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好的，阿姨，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了。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那本周又轮到我来向您提问。那今天国际上的主要大事就是，那个匪共的二十大将在16日，也就是今天开幕，二十大的新闻发言人在预备会结束之后举行了首场记者会，宣布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将在一中全会之后跟中外记者见面，并且表示二十大将按照惯例跟新形势修改党章，那么由习近平担任二十大报告的起草组组长，那这样就等于提前对外宣布了「习近平已经确定再度连任」。其实这个习近平再度连任的事情并不让我们意外，但是，我一直有点好奇，为什么每次贵匪换届的时候都要修改一次党章？理论上，党章就类似于党的宪法一样，而他们的这个惯例好像党章是为了每一届的那个领导人量身定制一样。二十大的党章据说会更进一步地扩展「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以及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也就是所谓的「两个确立」，甚至有可能恢复党主席制。那以您对贵匪的了解，您觉得贵匪二十大之后的习近平，在美国加速科技脱钩以及俄罗斯战事不利、越发孤立的情况下，他会在国际上做什么来展示自己接下来的那个宏伟大业跟执政合法性呢？那海外华人跟白区党又将面临什么的下场？
刘仲敬：

我觉得党章是不是每一届修改是成问题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关心过党章上写的是什么，但我的印象就是党章好像是越写越复杂了，就是像是胡锦涛时代的什么什么基本价值观那样，内容越来越长，因为它就像是血管壁上的沉淀物或者脂肪越来越多一样，随着时间的增加以及历史上各种统战留下来的积累，共产党的组织成分变得越来越复杂，结果词义越来越模糊，指代范围越来越广，甚至是跟原来相互矛盾的内容是很多的。增加了的内容很难把它取消掉，更容易被放到比较不显眼的位置上，就像是古代皇帝的庙一样，朝代维持的时间越长，需要祭祀的皇帝的庙就越多，后来的皇帝就想要把一些不重要的皇帝的庙从必须祭祀的基本名单上划掉，但是一般都是不太成功的，结果只能内容是变得越来越多。凭党章来看政策也不是一个很靠谱的做法，就是权力一般是来自于人事的，党章或者其它所谓意识形态上的东西都是表面上的东西，只是像是举行婚礼时，或者是举行葬礼时，主持人做的那些装饰或者是相应的辞令一样，只是用来对付外行人的，真正情况紧急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可以不遵守的。

严格来说，现在大家关心这些事情，恐怕是因为侥幸心理太多，就是被各种各样的谣言所误导的结果。认真看的话就是，按说的话，当然这些所谓的误导实际上是自身弱点所造成的，自身苟且所造成的。认真的话，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初应该早就预见到了。干部政策是长期性的，像习近平他们这一代红二代出来接改革开放干部的班，就是在邓小平和陈云时代就已经定下的干部政策。就是说改革开放本来就只是一个新经济政策，用完了以后，把相应的资源弄到手以后，把相应的困难解决以后，一切都会回到正轨。所谓正轨就是把改革开放时期或者新经济政策时期造成的社会不正常现象收拾一下。而且新经济政策时期放开得最大的时候，也不能动摇党的基本统治，在党的内部的干部政策方面是不会让我们自己人吃亏的，我们事先就已经布好了暗线。所以江胡时代的技术官僚本身只是一个代理人、管家的角色，最后除非发生改朝换代，李鸿章永远没有办法夺皇族内阁的权，改革开放干部也是永远也夺不了红二代的权。这些基本部署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是搞得很完善了。

改革开放干部只要自己捞了一些短期好处就满意，并没有对自己在党内的前途认真考虑，而且他们也是极其松散的，反映出他们自己出身所来自的那个极其流沙一样的社会，因此也不能形成像袁世凯时代的军阀那样比较紧密的社会集团。把他们的力量估计得太高，一部分是像是大清国末年的时候，西方人会把李鸿章的权力估计得太大，其实只是因为李鸿章是一个主要的交涉人，李鸿章自己在朝廷内部从来没有达到像首相那样一言九鼎的地步。但是西方人甚至日本人经常把李鸿章当做俾斯麦那样的人物，但俾斯麦是能够负责任的全权宰相。李鸿章呢，在日子最好过的时候，他只是大学士当中的一员，大学士当中跟他对立的左宗棠和其他人始终是存在的，而且在他们之上，主持内阁、主持军机处的恭亲王、醇亲王和其他皇族始终是凌驾于他们这些党派之上的，他的位置跟俾斯麦或者伊藤博文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另一方面就是自我安抚的催眠，就是说我们对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加和平演变，我们要假定这种做法是合理的，是最终是能够胜利的。因此有意无意的夸张了改革开放干部的实力，把所有的改革开放措施都看成是不可逆的，即使是进三步退两步，最终会通向我们所指望的目的。但是这一点，其实我们要注意，共产党自邓小平以来从来没有承诺过这一点，所以相反，他像是希特勒的反犹政策一样，在上台以前就公开宣誓过，在执政以后又反反复复地在党内和党外多次宣誓过，但是很多人（包括外国人和德国犹太人本身）都是死到临头都不相信，他们始终认为这只是希特勒拿来宣传一下的，不是认真的。执政的纳粹党就不会是真正的纳粹党，改革的共产党就不会是真正的共产党，因为有利益关系在这里，所以他们一定会软化的。要保持一点文宣上的姿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暂时的，我们不必认真对待。最后等到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时候，其实又为了证明他们自己过去并不是傻瓜，又制造出一个传说来，说是现在事情都是习近平改变邓小平路线，或者是改变江泽民、胡锦涛路线的结果，然后元老们如何如何要反对习近平，党内要发生分裂，反党集团要怎么样收拾习近平之类的，当然这就是纯粹的谣言了。这些谣言只是对自己无知、软弱和失败的一些借口。

实际上习近平跟薄熙来不一样，习近平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他是基本上是忠实地执行党内高层几十年前就定下的这个基本规划的。他执行的就是「改革开放三步走」战略的下一步骤。本来邓小平当初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就是首先要解决经济问题，实现小康社会；实现小康社会以后，下一步韬光养晦就结束了，就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了。习近平执行的就是这个下一阶段，他只是把邓小平当时还是远景的计划加以具体化而已。在具体化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背叛党和国家（按照川普这种说法：深层国家）对党和国家的基本规划，而是因为执行的过程中表现的相当谨慎和忠诚，比薄熙来和温家宝都要可靠得多，而赢得了比他们更大的支持。

从党的角度来讲，因为他是一个守成之主，接班人路线最重要的是忠诚可靠，而不是有才能，所以外界传说中的他的各种无能或者是荒谬的举动相比之下只是小节。他不是打天下的开国皇帝，而是守天下的皇帝，守天下的皇帝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把江山落在外姓人的手里面，执行先辈的遗嘱的时候要谨慎、小心、忠实，所以这样几位先皇才会对你放心。习近平正因为没有能力、显得比较老实，所以在这方面比其他所有的候选人都要好。因此，传说中的所谓江泽民或者其他什么老领导会反对他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恰好相反，他的上台是几代老领导和各派系相互妥协，达成了一个最不坏的结果。能够找到比他更好的、更忠实的执行者，对于所有派系和所有元老来说，都是不可能的，而且换上任何人都保不定会使江山在动荡当中从红色统治集团的手中脱离出去。对于改革开放干部来讲，像习近平这样忠厚的、能力不强的、自身又缺乏班底的人，不容易像薄熙来那样大开杀戒、按照开国时期的做法搞党内清洗，而比较容易给他们提供较好的出路。而他们对于最高权力始终是没有把握的能力和操作的能力的，多多少少只是像李鸿章在对外打交道的时候，或者是对社会上各种势力进行文宣的时候，假装自己拥有比自己实际上更大的权力而已。只要自己在党内的退路能够安排好的话，他们也没有非反对习近平不可的理由。最后，习近平修改一下党章应该说只是一个文宣意义上的总结，跟他执政这么多年来反复强调的习近平思想和各种文宣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也跟胡锦涛时代搞的那些八荣八耻、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如果，比如说即使是薄熙来当权,党章也同样的可以修改的，不会有什么不同，意义也不大。党章是可以随便解释的、文字上的东西都是可以随便解释的、意识形态上的东西都是可以随便解释的，重要的是人事，人事上的现实就是：由共产党的黄俄集团、开国功臣集团和改革开放集团，在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问题上是有一个基本共识的。这个基本共识就是「维持体制的稳定性，内部的斗争不能导致共产党体制的瓦解」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一系列细节的微调。这几个集团选择没有根基、自身班底不足的习近平来执行他们的共同遗嘱。所以他们愿意让习近平在他那些笔杆子和浙江、福建的同乡干部、同事干部的支持之下组成的松散联盟，不断地扩大势力掌握班底。

他有自己任人为私的或者是伤害其它派系利益的地方，比如说在香港问题上其实就是这样，但是他还能站得住脚，因为他能够证明，如果不像他这么搞，共产党通过香港这个破口，自身的统治就会面临着危机。所以他现在召开代表大会强调的三个问题，第一是抗疫动员问题、第二是香港问题、第三是台湾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很明显，这就是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从来就没有忘记过，经济上的改革骨子里面是资本主义的局部复辟，随时都有可能带来党的统治的颠覆。能够防止党的统治颠覆始终是第一项大功，包括在邓小平时代，邓小平时代最后把关，搞掉赵紫阳也就是为了这个。这个最后把关的意思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也是从未松懈过。最后习近平自己出来重新整合社会，就是说，我们共产党已经实现了我们让人民富裕起来的承诺，现在要执行下一步承诺，让中国强大起来的承诺，共产党人说话是算话的，已经切实证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护中国和统治中国，所以人民和改革开放干部都提不出不让习近平执政或者反对习近平基本政策的意见。

就像是在王朝时代，皇亲国戚、士大夫阶级和人民对于王朝的延续都是有共识的，人民害怕改朝换代的混乱，这会使人民的死伤达到最大化、士大夫阶级害怕他们在王朝和平时期积累下来的财富和资本在新朝会归零重启、皇亲国戚会害怕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间，自己会变成反派人物而失去一切。所以他们的政策分歧是很小的，只能说是反对腐败，整顿官场，只能在维护王朝延续这个基本前提下进行小修小补。但是问题已经大到只能够取消王朝，重启才能解决的地步，他们是谁也不敢走出这一步的。同样，共产党内的各派系，改革开放干部、社会上的重新富裕起来的温和派中国人、编户齐民和无产阶级，谁都不敢承担共产党体制本身动荡所能造成的重大危机。习近平的私心可以用它维护中国稳定性和政治延续性的重大成绩来为之辩护。其他人只能够容忍他这些小地方的出入，就像是为了抗战，必须容忍蒋介石。即使西安事变抓住了蒋介石，刘湘和白崇禧都不敢杀他，因为杀了他，国民党的统治就会整个垮台。

根据同样的理由，习近平自己如果真的遇上统治危机，他可以用只有强化习近平的统治、强化独裁君主的统治，才能维护党的领导、才能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这一条，来把所有人嘴和手，所有人的嘴都堵住，所有人的手都捆住。由于其他人全都不敢承认，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都不存在以外还有其它的出路，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一条路能够不在习近平领导下进行。所以习近平修改一下党章，只是一个符号性的象征，跟他做的那些报告一样，跟谁当小组长之类的这些报告一样，只是再三的去通过文宣重申党的路线是基本一贯的，并不存在你们臆想出来的那种政策上的突然变化。中国共产党由富民走向强国，是符合中国帝国历史的基本逻辑，也是符合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期对全国、全社会和全世界所做出的公开承诺的。

习近平在这次报告中所说的三个阶段，不是他的提法，是邓小平的提法，学过哪怕是仅仅上过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学生都知道，因为这是中学生思想政治课的必考题。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实现小康社会；第二阶段，实现国家富强；第三阶段，在21世纪中叶实现高度富强、文明、民主各方面哇啦哇啦之类的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做这方面的重申，就是说他忠实的完成了邓小平时代的承诺，他改变过去的政策，只是因为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更上一层楼的新阶段，小康社会已经实现了，积累下来的资源必须有个正当的用途。正当的用途是什么呢？当然不是把政权交给中产阶级，让中产阶级实现民主，而是把资源分给人民，使人民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同时通过削弱改革开放干部的权力和资源，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双赢。资源向上集中到国家，把人畜无害、闷声发大财的中国变成追求强权，实现大国崛起的中国，同时把资源向下分给人民，也就是分给无产阶级。感恩戴德的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地位的上升而对皇权、对独裁君主更加忠诚，对中产阶级和改革开放干部更加不信任，有效的配合皇权来监督他们。

同时在党内，用习近平这样一个中国化的共产党人来化解黄俄失势以后共产党的中国化问题，同时又用他的红二代出身来保证黄俄开国集团的安全；同时又使跟黄俄集团不和，但是跟黄俄集团一样在改革开放时期部分地接受了赎买，同时因为没有用武之地，而失去了很多权利的开国功臣集团和改革开放干部的新士大夫阶级之间的和平过渡问题。这三个集团，黄俄集团—真正的干部党集团，毛泽东制造起来的开国功臣—类似军阀的集团和改革开放时期这个类似士大夫阶级的集团，这三个集团在新的历史时期都不得不丧失部分权利。黄俄集团是因为中国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而是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的中国共产党。开国功臣集团是因为开国时期的军阀势力和武力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军事改革要把权力转移到习近平自己亲手提拔的、出身贫贱的、跟过去体制没有明显关系，凭工作能力上位的新式军官手里面。改革开放干部集团，是因为富民的任务已经完成，财富又要重新分配，你们资本家、寡头和改革开放干部手里面握有巨大财富，要向上交给国家，符合国家强军强国的目的；向下分给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恢复对党的信心，因此你们要靠边站。

三个集团同时靠边站，但是同时都对其他集团怀有猜忌，而且也同时都对中国共产党可能在转型时期失去权力抱有极大的恐惧。因此都愿意接受跟三个集团都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不会完全不顾他们的利益，但是同时自身班底不足，也不能对任何一个集团痛下杀手的习近平上台，所以他是一个守成之主。他能够杯酒释兵权，让上述三个集团全部自愿地放下自己的武器和资源，换取习近平在新时代对他们的安全保障。从长期历史角度来讲，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完成，中国共产党将要变成一个正统朝代，平稳进入王朝中期，通过对外的武功和对内的稳定，实现王朝的平稳化。把共产党由一个很有可能变成的短命王朝，五代十国那样的短命王朝，变成像汉唐宋明清那样的长命王朝。这个使命才是习近平真正的使命，修改下党章之类的，党章肯定是越改越长了，又加上了一些第180次确认习近平个人地位的东西，但是确认个人地位并不代表习近平强，而是代表党内各派系看出了习近平的弱、安全可靠，愿意通过加强习近平的独裁权力，来防止其他派系上台对自己进行迫害，也防止习近平因为中央权力不足，资源不足，无法完成转型期内的任务，导致体制本身的动摇。

因此在这个历史时期就像是大明朝到了宣德、洪熙以后，编户齐民、士大夫阶级和功臣集团全都愿意推戴「仁君」，所谓「仁君」就是跟洪武、永乐那样残暴强大的皇帝不同的软弱的、平庸的、能够保证所有集团安全的守成之主。所有集团都希望习近平能够变成大共朝的弘治皇帝，是一个毫无才能、能够让所有派系稳定、能够使王朝缓慢衰落，但是在衰落的过程当中所有集团都能够平稳过渡、享受太平生活的君主。但是要实现这个政策，他就必须完成王朝的正统性——完成王朝的正统性就是要通过永乐皇帝的北伐消灭北元势力，实现它是唯一正统王朝的使命。这个时间窗口是极其紧窄的，因为王朝很快就会失去战斗力，这个时间窗口的的狭窄才是习近平面临的基本问题。像制定党章这些东西，基本上是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但是在历史书上被写的很重要的文人士大夫特别关心的事情，他们总想通过比如说「三个代表」对江泽民集团的意义、「两个确定」对习近平集团的意义，夸张自己的解释权，文宣的解释权对朝廷的重要性。其实朝廷的稳定性主要建立在统治集团和编户齐民之间，编户齐民并不在乎这些过于复杂的区别，这些过于复杂的区别也有一半或者说一多半，是自己的解释者或者听床师——现在网络上的说法就是听床师，自己拿出来自己自欺欺人、让自己高兴的。即使把泡沫全部挤掉，对于共产党本身的前途和习近平本人的地位来讲的话，影响也是非常微小。

他真正的力量在于一样——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好的话，你换一样试试？肯定会引起更大的动乱,而且更大的动乱对你来说，你害怕这个更大的动乱，比我还要更厉害一点。这个逻辑是所有人都看的很清楚，但是全都不敢承认的，所以根本不存在有效地反对习近平的派系，只存在各派系对于不可避免的未来当中争取自己最好前途，代表自己可能争取的最好前途的习近平集团的一致推戴。习近平集团在这种情况之下将会很轻而易举地变成王朝中叶的君主。也就是说如果说按照人事和资源来讲，以及按照领导人的个人才能来讲，应该是一个弱君主，但是由于社会形势的演化，开国集团、建国集团和社会各集团之间的冲突，所有的集团都看出，他们必须把平庸的皇帝推戴成为仁圣君主，给他比强有力的开国皇帝或部落君主更大的权力。对于征服者王朝来讲和对于军阀王朝来讲都是一样的，开国君主本来力量很强，但是要么受到部落贵族的制约，要么受到开国军阀的制约，要么是两者兼而有之，像共产党就是两者兼而有之，因此能力很强却不能够施展；而中叶的君主就是儒家所歌颂的圣君，自己“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能力平庸，但却受到所有集团包括开国功臣子孙、士大夫阶级和人民的一致拥护，被推戴成为而且不得不成为拥有比开国君主更大的绝对权力的领袖。在朝代腐化到出现王朝末期的昏君以前，这个时代其实是所有中国人包括士大夫阶级和编户齐民，全心全意渴望的生活。大家动乱时期、在改朝换代的动乱时期、在建国的艰苦时期所指望的无非就是——经过了张献忠时代的大屠杀、经过了建国的大屠杀、经过了朝廷派系斗争的大屠杀以后，我们终于能够稳定几十年，享受几十年的太平盛世了。大家指望习近平的就是这一点，当年胡适之他们指望蒋介石的也就是这一点。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习近平才会失去人心，因为他完不成蒋介石的抗日战争任务和习近平自身的大国崛起任务，把中国重新带入了战争和动乱当中，证明他和他的集团做不了王朝中叶的君主，而是再一次证明他们所出生的王朝又是一个短命王朝，· 这时真实和虚假的指控就会像雨点一样落到他的头上。但是现在既然战争还没有爆发，实际上是没有人可以因为任何理由而打倒习近平的，他的地位非常稳健，他不需要做什么，也不需要不做什么。只需要顺水推舟，听任建立王朝和对王朝怀有希望的各种势力推他的船，这些力量会自动地把他船推到适当的位置上，他不用太大努力就能够杯酒释兵权，用他的班底取代——他的班底是按照改革开放时期的标准，当然按照建国时期或者是军阀混战时期、张献忠时期的标准都是能力极其不足的。但是却可以像王朝中叶的公孙弘这些宰相一样，过不了几个月，他们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接管下来所有各派系乖乖地交出来的各种职务。然后对于习近平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在那以后才会显示的，在那以后他将会不得不证明，他能够完成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把事实上处在世界的边缘、而且无法正统化、日益孤立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这是一个像纸包不火一样，是一个一戳就破的肥皂泡。

在那以后在他全面执政、开始执行各种政策以后，尽管失败不是他的责任，而是任何人都不能完成的任务，各方面的指责才会逐渐落到他头上，那时候他缺乏基本班底、组织根基不强的弱点才会一一地暴露出来。像蒋介石一样，他会被证明，在失败时候其他各派系认为当初拥戴他的理由已经不存在了，而他又没有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你们杀得很彻底的能力，那时候他才会真正变成众怨所归。这个日子是来得非常快的，因为时间不等人，明年在召开人大、政协以后他的班底就可以一一就位，然后等不到明年下半年，他就必须应迎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来负责解决这个实现王朝中叶长治久安、实现王朝正统性的不可能任务。而改革开放时期给他留下的资源，就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会从他的手指头缝里面溜走。就是他现在是1935年的蒋介石，是众望所归，绝不是西安事变或者任何人能打倒的，但到1939年所有人都会对他完全失望的。
主持人：

好的，谢谢阿姨。这样接下来那个队伍，当然我们就观察那个习近平上台后怎么样推行您说的大概这样到王朝中叶的这个守成之君的这些作为，是不是能够顺利如他所愿，接下去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那接下来请教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最近这个全球经济上已经兴起的一个算是比较热门的话题，这个东西叫「碳学」。在民主党拜登上台以后，由于他们再次提起全球暖化跟气候变迁这种减碳的议题。然后这个已经成为了国际间最热门的经济趋势，不管是排碳总量的制定、碳中和碳权交易、煤炭关税、炭费等问题都是最近企业界频繁讨论的话题。碳权其实是一个虚拟的经济概念，而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产品，我感觉跟虚拟货币是有点像。那么实施碳权交易以后，排碳量大的这些生产型的企业，他们排到大气里面的碳其实并没有减少，只是提供他们一种更弹性的交易管道，使得那些能够减少排碳的企业，比如说发展出那种节能减排技术的公司，比如像是生产风电或者太阳能这种可再生能源的公司，可以把它们减少的碳排放量转移给这些排碳的大户，像水泥厂、钢铁厂等等，然后它们再通过收取碳权利金来获益。高耗能的半导体制造公司像是台积电这样的，它就可以通过向风电这种厂商购买绿电来达成所谓的碳中和。那中国、美国跟印度三个国家就是全球前三大的碳排放的国家，中国的一年的碳排量是第二名美国的两倍多，跟第三名印度比的话，差距高达四倍。所以可想而知，中国也因为这样它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太阳能跟风电的生产国，它当然也是最大的电动车的生产国，因为这些都可以抵消一部分它使用煤炭发电，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国所产生的碳排放，但是还不能完全抵消。这里想请教您的是，您觉得这种碳权还有碳中和真的是一个为了因应气候变迁而必要的经济手段，还是这些发达国家为了抵消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环保法规的要求比较低而造成的低成本的优势，来让大家重新达到公平竞争的手段而已。
刘仲敬：

就是这其实是，当然它像世界上大多数时期的医学一样，都是对复杂系统当中一小部分因素的干扰。就是大多数时期的医学到底是在治病呢、还是在碰运气是说不准的，因为涉及的因素太多。多因素系统你改变他一两个因素，到底是变好还是变坏也说不定。以前医生治疗肺结核的手段就包括给他的血里面打钙针，促使肺部的病灶尽早钙化，这到底是在帮忙还是帮倒忙现在也不好说。华盛顿时代的放血疗法情况也是这个样子的，它主要是在满足，我们必须做一点事情、不能什么也不做的要求，然后在做一点事情的过程中又产生相应的利益集团和生意渠道。对于气候变化的真实影响是什么样，正确答案应该是，其实是不可知的。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的增加会摧毁现有的经济体制，造成国际体系的重大洗牌，但是碳交易体系和所有环保措施也是依托90年代的全球化体系才能够正常工作的，在这个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之下，它基本上是无法工作的。比如说俄罗斯的北溪管道爆炸以后，就洩漏出很多天然气来，这样造成的影响怎么评估呢？只有在俄罗斯还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时候、能够对它进行有效交涉的时候，这些事情才能够完成。但是在人类历史大部分的时期，大部分土地和人民都其实并不存在有像民族国家这样负责任的交涉主体。

实际上很多产业之所以兴起，就是因为向管制能力缺少的三不管地带迁移的结果。欧洲本身在中世纪早期就是这样一个三不管地带，工业革命能够在欧洲兴起，本身就是因为欧洲四分五裂，所以管制能力比较差。像全球化时代，像希拉里他们所提倡的全球治理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值，注定无法长期维持，将来的趋势很容易就把——比如说有些产业就会迁到索马里军阀所在的地方，或者诸如此类的地方。大家在冷战时期所产生的印象，好像需要有一个廉洁的、好的政府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其实并非如此。索马里像大家都以为是水深火热的地方，但是其实它的经济发展是很不错的，它像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在伊斯兰法院联盟和其他众军阀的统治下，虽然谈不上什么高技术，但是其实反而比现在的西方各大国更接近于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和轻徭薄赋的标准。因为各种政治势力的竞争，使他们的税源可以轻而易举地迁移，使得任何一方都不敢索取太多的东西。比如说通过碳交易体系遭到排斥、但是实际上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仍然有些需求的产业，很容易跳跃到埃塞俄比亚、东非或者是尼日尔河上游或者刚果河上游的军阀领地去在那里重新开展，实际上是无法管制的。在欧亚军阀混战状态下，比如说俄罗斯瓦解成为一些军阀领地以后，像北溪管道洩漏这些事情一旦发生，他们也没有办法有效的纳入体系，所以这个体系一开始就是注定要破产的。

对于像印度这样西方需要收买的大国，他出于自身贫穷、大量贫穷人口的需要而违反规定，西方大国也是只能迁就它的。当然这些迁就的过程当中，就像拜占庭帝国理论上还能够统治整个欧洲，但实际上却统治不了，只能够把权力让给蛮族酋长和篡夺权力的教会时期那样。运用罗马帝国理论上仍然是合法的、但是实际上在混乱当中并不能够真正执行的各种规范，以及罗马教廷推动的那些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能执行的规范，在各军阀和不怎么守教规的封建化的教会大佬之间相互周旋，也能够催生出中世纪早期的律师阶级、教会法律师和相应的政治经纪人集团。这些集团他们的经营可能催生新的政治势力，将资金和权力灌注到我们意想不到的新地点。这些新地点跟气候极端化造成的人口迁移结合起来，是会影响到未来的版图的，但是这些都是世界体系和它相应的解释体系所顾及不到的边角料，他们要成长出能够影响体系本身的大蘑菇出来，是需要至少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时间的，所以在短期的分析当中，比如说只有几十年甚至只有几年的分析当中，这些东西都可以忽略不计。
主持人：

那我想应该理解阿姨的意思是，对这一两年非常熟悉的所谓的碳权、碳排放的交易，在接下来美国全球治理体系对像中国跟俄罗斯已经相当于叛离了的、原来的参与者已经是相当于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其实就变成只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能够进行的少量的推广，到最后是起不了能够真的让全球气候变迁问题能够起到改善的作用，而且其实二氧化碳跟这个极端气候到底是不是真正有一个因果性，也是还没有确定的科学议题。那今天第三个问题想请教阿姨的是，从乌克兰战争开始台湾的军队已经开始尝试从俄乌战争所参考到的情况进行一些改革，尤其在相关的一些武器上的变革，特别像是类似像无人机这种。那由于长期来讲，台湾的整个军购体除了美国之外，就是由我们所谓的黄埔系他们所掌握的类似于像中科院、以及它下面的一些军工企业。军工企业是这种属于高度的、就是算类似于国营化，大部分他们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是由军队里面退伍的将军来担任，逐步的开始开放向民间的产业联盟进行合作并且进行外包。那么您在这个方面，因为我也知道在台湾民族这方面，您一直给我们的建议是说，必须要有自己的军事会，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除了一些可能辅助性质的民团之外，我们确实想要直接的进入到影响台湾的国防体制相当的困难。因为台湾也是一个比较中央集权、再加上治安上还算比较好的国家，所以介入的机会比较小。那您觉得如果从军工这方面，或者如果说在这一次的改革，向民间括大军事产业联盟改革开放的情况下，您会建议我们有甚么样的做法，可以有机会在未来将这一块逐步的由原来黄埔系中所把持的小圈子转移到台湾民族这边来？
刘仲敬：

其实我并不了解台湾军队和军工体系，就是说从来没有查过这方面资料，所以基本上是说不出什么东西。我对中国的军事体系是稍微收集过一点，但是完全不了解台湾。就是但是从中国的军事体制来讲的话，情况很清楚就是，台湾最重要的是要有六个月的弹药储备，只要战争能打到六个月中国就肯定完蛋。六个月是一个非常宽大宽泛的估计，实际上很可能一个月，就是按中国现在军工生产能力的话，中国的导弹和其他武器的话，是耗不住一个月时间的。一个月以后即使实行战时动员体制，能够生产出是比较低技术的东西，比较这个导弹、火箭弹、大炮、坦克这些东西，都有需要进口零配件的东西的成分在内，所以生产能力是非常低、产能是非常低的。所以时间稍微拖长点，中国只能够打像普京设想那种速战速决的战争，时间稍微拖长了点，由于自身的体量太大、负担太大，自己就会死于崩溃。只要能够抵住第一击，以后的打法其实关系不大的。首先就要防的就是弹药储备，我不知道台湾的弹药供给是怎样，就是武器供给是怎样的，很可能台湾的武器供给也像全球化时代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就是储备量是很低的，所以要在战前事先准备好普通武器，大多数普通武器能够支持六个月产量。台湾的导弹好像是以自产的居多，所以产能应该是能够控制到自己手里面的。相对于人口来讲的话，台湾拥有的导弹比例应该是大大超过中国的，大体上能够比中国稍微多一点，在中国导弹耗光以前，台湾还有些足够的导弹。在对于大多数弹药和武器装备来讲能够支持到六个月，那么具体战役的成败就关系不大了。只要第一波中国不能成功的话，时间一拖长，自己的军工体系肯定会跟不上，内乱会随之而来，其他的事情就不用操心太多。

就是体制上的变革，这个事情是怎么说呢，是要双方都扶得起来才行。就是现在取消普遍征兵制以后，产生大多数中下级军官的那个集团，和基本上把中产阶级和留学出国当作自己出路、人口多多的那两个集团之间的平衡。后一个集团能够产生自己的志愿军和军官、改变自己社会观念、产生出自己的军官集团，然后相应的权力平衡才会颠倒过来，但是这一点跟战争本身的成败是没有关系的。无论是哪一个集团当权，或者是在战争压力之下社会是怎样调整的话，最关键因素就是，让所有人，准备参加战争和能够参加战争的所有军事集团，在战争来临时期能够保证第一波的武器供应，武器弹药供应才是最关键的。士气这个东西主要是由给养决定的，有足够的给养就会有相应的士气，所以首先要有足够的弹药储备。同时还要把比如说储存、大量储存，储存量应该是比较大，但是现在可能已经过期的一些武器，大胆地发放给民团义警队诸如此类的东西，让他们平日在手中就有相当多的枪和弹药。这些枪和弹药很可能是国军准备淘汰掉，在社会上整个已经是有点过时了，但是对于没有军事经验的社会来讲的话，这些东西还是相当重要。台湾岛内要储存有超过六个月的军事物资，在开战以前就要让民间社会有兴趣的团体拥有那些国军淘汰下来的过时武器和弹药，在开战之时有相当一部分武器库可以向民众打开、允许民众自己拥有武器；那样的话，在战后的体制当中，才比较有可能建立接近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那种，民兵拥有大部分武器、基本上所有男性都有一定军事能力的那个现象。

但是这样做是不是军事上最合理的做法，倒也不见得。从军事形势上来看，中国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就是，台湾实际上没有必要像乌克兰那样依赖大量民兵。凭现有的国军采取消极政策、弥补几个短板，把比如说潜艇和反舰导弹这一方面增加一些，增加一些导弹的生产能力，把所有各军种的武器弹药储备都增加一些，增加到足够半年的储量。实际上台湾很有可能在不对民众进行动员、也不向民间发放武器的情况之下，用消极的像刺猬那样缩成一团的做法就能够顶过几个月，几个月以后中国会自行崩溃的。这种做法在军事上是完全行得通的。

但是在战后的政治安排之上，就会有利于建立乌拉圭东岸共和国那种体制，就是说名义上换一个招牌，统治集团还是过去的统治集团。原来没有武装的人民其实心里面很庆幸我不用去打仗和牺牲，也愿意默许这样的安排，然后在新的体制当中，哪怕这个新的体制就叫台湾共和国，实际上仍然像是乌拉圭的印第安人一样处于无权的地位，这种发展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而且外国人，包括美国，更不要说是纯属空架子的大蜀民国，对这一点是没法进行干涉的。如果本土社会积极一点的话，可以得到向民团开放的更多武器，但是这样做对军事形势来讲，很有可能是提供的好处有限，甚至可能是可有可无的。
主持人：

好，谢谢阿姨的建议。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思考，除了民团之外的，我们这个想法有点像是贵匪所谓的「军民融合」那个意思，就是说通过台湾，那么其实台湾有非常好的半导体、电子机械这些高科技产业，如果说在某一部分上能够跟军工来进行融合的话，那么我想对于战后的台湾国家构建的发言权，也会达到像乌拉圭东岸共和国那样。当然这是我们现在比较初步的想法，我们也在试探着希望去，能够从军工这个体系去切入到，也就是说在未来战后的军工分配集团里面能够有一席之地。那如果我们这个构想能够开始逐渐落实的话，我们也会再逐步地请教阿姨，看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做法，可以让我们在假设未来台湾只需要撑过六个月，让我们能够有更积极的作为。好，今天还剩下一点时间，除了刚才请教的问题之外，当然还是按照现在的俄乌战事的发展，想请教一下阿姨。就是说明明普京自称已经要宣称整个俄国，我们也以为他像蒋介石一样喊出了要「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这种口号，要向全俄罗斯的这些青壮年进行拉壮丁到乌克兰战争去。那很显然，他仅仅过了两周之后，他就又把这个话给收了回来，他应该是已经见到了，他动员的人跟他能够提供的资源和军火是完全不对称的。于是他现在似乎在口头上又说了，想要跟乌克兰这边寻求到一些，能够结束战事，给双方一个下台阶。包括有一些像国际上，像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也在给他搭桥说，大家是不是打到这里，可以开始寻找一个和平解决之道了。可是按您的了解，您觉得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个程度了，然后又动员不了，再加上在集安集团里面又被他们原来那些中亚的小弟给鄙视了一番，您觉得他现在如果是往后退的话，他还能够有办法退回来、然后还能得到一个善终吗？
刘仲敬：

这个当然是不能的。我补充一下，就是台积电和军事工业委员会那个组织，可能是要国际性的才能发挥作用。就是像军事工业委员会这样的东西，对于法国、德国这样的大国是适用的，因为他自己就是大的军火生产国，但是台湾自己的军火生产力大概是不平衡的。台湾的飞弹有很多是自己开发的，但是从军售案对台湾和美国影响看来，就是应该是从冷战时期开始，台湾的火炮就是模仿美国来的，很多军事物资实际上是美国军火工业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台湾单独要搞一个自己的军事工业委员会是非常困难的。反过来台积电的军事意义是全球性的，就是连俄罗斯都需要台积电的芯片，美国和全世界都需要台积电的芯片，所以它本身就像是希特勒时代的罗马尼亚石油一样是个国际问题，美国军队为了自己的需要，也要把这样的企业纳入它的国防生产体系才行。

对于台湾来说最合理的做法就是，干脆就搞成一个美日台联合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事先就把战时后勤协调的问题安排好。因为美国日本都需要台湾的芯片，所以台湾在这些方面就有了一定的筹码，而不是单方面求人。事先就要把台积电的芯片作为美国军事生产的一部分，附带地就把台湾军队后勤也整个纳入这个体系。这样的好处就是，因为太上皇对于附庸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是没有先入之见的，所以他形成的方案对于所有各派都会比较公平，公平意思就是，对于军事上处于弱势这一派实际上是会更加有利的。而且纳入了这个后勤体系——跨国后勤体系在战前就实施的话，实际上就不存在台湾在第一击的时候可能被打垮，或者发生内部的背叛的问题了。这个体系的建立，在台湾社会内部能够有效地震慑和肃清可能的第五纵队，把他们的层次降到很低的地步，也就基本上解决了，就是台湾如果遭到封锁的情况之下，内部弹药如果储备不足的问题。对于台湾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使战争准备国际化，台积电是一个适合使战争准备国际化的筹码，如果仅仅是依靠它跟国军进行合作的话，意义或者是效益反而都没有这么大。

就普京的情况来讲，普京实际上是已经山穷水尽了。对于比较了解内幕情况的那些，比如说西罗维基情报集团（Silovik）的那些人来讲的话，他们应该是在杜金娜（DaryaDugina）遇刺案的时候，就已经早已经预见到未来是军阀混战的时代了。普京没有办法动员这件事情，是他在下局部动员令以前就已经可以预见到的事情。动员要成功必须是国家有能力控制寡头集团才行，否则寡头集团根本不把自己的人力交出来，那你动员找到的是些烂兵，徒然造成后勤方面的负担，对前线战斗力是没有帮助的。像普京动员以后，前线局势一点也没有好转；把库存的导弹报复性地打出去以后，对前线的局势也是没有影响，而这样一来他自己的武器库变得更空了。武器库和人力库都空，但是大国的架子又下不来。蒋介石无论怎样打到山穷水尽的情况之下，他都没有办法承认满洲国，承认满洲国就是他自己政治生命的结束。

反过来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政府也像是普京政府一样脆弱，他承受不起任何可能的割地求和的前途。如果割地求和的话，泽莱斯基政府在乌克兰就无法继续统治下去。甚至拜登政府也承受不起放弃乌克兰战争的国内后果，尽管他在美国的位置比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和普京在俄罗斯要强得多。你可以看出这三个主角，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处于无法后退的状态,有些时候后退比前进更困难，都无法后退就只能耗资源。俄罗斯的资源是撑不住的，撑不住今年的冬天，撑不住今年的冬天以后前线就会崩溃；前线一旦崩溃，俄罗斯人是非常清楚布尔什维克是怎样上台的，以及1917年的前线是怎样崩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