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阿姨您好，我是Jimmy。最近欧洲有一连串的政治外交的事件，想请阿姨跟我们谈一下。首先是欧洲国家和美国最近针对要不要提供德国豹2坦克给乌克兰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欧洲很多国家都保有数量不等的德制豹2坦克，这些国家也同意提供豹2给乌克兰，但是卡在德国之前不同意让这些国家提供豹2坦克给乌克兰，因为他们在签约的时候德国就有签说，这些国家跟德国购买的坦克必须要德国同意才可以提供给其他的国家。直到农历年前，德国的态度还是要求美国要先提供美制的M1主力坦克，之后德国才同意提供豹2，但是因为欧洲比较多的是豹2了，美国其实也没有不愿意提供M1，但是M1在补给、维修之类的，其实还是不如豹2这么经济。最近期的新闻是美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同时宣布提供31辆M1和14辆的豹2系的战车给乌克兰，其它国家也同时被允许提供豹2坦克，那这样乌克兰总共得到的坦克数会来到161台。
有评论指出德国这样三心二意的态度将会影响到未来各国购买德国武器的意愿，就有点像台湾之前有跟法国购买幻象2000战机跟那个拉法叶的军舰，但是后来因为政治的关系得不到装备升级和后勤资源，就大大影响到之后台湾再进行法系武装采购的意愿。外交方面，德国似乎因为不愿得罪俄罗斯而在豹2问题上表现得三心二意，但是最后又不得不顺着北约多数意见执行这个提供豹2的政策，最后还是得罪了俄罗斯。那想请阿姨跟我们谈一下，德国的这个外交策略是德国有他的自己的想法，还是说他只是没办法做出决策而形成所谓的外交迷航？那另外，德系军武在世界的这个军武市场上其实一直都是非常的优秀，德国的军武市场会不会因为这个事件而受到打击？
刘仲敬：其实这是德国没有完全主权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可以主导外交的政治核心。因此最后它采取了：为了解决国内问题，把皮球踢给美国人，美国人怎么说就怎么办，所以这样国内的各党派就不用承担责任了。德国共识政治的惯例就是：让两个小党，过去传统的小党是自由民主党，后来又增加了绿党，来决定外交政策，照例是联合政府的外交部长是由小党担任的，由自民党或者是由绿党人出来担任的，这就更增加了外交缺乏责任能力的体现。
本来，德国外交受德国历史因素的影响，本来就是分裂的，他没有像英法这样传统大国那样的外交中心。德国外交其实是普鲁士外交的直接延伸。第二帝国按照现代观念来看是一个很奇葩的机构，它的很多单位，其实是承担帝国使命的单位，都是普鲁士王国的框架，帝国没有或者是只有一个空架子，结果，普鲁士外交和帝国外交的矛盾体现得非常明显。结果就是，理论上在英法是主持全局的外交机构，或者说准确地说是内阁机构，因为外交大臣在英法，当然也在美国，国务卿就是内阁中间总统以下的头号人物，地位高于各部部长，只有他叫国务卿，英法的外交部长也是内阁的首要人选，但是德国内阁的权力本来就比英法要小得多，外交部长主导外交的权力也比英法小得多。结果经常就出现，普鲁士兼帝国皇室、德国军部和比较强势的几个大邦，首先就是巴伐利亚，实际上都在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而帝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反而显得不太重要。普鲁士有普鲁士的外交政策，巴伐利亚有巴伐利亚的外交政策，两者经常处在敌对状态。皇帝兼国王通过皇室外交和封建主义想要弥合两者之间的冲突，但是又增加了王室和帝国议会之间的冲突，于是军部经常是自行其是地搞出一种军部的秘密外交。
布尔什维克的产生跟这种德国决策体系的分裂状态有很大的关系。是德国王室贵族体系的东欧政策和德国军部的战争政策相互矛盾，而两者都是背着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的内阁和帝国议会进行的。同时，巴伐利亚和巴登这样的小邦，严格来说巴伐利亚不能算小邦，实行了以敌视普鲁士、防止普鲁士通过战争和战后条约做大的外交政策，使得德国在有利时间跟协约国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变得完全不复存在了。
巴伐利亚人极其恐惧普鲁士人，像上次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一样，或者说像更远的时候、像1815年吞并莱茵一样，在法国和比利时取得新的土地，结果包围本来就处在相对弱势的巴伐利亚和南德各邦。普鲁士能够跳过奥地利、驱逐奥地利、统一德国、使德国中部和南部的各小邦受制于普鲁士的关键就在于莱茵省，第一个就是在莱茵省，普鲁士在最东端，莱茵在最西端。英国和奥地利为了恐惧拿破仑再来，想在法国边境设置一个要塞，他们深知莱茵河流域的莱茵联邦（就是拿破仑组织的莱茵联邦）的各小邦，没有哪一个能顶得住拿破仑或者是任何法国政府的，只有把普鲁士人拉进来，把德国西部的土地交给普鲁士，才能够顶得住法国。于是普鲁士控制了德国东部和西部的土地，使得中部各小邦，传统上讲可以依靠法国和奥地利来制衡普鲁士的中、南部各邦，特别是巴伐利亚，非常愤怒。
而普法战争使阿尔萨斯-洛林落到了德国手里面，又像是帕加马的遗产在罗马，或者像是下加利福尼亚在美国一样，首先就引起了内部的严重的党派纠纷。不是说是开疆拓土就对国家有好处，帕加马的遗产是很大一笔钱，落到民主党手里还是落到保守党手里面，会严重影响罗马岌岌可危的政治平衡，很快就在罗马引起了格拉古的政变。而埃及的遗产如果没有被及时阻止的话，恐怕凯撒和安东尼引起的内战就要提前60年发生了。
由于阿尔萨斯-洛林，阿尔萨斯-洛林在很多方面来看都是俾斯麦外交的败局。尽管斯特拉斯堡在中世纪确实是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而洛林也是法兰西王国以外的半独立邦，跟哈布斯堡家族有着长期的婚姻联系，但是阿尔萨斯-洛林的割让不仅得罪了法国，使法国以及后来的法俄联盟和德国结下深仇，使得德国外交丧失了一半的回旋能力。俾斯麦在世的时候还能通过俄国和东方君主国的三帝联盟来孤立法国；俾斯麦以后，德俄关系紧张以后，德国外交就完全被锁死了。
法国的复仇主义完全是由于阿尔萨斯-洛林引起的，如果没有阿尔萨斯-洛林，色当的战败也不过是又一个滑铁卢。滑铁卢战败以后，英法同样可以联盟打克里米亚战争的。如果没有割让阿尔萨斯-洛林的话，法德联盟来对付俄国，或者说是英法矛盾紧张，没有殖民地的德国在英法两国面前都可以左右逢源，跟英国结盟和跟法国结盟都可以，双方竞相追求德国的友谊是可以出现的。如果没有阿尔萨斯-洛林使法国非要复仇不可，法国为了埃及、摩洛哥和东方问题，它首先的矛盾还是对着英国的，而德国没有殖民地方面的利益，结果会造成一种英国和法国都需要德国支持的局面。
这是俾斯麦的致命错误。一般人分析德国两次战败的原因的时候，只是指责威廉皇帝在俾斯麦下台以后，破坏了俾斯麦的东方政策。但是俾斯麦的东方政策之所以有必要，正是因为法德在阿尔萨斯-洛林以后形成不解之仇，而英法在滑铁卢以后却没有形成不解之仇，因为英国不贪图大陆的土地。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滑铁卢对法国的荣誉并无损害。
这是一个致命伤。更重要的是、一般人更不注意的就是，阿尔萨斯─洛林导致了德国各邦之间的深刻矛盾。巴伐利亚人认为自己在1815年已经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1815年以前，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是平起平坐的两个国家，慕尼黑和柏林是竞争性的文化中心，像费希特、谢林这些人就经常在慕尼黑和柏林之间跑来跑去。因为两国的国王、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国王和新教的普鲁士国王都想证明我们的宫廷是最开明的，我们能够招揽当代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经常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搞言论自由，来待价而沽，在双方之间跑来跑去。所谓韩退之所谓的「长安天子、魏府牙兵」《送董邵南序》（《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陈寅恪就说，当时士大夫看到东亚有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长安的李家的帝国朝廷，一个是魏博牙兵的军事共和国。在长安朝廷混不下去的，或者说是觉得长安朝廷对自己不公正的，像董邵南这种人，拍拍屁股，他就像是战国策士一样，跑到魏博去投奔魏府牙兵，这是一条现成的出路，使得河朔以为敌国，长安和河朔三镇的矛盾永远处在相持不下的状态。巴伐利亚人和普鲁士人的长期矛盾也是这个样子的。普鲁士人修一个凡尔赛式的宫廷，巴伐利亚的国王也一定要修一个，双方本来是差不多的，但是自从1815年条约把德国最富裕的莱茵地区给了普鲁士以后，巴伐利亚就明显处在下风了，如果阿尔萨斯─洛林再来这一出的话，南德各邦就要完全变成普鲁士附庸了，德意志帝国就不过是普鲁士的扩大而已，这是巴伐利亚人绝对不能忍受的。
结果这个问题在第二帝国内部，第二帝国有一部分是联邦，但是更多的部分，特别是帝国和巴伐利亚的部分显然就是邦联。巴伐利亚还有自己的外交部，他的大使派到法国和奥地利这样的天主教大国去，理直气壮地执行依靠天主教大国和天主教联盟来抵抗新教普鲁士的传统政策。而俾斯麦在宪法上和政治上拿他们是毫无办法的，只有发动一场文化斗争——我们都知道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最软弱的，凡是有人搞文化斗争，那就说明他在政治上、在实力上是找不到出路的，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假想敌就是巴伐利亚和中央党。而今天的联邦德国从结构上讲，基本上就是拿破仑的莱茵联盟和巴伐利亚的联合——建国大党。以色列建国大党是工党，而不是右派的现在占优势的利库德集团，所以它的国家体制上是有浓重的社会主义遗痕的；而德国的建国大党不是今天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而是代表莱茵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代表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联盟，联盟党其实就是拿破仑时代莱茵同盟和巴伐利亚的联合，它代表着拿破仑时代的德国对普鲁士的胜利。这是德国内部的纠纷。
结果，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在德国内部无法解决。帝国当局像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一样长期行使代管权力。代管权力是个悬案未决的权力，该给谁不该给谁，是说不准的。就是如果交给了普鲁士，其他各邦肯定是摆不平的，但是交给任何一邦，立功最大的普鲁士是绝不会满意的。要知道普奥战争的时候，南德各邦是支持奥地利的，普法战争的时候南德各邦是打酱油的，真正出力的是普鲁士，如果普鲁士分不到阿尔萨斯─洛林的话，对普鲁士军官团是无法交代的。结果阿尔萨斯─洛林问题直到一战前夜仍然没有解决，不仅是法国不能放手，德国内部的各邦也谁都不能放手。于是巴伐利亚人极其恐惧，在从巴伐利亚角度来讲，普鲁士已经吞并了莱茵省、独占了莱茵省，然后又通过普鲁士占最大份额的帝国实质控制了阿尔萨斯─洛林，如果再在法国和比利时捞到新的领土以后，巴伐利亚简直就是要完。
所以巴伐利亚人一面打一面——顺便说一句，希特勒参加的是巴伐利亚军队，他是奥地利人，奥地利和巴伐利亚都是天主教国家，但是法国也是天主教国家，而且巴伐利亚人在历史上不知道多少次跟法国结盟反对普鲁士和新教国家了。巴伐利亚人不断威胁在他看来是代表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如果不把法国和普鲁士的新占领土分给巴伐利亚的话，巴伐利亚是可以退出战争的。在这样的威胁之下，德国外交部不得不变成内交部首先要把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摆平，把他们计划吞并的法国的煤铁地区和普鲁士的弗拉芒部分地区分成几份，其中至少要给巴伐利亚三分之一才能摆平。但是这样的话，普鲁士对英法的外交就更加没法解决了。结果普鲁士在俄国垮台、外交形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跟英法单独停战，如果换作是奥地利主持外交的话，显然战争早就及时结束了。
二战以后的德国，它被剥夺了一部分国家主权，其中连带的就是包括武器生产和出口的权力，希特勒就有《克虏伯法》，德国的私营的军火生产系统是涉及重大的国家利益的，所以是盟国管制的重要对象。所以德国没有独立的外交，没有脱离美国和北约的独立外交。德国的军事生产体系、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军事生产体系，是受到北约和德国国内法的特殊管制的，这一点跟日本是非常相似的。德国的武器只能供应北约，原则上是不能供应北约之外的。1990年以前的北约是防御性的联盟，不扩张的，它不能像今天这样动不动就说是要在北约以外的地方进行干涉。所以德国武器不出售给北约盟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实际上是战后体系对德国的特殊管制。只是后来变成由害怕德国复活成为军国主义强国，变成担心德国摆烂不肯出力、一切责任都推给美国，这件事情在50年代还是完全想不到的。从50年代的角度来讲，允许德国重建，是有一系列内外特殊条件的，比如说解散普鲁士邦，把联邦德国的政治体制设计为莱茵人和巴伐利亚人当家，其他人都是打酱油的。比如说社会民主党，虽然也是联邦德国的大党，但是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根据地在西里西亚和鲁尔，就是德国的最大工业区，分别划给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使得社会民主党元气大伤。
社会民主党在威玛共和国是第一大党，在联邦德国呢，就变成一个褪色版的联盟党。就是说是牺牲了它的大部分传统政策，以支持联盟党的外交政策为条件，包括它曾经反对过的加入北约的外交政策为条件，才能够恢复执政党的地位。但是它始终是个第二执政党，不像联盟党那样，联盟党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就像共和人民党跟土耳其的关系、工党跟以色列的关系一样，虽然共和人民党和工党现在都已经萎缩得不像话了，但是土耳其的国家体制仍然是共和人民党的体制；以色列的国家体制仍然是工党的体制；联邦德国体制仍然是阿登纳和联盟党的体制。联盟党代表的就是在1810年被拿破仑扶起来、在1815年被普鲁士打倒的莱茵人的利益。阿登纳把首都迁到了极不知名的小城波恩，而不是慕尼黑这样的、或者汉堡这样历史上的大邦，也就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政治倾向。莱茵地区的小邦，思想上像苏敦华他们家族一样，是羡慕英国自由主义的，在政治上长期依附法国，对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都有相当的敌意。对于他们来说，依附美国加入北约，正是在日耳曼世界内部打倒万恶的普鲁士人和东方人专政的大好机会，德国统一对他们来说是喜忧参半。
萨克森邦的重建对社会民主党明显有利。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传统支持者最终大部分都被社会民主党兼并了。统一后的德国就要面临这个悖论，就是领土的扩张一方面加重了德国西部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不是增强、而是削弱德国的外交地位。德国统一还在进行时的时候。科尔的联盟党政府还能在克罗地亚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那是因为东方因素还没有加入进来，等到科尔凭借联盟党和统一德国的功劳退休以后，以后产生的历届德国政府就完全丧失了外交能力。这里面主要也是由于国内因素造成的。联盟党传统的北约政策就是忘记德国是一个中欧国家，要把德国跟荷兰和瑞士一样，变成一个西欧国家。莱茵如果是一个拿破仑设计的那个单一的、单独的国家的话，那他的地位确实跟海尔维第共和国和巴达维亚共和国差不了多少，是英法之间的西欧国家，跟中欧完全没有关系。但是萨克森和普鲁士的存在，使德国无可奈何地变成了中欧国家。统一德国扩大了中欧的份额，使过去在联邦德国体制下是可控的东方政策死灰复燃。什么叫东方政策？就是勃兰特实行的那种、社会民主党执政以后在1972年实行的那种，承认取消哈尔斯坦主义。哈尔斯坦主义的实质就是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视为非法的傀儡政权，像国民政府对满洲国那样或者是汪精卫政权一样，民主德国是一个汪精卫政权，是一个不合法的政权。
联邦德国只承认苏联，不承认民主德国，涉及民主德国的所有交涉都要通过苏联进行。从法律上讲，民主德国永远是苏联占领区，联邦德国承认自己是战败国、而且承认苏联是战胜国，但它誓死不承认有一个民主德国可以分享半个德国的权利。东方政策的意思就是两德和解，联邦德国承认了民主德国的合法性，以此换取东方关系的缓和，因此德国渴望取得像戴高乐那样在西方体系当中左右逢源，而不是片面依附一家的灵活地位，同时也取得以前戴高乐为法国电视机企业所设想的那种，把东方的市场开发为己用。法国科学家的水平不比英美差劲，但是法国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明显地不如英美。
戴高乐解决这个问题方式就是开拓东方市场，打破西方国家集体一致的传统，对苏联、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的市场下手，把法国的产品，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法国的产品也是西方产品，先于英美产品打入这些市场，弥补法国产品在西方市场的弱势地位。这个政策是当时的联邦德国所不敢采取的，但是1972年以后的联邦德国就可以采取了，它可以分享法国开拓东方政策的好处。这也就是为什么欧洲的阿拉伯政策和以色列政策跟美国不同调，而里根政府在轰炸利比亚的时候不能通过法国和德国，只能通过英国和葡萄牙的原因。拉姆斯菲尔德和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时期旧欧洲和新欧洲的分裂，其实是美国联合英国和东欧国家、反对法德两国为核心的老欧洲，这种分裂是是从戴高乐和伯兰特开始的。
统一后的德国就出现了又一个东方政策的机会，普京的俄罗斯不再是苏联，它是北约的合作伙伴，因此开拓俄罗斯市场变得名正言顺了。施罗德执政时期，我们要注意，跟现在一般人指责默克尔不一样，其实没有被勃兰特理直气壮称为「新东方政策」的新东方政策，是在社会民主党总理施罗德的领导之下开拓的，德国和普京俄国的经济联系，包括普京战争机器所必须的机床厂之类的东西，都是在这一时期以后由德国企业大口吃下的东方蛋糕。从德国的角度来讲，欧盟的统一意味着德国兼并南欧的市场、新东方政策意味着德国开拓俄罗斯的市场，同时中国市场倒真的是默克尔的贡献比施罗德要更大，但是其实也是施罗德时代开始的。
同时我们要注意，新东方政策是德国的体制内势力。同时体制外势力也在兴起。随着德国的世界化和外国劳工增加，另类右翼开始进入德国政坛，其中最大一股就是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 AfD）。新右翼的崛起给普京的俄罗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普京的俄罗斯可以以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继承人之居，而不是以苏联帝国的继承人之居。所以普京说乌克兰是苏联制造出来的，我们要注意的是邓尼金的台词，邓尼金认为乌克兰民族并不存在，只有南俄九省，并不存在乌克兰；乌克兰只是小俄罗斯、乌克兰是一个满洲国式的傀儡国家、是德国军部和布尔什维克叛徒联合制造的，而布尔什维克的本质又是德国间谍。这就像是今天中国境内很多人，包括我都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黄俄是一个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黄俄，它是拿着苏联卢布建立起来的国家。布尔什维克的苏联是什么国家？它是德国间谍建立起来的国家，它不代表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的传统右派把布尔什维克看成是德国间谍的产物；乌克兰是德国军部和德国间谍联合建立起来的国家，它是一个共产主义余孽。如果要消灭共产主义余孽的话，那么当然应该消灭乌克兰，所以普京认为他消灭乌克兰也是为了反共，应该得到全世界右翼的支持。
他的麻烦在于什么呢？他在意识形态上是邓尼金的继承者、是反对列宁的，但是他的组织班底却是苏联留下的克格勃干部，这个矛盾是没法解决的。所以在大多数人看来普京仍然是——如果叶利钦还是算民主派的话，普京很明显就算是苏联继承人了。尽管普京的脑袋说我是邓尼金的继承人，但是他的身体和干部集团却是苏联的继承人，这一点他没有办法像传说中的哪吒那样剔骨还父剔肉还母，把自己脱胎换骨改造一番。
这个困境就跟汉帝国一样。汉帝国的意识形态是儒家，汉帝国的知识分子照例都是反秦的，他们把秦始皇看成是最坏的人，但是百代皆行秦制度，萧何执行的是秦国的律令制度、汉国的官僚体制和国家体制都是秦国继承下来的。如果没有秦国的统一，汉帝国是没有办法统一的，也没有办法压服关东六国的反抗，天下肯定像项羽所设想那样，重新分裂成为多国体系。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知识分子一方面要看汉家的朝廷吃饭，没有汉家的朝廷，要他们像战国策士一样自己去自由经营他们受不了，他们已经变成官僚了；另一方面他又极端痛恨秦国的暴政，坚持说我们是孔子周公的继承人，而不是秦国的继承人。但是sb也能看出，汉国官僚体系是秦国官僚体系的继承者，而不是周国封建体系继承者。你这叫东食西宿，一面拿着秦政的好处、一面咒骂秦政，非要追求周政不可。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就导致了王莽，王莽就是这样，一方面扩张国家的权力、一方面又声称他遵守儒生的舆论坚决反秦，还要消灭汉帝国没有彻底消灭的秦政残余。
普京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分裂的政权。但是无论如何，他既然自以为是邓尼金的继承者，在他看来，正如在索尔仁尼琴看来和费拉右派看来一样，今天的欧洲和美国都太左了，连共和党保守党这样的右派政党都太左了，连同性恋都要允许，跟布尔什维克有什么区别？于是在欧洲主流政坛当中找不到出路的另类右翼很容易跟俄国情报机构沟通。就像在一战体制以前、在社会民主党入阁以前在体制内没有出路的左派政党一样，今天在体制内没有出路的右派政党很容易跟普京形成联盟，从普京的角度来讲，这是弥补自己外交孤立局面的一步好棋。而社会民主党在俾斯麦的德国和欧洲，其实跟今天的另类右翼一样是体制外的；而一战后的社会民主党，更不要说二战以后的社会民主党，跟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保守派或者自由派政党一起，都是体制内的建制派政党。
建制派政党无论意识形态怎样，由于他们跟国家利益和主流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阶级联系，他们政治其实是大同小异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名义上你选谁都可以，但是实际上你只能让建制派政党上台；建制派政党之间的政党轮替，像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轮替、德国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轮替是名义上的，对政策的改变微乎其微，所以你形式上有民主权力，其实并不能真正改变国家政策。能够改变国家政策的政党一般是体制外政党，例如像共产党或者像是另类选择党这样的政党，这样的政党会被想方设法地排挤出去，受到联合抵制，使他们没有办法进入政治主流。因此它也像是在以前的共产党一样，容易寻找外国太上皇的靠山，他们反对的不是建制派的某一个政党，而是整个国家体制。所以欧洲的右翼往往是俄罗斯的代理人，或者跟俄罗斯情报机构共进退的。
所以德国政坛内部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建制内的东方政策，最初是勃兰特，由勃兰特设计、施罗德操刀的东方政策。它对德国有极大的好处，这是很明显的，可以买到便宜的天然气，同时俄国的巨大市场可以归德国所有。俄国工业落后，精密仪器机床之类东西只能依靠德国，而英美主要是金融国，在产品输出技术输出这方面反而斗不过德国，所以开拓东方政策对英美不利而对德国有利，这是建制派政策。而反建制派、反对国家本身的呢，就是德国右翼势力，把普京的俄罗斯看成是极右翼国际主义的组成部分，就像是以前的左派势力把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看成自己靠山一样，对建制本身起破坏作用。但是他们对国家政策影响力基本等于零，受到所有主流派政党的严密防范，不准他染指国家权力。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跟传统政党政治中不同，就是说有很大的民意支持和很多的议会代表，但是却发挥不出这些议席和群众基础所应有的、符合这个比例的政治影响力，基本上处在政治贱民和被放逐的状态。
而冷战以后的德国在领土扩大和全球化利益交错之下，使自己外交政策进一步丧失了灵活性。阿登纳时代和科尔时代依靠死忠于美国赢得的外交空间现在不复存在了，德国变得只有经济外交、只考虑经济上讲通过欧盟和全球化为自己牟利，在政治上失去了决策能力。各党派有自己的传统政策，但这个传统政策失去了自己的传统对象。联盟党的新大西洋主义在冷战结束、北约东扩以后已经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意义。新东方政策变成一种经济政策。绿党的和平主义外交，由于绿党经常担任，包括现在经常担任外交部长，跟德国产业界的政策和德国产经学共同体的政策经常是不合拍的。而联邦政府的总理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附庸国的总理，把外交政策交给美国和欧洲，欧洲就等于是法国去决定。
从经济上讲，欧盟是德国的扩张，但从政治上讲，欧盟是法国外交的扩张，而德国等于变成了美国和法国的双重附庸国，政府首脑失去了外交决策能力，只能随波逐流，而国内问题跟国际问题卡在一起，需要承担外交责任的时候，各党派都不肯承担责任，他们希望美国人或者欧洲人承担责任。在欧洲人照例达不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他就只能等着美国人来承担责任了。其实反对德国的舆论宣传其实并不正确的，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极大，应该是比波兰和大多数国家都要大。乌克兰的伤兵也是在德国疗养的。德国之所以在军事上面采取谨慎政策，是因为过去的二战结束时期的陈规老套还在发挥作用，它们是过时的法律，但是过时的法律仍然有一定的威慑力，各党派和社会的各精英都非常谨慎，不愿意去碰它。就像你要在日本恢复核武器，那是比在韩国更加困难的事情，因为有广岛的记忆在那里。所以其实德国，顺便说一句，波兰号称是跟德国平行的新欧洲的中心，那是被美国捧起来的，但是实际上波兰的经济非常依赖于德国。波兰并不具备脱离德国而独立行动的能力。这跟法国不一样，法国有自己的传统产业集团，即使法国的经济看上去是停滞的，甚至有的时候有微弱的负增长，但是法国产业集团的基本格局在，它的价值是不倒的。波兰看上去经济发展的很快，但是实际上波兰产业像中国的产业高度依赖于比如说日本造船业的输入一样，它是高度依赖于德国的产业转移政策的。
波兰不存在脱离德国独立行动的能力，乌克兰就更不要说了。德国支持乌克兰，如果只算资源来讲的话，远远多于波兰，也远远多于欧洲其他国家，因为它毕竟是欧洲第一经济大国。只不过它像日本一样，你如果要问日本为什么包办了柬埔寨的绝大部分重建工作，但是却不肯给柬埔寨军队提供武器，反而让中国来武装柬埔寨军队。那么答案当然是，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它有广岛的记忆，尽管柬埔寨政府和人民是依靠日本养活的，但是柬埔寨的军队却被中国武装去了。因为德国人和日本人在这一方面都是极其敏感的，所以他的动作是非常迟缓的、忧馋畏饥的。国内的各个党派很容易利用政府或者企业在这方面的激进行动来攻击他们在国内的对手，所以执政党派如果拿不到太上皇的免死金牌，换句话说，如果是拜登总统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这事是可以办的。但是如果是我的意思的话，国内其他党派就会对我群起而攻之。
这种事情，至少日本人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是某一个日本政治家自己干的这样的事情，国内肯定有大量的人来攻击他，包括他自己在党内的同僚。但是，如果是美国人首先出头，日本为了日美关系的缘故，配合、慢一步跟进的话，至少自民党党内其他派系就没话可说，就只能跟进了。但是你不能第一个站出来说，如果美国人没有说的话，你就单方面站出来做这个领头羊的话，你自己在党内、国内地位都会维持不住。
德国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德国其实是——乌克兰战争对德国是极其不利的，油气价格上涨了，东方市场失去了，经济上的损失在国内各党派如何摊派，在各阶级如何摊派的问题，现在在德国和欧洲仍然没有摆平。德国和欧洲即将进入政治经济双重危机的时期，像美国一样。但美国要好得多，乌克兰战争对美国绝对有利。咔嚓一下，把俄罗斯和欧洲的经济关系打断了，美国天然气赚了无数钱；从军事角度来讲，美国武器的销售量大大增加；从政治上讲，苏联留下的最大的隐患现在可以一举清除了，而且还不用美国人自己流血。乌克兰战争对美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没有一点一点坏处，每一方面都是利好。
但是德国，如果德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话，他应该要极力阻止和破坏，但是德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什么叫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就是说是国内各党派会越过德国的国家机器，直接诉诸美国太上皇的。因此德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敢决策，也不能决策的。他做出任何一个决策，国内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都可以越过德国的国家机构去攻击决策者，使决策者自己站不住脚。所以德国只能消极地等待美国来决策，而美国的决策很可能是不利于德国的，但是德国必须吞下去，因为德国在外交和安全上是美国的附庸国。德国在外交上比较强硬的其实就是绿党，绿党可以打着和平主义的旗号，把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为旗号来强化欧洲政策，但是这个政策是虚的，在人多嘴杂四分五裂的欧洲，永远没办法实行。
而其他党派，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连这样的虚而不实的独立外交政策也不敢采取。顺便说一句，德国外交部要由绿党来主持，其实是颇有道理的。在德国各党派当中，也就是绿党还有胆子提出虽然不能实行，但是还有一点独立味道的外交政策，而德国其他党派是万万不行的。德国另类右派，想要恢复一个强势德国政府的另类右派，当然从理论上，是可以看出，像俾斯麦一样可以看出，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德国才能从美国和欧洲的双重控制之下获得解放。但是要实现这一点，通过体制内的民主选举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发动政变才能做到，而他们的实力远远不够发动政变的，而德国的政治危机也远远不像布尔什维克前夜的俄罗斯允许他们发生政变。但是这样的苗头已经有了，前一段时间不是有几个德国军人参加了右翼势力发动的政变吗？我们要注意，这个右翼势力就是极右翼势力，他们要恢复的是19世纪那个有外交自由的德国。这样一个德国对美国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当然对于德国政坛主流派来讲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普京反而更亲一些，但是这样一个势力是一个革命的势力，是反建制派的革命势力。
进入了这样一个极右翼势力基本上就会变成美国的敌人。顺便说一句，白区党之所以要培养费拉右派，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费拉右派一旦进入了这个圈子，就变成了美国的敌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矛盾是美国的建制派内部矛盾，是没有关系的，你支持谁都没有关系。但如果你进入极右翼的反建制派，那你就是一个危险的革命势力。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会找上门来的，就像是过去对付共产国际一样。这里面的区别非常关键，但是依靠意识形态引导的无产阶级群众，对这件事情是完全不懂的，白区党很容易操纵他们。白区党就是，其实冷战时期的传统华人多半是跟着民主党走的，因为民主党的政策是比较亲近移民的。而后冷战时代才出现支持共和党的华人，我们要注意这些支持共和党的华人，这一点极其重要，就是说是，重要的不是你是左派还是右派，而是你是不是克格勃的特务，这才是重要的。
左派如果不是克格勃的特务的话，照样也可以变成共识政治的一部分、统战的一部分。但是右派如果是克格勃的特务的话，我以前大概是讲过，克格勃其实是从戴高乐政策开始，就开始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退潮，开始更加不择手段，不再是以支持左派和反殖民主义为主，而是只要能够削弱、分裂西方的政治力量，就一概开始支持。从这个现象发展下去，就发展到现在普京这种对极右派做工作的路线。就是冷战以后，特别是最近这十几年，华人社会华人精英培养，计划同时打入两党包括共和党的华人、参政华人，大部分都是白区党的人。华人社会由于自己的软弱性质，他们比起像刘云鹏、赵美新这些有台湾背景、有冷战背景、算是自由中国的代表，因此加入民主党没有障碍的人的社区支持要弱得多。凭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根本推不出任何候选人，就像是所有华人在的地方一样，任何一个人出了头，其他人都会打压他。
他们不像是印度人或者穆斯林那样，会拥护自己的天然领袖，华人没有自己的天然领袖，华人都是，华人最恨的永远都是华人，华人永远跟着外人来整华人。所以要听任华人社区自己发展的话，他们产生不出社区领袖，更不要说产生出政治家了。能够有钱有时间打入共和党俱乐部，去参加共和党议员选举的这些华人，90%以上是白区党培养出来的，就是由白区党压着，华人社会才非支持他不可。这是白区党打入美国政坛主流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些人在意识形态上的态度是这样的，就是跟普京态度差不多：「民主党比共产党还要坏，连共和党都太左了。」那么，下一步呼之欲出的是什么？谁才是真正的右派？普京才是真正的右派。他们还不好意思说习近平是真正的右派，因为习近平还挂着共产党的名字，普京已经理直气壮地废了共产党的名字，而且他还天天抓共产党进监狱，所以把普京奉作这个另类右翼的领袖是合适的，习近平还不敢这么说。但是中国比美国更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提出来了，下一步是什么，那是不问可知的。
我们要注意，因为台湾有很多川粉在这一方面头脑是极其不清楚的，所以我要特别提一下，拥护川普的很多美华协会和打入共和党的很多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管理区的年龄大概在40岁左右的政治精英，我在这里就不点名了，因为涉及美国政治的敏感问题，他们实在就是匪谍。相比之下，拥护民主党，跟着民主党主流派三番五次地要打击川普的，像刘云平这些人还靠得住一点。你可以设想，他跟着民主党主流派，是跟着冷战以后的历史传统，他肯定会跟着民主党建制派走。而民主党建制派对台湾的政策并不算很坏，基本上是保持现状的政策。
而如果，根基比这些人要浅得多，阶级基础基础是1990年以后才移民美国，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依靠白区党的经济和组织能力才打入共和党这些号称新右翼的这些人，在美国政坛取得地位，他们的立场必定就是欧洲新右派的立场就是：中国才是自由主义和右翼唯一的希望，美国已经被同性恋多元文化腐化了，保守党和共和党只比民主党稍微好一点，民主党和工党比共产党还要坏；中国代表真正的右派，普京代表真正右派，而蔡英文一天到晚搞什么同婚，她就是一个典型的白左门徒，我们为了右派利益要拥护中国而打倒台湾。
下一步必定就是这样的。现在我认为我已经基本摸清楚了脉络，不过这件事情基本上做不成，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力量比起依附普京的欧洲新右翼还要还要薄弱得多。而在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情况下大概会半路上夭折，基本上不可能获得刘云平、赵美心在民主党这种地位。但是确实在纯属泡沫的舆论场——就是台湾讲中文这些舆论场，已经更不要说香港了，已经有很多人打着拥护川普的名义准备支持这些人了，这就是绝对是准备靠近白区党陷阱的动作。德国基本的政治从有效能够发挥作用的政治力量来讲，是一个瘫痪的局面。在敏感问题上，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需要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关键时刻，没有人能够维护国家利益。由于国内党派矛盾，大家都只能等着美国人出来做主。当然，舆论上的泡沫是不足为凭的。我们要知道，乌克兰政府像抗战时期蒋介石政府、冷战时期的吴庭艳政府一样脆弱。泽连斯基最近的内阁危机是泽连斯基罢免了他在竞选时期的嫡系部队。我们要知道，内阁部长往往是统战的需要，不一定是自己人，但是竞选顾问这些人绝对是自己的嫡系部队。
你想假如蒋介石必须撤掉宋子文的职，却要任命李宗仁当北平行辕的主任。这些外国人不明白，因为他们全都是国民党人，好像是国民党内部调动。但是熟悉国民党内幕的人肯定就知道，这是蒋介石在党内利益受到损失。乌克兰内阁调整，调整掉的是宋子文这样的蒋介石嫡系，上台的是李宗仁这样的非嫡系。这是乌克兰国内政治危机，尽管有战争和国际舆论形象的（顾忌）和太上皇干涉的压制，还不至于闹大，已经预示着国内政治危机随时可能爆发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脆弱的政府依赖舆论形象，蒋介石就非常依赖宋美龄，在美国国会为他表演出一个丘吉尔似的英雄形象。但是中国的国内形势是不可能允许蒋介石做丘吉尔的。老实说，乌克兰的国内形势和南越的国内形势也容不得泽连斯基和吴廷燕长期的表演丘吉尔。
所以他们乌克兰人当然在波兰的国内形势稳固的，但是波兰为了强调自己援助乌克兰最力，波兰在东欧的敏感利益，乌克兰如果垮台，波兰绝对不会安全，而德国并不敏感，所以它的干涉比德国要积极的多，所以是波兰和乌克兰在制造舆论。乌克兰制造这个舆论是对他来说，对他的蒋介石政权来说是生死攸关、性命攸关的事情；而德国人受点冤枉对他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德国人呢，像日本人一样，是惯于受人冤枉的，干一点莫名其妙的，别人干起来都非常正常的小事，都有一大帮莫名其妙的泡沫知识分子出来说法西斯复活了之类的。而德国和日本人作为战败国要付出这个代价，就是随时你无论有理没有理都要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一路对不起下去，他们都养成习惯了。所以被乌克兰人骂一下，他们也不在乎，而且骂了以后还要继续给钱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如果真的要讲理的话，德国人就没有做错什么，就是他只是在等着美国人做出决定，而国内的大佬们在涉及敏感问题的时候，他觉得应该更谨慎一些，仅此而已。但是乌克兰和波兰的宣传把它跟新东方政策联系在一起，但是就德国国内形式来讲的话，这两者应该是没什么联系的，就是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建制派政党和德国企业界大佬在乌克兰战争以后是不敢违背美国意志的，所以他们是跟中国秘密购买伊朗石油，供应伊朗工业品不一样。
[00:48:24] 德国是认真的切断了俄罗斯的机床供应，停止了俄罗斯油气，这一点不是骗人的，否则美国也不会容忍它。相反反过来，是谁在偷偷给俄罗斯提供机床呢？这些人当中包括台湾。所以如果台湾舆论说德国对乌克兰不好，制裁不严厉的话，这个是有点站不住脚的，因为其实台湾在继续供应俄罗斯机床，而德国去忍着痛割了肉，对俄罗斯实行了全面制裁。台湾企业这么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赚钱，但是也是因为台湾人不是欧洲人，不像德国人那样在欧洲处在极为敏感的状态，到关键时刻非得做自我牺牲不可。相反，如果台湾人把自己带入日本人的角色，你马上就能够理解德国人为什么会这么做。舆论宣传把这件事情套到德国建制内政党的新东方主义派别上面，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尽管心里面很想赚俄国的钱，但是行动上讲是遵守美国政策和服从美国纪律的。这是德国建制类政党必须为谋求自身生存所必须做的事情，但是宣传总是这个样子的。
美国人的宣传也照样把所有亲共的政党，共产党的统战政党都说成共产主义者，尽管比如说萨达姆这样的人，其实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像蒋介石这样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美国在宣传中把他们全部说成是跟共产党没有区别。同样，苏联的宣传也照例把美国比较保守派的政党说成跟法西斯没有区别，美国设立了联邦调查局，就说是美国法西斯化了；日本恢复自卫队，那就是日本法西斯化了，这都是宣传方的事情。乌克兰人把德国的谨慎措施说成是德国建制派政党的亲俄政策，其实是不对的，从技术上讲，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就像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跟美国国内也有的新纳粹势力没有任何关系一样，如果有什么关系的话，就是联邦调查机其实会镇压新纳粹势力，只不过新纳粹势力远不如克格勃强大，所以大家就不太注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