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好的，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本周想向您请教关于曹兴诚跟他背后的利益集团成立民团的动机。曹兴诚是台湾第二大晶圆代工厂联电的创始人，上一周他宣布自己恢复中华民国籍，并且捐助30亿元要资助台湾国防，其中包括六亿元要训练三百万名协助区域防卫的黑熊勇士，以及四亿元训练超过30万名的民间神射手。那姑且不论这些数字是否合理，我想这些概念，很类似于您老人家提过的民团。

那曹兴诚本人是1947年出生于北京，也就当时的北平，一岁半的时候才随父母从北京到台湾，那其父来台以后长期任职于军公教，他本人也是出身于党国的科研体系，也就是台湾的工研院，后来自己出来成立晶圆代工厂致富的。那早年曹兴诚曾被视为穿梭两岸的成功工商人物代表，曾经提倡了统一公投的构想而被视为统派跟亲中。但是最近几年他的政治倾向了出现了大转折，不但公开批评九二共识，也说自己非常后悔曾经到匪区设立晶圆厂，然后宣称自己支持两国论保卫台湾，当然显然他的国指的是中华民国。

您在推文中也提到，国共战争的时候，吴化文倒戈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蒋介石的资源匮乏跟实力对比的不利转变。那么白区党现在控制全球华人资源显然是跟不上的，所以吴化文以后必然会有傅作义，傅作义之后必然会有程潜。我查过吴化文是一个著名的骑墙派跟跳槽专家，西北军、国军、伪军、匪军，他全部都跟过，最后居然还能算得以善终，可以算是一个站队学专家。那曹兴诚跟他背后的利益集团，也就是台湾深层国家里面这些半导体界的大佬们，是不是正准备跟白区党划清界限？那么他们站队捐助民团这件事情，您觉得对台湾民族来说是有利还是有害？
刘仲敬：

就是台湾是偏中央集权，而且民间惯于禁枪的地方，要搞民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他不像是苏联、乌克兰那样经过一次解体以后，军队实际上处在文革时期人民解放军那种状态，大量的仓储都流入到黑市上面了，所以要售卖武器十分容易。台湾的民团，就是有枪的人和惯于使用武器的很少，而且国军的体系还非常完整，不会有大规模的武器流入流出这种事情。就是成立了民团，多半也会处在国军的强力监护之下，依附性质会是很强的，所以他的符号价值和宣传价值是大于实质价值的。乱世出英雄，台湾现在还没有到乱世的地步，普通民众搞一搞民团，规模也很小。而他自己设计的方案，他那些数字跟我提出的600亿美元数字一样，这基本上是一个空数字，背后没有一个运作团体来支持，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广告性质的东西，是表明他自己的站队立场，为此用故意刺激性的方式制造出公众舆论。

因为他明显是要故意打官司的，基本上没有几个企业家会像是电影明星、知识分子之类的吃舆论饭、吃泡沫饭的人那样，喜欢跟报纸打官司。就算是别人说了他的坏话，一般也是嗤之以鼻地不予理睬，因为他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从来没有说哪一个企业经理人愿意说是我跟哪个报纸不合，认为他们的报导非常糟糕，然后就愿意放下架子去陪它打官司。做出这种事情，就说明他本来就很想打官司，打官司这件事情是一种递交投名状的廉价手段，想要递交投名状，就说明他背后还没有实质性的准备。如果有实质性准备，比如说像亚速营或者说是像八个大大那样的可以筹集资金和武器的地下网络，他反而会避免谈及这些实质性的问题。你从来不会看到亚速营说那些事情，只会看到他们说这些意识形态上的话，涉及财政和军事方面的秘密是不适合拿出来说的。如果公开拿出来说，反过来就说他只是插一面旗帜，给自己树立一个形象，建立一个阵营而已。实际上真正该怎么做，他其实不一定心里有数，也没有什么具体步骤。

真正能够制造民团的人，一般不会把财政和军事上的事情拿到表面上来说，像亚速营，它就从来不会跟别人提到它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它的士兵从哪里招募出来的。如果真的公布出来的话，跟它现在宣传的作为乌克兰爱国者的公众形象其实是相距甚远的。真正的亚速营其实是苏联解体跟国有企业为核心的城市体制瓦解的产物，它的出身和行为模式跟斯特列科夫和那些亲俄的顿巴斯军阀、克里米亚军阀基本相同。他们都来自于国有企业，按照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国有企业改制而制造出来的下岗工人和严重社会问题这个圈子。国有企业改制，跟过去的旧国有经理阶级关系非常密切的新寡头崛起，他们以私人企业家的名义崛起，廉价地购买了国有企业的资产，变成了私人企业家和巨富，而原先依附国有体制的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工人阶级受到严重的利益损害。

这时黑帮横行，公检法高度腐败，这是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的现象。90年代中国也是同样跟今天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一样，公检法非常黑、极其腐败，黑社会到处横行。其两者都跟新兴企业家或者寡头有关系，新兴企业和寡头在一个没有法制的环境里面，你又不能像知识分子一样发一发空论，哀叹一下民主如何如何就完事了。你要在那是实实在在地办事，你要负责赚钱，还要养活一大批人，那你怎样才能混得下去？首先你就不能让别人把你黑吃黑掉了，所以你一定要打通公检法的关系，你不能说是等到理想的民主和廉洁的官僚体系和司法体制实现以后再做生意，那时候能够当企业家的就不是你了。现在司法体制就这样了，所以公检法一定要收买。

另一方面，在社会治安无法保证的情况之下，我要有一些跟我自己有关系的黑帮来保卫我自己，就算我自己不是同时期的黑帮大佬，我也要像是像美国政治中，美国企业家同时给民主党和共和党捐款一样，当地比较有势力的黑帮和公检法我都要给些钱。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的话，除非比如说我是劳联─产联或者美国教师联合会那种铁杆民主党人，那就算了，一般的企业家都是两党都要捐钱的，无论谁上台，我的政府内部都有关系，但是美国的法制环境还是可以的。而在俄罗斯、乌克兰和中国的情况下，你需要的就不是给主流各政党捐钱，你所需要的是给主流各黑帮捐钱。公安局、公检法跟其它黑帮没有明显区别，他们都是黑吃黑的。国家给的预算根本养活不了军队和公检法，所以你要让企业能够顺利经营，你就要给公安局送钱，同时要给地方上的各路黑帮送钱。然后这些黑帮——他们当然是多中心化的了，因为他们是自发秩序一部分了——彼此之间自然会为了争夺保护费、地盘这些东西打起来，像文革时期各派红卫兵一样。要打起来的话，比如说我能够从军队那里弄到一些苏联留下的武器，我就占便宜，别人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而军队呢？自己缺钱缺得要命，私下倒卖一些武器也不算什么。同样，法官、检察官会偏袒给我送钱多的企业家，他们自己有相应的派系。于是整个社会政权，特别是司法集团的生态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型企业的老总在俄罗斯同时搞一个政党、地方性政党出来，或者是收买一些黑帮，或者自己组织一支民兵。民兵跟黑帮区别是很小很小的，什么叫黑帮？在美国，民兵跟黑帮区别是很大的，民兵都是体面人，他是不犯法的，黑帮当然是以犯法为职业，从事非法但是高利润的行业为职业的；但是在苏联、中国那种情况，旧体制瓦解情况之下，两者是没有明确区别的。什么叫合法，什么叫非法？比如说美国人一旦听到萧金和亨特·拜登发生纠纷，就用美国检察官的想法去想肖金，美国检察官的道德标准必须比美国企业家和美国一般人要高。但是在苏联和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情况恰好相反，公检法是最黑的地方，他们比企业家和一般要黑得多，所以两者纠纷肯定就是党派性的纠纷。

企业家干这些事情以后，他必然要参与甚至控制地方政局。强大的企业集团，像阿布拉莫夫（注：俄车臣共和国总理）这种人，他控制了本地的主要就业机会，号称工作提供者。当然，本地议会的主流政党至少有一个是他的代理人。本地的几大民团或者是黑帮两者没区别，因为民团、这些帮派干的事情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说不清楚。像文革时期的造反派一样，合法吗？当然很合法，我们是经过毛主席接见的，毛主席亲自接见我们还不合法吗？非法嘛，当然也是非法，我们干的全是打砸抢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还没有正式作废呢，没有人说你们炮打公检法、砸了公安局，抢了一批武器这件事是合法的。但是你们抢了这些武器和毛主席、中央文革领导人去接见你们，请问到底是谁合法，谁不合法？这就像是拜登提出的问题一样，川普到底是要拥护法制，还是要拥护判乱？说你是拥护法制是对的，因为你反对解散警察，反对BLM，但是那是因为BLM是你的敌对政党。可是你自己支持者去冲国会的话，你怎么又要赞同他们、保护他们呢？你到底是赞同哪一方面的呢？那么请问毛主席是赞同哪一方面的？毛主席是不是自己就在破坏法律？但是大家也不能这么说。所以我做的事情是合法的，因为毛主席说我这么做是对的；但是我做的事情是非法的，因为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字面的法律。

同样，苏联解体时的民团，他们捞钱的方式对于仍然有效的苏联国家法律当然是违法的。但是如果说他们是违法的话，叶利钦总统违不违法？叶利钦总统早就是苏联第一号叛乱分子好不好？他把苏联都解散了。他已经解散了苏联，做上了俄罗斯总统，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曾于1990年至1991年出任末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至1994年担任首任乌克兰总统）已经做上了乌克兰总统，他们就是头号叛乱分子。但是他们并没有废除苏联留下的各种法律，比如说经济社会方面的法律，这些法律还在俄罗斯生效。所以亚速营这样的民兵，在基层做了和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同样的事情，他们把苏联留下来的国家资产硬抢过来了。违法吗？按照尚未修改的法律当然是违法的，侵吞国家资产、组织私兵相互斗殴。但是如果他们是违法的，请问叶利钦的克拉夫丘克不但把苏联抢光了，连黑海舰队都给分了，苏联法律哪一条规定俄罗斯总统和乌克兰总统可以把苏联红军的黑海舰队二一添作五平分了？私相授受达成个协议，你一半我一半，剩下的不好处理，我们用来抵债务。你简直是反了反了，两个分公司的经理把总公司的资产给分了，这不犯法吗？但是苏联已经不存在了，OK？

所以，既然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就是这么干了，那么亚速营和斯特列科夫在基层也这么干，有什么不可以？反正就是干了。如果有人想要起诉他，这就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打得过他的问题。你不要指望有一支中央军或者中央警察来替你撑腰，如果在本地发生斗殴的话，很可能本地的公检法先被砸烂了。所以在企业家看来，本地的公检法也只不过是大型民团或者是大型黑帮当中的一支，为了我自己在本地做生意的话，我只好给他们同等塞钱。在同等塞钱的过程中间，比较强势的寡头，做得比较厉害的，那就是本地议会的最大党派是我的代理人，本地的公安局、本地的驻军和黑帮全都被我收买了，都靠我拿钱。我们企业的效益很好，能够到欧洲去赚钱，我们企业的员工冬天全都有暖气有补贴；而国家给军队、给法官、给检察官发的、给教师发的钱，让你们连冬季的取暖费都付不起，你们还一天到晚在那儿挨冻受饿呢。拿了我的钱，你们的日子立刻就好起来了，于是你们就拿了我的钱，于是本地就简直是我的诸侯领地了。

然后在叶利钦时代谁也管不了我，普京时代他组织了一个俄罗斯统一党，要建立地方支部。但是俄罗斯统一党不是苏共，而是比较接近于国民党，就是本地的大佬，我们邀请你做一做本地的大军阀韩复榘，北伐军是消灭不了你的，我知道你是北洋军阀的人，但是这没关系，你可以加入国民党。请韩复榘同志和刘湘同志加入国民党，把你们的军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某一路陆军，然后成立一个本地的党部，做一做“总理纪念周”（韩复榘的省府机关规定每周三次朝会，周一为“总理纪念周”），你就算是国民党了。所以统一俄罗斯党是由中央的圣彼得堡尔集团和克格勃集团，以及地方上的各路诸侯联合组成的。当然不是所有的诸侯都支持他，但是就像蒋介石全盛时期的情况一样，只有极少数诸侯反对他，而且这些诸侯处于劣势，是很容易被做掉的。在蒋介石当大军阀领导各路小军阀的时候，比较知趣的军阀，像刘湘韩复榘都加入国民党、拥护了蒋委员长，不知趣的军阀，像周锡成干脆就被做掉了。普京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并不能消灭军阀政治，他像蒋介石消灭不了军阀政治一样，他也消灭不了寡头政治，但是他成功地把大多数寡头形式上拉入了俄罗斯统一党。而反对他的极少数寡头被他打掉了，或者是赶到英国去或者是其它地方去了，或者是暗杀掉之类的。

势力比较差的呢，你的力量不如黑帮，本地政局就处在严重的分裂和一种准内战的状态，你只能在各路黑帮之间勉强周旋。顿巴斯的问题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因为寡头之间意见不合，发生了分裂，分裂酿成了内战、酿成了乌克兰本身的冲突。最后敌对方面的两派黑帮，一个说我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代表，另一个说我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代表，OK。其实他们最初的出身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像我刚才描绘的那种民团产生出来的，筹钱渠道也是五花八门，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养不起他们。他们在相互斗争的过程当中，用各种方式向全球筹款。例如右区或者是亚速营就会说，我是全球新右翼的代表，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给我捐款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你们本国白左当道，而在我们这里，赤裸裸的右派可以站出来，没有人会像弹劾川普一样弹劾我们。谁敢弹劾我们，我们会拿着枪来让他乖乖地闭嘴。因此他是可以从国外捞到些钱的。

当然，这个纯粹是假设，他自己不会承认他到底有没有，我认为他是捞到些钱的，如果没有捞到一些钱的话，就不会有美国国会调查他，然后说以后美国人不准给他捐钱这种事情。当然战争一旦爆发，就像是胡志明一样，战前美国人是不承认这个共产主义组织的，但是战争一旦爆发，谁能帮我打德国和日本我就支持谁，于是胡志明也可以拿到美国人的武器。同样，斯特列科夫也好，顿巴斯军阀也好，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筹款体系，这些筹款体系有很多也是不能公开的。有这些筹款体系，就好像是国民政府并没有能力给韩复榘刘湘之流发钱养他的军队，因此他们加入国民党、或者是名义上加入国民党、把他的军队称之为国民党的国军，只是象征性的，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可能跟国民党翻脸的。这就是这些军阀组织民团之类产生的背景，他们跟美国的民团是不一样的。

而台湾的情况是这样的，它不像是美国社会那样，人民普遍持枪，而且有军事经验的人实在太多。比如说你到美国去，指不定什么时候开车经过某一条路的时候，附近的玉米地或者是大豆地中间有一块被人铲平了，然后你下车去看一看，发现被铲平的地方是一个临时简易机场，该简易机场附近还有一个小房子。该小房子大小有多大呢？大概就是相当于中国大学城门口的保安室那么大，就是那么大。但是这个房子却是一个飞机指挥中心，那块被整平的大豆地或者玉米地上面是临时跑道，上面稀稀落落地停着十几架飞机。这些飞机的飞行员有些就是本地中学的高中生，另一些就是本地的农场主，他们纯粹是为了玩，就在当地开起了飞机。开起了飞机，如果有一些好事之徒说，我可不可以坐一坐飞机，他们可以拍拍脑袋说，你给我签一张志愿书，给我50美元，我就带你坐，或者是带你的孩子坐。结果美国有很多小孩是从八岁开始就去坐飞机，十几岁就开飞机的。而且这些人一天之内来来回回，为了自己闹着玩开飞机和接送一些好事之徒的过路客人开飞机，积累的飞行时间比人民解放军的少将飞行员军官一年的飞行时间还要多。

那些坐着皮卡车聚会搞民团活动的美国民团的民兵，平时是些农场主或者是社区牙医之类的，但是他们一个月打的枪弹比人民解放军士兵三年之内打的全部枪都还要多。这些人像是美国NBA，民间的篮球比赛那样，他们的水平比比别的国家参加奥运会的国家队要高得多。一旦发生军事动员的时候，美国其实是有用不完的民兵或者是飞行员的，但是其它国家，哪怕是号称民主国家的其它国家都没有，例如台湾肯定就没有。台湾民间还有日本普遍是不持枪，而且缺乏像美国这样的充满了军事色彩的运动习俗的。美国的所谓民间体育运动，很多都是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差不多就像是辽国、金国、蒙古皇帝所喜欢那种每年出去打猎的游戏一样，他们基本上是全民皆兵，老实说就是全民皆兵，基本上每个男人都有军事经验。而宋人或者是明人呢，他们只有经过训练的国家军队才有军事训练，而且国家军队的军事训练，往往还赶不上对方的普通民众的军事训练，而绝大多数人口是编户齐民，完全没有使用武器的经验。

像台湾就没有这样的天然的民兵的种子，同时台湾的国军也不像是苏联军队、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一样，经过了90年代的混乱期，大量的武器被私自卖出来了，国军一度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力，而台湾国军仍然能够垄断军事训练和武器。所以台湾真的要成立民团的话，基本可以肯定的是，首先它是在国军羽翼之下的，国军把它当成自己的辅助部队来用，不允许它们成长成为像亚速营或者像是美国民兵那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甚至是相互对立色彩的东西。如果台湾出现了有强烈相互对立政治色彩的民兵，那时候国家已经开始乱了，但是在美国，不同的民兵组织有对立的政治立场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就差不多是一种准内战的状态了。

所以如果一个现实主义者想在台湾制造民兵的话，他首先比如说就要跟政府的大佬、国军和退伍军人打好交道。最合理的做法就是，先从有军事经验的退伍军人着手，组织一个退伍军人协会之类的东西，而且作为一个义务协助组织，征得国军的认同以后，配合他们从事某些活动，然后跟地方大佬发生一点关系，然后逐步把这样的团体搞起来，他不可能一开始就搞成像亚速营那么的夸张的自立门户。由企业家来首先负责搞民团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台湾企业家没有像是俄罗斯、乌克兰企业家那种处在动乱环境当中必须要有武力自卫的经历。而台湾人自然可能比日本差一点，但是在全世界是排的进前几名的。一般人，就像上次好像是有人杀了一个警察，弄得全台湾都非常震怒，这种事情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台湾人显然已经很不习惯这种事情，觉得是骇人听闻的，就是人民已经觉得治安天生就应该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企业家没有「赶紧搞一支武装力量的自卫，否则我的生意会做不下去」的迫切动机。所以他要干的事情，没有迫切动机，他就不会急于召集干部集团，手下也没有适当的人。他手下的人肯定是一些技术人员或者企业经营人才，这些人要他们突然改行去打枪，放弃自己原有的专业，这是不大可能的，没有哪一个年龄40岁的医生愿意去改业的，对不对？他在他自己原来行业捞的钱、得到的利益已经不少了，从头学起对他来说不是件划算的事情，所以他很难把这个事情搞成。而且台湾现在也没有他直接塞一把钱，立刻就可以替他把事情搞成的相应机构存在，所以他就是在立旗，表示立场，表示说如果有了这样的名堂，我是会支持的，因此我是属于这一边的人。他表示他属于这一边的人，其实就是属于他本人不是。

但是这一方面对于台湾的民族建构来说，实际上说明另一个问题就是：「民族建构的关键一环，台湾是不具备的。」就是说可以建立民团和形成潜在军事贵族的这个阶级，在台湾本土派社会中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民进党有强烈的白左色彩，而采取的政策就是一味统战的政策，不统战是不行的。台湾本土人像乌克兰西部人一样，在苏联时期基本上高级军官是轮不到你的，你虽然要当兵，但是当了低级别军官就下台了，基本上没有像于北辰这样能够当上少将的人。所以招降纳判或者说是大统战，反对敌人就是拥护我们的，不反对我们的都是拥护我们。这种统战精神是1988年党外势力联合建立民主党以后，一直到现在蔡英文时代，民进党的基本路线。

属于国民党原先蓝营小派系，不大得志或者说是因为反共比较坚决，不愿意走亲共路线的，论出身论社会关系全是蓝营的人，像于北辰这样的人，只要愿意投靠民进党的话，民进党都会张开双臂拥护他。为什么是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军事班底。跟何清涟的说法相反，何清莲说：「民进党脱不了革命党的底色，就做不了民主政党。」其实恰好相反，民进党是脱不了中产阶级人士，三师，医师、教师这些体面的中产阶级人士的阶级本色，缺乏自己的军事干部的班底，这在民族发明的过程中是一个致命伤。为什么台独折腾这么多年却成就有限？关键就在这一点。因为军事贵族，像毕苏斯基那样的军事贵族是民族建构的核心因素；像哈加纳、像伊尔共以色列那些民兵组织是民族建构的核心因素。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核心因素，那么你只有通过比较次要的东西，比如中产阶级的舆论，用拼财力、拼舆论这些迂缓绕路绕得比较多的方式，那你的进度就会很慢了。

就在现在，台湾的军事力量仍然大多数掌握在黄埔系以及跟黄埔系有密切关系，社会关系和背景基本上是偏蓝色的那个阶级当中。本土人士对当兵并无兴趣，就是勉强当上一点兵，有一点军事经验以后就想着退伍去搞自己的事业，在民间他们是占优势的。因为国民党搞国家社会主义能力不如共产党，所以它没有办法垄断大多数社会上的上升渠道。在民间企业这方面基本上是蓝绿平分秋色，但是军事人口方面蓝色仍然占优势。而对于美国和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讲，台湾内部的政治斗争不重要，蓝派当权还是绿派当权对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台湾本身在对抗中国方面的角色。所以，前些年那个玛萨议员刚刚来到台湾，刚到了台湾见了蔡英文，第二件事情他就去参观中正纪念堂了，为什么？美国人一般对海外的地理和历史都不大清楚的，对于他来说，台湾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纠纷，跟自由中国和共产中国的纠纷是没区别的。蒋介石是一个冷战英雄，所以他必然就是保卫台湾、抵抗中国的英雄。至于蒋介石跟台独主流派势力的仇恨，他根本不知道。不仅美国，全世界大多数人恐怕都区分不了这种微妙的区别。当然这就意味着如果战争在短期爆发，或者说是在短期内需要备战的话，蔡英文政府是不能冒失去黄埔军，或者说是产生大部分黄埔军官的那个偏蓝色的社会支持的危险，因此她必须统战这些人。

就像德雷福斯时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陆军高级军官大多数是贵族，对共和派或者是激进派抱有潜在的仇恨。德雷福斯案件其实就是在这种猜忌中爆发的，因为犹太人在当时的法国一定是天然的左派，他们不相信犹太人能够忠于法兰西民族。而在议会中掌握多数，控制了大多数政府的共和派和激进党人，对于在社会上有强大势力的天主教会和在军队中有强大势力的贵族是没有办法的，他们不能冒削弱法兰西军队、损害法兰西国力的危险去推行社会改革，只能够慢慢等着时间发生作用。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全民加入战争以后，这些军队的旧贵族特色才趋于消亡。

当然，在短期内制造民团对于本土派来说是一个机会，就是说是在正规的军事体制基本上掌握在蓝色集团，因此中华民国在统战是必须的情况之下，要完成民族发明，就需要在民团系统当中表现得更积极一点。你不能总说别人不行，你说别人不行不能使你自己行起来，反而会使负责任的政治家觉得你更加不可依靠，你必须自己利用这个机会制造出一些——因为民团的军事标准不需要向军队那么严格，纪律也不需要那么严格，而本土派至少在人口上是占多数的，也就是说像乌克兰军队一样，高级军官多半是蓝色的，但是普通士兵多半是绿色的，普通士兵回家以后，他也有一定军事经验。把这些退伍的普通士兵集结起来，建立像亚速营这样，里面没有旧苏联体系的高级军官，但是从事比如说义务消防啦义务巡逻这些工作是绰绰有余的。同时像美国那些业余飞行员一样，带一些没有军事经验的普通儿童，给他们搞些童子军活动，跟游戏区别不大，但是能够培养他们军事能力的民间活动是没有问题的。

从传统上讲，他们会去考大学，去做医生、教师，是和平的中产阶级人士，但是这种路线像19世纪的犹太人习惯于做中产阶级精英一样，正是他们容易遭到迫害的原因。因为第一你做得很成功，容易受人嫉妒，第二你没有军事能力，很容易受人迫害，两样加在一起，又容易受人嫉妒又容易受人迫害，人家不整你整谁？所以你就必须像是20世纪犹太人一样，本来是医生，现在需要去种地，把原来被希特勒杀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医生和律师，变成打阿拉伯人打得非常顺手的农民和战士，像美国农场主一样的农民和战士。

一般来说大多数中产阶级人士都是农民，第一代进城变成城里人，第二代第三代，然后逐步地变成中产阶级人士，但你要逆转这个过程。产生中产阶级的这个过程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旺财不旺丁，减少了生育率、减少了战斗力，增加了财富，产生了需要国家保护的中产阶级，但是这种人恰好是战争的牺牲品。所以以色列要建国，就必须把医生和律师的子弟重新变成农民和战士，这样以色列人才能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变成民族国家。而以前的以色列人是英国国王、法国国王、波兰国王的被保护人，他们不需要像波兰贵族和地主那样去打仗的，所以他们没有军事传统，没有军事传统反而容易在经济发展时期更快地变成中产阶级人士，结果受到农民和武士的嫉妒，因此很容易被迫害。然后他们吸取这个教训，建立以色列，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要把中产阶级人士重新变成高生育率的农民和武士，这种事情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但是可以利用适当的时机。比如说建立民团就是一个时机，让你们的子弟提高生育率、习惯军事训练的机会，虽然一下子不可能在短期的几年内取代黄埔军，但是你可以制造一个分庭抗礼的民兵团体，在可能的战争或者是备战防谍的过程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
作用大了以后，要知道权力都是由你发挥实际作用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由知识分子论证的公平不公平这样的理论制造出来的。如果你实际上是民间事物所不可缺少的人，甚至官方人士要办事都少不了要找你，那么以后的统战阵营当中，肯定有你更加重要地位。反过来你如果做不到，这些事情都让别人去做了以后，那么将来的台湾只能像是乌拉圭一样。乌拉圭脱离了西班牙和阿根廷以后，它的社会结构跟西班牙和阿根廷一样的，是以白人殖民者为核心，土著人在最下层的，像拉丁美洲所有国家一样。换句话说，它将是一个国民党领导的台湾共和国，就是美国人在五六十年期曾经给蒋介石策划的计划。美国按照西方的政治经验，觉得差不多也就应该这样了。葡萄牙亲王要做巴西皇帝，西班牙大地主要做乌拉圭总统，蒋介石为什么不能做台湾总统？他不知道围绕大中华主义发生一些复杂情况，结果蒋介石不干。如果本土派只有中产阶级，而没有军事精英，没有像毕苏斯基那样的军事贵族的话，那么将来的台湾共和国仍然是一个由西班牙流亡者建立和领导，本地土族处在边缘地位的台湾共和国，跟乌拉圭共和国是一样的。

反过来，如果在动乱和战争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分裂，比如说像乌克兰发生的情况，乌克兰年纪比较大的高级军官大批地投入到俄罗斯一边，以至于今天乌克兰情报机构和军官的年龄普遍比欧洲和俄罗斯年轻20岁，为什么？因为需要提拔新人。新人多半是可靠的、来自第聂伯河以西的西部军官，过去他们在苏联军队当中是没有机会升迁的。同时像很多民团，本来就是由西部的有军事经验的士兵组成的，在这个机会中他们被收编为国民警卫队、国土防卫部队之类，提高了政治地位。在经过这样的分裂以后，或者虽然不经过这样的分裂，像法国那种情况——旧军官、旧贵族军官并没有像在1789年和1791年那样投靠到德国一边去，而是继续忠于法国，但是出身平民阶级的新军官，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占多数，两者逐渐趋域融合。

所以你看能够发生的模式也就只有三种：第一种模式，不管名义上独立不独立，我们假定它由于国际形势和中国的问题，台湾共和国建立了，但台湾共和国将继续作为一个小中华的存在——就像是乌拉圭共和国仍然是一个小阿根廷和小西班牙一样。它的领导阶级和社会菁英阶级将继续是讲满大人语的、流亡者的后代。而且可能由于政治机会窗口的关闭和中国问题的消失，世界上其它国家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其实他们现在就不觉得有什么必要管台湾内部的纠纷问题。你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我们根本就分不清楚，泰国到底哪一派整了谁，我们根本就分不清楚，我们就跟泰国的当权派打交道就行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绿色社会将像美洲的本土社会、拉丁美洲的土族人一样，在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内仍然处在边缘地位。虽然经常可以通过选举产生出土族人领导，像胡亚雷斯（Benito Pablo Juárez García，墨西哥前总统）这样的政权，但是即使土族领导人胡亚雷斯政权，也会像是台湾本土的蔡英文政权一样，把主要的社会精英的职位和重要的职位交给原先的殖民者的后代，非如此不能实现稳定的统治，这是第一条路线。

第二条路线就是：中国非常强大，白区党统战工作非常成功，导致黄埔军的很大一部分和蓝色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像乌克兰那样直接投敌。年轻的、军事经验要差得多的、本土社会出身的年轻军官取代了他们，这就是乌克兰模式。这样建立的台湾共和国必然是一个强烈的本土色彩的国家，像现在的乌克兰那样。第三条路线就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路线：旧贵族虽然感到共和国对他们不利，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像在1789年，是全欧洲贵族是一家、全欧洲共和派一家；但是1914年的情况是，德国人无论属于哪个阶级都是法国的敌人，包括法国贵族和法国平民的敌人。因此法国贵族和法国平民必须内部的矛盾小而跟德国矛盾大。因此，反对共和派的保王党贵族最终会融合在由于战争动员而产生出来的共和派平民军官当中，两者的差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渐渐变得失去意义。那么这条路线，其实就是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路线，或者说是「新台湾人」路线。黄埔军和旧的殖民者移民的后代将会融入新的台湾民族当中，而不会发生明显分裂。可能发生的路径就只有这三种。

这三种路径——要知道有很多事情你做不了主，比如说企业的老板要做什么你是做不了主的，但是你负责本部门，在企业的老板做事的时候发挥多大的作用，你是做得了主的。所以对台湾本土社会来讲的话，你在这个备战的关头能够建立多少民团，在备战的过程中能够吃掉多少蛋糕，发挥多少作用，将直接决定在未来的三条路径中你会走哪一条路径。我认为就是就基本的国际形势和实力对比来讲的话，中国是吃不下台湾的，所以未来发生的路径肯定是三条之一。第一条路径就是，在抗击中国的过程中，仍然有黄埔军和蓝色军官占主流地位，因此产生了乌拉圭共和国；第二条路径是比较不大可能的路径，但是至少中国可以拉一些间谍过去、和少数叛逃者过去，就是乌克兰路径。建立了纯粹本土化的，强烈本土化的共和国。第三条就是法国路径，大概是蔡英文和李登辉都希望的，就是大家捐弃前嫌变成「新台湾人」。

这三种路径就对应着——等于是蓝色社会集团的军事传统是已经在的，走上哪条路径关键就要看绿色本土派社会集团和本土派有一些经验的退伍军人在这个历史关头能做多少事情。做多少事情就会有多少地位；做不到的话，讲理论或者是讲舆论，或者是讲选举全都是没有用的。到关键的战争时刻，就是不会打仗那些人的那些选票，会自动地为会打仗的那些人的选票让位；或者说他们会被迫，哪怕是假装自愿地跟着这些人投票，所以最后的结果实际上不会有什么差别。这就是大多数民小不能理解的事情，就是在民主和文明进步的外包装之下，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政治规则一直在运作，从未停止运作，最终在最关键时刻还是会发挥作用。

像曹兴诚所在的社会集团，它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集团。就是说他们自身是没有武装，也不高兴搞武装，动乱起来也没有办法。但是在和平时期，就是说有人保护他们，社会制度和社会阶级趋于稳定时候，他们很会读书，很会当技术官员。所以他代表了冷战经济学的一部分，他是蓝色深层国家的一部分，也是冷战经济学的一部分。跟日本统治时期的绿色社会不一样，他们那时候的制糖业、金融业，形成的那些资本家不一样，他们是高度依附于国家体制和国家政策的，因为没有美国的冷战政策，他们所在的行业根本就不会产生。

同样，投资中国的全球化政策也是美国全球化政策的一部分。因此首先他们的地方性不足，他们像所有的士大夫一样，苏东坡自从科举成功了，他就没有回过家；优秀的电子工程师之类的，他会认为他在哪里的大厂工作都很不错，只要有良好的社会治理就行，并不像是比如说日本统治时期的糖厂经理，或者说是银行家那样，他们的乡土性是很强的。换句话说他虽然有钱，但他的土豪性是不足的；他的游士性质很强烈，同时辨认政治风向的能力很强，因为他的财富直接来自于他辨认政治风险的能力。

所以他在全球化时代要站统派立场，因为这时候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中美合作，要把中国廉价劳动力开发出来为美国服务。台湾在这个过程中是起一个中间人作用，是为美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廉价劳动力。或者说是为美国这个农场主挤中国这个奶牛提供一个挤奶器。台湾这个挤奶器在三角贸易中处于中间地位，把台湾的产品出口到中国或者在中国设厂，把中国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来廉价产品输出到美国。台湾的外汇其实是，所以台湾对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对美国的顺差。而中国产品，中国出口美国的大多数产品，特别是最大的几个企业基本上都有台湾色彩，这就是它真实发挥的作用。所以这个作用要能够继续下去，就必须对两边的政治风势看得很紧。所以在全球化时代，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的时代，他必须是统派；但是在中美快要决裂的时候，他看中国的风向，看美国风向，原有的模式都维持不下去了，他必须按照新的形势重新站队。然后他根据太上皇的意思，以及他对中国官场的了解做出了新的选择。我想他说他后悔这件事情，不见得是假的。在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他很可能以为改革开放会永久继续下去，然后以后他在中国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中国很明显是一开始就打算把外资，包括台商，当做改善中国经济财政状态的工具来利用，用完了以后就会用过即扔的。然后在两边脱钩的过程中，他必须寻找自己新的角色，这就是他为自己寻找的新角色。

但是他搞民团应该是成就不大的，或者说他这种人能够干的事情就是：如果有人搞现成的民团搞得成功了，他会拿出钱来支持你；但他自己认识的人，他的朋友圈、社交圈和他手下的干部，都是那种不适合充当军官，而且不大能够——哪怕在将来爆发战争和备战状态下，比如说他们跑到美国去开一个厂，把他的工程师带去，都比在台湾本土要（更有可能）。像以色列那些出身医师和律师的农民军官一样，我不干原来的事情了、我不做工程师了，改行去做农民和军官，在以色列生一大帮孩子住集体农庄，这是他们不大可能做的事情。如果台湾被打烂了，他们更有可能跑到美国去开厂，过游士生涯；而不是像以色列的农场主兼士兵一样，下定决心「如果以色列完了，我们就死在以色列跟国家共存亡」。从阶级出身的角度来讲他不是这种人，所以他们将来会支持谁，完全看谁能够搞出实际的民团来，谁搞出来他们为了战略的理由就会支持谁，他会打钱给你。但你如果搞不出来，他肯定会打钱给那些搞得出来的人。
主持人：

非常谢谢阿姨这段精辟的解析为我们解惑。那么我们希望那个曹兴诚就像前面您推文中提到的吴化文一样，那他开了第一枪之后我们接下来就准备、盼望接下来会出现那个傅作义跟程潜看会是谁。

那第二个想请教您的问题还是关于最近中国这个封城以及核酸的这些措施。现在全球各个主要国家都已经放弃封控，就是转而学习跟病毒共存，但是只有中国政府仍然坚持这个动态清零政策。那么一旦遇到疫情开始反弹，哪怕是十分的轻微，也根本不顾民生跟经济的影响，立刻采取严厉的封控措施。虽然没有用上封城这一词，但是四川成都官方上周也已经宣布全市的居民要原则居家，不能随意进出社区，而且连要连续四天进行全员的核酸检测。那匪区今年的经济成长已经因为持续不断的这种封控措施受到严重影响，世界各大金融机构也不断地下收及中国今年GDP成长的预测。就我所接触的行业中，整个供应链都几乎已经无法忍受，不断加速将产能迁移出匪区的计划。那么「去中化」已经是这些国际大厂客户不断提到的字眼。在这里想请教阿姨的是，您觉得是不是匪区它当局现在采取这种防疫措施，已经变成一种财政路径的依赖？因为大量的这种从业人员跟这个资源，往各种这种强制防疫的措施去配置以后，像核酸检测跟国产疫苗我想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财政利益链了。可能是一种、这些产业搞不好已经形成一种新的跟地方上形成一种新的财政依赖关系。但是越是依赖这种防疫的强制摊派是不是会变成像明末的「三饷」（注：明朝末年的辽饷、剿饷、练饷三项赋税的合称）一样？为了民变而加饷，但是这就是为了因为加饷而导致更多的民变，把整个经济推向更快速的衰退跟去全球化，那似乎就跟原来的目标有点背道而驰，是跟防疫的目标是不是背道而驰的呢？那么这种防疫措施是不是有习近平想要希望自己能加速集中资源，然后实现大陆体系而刻意为之的？
刘仲敬：

这个其实是土改的一个准备，就是说是政治总是比经济更重要的。像我刚才不是讲到90年代中国曾经跟俄罗斯和乌克兰很像吗，而这些新兴的寡头企业家，他们出生于共产党经理阶级，把共产党卖掉的国有企业变成自己的私人企业，他们想要做的是什么呢？他想通过江泽民制造出来的「三个代表」理论，把共产党变成全民党，把共产党变成统一俄罗斯党。这个统一俄罗斯党要是威权主义，不能搞什么民主来危害他们的社会稳定性；但是要跟过去的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完全不同，要掌握在寡头势力、寡头资本家的手里面，而不再掌握在旧的共产党干部手里面。

这条路径失败了，为什么？是失败在哪一方面呢？就是失败在中国的两个传统——官僚主义、帝国传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共产党群众动员的传统。换句话说，要像土改一样，把开明绅士跟共产党合作建立的权力转移到流氓无产者跟国家机器合作的权力当中来。用这种方式，就能够避免在江泽民时代初露苗头的（跟海外的民运不一样），对中国共产党构成最大威胁的中国的袁世凯化和普京化进程。不要说那时候，就是倒退十年，中国资本家都是赤裸裸的主张走普京路线、走袁世凯路线，把共产党改组为执政党，同时跟他们相互唱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党内大佬也是有一大批呢。怎样才能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第一要依靠官僚国家。就是苏联的公检法和军队都不灵了、都不再效忠了，因为国家养不起他们，这种现象在90年代中国也出现了。他们拿着寡头资本家的钱，黑帮横行，拿着黑帮、寡头资本家的钱。何清涟时代的中国就是这个样子，广州和上海全都是这个样子，这时候也是差一点点就垮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