、有派系，有红色背景和派系的军官，让他们管不了事，就是这么简单，对习近平没有威胁。

理论上讲习近平无所不管，但是，A，军事系统，军事管理部门、军事情报部门、军事后勤部门和军事监察部门彼此分离是他的基本原则。三大部，总参、总后、（总政），本来在习近平上台以前的三大部门，在习近平上台以后全部被拆散，拆成一些零零星星的部门，虽然总参情报部改头换面仍然存在，但是它的权力已经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