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阿姨您好,我是剿匪学院,本周又轮到我来向您提问。这周我想请教一个关于日本战国史的悬案,就是丰臣秀吉打败明治光秀以后,成为后织田时代日本第一人的过程。当时奉命征讨毛利氏的丰臣秀吉,他在接获本能寺之变(1582)的消息之后,迅速地跟毛利氏议和,然后率领部队在仅仅七天的时间,完成了从本州岛的中国地区到京都大约有194公里的急行军,日本史称「中国大返还」。那么这次战役就是丰臣秀吉取代织田信长、成为日本战国霸主的起点,他应该也是日本封建史里面,唯一一个从平民身份,在一代人之内崛起成为霸主的人。由于丰臣秀吉在得知织田信长死亡以后,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对明智光秀势力的开战准备,而且是一路的急行军,然后一直到了山崎之战击败明智光秀,取得了战后势力分配的最大话语权,就是在清须会议。以至于一直在日本,一直对这段历史有一种阴谋论,就是认为本能寺之变其实是秀吉跟光秀两个人合谋,然后秀吉再过河拆桥。这里想请教您的是,您认为本能寺之变跟中国大返还的真相,真的会是信长手下的两个大将的合谋吗?那丰臣秀吉从平民崛起之后,一代之内就成为了日本第一人,好像似乎也为他后来远征朝鲜,还有诸多得罪封建诸侯的措施埋下了伏笔,而导致丰臣的势力只维持了一代就结束了。这是秀吉个人的原因,还是因为日本的封建制度对于这种平民崛起成为一代僭主的一个反扑呢?
刘仲敬:我想就是这里面主要、关系最大的应该是公卿和朝廷。公卿和朝廷没有军事实力,但是有政治经验,所以他们一般来说是习惯于从源平之战(1180-1185)的时代以后,一直习惯于用幕后操纵的方式来维持自己地位的。织田政权的革命性质非常明显,所以跟过去在京都附近的小诸侯不一样,足以使旧的公卿势力感到有如芒刺在背。明智光秀如果真的有什么幕后指使人的话,这个指使人或者不如说联络人,最有可能的人选就是京都跟公卿有关系的旧势力。丰臣秀吉跟公卿后来选择不建立武家政权(从平安时代后期至江户时代的军事贵族)而建立关白政权(天皇的辅政大臣),跟在他以前进军上洛的众多诸侯完全不一样、跟以后的德川幕府也完全不一样,也是一个极其出格的行动,就是跟他自己的出身和路径并不吻合。所以也可以合理推断,就是说是他其实是在本能寺之变之前,其实也跟公卿有一定的联系。
明智光秀和丰臣秀吉之间唯一有可能建立联系的渠道,与其说他们自己进行合盟,倒不如说是有可能是京都的公卿按照当年源平大战以后就采取的一贯做法,就是早已经在正在崛起的上洛(进入京都)集团当中,寻找那些需要自己提供政治资源和政治顾问作用的将领,当中培养一些支持势力。可以推断就是,早在织田军上洛以前和整理京都的政务以前,京都公卿集团早已经在织田军内部的主要将领当中做了一系列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会是只对一两个人做,而多半是普遍的。像后来德川氏在西军当中所做的工作一样,只要能拉拢的人,多多少少都要给予一些拉拢,但是可拉拢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各军主要将领愿意提供的合作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我想,早在本能寺之变爆发之前,所有各方都在期待某些事变爆发。因为织田政权的动作太快,像拿破仑政权一样,短期内根基没有巩固,就开始四方征伐了。织田政权面临着内外方两方面的压力,他一方面要对那些其实虽然没有上洛,但是基本实力根深蒂固,并不比织田家弱多少的各路诸侯的势力进行一一打击,而多线作战对他来说是资源无法承担的;第二就是,京都内部的公卿和僧侣和各方面的势力盘根错节,表面上看军事实力不大,但实际上政治上却是极其复杂,要想把它理清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而时间对于织田来说是非常稀缺,他做不到,所以他很快就跟僧兵为仇,跟佛教结果变成第六天魔王(注:火烧比叡山,ひえいざんやきうち,1571),对他来说有些不得已的理由,就是时间来不及。当你时间来不及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霸王硬上弓,硬打,硬打的话那就是类似政变式的手段,违反关西传统各方的政治默契,一时虽然打胜了,但是以后的隐患非常多,给自己在自己的统治中心种下了很多暗藏的敌人,而且暗藏的敌人没有办法一下子拔光。这些事情织田政权都是心里清楚的,心里清楚还不得不干,是因为他进京以后就会变成众矢之的。
各路诸侯恐怕都会有北陆那一方面共同的想法,就是囚禁将军的大恶人——现在我们可以进京勤王了,他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到了陌生的充满敌人的京都,然后我们可以把他的行为丑化成为囚禁将军的大恶人,然后他就由一个地方诸侯变成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董卓了,是我们共同讨伐的对象了。有这个想法的绝不是一家两家诸侯,而织田的兵力只够各个击破,如果全线作战的话他是顶不住的,所以他必须以快打慢。他表面上成功,实际上却非常危险,有可能把自己的主力赔上,所以他必须迅速出击,在利用各路诸侯无论怎么协调都不可能步调一致的弱点,就是重点打击;在打击一个诸侯的时候,其他的诸侯还来不及做好准备,用轮流打击、不断切换主攻方向的办法把这些诸侯一一打服,这就是他能够采取的最好办法。但从事后丰臣和德川(他们的基本盘其实比织田更加强大)的角度来看,织田氏和德川氏联盟是没有能力平定各路关西、北陆、关东的各路诸侯的。他可以打败他们,但是打败他们又怎样能够使战败者,像后来丰臣和德川的关系那样,战败者在怎样的体制下能跟战胜者通力合作而不最后从内部篡夺你,这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可以说织田氏所执行的就是一个无法胜任的任务。上洛是各路诸侯梦寐以求的荣耀,但是也是所有可以上洛的诸侯,包括织田赖以起家的今川义元败亡(1519-1560是日本战国时代守护大名今川氏的第十一代家督)的根本原因。今川如果不上洛的话,绝没有织田氏的机会,无论如何,他在东海道的老根据地是并不容易被打掉的。他是还没有来得及上洛就失败了,但是如果上洛成功以后,其实他的处境更加危险,因为跟织田相比,他更缺乏足够的控制局势的实力。而京都周围的小诸侯和公卿,对于任何企图上洛、进行任何整顿的人,经过极短的蜜月期以后早晚会反目为仇的,然后其他各路诸侯就会趁机以此来打击你。所以上洛对于各路诸侯来说,尤其是近畿(是日本地域中的一个大区域概念。其位于日本本州中西部,东邻中部地方,西接中国地方,南濒濑户内海、大阪湾和太平洋,北临若狭湾和日本海。面积2.7万多平方公里)各诸侯来说的话,是一个危险而致命的诱惑。
但是不上洛、不能天下布武的话,你无论搞得再好,你是不可能使其他各种诸侯乖乖听命的,而上洛又必然会构成灭亡的近因。织田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一面实行严厉的内部整肃,这又是种下政变的原因;一面集中主力召回几个主要大将对外进行重点打击。本能寺之变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资源已经严重匮乏,处在没有足够的资源同时顾及各方面的地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明线–织田所做的一些都是明线。上洛的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从此以后,我站在明处、别人都站在暗处,京都的公卿站在暗处、各路诸侯都站在暗处。
而自己的集团内部,织田集团各位大将和各种势力当中,跟织田本家的关系是参差不齐的,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是极其复杂的。
富有外交经验,而且具有正统性,像对于明智光秀那种跟旧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统战的方式归入织田集团的人来说的话,那就像是曹魏集团内部心存汉室的人。想把曹魏摄政集团的政权重归于汉室的人,那绝不是一个两个。像丰臣这样在新旧政权都没有足够多的关系,而自身由于出身原因,很希望根深蒂固的旧家、旧世家或者是旧政治势力加以提携或合作的人,皇室和公卿提供的正统性,显然是只不过是一方诸侯的织田政权所不能比拟的,所以他们都有一定的理由跟京都的旧势力相互勾结。
但是相互勾结和采取行动完全是两码事。所有政治家和外交家都知道,他的手里面应该掌握尽可能多的线索。直接了当地说就是,别人搞小圈子的时候,可不要让我变成唯一一个被排斥在外的sb,最好所有的小圈子都有我派出去的人,所有的小圈子开会的时候都要来找我,这样我才能变成一个必不可少的人。但是我最后会跟哪一个小圈子,或者选择操作哪一个小圈子,甚至跟其他小圈子反目为仇,事先不仅谁也不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当然你如果要像晚清时期的那些清流党一样,对外交官吹毛求疵,说你是不是对大清不忠,心存洋人的话,那你就没法搞外交了,因为外交家就必须要不断地搞试探。按照清流党人的做法,你这叫「有二心于夷」,你这也试探那也试探,大清国眼看就跟法国打仗了,你还要跟法国各党派和欧洲各国进行试探的话,这些国家有很多是跟法国同盟的,是不是有二心于夷呀?是不是对大清国不忠啊?但是这样你就没法打了,你也不可能获得有利的外交形势。外交家的做法就是,无论谁跟你提什么建议,你都先要稳住他,让他把他的建议说出来,先把对方的信息套出来,然后再看下一步。这些时候如果你像是像现在在乌克兰或者是台湾的党争当中,那些费拉右派和费拉左派的宣传家所采取的手段的话,那外交家就不能工作。
我记得几年以前曾经出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希拉里说的那个电子邮件。有人说,如果中国出一笔好价钱,把台湾卖给中国好不好?她说:「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建议呢。」这个很明显就是外交家稳住局势、先套住你、所有线索都稳住的做法。但是后来就有人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这说明希拉里是通共的,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像关于乌克兰问题上,说川普通俄的人也不少,其实也都是诸如此类的事情,除非你要他不搞外交或者是不搞政治。这种做法用到国内,那就是像曼钦(Gayle Conelly Manchin)这样的参议员,你到底是通哪一个方面的?不用说,他肯定是哪一方面都通的,所有线索都掌握在他手里面。只要他是一方诸侯,你不可能指控他通这通那的,指控了他只说明你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并没有重要意义。
然后200年以后历史书怎么写?那看知识分子的意见。历史书都会把事情简化起来,荀公达肯定是曹公手下的人,那是不会错的;伏皇后她们全家都是曹公的敌人,也是不会错的。真的这么简单吗?孔融肯定是曹公的敌人对不对?杨修肯定是曹公的敌人,华歆就是曹公的自己人。于是刷唰唰,历史学家大笔一挥,汉魏之际的政治线索我们就划分出来了。朝廷上分为两党:忠于汉室党,汉献帝领导之下伏皇后、杨修诸如此类的人构成一党;拥护曹公篡位的构成另外一党。华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不像管宁(158-241)一样隐居,不像杨修他们那样匡扶旧皇室,跟着曹公走,太坏了。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个样子。杨修、孔融他们在早年都是曹操极其密切的合作对象,后来许昌的幕府和洛阳的朝廷稳固以后,情况会变得不一样。朝廷和曹公幕府的关系也像是教皇和皇帝的关系一样,不是一开始就敌对的。最初军阀混战的时候,他们是相互扶持的。而且,哪怕是在汉献帝已经迁入曹公的势力范围以后,许昌和洛阳朝廷的太上皇有时候看上去更像是袁绍而不是曹操。因为曹操是小军阀,袁绍是大军阀,曹操经常是需要依附袁绍的,而袁绍也经常以为曹操是自己可靠的代理人,要支持他去打击吕布和其他更加危险的敌人。而洛阳和许昌朝廷的官位分职,经常也是袁绍集团排在曹操集团的前面。所以在当时经常是汉献帝集团和曹操集团联合起来,对付危险性更大的袁绍集团。而后来,在曹魏政权巩固以后,后来转而反对曹操的几个士大夫集团,在最初都是把曹操看成是保卫皇室的最后希望,比袁绍和其他集团都要好。但最后形势不由人,曹操的权力太大了,打倒了其他集团以后,渐渐地也开始不利于皇室了,然后他们才开始反而敌视曹操。
但这样的微妙的伏线,一般的历史书都不会记载的,因为历史书都要简化问题。所以给人的印象就是,谁是谁一党的,好像是很早以前就划分出来。但是所有历史书把谁是谁一派这件事情定下来划分的时间,其实都比真实的转折点要早得多。为什么?为了简化叙事体系。生活是复杂的,人类是复杂的,你要画一张跟王国一样大的地图是困难的,但是要画一张简化的地图,只把王国境内的铁路和公路画出来,那就是很容易了。所以,所有历史书都是以不同侧重方式实行简化。比如说传统的儒家史书,它的简化方式就是「忠奸之辩」,从事后看,谁支持曹操篡位的算一党,不支持曹操篡位的算另一党,OK,复杂多元的斗争就简化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共产党的历史书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简化为阶级斗争,拥护无产阶级、拥护进步势力和拥护反动势力两条线,当然实际情况都要更复杂一些。其他人的简化方式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得有所简化,否则他们没法出书。所以200年后历史学家会把曼钦这种人写成什么样子,那就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了,但是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他只不过是在做所有诸侯都在做的事情。
丰臣秀吉和明智光秀的地位也是这样。他们肯定是急于参加所有小圈子的会议,包括京都朝廷那个小圈子,而且都觉得同时在效忠织田政权的时候,也跟京都旧势力发生关系,并不是什么违反当时政治伦理的事情。这件事情就跟你同时效忠于曹公和汉献帝一样,曹公难道不是汉献帝的救驾忠臣吗?在董卓部将掀起的混战中,不是曹公带头去救驾运粮吗?拥护曹公跟拥护皇室有什么矛盾?没有对不对?织田政权的法定身份也是来效忠皇室的,所以拥护皇室援救公卿也是织田政权的基本政策。
只是幕后阴谋方面,我想从情报联系的角度来讲,以及丰臣秀吉肯定知道,柴田胜家其实也知道,织田家的所有大人都知道,织田政权处在极其微妙和危急的关头,政权并不稳固,派他们出征就是一个他们的主公织田非常喜欢干的赌博式的行动。织田一生好赌博,唱着「人生五十年」迎击今川义元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能打赢的,如果他以为他一定能够打赢的话,他当时的表现就不会那样。他是在下一个赌注,已经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最后打赢了,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他很有把握的事情。所以他一生都好用这种手段,在京都以后也是这个样子。他下了赌注,让丰臣和柴田带着兵出去打,把所有的兵力都带出去了,自己内部完全处在空虚状态。这两位军事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他们知道他们执行的是桶狭间战役一样的赌博使命。
以毛利家的根深蒂固,到明治维新的时候人家还在,丰臣秀吉应该不会指望他能够连根铲除毛利家的势力。他能够指望的就是他能够在战场上,像后来对德川家一样取得一系列的胜利、获得一个有利的条件,在主公面前证明我是挺能打的,我已经完成了任务。然后主公可以利用这个他制造的胜利,比如说迫使毛利跟织田政权和解,像后来德川家族加入丰臣政权那样加入他的政权,这就是织田政权和丰臣秀吉能够做到的极限了。
但是如果打败了,京都的情况就要变得非常危急了,自己的情况也要非常危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有多方面的联系。敌前撤退是很危险的事情,他肯定在战前就跟毛利家是边打边谈的,所以他后来撤军的时候才很有把握地说毛利不会来追击他。毛利不会来追击他,那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他跟毛利家族早有默契;要么就是他在毛利家族阵营内部有足够的情报来源,很有把握地说毛利只想做地头蛇,并不想上洛,只要能够把敌军打退,他就满意了,然后他会回防、回到自己的阵地上,不会乘胜追击。或者这两者兼而有之。
同样他出兵以后,肯定在京都和织田身边也有自己的密报线人,在最高领导人的秘书当中,最高领导人的秘书、司机都是他的手下各位分公司的经理需要拉拢的对象,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把领导人最新的情报报告给这些次要的领导人,或者是分公司经理的。
而且他可能多半是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他像织田在桶狭间一样并没有必胜的把握的,他事先就准备好了撤退的打算,所以后来撤退的时候才能执行得那么迅速。军事后勤是极其复杂的,如果你没有外交上、后勤上的准备的话,即使你明知道各路诸侯会去争霸,你去晚了以后就会被排斥在外就会处在不利的地位的话,但是你不敢撤退,万一你一撤退以后,那就像苻坚在淝水之战的时候撤退一样,敌军乘胜追击,你在后方又没有足够的后勤力量,像拿破仑在莫斯科撤退那样,你可能全军崩溃根本到不了京都,你自己就死在路上了。
他可以这么做,那是他事先后勤上早有准备。后勤有准备,那就说明他做了两手准备,万一打不赢毛利,他可以有秩序地撤退,而不会像拿破仑在莫斯科一样在冰雪中狼狈地撤退。他可以有二线阵地,二线阵地后面是有给养、有辎重的,事先是做好了安排的;同时在织田身边和京都朝廷的内部,他也有自己的有足够的情报来源,有可靠的情报来源,所以他有种、有胆子撤退,撤退回去以后不是掉进陷阱,而是能够得到给养,还能够组织作战的。考虑到丰臣本人出身微贱,在京都,在织田军上洛以前的京都毫无依据、毫无凭籍,他能有这种把握,应该是京都周围的地头蛇跟他已经有一定的默契。在比如说在京都下一次发生乱局的时候,有把握、有保证会对丰臣军采取比较友善的立场,给他们送粮、送物资、送情报,这样丰臣军才能够顺利地展开。这些事情不可能是丰臣一个人拍拍脑袋就会有的,一定是他跟京都旧势力和京都周围的各类小土豪事先已经疏通、沟通过多少次。双方大概都是在打多种牌,他们愿意补给、愿意合作的对象不一定只有丰臣这一个,丰臣打的主意也不仅仅是跟他们合作,但是双方都知道在一定条件下、紧急情况下,我们之间是能够凑合的起来的,彼此之间是会友善的,像美国的军队到了英国一样,是可以指望补给合作的。有这样的把握,丰臣秀吉才能做出他后来做出的那种事情。他直接参加政变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但是他最低限度是,他是知道京都肯定会出事——照织田当时的一系列措施以及空国而出的做法,京都出事是大概率的事件——他随时都在伸长耳朵,一面在前线,一面在伸长耳朵,让他留在后方的人随时向他报告,什么时候出什么事情、谁先发难、是哪一方面的事情,都让他在第一时间知道。
他在朝廷、公卿方面,大概也有一系列的或者模糊或者比较明确的承诺就是说:「我丰臣秀吉将来一定会对你们好的,会比其他的各路军阀都要对你们要好一些,你们对我的支持也应该更好一些。」后来他把自己弄成关白,还给了落魄的公卿大量的金钱,如果他要建立武家政权的话,这些支出是不必要的,就是为了要建立关白政权。很明显双方下的赌注不是一般,就是说朝廷和各种亲公卿的势力,希望在经过了武家政权的压制以后,未来的新政权是一个公卿政权,而不是武家政权。但是公卿自身没有实力,只有在各种武家当中寻找比较亲近自己的力量,像丰臣这样没有自己、没有传统遗留——丰臣他的前途是什么?那就是像长尾景虎(上杉谦信)一样,我是新晋的势力比较小的诸侯,在武家当中关东统领、上杉家族这样的名门收养我,我由长尾景虎变成上杉谦信地位就上升了。织田政权当中的老将,或者是声望比较高的诸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提升羽柴秀吉的地位。但是诸侯的法统资源怎能比得上公卿和朝廷?朝廷赐姓丰臣,把你变成公卿的一员,这不是上杉家族关东管领把长尾景虎收养成上杉家的一员,给你了一个更大的面子,对你的政治利益不是更大吗?朝廷有什么?朝廷论财力兵力,没有办法跟各路诸侯比的,但是天皇和公卿的正统性资源,论古老,我们公卿比你们诸侯更古老,我们能够给新兴势力提供的正统性宾庇是多于你的。像上杉谦信不一定高兴再次受一次收养,就是他已经得到了上杉家的正统性,再搞另外一个跟他原有的正统性相违背,他就是想做诸侯,想做武家体系上的诸侯,顶多上洛以后自己变成幕府,他建立不起一个公卿政权。只有在诸侯政治当中地位还比较边缘,像丰臣秀吉这样没有依傍、还没有决定投靠对象的人,特别适合朝廷和公卿方面的收养,所以这种事情一定是事先就有默契的。
丰臣政权如果成功,比如说会比羽柴秀吉、德川加康,或者上杉谦信,或者毛利家,更有利于朝廷和公卿,会建立一个法统上属于公卿政权、实质上属于关西政权,对濑户内海的商团特别友好的政权。而德川政权就不会是这样,德川政权会建立一个跟镰仓幕府比较相近的,以关东武藏野为中心的关东诸侯幕府政权。两相比较的话,既然朝廷和公卿方面没有武力,丰臣提出条件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条件,所以双方一定是有合作的。但是丰臣秀吉应该是事先预见到了京都可能发生政变,但是他不可能,任何人包括政变的策划者和操作者明智光秀都不可能预见到,打击织田父子本身的政变会成功。织田信忠并不是一定死不可,这里面偶然性是非常大的,如果织田信忠还在呢?那么织田政权未必会灭亡。他们也是在赌博,丰臣秀吉应该还是形式上还是忠于织田政权的,但同时他也观望着形式。万一出事情以后不要让把自己弄到不利的地位,他自己在随时观察,像所有的具有独立性和势力足够强大的政治集团一样,他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跟各个政治集团亲疏有别,跟比较亲近的政治集团有多种合作关系,但是最后决定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别人没有办法精确地预见到他最后会做出什么决定。他自己也不完全清楚,要等到事件发生、局势明朗化以后,他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政变的消息传到他那里,传得很快,说明他早有准备,但是他也只有在知道政变最后发展成什么样子以后才能做出自己的决策。例如他可以说是,趁机宣布织田家本身就是乱臣贼子,跟明智光秀合作建立一个联合政权匡扶皇室;也可以以兴兵勤王、保卫织田家的名义去打击明智光秀。最后他决定选另外一条路。说明从他的情报分析来讲,另外一条路更便宜、更合理一些,织田家的其他各路诸侯肯定也会勤王的,如果跟明智光秀合作的话,在军事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公卿无论如何、京都旧势力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他的。京都旧势力以他老谋深算的外交术,必然是下了多重赌注的,除掉织田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拥护明智光秀的政权未必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明智光秀除掉织田以后垮台,然后在各路诸侯混战中产生出自己能够羁縻或者控制的其他势力对朝廷反而更好一些。
朝廷必然也是跟各路诸侯多半也还跟后来失败的柴田胜家也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朝廷也不知道最后谁会赢,只能在总的来说对朝廷比较亲善的各个势力当中都布上自己人、都发展上足够友好的关系,然后在丰臣秀吉快要胜利的时候,及时地抛出自己的最大奖品——建立公家政权,建立建武以后已经为人民所不熟悉,但是在诸侯混战当中经常为人民所怀念的又一个公家政权,而同时大阪的商人可以借助跟丰臣秀吉的合作,取得他们跟关东各路诸侯所不能相比的地位。于是三方面的合作,丰臣政权是三方面合作的产物,丰臣家自己纠集的武家势力,京都和朝廷公卿恢复公家政权的势力,和大阪以西日本的商人团体的势力三方面的合作支持了丰臣政权。朝廷这方面提供了正统性、关西的商人提供了财富资源、丰臣自己提供了武家的政权资源,如果没有后面的另外两方面的资源的话,丰臣在武家系统当中的势力不够大,没有办法征服毛利、德川和其他各种势力的。
丰臣政权比起以前的织田政权、以后的德川政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钱多,这就是关西商人支持的结果。而丰臣政权失败的结果是政权从关西人手里面重新转入关东人的手里面,日本重新转向了锁国,跟西日本的商人有密切联系的朝鲜贸易和南蛮贸易转入低潮。锁国政策和明治维新都跟关东集团和关西集团源远流长的斗争开始,关西集团会说日本之所以会在19世纪处于不利的地位,主要就怪德川,如果丰臣政权维持下去的话,日本会长期从事南蛮贸易在武器和信息方面都会跟欧洲同步,所以现在明治维新形式上尊奉天皇、大政奉还,开国、执行君主立宪制,但实际上是关西人要反攻倒算打倒关东人。
山口县的安倍家族长期垄断日本政权,他们跟福岛和关东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微妙的,其实还是这个长州藩和萨摩藩的在明治时代的大权,以及今天安倍家族在日本的势力,都是布罗代尔(历史学家)所说的历史长期合理性的产物,历史长期潜流的产物。
所以你如果要用中间分类法,比如说研究汉献帝、曹操、曹丕时期的大臣,比如说华歆,到底谁是忠的谁是奸的、谁是拥护汉室,谁是拥护曹公的,这些是没意义的事情,他们都有多线联系。丰臣肯定也有多线联系,你要说他对明智光秀所做的事情全部知情、对于织田家面临的危险全部知情是不可能的,他毕竟已经预测过京都爆发政治危机有多种形式,但是他应该无法判断明智光秀的冒险行动能够获得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也并没有背叛织田家,他只是知道会出事,然后准备好在出事以后有各种可以选择的应对方案,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他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并没有必然要违反织田家的利益,所以如果织田当时,比如说织田信中率兵反扑或者是成功逃出来了,丰臣继续拥护信中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大的。所以他是可以问心无愧的说:他跟明智光秀并不是真正的同盟;但如果同盟的关系就是你有图谋不轨,而我却没有出来制止你,我在旁边看热闹,仅仅这一点就可以看是主君不忠的话,那么丰臣秀吉也可以说是主君不忠,因为这种程度的事情他应该是干得了的。如果事先完全不知情的话,他后来的反应是不可能及时和准确的,所以他应该是知情的,但是对谁胜谁负并没有十足把握,而是采取静观形势的做法,等到形式明朗化以后,再扔骰子做出自己的选择。
因为各个不同时代的道德观念是不一样的,在君主制比较稳定的时期,大家对忠君这个道德观念的解释倾向于狭义。但在动乱时期,由于所有人都是——除非你完全不做事,作为个失败者你可以唱高调,酸腐文人最喜欢这样,其实因为他不用做事。能够做事的人没有哪个不搞多线关系的,你这样会把所有人都打成奸臣,所以鉴定标准就会完全不一样。按照战国时期鉴定标准的话,丰臣秀吉做法并不算特别出格,所有的诸侯和诸侯手下的家老大将都做过诸如此类的事情。
主持人:
非常感谢阿姨的解读,稍微有点理解为什么后来丰臣秀吉建立关白不是幕府的来龙去脉。其实我今天问阿姨另一个问题就是感觉最近那个俄罗斯的形势,有点正在向您评论说卡德罗夫像安禄山之流。总的来讲,是不是现在的俄罗斯的这个局势就有点像普京像丰臣秀吉那个在本能寺的这个状态,那接下来就是看到底卡德罗夫是要当明智光秀还是丰臣秀吉,感觉因为拜登都已经说出不排除准备斩首普京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普京仿佛像在本能寺的织田信长一样岌岌可危。好,那这是题外话,那现在还有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个人一直很想请教阿姨的关于匪军长期宣传的淮海战役,以及他们所声称的十大元帅、十大将这些塑造他们的民族神话。最近您在推特上的提到关于孟良崮战役,推特上有人说他是李天霞的后代,当时淮海战役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国民党将领之间的那种个人恩怨使得国军反包围战略没有成功,结果导致牺牲了当事国民党的王牌74师以及张灵甫。因为我这个年纪在台湾受历史教育的人来说呢,国民党是在我们初中小上历史课非常不愿意提起这些词的事迹的,那我个人反而是到了匪区的时候,我才在匪区电视节目上天天看到这些贵匪的军事说书人,在复盘了这整个淮海战役,在里面那个匪军如何用兵如神,蒋介石如何刚愎自用等等,里面常被提及的就是匪军王牌的所谓的粟裕大将。你在推文中提到其实世界上打赢打输主要靠自己本事的主权国家数量从路易十四时代到现在都没怎么变过,而大多数军队都不是靠自己,输赢主要是要靠太上皇支持。那么是否匪军讲的这些十元帅十大将以及他们所谓的战神粟裕其实也就是民族发明的需要,他们的作用是不是就相当于中国这些足球职业联盟的本土球员,那大家众所周知,在中国的足球篮球这些体育联盟里面,一个球队的战斗力主要靠洋将跟外援。那如果淮海战役的时候,蒋介石对自己有正确的认知的话,您觉得他当时还有什么更好的策略?
刘仲敬:
就是十大元帅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民族发明学,而是王朝发明学或者是帝国发明学。按照正统列宁党的话,是不突出军人作用的,反而是非常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要压低军队的地位,它不高兴让军队有俄罗斯帝国或者是旧欧洲贵族所拥有的那种高于平民的地位,而是要把它严格地管起来。但是我们都知道,苏联由共产国际征服俄罗斯,在俄罗斯爱国者心目中,他妈的就是犹太人和少数民族组成的布尔什维克拿着德国的钱来颠覆了我们眼看就要胜利在望的大俄罗斯帝国,此仇不报简直不能做人。
但是在斯大林时代以后,国际主义者和老匪谍基本上被斯大林杀光了,斯大林重用本土派干部,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新沙皇。于是过去被取消的军监制度和元帅都出现了。朱可夫能当元帅,这在列宁时代是不可能的,这是苏联在由共产国际政权向俄罗斯帝国政权转型的一个中间阶段。对于普京这种跟布尔什维克和反布尔什维克都没有特别关系的角色来看的话,沙皇政权和苏联帝国都是为俄罗斯帝国野心服务的政权,我就看他们服务得好还是坏。我肯定要拥护亚历山大沙皇的政权和斯大林沙皇的政权,但是列宁是个十足的坏人,都是他们害得我们俄罗斯帝国解体的,对不对?普京上台和苏联的最后解体,就是像是满洲帝国和蒙古帝国变成中华帝国以后最后垮台一样,最终解决了征服者王朝的同化问题。元帅的恢复,其实就是苏联帝国在向俄罗斯帝国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十大元帅也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共产国际因素和中国王朝因素的结果。
干部党——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党有一个弱点就是军队,尤其是抗战时期招出来的人数过多的军队,干部培训有点跟不上,各种简易培训班,像赵紫阳他们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搞出来的东西看上去跟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没啥区别,培养出来的游击队领袖、各路军阀之类的看起来是难以控制的。斯大林在皖南事变的时候还说过:「妈的,如果是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像这样的人老子早就枪毙了。」言外之意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把这些军阀头子拿来重用是中国共产党党性不纯的体现。但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不会做的事情他会做,他知道为了维护苏联帝国的强大,有些事情需要妥协的,他愿意让毛泽东上位也是这个原因。毛泽东这个被所有共产党老干部看成是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富农势力和小资产阶级激进势力的角色没有被杀掉,而且在长征期间通过不正当手段篡夺了正统布尔苏维克张闻天和干部党的权力以后,还被斯大林事后批准了,这就是斯大林为了帝国利益而牺牲共产国际利益的一个体现。毛泽东当然也很清楚共产党内部的干部体系和情报体系不是他自己人的,而且他自己的教育确实像项英所说的那样——他懂个毛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他懂的是二十四史和水浒传,他运用二十四史水浒传里面打天下当皇帝那一套,比运用共产主义那一套逻辑要熟练的多。
他知道他在干部党内部玩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干部党培训体系——第一他自己就不会。曾国藩能够培养出他自己的干部体系,因为他自己就是儒家啊,儒家他自己是很熟的,他用儒家思想培养一个干部集团很容易。斯大林培养苏联的干部集团,因为他自己好歹他是懂共产主义的,毛泽东他就是不懂啊,毛泽东怎么样培训人呢?毛泽东他可以用梁山好汉的方式来培训人,可以用二十四史皇帝朝廷化来培训人,他也做过这样的努力,比如说把《范晔传》之类的古书拿来给林彪读,这什么意思?他意思是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共产党领袖,我是皇帝,好不好?共产党领袖会拿马克思列宁著作来教你们读,当然要按照我的解释;而我是皇帝,我不给你马克思列宁著作,我给你二十四史,就是让你作为一个好臣子把我当皇帝来对付,而不要当共产党领袖来对付的意思。只是他在这方面成功不大,这也有客观形势、有他性格的因素,他不是那种能够像斯大林那样耐心做苦工的人,但是主要还是客观形势的缘故。客观形势就是资源是苏联给的,物质资源和组织资源都是苏联给的,你没有苏联的资源,想完全依靠群雄并立当军阀、当天子,那你是很容易失败的,你不能失去这个资源。所以他就只能在苏联体制允许范围内小打小闹,使得老干部觉得他性质不纯。但斯大林觉得,妈的,无论如何毛泽东还是忠于我的,昆仑山上使者来的时候毛泽东喊得比谁都好,所以他还没有到必须被清除的地步,只是稍微有一点灵活性太多了、机会主义太多了,时常敲打一下就可以了。
干部培训不容易,如果你是一个总经理你手下有N多个分公司经理,那你肯定知道什么叫水至清则无鱼。按照你的理想方式,非要等到理想人物才能用的话,那你手头就没人可用了,还有好多分公司是你刚刚买下、原本是属于别的企业集团的,里面的人的培训方式跟你不一样,你把他们全部开了,重新培训你的人,那你损失太大了。你只能定一个妥协标准就是我认为超过某个线就是越界的、非开不可,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好的可以改造的,训练一下我给你留用。小毛病谁没有呀,地球上没有谁是圣人的,有些小的事情、小的越轨行为,只要不威胁我们本公司的主体政策的话,我睁一眼闭一眼。当然要时刻敲打一下,警告说:到此为止哦,现在我对你可是曲予优容哦,你如果干得更重要一些以后,我不是开除不了你哦。所有的员工都被老板敲打过,对不对?你这样干是值得鼓励的,那样干是不行的,你往这个方向发展,如果再走远一点你就不是我们本公司的人了,你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前途,诸如此类的。都是给你划定一个范围,范围之内你有一定的裁量权,否则我老人家事必躬亲,我累死啊。我用人是什么目的?就是这些事情我不可能由我一个人来办,对不对?但是我既然要用你,就得给你一定的自由,这个自由大小跟你的级别高低有关,也跟我的用人方针有关,但是总之我是必须允许你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的。否则我用你干嘛?但是行动自由又不能太大,太大了以后,你威胁我的统治,威胁我的领导、不忠于我的领导也是不行,只能在两者之间妥协。
照斯大林的看法,毛泽东是有点不听话、有点不正经,但是没有达到广大老干部项英他们非要除掉毛泽东不可的那个程度。就是说我敲打你一下,你是不是有点忘乎所以了?皖南事件暴露了什么?暴露了共产党在搞军阀化对不对?这是不对的。你搞军阀化不要紧,还想利用我的苏联资源来对付蒋介石?斯大林在皖南事变以后就是这样对待毛泽东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游击英雄如何该枪毙这些事情,就是因为共产国际在毛泽东年轻时期、还在江西那段时期,给他搞的宣传、给他的定性就是游击英雄,然后他就说:「我们枪毙的游击英雄可多的是了。」就是说你平时搞小偷小摸,利用苏联这个大旗,在蒋介石和日本人的边缘上面发展军阀势力,这些东西按照苏联标准来说都算纪律不严格可以枪毙的。但是因为远东形势特殊,而且你又有功劳,但是我们对你都是曲予优容允许你有比别人更大的活动自由。但是你要记住,你别指望说是你自己惹出事情来说,有些事情是领导交代你办的,你办了以后出了事情领导给你兜着;有些事情是领导绝对禁止的,你办了以后无论结果如何,领导都要砍你的脑袋。但是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有些事情领导并没有说你非办不可也没有说你一定不能办,而是可办可不办,你作为一方诸侯你可以自己权衡决定可办可不办,但是如果你自己办砸了,你需要自己承担责任,因为不是领导让你办的。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单位有一个小金库。我们不给钱给政策,你可以自己给自己捞点小钱,不违反上级的意思,你拿点钱我们是允许的;但是如果小金库惹出什么事情来,你得自己兜着,因为不是上级给你钱要你办的事情,这个是有所不同的。就是说皖南事变以前,你跟国民党搞摩擦、占地盘、搞军阀做的那些事情,跟我们抗战大局没关系。我们的抗战大局是团结国民党和美国人打击德国和日本,避免日本人配合德国进攻我们的远东,达到这个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是需要拉住蒋介石的。你私下里欺负一下蒋介石占些便宜,只要没有惹出很大的反应,不影响我们的统战大局我不管你,你自己占点便宜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惹出事情来了,现在蒋介石受不了了要跟你拼命了,你指望我帮着你去打蒋介石,挑起一场苏联和蒋介石的冲突,没门!这违反我们联合蒋介石打击日本的基本原则。如果蒋介石生气了,我们得安抚蒋介石,不能让他破坏蒋介石和苏联的联盟,在不破坏蒋介石和苏联联盟的基础上,你搞些占些小便宜,只要蒋介石受得了我们也允许你这么做。但如果蒋介石受不了了,可能影响中苏关系,我们以中苏关系为重,不会为了你去跟蒋介石翻脸,你就别指望了,知道分寸明白吧?占便宜可以占,但是有一定的限度,就是不能破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大局。
这一点毛泽东经过这次教训,他后来也是明白的,当然他也明白,他自己在党内虽然当上了党主席,但是并不能够一言九鼎、所有的山头都听他的话。同时非常要命的是,他不像王明和张闻天那样是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所以他当然也知道。毛泽东真正的学问是二十四史和水浒三国,项英对他的判断是没错的。他不懂外文而且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功底也很低,也就是普通师范生那个水平,是理解不了比较复杂的理论的。但他懂得24史上的权力斗争,他知道什么叫做「兔死狗烹」斯大林目前是在用人之际,蒋介石和日本人还在,我做了点出格的事情,我不是他的嫡系,做了点出格的事情,他也要容忍我;哪一天天下已定,他当然还会让张闻天、高岗这样他自己信得过来的人来当权,把我像韩信一样处理,我立下天大的功劳,也免不了遭到韩信这样的下场。我怎样不遭到韩信这样的下场呢?就是我要给自己搞小金库,把自己的小金库搞得足够大。虽然我不可能斗赢斯大林的,但是我可以斗赢我在党内的其他潜在竞争对手,把他们都搞掉了以后斯大林除了用我以外,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有很多小动作,干部党的培训机制是我没有的,情报机构——康生、周恩来掌握的情报机构我也插不进去,但是抗战时期需要扩军、扩军、扩军,这事是我最喜欢的,而且搞军阀主义,在边缘地区搞军阀主义这些正统的共产党人没有我内行,这就是我的强项,我要发挥强项搞出些新进的将领。这些将领没读过多少书,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窍也不通,如果说项英他们觉得我不懂马克思主义,呵呵…这些新军阀和新干部比我更不懂马克思主义,跟他们相比我懂的马克思主义还算比较多呢!就像在梁山好汉当中,智多星吴用像不像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智多星吴用到了东京去,根本就是个村学究,苏东坡他们要活活笑死,你也敢到东京来混事,王安石在我们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你算老几?但是跑到乡下去,找一帮大字不识的梁山好汉,我就是大知识分子啊!毛泽东在这些人的心目当中就像智多星吴用和及时雨宋江在他的兄弟们当中一样,在东京城里面我是受尽白眼和歧视,拍了昆仑山上下来的天使的马屁,还被他们瞧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