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好，阿姨您好，我是Jimmy，今天是9月11日，也是911的日子。本周的9月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II）在苏格兰巴摩拉城堡（Balmoral Castle）去世，享寿96岁。英国女王从1952年继位到今年，维持在任70年，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那我们这一辈的人、甚至上一辈的人，我们提到英国元首就想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世界上也十分深得人心，她在位70年，深受英国人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爱戴。女王驾崩之后，英国国王由王储查尔斯继位，那现在是英王查尔斯三世（Charles III）。英国和英国王室被认为是君主立宪制的典范，英国国王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君王的代表人物，虽然说英国国王、女王他们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利，但是他们的影响力是十分的深厚，在人民心中的这个影响力也很大。想请阿姨评价一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一生，她的过世会不会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刘仲敬：

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其实只是封建制度的一个演化阶段而已，就是，它来自于知识分子和外国人的总结，所以很容易被人理解成为是一种固定制度，但其实不是。一般教科书上所谓君主立宪制的特点，其实只是19世纪这一个演化阶段的特点，对于君主立宪制奠定时期的17、18世纪是不适用的，对于20世纪也是不适用的，因为变化是一直在产生的。

最初的君主立宪制，君主本人不是不掌权的，而是相当于现在的国王加上首相的作用。威廉，就是威廉三世、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 1689-1702）刚刚入主英国的时候，他都是亲自主持内阁会议的，而各部长之间并没有像首相那样的官员来协调。汉诺威王朝（house of Hanover, 1714-1901）的诸王虽然号称是不懂英语，所以把政权交给了英国贵族，但是他们和王室的近亲，比如说像卡罗琳王妃（Caroline of Ansbach）或者是像是威尔士亲王（注：Prince of Wales，王太子的头衔）这样的人，是经常利用不大管事的国王的权力去干涉政治的。而保守党和自由党，也像是我们现在熟悉的20世纪和21世纪的泰国各政党一样，各自攀附王室或者是有可能在先王退位或者是不退位但长期定居国外的情况之下继位或者是掌握摄政权的亲王，只要能够讨好上一个亲王，跟某一个亲王结成联盟，那比在选举中获得胜利要可靠得多。而且选举经常也是地方上寡头和大贵族主持的口袋选举，按照现在标准来说，肯定是极其腐败、并没有真正的代表性的。直到19世纪资产阶级秉政，不再能够容忍王室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还经常存在的，各种类似路易十四时代的各种风流事情，用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来要求王室，同时首相的权力也已经巩固，君主立宪制才会变成我们现在想象的这个样子。但是20世纪，随着战争、大众民主、战争动员体制的产生，议会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被悬空，更不要说是君主了。

君主立宪制形成的过程是什么呢？就是名义上、礼仪上的权力归君主，但是实际上的权力归谦卑的、经常是没有正式头衔的「第一财政大臣」（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第一财政大臣行使的非正式权力后来被称之为首相（Prime Minister），其实最初连首相这个正式官衔都没有。而大众民主和官僚政治兴起以后，主持总体战的官僚通过委任授权（secondary legislation），实际上已经篡夺了议会的很多权力。君主不能秉政是什么原因？就是君主只能够决定大政方针、办不了具体的事情，然后把具体的事情交给首相，和那些不一定出身高贵的政府官员去办。政府官员像皇家学会一样，名义上把国王捧得高高，实际上具体的事务是他自己办的。国王呢？只能够行使“我看你不顺眼的时候解散内阁另外换人”，但是另外换人的时候具体事务也是由你办。而另外换人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很可能并不会比前任办得更好，所以国王一般不敢使用宪法上他具有的那种解散政府的权力，因此实际权力渐渐归了首相，当然归了议会。

现在的情况就是，在民主时代，大家都把议会选举捧得像过去的君主加冕礼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稍微出一点选举舞弊的事情就不得了，其实在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的黄金时代，选举舞弊或者是地方上大家族操纵选举这种事情司空见惯。这种现象就有点像是，唐人的科举制度很不严肃，经常是写一篇小说得到公主或者是亲王的推荐，比考试考得好重要得多，考试舞弊也是非常常见。但是唐人科举选拔出来的人一般被认为是人才很多。宋人就严格得多了，等到明清就严格得像是预防恐怖分子一样，读书人进考场去考试像犯罪分子一样，也就是像911以后的美国人上飞机一样，还要全套搜身。这在宋人和唐人看来，这绝对是侮辱性的，唐朝的士大夫怎么能受这种侮辱？但是大家已经弄得非常严格了，科举舞弊也不像在唐人和宋人那样可以儿戏。像苏东坡那样捏造典故欺骗考官，如果是到了明代或者是清代的话，很可能会人头落地，绝不会传为美谈的。而且对科举的舞弊的惩罚也就非常严重了，谁舞弊了都是杀全家，杀主办大臣、全家流放宁古塔，一直到慈禧太后快要上台以前，咸丰皇帝和肃顺还因为科场舞弊案杀了大学士。但是在这样的严格和恐怖之下，舞弊现象是大大减少了，但是选拔出来的科举士子却被公认为只会写八股文不会办事，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其实民主选举也是这样的，形式上的精确并不重要。形象上精确说明什么意思？说明官僚在幕后掌握政权，把议会和政府的权力虚置了，议会只能委任授权。委任授权是什么呢？议会决定要办什么事，但具体的事情要由官僚去制定法律。本来在19世纪的时候，讨论法律，每一个细节讨论法律都是议员自己的事，议员很多都是律师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是真正制定法律的。但是罗斯福新政以后、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议员已经没有能力制定非常细节的政策。比如说像拜登政府，最近他说我要打压一下中国的生物企业，要不然你们从美国偷技术，这样的法律议员就制定不了，必须要由专家来制定，政府部门雇佣的专家制定好法律，然后议员和国会只提供大政方向性的指南。议会的委员会说，我要反对中国科技盗窃，但他不能像19世纪那样制定具体方略，具体方略由政府的专家去制定，制定好了以后议会只行使一个，我认为制订得好或者我TMD给你打回重订。

但是也就像是17世纪的君主对待议会和内阁一样，完全不信任政府制定的方案打回重议，这件事情成本是很高的，议会不敢轻易使用，就像是18世纪的国王不敢轻易解散政府一样。结果呢，名义上的权力还在议会手里面，但实际上已经转移到，像哈耶克在1945年就发现的那样，转移到委任立法的专业官僚，就是《是，大臣》（Yes Minister）上面描绘的汉弗莱爵士（Sir Humphrey Appleby）那种人手里面。官僚以人民的名义篡夺了大部分的权力，而正因为他们篡夺了大部分的实际权力，所以他们要像汉弗莱爵士一样保持谦卑、要像18世纪首相那样保持谦卑。18世纪的首相一举一动必须高举国王的大旗，国王的尊荣比什么时候都抬得高。现在也是议会的尊荣和选举的尊荣、人民的尊荣也抬得比什么时候都高，但是人民经常是拿官僚没有办法的，这就是形上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取得了过去立宪君主制黄金时期，形式上的国王所取得的位置，人民越是没有实际权力，越是享有礼仪上的权力。但是教科书还在继续告诉我们，民主制度是人民和议会享有实际权力，而君主只享有礼仪权力。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现在是议会和人民享有礼仪上的权力，而官僚在幕后、包括政府类的专业官僚和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员掌握实际上的权力，那么国王和女王理论上应该享有的礼仪权力是什么呢？那么国王和女王，当然还有附属于国王和女王的贵族是不是变成多余的呢？情况确实是这样。我们知道君主立宪制不是空的，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女王面临着一君万民，君主本身就是贵族第一人，贵族是君主的辅弼。君主立宪制，比如说最典范的英国君主宪制能站得住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行各业杰出人物——大资本家很容易得到女王的封爵，变成贵族进入上议院；平民出身的政治家当了首相以后，基本上是肯定会得到爵位而进入上议院的；各行各业的人物，包括工会领袖、杰出科学家、甚至杰出音乐家，当然更不要所是杰出将领这些人，将来都有一定的希望封爵进入上议院，从而使贵族阶级不断扩大，（逐渐形成）贵族辅弼国王（的政治局面）。

没有贵族的君主天然不稳定，而反对君主制也就是首先要从剪除羽翼开始。因为女王过于深得人心，人民爱戴女王，反对女王的做法是不能得到通过的，但是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就成功地削减了上议院的权力。削减上议院权力，包括另外设立最高法院、剥夺上议院的，至少是限制上议院的最高法院权力（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本身就是改变英国宪法的做法。跟自由党政府在1914年以前那几年，剥夺了上议院对下议院的悬置否决权（Suspensive Veto，Parliament Act 1911）。在那以前，下议院联合君主是对政治有实际上的影响力的，它可以搞砸自由党政府多次提出的爱尔兰自治法案。但是经过这样的改革以后，上议院对下议院的决议就实际上只能够无条件地接受，顶多拖延一次很短的时间，实际上议院的政治作用就已经没有了，但它的司法作用还在。经过工党政府在90年代的改革以后，上议院的司法作用也没有了，贵族制度受到了严重打击。

而人民也已经开始，包括媒体也已经开始习惯于把女王当作一个政府官员来审议，说王室花了多少多少钱值不值得、维持君主之类的值不值得这些事情。

而女王呢？为了维持王室的良好形象就开始主动地削减王室开支，做各种亲民的姿态，保持自己的高人气。因为女王始终比民选的党派政治家更深得人心，所以实际上针对王室本身的不利行动是无法开展的。但是针对贵族，没有女王那样深得人心的，脆弱得多的贵族的打击，自从1945年搞福利国家，用高额的税收、遗产税来打击贵族阶级以后，一直在不断地进行。所以今天的英国王室，像1945年由于战败而被美国强制废除了华族和贵族院，现在的日本参议院不再代表贵族了，以后的日本王室一样它变得非常孤立。它是一个岌岌可危的君主制，因为不再有贵族的支持而女王已经丧失了大部分主动扩大贵族阶级和维持贵族阶级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王室主要依靠女王深得人心，但是查尔斯亲王就没有那么深得人心，尤其是在比较深得人心的戴安娜（Diana）离婚以后，卡米拉（Camilla）并不受人民的欢迎。而离婚本身这件事情就会损害王室的尊严，所以女王本身并不是像媒体那样所谓的，她因为个人原因不喜欢卡米拉。她像是爱德华国王（Edward VIII）和辛普森夫人（Wallis Simpson）离婚，放弃王位去做温莎公爵（Duke of Windsor）那个时期的鲍德温首相（Sir Stanley Baldwin）和大多数英国贵族一样，他们敏锐地感觉到国王也可以像普通人一样打离婚官司这件事情，无论是卡米拉的事情还有后来比卡米拉更加严重的梅根和哈里王子事情，都是在损害王室的威望。而在民主时代议会和选举都变成礼仪性的时候，王室的礼仪性角色是已经极其脆弱、经不起这样摧残；但是说明王室衰弱的另一个迹象就是，她拿这些任性的晚辈没有办法。

查尔斯王子或者哈里王子说老实话，论作风比起摄政时期、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各位亲王要好得多了，那些亲王搞了无数的情妇，乱花了无数的钱，也没有哪个政治家敢管他。他们远远没有搞得这么厉害，但是时代不一样了，在议会扮演礼仪性角色、选举扮演礼仪性角色的时候，人民经常感觉到，不是出于理论而是出于直觉感受到，王室的礼仪性作用是不是有点多余？因为女王的存在和女王积累下来的巨大关系网是英国的国家一个重要资产，人民莫名所以地爱戴女王所以事情还不是十分严重，等到查尔斯国王登基以后比较不得人心的和经常闹风流事的晚辈。这种事情在泰国也出现了，泰国的老国王是深得人心的在他去世以后多年，我亲眼见到过多次，美国的泰国餐馆仍然一丝不苟地挂着老国王年轻时的画像，跟我几年以前到泰国旅行的时候，泰国几乎家家户户、几乎所有的电视台、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老国王年轻时候，大概那还是二战时期英俊潇洒的佩剑照片，当然不是现在他年老时的照片，人民直到现在还在怀念他。但是到处搞风流事、奢侈浪费、在危险时刻又不肯跟人民同担危险的新国王就没有这样的力量了，出于惯性他还能够拥有国王的头衔，但是保不定新的政治危机会使整个泰国君主制面临挑战。英国的情况比泰国当然要好得多，但是查尔斯国王处境肯定要比伊丽莎白女王要困难得多。

什么样的因素能够挽救君主制或者是强化君主制呢？那就是君主制和封建制度本身的传统职能。什么是贵族？贵族是代替人民去死的人。最初的贵族就是在维京海盗（Viking）、诺曼海盗（Normaunds）、阿拉伯海盗或者是匈奴侵略者时打过来的时候大多数人不敢打，无论他们是法兰克王国（Royaumes francs）的臣民还是过去的罗马帝国留下来的编户齐民，他们反正是不敢打或者打不过。能打敢打而打得过的像巴黎伯爵（Count of Paris）那种，他本身并不是查理曼（Carolus Magnus）的子孙，只是在海盗沿着塞纳河入侵的时候、人民孤苦无依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勇士站出来，受保护人民的巴黎主教和广大人民的推选站出来，死马当活马医带着一堆人马，修了一个临时堡垒挡住了海盗，人民感谢他挡住了海盗的攻击，觉得他比那些不管用的国王和君士坦丁堡遥远的皇帝更靠得住，首先拥护他当伯爵后来拥护他当国王。

最初的国王其实就是今天像阿富汗的马苏德将军（Talat Masood）这种人，塔利班打过来的时候，大家逃的逃、投降的投降，小马苏德虽然他父亲并不愿意让他从军而是想让他到西方去念大学。可以说父母亲的心都是一样的，尽管老马苏德将军是个大军阀，但是他也不愿意让他自己的儿子过充满危险的军阀生涯，想让他到西方去，毕业以后搞基金会过和平的生活，但是在这个时候选择来了，他居然可以说先辈的历史记忆，像马尔巴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的记忆对丘吉尔一样起的作用，他宁愿放弃在西方的安定生活回到山里面打游击。因为不能背弃那些为了他父亲的缘故、宁愿死也不愿意逃的那些忠臣，如果他留在西方不走那就是让这些人去送死，他像戈登将军（Charles George Gordon）一样觉得只能跟他们共命运。那么这样的人在卡佩（Capetian）伯爵的时代他就会变成法兰西国王，最初的国王和贵族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只不过现在是共和时代而阿富汗又是附庸国，他们不好意思把马苏德家族推出来做呼罗珊王朝的国王，但是如果是在12世纪这种事情肯定会发生，那马苏德家族就会变成新的贵族和国王了。

战争会造就新的贵族，查尔斯国王面临的是未来的动乱时代，动乱很难波及到欧洲核心地带像英美这样的海洋地带。但是他们会承担世界秩序的维持者的任务。在这个时期王室和贵族，这时候的新贵族可能就是深入阿富汗敌后的特种部队，或者派到南海来维持军演的优秀军官这种人。未来的王室如果能够提供官僚制度所不能提供的——因为官僚制度的表现在哪里都一样，例如像弗林（Michael Flynn）将军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变成亲俄派和美国建制派不容的人，就像里根时代搞伊朗门那几个军官一样，他们自以为自己是爱国者但是行为达不到官僚制度和建制派所必需的谨慎，所以采取了冒险行动，所以反而断送自己的政治生涯，那么这样的人在战争时期、动乱时期必然会有出头露面的机会。

而王室和贵族如果能够为他们提供以民主名义而执行的官僚政治所不能提供的机会，让他们在国家和人民急需的冒险事业当中发挥作用的话，那么王室因为君主制能够做到官僚共和制不能做到的事情，像在拿破仑战争时一样显示出英国因为有国王，比失去了国王的法国占了很多便宜，尤其是英国的下层人民没有遭到法国和欧洲大陆那样的痛苦，主要是因为我们英国有国王的缘故。

所以在安妮女王（Queen Anne）的时代和汉诺威（House of Hanover）初年已经受到严重削弱的英国的君主制，当时法国大革命刚开始，还没有出现恐怖政治的时候，英国新教徒的极端派和很多知识分子其实都是主张共和制的。因为那时候共和制还没有跟断头台联系在一起名声还很好，而安妮女王不会管政务，把政务都交给萨拉·马尔博罗（Sarah Churchill, Duchess of Marlborough）和一些宫廷贵妇，等于是搞宫廷政治并不得人心。汉诺威王朝的最初几位国王行为也不好，又不懂英语也是不得人心，英国的君主制的威望当时已经降得很低，外表上看来好像比法国的君主制好不了多少，所以拥护共和制的人很多。但是法国革命的恐怖统治一出现，断头台一来拿破仑一搞专制统治，全民又反过来拥护君主制了。因为铁的事实证明，铁的事实比任何理论都好，证明英国的君主制给英国人民的自由和给英国人民的福利比法国共和制要好，法兰西共和国让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而英国国王保护了人民，也保护了英国的自由。于是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君主制的威望一直在上升，但是在任的国王仍然有摄政时期的风流传统，所以并不很得人心。

等到非常资产阶级道德、一丝不苟的阿尔伯特亲王和维多利亚女王当权，道德观念跟人民和资产阶级完全一致，对人民完全忠心的英国君主制的威望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比起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威望要高得多。这些其实是拿破仑战争以后造成的动乱造成的，因为人都是会比较的。现在泰国君主制的威望不高，主要是因为美国维持和平的时间太久，有君主的泰国跟其他国家相比优越性不明显。但是如果倒退几十年，在二战时期和冷战时期，泰国因为有君主制，比起废除了君主制的南越和柬埔寨、没有君主的缅甸优越性非常明显，就像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比法国和欧洲国家优越性非常明显那样，那时候人民就会非常拥护君主。在将来的动乱时期，如果君主能够发挥类似的优越作用，让人民看到拥有君主实际上是占了很多便宜的，那么君主制又可以度过一个像18世纪那样的低谷，再次迎来一个类似维多利亚时代的威望高潮期。

所以这是一个演化问题。君主制作为封建制度一个演化阶段的立宪君主制，其实是在整个封建制度、封建体系，不断产生、不断演化、不断腐蚀、不断衰弱的动态过程中间截取的一个切片，而不是一个设计好的固定制度。封建制度是自发产生的，欧洲中世纪那些封建贵族的产生方式，就跟巴黎伯爵打击海盗的时候差不多，也跟我们今天大家都看到的马苏德父子保卫阿富汗人民、反对塔利班的斗争差不多。因为危险和战争的风险总是会不断产生的，所以能够保护人民、应付战争危险的人自动会形成新贵族。而旧的、失去原有作用的旧贵族在扮演礼仪性职务以后如果行为不好，既保护不了人民、行为又满足不了人民的期待的话就会逐渐被淘汰，但是并不是像是头脑简单的历史进步论者和民小所说的那样，历史注定向民主的方向走贵族属于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

民主产生官僚制，一方面产生官僚制度，一方面通过选举政治产生凯撒主义和僭主制度。民主产生僭主制度，僭主制度导致民主制度崩溃，而重建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在希腊城邦历史中是司空见惯的。欧洲各大国比希腊城邦的历史发展来的慢，但是同样趋势也有。大众民主结果就会产生希特勒，希特勒在贵族政治之下是不可能产生的。今天的川普和美国加拿大都已经冒出头的民粹主义，也是大众民主的产物，欧洲和全世界各国情况肯定也是更加严重。而面对危险的时候，体制外的勇士变成没有贵族名义的新贵族是不可避免的，像马苏德将军这种人。我们要注意贵族，欧洲最正统的贵族最初也是非正式权力，正式权力掌握在继承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和接受罗马帝国封爵的各国国王手里面。伯爵原来就是太守的意思，只是个行政官。只不过是民间拥立出来的勇士得到人民的拥护，掌握了实际权利只有他敢打仗。而拜占庭派来的官员，像是汉国、明国、宋国、清国的太守一样是文官，不敢打仗，一有危险就跑，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结果在他们跑路以后，这些非正式的勇士当上了代替太守保护人民、代替罗马帝国伯爵保护人民以后，他们就自称为或者被罗马帝国追认为，因为就像是建康的东晋朝廷会任命慕容家族在辽东的势力和张家在河西的土豪势力当当地太守一样，可以任命这些当地冒出来的勇士当当地太守，于是他们就变成本地的伯爵了。他们本来也是非正式的权利，当上伯爵也是追认的，用正式权利来文饰非正式权力，最后结果把伯爵的意义完全改变了。伯爵本来是皇帝任命的行政官，最后变成了封建体系当中不受国王领导、可以自行保护附庸安全的封建贵族。

今天不再是不是罗马帝国行政官管用了，而是民主选举的总统或者是政党领袖管用。所以像马苏德将军这样的，其实本来跟中世纪伯爵一样，最初是保护人民的军阀这样的人，他也就不再自称为罗马帝国的伯爵，不再被拥护为罗马帝国伯爵，而会自称为是阿富汗共和国的政党领袖，或者是阿富汗共和国的省长或者是方面军司令这些人。形式虽然变了实质并没有变化。产生封建体制和贵族和国王的演化机制一直在运转，所以这个机制跟继承的封建制度逐渐变成共和，就各阶级共治，然后各阶级共治逐渐向大众民主方面倾斜，大众民主逐渐产生官僚制度和僭主制度倾向是同时发挥作用的。所以继承的君主制，也可以像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利用拿破仑战争的机会，重新恢复已经遭到削弱的君主权威，通过拿破仑战争和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各行各业拥有的优秀人物，通过贵族制度扩大贵族阶级的容纳，吸收这些优秀人物的方式来加强贵族制度。

主持人：好的，那所以听起来就是现在的这个实权，其实已经各国家都已经沦落到就是被官僚机构掌控，那其实官僚机构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美国主导的世界和平太久，那在和平的时期就变成是说这种以贵族或是武力集团来作为中心的政体，可能还不如这个做事情的关僚来的有用，但是如果说未来这个时间有又演化到变成一个战乱的时候，可能贵族又会受到人民的需要的,阿姨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

阿姨：是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官僚制度是由于在和平来临，战争没有需要产生的。所以今天大家谈论民主，包括谈论所谓川普秘密文件案件时候，都把统帅权看得很不重要。其实美国以外的各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比如说韩国，是因为他把统帅权让渡给了美国，他自己不再是真正的主权国家。不再是主权国家这个原始概念当中，像路易十四这样能够发动战争的才叫的主权国家，不能发动战争的国家领袖不叫主权国家，那只能叫附庸国。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是附庸国，这也是美国支持民主化的原因，民主化能够搞掉像萨达姆普京这样的独裁者。而产生出来的像乌克兰那样的新共和国，名义上是民主国家，其实是美国的附庸国。民主化的成功，颜色革命成功，就等于说是更多的国家变成美国的附庸国是符合美帝国主义利益的。但是这个有一个条件，就是美国总统作为美国的最高统帅和全世界的最高统帅，他有不服从任何官僚管制机构的罗马式的狄克推多权力（狄克推多它是一个职位，狄克推多是古罗马独裁官Dictator），美国政府的总统的战时权力是无边无际的，他像罗马独裁官一样杀人不用负责的。奥巴马总统一声令下到阿富汗去杀人，谁也不能追究他。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一个人，不像是苏联共产党那样还要经过七个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的决议，他一个人关起门来就可以发动核战争，毁灭全地球。正是因为这样，美国才能够争霸，如果你把美国政府变成一个官僚，像今天有些民主鼓动家说的那样：「川普违反了政府部门的保密法程序，为什么没有经过正式保密程序就把秘密文件拿走了？」但是我们要注意，行政规范是用来管官僚的，不是用来管皇帝或统帅的。如果皇帝和统帅没有临机统决断的权力，对于皇帝来说没有做决断的权力、对于领袖元首来说没有做决断的权力或者说对于前线将领或者是海外的船长来说，没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那种权力（是无法想象的）。这种权利在汉朝还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宋人和明人看来就是大逆不道。这就是为什么汉朝的将军离开皇帝还能打胜仗，卫青、霍去病还能打胜仗，而宋人和明人的将军只能打败仗。将军变成了一个官僚，就像王夫之（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说的那样：「得到官僚士大夫赞许的将军是一个必然打败仗的将军。」因为他不能够临机决断，你的敌人可以临机决断，按你凡事都要按官僚程序办，你反应又慢又不及时，而且没有任何官僚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能够覆盖战场上复杂多变、需要迅速处置的所有形式。会有很多情况下官僚制度的规章制度没有写，而将军如果是官僚，他就处置不了或者是上报皇帝，经朝臣讨论什么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军事计划都泄密了，敌人早已经打过来了，新的军事计划制定好了以后，原来的军队早已全军覆没。

所以战国时期的将领和西汉初年拜大将，刘邦为什么要拜韩信为大将，这不是个空洞礼仪，拜了韩信为大将以后，韩信可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皇帝说什么他不管，他爱杀谁杀就杀谁，爱怎么调动就怎么调动，所以最后皇帝成功以后，就觉得他是个隐患，因为大将的权利是太大了。战国时期君主拜了大将，拜了吴起这样大将以后，就真像韩信一样没有办法，而且他也没有办法处置他。但是西汉是一个大一统国家，他不像是战国君主一样害怕敌国，所以成功以后他就要处置掉大将，以后东汉以后各王朝就越来越不愿意大将存在了。

美国以外的各国在政治上的虚弱，比如像德国，不仅是因为资源缘故，也是因为他们让渡了主权，把民主制度变成了官僚民主制度，用约束官僚的条条框框来约束民选政治家。按说民选政治家是领导官僚的，如果民选政治家像官僚一样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他就像《是大臣》的剧本中所描绘的那样，他控制不了官僚，反而会被官僚所控制。美国总统通常能够控制官僚，就是因为美国总统他有在必要时期不遵守程序，起临机决断的权利。所以控诉川普在法律上站不住脚的，因为总统可以被期待遵守程序，但他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不遵守程序。即使他不遵守程序做错了或者纯粹处于私心，那他也只是一个不称职应该被谈劾的人，而不是违反法律犯罪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不是民选产生，而是通过考试而获得任命的官僚不遵守官僚的规则的话，那他就是刑事犯罪，他至少是犯了渎职罪。但是领导官僚的总统和前线的将军，他们不存在违反规章就就会刑事犯罪的问题，他们本来就有权力临机决断的，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根本。但是即使在美国都有人企图削弱这个根本，就像川普的文件泄密表明的那样。这就是和平带来的结果，连美国都太安全了，但是随着战乱时期的来临，自然淘汰力会发挥作用。

官僚民主制像宋国和明国的官僚君主专制一样，在战争中软弱无力。今天的欧洲各国已经充分表明出，早在南斯拉夫战争时期和反恐战争就已经表现出，如果没有美国，他们就早就完蛋了，对不对？幸亏他们是美国的附庸国，宗主国保护附庸国，美国总统的罗马式战争权利，挽救了欧洲官僚民主制度在战争中的软弱无力。那么在未来战争当中，实行官僚制的国家就会很容易被淘汰，而能够行使战争决断权的拥有贵族制传统或君主制传统的国家又会显得具有相对优越性。而共和制国家当然也会重新想起来民选领袖政治家和官僚的不同，不再用约束官僚的规矩去约束政治家了。官僚执政的结果就是产生民粹主义，因为官僚凡事按规章制度，他没有主动性。因此在国外产生出帝国权力衰弱、去殖民化、海外世界陷入混乱和动荡当中。而在国内，产生像川普所代表这种或者法拉奇（Nigel Farage，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英国独立党领袖）所代表这种民粹主义运动。因为官僚掌握了太多资源，又事事采取消极苟且政策，人民感到选举不管用，选举出来的政治家拿官僚没有用处，我们必须到体制外找自己信任的人，像川普这样的民众领袖。而川普这样民众领袖背后就有凯撒主义的危险，凯撒就是民选政治家，是因为罗马的选民觉得罗马的建制派政治家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们要选体制外的人出来上台，而体制外的人上台就自然人跟体制内的传统势力形成对立，结果造成政变和内战，使罗马共和国转变为罗马帝国。
[00:33:15]所以官僚制度的产生本身就是民粹运动的原因，而民粹运动隐含着凯撒主义和共和体制本身倾覆的危险。这就是好像说是人不能忍受太安逸生活，太安逸生活之下人的肚子越来越大，人的整个体质都是要适应具有一定的运动，（且）善于经历一定的危险生活。你生活在安逸的生活中，肚子越来越大健康越来越糟，同时你下意识的感到烦躁不满，对什么都不满意，为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身边的女人——就像是女人不爱炸博士，炸博士年纪一大把找不到女人一天到晚在网上哭，为什么呢？女人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不爱你，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女人不爱你，你也不知道在不涉及女人的情况下你为什么活得好好的，在大公司拿着高薪的工作还享有各种各样覆盖的一切健保，每年都去到牙科医生那去检查牙齿，为什么还是活得越来越烦躁？你不知道是因为大自然要求你接受足够的刺激和危险，在没有刺激和危险的过程当中，你身体很多机能都在乱窜乱走，让你觉得浑身难受。结果生活在富裕和安逸当中的青年在三十年代就去投奔苏联，在现代就会去投奔伊斯兰国，他们听到了什么召唤？他们听到的就是大自然给他们设计的，你需要一定的危险，没有一定的危险对你来说会造成更大的不安，这种无形的召唤。由于富裕稳定的西方民主国家，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危险，所以民小不愿意承认的事情就出现了。无论你怎么搞意识形态建构，真正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的建构，就是说有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年，他们需要危险，他们需要制造危险，他们需要寻找寻找危险，他们需要在危险中像古代部落的年轻人一样，都需要经过了一次危险，比如说打猎成功第一次带着猎物回来，才能够由男孩变成男人。

而现代社会则产生了很多年纪都已经四五十岁，其实性格还是巨婴，一切都要别人负责，一有事情就哇哇哇得痛哭，这都是谁谁谁的错？是川普的错、拜登的错、美帝国主义的错，对不对？都是美帝国主义的错对不对？都是美帝国主义的错这样的伟大高深理论我们听过很多次对不对？它真正的力量在哪里？它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制造些理论的知识分子说了什么屁话，而在于到了45岁还没有经过成年礼，还没有通过征服危险，像古代部落人和福克纳小说、《熊》那部小说中间，过去美国南方男孩子在荒野中跟野兽面对，从而征服了自己的恐惧，由需要别人保护的小男孩，变成有能力控制危险，保护妇女儿童、保护社区其他人的男人、男子汉。安逸的现代社会使年龄一大把的男人做不成男子汉，而女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爱这种巨婴，只爱她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的男子汉。于是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体制内官僚化、体制外民粹化；国内在官僚主义的建制派和民粹主义的群众领袖之间挣扎，而海外世界逐步地去殖民化，其实就是秩序输出的削弱和解体当中陷入军阀混战。然后等到美帝国主义内部的混乱和外部世界混乱达到一定程度，整个体制都无法维持的时候，新的英雄豪杰，符合人类本能的英雄豪杰、新的贵族和英雄又会重新涌现出来，国家体制也会根据新的需要重新调整。这时候的人民又会重新拥护威灵顿公爵和维多利亚女王，拥护丘吉尔首相和伊丽莎白女王这样的人。摆脱对乔治亲王、查尔斯国王、拜登总统、奥巴马总统和官僚制度的厌恶，在危险中重新发挥自己；当然这也意味着旧有的地图、政治版图又会发生大幅度的变化了。
主持人：

感谢阿姨的补充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最近土耳其跟希腊，土耳其跟希腊一直以来都有边境纠纷，那最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因为希腊不断武装临近土耳其的群岛，那土耳其可能以突袭来回应希腊的威胁，那希腊的外长就致函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国和欧盟抱怨这个埃尔多安的言论，并要求他们谴责土耳其的行为。在俄乌战争之后，土耳其无论是在提供乌克兰军火或者是因为它的地缘政治上，它控制这个黑海到地中海的出口都让这个土耳其其实占尽了优势，那想请阿姨跟我们分析一下，在这个时候土耳其去升高跟希腊的冲突，它是有意为之还是只是例行的主权宣示。土耳其在俄国衰落之后，除了中亚之外它也会对地中海展现企图吗？那如果是在俄乌战争之前，像这样子的北约内部纠纷肯定会被压下来，那在之后如果是俄罗斯衰落之后，北约的重要性下降，这个时候如果土耳其对希腊展开军事行动，是否会有可能得到美国的默许或是不关心就让他们去打；那还是说为了维持欧洲的稳定，一定要力保希腊不可。谢谢。
刘仲敬：

这其实也是演化的结果，就是演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各方都必须做该做的事情，希腊和土耳其是一个典型的帝国解体问题。比如说你设想大清国皇帝退位以后张作霖元帅迎皇帝返回陪都盛京，然后把北京城作为皇室的特许领地保留下来重建了满洲帝国。满洲帝国让关外的蒙古人、维吾尔人、西藏人都建立了独立国家；然后在长城以内，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各省都宣布拥护中华民国，但是中华民国很多政治家都认为、还有很多人民都认为，北京城还掌握在满洲帝国手里面，我们的复兴大业是不完整的。君士坦丁堡还掌握在土耳其手里面，土耳其虽然已经迁都故都安卡拉，但是还留有君士坦丁堡我们还要去打土耳其。于是孙中山率领北阀军要求满洲张作霖撤出山海关，把北京城和君士坦丁堡还给中华民国，结果被张作霖和凯末尔打败了，打败以后中华民国政府——南京政府丧失了威望。刘湘在四川建立了罗马尼亚，阎锡山在山西建立了保加利亚，龙云在云南建立了马其顿，李宗仁在广西建立了塞尔维亚，最后中华民国和小希腊的土地只剩下以南京为中心包括炸博士的苏北和山东、河南的一小片，河北变成了满洲国的一部分，山西独立了，湖北、湖南、吴越、闽越、南粤、滇黔、巴蜀全都独立了，这就是今天土耳其和希腊的情况。

满洲国也就是残余土耳其仍然是一个准帝国，它不仅自身有帝国的资源，掌握着北京城和旅顺口的咽喉要地，而且他对蒙古人、维吾尔人、西藏人还有很大的威望。而中华民国在战争失败以后残余的南京政府，只有黄淮海平原和江淮的部分土地，连跟自己近在咫尺苏州、常州都割让给了吴越，自身的领土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它已经变成一个可怜的小国了。在罗马尼亚的阎锡山和保加利亚的刘湘看来，南京政府比自己还不安全，因为南京城在吴越独立以后已经毫无安全保障可言。而太原至少是表里山河，成都至至少是在夔门和秦岭的保护之下，因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巴蜀的刘湘和阎锡山都以为自己的地位比可怜的希腊共和国要高。如果没有爆发冷战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满洲国、土耳其满洲国是一个大国，小小的希腊王国或希腊共和国放弃了伟大理想，也就是反攻大陆这个伟大理想，重建拜占庭帝国疆域的伟大理想，希腊只是一个小国。而且还是诸希腊也就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这些拜占庭帝国派生出来的各小国当中最弱小的、比较弱小一个不是最强大的，满洲国是长城以外各国当中最强大的。但是中华民国、南京中华民国却是大明朝派生的——拜占庭帝国派生出来的诸希腊和诸夏各国中比较弱小的；诸夏各国中间比较强的可能是阎锡山的罗马尼亚和李宗仁的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比较有利用价值。而圈在中间，自身安全都保证不了的小小的希腊，在列强看来反而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当然诸夏各国之间是天天都在打仗的，中华民国政府肯定要跟吴越打仗要争夺南京周围、南京和苏州之间的领土，肯定要跟楚国打仗，争夺江淮和楚国之间的的领土；跟满洲国肯定是仇敌，因为要争夺北京城和旅顺口和山东半岛之间的航道。而李宗仁和南粤之间，刘湘的巴蜀政权和龙云的云南政权之间，也是一天到晚打个不停。欧洲各国和世界各国认为，希腊人和巴尔干人天生就是这样干我们屁事，你们本来就天生打来打去的。土耳其帝国因为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同时满洲国是抵御俄罗斯南下的一个堡垒，土耳其残余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也是抵抗俄罗斯南下的一个堡垒，对于英美帝国主义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如果俄罗斯还是普通的帝国也就是这样了，但是由于苏联产生了共产主义普世性质，迫使刚刚打了一场内战、（被）共产党差一点就夺权的希腊和被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威胁要割让土地、共管博斯普鲁斯海峡吓破了胆的土耳其，都感到只有英美才能够维持它自身的安全，因此他们就不得不搁置仇恨同时加入了北约，尽管他们仍然是世仇。而且即使在冷战时期，为了塞浦路斯他们还是差一点打起来，只是由于冷战存在和英美海军的存在，他们不敢在塞浦路斯打一场战役。

但是冷战结束以后北约失去了敌人，双方的矛盾就尖锐起来。土耳其处在比较矛盾的状态，因为它既是一个欧洲和北约以外的帝国——像是德意志联邦的普鲁士和奥地利一样，奥地利既是德意志联邦的主席但是它在巴尔干半岛和斯拉夫各国拥有大量领地；普鲁士在日耳曼联邦以外，在波兰也有大量领地，它们都不是纯粹德意志国家。希腊变得很弱小，变成一个纯粹的欧洲国家和北约国家；而土耳其则是半欧洲、半北约，除了作为欧洲国家和北约国家以外，它同时在中东和全世界发挥很多作用。有很多作用是英美认为必须的，例如在中亚和欧亚大草原对抗俄国的作用；在中东平息反美势力和反以势力、抵抗伊斯兰主义的作用。这些都是北约其他国家包括希腊提供不了的，只有土耳其才能提供的，所以在美国外交的砝码上土耳其一直得到一种准帝国待遇。当然你不能让土耳其白白打工，土耳其也要捞些好处，比如说在土耳其要求加入欧盟的时候，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坚决反对；而美国却是一再给土耳其撑腰的，美国外交认为土耳其更重要而希腊不重要。

而欧洲内部的强国，例如法国则跟希腊结成军事联盟,我们要注意法国和希腊军事联盟本身就是北约联合国化的一个征兆。土耳其和希腊和法国都是北约防御体系的一部分；而法国和希腊建立一个针对土耳其的防御联盟，这当然是因为希腊论实力是斗不过土耳其的原因，就是法国执行反对土耳其进入欧盟政策的一部分。英美比较偏向土耳其，因为英美是世界帝国，他们在俄罗斯、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有广泛利益，都需要跟土耳其合作，希腊发挥不了作用。而法国呢，法国在这些地方没有殖民地，法国只有在非洲才有帝国主义势力，所以它跟着英美在这方面偏向土耳其对它没有好处。相反维护希腊反对土耳其则是符合法国一贯的制衡英美霸权主义的长期政策的。但是土耳其在欧洲以外的帝国主义事业也有严重的危险，就是说你必须有相应意识形态这样建构，有很多地方却超出英美愿意支持的范围。比如说埃尔多安的情况就是这样，英美对他是又支持又控制的，支持他是因为他可以抑制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反美势力。反对他是因为土耳其如果变成一个独立的帝国主义力量，它就会说：「美国人给我给的不够多，我可不可以向俄罗斯买点导弹？向中国买点武器？」美国人就翻脸说：「不行，你买了俄罗斯武器、中国武器，我们的F35就不给你，看你是更依靠美国，还是更依靠它们？你从它们那里占了个小便宜，在美国人那里我会让你吃一个大亏。但是与此同时，在阿富汗和其他问题上美国仍然要跟土耳其合作的。

土耳其自身的军事武器质量、军队质量，也非常依靠跟美国的合作，所以说这是一个又打又拉的关系。将来欧亚大陆陷入混战状态，土耳其的帝国野心会一发不可收拾，土耳其在希腊这个方面是小心谨慎的，他不敢闹大的，因为希腊毕竟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在利比亚、在埃塞俄比亚、在肯尼亚、在阿富汗、在叙利亚，土耳其就是个赤裸裸的、肆无忌惮的帝国主义强国。它干的有些事情是符合美国的利益，或者至少是不违反美国人利益，所以美国人也不会反对它。将来英美很难干涉欧亚大陆内地，而欧亚大陆陷入长期军阀混战的时候，土耳其必定会把更多资源投入这个地方来，这个不是因为它想怎样，而是因为在欧洲方面土耳其真敢跟法国打一仗吗？它不敢的，法国人——希腊虽然打不过土耳其，但是法国打土耳其是没有问题的。何况有英美在，英美不会容许危机升得太高，所以在这方面的政策无法走得太远。但在东方、东方各国它们没有保护人，就像共产国际打不了波兰但是可以打蒋介石一样，蒋介石是孤儿没有保护人，你打了蒋介石列强说只是打了一个反对我们利益、没收我们财产的革命家，干我屁事儿。但如果打了波兰就是攻击欧洲体系了，列强会干涉的，所以并不是说是列宁和斯大林不喜欢拿下欧洲偏偏跟蒋介石作对，而是因为水总是往低处流的，打欧洲太困难了，打东方就非常容易。同样土耳其人也会感受到这一点，自然而然的资源会向东方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