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姨您好，我是Jimmy。首先请教阿姨一个文稿站会员的提问。请问阿姨如何看待三浦銕太郎和石桥湛山的小日本主义、满洲放弃论和满韩放弃论？三浦銕太郎他主张放弃以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为主张的“大日本主义”，采用这个产业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小日本主义”，主张放弃满洲，让台湾、韩国自由化。那以二十一世纪的角度，满洲、朝鲜半岛和台湾还算是日本的累赘吗？
刘仲敬：
从知识分子的眼里面看到的世界，跟实际的政治世界是相差很大的。主要就是因为决策单位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的决策单位不可能是想象的共同体那样虚拟的东西，而是非常具体的集团。如果不把这些非常具体的集团考虑进来的话，就会显得好像给人一种战国策士的历史印象，就是说好像决策者的决策空间非常巨大，君主和谋臣之间本来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国家就会兴盛；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国家就会衰亡。但是，如果深入到真正具有行动能力的各个集团的具体状况来看的话，实际上决策者拥有的灵活反应余地、拥有的选择余地远远不像是知识分子记录的历史那么巨大。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其实并没有换一种决策方式结果就会更好的情况，大多数人，包括凯撒和庞培在内，都处在实际上别无选择的状态，并不是像是知识分子记录的历史所描绘的那样，楚怀王或者是袁绍，在做出决策以前，本来可以有别的路走。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就算你真的有别的路可以走，节点也远远在知识分子记录的节点之前。真正的节点通常就不在重大事件发生前夜；在重大事件发生的前夜，节点早已经过去了。而真正的节点判断起来是很困难的。就是说你还有余地做出其它选择的时候，看上去你是没有什么迫切的必要做出选择的，多半是随波逐流是更正确的做法，因此你也很难做出其它选择。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发展方向，理论上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上它要求一个世界帝国的背景才能够顺利实施。自由主义对谁有利呢？就是对于能够维持全球贸易体系的世界帝国有利。拥护自由主义的国内政策，在国际政治上基本上等价于以附庸国身份加入世界帝国。在没有这样的具体条件的情况之下，单方面地实行自由主义会牺牲国内的许多利益集团，而且会有短期的非常危险的后果。
对于19世纪末的日本来说的话，迫切的压力就是北方的安全压力，满韩互换论是解决不了北方的安全压力的，实际上是以长春为界的半个满洲、半个南满铁路都不能缓解安全压力。就是日本作为一个岛国，理论上作为一个岛国，它的岛国地位是不平衡的，就是面对朝鲜和俄罗斯的方向，它并不具备英国面对欧洲大陆那样的安全性。从日本自己的角度来讲，它跟南洋各国，跟暹罗、马来亚、东印度群岛各国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如果不能够在东北亚一隅具备对抗俄罗斯帝国的帝国力量的话，欧洲国家是很愿意把它作为附庸国跟其它的亚洲国家一起处理的。
从理论上讲，把日本建立成为一个纯粹的海权国家，在大海的保护之下推行自由贸易，是有两方面的障碍的。第一就是，其实并没有一个能够容纳像战后美国市场为日本提供的那个发展自由主义产业结构的巨大空间存在。当时在大英帝国维护下的世界和平，真正能够在大英帝国内部享受帝国特惠的，也就是像加拿大之类的自治领；印度、马来和东方各附庸国享受的都是跟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的特殊贸易制度。例如东印度公司主持的垄断贸易体系解散以后，真正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亚当·斯密和当时的自由主义学者所支持的那种自由贸易，关键因素就是在于各殖民地的财政结构是支持不了英国本土相应的改革的。
英国本土能够推行自由主义改革，是因为本国的议会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了。如果在马来各殖民地或者印度土邦也要实行类似的税制的话，这些土邦的财政结构是会崩溃的。换句话说，在马来各邦对华人的鸦片馆征税，是比推行自由贸易（统一关税、对所有货物平等征税、全面开放）在政治上更可接受的做法。不要说别的族群了，就算是对新加坡的华人来说的话，你如果按照自由主义观点来讲的话，不要依靠出售鸦片特许证来提供城市的大部分收入，而是像比如说当地的华人群体，像现代英美一样普遍征收税收的话，即使是在香港、上海的华人团体也会引起极大的骚乱，而且会使英国当局必须用更大的警察成本去对当地华人社区居于统治地位的黑帮进行镇压。
卡住鸦片馆这条线，或者是像上海工部局一样，向苏北人或者是其他移民出售工作许可证，这就像是大清国征收盐税那样，你有本事不吃盐？轻轻松松就可以获得大量的收入，征税成本是很低的，征税对象只是极少数。如果要实行自由主义，1867年自由主义的英国对英国国民实行税制，完全取消像东印度公司那样的贸易特许权，在英国是可以获得巨大的财政收入来维持世界霸权的，但那是因为英国的市民社会已经成熟的缘故。在社会割裂、支离破碎、族群矛盾极为深刻的上海、香港或者马来，执行这样的政策，几乎可以肯定会引起比如说南粤黑帮和宁绍商人之间的械斗，引起马来王公和海盗和华人团体、华人黑社会之间的械斗，为了平息这些械斗，大英帝国还得付出更多的成本，这样是完全不划算的。
英国的殖民政策基本上是因袭式的，就是说是能够糊弄过去而不出现明显问题的情况之下，就因袭以前的旧制而不做大量的更动，真正出现有问题的时候，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因此，印度帝国的财政，马来各邦的财政，香港、上海和英国参与建构的大清国的财政，都是一连串混杂体，就是历史上不同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同财政制度的混杂体，根本不能体现自由主义的要求。而日本如果想要加入大英帝国的贸易圈的话，它不可能像加拿大那样，在1867年以后的两党斗争中，理直气壮地提出，关税保护，美国式的关税保护制度，或者是美国北方所主持的那种关税保护制度和美国南方所支持的那种自由贸易制度，而围绕着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斗争，形成了自由、保守两党的政党结构。他们能够进行这样的政治争论，实际上就是加拿大市场处在能够准入英国市场的状态，而印度、马来的产品是不能脱离违反自由主义原则的、依靠政治特权来维持的行业团体而进入英国市场的。
英国对马来和印度以及大清国的贸易，开放什么或者不开放什么，是直接关系到大英帝国维持东方各友好政权存续的要求的。上海工部局的税收政策和大英帝国英清谈判中的关税政策，主要是出于，考虑到大清国的财政结构和太平军以后的内乱形势，大清国承受不起、养不活一支近代化的军队而带来的各种危险后果，而内乱可能导致第二个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第一个政治后果是什么？就是切断了扬子江的贸易，使英国商人十分不爽。因此，维持清军一定的战斗力，就要维持清国养兵的财源，这个养兵的财源主要从哪里来？海关来。英国人主持的海关，能够在大清国原有的财政体系之外，另外给清军搞到一笔收入，这笔收入能够维持清国的近代化事业，或者说能够维持清国最底线的近代化事业，能够保障扬子江腹地的贸易畅通。这个才是英国自由主义、现实中执行的英国自由主义的根本所在。
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理论上的自由主义，是不会实行口岸城市和内地各地分别处理、市场割裂，以上海工部局的各种对接机构与中间机构的贸易的。这种贸易，按照自由主义的原理，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比如说对湖南应该是非常不利吧？湖南的产品，如果大清国全境一视同仁地，像联合王国一样全境一视同仁地实行自由贸易，不要像以前那样，爱尔兰王国搞一个特殊准入制度。这个特殊准入制度是害了爱尔兰、导致了爱尔兰的土豆饥荒（Great Famine in Ireland, 1845-1852），如果英国国民市场全面开放的话，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我们不会说是伯明翰人和纽卡斯尔人（Birmingham, Newcastle）要在国会面前要处在不同的地位，像马来人和印度人一样。
但是曾国藩的湖南人就不能接受跟上海一样开放的制度。从自由贸易的角度上，这其实是湖南人吃亏。湖南的产品如果直接跟英国市场对接，那比运到上海或者是香港去明显是更为有利的，所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能把这一点算明白。但是湖南的主导力量，当然就是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和地主，坚决反对执行这个计划，他们断言执行这个计划将会动摇湘军的阶级基础，就是刚刚由山地蛮族酋长转化为清军将领的湖南地主士绅。湖南地主士绅统治他们的共同体，就是领导他们的贫下中农，就要承担平抑米价和基本消费品价格的特殊责任，这个责任跟自由主义的经济结构是不能相容的。他们并不觉得湖南的商人把湖南米卖到香港和上海去，能够卖出更好的价格、发更多的财，这些财又可以转化为湖南本地的工业投资，是件占便宜的事情；他们看到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将使本来是过量供应、导致湖南的米价格外低廉，是我们湖南人相对于百官汇集的北京和人文荟萃的苏州城占了一个隐性的便宜。
我觉得这个隐性的便宜，现在台湾人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台湾冷战后的政府，准确说不是政府而是深层国家，一直在用各种手段，刻意维持台湾一种小企业众多而消费品和工资格外低廉、失业率特别低的特殊格局，使台湾人民享受一个连美国人民都没有享受到的福利，就是物价特别低廉。台湾人动不动就说台湾鸡蛋跟日本鸡蛋如何如何，如果他到美国超市来看一看，拜登政府上台这几年美国超市的鸡蛋是什么样子的话，那他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黄公度在日本以后的感觉，「归告老农吾土乐」，全世界像大清国这样轻徭薄赋的国家很少有，日本和欧洲的农民交的税都更多一些。（注：黄遵宪，1848-1905，日本杂事诗·卷一，归语老农吾土乐）
台湾人民享受的低物价水平，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能享受到，这是台湾深层国家为了维持台湾社会稳定，给台湾人民的一个无形的社会契约。这个无形的社会契约的意义是什么？就相当于是埃及叙利亚那些中东国家威权统治者给人民提供的廉价大饼，跟维吾尔人和土耳其人的馕差不多的东西。那种大饼是平民的主食，国家花大钱从乌克兰或者是西方国家进口大量小麦，倒赔钱到处供应这种大饼，人民得到了大饼，就放弃了对政府的其它要求。只要政府能够保证大饼价格低廉，社会就能够稳定，有没有民主权利、选举有没有受到操纵根本无关紧要；如果大饼价格动摇起来的话，那你无论民主不民主，政府都是要倒台的。这个无形的社会契约，比写在纸上的宪法和政治集团的斗争要重要得多。
湘军将领和湖南地主力图维持的，就是这个对于现代化工业建设不利、对于自由贸易和湖南的财政收入不利、对于发展湖南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利的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的实际得利者是湖南的贫下中农，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货币，但是本地的大米和鸭肉猪肉，左宗棠最喜欢吃的腊肉是敞开供应、以近乎免费的价格让他们享受的。如果湖南市场像上海一样开放的话，湖南经济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湖南一定会发生大规模的米骚动。由于米价上涨而引起的贫下中农暴动和平民暴动，是新政（1895-1898）前夜湖南社会形势紧张的主要表现。曾国藩和湖南地主拒绝开放湖南市场——其实他们如果愿意开放湖南市场的话，长沙完全可以像汉口一样建立租界设立领事馆，开放市场湖南经济会飞速发展的，但是曾国籓愿意让汉口开放，绝对不愿意让长沙开放。
而如果这事由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或者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主持的话，那就是曾国藩和湖南地主和湘军将领都代表了反对改革的腐朽力量、大清国和大英国拥护自由主义的开明势力应该尽量把他们打倒，让湖南和全国都开放。但是实际情况是，主持英国事务的远东事务专家、比较熟悉清国事务的人一致认为曾国藩和李鸿章是清国的柱石，为了维持清国的国家安全和英国贸易的话一定要支持他，他所提出的要求是不能无视的，是必须照办的。开放汉口的港口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已经足够了，现阶段几十年之内不要要求更多。如果动摇了湖南的社会结构，进而影响了大清国的稳定，对于清国固然不利，会造成亡国的大祸，对于英国的贸易短期内也是不利的。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所有知识分子的理论一样，要涉及一个凯恩斯所谓的「从长远看来我们都死了」（John Maynard Keynes,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的问题。从足够长远的时间线来讲，普遍的基于一般性法则的自由主义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但是这是在足够长远的时间线；在眼前的短暂时间点，它会触动很多人的面包篮子，激起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纠纷。而英国人一点也不高兴支付战争的成本，他要把战争的成本控制在最低限度，所以他在很多方面都愿意苟且。
但是我们要问，你怎样选择苟且的范围呢？为什么英国人认为给曾国藩苟且一下，不开放湖南是正确的；但是绝对不能给叶名琛苟且，广州非开放不可？哪些地方应该开放、哪些地方不应该开放，标准在哪里？标准只能是，A，政治家的尝试和妥协。这一点没有办法用任何知识分子的方式写成一个公式，让学徒操作员根据这个公式就能准确地算出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做，你只能依靠当事人的经验和常识，希望经验丰富的当事人能够做出比鲁莽的、仅仅依靠意识形态的决策者更加合理的决定。B，就是相关利益集团具体的勾兑。湖南市场按照自由主义的开放，我们可以清楚地计算出各方能够得到巨大利益。但这个巨大利益是写在纸上的，目前英国在湖南，有多少英国人在湖南呢？不到50个。英国在湖南有多少贸易呢？接近于零。开放了以后可以得到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享受这些很多很多利益的英国人现在在哪里？他们不存在。他们现在不存在，将来也许会形成。
而在自由主义的经济原理来讲，这样一个也许会形成的利益集团，跟此时此刻都在广州和上海做起买卖的利益集团应该是同等的，在计算公式上没有任何区别，但在现实政治中他们不同等：香港的英国人和上海的英国人有具体的利益，长沙的英国人只有虚拟的利益。在具体的利益博弈当中，香港的英国人的利益和上海的英国人的利益，将会体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决策当中，但是理论上可以获得更大利益的长沙英国人和长沙商人的利益不存在；在有未来的冒险商人把这些利益具体化坐实以前，它在现实政治的博弈中间没有任何分量。所以历史就按照我们看到的方向发展了。
对于日本来说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英国实际上不可能用比印度、清国和马来亚相差很大的政策来对待日本经济的。日本和英国的贸易只能是针对具体事务的安排，不可能像加拿大和英国贸易那样，存在着全方位开放和加拿大自主关税、发展本国工业那样的选择。即使日本实行自由贸易，对最大的市场英国所主持自由贸易体系来讲的话，它能够赢得的市场空间非常有限，恐怕是不足以对冲日本国内也会出现的米骚动的。而如果日本国内发生动乱，英国人肯定会把日本看成是跟亚洲的那些土邦国家差不多的、不值得投资不值得保护的国家。
而英国保护日本的关键是什么？英日同盟依靠的是什么？是善战的日本武士可以替英国减少远东的军事费用，而不是日本的人口众多、将来日本市场开放以后可以给英国商场提供巨大的机会，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印度的人口跟清国相仿，但是理论上已经被大英帝国统治的印度，为了维护各土邦的统治结构，英国也不能在印度实行跟英国一样的自由贸易。如果让亚当·斯密主持国家政务的话，请注意，印度的垄断贸易是他最恨的目标——英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垄断贸易的害处最集中地就体现在印度身上了，印度人民的穷困，当然还有爱尔兰人的穷困，根本上讲都是因为没有自由贸易的缘故。要让他们富裕起来、享受跟英国人美国人一样的福利，显然就必须要打倒垄断贸易、让他们普遍享受自由贸易的福利、让他们本土的产品能够在英国市场卖出好价钱、让人民富裕起来。
但是，英国人并没有在印度实行自由主义。英国人在印度推行的自由主义改革，跟他在清国推行政策一样，都是局部的、零零星星的改革。为什么？因为从政治角度来讲，只有几万欧洲人的英印帝国是不能实行大规模改革的，它承受不起穆斯林贵族、各土邦合作者、孟加拉公务员地主（跟吴越士大夫很相似的一个集团）和各部落酋长跟依靠特殊津贴制度的极少的英国教官跟英国维持的各种特殊关系。如果自由贸易冲击到某一个土邦，使某一个土邦拿不出钱来给英国顾问，或者无法履行跟东印度公司的的土特产传统出口来维持收入的话，那么他们本身也会面临着湘军地主在本地面临的问题：他们在本地的统治结构可能会垮台，而统治结构垮台可能引起像印度土兵叛乱那样的大叛乱。
这样的大叛乱，无论最初是谁引起来的，最终还是要由印度的太上皇、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买单的。女王陛下和她的政府不可以说是：土邦，从理论上讲，只是英国的同盟国，所以土邦乱起来后，英国人可以袖手旁观。大清皇帝乱起来了，保不住自己的江山，英国女王都不能袖手旁观。大清国出现动乱的时候，甚至在庚子之乱，大清国跟英国理论上已经是敌国的时候，大英帝国都必须派出军舰维持上海的秩序和扬子江贸易的畅通，所以大英帝国是不能袖手旁观的。因此大英帝国有个潜在的军事义务——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军事行动的危险和可能的军费开支，英国有责任伦理这个意义上的义务去维持大清皇帝。像发生政治危机的时候，英国要像朱尔典公使维持袁世凯那样，维持印度帝国、印度各土邦最低成本的和平，因此不能承受太大的革新。
太大的革新，如果是某一个集团的财政发生问题——其实印度土邦之乱并不像是现代印度知识分子和教科书描写的那样，是印度爱国者反对欧洲殖民主义、争取印度独立的先声。当然，这个运动的组成非常庞大，但是绝大多数参加这个运动的土邦和土兵，其实非但不是拥护印度民族主义——我们要注意，在印度土邦叛乱的时候，印度没有任何民族主义，那时候奥斯曼帝国已经引进了点欧洲民族主义，但是印度还没有。印度民族主义能够产生，已经是19世纪末叶的事情了。当时的叛乱主力，各土邦和土兵，形式上的理由是因为什么子弹上有猪油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引起他们的愤怒，但实际上的原因恰好就是1830年代以后，由本廷克副王(Lord William Henry Cavendish-Bentinck)开始推行的自由主义改革。
这自由主义改革根本不能跟麦克阿瑟将军和美国在日本占领军当局在日本推行那种革命性大刀阔斧的改革相比，只能跟赫德爵士和李鸿章在大清国推行的改革相比——那是局部的、单项目的、一点一滴的改革。这一改革比如说在孟加拉产生了一个依靠自由主义经济而致富的地主、商人、公务员阶级，着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的家族都是靠这样的自由主义改革才得以发财致富的。但是，即使是这样非常局部的、有限的、不彻底的自由主义改革，也导致很多像湘军地主一样，在更加自由化的经济体系当中，不得不牺牲一部分原有臣民以非自由主义方式享受的传统福利，因此导致了一部分不满的王公和他们控制的土兵发动叛乱。这些土兵主要向往的是美好的过去，英国和法国没有来以前，我们这里的大米好便宜啊。
日本其实也处在同样的状态——开港以后，明治维新以后，底层人民的生活反而恶化了。一方面是建立绝对主义国家的费用，包括赋税和兵役负担比过去封建时代极大地增长了。跟德川家康统治时代相比，明治维新的政府真是一个横征暴敛的政府。它征收的税比德川家康征收的税要重得多，但是这是在短期内建立近代化国家必须承担的代价。同时，开港以后，米价上涨、地价上涨、房租上涨，是日本所有居民都清楚地感受到的压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仍然会发生米骚动。这样压力有没有可能像二战以后，通过日本的产业化，把日本产品输送到美国市场来缓解呢？对不起，19世纪大英帝国并不能像1945年以后的美国那样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挥提供市场的作用。英国能够提供的就是它提供给印度、马来、大清国的类似的优惠待遇，这个优惠待遇对英国有一些些好处，但是甚至好处还没有达到值得打一场战争的地步，如果不是林则徐处理失当的话，我们可以说鸦片战争前夜的英国政府和议会是根本不想打仗的，和平的希望其实是完全存在的。
但是，英国人只出象征性的部队，日本军队出几万人和主力，向北抗拒俄国，以免大清国通过李鸿章和维特伯爵变成俄国的附庸，英国人对这件事是极其满意的。再加上出兵镇压义和团，出兵维持上海的秩序，19世纪末20世纪初，理论上是英国执行的远东政策，其实一大半是日本派兵执行的，依靠英日同盟展开的，这一点对英国可是非常重要的。说得难听点，日本天皇的国际法地位比起印度土邦主那要高得很多。理论上讲，日本天皇和大清皇帝都是友邦君主，日本天皇还是盟国君主；印度土邦主和马来土邦主只是附庸国君主。但实际上，英国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当中，指望他们发挥的作用是非常相似的。
印度土邦主的根本功能是降低英国在印度统治费用，我们不能像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一样，兴师动众地派几十万移民去在每一个村庄开办法语学校，不是的，我们愿意让所有的土邦主和原有传统统治者按自己的方式进行统治，这样不要让我们英国人出钱，不要让我们英国人出兵，这就是最好的。事情不闹大，小规模的冲突我们尽可能装作看不见。如果出了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某一个土邦主横征暴敛，或者主少国疑后妃干政，出现了财政危机和叛乱，而该土邦主跟东印度公司或者跟后来的英国存在着某种贸易关系，他如果发生叛乱他们就会完不成合同，英国人好像不管不行的，最好的办法也是不出兵、不发钱，就派几个顾问过去。派几个财政顾问去给他整理财政，派几个军事顾问替他整理军事，把该国的局势稳定住就可以了，最好在50人以下的规模就把局势控制住。这一点怎么才能做到呢？财政顾问有什么神机妙算稳定该国的财政呢？经常就是开源，让我去调查研究一下，我用欧洲的科学方法调查研究一下，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土特产能够卖得出去的，比如说本地是不是有一种植物可以变成染料？可以给英国的服装市场提供染料。这样吧，给你一个贸易优惠，你们的产品卖到英国就像是古巴糖卖到美国一样。请注意，即使二战以后的美国也没有对古巴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将使古巴糖减价，降低古巴的财政收入，对古巴政府不利。而古巴等于是美国人特别保护的特殊国家，不实行自由贸易是因为美国想让古巴统治集团占便宜，而不是吃亏。
英国怎么样才能够让对自己友好的大清国政府或者印度土邦主政府占点便宜呢？我们大英国是当时全世界纺织品服装的最大生产国，格拉斯哥各地的纺织工业生产的服装畅销全世界，巴黎和圣彼得堡、上海和北京大部分进口的服装都是从我们英国进口的，我们使用的染料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我们并不像亚当·斯密主张的那样，在自由主义世纪黄金时代实行全面自由主义，我们可以给印度土邦主一个贸易优惠，就像是美国跟古巴糖一样，签一个总协定。美国人可以包买古巴糖，比国际市场的价格要高，而且无论国际市场的价格如何波动，美国人包买不误，古巴的糖业种植园的劳工不会说因为今年行情不好，国际上的糖价跌了三分之一，所以我们全部破产没饭吃。
从自由主义经济学角度来讲，小事一桩，今年糖价跌下去了，大家减少生产，明年糖价肯定会上涨，自由市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从长远看，这是不值得进行干预的，如果干预的话，反而会保护那些生产效率比较差、技术进步比较差的糖业种植园，而使那些生产管理地比较好、引用了新技术的行业种植园得不到应有的奖赏，是不利于技术进步的，不利于消费者的。但是，古巴的糖业工人是一群非常穷的人，是挣一天钱吃一天饭的人，他们不要说是等十年以后，他们明年都等不到。如果今年糖价降低三分之一，本地的糖业种植园主发不出工资，那么今年冬天古巴就会发生暴乱了。美国要维持古巴政府的稳定性，所以就先不管自由主义不自由主义，我们包买古巴糖，如果今年糖价下降三分之一，我们仍然要按照我们的包买制，按照比糖价最高峰的糖价还要高10%的价格购买古巴糖，使古巴人民和企业体验不到自由主义的冲击。
我们要注意，费拉右派一定会说：铁的事实证明，习近平和任正非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我们敬爱的匪谍任正非同志有一句名言叫做「要把寒气传递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说，如果市场不景气的时候，直接影响到本公司每一个人的收益，这样大家才会有足够的积极性。你们不要以为赚钱不赚钱都是老板的事情，我们的工资都是不变的，老板亏了本老板自己去想办法，不会影响到我们，除非企业全部破产大家全部失业，但是一个大企业要全部破产是谈何容易？我们虽然不像公务员那样的铁饭碗，但是我们拿的也是个铜饭碗，只要华为企业不破产，我们的饭碗永远不会动，所以我们什么都不在乎，领导去着急吧。——对不起，这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让你看看习近平领导下的自由主义才是真正自由主义。华为如果亏了本的话，保证每一个员工都吃亏，你们不用等到失业，你们就要现成吃点亏，这样你们才会有积极性跟企业共命运，企业赚钱你们也多赚钱、企业吃亏你们也少赚钱。什么叫做自由主义？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实行真正的自由主义，号称自由主义的英美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实行过真正的自由主义。
美国对古巴的贸易政策根本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保护性质的，跟湘军地主对湖南的米价政策、跟大英帝国对印度土邦的染料政策一样。大英帝国对印度土邦的染料采取同样的政策。尽管该土邦的染料价格比西班牙美洲要贵，质量还没有他们好，但是我大英帝国考虑到女王陛下跟该国土邦主的祖先自古以来的友好关系，给你一个古巴式的优惠。我们按照高于市场价格买你们的货，但是条件是该土邦主要接受我们派去的财政顾问，科学管理这个至关紧要的行业。原先用一些自发的或者是行会的手工业工人制造出来的东西，质量得不到保证，那是不行的，我们要用科学管理的方法去保证它的质量。同时还要整顿一下你们的贪官污吏、建立廉洁的管理体系，不能让以前像土邦主手边的贪官污吏把什么都捞去了，结果虽然产业其实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国家财政照样破产。英国顾问负责整肃贪官污吏、搞好技术管理、保证质量控制。做好了以后，该土邦的染料就可以像古巴糖一样，长期排斥美洲染料而占据英国服装市场，然后销售到全世界去赚钱赚钱。该土邦的财政状态立刻好转，本来可能在印度内地发生太平天国式大叛乱的局面立刻就好转了。
英国对印度的政策基本上就是这样，整体新政是很少有的。像本廷克总督实行的那种自由主义改革已经算是破天荒、绝少绝少，而且也没有彻底推行。大多数情况下，英国人什么也不做，就是什么地方出了点具体问题以后、眼看就要出事的时候，我们的领事敏锐地断定，如果现在我们不出手，五年之内该地就会发生叛乱，这时候就有一个人数只有十几个人、顶多只有50个人的英国顾问团扑通扑通地开过去，按照我刚才描绘的方式，替你解决具体问题来了。我们顺便提一下，就是亨特·拜登他老人家干的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工作，他在乌克兰和中国干的基本上就是这种工作。他也许是个腐败分子、也许违背了美国的国内法，但是老实说，他到海外去，其实就是美帝国主义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部分使命的结果。他干的那些灰色地带的工作，跟英国顾问和驻扎官在海外干的事情是差不多的。
从理论上讲，赫德爵士不是英国的官员，他是大清国自己任命的大清国官员、服从的是大清国的皇帝，印度土邦主身边那些英国顾问起的也是同样的作用。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英国的领事克罗默伯爵（Evelyn Baring, 1st Earl of Cromer）就是埃及的太上皇。埃及的伊斯梅尔苏丹（Ismail Pasha），自从他由于棉花跌价、棉花的市场波动——埃及人主要是由于南北战争的缘故，美国黑奴的棉花没了，埃及地主迅速地种了一波棉花，登时发了大财。于是就像是后来70年代的伊朗国王一样，按照石油高涨时期的财政收入大大地花了一笔钱，买先进武器、给皇室成员买超级豪华大游艇。搞着搞着，过一阵子棉花价格扑通扑通地跌下来了，因为棉花价格高涨时期，俄国人印度人到处都开始种棉花，棉花价格就跌下来了。自由主义很好很强大，消费者得到了最大利益。
我们要问一句，美国的古巴白糖政策是谁在买单呀？当然是美国家庭主妇买单了。美国家庭主妇本来可以少花10%的钱来买糖的对不对？因为美国为了维护古巴政治稳定包买了古巴糖，她在最好的情况下要多花10%的钱，在最坏的情况下要多花三分之一的钱。但是美国人很富裕，美国家庭主妇出得起这笔钱，美国人慷慨地保护了古巴的政治稳定。英国人也是这么干的。
而埃及人在棉花价格下跌的时候，国家基本破产，然后全国发生暴乱，亚历山大的好房子都被烧光了。这时候你要派军队去镇压，那当然是效果极差而且费用极贵的，而且法国人就在旁边，法国人自拿破仑以来就很想把埃及从英国手中夺过去。正确的办法是什么？我们的领事和顾问会替你整理财政的，谢谢。整理了财政以后，你小子就能够还得起债了。整理财政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限制埃及王室的财政开支，你不能像是传说中的沙特油王那样，啪啪啪，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多买几架飞机小事一桩。我们给你建立一个现代财政制度，埃及王室有一个固定收入，固定收入就这么多，你怎么花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在这个收入之外乱花了。这事在欧洲稀松平常，英国王室也是不能乱花钱的。
但是英国王室不能乱花钱是国会管着它，埃及的国会就算是有，形式上建立起来，哪里能管住埃及的国王？谁能管得住埃及的国王呢？谁能够实现自由主义和立宪主义所要求的权力制衡呢？不是埃及地主资产阶级选举出来的国会，而是英国领事和英国顾问。如果我们要问，战后的韩国谁是韩国的最高法院？韩国当然是有最高法院的，但我们要老实承认，韩国的最高法院是美军司令部。韩国任何一派都不敢做出出格的事情，是因为美军司令部还在。台湾也是这样。台湾真正的最高法院是谁？是美国太上皇。AIT（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才是台湾的最高法院，台湾名义上的最高法院作用比它纸上拥有的权力要小得多。
埃及之所以能够维持，直到二战以后纳赛尔革命（Gamal Abdel Nasser, 1952），能够维持接近百年的自由主义黄金时代，不是因为自由主义经典教科书上的国会，埃及当然也是有国会的，而是因为英国太上皇的殖民主义。自从埃及的民族主义高涨、不再能接受太上皇的顾问以后，埃及的自由主义就垮台了、埃及经济也就垮台了，直到现在还缓不过来。这些国家真正的制衡力量就是英国顾问和英国太上皇，只有那么几个人。这几十个人的英国顾问、英国领事、英国太上皇，就是该国主要的宪政制衡力量，也是该国真正的统治者，从实际角度上就是这样。
日本如果指望依靠英国实行自由主义的话，老实说它的地位并不比埃及和印度土邦主要强多少，甚至可能不如埃及。我们要注意，当时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最大宗出产是什么？米和丝。但是欧洲人主要是穿丝绸衣服吗？不是的，19世纪欧洲人和全世界人，主要是穿英国人机器制造纺织出来的尼绒衣服，丝绸这玩意儿只有少数猎奇者穿。巴黎的时装模特穿一个丝绸衣服，就跟巴黎的时装模特穿了一个根据苏美尔考古学挖掘出来的、亚伯拉罕时代的乌尔女人穿的衣服一样，很轰动的，但是大家并不会因此穿丝绸衣服的。英国人吃大米吗、欧洲人吃大米吗、美国人吃大米吗？今天德克萨斯的大米产量很大，但是主要是外销的，美国人仍然很少吃大米，欧洲人当然是吃以小麦为主的食物的。欧洲人对于日本大米和丝绸的需求量，远远低于对埃及棉花美国棉花和印度棉花的需求量，所以日本如果真正在明治维新以后推行自由主义的话，它得到的下场可能还不如埃及的副王总督（viceroy）。
英国人维持棉花稳定供应的动机，比起维持日本大米丝绸稳定供应的动机还要低得多。但是另一方面，英国人对于印度土邦主出兵平息土兵叛乱、维持内地秩序非常需要。在英国人对外作战的时候，印度土邦主出6万大军攻打伊拉克、攻打埃塞俄比亚、攻打各地。英国在海外的征战，包括鸦片战争在内，主要出兵的是印度，英国军官跟顾问一样，就那么一点点，底下的士兵大多数是印度人。印度完全有理由把英印帝国当做是大清朝在中国一样的一个印度王朝。莫卧儿人（Mughal）难道不是征服者吗？英国人也是征服者呀。印度的文治武功，大多数就像是蒙古军官和满洲军官领导下的中国军队一样，印度打败了中国、打败了埃塞俄比亚、打败了伊拉克、打败了土耳其，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武功。这是在英国王朝和英国军官的领导下做到的。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军队，为英国的主要贡献就是这些，就是维持远东秩序。
虽然从知识分子记载的历史上讲，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日本和大清国以及远东都不是，但是其实从大英帝国的法理角度来讲，印度真正属于英国殖民地的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大部分的印度都是英国的附庸国或者同盟国。从非常现实主义的英国决策者来讲的话，某些印度地区的收入还不如上海香港，比起大清国的重要性还不如。日本军队替英国在远东维持秩序、保证英国在上海和香港的收入，比起印度土邦主在印度某些地方维持秩序，对英国财政的重要性还要更大一些。英国外交对于这两者，是中世纪地封建式地模糊应付过去的，并不严格区分谁TMD是主权国家、谁是盟国、谁是附庸国，这些区别有什么意义？对于世界统治来说没啥意义。所以日本其实并不具备着依靠自由主义就能够发展产业、搞好经济的基本条件。
日本庞大的农村人口，跟曾国藩所担心的会因为米骚动而引起动乱的农村人口，无法依靠自由主义和海外市场得到解决。这个农村人口，以及农村贫寒子弟——我们要注意，对于贫寒子弟来讲，上大学获得较高地位，他们根本付不起钱，当兵还现实一点。国会是贵族资产阶级的机构，军队是人民的机构。军人支持人民、人民热爱军队，人民在军队里面能够受到现代化的训练和教育，而且能够获得足够的公正。如果到了国会，他们在富人老爷面前没有什么发言权。所以人民爱军队超过爱国会，国会是代表上层人的，军队才是代表人民的。日本30年代的宪法危机，根本上就是由于这个政治结构造成的，而这个政治结构根植于日本稻米社会养活了大量人口。我们要注意，日本人口比起伊朗帝国，人口可要多得多。尽管对于欧洲来说，伊朗肯定是要重要得多，距离近得多，但是论人口，日本稻米文化养活的海量人口是远远超过中东伊斯兰教帝国的。这个人口可以是资源也可以是负担，他们能够训练成为善战的精兵，是日本帝国的武力；但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讲，如果作为劳动力的话，英国市场和国际自由主义是容不下这批人的。
所以在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当中，底层农民是局外人和被排斥者，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陆军当中，他们是能够得到公正待遇的主要支持者。是他们支持起了日本的大陆政策以及30年代的军阀主义，这个军阀主义是类似美国民粹主义和中东民粹主义的力量，它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而自由主义的资本家和自由主义的外交家之所以得不到他们支持是因为，无论日本实行什么政策，都没有办法在国际和国内的自由主义市场当中为他们找到出路。当时19世纪的国际体系实在是不可能容许，像在冷战时期亚洲四小龙依靠美国市场、或者是像后冷战时期中国大量几亿劳动力为美国市场生产廉价产品这种局面。如果日本的水稻农民不参加军队而是专门生产，像李嘉诚在香港一样专门生产廉价产品向英国市场倾销的话，19世纪的英国是无法接受的，是不会为他们开门的，这就是基本盘。反过来，参加陆军，或者在陆军当中获得他们在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生产当中、和国会政治当中、和高等教育体系当中不能得到的地位，或者拓殖到满洲去开荒种地，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比较现实的道路。
而且满洲利益集团已经存在了。依靠英国贷款建立起来的满铁已经存在着相当的利益，他们像上海香港的英国人一样有具体的利益。而理论上在1945年以后才实现的，解放了农村劳动力、通过自由主义产业化获得的巨大生产力，在当时还没有相应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要产生，那还是麦克阿瑟时代以后的事情。虚拟的利益是无法战胜现实的利益的，没有任何日本政治家能够无视在满洲的日本人已经付出的前期投入，尽管这些日本人数目上还不是很多，但他们的利益集团已经是不可以被忽视的了。而开放日本市场、建立自由主义的日本，将来可以在60年代70年代的消费社会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巨大的人口集团，在当时并不存在，因此也不存在相应的利益集团。没有具体的利益集团，理论上的好处是无法战胜拥有具体利益的集团已经存在的具体好处的，哪怕是这个虚拟的好处在将来会变成比现在的好处大几百倍的好处，但是虚拟的东西终归是不能诞生现实的东西的。真实的历史建立在路径依赖之上，过去已经形成的利益对将来的利益形成了直接约束。
而且越是处于弱势的政治集团，选择的余地就越小。例如，日本在1920年代如果愿意开放满洲的话，其实美国后来的对日政策不会是那样。美国的对日政策是在一战以后逐步变为极端敌视，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本不肯向美国开放满洲，而美国20世纪初期过剩的资本很多，早在第一世界大战以前就有投资满洲的打算了。但是反过来，越是弱势的政治集团，越是承担不起相应的自由主义造成的冲击。对于美国的资本全面开放日本市场满洲市场，造成的后果可能就像是曾国藩开放湖南市场，或者是英国对全世界开放染料市场一样。
英国对全世界开放染料市场，或者美国对全世界开放白糖市场，英国消费者买的衣服和美国消费者用的白糖都会便宜比如说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二十，但是非常富裕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拿到这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二十，他们也不觉得好处很大。而印度的土邦主和古巴马上就陷入革命和动乱之中，引起的灾难是要由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流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血去擦屁股平息动乱的。为了让伦敦的家庭主妇买衣服的钱减少百分之十，总共才只有那么几个团的英国陆军就必须牺牲几百个英国的子弟兵，我想没有哪一个伦敦的家庭主妇愿意这么做，即使是伦敦的家庭主妇也愿意多花一点钱来买衣服，而不愿意让她自己也认识的西罗普郡少年（A Shropshire Lad）去死的。所以局势就只能是这样了。
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利益总是会战胜抽象的好处，所以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你是别无选择的。对于处于世界的舞台核心、在近代来说就是欧洲人，他们的选择余地比较大，就好像是上等人——大概是陈光甫（1881-1976），陈光甫在二战时期，蒋介石快要被日本打垮时候，到美国罗斯福政府去求援，他就说过这句话：美国人给你这个给你那个，愿不愿意花钱来买你的桐油，对于蒋介石是生死存亡的事情；得不到棉麦借款（1933）或者是桐油借款（1939），蒋介石政府无法养兵，很容易被军阀推翻掉。但是对美国人来说的话，买你或者不买你小事一桩，就像是一个富家子弟在赌场赌了钱以后，愿意给茶房一笔丰厚的小费或者不给一样，就凭他当时的心情。美国的选择余地是很大的，而蒋介石的选择余地就是基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