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本周有两个问题想跟您请教，就是关于贵匪这个强力部门的一些最新的状况。您老人家钦点的这个河南省第一大慈善机构，同时也是匪区的最大出口企业郑州富士康，从上周起开始爆发了工人大逃亡，据称是因为疫情期间这个隔离管理不当，导致了那个传染扩散，同时，现在又因为苹果手机正在赶货而不敢停工，最后大批工人自行脱离厂区，以步行的方式回乡，造成了仿佛1942年这个大饥荒逃难的这种现象。这显然是给清零大帝习近平他的防疫成绩大大地抹黑。郑州富士康这个20万人的工厂，创造了河南省大部分的出口，可以想见这个企业跟地方政府对于疫情的这个合谋瞒报，以避免停产而造成那个出口收入的减少。但是您在推文中也指出，想靠压住消息来蒙混过关，如果是以前改革开放干部还当权的时候，为了那个经济建设或者GDP政绩，公检法配合一下还可以大事化小。那现在因为公安都已经改为垂直管理了，GDP利益集团就像1947年的解放区开明绅士一样毫无自卫能力，那如果还按老皇历来玩游戏就非常危险。可是富士康对于匪区整个出口的影响非常大，根据这个匪区海关的统计，匪区的这个前十大出口企业里面就有三家是富士康集团的旗下，分别是郑州、成都跟深圳富士康。所以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看到匪区的官媒或者是类似胡锡进之类的大V出来发话，那您觉得后续，那个习维尼他已经全面掌控了公检法，还有那个宣传部门，会如何定调此事，以及处理富士康呢？
刘仲敬：

宣传部门没有得到什么指示，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办。像富士康的党委书记出来扮演公知这件事情，本来是极其可笑的事情，但是居然也会被人通过，好像大家不知道他们原来是怎么干事的。像富士康那种地方，它自己的派出所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机构应该都是自己办理的，但是由于沦陷区的优势——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之一就是在于他是缺乏武装的，例如像是老挝、柬埔寨那些黑工厂，一般来说看守人员其实也就只有一些棍棒而已。如果看守成本太高了，治安成本太高了，那么劳动力成本自然就上去了。其实劳动力成本的高低跟使用武力的能力的高低是非常直接相关的。

今天的公知喜欢把美国描写成为和谐社会，其实美国工人的权利跟武斗的能力是有极大的关系的。比如说大概在19世纪末期，所谓的美国工人运动，其实就是移民，往往是东欧或者是南欧不大会讲英语的移民，在美国跟本土的农场主组成的民兵之间发生冲突。农场主子弟组成的民兵就是当地的统治阶级，在他们看来，那些不大会讲英语又缺乏美国人认为的良好风俗习惯的外来移民是同化不彻底的群体，而后者闹事很有可能是受到国际颠覆势力的指使，照19世纪的想法是无政府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的话，那就是共产国际了，诸如此类的。总之当时所谓的工人运动往往就是外籍劳工暴动、占领矿山甚至放火之类的，然后本地乡下孩子、乡下农民组成的民兵跑去平乱，双方都有武器，在美国取得武器本来就是极其容易的，再加上西部开发的时候炸药、修路那些东西又是非常之多，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劳工运动是比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容忍的文革大武斗规模大得多的武斗。如果放在欧亚大陆的话，那就等于是一场小战争。联邦政府在这方面什么也管不了，联邦政府一般来说，本州的军队在最好的情况下往往也只是一个军校或者是一个军事训练基地而已，根本不具备什么战斗力。本州的州兵，也就是国民自卫军，跟民兵的组成是基本相同的，他们会自己平定乱事。这样的武斗是发生过N多次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命价是用这种方式提升出来的。

最后美国工人阶级，我们要注意这样的工会组织差不多跟今天费拉右派痛心疾首的德国或者是欧洲穆斯林移民劳工是差不多的，他们在当时的美国被认为是一个不知道能不能融入，有点像是两战之间的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法国、今天的穆斯林在欧洲那样，被认为是一个很可疑、很不容易融入美国的群体。但现在大家都已经忘记了，因为知识分子的记忆力是很短暂的。3K党最初的迫害目的对象并不是有色人种，而是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当时的种族主义理论是认为美国人是能够同化英语国家和北欧新教国家的移民的，但是南欧和东欧天主教国家的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恐怕是无法同化的，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出事的总是他们，这种论调的意义跟现在的说是“欧洲人团结没有问题，但是穆斯林似乎是无法同化的”。这时候他们也忘记了，同样一个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青年人口损耗严重以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严重依靠东欧劳工，当时的逻辑就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恐怕是无法同化的。但是现在萨科齐都已经当过总统了，好像波兰人现在变成欧洲基督教社会的栋梁了，大家又忘记了这件事情，又开始说：“是不是穆斯林移民无法同化，法兰西价值观最终会毁在穆斯林移民的手里面。” 其实在1920年的时候，这话是用在波兰人头上的，但是现在法国的右翼知识分子和媒体作家也已经把这事给忘掉了。事情都是这样一波一波地展开的，看上去非常有理的、高大上的理论，背后起作用的都是这些东西。

美国工会，最有战斗性的工会跟这些移民劳工从事的新兴产业，什么叫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就是旧的封建体制没有的产业，比如说医师和律师，他们的工会结构、行会结构是非常严密的，他们的历史比起民族国家要早得多，所以他们的权利是不可动摇的。但是新兴产业的工人往往是没有组织或由外来移民劳工组成的，所以近代工会运动往往是产生在东欧和南欧的非美性质极其强烈的外来移民当中。这些工会组织，比如像是芝加哥那些大型的工会组织，像《码头风云》那些电影描绘的那样，跟黑帮组织差别不大，说他是工会也行，说他是黑帮也行。

那么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叶就有的美国旧工业，像新英格兰那些最初的纺织工业，他们基本上资本家和工人都是老派的清教徒，跟他们并不是同一个系统，也很少能够相互合作。老派的新教徒办的，最初新教徒办的一些纺织企业，他们招工就像是教会招人一样，是有严格的品德要求的，必须是同样属于，即使不是属于同一个教会，至少也是同样属于新教徒，新教徒之间还算是彼此之间能容忍，是天主教徒就不行了，品德良好的良家女子。到工厂以后，工厂在工厂的宿舍内部，或者说他们的管理制度，其实也是由教会负责的，而老板和工人经常是属于同一个教会，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他们组成的工会或者是合作组织，从19世纪晚期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是文明和行为良好的，就是不会发生武斗或者是冲突。

讲英语的主流社会普遍认为是东欧人和南欧人自己的性格或者国民性有问题、文化有问题，照现在的话是文化有问题之类的。最后，这批人，在工会运动中斗争的很激烈的新移民劳工最终整合入美国社会，主要还是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了广泛的官民一致，政府、社会和工会合作，共同搞战时生产，同时所有族裔的青年壮丁都参加了军队。像《阿丹诺之钟》那部小说和电影描绘的就是意大利裔的美国纽约人在美军当了军官，打回到意大利，在意大利南部除暴安良，消除法西斯主义余孽，在当地输出民主，为当地人民服务的故事。其实这也可以说是当时美国的主旋律，比较烂熟的主旋律，美国人那种天真的输出民主的观念。这时倒退50年，他们的祖父辈还不会讲英语，被讲英语的美国人看成是危险的暴乱分子和黑社会分子的意大利人，现在回到欧洲，仗着美国的国势，在自己的意大利乡亲面前装逼，以美国人和民主输出者的身份装逼。然后他们的退伍军人回到美国以后，在50年代通过退伍军人法案上了大学，享有嬰兒潮一代的工会保障、社会福利保障，变成了中产阶级坚实的基础以后，美国主流媒体和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忘记了过去的历史。在五、六十年代以后，可以说东欧人和南欧人、南欧东欧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跟美国英语和德国和北欧新教移民形成的主流社会大体上是融合的。以后所谓的种族问题，现在所谓的墨西哥人问题之類的问题又是后来更新更新移民，其实他们原来面对所谓的原住民，其实也是只不过是比他们早一步的移民而已，当初也是有过这场的。

而美国人较高的工资水平和工人较好的福利待遇，跟早期工人和移民团体的战斗性有极大的关系。一个随时可以摸出枪来开枪射击和修筑工事炸药，在工厂里修筑街垒、把工厂变成战场的工人这些团体，他的待遇是压不下去的。反过来，中国给世界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就是变相恢复了奴隶劳动。奴隶和自由民主要区别是什么？自希腊罗马以来，自封建社会以来，奴隶和自由民的核心区别就是有没有武器、能不能打、会不会流血牺牲，其他都是次要的。同样一个工匠，在巴黎他是行会的成员、是巴黎市议会的选举团成员，经常能够使法兰西国王和勃艮第公爵感到恐惧；但是同样的职业，在东方国家往往是由奴隶工匠担任的。奴隶工匠在他的王公贵族、王公贵人的宠爱之下，往往钱比巴黎的工匠或者是德国的工匠要挣得多得多，比欧洲的小贵族要富裕得多，但他们的身份来说，其实只是王家的奴隶，跟宦官和宫女是一个身份。同样的职业，同样的技术，他们的政治身份是不一样的。所以东方国家同样的工匠，就是少数被达官贵人赡养的富比王侯的特权工匠和普通的为升斗小民服务走街竄戶的极其卑贱、也没有动力改善技术、技术创新也得不到保护的极其低贱的匠人。

那同样的区别也产生于现代世界的工人阶级。西方世界的劳工阶级团体，他们的高昂的劳动费用，跟他们过去的暴力活动和黑社会活动是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的，等于现在的工人权力和相应的习惯法，都是那些暴力活动留下的遗产，尽管他们现在已经融合于主流社会了。那90年代以后的产业外迁，特别是到中国产业外迁和中国廉價劳动优势，主要就是在于中国劳动力是受中国公安和黑道严密监护的无产阶级，他们自身被彻底解除武装以后──解除武裝分几个阶段的，土改是第一阶段，当时的術語叫做槍换肩。就是把有势力的地主豪绅主持的民团，陈炯明时代、张作霖时代留下民團解除武装，把他们头顶如果是有钱地主的话打成黑五类，把他们打倒、消灭他们的威风；或者如果是没有钱的，只是急功好利的，在少数民区往往是酋长，在那非少数民族地区，那就是武师之類的人、武术家之類的人，打成恶霸。总之有武力的人全部消灭，把殘餘的貧下中农手里面还掌握的一点武力，编入共产党严密管制的民兵当中，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邓小平结束文革以后，以拨乱反正、消灭文革暴力为借口，全民禁枪，把文革时期在毛泽东时代贫下中农民兵手里面还能够有的一点点土造武器全部没收。80年代以后的中国完全进入了全民没有武力的状态，也就是说80年代中国进入一个大部分劳动人口用棍棒就可以打服的局面，这个局面是90年代以后全球化奴隶劳动力的基本基础。

用棍棒就可以打服，就像现在老挝、柬埔寨那些黑监狱一样，用棍棒就可以打服的貧下中農劳动力必然是極其低賤、极其好管理的。所以前富士康不斷发生跳楼自杀的案件都能压下来，那些跳楼自杀案件如果不是内部的管理体系极度黑暗压抑，是不可能发生的。放在任何其他地方，比如说放在缅甸或者是用在维吾尔劳工身上，就会引起械斗。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就是由维吾尔劳工的械斗引起的，可以看出维吾尔劳工的馴服程度不如贫下中农劳工，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疆要建集中营的缘故，他们还不符合奴隶劳动力的标准，需要进一步训练。对于他们来说，故事才刚刚进入到土改结束那个阶段，还没有进入到邓小平时代全部解除武装那個阶段。而河南的富士康劳工，那就已经是进入彻底解除武装，跟衡水中学中学生一样，他们没有任何出路，就是只要跟他们实行严格管理的话，就是有任何问题，他们顶多是跳楼自杀，而跳楼自杀在公安和媒体的联合管制之下，是不会引起任何事端的。那么连跳楼自杀都可以管得住，他们大规模的逃离宿舍、公开逃回家这种事情能够发生，显然没有管理当局自身的管理松懈，或者是一定程度上的合作是不可能发生的。他们的默契，整个社会，包括国际主义资本家、追求GDP的中国地方当局和貧下中农社会三方面的合謀，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产品冲抵了全球化时代制造全球经济增长的格林斯潘美元繁荣，以廉价商品输出通货紧缩的方式维持了美国的低廉物价。他们对全球化的意义，就像是1860年美国南方黑奴劳动力对全球棉花市场的维持一样，在黑奴劳动力消失以后，棉花生产分散到埃及、印度、俄罗斯和各地的地主和小農手里面以后，这样的状况就不復存在了。

从貧下中農的角度来讲，他们之所以能够管理得这么严格，关键在于他们是不能团结的。比如说如果河南人有維吾爾人同样的团结能力，那么富士康这样的管理模式早已經造成械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被划分为一个少数民族，一个难以管制的少数民族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经过共产党几十年的训练，他们是习惯于相互猜疑和礙害的。谁也不信任谁，谁家都曾经打过别人的小报告或者是黑过别人，说某某人他们家是不是曾经发表过亲近蒋介石的言论、是不是适合划为地主；或者发表过亲近刘少奇的言论，适合打成走資派；或者发表过亲近四人帮的言论，适合打成三种人。諸如此類的鸡毛蒜皮的仇恨，在外人看纯属鸡毛蒜皮，但是在他们自身地社会当中，那个重要性就像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爭克里米亚那么重要。对于极其贫穷的人来说，一点点利益就可以引起很大的纠纷了，他们早已经不再有教会啦、宗族啦，或者任何组织力量能讓他们团结起来，因此他们彼此之间的仇恨是超过对管制当局大人物的仇恨的。正是在这种相互挑拨、相互仇恨状态之下，他们才会好管。好管的原因是什么？大家都看得出，如果我起来反抗上级，我的左邻右舍和我同寝室的室友会利用上级来打击我，而不是会跟我团结在一起，那么我为了对付这一点，也要先向上级举报他、坑害他，上级在我们相互坑害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囚徒悖論下的最大利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涉及传染病这个问题情况下会怎样呢？传染病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考验群体德行的关键。比如说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著名的学者，中世纪著名的学者曾经说过，沙利亚法否认传染，但是根据我的科学研究的话，疥疮确实是一种可以传染的疾病，所以因为我也是一个教法学家──伊斯兰世界的主要知识分子都是教法学家──所以我要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科学研究的结论并不违反教法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他写了以下省略5万字的长篇论文。当然又有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来抨击他，说是为了科学的缘故而牺牲宗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你太壞了、太壞了。然后他支持者又来说，其实不是、不是諸如此类的。这里面观念就是什么？沙利亚法是要维持穆斯林之间的兄弟友爱的。如果你说一个穆斯林兄弟生了病，其他穆斯林兄弟都应该把他关起来、抛弃他让他饿死，如果自己好就好了，如果自己不好就让他饿死、渴死，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绝对跟穆斯林的善功善行是绝对不能相容的。但是教法又不能说疾病是可以传染的，你应该去照料你生病的兄弟，然后你自己跟他一起死，这也是违反教義的。所以有些教法就干脆说：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疾病传染这种事情，我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每一个穆斯林的生命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亡，都掌握在全能的真主手里面，真主让你什么时候死，你就会什么时候死。如果真主决定你的任务没有完成之前没有死的话，那你放心，疾病是不能杀死你的，所以你生了病，你的兄弟应该来照顾你，你也应该去照顾你生病的兄弟，这才是一個好穆斯林的做法。你不应该为了怕死、怕传染就不去照顾别人，你放心好了，你如果你死了，那不是因为疾病厉害，而是上帝认为你应该死了，上帝的巨大安排是你不能理解的。反过来，如果上帝决定你现在還不到死的时候，你上战场也不会死，这传染病也不能杀死你，所以你们放心的去行善，不要有心理负担。

反过来，如果是某一个科学家站出来说是：其实教法学家说的话是错误的，照我研究的结果，疾病是可以传染的。那么对于那些道德比较一般、品行比较一般、资源也比较一般的穆斯林来说，就会心里动摇起来了「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万一科学家说的是对的，我不去照顾病人，我本来不会死，我去照顾病人，我本来就死了，死后真主会怎样奖励我不知道，但是我的老婆孩子要因为我死而吃亏，我是不是自私一下就不要去照顾了？」对于道德比较薄弱的下层群众来说的话，学到了科学家的这个结论，那就会像是19世纪末欧洲的下层群众学到了达尔文的科学一样：啊哈，原来牧师教给我们的话是假的呀，不是吧，人类不是说是上帝教导我们如何如何，而是人类是猴子变来的，我们都是生存竞争的产物。那么，好吧，我眼睛向上一看，贵族和资本家是我竞争不过的，看来我是弱者和劣者，但是那些东方人、亚洲人、墨西哥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很明显比我穷，也比我低贱嘛，他们还来抢我的饭碗，是可忍孰不可忍。按照科学，显然我们白种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最高贵的，而且我既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说我是条顿人，我是诺迪克人，我作为白人，我跟贵族和资本家，跟军人和有钱人一样，都是属于白人，而那些跟我竞争的意大利工人和波兰工人，更不要说是亚洲、非洲有色人种，他们不属于我们高贵的人种，我至少可以把他们压下去。根据基督教的教义，他们只要信了跟我一样的宗教，就是我的兄弟。这让我十分不爽。但是按照种族主义的科学，你看我虽然穷，但是我跟资本家一样是白人，我虽然弱，但是我跟贵族一样也是白人，他们呢？他们再优秀也是黑人、黄人、有色人种、天主教徒、肮脏的犹太人之类的。于是种族主义思想就哗的一下流行起来了，以科学的名义。

达尔文当时曾经说过一句自嘲的话，他说有人写信给我说：「感谢我对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因为我已经证明强权就是公理，所以骗子是公理，拿破仑也是公理。」这就是科学和宗教的斗争在下层民众中产生的结果。这个产生的结果当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希特勒。社会上的失败者很容易依靠这种理论去否认基督教相互友爱的伦理、动摇社会的根基的。所以中世纪的穆斯林教法学家不高兴同样是教法学家出身的科学家研究传染病的原理，这个道理跟19世纪的牧师不愿意让达尔文和科学家去研究物种演化的规律是一个样子。他们觉得这样的科学结论如果传播到理解能力比较薄弱的下层群众手里面，是会动摇社会基础的。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已经高度散沙化、达尔文化的社会就没有这样的斗争，所有人都是事先都已经坚定不移地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弱者应该去死。如果有人患了传染病，我们应该比官方更积极的。我跟我的室友本来就是敌人，我们相互之间已经打了无数次小报告了，但是我知道无法整倒他，因为他对领导还有利用价值，他也知道他不能整倒我，我们双方对领导都有利用价值。同时，他对我的威胁也只是间接的，就是打报告，领导多半不会听他打小报告，同时给我搞一些小动作，比如说在我的茶杯里撒尿之类的事情，伤害也不大。但是万一他有了传染病，第一他的传染病可以害死我，如果立刻隔离了他，我就可以不死，第二，领导正在消灭传染病，我可以利用领导消灭传染病去把他隔离起来，那样的话我还犹豫什么，我们一定是相互揭发，争取把对方隔离起来。同时我也要害怕领导为了赚钱的方式，明明有病，他不肯给隔离。比如说这在招兵的时候就经常出现，招兵的时候不是有体检标准吗,人民解放军招兵的时候有体检标准，但是这个体检标准经常是形同虚设的，就是说你只要有钱，花几万块钱去走门路，什么病人（包括爱滋病人）也可以塞进去的，没有关系。人民解放军很长时间内都是准备经济建设，不准备打仗的。当几年兵，得到一个就业资格，大家都满意了就可以走人，并不是真的要去打仗的，你在军队内部也不用学什么军事技术的。这样的事情不是很多吗？我很怀疑领导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所以我首先是指望领导严格执行，像中央希望一样严格执行防疫规定，把我所有的稍微有点嫌疑的人统统隔离起来。注意把他们隔离起来的逻辑和我主张把所有维吾尔人都关起来的逻辑是一样的，跟北京、上海、广州的中产阶级主张把所有低端人口统统扫荡出去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实中产阶级也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在这方面的逻辑都是完全一致的，只要不是我本人的话，我坚决主张“把低端人口清理出去，把少数民族关进集中营，把病人统统隔离起来, 至于隔离了以后该怎么治疗、要不要让他自生自灭这些问题，那是国家负责，干我屁事。国家管理一切，国家无所不能。但是万恶的领导为了赚钱不肯严格执行，这样我很可能吃饭的时候就被病人传染上了，那我岂不是吃亏了？你给我的钱只能买我的劳动力，不能买我的生病呀？不能买我的医药费呀？那样的话，我是不是要考虑我先逃了再说呢？”

大家都想先逃，同时基层管理人员也想着先逃，所以在基层管理人员，这种事情我们都知道军队溃败，比如说1917年10月政变以前俄罗斯军队的瓦解基本上是基层军官军心动摇的结果，1940年法国军队的瓦解也是这样。基层军官没有动摇，士兵是不会动摇的。所以就是在基层管理人员、小干部觉得国家给我发的工资、老板给我发的工资不够补偿我冒传染病的危险的情况之下，他们动摇了，工人才动摇了。于是负责监督工人劳动的工头，照美国黑奴种植园的说法就是工头，工头和奴隶一起逃跑的情况之下，整个管理体系瓦解了。同时本来准备压一下，比如说我这里出了几百个无症状感染者，这样报上去面子上不好看，1960年的时候，别人报亩产5万斤，我如果说亩产4万斤，我们的政绩就差了，所以我要报亩产8万斤。同样在清零时代，别人报我们省只有18个感染者，我如果报出48个或者480个感染者，中央肯定认为我工作不力，不，我要报告说我们只有8个感染者。另外400个感染者怎么办？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办黑监狱，可以搞小金库，我们为什么不能办一个黑隔离所呢？我们自己悄悄地把事情压下去，过上两个星期，他自己转阴了，就像没事一样，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继续赚钱，所以我们就这么办了。

但是没想到没有管住，过上两个月400个感染者变成4万个感染者，有些基层管理干部也已经病倒了。不得了了，这下基层管理干部不再相信领导的智慧，而且觉得领导发了财，我们牺牲不值得。基层管理人员和奴隶劳工一起逃亡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形势压不住了，在中央面前变得很没面子。这时候我们趁着中央政策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办法，其实我们已经失败了，我就表演一下，就像是赵紫阳、胡耀邦突然变成了民主斗士，戈尔巴乔夫也基本上被西方舆论重新发明成为民主人士，为什么？因为他们失败了，他们在掌权的时候并不是民主人士。现在我富士康的党委书记已经失败了，钱也赚不成，在中央面前也没有面子，但是这时候我可以像我们敬爱的温家宝同志一样，仰望星空，做出一副很有情怀的样子：「我们富士康是很黑暗，但是社会也很黑暗呀，我们并不比社会更加黑暗。你想我们管理20多万人，这个管理容易吗？我们之所以默许他们逃亡，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了，也不是因为我们想欺骗中央，而是因为我们有人道主义的情怀。」

OK，我们在实利这方面已经吃了亏，那么在舆论方面占一点便宜回来，稍微补偿一下我们的损失，不也是很好？中央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还没有得出结论以前，像胡锡进这样的舆论引导者是不敢说话的，说话说错了以后岂不是很糟糕？现在该往哪一个方面引导，他们自己还心里没数，要等工作组出来说话。工作组可以说保生产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若干责任人我处理一下，重新整顿一下，尽可能恢复生产；或者说，妈的，我想整你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哈哈哈哈哈哈，罪状落到我手里面，我们党组织和无产阶级是一条心，把你们这些罪人全部打倒，你们的工厂厂房我们用工作组来管理，我们国家入股1%，但是可以派一个党委钦差大臣出去全过程参加你们的管理，否决你们的一切经营，同时你们也要拿出钱来，负责给我们的大食堂和供销社拿出钱来，不能够把自己的钱私自汇到国外去或者诸如此类的方式，来配合我们的劳动军，配合我们大食堂，配合我们的供销社。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比如富士康那种做法、鸿茅那种做法基本上都是诸侯。鸿茅那个可以到外省去，派警察到外省抓医生，因为他们是本地红色权办的企业。富士康肯定也有当地的背景，而马斯克在上海开企业，跟上海本地的领导和中央领导本身，包括习近平自己的几个家属都有非常密切关系，他们自己都具有一定的权贵色彩，所以往往在自身管理之上有小金库的一套东西。而习近平我将无我一下，正好把所有东西——我不一定要肉体消灭你们，或者说要把你们全部打倒，但是借这个机会把你们的小金库统统交集出来，让国家统一编制统一管理，纳入我们的供销社社体系，应该是顺理成章。我本来就打算这么干，现在证明没有我不行，对不对？你们这些腐败干部、改革开放干部、红色权贵干部、红二代之类的东西搞得山头太多了，我顾念你们的功劳，不管你们怎么样，但是你们的山头要把你们的资源交出来。我派出我的工作组，我是小组长，我是总小组长，我下面涉及N多小组长，小组长派出我信任的干部出来，全部整顿，整顿以后资源重新整合，这样过去领导江泽民、胡锦涛办不成的事情，我都可以办到了，下一步应该是这样的。

而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外资是一个样板，但是按说的话，因为中国的产业、改革开放产业，主要是代工产业，外资都起了核心作用的。把外资管起来，把过去为了吸引你们的资源、吸引你们的技术而执行的优惠政策重新解释，派工作组去监督你们，把你们的资源和技术拿过来，把你们的财富、资源、技术和劳动力重新整合起来，为伟大事业服务，这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我不会一下子取消你自治权，你多少还是要比编户齐民要强一些。但是你过去享有的那些好日子，像一个土皇帝一样，只要为我们增加GDP，你在你自己的工业园区，你作威作福、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不管你，那种好日子是以后就要结束了。这件事情可以作为一个契机，但是没有这件事情这个契机的话，今后的基本趋势也就是这个样子，不是非需要你这个契机不可。

你如果想要反抗，那你要考虑清楚，你有多大的资本，你手下的基层干部和无产阶级群众跟你都不是一条心。能够反抗的人。比如说像托克维尔所说的旺代贵族，就是在法兰西国王强大时能够给法兰西国王作对的贵族，才能在法兰西国王落难的时候，能够保卫法兰西国王。旺代的贵族和教士能够得到本地人民的效忠，因为他平时能够保护本地人民。而你们只顾发财，你们费拉右派和无产阶级资本家只顾发财，你们不并不保护你们的无产阶级群众，你们利用无产阶级群众的互害来压榨无产阶级群众，你们跟无产阶级群众是互不信任的，不像是封建领主可以带领他自己的农民出来为他做战。所以你们发财发的比封建民主多。但是等到有人要整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无产阶级群众一样没有抵抗能力。

是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接受了党的条件，党的条件没有以前好了，但是你比较一下啊，你到非洲去开厂，那些当地部落酋长会让你好好挣钱吗？到拉丁美洲去开厂，当地的工会领袖会让你好好挣钱吗？共产党是让你挣的钱变少了，管得更严格了，但是你比较一下，是不是还是比到拉丁美洲、东南亚和非洲去开厂要好？这就是考验你原则性的时候了，如果你只顾实利的话，你还得承认，即使是在习近平政策之下，你压榨中国无产阶级还是比对付非洲部落民或者拉丁美洲的工会会员要好对付得多。但是你如果在乎抽象的原则，或者在乎信用，你会说：「共产党在江泽民时代让我找带着技术来的时候答应我的条件不是这样的，你他妈的背信弃义，我宁可赔钱也不跟背信弃义的人打交道」；或者说我是基督徒、或者说我是自由民主的信徒，我的价值观不能容许你这么做，老子就是不赚钱，像当时曼彻斯特的1860年、1865年曼彻斯特工厂主一样，老子宁可不发财也不肯买奴隶的棉花，坚决支持英国政府制裁美国南方，不要让英国政府为了国家利益支持美国分裂，那样的话你就会撤资。

所以说这就是个考验，不同的考验在不同的选择关头，就决定了子孙后代不同命运。那些跟政府合作、跟习近平政府合作，觉得无论如何，就算是条件比以前恶劣了，但是还是比他地方好的人，那他们会变成怎么样呢？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变成就是明朝初年那些番将和土司头领，他们在元朝的时候享受到极其宽松的政策，等明朝来以后就要强迫他们：第一.你们全都改成汉姓，像土木堡之变(发生于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9月1日第四次明英宗北伐时,明朝在土木堡败于瓦刺的事变)北京战役的那个将领孙唐，其实他是蒙古人或者瓦剌人，但他已经姓孙了对不对;李贤这些将领其实也都是蒙古人;像南域这些人是东南亚酋长，但他们都改了汉姓汉名。为什么？（因为）朱元璋规定在蒙古帝国时期，你想要叫什么「尤达斯」之类的名字都可以随你随你随你，但是现在朱元璋上台了，你们哪怕是维吾尔人也要改名叫号申马，你以后世世代代都姓号了，变成我们中国士大夫一员了。但是在这样条件之下，你们做中国士大夫，日子还是很好过的，你们要不要选择一下，跟蒙古皇帝一起追到草原上去。到草原上去，第一你要过穷日子，没有这么多钱了；第二你手下的武士可是不听话的，你老人家做惯了士大夫，已经变得文弱了，你不一定能架得住他，你已经适应了，对不对？你在中国发了财以后，你要到东南亚去跟当地军阀打交道，你觉得好头疼呀，你会怀念改革开放干部对你是多么的好，咔嚓一下，零成本给你批到工业园区，马斯克就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到别的地方哪有像上海这么好的干部，当地军阀不敲诈你、部落酋长不敲诈你才怪呢；你到拉丁美洲去，本地的工人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动不动就进军首都，把这总统都赶得屁滚尿流，他把你全厂都封闭起来，让你三个月生产不出来，让你乖乖的出钱。

经过这一切以后，你顿时怀念「还是上海干部好，还是共产党好，可惜呀可惜呀，只是中国人口快要灭绝了，中国下一代人口只有上一代人口的40%，这样下去怎么好怎么办呢，这么好劳动力我到哪里去找？」如果你抱有这种想法，在朱元璋上台以后，你会觉得在朱元璋的朝廷当官，第一是钱比流亡到漠北的蒙古朝廷要多得多，第二是你手下的人民要驯服得多。而你已经当惯了官以后，回到蒙古草原上去以后，你很可能镇压不了那些武士，反而被那些武士杀掉都有可能。所以其实明太祖和明成祖的主要军队，是由内亚人内亚酋长、东南亚酋长组成的，还加上一些残余的过去明教系统的群众，但是这些人是正在处在被整肃状态，正在越来越少。但是这些人都改了汉姓，最后就变成明朝士大夫了，过了几年几代人以后，他们自己就丧失了战斗力，最后也就变成张献忠牺牲品了。最后他们在跟安达可汗或者是满洲努阿哈赤他们作战的时候，跟其他的汉官一样，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最后他们的子孙后代就变成冒辟疆、李元章这样的人。大家说冒辟疆的诗写的真好呀，而且还是一很有气节的士大夫；李元章的画画的太好了，真不愧是个优秀的知识分子。你要说他是蒙古人或者波斯人就像说高尔察克、邓丽金都不是俄国人一样荒谬，中国人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啊。

在习近平时代仍然认为中国钱再怎么说都比其他地方钱好赚的西方资本家，他们选择留在中国以后，他们将来子孙就会变成冒辟疆和李元章。而然后呢，新的朝廷觉得你们已经没有用了只会作诗作画，需要引进技术、需要能打仗的，那我们再到海外去引进一些日本顾问、俄国顾问，让鲍罗廷同志来吧。鲍罗廷同志姓鲍，自古以来就山东鲍叔牙之后，是北伐军的最高统帅。OK，故事又重新开始了。这个现在鸿海集团在河南面临的故事，就是朱元璋上台以后，徐州三卫、朵岩三卫大元朝留下的各卫所即将面临的选择。在这个时候转型时期，你是有机会回到漠北去，永远的离开中国，失去你的赚钱机会的。但是很可能你去了以后在当地混不下来，你已经武力值技术值都已经衰退，竞争不过本地人，很可能连领主酋长都当不成，很可能在下一次械斗中就被杀掉了。你也可以留下来为朱元璋，为明太祖、明成祖父子服务，当上好几代人的官，甚至直到明朝灭亡的时侯你还是士大夫阶级。但是在下一次改革开放的时候，你会跟其他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只能任人宰割。肯定会有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来，留下来以后你的地位仍然比本土资本家要好，同时赚钱仍然比投资到拉美或者非洲的同行要好，但你的下场毕竟是这样的，这就是猪笼草一代又一代的命运，比较坚持原则，或者说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原则，就是觉得这样不对的那些撤资走人的人，那就是当时跟着蒙古可汗一起逃到漠北去，撤退到漠北去的那些移民。那些移民当中其实不仅有内亚的军官，而且还包括很多南宋士大夫，他们经过了南宋和蒙元的统治之后，觉得蒙元更宽一些，而且绝对不能忍受朱元璋残酷的统治，所以他们宁可——甚至被朱元璋俘虏当了命官以后，还在朱元璋的朝廷里面放声痛哭，朱元璋问他哭什么，他说我想念蒙古皇帝，朱元璋没有办法，对这样的人杀也杀不动，只有放他一马，让他自己出长城去投奔蒙古人，然后他的子孙后代必然也会变成蒙古人。

选择分化就是这样造成的，近代所谓民族分化，自古以来的阶级分化和文明的不同分支，都是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选择造成的。现在我们看的是一个时代要结束了，宋朝要取代唐朝，明朝要取代元朝，过去抱怨了几十年的那些不正之风，要在新领导人的统治之下进行严格整顿，你愿不愿意适应新环境，还是愿意卷铺盖走人的问题。相对于这个整体上的大分流和大选择，具体的事件是以什么借口展开的，那其实都不重要，即使没有这样的借口也会有其它的借口，只不过用现在顺便用一下这样借口比较简单。

我估计富士康的很多人员，大部分人员是宁愿选择留下来的，从他们说出的台词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台词是温家宝的台词。温家宝的台词说明的是什么？我是赵紫阳的人，我想两边都占，我既想要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的官，同时享受改革开放官商合一的腐败收益，同时又想在舆论面前充当民主人士和开明人士，我想两面都占。两面都占的结果，最后必定是管理下半身的那一半占上风。你看开20大的时候温家宝有没有出来？温家宝乖得像露出屁股的猴子一样向习近平宣誓效忠对不对？想要仰望星空表演情怀的人，十之八九是舍不得埃及的肉锅的，他们会留下来。他们留下来，就会把很多的设备技术和资金也留下来，证明改革开放的策略是很英明的。资本家光着屁股逃走了、帝国主义光着屁股逃走了，资源全都落到我们革命人民的手里面，党和无产阶级是一条心，党是英明的，又一次算计了资产阶级，赢得了最后胜利。
主持人：

好，谢谢阿姨这一番精辟的分析。确实我看到在这次富士康逃疫的工人里面，确实非常明显地感觉是没有任何的组织性。不管在其他世界各地，如果发现过同样的事件，正如您你所说应该都会有一些凝结核式的人物出来，然后能组织这种械斗的、组织一些能够形成规模的、能够聚集在一起的逃亡行动。但是显然在富士康的这些工人身上已经是看不到，已经是算是属于那种完全的费拉散沙死人。那如果这时候要是有像张献忠这样的人物出现的话，很显然这些人都是标准的两脚羊。那么在做这种选择中，显然我也看到里面内部的人，因为我也认识一些内部人，那里面的阶级斗争非常明显。现在我看到的很显然，这些想逃回乡里的人，乡里的这些干部也不会对他们采取任何像是同乡的这种互相的爱护之情，而是在以各种方法把他们身上还能够榨出钱的地方尽量榨出钱。我想他们最后还是会觉得，可能在整个河南都是这么黑的地方，搞不好富士康在这个时候还是一个最大的慈善机构，还是赶紧回去算了。

那好，接下来今天第二个问题，还是关于贵匪强力机构最近在全世界已经引起关注的一些现象。想请教阿姨的是，一个总部在西班牙但是关注亚洲人权的NGO，叫做「保护卫士」的机构今年指出，光中国已经在全球有设立54处的「海外警务中心」了，其中两个在荷兰，那么在加拿大跟英国也发现各设立有3处这类机构。那么根据这个NGO的说法，中国的公安在利用这些海外警察局在外国的执行警务的行动，经常骚扰中国的侨民、并且施压异议人士返国。那么中国外交部则一如既往地表示，这些都是属于服务站，是用来协助海外的公民办理更新护照还有驾照这些事情的。那么荷兰政府现在已经命令中国，要立即关闭这些在荷兰私设的警察站，那么可以想见的贵匪必定不会照办，可能还会用一些更加隐蔽的方式在执行这些见不得光的任务。令我们好奇的是，今天所谓的这些中国海外异议人士，他们真的能够对贵匪在匪区的统治会构成任何威胁吗？这种针对海外华人私设的警察局真的有会起到什么作用呢？可不可以请对于匪区这种警务间谍还有强力系统比较了解的阿姨帮我们说明一下？还有台湾有没有这种类似机构的入侵呢？应该如何防范？
刘仲敬：

我认为这样的机构实际上是在海外华人的要求下才展开的，因为它的来源是公安系统，而不是专业的间谍机构。专业的间谍机构，比如说确实有可能有长期发展几十年，不露声色的那些间谍，但是公安部门管的不是这些，它就管的是一般的案件。我认为实际情况应该是，在新中国的移民不多的情况之下，这种服务是不必要的，公安部门也没有想着搞这种服务；后来新中国移民到了海外人数多了，足以形成社会了，那么张献忠社会的特征就显示出来了。他们在国内是有人管着的，他们也一天到晚抱怨说是领导压迫我们、共产党压迫我们，出去以后就没人管了。

不要说是高度自治的英美系统，就是欧洲大陆或者是穆斯林国家，按照英美看法就是够专制，其实自由的空间也是很大的，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你们社区内部的一般小事的话，官方是指望你们能够自行维持秩序的。中国的费拉右派之所以这么看穆斯林不顺眼，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用沙利亚法管理一些日常的事务，而这个能力是中国人没有的。中国人就觉得领导不应该容许他们有这么大的自由，应该好好管一管他们，因为反正我们都没有这么的大自由，我们拿了这么的大自由也使用不了，唯一能够使用这些自由的人都是些地痞流氓一些坏人，让我们这些安善良民反而受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