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姨您好，我是Jimmy。这礼拜首先想谈一下伊朗的情况。伊朗的示威从9月16号开始爆发以来，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导火线是一名22岁的年轻女子阿米尼，她因为佩戴头巾的方式违反伊朗的装着规范被逮捕。有目击者声称他看到阿米尼被警方殴打，伊朗警方是予以否认。被逮捕后，阿米尼两天之后在医院死亡，之后伊朗的首都德黑兰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事件，到目前为止已经蔓延到伊朗的30个省份。伊朗政府的态度是强烈地镇压，并限制民众对网际网路（注：互联网，Internet）的存取。最近的一则新闻是说，有父母开车接孩子回家的时候路过示威活动的现场，那自然被警方开枪扫射，导致十岁的男童中弹身亡。当局对外宣称男童是因为恐攻而死亡，被男童的母亲控诉说是死于政府。这样的发展让我联想到台湾的228事件。这个事件一开始也是查缉私烟的一个小事情，但是后来因为大规模的抗议，然后警方也是开枪打死人之后就整个态势升级。伊朗在小布什（注：小布什，George W. Bush）时代被美国称为是三个邪恶轴心之一，另外两个是北韩和被灭亡的伊拉克海珊政权（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伊朗它也是中东很多恐怖组织的主要支持力量。伊朗在这次示威抗议之前也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示威事件，比较有名的是2009年的颜色革命，当时的伊朗政府也是有妥协。想请阿姨跟我们聊一下伊朗现在的情势，会不会因为这次示威抗议有什么样的变化，未来伊朗在中东的角色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刘仲敬：
我想是不会的。我们要撇开现象看实质，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的根本力量在哪里？伊朗本身就是一个帝国，这是它由过去国王政权继承下来的基本盘。建立近代伊朗的几个王朝都不是1930年代重新发明出来的真正伊朗。伊朗这个词是「雅利安」（Aryan）的意思，伊朗和暹罗（也就是现在的泰国）发明成现在这个样子，跟1930年的欧洲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是有一定联系的。在欧洲和西方，如果现在谁跟纳粹主义有一丁丁点点的联系，肯定是要洗得干干净净，绝对不能允许一点残余的。但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纳粹只不过是在欧洲曾经存在过的，是企图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利用的大国之一。纳粹的主要罪状就是，它一度几乎成功却终于失败了，所以它现在不能提了。但是大家普遍地并不，包括当权派建制派，普遍地并不把纳粹本身当做是格外邪恶的东西。像「雅利安主义」这样的词汇，如果是在德国提的话，那是绝对是犯忌的，根本就是一个刑事犯罪，但是在塔吉克和伊朗的话，却基本上是理所当然、大行其道的。
照30年代流行的伪科学，「雅利安」发源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欧亚大草原，最后进入欧洲、伊朗和印度的雅利安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民族，洗刷了以前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旧世界的腐败，建立了包括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在内的高级文明。然后从这个逻辑更进一步，就变成了民族发明家的逻辑，就是跟凯末尔的民族发明家一样。凯末尔的民族发明家是这样说的，就是古老的文明都是突厥人建立起来的，包括特洛伊战争当中的特洛伊人和希腊人，他们两方面都是突厥人。我们要注意按照这种定义的突厥人，它实际上跟另一种定义的伊朗人差不了多少，指的都是来自欧亚大草原的先民，这些先民最后进入了旧世界。所以通常在凯末尔式的发明当中，古希腊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荷马史诗的希腊人，被说成是突厥人的后裔，而在雅利安主义的发明当中，同样一批希腊人又被说成是伊朗人的后裔。总之，无论是古老的突厥人还是古老的伊朗人，他们都被说成是来自欧亚大草原产生的新兴文明，这个新兴文明是近代世界的祖先，因此是非常伟大而高贵的。突厥人可以忘记自己在近代世界内长期被欧洲人压在地上的屈辱，想起自己是最古老最先进的文明，包括欧洲文明来源于古希腊文明，都是古老突厥的分支；同样，雅利安主义的发明，你可以理所当然地说，欧洲人和印度人都是古老的雅利安人的后裔，所以欧洲的古老文明可以追溯到雅利安人。
好，这个民族发明学，我们要注意，它跟纳粹主义不是必然有联系，因为很多非纳粹主义的学者和稀里糊涂只是被大众流行媒体和通俗作品带走的民众，也多多少少赞成雅利安人啦、诺迪克人（注：Nordic）啊之类的学说。但是纳粹确实认为德国，包括其实长相一点都不雅利安、黑头发黑眼睛、根本不是金发碧眼的希特勒把自己说成是雅利安人，把比他自己更加金发碧眼的乌克兰人和土耳其人说成是低贱的斯拉夫人和东方人、突厥人。结果二战以后，欧洲人普遍地把任何有可能让人联系到种族主义的学说都看成是禁忌，但在欧洲以外，希特勒的倒台只不过是倒掉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而已，他们并不觉得同样的说辞是需要犯禁的。所以当30年代希特勒还非常受全世界的赞扬、被人认为可能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出路的时候，在西方世界以外模仿德国的人是很多的，包括蒋介石在内，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讲了。
在欧洲以外的如火如荼的民族发明学当中，有很多都是模仿德国的。例如暹罗（Siam）之所以改成泰国，就是因为当时的暹罗民族发明家提出，暹罗这个词没有民族和种族的含义，在民族主义流行、日益变成正统的国际社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暹罗王国是全世界泰语国家的代表和共主，泰语民族的分布远远超过小小的暹罗王国的版图。就像是19世纪的德国民族发明家讲文化民族主义所说的那样，哪里有人讲德语，哪里就是德国人的祖国（Ernst Moritz Arndtk, What is the fatherland of the Germans）。德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不像英国和法国那样有一个强国做自己民族的代表。德国是一系列小国，最强大的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都不愿意维护德意志民族的利益，他们把德意志民族主义看成跟法国革命一样离经叛道的革命思想，坚持他们封建主义的原则，拒绝支持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事业。像魏玛、黑森这些小邦就更不用说了。德意志民族的代表只能依靠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的标志不是政权而是语言。哪里有人讲德语，无论这些讲德语的人是在丹麦王国的统治之下，还是在匈牙利王国的统治之下，还是在法兰西共和国统治下的阿尔萨斯人，反正他们都是德国人。将来德国总有一天要统一，讲德语的人统一在一起以后就会比英国和法国更加强大和光荣。
当然这个学说就意味着，不同于英国和法国的民族主义，日耳曼泛文化民族主义是国际体系的敌人，包括是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帝国所支持的维也纳国际体系的敌人。他们的要求是撕毁国际体系，把法兰西的阿尔萨斯、丹麦的荷尔斯泰因统统并入德国；把东方跟斯拉夫人交错纵横的德语民族的领地统统并入德国。这意味着新兴的日耳曼国家将要同时变成强大的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敌人。在1848年以前，这种学说绝对是革命学说，跟法兰西共和国在欧洲普遍建立共和主义的学说一样革命，甚至更加革命，因为法兰西共和国还不像它那样强调要修改过去的边界。
结果俾斯麦通过他高妙的外交手段统一了德国、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以后，他尽管并不高兴德国民族主义者，但他释放了德国民族主义的力量，背叛了他的恩师格拉赫（Ernst Ludwig von Gerlach）和扶植他上台的普鲁士保守主义的势力，结果给第二帝国种下了致命伤，俾斯麦变成了普鲁士封建主义保守主义向日耳曼文化民族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
正如所有的普鲁士保守派，包括他本人，都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日耳曼文化民族主义是普鲁士封建王国的死敌。按照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观点，普鲁士必须为了阿尔萨斯跟法国作殊死战、为了东方的日耳曼人跟俄国作殊死战，跟世界列强结下不共戴天的深仇。这些冲突跟普鲁士王国自身的利益都是不相干的。同时根据同一个文化民族主义，波兰人、捷克人也可以要求普鲁士和奥地利的领土应该划归东方的斯拉夫人，结果普鲁士人将会受到实质性的损失，却要背上无谓的负担。但是他既然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变成了日耳曼文化民族主义的载体，他就没有办法阻止日耳曼民族主义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勃兴，包括里特尔的日耳曼民族党（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 Pan-German Party）在维也纳获得选举的胜利，跟哈布斯堡的帝国当局发生正面冲突，从而导致了包括年轻的希特勒在内的新一代人皈依日耳曼民族主义，而不再忠于哈布斯堡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事业。这也就预示着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帝国的灭亡，以及第三帝国的建立，以及德国和全欧洲陷入大战之中。
但是在1936年，希特勒看上去还不像是必然灭亡、日耳曼文化民族主义看上去还像是很有前途的时候，它的模仿者是很多的。像泰国这样模仿日耳曼民族主义的说辞说：「我们暹罗不仅代表暹罗封建王国的利益，而且还代表全体泰语国家的利益。」泰语各民族分布在从扬子江以南一直到东印度群岛的广大地区，像德语民族的分布远远超过小小的普鲁士王国的边界一样。广大的德语民族受到法国、俄国和全世界列强的压迫，只有普鲁士王国是德语民族的救星；而广大的泰语民族受到中国、马来亚和英国和法国的压迫，只有小小的暹罗王国才是泰语民族的救星。暹罗改为泰国，这意味着暹罗王国采取进攻性的外交策略，要求把法国和列强从暹罗割走的领土，那是小小的暹罗封建王国早已不承认是自己领土的领土，归还给新兴的泰国。
泰国的建国逻辑就是要求扬子江以南的土地，包括老挝、柬埔寨这样讲泰语的小国的土地都要归还未来的泰帝国。这个政策使得泰国首先就跟法属印度支那陷入严重的冲突当中，使得依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泰国新政府不得不跟日本结盟，结果在战争中站到了战败国一边，把自己吞下的土地又吐出去了。由于泰国的变法是不彻底的，而泰国的一部分亲王和亲英派势力在欧洲建立了自由泰运动（Free Thai Movement），在盟军的支持下回国推翻了亲日派政权，泰国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但是即使是1945年以后的泰国仍然不再改叫暹罗而是叫泰国，这就是民族主义进入远东给泰国留下的遗产。而泰国从暹罗改称泰国建国所依赖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以泛日耳曼文化民族主义为发源地、以希特勒德国为主要模仿国家的全球泛文化民族主义在泰国的体现。
同样，30年代的伊朗王国，也是根据同样的逻辑。在它看来，德国已经变成一个新兴的强国，德国专家正在为伊朗服务，比传统的英国人和俄国人更加靠谱，也不像英国人和俄国人那样可能分割伊朗的领土，伊朗帝国完全可以依附德国重新复兴。同时过去的波斯帝国像暹罗王国一样，也是一个封建国家，它没有近代民族主义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像同时期的凯末尔发明伟大的突厥人概念一样，发明一个伟大的雅利安人概念。雅利安人分布在全世界，但是最正宗的雅利安人就在我们伊朗，伊朗王国不再代表封建国家的利益，而是代表雅利安人的利益。这下面子就很大了，欧洲人都是我们的后生晚辈，英国人、德国人不过是雅利安人的分支，而且是雅利安人的旁支，雅利安人的正宗就在我们新兴的伊朗帝国，伊朗在近代历史上的屈辱就要结束了。就像是蒋介石和毛泽东所说「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伊朗民族从此站起来了。」新兴的中华民族洗刷了大清国的屈辱变成了世界列强、新兴的伊朗王国洗刷了过去波斯帝国的屈辱站起来了、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洗刷了过去奥斯曼帝国的屈辱站起来了。这一系列站起来了的逻辑把古老的波斯帝国变成了现在的伊朗王国。
霍梅尼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继承的班底就是这个伊朗帝国的班底，这个伊朗帝国的班底把封建国家变成了民族国家，注定了像俾斯麦所建立起第二帝国一样，注定了它是处理不好边界问题的。这意味着，普鲁士境内的波兰人不再属于普鲁士，而普鲁士以外的日耳曼人却应该属于大德意志；同样波斯帝国境内的阿拉伯人、俾路支人（Baloch）和阿塞拜疆人，按照最新的民族理论来讲的话，应该不属于伊朗，而伊朗境外的雅利安人（比如说塔吉克人）却应该属于伊朗。按照这种理论建立起来的新的伊朗国家，注定在它具有一定国家实力的时候卷入危险的国际纠纷、导致它的帝国边境瓦解的。这些都是民族发明家工作不慎重种下的后遗症。而如果伊朗国王还当政，伊朗是一个封建国家，也许它像泰国一样，跟法属印度支那爆发一场小战争也就混过关了。因为封建王室的存在使得民族发明是不彻底的，泰国永远拖着一个封建国家的尾巴和底子，使它不能够彻底地变成民族国家，因此它在因为民族主义的利益而陷入严峻的国际危机的时候，也可以依靠它的王室而轻松地混过关，像在二战和冷战时期那几次一样，国家实力受到的损失不是很大。
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既然推翻了王室，使得伊朗退出了国际体系，所以伊朗的帝国民族发明就不会像泰国那样能够轻松过关了。继承了伊朗版图的革命政权必须比封建帝国更加危险地继承过去的遗产，就像是习近平的中国为了蒋介石给他留下的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南海问题，必须付出比蒋介石更大的代价一样。尽管他们的民族发明是一样的，但是共产党政权是比国民党政权更加彻底的、更加反西方的政权，所以它制造的国际危机也要比蒋介石政权要大得多。同样的道理，尽管伊朗帝国的民族发明其实是巴列维国王父子，礼萨·巴列维国王（Mohammad Reza Pahlavi）和小巴列维国王制造出来的，而不是霍梅尼及其继承人制造出来的，但是两位国王跟西方的关系还勉强可以维持，而霍梅尼和革命政权跟西方的关系却是完全破裂的，所以他们留下的遗产落在霍梅尼政权手上，就像国民党留下的遗产要由习近平来承担一样。现在的伊朗政权就穿上这个危险的涅索斯衬衣（Shirt of Nessus），要为此在未来付出帝国解体的代价。
但是这不是说是它可以让普普通通的游行示威推翻。伊朗伊斯兰帝国的底子不是群众组织，而是，等于说吧，就是经济计划委员会、毛拉委员会（Guardian Council）和军工机构的三脚架。这个三脚架是在1979到1982年的革命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我们要注意，这个机构对于伊斯兰世界、对于伊朗帝国、对于什叶派本身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就像列宁主义的党对于大清帝国、对于孔子的儒家帝国、对于华语世界一样，在1920年代这是一个新事物，没有这样的新事物，共产党不可能打败其他的竞争对手、接管大清国留下的遗产、重新变相恢复大清国。霍梅尼的毛拉没有这一套机构的话，也是不可能打败旧的王国和其他竞争势力，包括资产阶级自由派势力和左派革命势力，继承旧的伊朗帝国的。这套机制直截了当地说——它就是列宁主义在伊朗帝国和伊斯兰世界的演化变形，它的胜利是包括美国人和苏联人在内的大多数政治分析家和观察家都预料不到的。苏联人没有预料到这一点是尤其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这一套的源泉就在苏联，而苏联人却低估了它，误解了自己的历史。
我们知道苏联在建立的过程中曾经爆发过布尔什维克势力和其他社会党人之间的激烈斗争，其他社会党人包括比较接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包括孟什维克、克伦斯基的工党、孟什维克在内的其他社会民主党和比较接近民粹主义者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社会革命党。在沙皇还在的时候，众望所归、最为暴力、最有可能发生暴力革命而且事实上也大规模从事恐怖袭击的政党不是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社会民主党，而是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特别喜欢使用刺杀和爆炸的手段，大批俄罗斯帝国的高级官员死于社会革命党的枪口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从沙皇帝国的角度来讲，社会革命党的暴力倾向比社会民主党要大，所以包括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都曾经提到过：在沙皇帝国判刑的革命党人当中，判刑最重的一直是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只是蜻蜓点水、判上三年五年，而且很容易逃跑，社会革命党才是真正的镇压对象。社会革命党也以为：喊打喊杀布尔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都是比不过我的，论革命的激进布尔什维克在我面前是右派。所以社会革命党首先分裂了。右派社会革命党跟立宪民主党结盟，左派社会革命党跟布尔什维克结盟。
1917年10月政变建立起来的政权被立宪议会和苏维埃代表拒绝，因为立宪议会和苏维埃代表都是自由派政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右派主导的议会；而社会革命党左派和布尔什维克联合建立起了1917年10月政变的政府。当时有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政府很可能是过渡政府，很可能会被更加激进的社会革命党推翻。社会革命党指责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结盟退出战争、拿着德国的五千万金马克建立它的新政权是背叛了革命，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也没有实行彻底的符合农民利益的革命方针，因此社会革命党准备在「布雷斯特条约」签订以后退出了布尔什维克政府。本来布雷斯特条约签订以前社会革命党左派和布尔什维克联合执政，有三分之一的政府职位，包括掌握武装力量的契卡都由独立的社会革命党左派支配。社会革命党左派是有自己的武装的，然后他们就把对付沙皇的手段用来对付列宁本人和布尔什维克，同时他们还刺杀了德国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大使，准备挑起布尔什维克政权和德国的战争。结果布尔什维克依靠两种力量使社会革命党非常意外，社会革命党以为我比你更能打，但是布尔什维克依靠两项武器打败了社会革命党。
第一是战时建立起来的动员机制和控制粮食、物资和武器弹药的经济计划委员会和军工生产机构，有了这两项法宝，第一.不属于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无论是白军的武装力量、志愿军还是社会革命党的地下恐怖活动，你能够拿到的高级军火都非常有限；第二.你拿不到配给卡，你手下的人只能通过黑市买东西，所以你的组织一定做不大，这是第一项法宝。第二项就是德国的支持，德国军事顾问的支持和德国经济专家的支持。而志愿军并不能拿到英法的支持，社会革命党更是孤军奋战。结果事实证明，拥有卢布的党比没有拥有卢布的党要强。国共两党在1919年看上去并不比青年党强得多，但是在1928年肯定就是比青年党强得多。青年党吃亏在什么地方？它没有卢布，没有海外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都是有卢布有军火的。布尔什维克是有德国支持，有德国的黄金和武器支持的；而俄罗斯土生土长的社会革命党和其他政党没有这样的支持。同时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军事动员和经济动员的利器，能够在经济上、物资供应上面把所有的反对派掐死。
这个机器不是马克思、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19世纪欧洲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特点，而是1914年战争动员的特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利器可以为社会主义者的服务时候，列宁天才地发现了这一点。20世纪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苏联体制的基础之上，苏联体制并不建立在巴黎公社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列宁自己发明的契卡和列宁从鲁登道夫和俄国战时体制——军事工业委员会建立起来的这条军工动员体系的基础上。只要这个体系不垮台，布尔什维克就能够动员俄国和它所有占领区的资源，从事包括跟美国对抗的军备竞赛，能够保证统治区域之内不能产生军事上足以战胜红军的力量，经济上任何反对派力量都不能像苏联共产党那样供养庞大的官僚体系，凭这两点它就可以当政几十年了。然后我们都知道，苏联开始输出革命，包括按照列宁的理论在第三世界输出那些——虽然本质上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但是因为反对帝国主义而可以支持的势力，包括萨达姆的伊斯兰阿拉伯复兴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按照苏联的理论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党，但是可以支持的。
在伊朗境内也有国共两党两种势力，包括：A，像中国共产党一样直接听命于莫斯科当局的伊朗人民党，它像朝鲜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直截了当的就是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势力；B，像国民党一样，自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党，但是愿意跟苏联和伊朗人民党结盟，反对伊朗国王的亲美政策，从事支持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恐怖主义活动的伊朗左派势力，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伊朗国民党，虽然它并不叫国民党，它叫人民革命中心和其它各种名字。这两个政治势力都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像伊拉克共产党和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党一样，是接受苏联援助的势力。复兴党和共产党是苏联的左右手，虽然共产党是苏联的嫡系，但是在国际形势对共产党更加不利、国内革命形势又不成熟的时候，苏联经常是支持国民党、阿拉伯复兴党和伊朗的人民革命势力，而较少支持伊朗人民党或共产党。
伊朗国王倒台是1979年以后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的产物，也是因为旧式的封建国家、伊朗国王所继承的封建国家不敢或不能强有力地运用军队来镇压反对派的结果。直到伊朗国王决定下台的时候，其实伊朗军队的力量仍然足以镇压包括霍梅尼和伊朗人民党在内的所有反对派势力。但是伊朗国王不敢或不能运用这个力量，他的美国盟友——卡特政府也不希望他实行严重违反美国价值观的镇压行动，就像美国不允许吴庭艳和穆巴拉克镇压他自己国内的反对派，听任亲美的穆巴拉克政府垮台一样，听任亲美的吴庭艳政府垮台一样，美国也听任亲美的伊朗国王政府垮台。结果政权落入一个像二月革命以后的联合委员会的手中，包括体制内自由派、体制外的自由民主派和资产阶级共和派中各种宗教势力。我们要注意，霍梅尼的势力只是众多什叶派长老当中的一个，在1979年看来，霍梅尼并不比其他的长老更出色，或者是更有获得政权的支持，以及美国人当时最担心的苏联人认为是必然要继承政权的伊朗人民党、伊朗人民革命势力。他们有武装。而且根据革命的经验，过渡时期的混乱以后只有有武装有组织的左派才能够接管政权。
美国人认为，相对于左翼势力、支持苏联和支持巴勒斯坦的左翼势力，资产阶级自由派和伊斯兰宗教势力都是值得扶持的。他们甚至认为，包括卡特政府驻伊朗大使都是甚至认为包括霍梅尼在内的伊斯兰教长老像甘地在印度一样，是一个比较和平的势力，可以支持他们，在国王已经不能维持以后，可以支持他们来抵抗苏联支持的左派势力。结果我们都知道后来发展是首先成立联合政府，联合政府的总统和总理都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人。表面上看，伊斯兰宗教势力和左派革命势力都只在占据次要位置，而且伊斯兰宗教势力大部分包括大多数长老在内，都主张伊斯兰教长老的职位是服务社会和监督政府，不应该自己出来主管政府，毛拉们和宗教人士自己组织政府是根本违反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什叶派教义的。有很多跟霍梅尼一样有威望的教会长老都引经据典的说「根据什叶派的教义，在十二伊玛目（十二伊玛目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主流派别十二伊玛目派尊奉的十二位伊玛目，十二伊玛目派认为他们是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穆圣）的精神和政治继承人。）退隐期间和十二伊玛目复出之前这段时间，教会的任务是避开直接参加政治。霍梅尼主张宗教长老直接参加政治的理论是严重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什叶派的传统，是离经叛道的异端。
如果只讲理论来讲的话，他们这种说法像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反对列宁的说法一样的有道理。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都认为列宁搞官僚国家，这是严重的违反马克思本人亲笔写下的著作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够违背马克思本人的教导呢？列宁搞一党制国家，这个跟第二国际的规矩和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也是相违背的。但是笔杆子的力量不能战胜枪杆子，列宁在笔杆子上面讲的全是歪理，但是他坚持说他列宁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继承人，谁反对他，他就让契卡（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杀掉谁。结果正统的社会民主党人被他杀的七七八八，铁的事实证明枪杆子的力量比笔杆子力量大。不仅俄国社会民主党被列宁杀光了，连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欧洲社会民主党因为不能发动革命获得政权；而违反第二国际规矩的一党制的苏联共产党却控制了政权，变成了一个强国。
在不了解欧洲政治传统的东方人看来和第三世界国家看来，苏联共产党比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成功。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才是第二国际的正统继承人，从理论上讲更接近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但是20世纪的政治上面，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上面，异端的列宁主义依靠枪杆子的力量，比起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强大。同样霍梅尼后来在1982年以后，因为掌握了枪杆子的力量，在国内把所有异己的势力都给镇压的七七八八。正统的源远流长有几百年历史，在1982年社会影响和选举当中，比霍梅尼势力要强大得多的什叶派其他长老的势力、不主张建立神权国家的什叶派长老的势力也像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样因为没有枪杆子，无论在理论上再怎么正确，还是被霍梅尼镇压得七七八八。你可以逃到巴黎去，像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逃到巴黎去或者逃到柏林去一样，拿出你的笔杆子在理论上证明霍梅尼政权是非法和错误的，但是并不能改变在伊朗国境内你被霍梅尼彻底镇压的事实。
但是如果你在1914年或者1916年到俄国去，你会认为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只是众多社会民主党当中的一个小派系，没有多少机会获得政权。按照影响力，显然他是竞争不过其他社会主义者的。1979年的霍梅尼也是这样，众多伊斯兰长老都厌恶巴列维国王政权，希望巴列维国王倒台。而且社会上普遍认为伊斯兰教长老更加亲民，跟那些被伊朗国王忽略和抛弃的伊朗人民关系更好，做了更多的社会福利事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更好。但是在这些伊斯兰教长老当中，霍梅尼并不出色，没有理由认为霍梅尼会比其他长老更加出色。霍梅尼更加出色的掌握政权，靠的是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同样的法宝。掌握你的配给卡和军工体系。这两者我们要注意，旧的军工体系、军事工业委员会是掌握在十月党人手里面，就是沙皇俄国的体制内自由派手里面，并不掌握在任何一派社会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手中。军队、中央军、朱可夫担任军官的中央军，更是俄罗斯帝国右派的大本营，他们跟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有阶级关系。但是列宁通过逆袭的手段、通过马基雅维利的手段，依靠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的统治，他在这里的干部尽管跟自由主义者和右派都没有联系，但是依靠德国马克的支持，暂时控制了两京的政权，控制你们的饭碗和升迁机会机构，把这两个重要机构抓到了手。最初他能够抓到这个手，不得不说就是出于列宁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远见。
他不像大多数外国观察家和俄罗斯本国的政治评论家,他知道什么是权力的实质，什么是权力的外表、泡沫，他放弃了权力的泡沫，只抓权力的实质。他知道他的党势单力孤，但是只要他抓住了军工生产和粮食配给两个法宝，那么其他在议会中和社会中影响更大、在人民当中影响更大、在外国观察家和列强眼中更有继承资格的政党，最终都会被他比下去。在1917年这个关键时刻，其实右派势力如果要抓军队，比布尔什维克机会更好；自由派势力如果要抓经济比布尔什维克机会更好。但是他们就是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没有列宁这样马基雅维利主义。在1938年，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党内，包括共产党党内占主流的亲苏派干部党都是坚决主张打日本的，因为斯大林是这么主张的。斯大林支持蒋介石就是因为蒋介石有兵，可以替他拖住日本，保卫苏联的东部边境。日本一旦深陷入中国的泥潭，对苏联就没有威胁了，要不然日本在满洲的军队跟苏联在蒙古的军队和远东军已经发生了几次冲突。如果苏联和日本在远东持续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苏联必须派大军来保卫远东，那么西部欧洲战线就要处在危险之中了。蒋介石的用处就是使得斯大林可以把远东军撤去保卫莫斯科，这就是他的用处。斯大林给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也是像西班牙共产党一样，拖住日本，跟蒋介石一起拖住日本。而毛泽东却马基雅维利主义主张，让蒋介石去抗战，我们保存实力以后再下山。这一点不仅不符合蒋介石的利益，也不符合斯大林的利益，也违反了当时的民意，包括当时共产党大多数干部的意见。当时共产党大多数干部，包括林彪在内，都是希望真打的，如果举行投票的话，毛泽东肯定是少数，但是毛泽东很有远见，他对斯大林阳奉阴违，如果他公开的对斯大林说：「亲爱的斯大林，你把你的武器弹药和卢布给我，但是我要用这些资源来扩张自己的实力，而不要去真正跟日本人打仗。」斯大林肯定会杀了他，蒋介石也肯定会杀了他。于是他用阳奉阴违的手段，一面从斯大林和蒋介石那里要钱，一面把他扩张出的实力上山，准备在1945年胜利以后下山打蒋介石，他料定到那时候斯大林最终还会含泪支持他，因为只要他控制了共产党，斯大林无论如何最终都会支持共产党的，结果毛泽东完全算准了。他当时如果根据共产党大多数人的意见——包括苏联嫡系王明、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去认真抗日、把自己的力量打光了将来就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因为他对斯大林阳奉阴违，所以他在1949年才能够为斯大林赢得胜利，才能够让斯大林说出“胜利者不受谴责”这句话。“胜利者不受谴责”的意思就是说斯大林要放弃王明、高岗和所有的嫡系部队，因为这些嫡系部队不能为中国共产党赢得胜利，而毛泽东这样的非嫡系部队，虽然一度违反了斯大林的意志但是最终为斯大林赢得了胜利。既然你赢得了胜利你立了功，过去你阳奉阴违的事情都可以既往不咎，这就是斯大林说出那句话的意义。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谴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毛泽东，我过去骂过你，你不是我嫡系部队，我过去还威胁过你，但是鉴于你能够为我赢得胜利，过去的事情我们都一风吹了，我们向前看，未来你还是我的好朋友，就是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毛泽东当时如果没有这样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没有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样列宁在当时不仅在社会民主党势力当中、在俄罗斯国内舆论当中一度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都处于少数，但是他天才地抓住权力的实质，当时如果大家听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话，或者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听了加米涅夫（Kamenev）和布哈林（Bukharin）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换句话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坚持原则的话，布尔什维克政权是一定会垮台的，十月政变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只有列宁和托洛茨基（Trotskyism）支持，季诺维也夫（Grigori Zinovyev）和加米涅夫都不积极，斯大林根本不支持，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是坚决反对的。后来布尔什维克执政以后，把俄罗斯帝国的右派的中央军拿来为自己服务，依靠政委监军又是只有列宁和托洛茨基才支持，斯大林也是反对的哟。托洛茨基后来拼命骂斯大林但是没有用，政权已经掌握在斯大林的手里面，斯大林面不改色地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叛徒，其实托洛茨基的说法是比较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托洛茨基是列宁唯一的忠实战友，如果当时听了斯大林的话——斯大林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一样，认为沙皇留下的中央军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绝对不能要，我们要用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列宁给他派去的沙俄的旧军官，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都不肯用。列宁一天到晚骂他们不知趣，没有经验丰富、能打仗的沙皇军官布尔什维克不可能打赢内战；如果打不赢内战、政权失去的话，无产阶级的一切事业都要付诸东流了，所以我们必须用沙皇的旧军官，必须用旧的资产阶级来主持经济，必须用旧的军官来主持军队。这些在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看来都是离经叛道，是布尔什维克政权向旧制度屈服的证据。
但是事实证明，列宁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是正确的，胜利者拥有一切，失败了以后你无论理论上怎么正确你都是失败，而且胜利者完全可以运用宣传机器扭曲历史，把完全虚构的历史送到千千万万儿童和学者的脑子里面。托洛茨基再怎么说，当时只有我支持列宁，斯大林第一反对十月革命、第二反对运用沙皇军队，如果让斯大林当权的话，十月革命会失败的，苏维埃政权也会失败的。他说的很对，但斯大林就是明目张胆地修改教科书说——当年斯大林才是列宁的忠实战友，托洛茨基自古以来就是叛徒。你丫怎么样？你在墨西哥是斗嘴也斗不过斯大林，你只有几个人，斯大林手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宣传员、中学教师和知识分子替他宣传。有了政权养一批知识分子做宣传、养一批文宣人员、养一批中小学教师是多么容易。你社会民主党人在巴黎和柏林才几个人，几百个人哼哼唧唧；托洛茨基在墨西哥才多少人，几千个人哼哼唧唧；我苏联可以让几万人几十万人出来跟着斯大林的节奏喊话，你的声音很快会被我们淹没的。
霍梅尼在1979年也是这样，大多数伊斯兰教长老坚决反对的措施——认为是违反伊斯兰教教义的措施同时按照政治传统来讲，军队跟霍梅尼没有渊源，就像是1917年的俄罗斯军队跟列宁没有渊源。面包跟霍梅尼来说有一点点关系，但是面包是谁提供的？伊朗国王之所以倒台是因为他在经济危机、通货膨胀情况之下，穷人在挨饿的情况下，他没有能力为穷人提供面包，跟阿拉伯之春的时候穆巴拉克政权倒台的原因一样。那么这时候谁来为穷人提供面包？我们知道欧洲的救济事业主要是由基督教会主办的。穷人的大救星是教会，穷人没有饭吃、圣诞节没有木材的时候，他们去找谁呢？找牧师。如果官办的教会、国教会不替他们出力，那么就会有民间的野教会出来，民间的自发教会出来替穷人办事。在伊朗那就是伊斯兰教的长老了，伊斯兰教的长老跟人民关系密切，人民挨饿受冻的时候，人民在大城市打官司打不赢的时候，都是找长老的。塔利班为什么在阿富汗能够兴起？因为它得到了一部分伊斯兰教基层长老的支持。如果你从阿富汗穷人的角度来讲，谁是他的朋友？那么不是喀布尔的国王或者是亲美政府而是伊斯兰教长老。比如说有一个军阀来征税，你交不起税你很穷，或者是闹了饥荒你没有钱，你到喀布尔去打官司是不可能的。首先你的孩子根本上不起喀布尔的新式学校，那个学校很贵的，你要么是根本没有上学，要么上学的话，谁的学校是你上得起的？是毛拉办的私塾。我们知道在蒋介石时代也是这个样子，新式学校是很贵的；北洋时代也是这个样子，对于农村孩子来讲的话，你到私塾去，私塾先生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做声光电化，当然也不懂得跟声光电化一起灌输的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但是他读过几本古书，可以对着《论语》或者是《水浒传》，教孩子识几个字。农村的男孩子能够识几百个字就能不受欺负、能会四则运算到城里面的商店你就不会上当受骗，对于农村的穷人这就足够了。上新式学校、让他去学微积分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根本上不起。同样阿富汗山里面的穷孩子只能上毛拉的经文学校，上了经文学校，他可以识几百个字，可以懂点四则运算，这在乡下已经很不错了，到新式学院去受更好的教育，根本没有这个钱。
同样你要到城里面去打官司，说是军阀抢了我们的牛羊、抢了我们的钱、征了我们的兵这是违反法律的。你怎么打？你懂法律吗？亲美政权、阿富汗国王政权制定的世俗化新法律怎么打？你要请律师，你丫请得起律师吗？你根本请不起律师。请不起律师就打不赢官司，军阀欺负你、豪强欺负你、你完全没有办法。谁能为你出头呢？就像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说的那样，旺代叛乱（Guerre de Vendée）是什么原因？因为安茹（Anjou）的穷人农民、天主教农民当中唯一的绅士，唯一能够在上等人面前替他们的申诉的是谁呢？就是天主教的神父。所以天主教的神父可以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发动叛乱，因为穷人会跟着他们走。同样，穷人为什么会跟着毛拉走？因为穷人挨饿的时候，毛拉会给他们送来柴火和粮食，会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救济你；而喀布尔和德黑兰的政府是由欧美留学会的经济专家主持的，眼睛比天花板还要高，穷人根本跟他们说不上话。穷人受了欺负要打官司，谁替他们打官司？德黑兰和喀布尔的律师吗？律师住着洋房、开着汽车，收费比天还要贵，农村的穷人根本请不起律师。请不起律师只有唉声叹气地受人欺负，这时谁能为他做主——毛拉为他们做主。毛拉虽然不懂现在的法律，他们不懂伊朗王国和阿富汗王国的法律，不懂阿富汗共和国的法律，但是他懂一些些古兰经，他拿着古兰经冲到法院去说：「法院，你们讲的法律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法律，是撒旦的法律，它们都是异教徒的法律，你们讲异教徒的法律迫害穆斯林，我卷起袖子跟你拼命！」他们能够为穷人做主，所以穷人跟着毛拉走。
当然塔利班始终不能建立统一政府，因为阿富汗的毛拉是各派各系的不是全都向着塔利班的，反对塔利班的毛拉照样有，像拉巴尼（Rabbani）的伊斯兰协进会支持马苏德（Massoud）而不支持塔利班，塔利班也没有什么办法。同样，旧伊朗王国和1979年的伊朗毛拉势力也是四分五裂的，他们虽然多多少少都能救济一些穷人，能够动员一部分穷人，但是大多数毛拉的势力并不是霍梅尼的势力。就像1917年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一样，大多数工会并不支持列宁，列宁要抓住经济和军事上的力量其实不如旧的右派，右派最容易抓军队，自由派最容易抓经济计划机构，左派和教会最容易抓民间救济机构。苏联人和美国人都认为霍梅尼的派系手中并没有多少硬实力，在舆论上也没有垄断全局，可能只是过眼云烟，资产阶级政权同样是脆弱的，将来的政权很可能落到左派的手面。左派有严密的组织、有苏联支持的军火和资金、他们是联合政府的参与者，但是将来势力壮大以后，很可能会推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总统，镇压四分五裂、群龙无首的伊斯兰教长老，把伊朗变成一个红色的政权，然后在中东推行支持巴勒斯坦革命的势力，苏联的如意算盘就是支持他们。
美国人也认为，在伊朗国王垮台、资产阶级自由派过于软弱的情况之下，只有支持伊斯兰教会的势力才能够挡住左派夺权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霍梅尼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霍梅尼依靠什么法宝掌握了伊朗？这跟列宁的马基雅维利是一样的。霍梅尼跟军队没有关系，对于救济人民的伊斯兰慈善组织，他也只有一小部分话语权，但是他提出建立伊斯兰共和党。最初伊斯兰共和党并不是由他一家主办的，他要求更好的、更有效率地为穷人提供食品，把本来是分散在民间的、为穷人提供食物的伊斯兰救济机构联合起来，让各派毛拉就像在抗战时期各党派摒弃分歧一致抗战一样，撇开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旧分歧，在救济穷人这方面，把有限的资源联合起来，建立慈善救济总会。这个做法听起来十分的人道，但是这也意味着，过去穷人没有饭吃，我可以去找马苏德和拉巴尼，也可以找塔利班，但是今后我就只能找伊斯兰共和党了。其他各教派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也不把救济穷人的权力统一起来，把这个权力交给了霍梅尼的徒子徒孙。最初的伊斯兰共和党也像是最初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还是个联合政府，但是其他各派比较不像霍梅尼这样有眼光，他们像1917年的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一样，重视政治的泡沫，而不重视政治实质；而霍梅尼去派他自己手下人去把给穷人供应面包的权力抓到自己手里面。在1982年以前，这个职务看上去是苦差事，没有钱，你给穷人提供面包，自己是拿不到什么好工资的，又累又没有前途，所以霍梅尼就占着这个差事，大家其他的伊斯兰教派和其他政治势力并没有跟他争，这是他们犯下的第一个重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