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会先进行文稿站会员的提问，然后请阿姨简要地回答会员的提问。这周的提问是，有人想请教阿姨，阿姨如何看待共产党解放西藏农奴（Serfdom in Tibet）的事？这件事情是不是共产党做过的为数不多的好事之一呢？
刘仲敬：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事或者坏事，只有对谁，或者是对哪一阶段哪一个时间点算是好事。我们所说的好事或者坏事，都是从自身的阶级习惯出发的。你很难想象，比如说对于一个饥寒交迫的吸毒者来说的话，半夜抢到十块钱去打一针毒品，然后天亮时就被另一个人捅死，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好的好事。因为那几个小时时间内，因为想要吸毒而吸不到毒承受的痛苦是别人无法想象的、也是无法抗拒的，所以那几个小时那一点点幸福，对他来说是极大的好事。
如果我们条件反射地觉得这是一件坏事，那是因为我们无意识地受到了中产阶级阶级观念的影响。就是，中产阶级往往是有人生规划的，尽管规划不是很长，就是往往是规划不到下一代、至少是几代人以后的事情的，但是经常是习惯于把自己的一生——比如像中产阶级职业，什么医生建筑师之类的，通常都是假定自己从大学毕业以后的一生是有计划的，退休的时候比起刚刚毕业的时候能够多挣很多钱，能够有相当的技术水平，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东西，把自己的一生假定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他们的时间线通常有十几年或者几十年那么长，按照十几年或者几十年这么长来判断好事或者坏事。对于那种生活朝不保夕、只有几年甚至是只有几个小时的无产阶级来说的话，双方心目中的好事和坏事是截然不同的。
反过来，我们习惯的中产阶级观念，比如说对于虔诚的教徒，在中古时代上古时代就已经有很多，愿意抛弃自己的一切，本来是出身上层阶级，却愿意去过物质上相对赤贫生活的宗教信徒来讲的话，他们看待我们可能也是这样的。这些人形式上可能是教会的成员，或者是什么什么宗教的信徒。但是正如尼采和门肯（H. L. Mencken）所说的那样，这一切都是走门面，为了社会意义上的方便而已。就是，假如他们真的不折不扣地信仰他们理论上相信的宗教真理的话，他们其实是应该抛弃他们现有的一切，因为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只有尘世价值的东西，为了永恒的灵魂，把全部时间投入为永恒的灵魂服务。像修女特蕾莎（Mother Teresa）这种人，他们就说是，一想到人生苦短，就是只有几十年时间，就觉得一切痛苦都算不上什么了，反正都是过眼云烟。
就像是我们会觉得，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为了功课受一点辛苦算得了什么，等大学毕业以后你会把便宜占回来的。但是对小朋友来说的话，看法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看待我们来说，就可能像是大人看待小朋友一样。你们就为了这样一点短短的好处，就并不真的是履行，只是口头上说一说履行你们理论上信奉的宗教，但是这个宗教对你们实际上的意义，只是维持你们的社交圈、维持你们的社会地位，你们不敢十分彻底地去执行你们应该执行的那些义务的。如果真的执行那些义务的话，你们可能就要抛弃自己所有的一切，到印度或者乌干达去救济穷人、或者是干这些事情。
反过来，就是同一件事情，不算时间线，算现在有好处还是将来有好处、在多长时间线上有好处，或者为了在多长时间线上有好处需要在现在做出多大的牺牲这些事情，只算是对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经常也是对张三有利的就必然对李四不利。我们所谓的好或者坏，当然在这方面也是受阶级方面影响的，或者说受亲疏远近的影响。比如说，英国人很容易相信，芬兰跟纳粹德国结盟只是因为受到苏联侵略，它在德国和苏联之间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所以那不是它的错，但是换上另一个人就会觉得这样的逻辑不能适用。反过来，英国人很不愿意说哈萨克人或者是塔吉克人加入苏联共产党，跟芬兰和匈牙利投靠德国是性质相同的事情，只是他们在列强环伺，比自己更强大势力的保护之下，在一时一地选择了对自己更有利的事情。不，英国人一般对这些人是没有办法区别的，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坏人，不能像对芬兰人那样把它当作是好人。但是从火星人的角度来讲，这两种人的做法差别应该是不大的。而事后他们会得到不同的评价，主要是由于在某一个时间点的政治上的成败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本质上相差很大。
所以什么事情算好的什么事算坏的，那基本上你从说话——是一种间接分析说话人阶级地位的手段，而对于普遍意义上的正义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的。自古以来就有无数的人探讨普遍意义上的正义，但是最后必然的结果是，除了从宗教的角度来讲，不可能建立什么普遍意义上的正义。所有的正义都有阶级性，而现代当代中产阶级知道分子所谓的普世价值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说白了就是英美帝国主义统战价值，它的范围比较广，但是你完全要站在以英美报刊为核心信息源的各种直接间接的信息源的阶级立场上，才能得出相应的结论。
像解放西藏农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共产党的宣传角度。它当然也是好事，但是你要看是对谁好。它对谁好呢？它对纳扎尔巴耶夫好（Nursultan Nazarbayev）。纳扎尔巴耶夫集团是什么呢？就是中亚内亚、亚洲内地，夹在中国俄国伊朗印度这几个大帝国之间的那些前现代的势力，在这些势力当中，比如说共产党为了自己的统战方便，会扶持一个本地、培养一个本地的干部集团，比如说像哈萨克的纳扎尔巴耶夫集团就是这样的。解放农奴什么意思？解放农奴的意思就是破坏西藏原有的封建体系。这个封建体系是西藏寺院的僧兵，像日本中古时期的僧兵一样彪悍善战，能够跟赵尔丰（1845-1911）这些人打仗、还能够抗拒共产党的入侵。如果不把他们搞掉的话，共产党在当地的统治显然是不稳固的，因此必须釜底抽薪地把他们消灭，而且也只有消灭了他们，共产党在本地才能够培养出一个纳扎尔巴耶夫式的干部集团。
比如说，假如西藏将来独立了，而政权掌握在纳扎尔巴耶夫集团的手中，它就有必要论证，共产党干了很多坏事，包括占领西藏，但是在西藏推行社会改革、使旧的精英集团垮台、使我们这些本来没有机会上位的新的精英集团得以上位。然后在共产党垮台以后，这个新的精英集团主持了独立事业，而且很害怕以后借着苏联解体或者中国解体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些依靠苏联和中国得到利益的殖民代理人也会被打倒。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跟西方财团搞好关系，把哈萨克的石油廉价卖给西方之类的，以反恐为理由来获得西方对维稳事业的支持这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说辞，我们就会制造出一种，共产党干了大部分坏事、但是解放西藏农奴是少有的好事之一这样的意识形态。
这个意识形态是在为谁做准备？就是为习近平和陈全国最看不顺眼的人。你们少数民族干部是依靠我们共产党才上台的，跟贫下中农干部、山东老干部没有区别，而你们却跟贫下中农干部和山东老干部不一样，你们觉得你们不是汉人，你们是维吾尔人，所以你们可以左右逢源。共产党在的时候，你们像台湾的国民党一样，哦，共产党没有我们不行，没有我们的话民进党上台对你们会更坏，所以你们只能依靠少数民族干部，给我们很多很多好处；而共产党如果垮台了，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是本民族反对汉人侵略的代理人。当年那些真正反对中华帝国和共产党而被镇压被驱逐的那些人，还在土耳其印度和其他各种地方，离现场很远，他们掌握不了权力；而我们这些依靠共产党吃香喝辣的人、贫下中农干部却一下子掌握了权力，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独立运动的英雄。而西方国家，它又不像是对日本或韩国那样，对亚洲内地会直接干涉，必然是谁TMD能维持社会稳定，同时让我们的企业赚钱，我们就先承认它再说，就像对纳扎尔巴耶夫一样。我们是不是两头占便宜？呵呵呵呵呵呵。
所以我们敬爱的习近平同志觉得这种人太可恶了，一面拿着我们共产党的钱，在体制内当局长科长当教授，一面又在准备共产党倒台以后我们继续吃香喝辣，把共产党也出卖了。我们共产党是惯于出卖所有的人，但是绝不愿意让任何人出卖我们的。我们打击的真正目标还不是那些体制外的伊斯兰主义者或者民运分子。伊斯兰主义者或民运分子，妈的，旗帜鲜明，又一直反对我们共产党、也一直反对中华帝国，我们自古以来就是镇压他们的。他们本来就是敌人，没什么好说的，我最恨的就是这些一面拿我们好处、一面两面三刀、随时准备篡夺权力的人。所以他们在新疆搞的运动主要就是打击这种人。就是按照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你才能够得出，共产党干的大多数是坏事，但是少数好事，包括解放西藏农奴。
「解放西藏农奴是好事」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共产党垮台和中华帝国垮台以后——因为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只要发生了一件事情另一件事情就必然会发生，只要没有共产党中国一定会垮台，反过来如果没有中国的话，共产党也一定会垮台。他们提出这种说法的用意，必然就是为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垮台以后，希望掌握权力的不是达赖喇嘛的流亡政权，而是跟共产党合作的本地新精英。这个本地新精英像侯友宜一样，他们就相当于是西藏的侯友宜，如果没有共产党上不了台，但是他们需要制造理由，在共产党下台以后，不再以共产主义和中华民族统一的名义、而要以西藏民族独立的名义仍然能够继续掌握权力。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在共产党还没有垮台以前，就必须跟比如说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达成默契，达成默契需要有个意识形态上的说辞，这就是意识形态上的说辞。
反过来，比如说西方主流社会，他们不会觉得什么叫做「解放西藏农奴是件好事」。西方主流社会对西藏的看法是什么呢？香格里拉电影、通俗文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普遍形成的流俗印象：西藏跟穆斯林国家不一样、跟中亚其它国家不一样，是一个爱好和平、钻研神秘科学和神秘哲学的世外桃源，它里面主持政务的和尚僧侣，并不是共产党宣传中所说的那种穷凶极恶的压迫者，而是一帮香格里拉世外高人。而达赖喇嘛在西方基本上是走白左路线、走和平主义路线，爱与和平。在西方的形象是什么？印度跟西藏好像很相似，达赖喇嘛跟圣雄甘地好像很相似；提出的东西在政治上不一定很现实，但是好像是超越现实政治、一味强调爱与和平的。所以他们不会觉得西藏的封建寺院和僧人是很有压迫性的东西，不会觉得香格里拉的人民是农奴。
当然封建意义上的附庸并不等于农奴。你很难认为，比如说明治维新的时候跟新政权官军血战到底的会津藩（注：明治维新之后的福岛县）是一帮农奴。欧洲人也不会以为西班牙的卡洛斯党人、或者是巴尔扎克描绘的法国保王党人、或者司各特（Walter Scott）描绘的苏格兰斯图亚特保王党人，跟资产阶级新政权血战到底的这些保王党人是一帮农奴。通俗文学当然都会认为，这些人虽然是失败了，但是是忠义无双的好汉，他们本身的侠义精神符合即使在封建制度结束以后仍然深入人心的骑士精神，甚至会变成比如说苏格兰民族发明的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
当然根据同样的理由，所以西方的普通公众是不可能认为西藏农奴是受到压迫的人、或者共产党解放了西藏农奴。他们必然会像大多数人，包括汤因比和普通报刊读者一样认为，西藏人在和尚和寺院组织下过着世外桃源一样的生活，最后共产党突然闯了进来，让他们过不成原有的日子；然后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共产党把他们的寺院毁了、把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也毁了，就像是美洲原住民、非洲黑人或其他人一样，是纯粹的受害者。任何与之相反的意识形态宣传，都战胜不了白左主流媒体宣传和通俗文学在西方公众中造成的印象。所以西方公众将来的看法必然也是这样的：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也是和平自治，依靠爱与和平逐步改变、消灭过去的暴政，但是要以汉藏和解为前提，而不是以任何意义上的斗争为前提。看上去跟中亚的穆斯林游击队是恰好相反的形象，他们也是在利用这种形象。双方的势力和利益如此根深蒂固，所以，跟新疆和纳扎尔巴耶夫情况不一样，本地的共产党培养起来的藏人干部和知识分子精英集团上位的机会就不那么大，如果真的没有共产党的话，他们很难斗得过达赖喇嘛和藏人流亡势力。
但是新疆就不一样了。海外的民运势力，依托西方国家的维吾尔人民运势力，或者是依托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主义游击队，不一定能够斗得过本地的纳扎尔巴耶夫集团。纳扎尔巴耶夫集团可以说，民小根本没有统治能力，他们完全没有组织军队和政府的能力；而伊斯兰主义者组织的军队和政府必然跟塔利班和八个大大一样，会妨碍西方国家在当地赚钱和投资。相反，改头换面的前共产党干部和前共产党知识分子用类似的说辞，就是共产党虽然大部分事情都是坏的，但是解放本地农奴是好的。意思就是说消灭1949年以前的本地精英阶级是好的，不要让那些流亡海外的本地精英回来，而是让我们这些共产党扶持上来的人继续掌握权力。但是我们不再作为共产主义者或者中华民族代理人来掌握权力，而是作为像现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情况那样，前共产党人作为招商引资的邓小平主义代理人，跟西方国家合作而不跟中国合作，把本地经济搞起来，也让西方国家大大的赚钱。那样的话你们就可以像是对越南和安哥拉一样，不追究我们的往事。我们跟中国和俄国不同，不可能构成帝国势力威胁你们，我们只是小国。那样的话，他们的江山是很有希望能够坐下来的。
当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敬爱的习近平同志英明果断，绝不容许苏联的悲剧重演。你们是想好了要让我去傻不唧唧地又出钱又出力又当坏人，而你们随时准备出卖我当纳扎尔巴耶夫？老子告诉你没门，我先把你们统统关进集中营。倒不是说其他人不关，不过民小和伊斯兰主义者本来就是进监狱的料，在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还不是要进监狱？在习近平时代多进监狱的有哪一种人呢？呵呵，就是原来是属于体制内的这种人。要告诉你们，你们不能给我耍两面派，要么就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走，走上一条共产党死你们也一定要死、而且还要比共产党先死两秒钟的道路。不要指望搞什么少数民族特殊政策——我们跟山东老干部不一样，准备在共产党倒台以后，我们还能够跟海外敌对势力勾兑勾兑、和平演变一下下。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吧，非杨即墨，要么跟共产党走到黑，要么跟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武装斗争到底，绝对没有中间道路，明白吗？这就是习近平想要干的事情。
他为什么不在西藏干同样的事情？因为达赖喇嘛和他的集团在西方，比起维吾尔人流亡势力要强大50倍。本地的干部心里有数，没有共产党以后，你靠你那点文宣其实是搞不定西方势力的，西方势力一定会支持达赖喇嘛复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跟共产党走到底，所以我们用不到送你进集中营。呵呵，这就是现实政治，表面上看上去是相似的情况，由于具体的实力对比不同，会出现不同的面貌。
相应的，不同的集团也有不同的文宣。比如说海外流亡的亲西方的维吾尔人的民小势力，他们不会接受说是，共产党干了很多坏事，但是1949年以后解放了维吾尔农奴、打倒维吾尔地主是件好事。他们会认为这些事情全他妈都是坏事。「全他妈都是坏事」是什么意思？就是共产党扶植起来的干部集团应该跟共产党一起打倒，应该让我们这些海外流亡势力像曼德拉一样回国组建政权才是对的。在西方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在军事上比民小要强大得多的伊斯兰主义军阀当然也不会接受这种看法。所有的汉人，无论共产党国民党，全都是异教徒，背叛伊斯兰教、为异教徒服务的人全都是坏人。什么叫做解放本国农奴、打倒了地主阶级？你们就是一帮背叛伊斯兰教的坏人，必须跟共产党一起打倒。这种意识形态的背后是什么？就是说共产党和中国一起倒台以后、我们的军阀打回来以后，必然会清算你们这些人，不存在让纳扎尔巴耶夫继续当权的可能性，就像塔利班进京以后肯定要绞死纳吉布拉（Mohammad Najibullah）一样。不同的意识形态背后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
像刚才描绘的这种意识形态，可能能够统战到的只有中文圈。因为中文圈、全世界华人会感到，相对于西方国家不分青红皂白地支持藏独，我们还是要理性客观公正一点对不对？达赖喇嘛什么都是好的、共产党什么都是坏的，这个不理性不客观不中立。我们理性客观中立一点：是的，共产党欺负达赖喇嘛，虽然有它不对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达赖喇嘛和西藏的传统体制难道是十全十美的吗？当然也不是。像我们这些理性客观公正的华人，跟不理性不客观不公正的西方sb不一样，我们要指出，共产党也干了一点点好事。当然他们也是sb，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意识形态是为谁的利益制造出来的，共产党倒台以后，比如说纳扎尔巴耶夫当权了以后，美国华人是捞不到一星一点的好处的。沦陷区的温和派中国人，敬爱的炸博士（twitter: @zmt0516），徐州炸博士或者是上海的炸博士，也是捞不到一分一点好处的。但是他们会支持这种做法，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斗不倒西方主流媒体的，但是西方主流媒体的说法对我们太不利了，我们希望尽可能稍微修正一点，在不跟西方主流媒体破裂的情况之下，搞一个比较有利于我们的叙事。当然这是很sb的事情了，下层人，政治上的外围都是这样子的。
什么叫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意思就是用纸币给你付钱、而不是用金币给你付钱。如果你是上层人物，是一个军阀或者诸侯的话，这事行不通。拜登想要给曼钦（Joe Manchin）付纸币，那是行不通的。他不能对曼钦说，我们为了自由民主的利益，为了防止川普破坏自由民主的利益，您老人家就跟我走吧？曼钦会说，你有意识形态，我没有意识形态吗？我的意识形态是，我们要坚持财政平衡的原则，只有财政平衡才能维持有限政府。你以为我没有意识形态吗？少给我来这一套。如果你想要我这个关键一票的话，给我们西弗吉尼亚的联邦津贴是不是……这话我们不在台面上说，我们私下里拉勾上吊100年不改变，我们私下里勾兑好了以后，我的意识形态马上不讲了，这一票就给你了。你要是拿不出这些好处来的话，你给我讲意识形态，妈的，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你以为我是1月6号冲击国会（2021 United States Capitol attack）那些不拿钱、为了一腔爱国热血就愿意上街的外围吗？我老人家当了这么多年诸侯，什么时候干过没有好处的事情？好吧，我们敬爱的炸博士这样的人就是当外围的材料，所以他就肯接受这种意识形态。
反过来说，西藏的纳扎尔巴耶夫想要在共产党倒台以后，要继续掌握政权，勾兑各种势力的话，那他就必须跟西方的，比如说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朋友们所任职的那些智库打好交道。西藏要维持稳定很重要，达赖喇嘛虽然各种很好，但是他是爱与和平主义者，讲政治能力不一定很强哦？而且他们长期以来不管理经济，不像我们经常管理经济，我们手头有钱，我们还能够维持当地的和平过渡。所以我们不是让你修改原有的意识形态，而是说我们要多元化一点点，言论自由，各方面的说法都要有一定的发言权。在过渡时期一切都不稳定的时候，你们也需要有多种选项，不要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达赖喇嘛身上，这样是不是对我们双方都有利呢？同时还要对各种有点影响力的山头势力去都疏通疏通，疏通的结果当然是配合默契，各方面都有预期的好处或者现在的好处可拿才行，不可能是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要跟你走。
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就能够被带动的那种人就是外围，就是最低层次的人、拿纸币的人。但是总有一些人会被天上掉下来的纸币所吸引，接受了意识形态，仅仅因为意识形态的缘故就跟着走，当然这种人在政治上的阶级地位是不可能高的。阶级地位高一点的人，他接触到的就并不仅仅是网上的或者是媒体上的文宣，一定会有比这分量更重的人用实际的东西来给他暗中勾兑，而这种暗中勾兑的东西一般都不会拿出来做宣传。
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阿姨这番精彩的分析。确实我之前在匪区的时候，也经常听到「共产党解放西藏农奴」这个都市传说。那以匪区经常用的说法来讲，如果我们辩证一下地看呢，其实我后来才发现，原来解放农奴跟这些贫下中农出身的流官当政，就是阿姨说的西藏的纳扎尔巴耶夫，还有共产党所谓的解放女性，跟最后呢女性连自己子宫能生几个孩子的这个决定权都没有，基本上是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说法而已。这也就是像阿姨讲的，就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纸币游戏。
那今天呢，我这边第二个想向阿姨请教的问题，是关于一个上古史的问题。最近有些历史发烧友给我推荐一本叫做《翦商》（注：周灭商与华夏新生）的书，翦商就是灭商的意思，里面内容讲的是周朝代商这段历史的考证。这本书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周文王制作的《易经》卦爻辞中描述了很多当时周族人的活动，他们的工作就是帮商族人打猎，猎物就是跟自己同源的羌人，以供应给商族人进行人祭使用，这可能就是「用」这个甲骨字跟「周」非常相似的原因。在甲骨文里，「用」字的含义就是杀掉献祭的人或牲畜。以抗日神剧比喻的话，周族人就是伪军，专门负责下乡帮商朝太君抓花姑娘做祭品。
商纣王最后把文王的长子伯邑考也作为祭品，制作成肉酱跟他共享，这似乎是某种仪式，表示以后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兄弟。然后周文王就把这段屈辱的伪军黑暗史、他对商朝刻骨仇恨及灭商计划写进了《易经》卦爻辞中，以现在观点来看，这大概就是文王写的反诗跟颠覆政权的谋略。周灭商后，人祭被周族人消除，周族人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所谓「敬鬼神而远之」。周公还抹除了与商朝人祭有关的记忆，似乎是为防止人祭宗教的死灰复燃，也是为掩盖周族人抓人牲的不光彩历史，最后再由周公的铁粉及商族后裔孔子编撰六经，成为周代商的历史决议及联共党史。
这里想请教阿姨的问题是，在古代史中经常有这种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的过程，但只有商朝人把征服过程变成了大规模的吃人仪式。您曾经提过一个「叛舰喋血记」假设（注：Mutiny on the Bounty，民族发明学35，晋族1），也就是与周围文明的落差造成商朝人祭盛行，但是同样属于外来先进文明的三星堆并没有出现过大规模人祭与吃人现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周代商之后废除了人祭仪式，是否是因为瓦房店化的原因？也就是他们对周围文明的优势不像商朝那么大，所以才废除了大规模征服与人口灭绝式的人祭活动？有个说法叫「六经皆史」，您认为易经本身到底是关于占卜和术数的书，还是像书中作者认为的那样是一种隐晦的历史记载呢？
刘仲敬：
严格来说，这个你要看怎么说了。历史上的说法有模糊的大体上判断，或者是严格的具体判断这两种做法，后者只能适用于非常小的问题。比如说你说20世纪是大众民主的世纪，这个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具体上也不怎么正确，就是具体上讲各国有各国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可以说英国在1922年以前不能算大众民主，香港在1965年仍然不能算大众民主，所以我们不能一刀切地说20世纪就是大众民主。但是从整体趋势来讲，从19世纪的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到20世纪典型的大众民主，主要的分水岭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你如果笼统地说，法国大革命是封建主义结束、民族国家兴起的分水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产阶级民主结束、大众民主兴起的分水岭。如果有人一定要拿出1965年香港的例子来跟你抬杠的话，那这个不叫考据，这就叫抬杠，因为作为大体上的判断，整体上的判断是对的。
这个整体上的判断就相当于一个男人21岁成年或者18岁成年，如果一定有人跳出来说某某人25岁还在啃老，所以你的21岁成年论显然是完全错误的，那你怎么判断他？你TMD就是在找茬对不对？你要我把21岁成年改成35岁成年吗？如果改成35岁还有人会跳出来说，有人55岁的时候还在一辈子吃福利，从来没有自立过呢，所以他就一辈子……所以我还得修改一下，说是一个人到65岁才成年，还是85岁才成年，这有没有可能？你总得定一个成年日期吧？成年日期你要定在18岁或者21岁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总有一个成年日期。同样的道理，总有一个民族国家取代封建主义，或者说是大众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大体时间段吧？你把时间段定在19世纪结束20世纪开始是可以的，就像是你说18岁成年一样，你可以把时间段定在1914年第一世界大战也是可以的，就像是说成年时间段不是18岁而是21岁，作为笼统的判断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错的。
按照同样的标准，周人废除人祭这个说法是没有错的。但是按照具体问题考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周人没有废除人祭。周朝初年有很多零星的人祭记录，而且直到孔子和春秋时代，我们都知道诗经里面有「三良」（注：秦风·黄鸟）这一首诗，就是秦穆公去世的时候秦国献祭了三良。就因为这件事情秦穆公才得到一个「谬」的谥号，谬是什么意思？荒谬。我们注意一下岳武穆岳飞的称号，「武穆」是什么？武谬，谬者，荒谬，武将当中一个荒谬的武将。秦穆公是一个荒谬的公爵，岳飞是一个荒谬的武将，评论他的人对他老人家没好感。但是后来民间要把秦穆公或者是岳飞塑造成英雄，于是就把谬改成了穆，好像穆是一个好话一样，其实那是修改出来的。
岳飞如果被当时的人看成好人，他的谥号应该是「忠武」，忠诚而勇敢的武将，而不是荒谬的武将；秦穆公如果被当时的人有好评的话，那么他的封号应该是「文」或者是「景」这样的封号，不可能说是荒谬的公爵秦穆公。孔子虽然是殷商后裔，却说了那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是，他认为儒家的真正精神应该是人道主义，儒家以人为本，不能支持不必要的杀戮，所以连做一个假人代替真人作为殉葬，他都认为是伤害了仁义道德之心。秦穆公虽然文治武功都很有杰出的成就，但是就是因为临终时殉葬了三个人，被板上钉钉地定为历史反面人物，跟岳飞一样他是历史反面人物，就因为殉葬这件事情。这个代表春秋时期的主流文明，但是不代表春秋时就没有殉葬这件事情。
五霸之一的宋襄公举着仁义大旗，但是他在举行会盟的时候，就杀害了淮河流域的一个小诸侯作为献祭，像他的殷商祖先一样（注：左传，僖公十九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很喜欢仁义道德的人，我们可以推论这种事情大概是宋国继承殷商自古以来流传下来，在本诸侯国还经常执行的意思。就是说，除了这个小诸侯因为在诸侯会盟的时候被杀被献祭，所以留下历史记载以外，除了宋襄公以外的宋国其他诸侯在自己国内，在那些没有留下历史记录当中的献祭当中，可能还杀过其他很多人。
同样，考古发现也证明，周武王、成王、康王的时代，诸侯杀人献祭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同样的逻辑，根据香港或者是西班牙的逻辑来证明，二十世纪其实并不是大众民主的世纪，所以周人也并没有废除人殉制度；不但没有废除，而且周王室本身——宋国秦国是诸侯是官方，周王朝本身的贵族中、中央朝廷的贵族杀人献祭的事情，在考古学上留下的证据也是不一而足，所以周人并没有废除人祭。
从考据的角度来讲，周人没有废人殉，但是另一方面，周人的人祭跟殷人的人祭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人数确实很少。宋襄公留下的记录是杀了一个诸侯，only one；秦穆公杀了三个贵族，only three。周人留下的殉葬数目没有像殷人那样几千几千地殉葬，而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像殷人那样把人头骨头都工业化拿出来利用了、日常就吃人肉，显然只是偶尔献祭一下，平时并不吃人肉。
但是我们要注意，殷商以前，大概是殷商文化来源的中东，乌尔城的献祭我们也可以看出，现在留下的考古纪律非常清楚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受害者并不是像殷商那样，经常被捆着去切成两半的，而且是出身非常高贵的人、是上流社会的贵族或者是贵族女性。他们出发之前化了妆打扮好了，在口袋里面装着镜子呀手帕之类的小装饰品，而且人数是很少的。在先王或者重要人物去世、需要人殉葬的时候，他们大概，据考古学家推论是进行了宗教仪式，听着音乐、吃了一些可能像是像埃及蓝莲花那样在宗教仪式上使用的麻醉剂，在飘飘欲仙那种状态之下从先王于地下了；像是，对了，跟秦穆公祭祀三良一样，只有最高贵的人才能陪国君去死。
后来唐玄奘到印度去取经、经过中亚的时候，大概在现在克什米尔一带被一波人、武装分子——照他留下来的汉字记录说那些人是强盗，但很可能不是强盗，因为他们做的事情不像强盗。那些人要杀掉他祭祀，唐玄奘说了这句话，他说，祭祀的祭品必须是最纯洁最高贵的人，像我唐玄奘这样愚蠢的肮脏的卑贱的肉体能够有资格充当祭品，实在是太给我面子了，我感激都来不及。只是我现在还有任务在身，我要去取经，可不可以先放过我？我绝不是说是要反对你的祭祀的意思。如果是强盗的话，也就是说照中国意义上的强盗，那就是杀人越货的下等人、为了抢钱的下等人，那些人杀了你灭你的口就行了，搞什么高贵的祭祀？而且还要特别高贵的人才行？很可能这些人就是当地的部落，当地部落本来就有人祭的风俗，然后他们看见有一个佛教和尚经过的话，就觉得和尚修道士是比一般人更纯洁的人，适合于当祭品。而唐玄奘说，对不起我还不够高贵，我不适合当祭品，而且我还有任务。这样解释反倒比较合理对不对？
这样的风俗习惯，在近东是，亚伯拉罕的乌尔就是这样的。我们也要注意，就是最早的苏美尔文明，就是乌鲁克（Uruk）、基什（Kish）、拉格什（Lagash）那些城邦的苏美尔文明反而见不到，苏美尔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连这样小的祭祀都见不到。后来文明变得复杂和腐败了以后，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晚期出现了祭祀，但是这个祭祀是针对只有极少数高贵人才能当祭品的祭祀。塔里木盆地著名的小河公主（注：Princess of Xiaohe，约1800BC）也是这样的，当地的祭祀仪式从考古学的遗址上来看，非常像是圣经所描绘的迦太基人（Canaanite, Carthage）。罗马人留下的记录说，迦太基人后期的信仰也变得不纯洁了，本来献祭只能献贵族子弟，否则的话神明不喜欢肮脏的祀品、下人的祀品；但是后来迦太基贵族变得不虔诚了，不肯献祭自家的子女，花钱买下等人的子女来替他献祭。后来迦太基快要亡国的时候，就有原教旨主义者出来说，他们像以色列先知一样说：以色列之所以衰亡，是因为国君和大人物、富人都不再虔城了；迦太基之所以衰亡，也是因为上等人都不再虔诚了，所以我们必须恢复远古宗教的虔诚。于是又重新把上等人的子女拿来烧死献祭了，但是迦太基还是灭亡了，并没有因此得到神明的保佑（注：出处待查）。
小河公主那个时代的塔里木盆地，相应的献祭仪式也是差不多的。第一是极少数人献祭，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吃人肉，不是像殷商或者阿兹特克人那样大规模地杀人。而且基本上是朝歌的主要居民很难说是没有在献祭时分过人肉吃、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用过人骨头做的器具的。不是日常化的吃人而是献祭时吃人。第二就是被吃的对象不是下等人或者敌人，而是本国人当中最纯洁最高贵的人，一般比较卑贱的人的是没资格做神明的食物的，极少数而且是最高贵的人。
献祭是一种牺牲，就像圣经中所说的那种，神学家齐克果（Søren Kierkegaard）在（注：待定）说的那种，把自己的儿子伊萨克献祭给上帝（Abraham sacrifice Issac, Genesis 22），然而上帝的最后关求制止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你愿意献祭自己的儿子，是你全心全意信赖上帝的一个虔诚的证明，但是上帝不允许你这么做，是因为上帝的律法不准你杀害无辜。所以献祭就要献祭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也是自己本国最高贵的人才行，不是说像殷商那样去把敌人和下等人抓来作为物资来运用。阿兹特克人跟殷商在这方面是极其相似的，大规模地全民性地吃人、而且把吃人当做肉食的重要来源、吃人的主要对象是被殖民者和被征服的其他国家。
殷商从战车和它的主要技术来看、青铜之类的主要技术来看，间接来自西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小河公主这个典型的西亚文明传播的中转站上面，还是像乌尔一样，只献祭高贵的少数人。所以应该是征服者进入黄河中下游平原以后，才像阿兹特克人进入墨西哥平原以后那样，发展出了全民性的、经济性的、营养性的大规模的食人，把原先——我们要注意，原先只献祭少数贵族的食人仪式，变成了功利性的大量的吃人仪式。我们要注意，其他地方也是有吃人的，比如说百越各民族，在汉唐时代都有零星的食人记录；这个食人记录跟很多蛮族的食人记录是一样的，是吃对方的勇士，以此获得他的力量，但是基本上没有制度性的杀人献祭吃人。
制度性的杀人献祭吃人，在殷商以前、被很多人包括何清涟说成是夏朝的二里头文化（注：1900BC–1500BC）中已经初见端倪。那时候已经开始在修建建筑物的时候，把人头放在建筑物里面，这大概是一种保证建筑物坚固的巫术仪式。同时在很可能是殷商来源，后来被殷商称之为「鬼方」，现在是石峁古城（注：mǎo，约1800BC）的鄂尔多斯考古遗址当中——从时间上来看，这个考古遗址很可能是前商文明的直接前身，就出现了很像殷商和阿兹特克人的变态：不再是把本国的精英拿来献祭，而是把打败的敌人拿来献祭，也同样跟二里头一样，把他们的头骨埋在建筑物里面。然后这种风俗渐渐蔓延到太行山、蔓延到整个中原，最后产生了殷商文明。
可能是在进入中原以后，规模进一步地扩大了、征服的对象更多了，同时另一方面，物产变得不丰富了，跟地中海沿岸相比——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蔬菜都是来自于地中海沿岸，而中国古代简直没有什么像样的蔬菜，可能肉食的供应、矿产的供应、各种物资的供应都变得匮乏了。就像英国水手到了太平洋海岛上，他们是叛变的英国水手，不再能够得到英国军队和英国社会的武器供应，他们就只能就地取材、扩大本地的供应。本地的物产不那么丰饶，不像是以前在中亚有很多大动物可以吃，他们就干脆修改一下他们的理论，把敌人和其非我族类的其他部落当成跟猎物差不多的东西、吃他们跟吃猎物一样，大家一起补充蛋白质，形成了殷商这种文化。
相反，周边的百越文化，比如说在青铜器技术上是远不如殷商的，但是百越各部落也吃人的，但是是像全世界大多数蛮族部落那样零零星星吃人、吃敌对部落人之类的，而没有形成制度化的人肉分配制度。像殷商和阿兹特克那样制度化的人肉分配制度是文明进入晚期、走进死胡同的标志，而不是原始部落进入文明之前的那种零星的吃人。百越各部落的吃人，跟近代欧洲传教士在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发现达雅克人（Dayak）那种吃人是差不多的事情，也跟他们在非洲其他部落发现吃人差不多，吃人的数量都是很少的零星的，而且不是制度性的。
周人吃人的数量又变少了，而且好像是又恢复了殷商以前和殷商以外，中亚西亚各文明习惯的那种，只有高贵的人才能献祭、普通平民还不够资格当祭品的做法。我们可以合理推论，第一，我们知道牧野之战周人动员了西方各部落的势力，包括戎人蜀人的势力，周人的战车70%是来自他们。可以说戎人对于周人来说，就像是苏联斯大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没有戎人的支持周人不可能战胜殷商，因为殷商的王牌武器战车对待一般的部落和方国是所向无敌的。所以周人的祭祀习惯、包括那些零星的人祭习惯可能跟殷商不同，可能是来自于内亚本体。
他们可能像是英国总督看到了叛舰喋血记的英国水手一样，觉得你们是一些堕落的人，就像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待加拿大所谓的法种印第安人（Métis）。什么叫法种印第安人？他们也是法国殖民者，但他们跟印第安部落融合起来，带了一些先进技术给印第安部落，但是他们也过上了娶印第安女人、跟印第安人混血的生活方式。英国人看待亨利二世时期（1154-1189）过去，后来变成爱尔酋长的英国爱尔兰人也是这种看法。或者说共产党看国民党也是种看法。国民党也是苏联搞起来，但是你们搞得很不正宗、没有我们共产党就维持不了苏联的正宗文化，所以我们要消灭你们。周人看待殷商也肯定就是这样子，他们可能认为殷商是不正宗的内亚文化，搞得荒腔走板，而我们吸收是正宗的内亚文化，为什么不应该由我们当权呢？所以他们的祭司阶级就取代了殷商的祭司阶级，用比较符合内亚传统那种精英献祭的方法取代了殷商那种、把列宁主义经念歪了的国民党似的乱杀祭品的手段，然后又把这件事情说成是自己的政绩。
[00:46:41] 像三星堆是更早的、比殷商都更早，战车技术产生以前的、早期苏美尔文明的后裔。可能是因为蜀人的资源比较丰富，而且照现在的考古记录，古代埃及就有一些丝绸很可能是蜀人卖给他们的；而蜀地本身青铜器还用过非洲来的铅矿，非洲来的铅矿肯定是埃及人卖到亚洲的。可能蜀人的国际贸易搞得比较好、钱比较多，而巴蜀本地的资源比起黄泛区的资源来讲又丰富得多，所以——百越也是这样，百越的政治组织尽管比较原始，但是本地的资源，到司马迁时代还说是，本地没有挨饿的人。就像是说索尔仁尼琴说，俄罗斯虽然专制，但俄国农奴从来不会挨饿，实际的日子比欧洲的下等阶级还要差不多的，因为它是人地关系比较缓和、人口比较少、资源比较丰富的原始丰饶地区。所以他们并不像是殷商那样，在资源比较匮乏的情况下，要维持原有高等级的生活方式就只有修改理论、把吃人合法化。
易经包括预言的功能，是祭司阶级的任务。祭司阶级跟早期知识分子基本上重合的，所以它里面应该确实包含了政治预言。易经像是到汉还是经文经学的重要内容。我们都知道三国时期蜀汉跟曹魏对立的时候，谯周（199-270）他们那些人都还在理直气壮地利用他们对易经的研究来搞政治宣传。政治宣传的内容是什么？司马懿12年以后就要死了，或者说，嗯，刘备建立的政权12年以后就要灭亡了（注：三国志·卷42）。这个预言意思是什么？就跟波斯那些祭司对阿拉伯人的预言一样，阿拉伯人有百年之运，百年以后还是我们波斯人当权。sb也能看懂这什么意思？就是阿拉伯的穆斯林帝国消灭了萨珊波斯（224-651）以后，本地精英阶级不服气，就造出这样的预言来说「胡虏无百年之运」。一百年以后蒙古人就要滚蛋了、一百年后阿拉伯人就要滚蛋了，所以我们可以积聚实力发动反阿拉伯人起义，或者是在政权内部用波斯人伊朗人来篡夺阿拉伯人的权力。
所以周文王时代的周国祭司大概也是这么干的，他们跟谯周他们一样。谯周他们那些巴蜀本地的豪门看刘备诸葛亮很不顺眼，为什么拿了我们这么多钱还搞通货膨胀？他们的办法是什么呢？根据易经，老子也是儒生，我根据易经推测，刘备再过十几年就死了，你们的政权会被消灭的。这就跟胡虏无百年之运、阿拉伯人一百年以后就会灭亡是一样的，别看你们现在闹得凶。对于巴蜀本地豪门来说，刘备诸葛亮的荆湘政权，那就像是蒋经国马英九的殖民政权一样，对本地的豪门士族是没有好处的。不过我们易经研究出结果来了，你们十几年以后就完了，OK？等十几年后你们完了之后，我们宁可跟司马家结盟，不让你们有复辟的机会。这个当然是政治宣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