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今天是大年初一，先给您拜个年。这周的会员提问跟我想请教阿姨的问题有点类似，所以我就在这边放在一起问。本周的会员提问是这样子的，他说有鉴于台湾最近跟匪区开战将至，岛内的第五纵队四处横行，他想请教阿姨，历史上是否有民间爱国者在还没有开战之前先下手为强、清洗境内的敌对势力的经验或者案例，以及他们这样做事后结果如何？像是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还有以色列跟阿拉伯的战争之前，这些以色列的爱国者是否曾经有进行过类似于暗杀或者是清洗境内这些巴勒斯坦裔或者是阿拉伯裔的第五纵队？这些第五纵队呢，它之后在以巴战争跟以阿战争之间，是否有起到过破坏的作用？这个是会员的提问。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这边想问的，就是关于智利这个部分的，性质有点接近。1970年当选智利总统的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 1970-1973），他是拉美第一个选举上台的马克思主义者跟社会主义者。阿连德他是公开批评资本主义，然后同时支持工人运动跟土地改革，而且他也同情卡斯楚政权（注：Fidel Castro，卡斯特罗），所以他极不受美国欢迎。美国当时在智利有非常实质的经济利益，所以他们一直担心社会主义者执政的话，他们这些美国大公司的投资就有可能被国有化或者没收、同时智利可能会倒向苏联阵营，这个就跟今天台湾的情况有点类似。阿连德上台之后，他确实也在推动社会主义，但后来很快就造成恶性的通货膨胀，还有商品的短缺，导致整个智利陷入一片经济混乱。
1973年9月，皮诺切特将军领导了军队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在总统府前就中弹身亡了。有人说阿连德是用AK47饮弹自尽的，阿连德的支持者几乎一致认为他是被这些政变军人所杀。那美国有插手或者是策动这种军事政变的程度呢一直众说纷纭，所以后来还召集了一个由参议院所组成的委员会，来调查美国介入智利政变的情况。结论是，尽管美国政府多次在智利进行一些隐蔽的情报活动，但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参与了皮诺切特将军所主持的政变。这里想请教您的是，您认为阿连德是不是真的是被中情局所策划的军事政变所推翻的？以后这样同样的模式有没有可能应用到，未来如果出现亲中总统当选的台湾的政局上呢？
刘仲敬：
就是，以色列其实打击的主要目标，当时犹太人发动的恐怖活动——按照现在的标准他们搞的确实是恐怖活动，打击的主要目标其实是英军，而不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大规模参加政治活动，是不早于1960年代的事情，而现在的记述把它说成是自古以来，其实也是一种民族发明学的需要。犹太人最初——所谓的最初是从19世纪末期到二战以前，移居到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跟本地的阿拉伯王公矛盾不大。本地的阿拉伯王公实际上是犹太移民的受益者，他们从犹太拓荒者那里，通过购买土地和经营商业，在经济上获利甚多。大多数阿拉伯人，包括阿拉伯基督徒和穆斯林，当时还处在顺民状态，大概像杨增新时代（1912-1928）的维吾尔人那样，在政治上是消极的，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和群众政党。他们跟犹太人之间有封建性的和邻里性的争议，但是都不能说是构成什么严重的事件。
对犹太人将来会构成威胁，但是晚至1930年代还不是现实威胁的力量来自于两种。一种主要是阿拉伯基督徒发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是模仿西方的产物，也是奥斯曼帝国开始民族发明以后的产物。最初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几乎都是叙利亚基督徒，巴勒斯坦、黎巴嫩和约旦最初都算是大叙利亚的一部分。人数在阿拉伯人当中居于少数、比穆斯林人数更少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在从事推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这方面，比巴勒斯坦穆斯林积极得多。换句话说，如果说是近代化和民族建构是有一个时间表的话，阿拉伯基督徒是先于阿拉伯穆斯林一两代人时间的。最初的复兴社会党也是叙利亚基督徒建立的，而不是穆斯林建立起来的。第二种力量是泛伊斯兰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主要来自于穆斯林的部分宗教领袖，但是直至20世纪30年代，他们在起社区凝结核作用的地方，比如说是地方性教法学家和宗教社团领袖当中，仍然是处于极少数。这两种人在英国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基本上都是动嘴皮子，有宣传价值，但是对社会和政治影响少到微不足道。
犹太人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障碍其实是英国当局。就像是1920年代的哥老会，在杨增新的统治下势力比穆斯林要大。杨增新对人数很少的歌老会，因为他们能够动员新军的部分力量，非常忌惮，而对人数很多超过人口半数的维吾尔人穆斯林，当时他们还不被称为「维吾尔人」，虽然是公认的穆斯林，但是「维吾尔」这个民族还要等到苏联方面积极推行民族划分以后，才慢慢为本地的知识分子接受，更不要说民众了。所以杨增新把这种情况描绘为「主弱客强」，他的敌人主要是哥老会，而不是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他对穆斯林倒是比较放心的。19世纪中叶的阿尔及利亚，当地积极反对政府的主要力量其实也是占人数少数的法国人，而不是阿拉伯人或者是柏柏尔人，情况也是这样。当时在1848年和1870年的革命风暴当中，阿尔及利亚城市纷纷建立公社和发动革命，像法国本土一样的激烈，而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基本上是没有参与。
二三十年代的巴勒斯坦情况也是这样。我们要注意，就是来自欧洲移民的犹太人，和本地犹太人，就是传统上讲已经跟本地基督徒一样接受了穆斯林统治地位、但保持内部自治的本地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所谓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矛盾，其实也是以色列民族发明家发明的产物。如果说真有什么政治上的界限的话，恐怕本地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跟本地穆斯林一样看欧洲移民不顺眼、跟欧洲移民划分为两个界限，而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站在一起反对阿拉伯人，才是接近历史真相的。
以色列民族发明家所设想的那种情况、或者所希望的情况真的成为现实，其实是阿以战争刺激的产物。是在1949年的战争以后（First Arab–Israeli War, 1948-1949）、特别是在50年代后期以后，取代传统酋长和君主逐步掌握政权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包括很像国民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为了在他们本来没有什么民族感情的人民当中灌输民族感情、树立敌人，才在本国境内发动以前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并不鼓励的排犹运动；把本地其实根本不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而是准备宁愿按照传统方式继续在穆斯林当中充当被保护的少数派社区的犹太人当做一个靶子。通过攻击本地的看得见的犹太人社区，来替代攻击看不见的遥远的万恶的以色列和西方帝国主义者，唤起或者不如说是绑架人民、形成民族感情。因为只有所有人都参与以后，大家才能够产生相应的共同体意识。就是说，消灭犹太人这件事情，如果大家都动手了，我们就通过共犯结构绑在一起了，这样民族才能建立起来；否则的话，消极的费拉群众或者是只知有酋长不知有国家的普通人民，是不可能凝聚为现代国家的、也不可能形成阿拉伯民族意识。阿拉伯民族意识只是由讲阿拉伯语的知识分子发动的，对于讲自己方言土语、只知道自己的酋长和长老普通人民来说，是非常遥远而陌生的东西，通过普及教育是需要很长时间的，通过政治运动可以有效地强化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本质是划分敌我，就是要杀人。
所以，其实本来并不想要复国的这些犹太社区，在跟他们都不是一伙的两种势力，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和伊拉克埃及等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的双重压力之下，失去了自己的财产、还损失了一部分生命，不得不逃到以色列，被动地被发明为以色列国民，因为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全世界都认为他们应该是住在海外的以色列人，所以随着巴勒斯坦人逃离以色列控制区，阿拉伯人控制区的犹太人也逃离自己家园来到以色列，双方进行了凯末尔式的人口交换。
凯末尔是伊庇鲁斯人（Epirus），照现在的话说他应该是希腊人，但是他发明了土耳其，把土耳其民族意识灌输到安纳托利亚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土耳其人的穆斯林居民当中。所以欧洲学者就做过调查，他们去问当地人说是，你们是土耳其人吗？当地人回答说，老天爷，不是，我们是善良的穆斯林；至于你所说的土耳其人，他们在那边，他们住在山上，他们是一帮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我们，我们跟他们关系不好。但是民族发明家认为我们要发明一个土耳其民族，你TMD就全都叫土耳其人好了。土耳其内地人是很少有民族意识的，民族意识是在前线，就是跟希腊东正教徒杂居、经常闹矛盾，由于闹矛盾而产生了民族意识的伊庇鲁斯、塞浦路斯这些地方产生出来的。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孙中山和国民党是在哪里产生出来的？在族群混杂、族群矛盾尖锐的夏威夷、南洋这些地方发展出来的。大清国内地的臣民，他知道什么叫民族吗？他不知道，他只觉得他自己是孔子的门徒、大清皇帝的臣民。然后孙中山带着他的知识分子来对你们说，亲爱的，你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打倒满洲人，打倒日本人。但是他杀的人不够多，不足以唤醒民族意识。所以毛泽东就知道要通过政治运动树立内部的敌人、杀一批让所有人都参与，相应的斗争意识才能够树立起来。这都是非常类似的现象。
民族发明家往往是海外的或者是族群错杂地区的少数民族，而不是他们假想的多数民族。巴基斯坦的发明家其实也多半来自于今天的印度境内，就是印度穆斯林少数社区居住的地方、受到压力最大的地方。而穆斯林占多数的地方，比如说今天的巴基斯坦，其实起主要作用的是封建的关系，和比如说旁遮普人和信德人的矛盾、旁遮普人和孟加拉人之间的矛盾。旁遮普人和孟加拉人都是穆斯林，但他们都不觉得印度的印度教徒才是他们的主要敌人，而是觉得对方才是他们的主要敌人，像满洲人和吴越人那样彼此对立。只有居住在印度教徒多数地区、穆斯林居于少数的这些社区，才会有强烈的巴基斯坦意识。他们天真地设想，就像海外华人一样，特别是马华的天真设想，我们在本地是夹缝中的少数民族，但是远方还有几十亿人口的一个大国跟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还是有后盾的。其实，远方的穆斯林根本没有把他们当作是同一家，也很少注意他们的存在。
二三十年代，在政治上活跃、人口上居于少数的犹太社区的领袖，给英国托管当局制造了无数的麻烦，跟租地或买地发生关系的阿拉伯王公和地主的冲突却很少，因为后者是不大在乎政治上的，只要双方在金钱上都能够得到利益的话，他们是很欢迎犹太人来到的。其实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人口增加，是符合阿拉伯地主利益和王公利益的，他们很高兴通过这样的活动给自己增加收入。反对的就是两类知识分子：多半是基督徒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多半是穆斯林，但是是穆斯林知识分子当中的极少数的，像侯赛尼教长这样的泛伊斯兰主义者。他们都是政治上的边缘人，跟居于主流的王公酋长地主相比的话，势力是微不足道的。英国人并不觉得他们是主要的威胁、并不觉得他们是主要的秩序扰乱者，主要的秩序扰乱者是犹太人。
犹太人在欧洲有一定的发声渠道，他们是像19世纪中叶的法国阿尔及利亚人一样，掌握大多数本地人不掌握的现代政治斗争的技术，所以英国人只忌惮他们。而他们在政治上也不是完全团结的。犹太人在19世纪欧洲的名声就是缺乏团结的能力，所谓的有两个犹太人就会产生出三个党派。势力最大的就是后来整合成为犹太代办处（Jewish Agency for Israel, 1929）的力量，从理论上讲也就是说，相对而言他们是温和派，主张以和平方式逐步扩大犹太人的拓殖地。他们有一整套社会服务体系，新来的犹太人开荒种地就业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因此他们要顾及现实，不会采取过于极端的措施，跟英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还算过得去，但是他们的斗争手段也已经使当时的英国人把他们跟当时正在解决的爱尔兰问题相提并论。
比较激烈的派别，当时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团体、但是后来变成了贝京的利库德集团（Menachem Begin, Likud）的重要组成力量，就直截了当地主张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像欧裔居民在夏威夷建立白人的夏威夷共和国（Republic of Hawaii, 1894-1898）、在非洲建立白人的罗德西亚一样（Rhodesia, Zimbabwe），建立犹太人的以色列国、把英国殖民当局踢出去。当然，这是很冒险的做法，但是认真地说，跟华盛顿将军做的没有什么差别。英国殖民当局对华盛顿将军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态度是一碗水端平：你们不是老吵架吗？我们给你们划清边界，你们就不吵架了；以阿巴拉契亚山脉为界，美国人住在东面、印第安人住在西面，你们都是大英国的臣民，相安无事好不好？美国人不干了，特别是华盛顿将军所代表的地主集团，他们获得利益的主要方式就是经营西部的新土地，如果断绝他们新土地的来源，那就是要他们的命。所以弗吉尼亚人率先反抗英国，他们要求英国人滚蛋、建立北美殖民者统治的美利坚合众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美国。
认真地说，这种做法就像是罗德西亚的白人一脚踢开英国殖民当局，单方面发动独立。为什么？因为英国殖民当局设计的方案，是要建立一个大体上像现在的南非那种黑人和白人共治的国家，而白人居于少数，他们并不高兴，白人就干脆跟英国人闹了矛盾。那时黑人在政治上还处在消极状态。罗德西亚，也就是今天的津巴布韦的黑人政治组织，是苏联和中国强行输入的结果，本地的酋长国其实并不支持他们。
夏威夷共和国也是这样的。克利夫兰总统和他的政府认为，土著主持的夏威夷王国和以白人为主的共和派之间的矛盾，还是应该各打五十大板。这时的美国政府就处在华盛顿将军那个时代英国政府的位置，尽可能要一碗水端平，你们谁也别闹了，大家各占一点就行了。但是对于政治上更积极更强势的白人来说的话，他们认为野蛮的土著人的统治是不可忍受的事情，他们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夏威夷共和国建立以后，就像罗德西亚单方面独立以后，主要的敌人就是美国。夏威夷的君主制支持者要求美国军队出兵干涉，恢复其友邦统治者夏威夷女王的权力，因为夏威夷女王是美国政府的盟友，夏威夷的白人共和派推翻了女王，就是在向美国政府挑战。美国政府进行了多次调停和军事威胁以后，最后夏威夷加入美国变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因为共和派誓死不愿意接受任何君主制，而自己也是共和国的美国人觉得这种要求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夏威夷土著誓死不愿意接受一个像南非和罗德西亚一样的白人国家，加入美国以后他们可以获得不分族裔的平等，因为这已经是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了。结果只有加入美国才能使双方同时满意，白人共和派得到了共和国，但不是夏威夷共和国而是美利坚合众国，但他们没有办法推行白人优越论了；夏威夷土著人通过加入美国得到了各种族平等，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恢复君主制了。
犹太人激进派的想法跟夏威夷共和国、罗德西亚和美国独立战争初期的美国人是非常相似的，他们认为阿拉伯人不会真正反对犹太人。当时还没有人能预料到二战以后，阿拉伯人会出现激进的政治势力。当时的人对阿拉伯人的主要看法就是，这是一群费拉，谁来统治他们，他们是完全无所谓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这跟奥斯曼人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有什么区别？犹太人统治他们，只要我们给够他们足够的钱，他们不会反对的。唯一真正的障碍是万恶的大英帝国，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任何地方如果被大英帝国控制了以后，谁也别指望大英帝国会吐出来，所以大英帝国才是最主要的敌人。
但是羽翼未丰的犹太代办处不愿意或者是不敢支持这种激进的主张，但是他们并不像是阿拉伯人知识分子那样，在30年代和40年代仍然只满足于动嘴皮子或者是发动文宣战。当时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在政治上比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要强硬极端得多、行动能力也强得多，他们的激进派是认真准备发动革命的。集结一些二战老兵、搞自己的军事训练机构、寻找大英帝国的敌人，这个敌人包括德国人在内。大多数国家对于挑战大英帝国的统治并没有信心和希望，只有纳粹德国有，所以犹太人激进派的一部分希望纳粹德国支持他们推翻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殖民统治、建立一个跟德国结盟的犹太国家。这个主义跟伊朗国王是差不多的，伊朗国王也希望依靠德国的支持把英国人和俄国人从伊朗踢出去、蒋介石也希望依靠德国人的支持把英国人和苏联人踢出去、暹罗人也希望依靠德国人的支持把英国人和法国人踢出去。这完全是马基雅维利政治的需要，跟你本身是什么意识形态无关紧要。这些犹太人激进派也不觉得纳粹在本国推行的反犹主义，跟巴勒斯坦有什么关系，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纳粹的目的，跟德国军部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一战后期的目的基本相同，但是手段要不择手段得多。第二帝国威廉皇帝和他的大臣基本上还是贵族，对旧的国际规范和欧洲绅士的体面看得很重。他们也希望颠覆大英帝国，利用大英帝国内部的各种反英势力，包括广州的孙中山政权来破坏大英帝国在香港的统治，希望大英帝国的穆斯林殖民地能够在德国和土耳其苏丹的支持之下，发动独立运动来反对英国。希特勒把这种政策扩大了，他同时变成了阿拉伯人激进派和犹太人激进派的保护者，两者唯一的共同点都是想打倒英国殖民当局。
但是双方的话术如果对照起来看，是极其滑稽的。巴勒斯坦的泛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像今天的诸夏爱国者一样，也就是有一张嘴，得到德国的支持可以办一办电台这些东西。这只是一点小钱，就像王丹从陈水扁那里拿到的那一点小钱，这点小钱不够他们打仗的。不是说德国人没有武器，而是德国人给武器像中央情报局和斯大林一样，给武器的最核心指标不是你在意识形态上是不是忠于我，或者像今天有些民小说的是不是忠于西方价值观什么什么的，而是你有多大的战斗力。所以斯大林最大的一笔武器和军事顾问给了蒋介石，毛泽东和延安的中国共产党非常愤怒，但是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利用价值较大，斯大林并没有搞错。同样的道理，战略情报局的武器是给了胡志明的，胡志明是能打的。
巴勒斯坦的排犹宣传，主要就是由泛伊斯兰主义者搞起来的。他们说——这个说法中国读者应该很熟悉，因为这个叙事后来被巴解运动（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1964）接管了，后来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宣的一部分，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是英帝国主义打击阿拉伯人民的一种手段，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帮凶，所以打击英美帝国主义和打击犹太复国主义本质上是一体的；只有纳粹德国才是阿拉伯人真正的救星，我们要帮助纳粹德国颠覆英国在中东的统治，从而实现我们穆斯林的解放、把穆斯林从万恶的英国异教徒和犹太异教徒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与此同时，犹太人激进派也有一套叙事：英国人是阿拉伯封建领主的保护者、是中东地区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太上皇。请注意，中国中小学生应该也是很熟悉这套叙事的。大清皇帝是什么？是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的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作为洋人的代理人镇压义和团和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和反清革命运动本质上是一回事，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体现了反清和反帝的一致性。所以在犹太人激进派的叙事当中，阿拉伯封建王公酋长和地主是英帝国主义全球秩序的代理人，他们的任务是降低英帝国主义在中东的统治成本，这句话应该是没说错的，跟英帝国主义、英国太上皇形成相互勾结的关系，犹太人返回家园的正义事业就坏在他们手里面。英帝国主义出于自私的帝国利益，扶植本地的阿拉伯王公领主酋长和地主，阻碍犹太人返回家乡的计划。只要英帝国主义还在，犹太人主流派幻想不跟英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英国太强大了，在军事上自古以来都是打败仗的犹太人千万不能惹这个常胜将军，只能在英国允许的范围内游说英国人多卖一些土地、多安插一些移民，用胡适之所谓的那种改良主义方法逐步改善犹太人的地位，终归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要注意，所有激进派都是这么说的，比如说我就经常教育那些民小，你们想要和平演变改变中国共产党终归是没有前途的。共产党可以给你们一些小恩小惠，一些什么什么乌坎事件（2011）、什么什么孙志刚事件什么收容审查（2003），做一些小的开明的让步来瓦解你们的斗志，但是从本质上讲共产党是不可救药的，只要共产党还在你们永远别想实现民主。这里面的结论是什么？TMD，快把你们的600亿美元打给我，如果没有600亿美元的话只有600万美元，你也先把600万美元当中至少拨500万美元给我，因为只有我老人家才有正确路线。你们不接受我老人家的正确领导、乖乖的当我老人家的马仔，你们绝不会有出路对不对？事情都是有表里两面的。如果我振振有辞地分析共产党为什么绝对不可能改良，听起来似乎是很有道理，但这句话的背后就是，你们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领导呢？为什么不把你的钱打给我呢？后面这句话如果直接说出来的话，就有点吃相太不好看了，所以就要说前面那句话。你看，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斗争都是这样展开的，文宣的背后都是有实际上的用意的。
同样，犹太人激进派也在告诉我们，特别是告诉全世界犹太人：不要对英国人有幻想，只要英帝国主义一天存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永远也不会获得解放。英国允许的改良主义永远也不会把巴勒斯坦的统治权交给你们，犹太人只有在大英帝国崩溃、自己拿起武器的情况下，才能赢得巴勒斯坦的统治权。只要大英帝国的兵力一天还在巴勒斯坦，你们永远不会得到自由。不要幻想了，不要把钱打给犹太代办处了，请把钱打给我，让我来组织一支犹太国军，犹太国军驱逐了英国殖民者以后你们才能获得解放。
当然，这两种叙事是相互矛盾的。请问大英帝国到底是利用阿拉伯王公作为代理人来镇压犹太人呢，还是利用犹太人做代理人来镇压阿拉伯人民呢？这两种叙事显然不可能同时为真。反正大英帝国就是坏人，我们之所以日子不好过都是大英帝国的错。但是大英帝国到底是站在谁那一边的？实际情况是，大英帝国就像是所有的统治者一样，对于没有直接反对他的人，多多少少要顾及一下你的利益，有没有偏左一点或者偏右一点，那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事情。就是说，对于没有公开造反的犹太人和没有公开造反的阿拉伯人，都是大清国的臣民嘛，为什么要闹事呢？我们的任务是尽量让你们平静下来。所以对任何一方，像所有的领导人，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经理，你所有的员工都是你需要管的人，你不能把任何一个人当敌人来对待，所以也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占便宜占得太多、任何一个人吃亏吃得太多，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对于极端派来讲的话，你这种尽量两方面摆平的做法就说明，你TMD口头上说的理性客观中立公正无私，但实际上你完全是站在对方一边、偏袒对方来镇压我们这一方的，所以我们不能相信你。按照现行政治体制我们没有出路，我们只有跟现行政治体制彻底决裂、整个推翻现行政治体制以后，我们才有出路。
而且绝妙的是——我们要注意，知识分子往往是激进派，土豪往往是温和派。温和派为什么温和？他要跟现实中的各种政治力量打交道、给他的支持者提供实际上的好处而不是提供理论上的解释，所以这样他就激进不起来了。而知识分子为什么激进？知识分子是靠什么吃饭的？我的意见最正确而且最深刻。你看你看你看，习近平上台了，说明你们都是些sb是不是？我早就告诉你们，请注意，世界上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早就告诉你」，你看我早就说过吧对不对？一个人如果喜欢对他的老婆说我早就说过，或者喜欢对她的丈夫说我早就说过，那他多半是要离婚的。我早就说过共产党不可救药，你们做了多少年的无用功，在赵紫阳身上在胡耀邦身上在江泽民身上在胡锦涛身上，最后还不是一个个夹着尾巴被赶了出来？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在山脚下忙忙碌碌地维权的时候，我老人家早在山顶上英明地指出了你们必然失败的命运，等着你们过来呢，你看我是多么的英明。
当然这样英明的结果什么呢？我不给你提供任何援助。我给你提供了什么东西？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英明伟大的最高指示。英明伟大的最高指示说，我永远正确而且一贯正确，你们永远错误而且一贯sb。你们得到这样的英明指示是不是会感到很安慰呢？如果来问我要钱的话，我老实告诉你我一个子也不给你，我还等着你给我打600亿美元呢。请问广大人民对这样的支持是不是会感到很满意？所以知识分子很适合于当激进派。激进派的好处是什么？除了深刻的分析和正确的预见以外，钱是一个子也不给的。土豪是负责给钱的、知识分子是为了让你颅内高潮的，你颅内高潮的话就没有钱拿、拿了钱以后你颅内高潮不起来，两面占便宜的事情世界上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你阅读纸上的历史或者在文宣世界的工作，你可以惊喜地发现激进派总是对的。犹太人激进派是不是说对了？大英帝国只要还在，我们敬爱的丘吉尔——妈的，如果还是一战以前的好日子的话，我早就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领袖都抓去枪毙了，派10万英军把你们打得服服帖帖的，但是英国人急于要复员，这事做不到。丘吉尔在50年代国会的演讲我们可以拿出来，他也是把犹太人当作巴勒斯坦主要的破坏力量的。他的逻辑是什么？妈的，印度几亿人口，我们的驻军才几万，巴勒斯坦屁大的地方，我们竟然驻了10万英军呀，二战结束都好几年了，10万英军驻在巴勒斯坦撤不回来，世界上还有比犹太人更可恶的人吗？相比之下尼赫鲁和印度独立运动的人真是善良的好人呢，五六亿印度人，我们用几万军队就可以搞定了。巴勒斯坦多大地方多少人啊？犹太人不过上百万，上百万犹太人拖住了我们10万英军。太荒谬了，实在是太荒谬了，我们如果不收拾下的话，简直对不起大英帝国的列祖列宗。
但是国会和英国公众的基本意见是这样的，就是，巴勒斯坦斯是什么鸟不生蛋的地方？印度都独立了我们还要巴勒斯坦？印度人只剩下几万军队我们都不要了，十万军队去维持巴勒斯坦？你去死吧。我们很热爱丘吉尔，我们也很尊重他在二战时期的伟大功绩，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他是一个思想保守、停留在19世纪帝国时代的遗老遗少，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已经是完全out完全过时了。我们希望把钱省下来给我们买电视机用，不觉得阿拉伯的沙漠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赶紧让我们的子弟兵回家去吧，留10万人在巴勒斯坦作为肉盾让犹太人扔炸弹，这绝不是英国人所希望的。大英帝国的荣耀可以先放下来说，如果英国军队遭到袭击有损于大英帝国的荣耀的话，那我们回家以后犹太人就没有办法袭击我们了。所以丘吉尔对这种局势也没有办法。
现代以色列人指控阿拉伯恐怖主义干的事情，就是说到处骚扰扔一扔炸弹、提高你的统治成本让你非走不可，这种耍流氓的方式，其实早期的犹太激进派自己是干过的。我们敬爱的贝京，后来总理贝京本人就组织过在某某饭店里面炸死英国士兵的事件。相反在40年代到50年代这一时期，阿拉伯王公和地主对英国人还是很友好的，特别是像约旦国王这样的贝都因（注：Bedouin，分布在中东和北非）酋长。英国人按照他们最喜欢的方式，让酋长的儿子到英国军校去以后变成英国军官，然后他当了酋长或者国王以后，他手下的军官团是这样产生的，这样的军官团可以维护约旦国王的江山永固，比起法国人搞那些半生不熟的共和国要可靠得多，那些半生不熟的共和国早晚会落到苏联手里面的。这些人才正如犹太人激进派所描绘的那样，是英帝国主义在中东实行殖民统治的基础，只要他们还在，犹太人永远没有办法获得政权。
犹太人要获得政权，只有抓武装建立自己的军队，用自己的军队赶走英国军队夺取政权。直接跟英国军队打仗，正如越共打败美国军队，那是办不到的事情。但是他可以使美国人不耐烦，觉得成本太高了犯不着、不耐烦走了以后，我们有军队，而我们的敌人没有军队，天下就是我们的。我们要注意，实行这种策略的，就是在20世纪中期和后期这一时间段，主要是共产党的人。但是马基雅维利主义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策略本身是中立的、技术是中立的，同一个技术可以被所有人使用，不是说只有共产党才会使用这种技术。严格来说，犹太激进派在40年代和50年代使用这种技术，跟越共在越南使用的技术是差不多的。
而相比之下，其实越共跟有些人的说法不一样，就是越共使用这种技术虽然后来获得成功，其实反而不是他们故意的，而是他们不得已的结果。就是越共其实像所有的野心家一样，它希望它自己的军队在得到共产党的组织训练和苏联的武器援助以后，将来真能够打败美军。他们这种想法从越共的内部文件中可以看出来，他们这种想法跟蒋介石希望国军强大起来以后，将来真正能够打败日本军队是一样的强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强大起来。按照他们实际上使用的手段，国军永远打不败日军、越共永远打不败美军，我们只是会骚扰他们牵制他们；这样无论在历史教科书上怎样牵强附会说成是我们的胜利，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样并不能使我们的国家变成强国，我们其实还是贫弱的，真的要变成强国要我们自己的军队能打赢才行，但这一点却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其实越南战争就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就是越共的军事策略基本上在追求自身的失败，越南战争对美国的胜利是由于这些策略失败而造成的。什么叫做失败？越南始终想打一场或者是几场奠边府战役（Battle of Dien Bien Phu, 1954）那样的胜利，认认真真地像我们打败了法国人——尽管也有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但是奠边府战役确实是歼灭了一支法国军队那样歼灭美国军队，这样战争就可以打赢了，只凭骚扰这样我们不会真正强大起来。越南战争的所有战役都是本着这个精神。越南人有得是壮丁，但是要苏联和中国给他提供军事装备，军事装备到位了以后，好不容易攒了好几年呀，像乌克兰向美国要军事装备，你别以为太上皇的军事装备是想要就要的，也不是敞开供应的。好不容易把军事装备敞开，我就打一场战役。
溪山（Battle of Khe Sanh, 1968）这个地方跟奠边府差不多，在南越非军事区的边界，正对着胡志明小道，美国军队在这里很孤立，我们打一仗看看。打了几个月下去，由于美军的火力优势，死伤实在太惨重了，我们灰溜溜地撤回去了。撤回去以后，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美国人打赢了以后却把溪山军事基地给报废了，像阿富汗巴格拉姆军事基地（Bagram Air Base）一样，把飞机场什么设施全都炸了、军队撤走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太TMD偏远了，公路条件又是一塌糊涂，所谓的九号公路（Route 9, Vietnam）。美国工程师去看了一眼以后就说，该九号公路在地图上是存在的，但是一年四季365天当中的355天都被暴雨弄得跟泥浆差不多。就像中国在西藏林芝修的那条路一样，修上去通上一段时间雪崩山崩又弄断，再修再断再修再断，永远不停地修下去，通过这条路运送物资来养活美国官兵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情。实际上美国人的给养是依靠空运来维持的，用飞机场运比通过九号公路还要便宜一些。但是这样太TMD贵了，经年累月一年365天跟蚊子作伴，见不到几个敌人还要花这么多钱，不划算，我们为了节省预算，把这个基地给废了。
越共心里面是什么想法？妈的，我们赔了两万多最精锐的战士，把苏联和中国几年援助都花光了，全国人民吃青草过日子，然后打了败仗；打了败仗以后，然后美国人说，妈的这个地方我们不要了，然后来一个三光政策，留下一片废墟我们走人了。那我们的两万人是不是白死了？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们他妈根本就不打了，让蚊子替我们去完成任务不就得了吗？但是你不能这么说对不对？这样说太让人丧气了。所以在文宣上就要说，正是由于我们高明的游击战策略，比拿破仑和艾森豪威尔更高明的游击战策略，使美帝国主义夹着尾巴灰溜溜的滚蛋了。乌拉，帝国主义滚蛋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又获得一个伟大胜利，乌拉乌拉乌拉。总之我们是永远胜利的，中或最赢了，无论怎么说都是我们胜利了。
我们要注意，溪山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地方，但是溪山战役就是整个越南战争的缩影。更大规模的战役，比如说1968年的春节攻势（Tet Offensive）在全国展开，其实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只要越共冒出来在正面战场上，拿着苏联武器或者任何武器，关系不大的，结果就是损失惨重，在军事上是彻头彻尾的惨败，好几年培训出来的干部和积累下来的资源一下子消耗得干干净净，几年之内再也没有办法发动大规模战役了。但是造成的结果跟溪山也是一样的，美国人不耐烦了，花这么多钱到远方太平洋对岸去维持这么多的军队，美国人民不耐烦了，美国人民要回家。整个南越也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溪山而已。美国人回家了，于是越共就惊喜地发现，妈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按照真实情况描绘，我们得说美国人是在我们英明的游击战术的指挥之下，游击战打败了正规军，乌拉乌拉乌拉，这是我们的高明的军事策略，比拿破仑和艾森豪威尔还要高明，我们是世界第三军事大国，除了苏联就是美国了。
但是他们内心是苦涩的。他们真正希望的就是，像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国军拿到美国装备德国装备和苏联装备，堂堂正正地打败日本人光复国土。蒋介石在青年时代在东京留学的时候，心里面做的就是这个梦，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最后抗战结束的时候他仍然躲在重庆，南京仍然在日本人手里，然后他被共产党赶走了以后，他还是依靠日本顾问来保卫金门。他怎样才能实现他的梦想呢？通过六十年代的台湾电影。他能管得住的就是台湾的文宣人员，我们可以在电影当中打败日本人，这样蒋介石在临死之前，终于可以稍微享受一点了。越共也是这样，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只能通过文宣来实现，制造一些游击战可以打败正规军的文宣。但实际上越南战争中所有的战役，越共都是失败的，它没有能够歼灭任何一支美军部队，所有的战役全都失败了，但他们已经成功地使得美国人不耐烦地走人了，这就是所谓的游击战打败正规军。
他们真正的胜利是什么？就是在美国人不在的时候，本地社会不得不选择他们。我们要老实承认，越南儒家社会大多数人是费拉，他们不在乎谁当统治者，谁当统治者他们都山呼万岁。美国人走了以后留下的本地各种武装势力当中，越共的武装势力是最强大的，他们虽然不可能打败美国人，但他们可以打败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打败其他武装势力。所有的武装势力在本国的大多数费拉居民当中，都是逆来顺受的对象而不是支持的对象。如果历史有什么真相的话，那么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犹太人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以色列跟越南唯一的不同是，温和派是主流派，他们在拓殖会社当中也有大量的一战老兵，所以他们也有自己的自卫队，而不是只有激进派拥有武装。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犹太代办处像越南主流社会一样是完全没有武装的，那么英国人真的不耐烦的滚蛋以后、阿拉伯人还没有政治觉醒以前，犹太人的激进派也是会毫不犹豫夺取政权的。而由于大多数居民是费拉，少数武装分子知道自己并不能够得到大多数人支持，但是大多数人自己是没有能力建国的，因为大多数人想要搭便车，他们是秩序的消费者，他们不想像英国人那样组织自己的军队来建立自己的政权，而是想让一切吃现成饭、由别人来统治他们。结果这样建立起的政权，肯定像是越南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一样，它不会是民主政权，它是少量拥有一点武装、虽然打不过帝国主义但是在本地还算可以的武装力量，对于没有武装力量也厌恶战争的大多数人实行专政。
以色列最初建立的时侯，建立国军也是依靠几个民兵组织的合并，但是在合并当中，激进派的民兵组织并不占多数，主流派的民兵组织在人数上占多数。最初的以色列是工党的国家，后来建立利库德集团的一些激进派，他们的军队等于是被收编了以后，在以色列初期，就是60年代以前的国军系统当中，处于被吸收被消灭的地位，直到80年代以后他们才重新露头。
以色列国能够建立，其实是多种因素阴差阳错的结果。从理论上讲激进派看法是对的，英帝国主义还在，他永远不会让你建国的。愿意让以色列建国的苏联和美国，并没有十足的勇气去推翻英帝国主义，他们都是动嘴的。斯大林在东欧有非常具体的利益，他是下定决心要在东欧建立亲苏政权，哪怕是这样的亲苏政权毫无基础；但是在中东，斯大林认为中东是英法帝国主义的地盘，而且苏联在穆斯林地区毫无根基，他采取的是消极政策只动嘴皮子。苏联一度也以为，任何动摇英法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都是自己的朋友，比如说篡位的沙特家族。请注意，沙特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40年代的苏联和美国共同支持、而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主义看不顺眼的力量。沙特家族推翻英国支持的圣裔家族、盘踞两圣地的做法是极有篡位嫌疑的（Ibn Saud, Ali bin Hussein, King of Hejaz）。在它外交上被孤立的时候，苏联自己在外交上也被孤立，所以它很愿意跟同病相怜的其他人合作，帮助沙特打破了外交孤立；而沙特在经济上摆脱困境，是因为美国石油公司和美国海军来了，保护了沙特的石油生产，让沙特人有了钱。
[00:47:52] 以色列人也是这样，40年代的时候只有苏美两国愿意支持以色列，英国跟阿拉伯王公的关系和穆斯林教长的关系还更密切一些。以色列国内的极左派和极右派一致认为，第一次中东战争是以色列和英帝国主义的战争，埃及皇家军队和约旦皇家军队，都是英国军官支持的英帝国主义代理人。在犹太人胜利在望的时候，英国军队出面干涉说，英国是埃及的盟友，如果以色列继续进攻埃及的话，英国空军将要出兵援助埃及。于是以色列就停火了。美国和苏联是偏向以色列，但是没有偏向到正式支持的地步，而英国则是约旦和埃及的盟友。约旦和埃及在自己国境之外打仗英国人不管，但是如果打了败仗被以色列追杀到国境内部，英国要保护他们的阿拉伯盟友的。所以以色列犹太人一度把英国人看成自己的主要敌人。
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以色列明确站位到西方国家一边，把苏联看成自己主要敌人，那是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的事情了。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苏联跟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纳塞尔主义产生了深度的合作关系。其实最初苏联也是四面投资的，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都有投资，但是最后苏联发现埃塞俄比亚价值大于索马里，结果就抛弃了索马里，选择埃塞俄比亚，而索马里就倒向了美国。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也是两头投资，但是它后来发现阿拉伯国家的利益比较大，就抛弃了以色列，坚决支持阿拉伯国家了，而以色列也坚决站位支持美国。英法帝国主义在1951年苏伊世危机以后，帝国不复存在，变成纯粹的欧洲国家、丧失了海外利益以后，在中东不再是重要角色以后，也就回到了美国阵营。所以50年代以前苏伊世以前的中东形势，跟我们在冷战时期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色列建立是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激进派坚持袭击英国军队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重要作用差不多像是越共游击队在越南战争中起到的作用。它在军事上不是决定性的，他们并不存在打败英军的可能性，但是他们给英国军队造成了人员伤亡，使得英国公众厌倦师出无名的的巴勒斯坦的治安战，这个治安战不像是反对纳粹的战争或者反对苏联的冷战，在意识形态上是师出无名的。在大众民主的角度来讲，让我们的子弟去死，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要跟万恶的希特勒作对、保卫民主，这是一个合理理由，我们就去死吧；要跟万恶的苏联作对、保卫民主，我们也可以去死。在巴勒斯坦干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斗争，一定不要让犹太人掌权？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也分不清楚。犹太人掌权、阿拉伯人掌权，哪一点对我们英国人子弟有好处，需要让我们英国人去死的？所以这场战争是打不下去的，英国人不得不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