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最近呢有一则蛮有趣的经济新闻，就是中国的村镇银行现在爆发了重大的金融弊案，银行管理人员疑似是监守自盗，后来这些储户的提款被冻结了，有将近十万的储户他们400亿的人民币存款取不出来。那么储户就到郑州发起维权行动之后呢，维稳人员就利用健康码让这些没有确诊储户的健康码变红，进而就可以把他们实施隔离跟限制行动，结果这些储户就在求助无门之下，反而转向美国大使馆的微博留言请求帮忙。那同时中国很多城市的房价在持续下跌，那这些城市的购房者呢，拒绝支付这个烂尾楼的房贷，银行认为业者他是跟地产商签订这个买卖协议的，所以即使这些楼房沦为烂尾楼，业主仍然应该为他们所欠下的房贷要负起财务责任。但是业主的角度认为，反正买入的这些新建的楼盘已经是烂尾楼了，所以没有继续还款的必要，最多让银行没收这些抵押品就好了，所以双方都认为自己不应该为烂尾楼盘来当接盘侠。同时我们也看到2022年中国现在地方财政的情况，已经连以前唯一有财政盈余的上海也变成了赤字区。这里想请教您的是，这些地产跟金融系统开始逐步失控的地方，结合您之前说过这种「条财政区」跟「块财政区」的结构（注：访谈127期），这种块财政区的主要收入，似乎就是这些土地财政正在快速地流失。那么贵匪接下来会逐渐地放弃管制让他们自己张献忠化呢，还是贵匪会反而趁机过来全面加强管控、把它直接变成为计划经济、冻结这种房地产跟金融的交易呢？
这里顺便跟您一提，其实我七、八年前的个人经验呢，就已经知道贵匪银行最终是无法提款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当时中国的银联卡呢是可以在台湾的提款机里面直接领新台币的，然后直接在账户里面折算人民币扣掉余额，一年上限是10万人民币，但是一天呢提领不能超过1万人民币，可是后来我发现只要连续地提领，那张银联卡就会被锁卡，而且还要打电话到北京公安局去说明，而且最后呢还要自己本人到开户银行进行申请才能解封。这也是当时让我立刻相信大洪水评论的原因之一，之后我就开了N张的银联卡分散我的存款金额，快速地把人民币全部都提领成台币了，之后就把这些卡全部都注销掉了。最近一两年来我发现台湾的各种商店呢、还有夜市跟景点啦，愿意接受支付宝的店家几乎是消失了，这也从侧面显示出贵匪它的美元的储备正在快速地退潮。您对匪区这个财政跟金融接下来的走向趋势有什么看法呢？
刘仲敬：
严格来说村镇银行不是银行，因为银行的规范跟信用社是不一样的，信用社要好对付得多。信用社是一种竞争性的机构，它设计出来是用来消灭像浙东民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那些抬会（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之类的民间集资系统。这些集资系统的存在就说明民间还有余额的金钱可以利用，或者准确地说是余额的信用，但是对于制造政绩的信用社来说的话，它看到的只是钱而不是信用，它想把这些东西挤出来。有些地方可能本来就没有，我想河南本来就是没有什么信用的地方，所以它应该并不存在像是吴越曾经存在过的那些抬会之类的集资形式。所以最初，出于所有的地方政府存在的政绩竞争，如果有一个地方搞起来，其它地方也可以搞起来的话，我以为河南的那些储户并不是受害者，而是占便宜的人。换句话说就是，由于，比如说是浙江的农村人，有相互信任的传统，能够搞集资活动，因此导致了信用社看中了他们手中的那笔资金，想制定一些优惠政策来吸引这些资金，使得根本没有这些信用，也没有这些资金的河南储户也能得到同样的优惠政策，所以他们是受益者。受益受到一定程度以后撑不下去了以后他们就会跳出来。
我们要注意就是全球化时代农村的信用经济是怎么一回事呢？它不再是农民的自给自足的行为或者是农民个人的经济，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建立在农民工外出获得的人民币汇款之上。除了汇款是人民币以外，它整个结构跟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代工经济学是极其相似的，都体现了那种无根原始人的资本主义。它形成——首先就是农民要种地的话，他需要有化肥、种子之类的东西，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比如说像是大清国时代的农民一样，主要依靠自己家里面留下来的种子，自己家里面留下来的种子是低产的，维持不了现有的高产量的。而高产量需要的种子只有，anyway，无论它是从哪里来的，一般来说它是从美国进口的种子，通常是只能用一年的转基因作物的种子诸如此类，农民必须在播种以前从信用社取得化肥和种子，然后才能够进行耕作。
而耕作并不是个人的投资行为，并不是说是我觉得耕作可以赚到钱而我没有更好的赚钱渠道去赚钱了，而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并不等于说是人民公社解散了、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就有了种植的自由，实际上并非如此。农民有种植的自由或者说就业的自由也就只有80年代初期的那几年，那几年就是所谓的村镇机构瘫痪、乡镇机构瘫痪、党的基层机构瘫痪的那几年。实际上农民通过承包得到的土地，得到的是一个单方面的义务，跟贷款买房的业主和所有的居民一样，他是有义务而无权利的；也就是说它不再像人民公社的时代那样，有公社给你兜底，负责整体的福利，而是一切福利都是你自己的，如果亏了本你自己活该。实行了半个自由主义，就是费拉右派最喜欢的那种达尔文自由主义：在自己负责倒霉这一方面实现了纯粹达尔文的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的另外一半，就是说是自己负责决策这段是没有的，换句话说是别人负责替你决策，但是倒了霉由你自己负责。
[00:07:37]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的逻辑是「领导替你决策，集体替你负责、或者国家替你负责」，这个待遇差得很远的：「国家替你负责」那个待遇是很好的、福利是很好的。当然「福利很好」是相对而言的，就是说，福利好到这个地步就是1960年的时候，国家从加拿大买鱼饲料来喂给你吃，于是大家感动地说「公家人的待遇真好」，这个待遇是好得不如美国的猫狗的，但是比起就地饿死的那些农民来说当然是好得不得了；但是农民也有他的福利了，就是人民公社给你兜底。资本主义的逻辑，严格来说，只有80年代初期那几年才是实行了民间自发的资本主义，就是说你自己决策想种什么就种什么，然后赚钱倒霉是你自己的事情。实际上执行的则是：你要种什么是上级给你的规划，你非种不可，这是国家的任务。否则你怎么能够保证——比如说河南是一个产粮大国、湖南是一个产米大国，它们产生了大量含有重金属的粮食和稻米，是不可能出口的，是完全留给中国自己吃的，和中国的很多水泥、钢材是一样的，用这种方式才能保证所有人的吃饭问题。或者说，要保证经济发展，本县认为，就像电视剧上《大明王朝》还是什么电视剧上，我没有看过电视剧，都是听别人网传的，朝廷的政策是改稻为桑，朝廷仁慈地指出种水稻有什么出息，种吃的有什么出息？你们种点桑叶来养蚕，搞点丝绸出来才能发财，你们这些愚蠢的农民不知道怎么样把经济搞好，也不知道怎样让自己发财。跟自由主义的原理相反，我国的人民是天生蠢笨的，不像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那样热爱发财，而且懂得怎么样发财，要发财只有官府指挥你发财你才能发得起来，所以我们指导你一下。你他妈的通通把水稻田给平了，给我「改稻为桑」，通通给我去种红枣去、种中药去、种辣椒或者种其它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是亏是赚那不好说，反正是上级命令你种你就种，就是这样的。
[00:10:03]你接受上级命令去种东西，然后你以为你像公务员一样，接受上级命令干了活就应该到上级那里去领钱对不对？但是那是不可能的：需要花钱的地方是你自己花钱，还不起钱是你自己还的。但是你的钱从哪里来？正如在张居正时代那样，农民缺少货币经济，通常是有实物而没有钱的，而且他们极端恐惧高利贷，因为他们是风险厌恶者，在风险过程中如果以前借的高利贷还不上的话那会卖儿卖女的。「卖儿卖女的高利贷」这件事情，我们也要注意，是民间信用体系不发达的证据。所以，农村信用社要进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用农村信用社而不是四大银行呢？因为农村的储户按照四大银行的逻辑来讲，是不具备贷款资格的。他们像孟加拉国尤努斯（Muhammad Yunus）搞的那些穷人银行一样，你以为他吃饱了撑的搞什么穷人银行，国家没有银行吗？原来社会上没有什么银行吗？当然不是，按照银行的正统的信用规则的话，你太穷了，借给你的钱是会变成烂账的，实在是不能借给你，这是违反健全的财政原则的。
为什么要有次贷（subprimemortgage）？次贷的意思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你根本没有资格贷款，住不起大房子，但是「人人都住大房子」是美国梦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总统要想办法让所有人都能住得起大房子，所以给你一种特殊的贷款——次贷，让你先住进去再说。万一将来你还不起怎么办？希望将来经济一直好、一直好，你能还得起，但是总有经济不好的时候，经济不好的时候你还不起怎么办？因为你还不起牵动整个国家的金融机构，引起金融危机。所以次贷危机是民主的结果，按照健全的资本主义的逻辑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设计次贷这个体系的时候，大家就是知道它早晚会发生危机，但是只是指望在目前经济好的这几年能够苟且得过去。
当然中国所有的经济体系都是这样，农村信用社也是这样。为什么要用农村信用社来负责这个贷款的任务？因为它的贷款对象都是那些不应该贷款、自己也非常害怕贷款的人。农民拿到了贷款就去赊购化肥、种子之类的东西，然后就有一笔钱进入了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是一个没有金融规范的地方，农村信用社拿到这些钱以后，它就给村镇基本机构——我们要注意基层政权是没有钱的，它们非常需要有自己能够挣钱的机构，这个唯一可以指望的机构就是农村信用社了，它们得到农村信用社筹的这些钱以后，这个其实跟市政府，比如说杭州市政府或者成都市政府盖的大楼是一样的，它们为什么能盖大楼？因为有房地产，从房地产上挣到的钱可以给公务员发福利、可以给政府盖大楼。所以，基层政府、村镇政府拿到了农村信用社的钱以后，它们也可以给自己盖办公室、可以给自己发福利了。
然后，它们自己也是赊入的，赊入将来要卖给农民的各种物资——基本上是垄断经营的，你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买种子、化肥啊、农膜之类的东西。双方都是赊来的，只有一部分人得到了实惠，就是那些住进了高档办公室的公务员和拿到了福利的公务员，只有他们是得到实惠的。信用社是以财政不规范的状态借款来买东西的，借款买来的东西赊购给农民，那么农民欠债怎么办？这构成一个压力，你不要想做大清国时代歌颂的那种理想的农民：皇家的税收非常非常的轻，「归告老人无橐(tuó)乐」（“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我们大清国的赋税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交起来是很容易的，交了以后我这辈子不欠债，不欠债子孙后代永远永远地都有田有地，只有那些傻逼才去借债搞什么——借债搞来的东西你不一定能赚钱，但是这个债你肯定还不起。
现在你就不得不借债了，你不借债在本地根本没法混；借了债以后你当然没有办法呆在本地。本地的粮食收入，比如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比如说在河南是要种小麦，对不对？种出来的小麦国家用极低的价格给你收购，你根本不赚钱，甚至赔一点点本，而且这个收购价还是竞争不过川普总统推销的美国的粮食，就是说你已经把农民搞得比任何的血汗劳工——深圳的血汗劳工、东莞的血汗劳工跟农民比起来的话就是上等人了，所以农民才会那么羡慕，有机会就要去打工——比起东莞的血汗劳工更血汗的劳工是不仅超出西方人的理解能力，而且也超出有能力上网的这几亿中国人的理解能力了。那种生存状态就是，在汉语中，更不要说在英语中，就没有适当的词汇可以描绘的了，我们只知道它的结果就是这样。结果就是美国黑奴在废除奴隶制度以后，有很多还不高兴离开种植园，觉得自谋风险去打工还不如过去种植园主包养就业的日子来得好过；但是农民没有哪一个不想赶紧离开农村去打工的，可是你离开农村还非得回去不可，因为户口迁不走。如果户口可以迁走的话，农村的人早就空了。
所以他们被逼着非出来打工不可，只有打工得到的那笔人民币才能够弥补种田根本不挣钱的现实，支付他们种田所必需的种子、农膜之类的贷款。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种田现在根本不挣钱，你们他妈还要辛辛苦苦挣到钱了，挣到钱了还不给自己花，为了让自己继续种田，这是神经有毛病吗？当然不是神经有毛病，而是因为种田这件事情不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是针对下等人或劳改犯的一种惩罚。劳改犯是不能够想不干就不干的，你嫌待遇低，老子不干了，你以为你是谁啊？农民跟劳改犯是一样的，就是你以为你想不种就可以不种吗？哈哈哈哈哈，如果想不种就可以不种的话，我们国家早就垮台150次了。你必须自己想办法去挣钱，然后倒赔钱来种地，否则我们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这个「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我们要注意不是公安局，公安局相比之下，就算是——跟东莞的血汗工厂一样——很文明、很体面的地方了，是由为基层国家机构外包执法业务的黑手党，就像是《隋唐演义》里面描绘的秦叔宝、程咬金这种人，这些胥吏负责来收拾你。老实说，如果广大的农村的农民得到的是国家法律，像城里面得到的国家法律，贪污了多少钱，判三年到五年有期徒刑的话，那么他们早就十分主动地去住进监狱里面去了，根本不会回去种地。农村的或者是基层政权手头养的那些没有编制的地痞流氓，有办法让你全家18代生不如死，比住进监狱还要惨150倍，而且你绝不要指望你有本事能把自己弄到监狱里面。靠着这种手段才迫使你不能不种地、不敢不种地，非得要打工挣出钱来种这个倒亏钱的地。所以这些土地和你种地这个业务是针对你的惩罚，可以说是针对你当年参加了土改，以为可以得到自己的土地而得到的一种惩罚，结果你得到的土地是这样一种东西：不是大清国时代你需要筹些钱来购买的土地，而是你需要倒找钱、付很多很多钱才能够摆脱，而且不一定摆脱得了的东西。
你想迁移户口，放弃农民身份。放弃农民身份是什么？那不是放弃农民这个行业，就是摆脱放在农民头上这些倒赔钱的义务，那是非常费劲的事情。所以，我们敬爱的牛爷爷是兵团的人，兵团跟普通农户的区别就是兵团是军事化管理的，所以你想把兵团的户口迁出去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在80年代，限制比现在还要多，而他居然迁走了，所以我敢肯定他干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就沦陷区的社会状态来说的话，他一定是干了——比如说在21世纪，相当于我专门成立了一个流氓公司，该流氓公司的业务是给各位领导——由于本县的领导大多数都有二奶和三奶之类的东西——提供体制外的福利，并且在大奶发现了问题，派人打上门来的时候，你伸出你的脑袋替二奶挨打。我们要注意，很多县重要的就业机会和值得羡慕的职业就是这个。王朔有个小说叫三T公司（《顽主》），该公司是北京的流氓混混开设的，该公司的任务主要就是替人挨骂挨打。有的女人跟自己的丈夫吵了架没地方发泄，就出钱去找三T公司，指着他的鼻子臭骂一顿，就像骂她的丈夫一样，但是丈夫她不敢骂，找一个三T公司来骂，骂完了以后她觉得愉快就付了钱。跟县里面这些公司相比起来，就简直像是文明得不得了了。基层的社会生态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维持的。农村信用社虽然也是不规范的信用机构，但是跟那些纯属编外的执法机构和控制执法机构的地痞流氓比起来的话，已经算是相对而言比较文明，按照乡镇的规矩还就是体面的工作了。
我敢肯定牛爷爷能够摆脱兵团编制，绝对不是依靠高考或者是其它相对合法的方式。如果是走不法的道路的话，他的典型就是八十年代着名电视剧里面的高加林，以为当了农村做题家就可以娶到城里的姑娘摆脱农村户口，结果被「扑通」一脚打回原型，他为此抛弃了青梅竹马的农村的恋人、做了负心人以后，还是被踢回了农村，而他自己原来的恋人，在失望以后早已嫁给了别人。这就是农村男性青年想要「鲤鱼跳龙（农）门」的想法。我敢说牛爷爷就算是高考成功了，我看他不像是一个成功的做题家，他的整个形象，做题家是自有自己特殊的一套气质的，好吧，可以称之为「阶级性」，他也肯定会被分配回兵团，当然也不会让你白白做题的，分配回兵团以后你会当上公职人员，当上兵团的机关干部、兵团的教师和兵团的其它那一套系统的人，总之是领国家粮的人，但是它不会让你离开兵团的。
你在80年代离开兵团去做了包工头，照80年代的规矩说，包工头基本上是由刑满释放犯罪人员干的。因为照80年代的国家法律，投机倒把——其实这个投机倒把的含义包含了所有的资本主义行为——是一种刑事犯罪，但是在双轨制的经济之下，有很多事情都要包工头去干，所以包工头实际上主要是负责去替领导坐牢的，干的时候当时大家分利，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领导拿了他的利润，没关系，跑掉了，然后由你负责来坐牢，就是这样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傻逼愿意去坐牢呢？答案是：你本来就是犯人，或者说本来就是从监狱里面出来，除了继续犯罪以外别无出路的那种人。假如牛爷爷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曾经是一个高考考得很好的大学生的话，他是死也不会去干这种事情的。80年代的大学生，哪怕是兵团出来的大学生才几个人呀？做公务员或者是国企职员是眨眨眼睛就能做到的事情，他肯去干这种事情吗？不可能的。就算你真的是大学生的话，你肯定也是犯了什么事儿，犯了什么绝对不能为主流社会容许的事情，你才会滚出去做包工头。
好吧，了解了沦陷区的社会实际情况，对这一点毕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你如果到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话，那就像是英国的通缉犯，像狄更斯的小说所描绘的那种，英国通缉犯到了澳洲，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还可以装逼说我是一个共和党人、我是川普的支持者、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伟大思想家，OK，所以你可以想象，像我这样的杰出做题家，看到这样的人必定会鼻孔冲天：你他妈的算什么东西？！好吧，所以这件事情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当然牛爷爷并不重要，关键是牛爷爷所代表的就是农村的基层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农村人的实际待遇是一个犯罪分子的待遇，不是说你想逃就逃得掉的，而且有很多人为了逃避这种准罪犯的待遇，是愿意搞各种各样的歪门邪道的。
然后我们敬爱的农民就欠了这样一笔债以后，就跑到比如说东莞之类的地方去打工去了，东莞付给他的那几千块钱工资，对于他来说真是发了一笔横财：你辛辛苦苦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挣到了几百块钱，这几百块钱回过头去给你交什么农膜费、这个费那个费，只剩下几十块钱，而政府再给你乱摊派一下，取暖费、绿色能源费，我们本县公安局的二姨子高考失败以后扯起了一个公司，该公司的任务是把国家（中德合资）生产出来的太阳能板中间比较劣质的那一部分——优质的部分拿来出口——拿出来负责摊派给农民，你他妈的敢不买吗？不买以后有很多小麻烦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逃都没地方逃。于是，你那几十块钱就全部用来买了太阳能板，弄不好还要借点债。这就是你辛辛苦苦干一年的结果。乖乖，在深圳干上一个月就可以挣几千块钱，在东莞干一个月就要挣几千块钱，真是人间天堂啊。
如果你要问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慈善家，广大河南农民就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富士康。在纽约被广大白左知识分子痛恨到比地狱里面长角的魔鬼还要坏的血汗工厂，在河南农村就是他们唯一能够指望的最伟大的慈善家。富士康在郑州开了一个血汗工厂，给河南农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福利，因为他们可以省下很多火车票钱，不用去东莞打工，而可以就近到郑州去打工了。自从他们的祖父参加土改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好日子。当然这个经济就完全绑定在代工经济学上面了。农民工能够从事的业务就是代工业务，他们的低贱超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想象、超出了伊斯兰教和非洲部落劳工的想象。
所以，广大的费拉右派愤怒地说：我们也想把工厂搬到印尼去，但是伊斯兰教太落后了，他们一天到了该祈祷的时刻，一点儿都不能耽误。啊，太可怕了，他们祈祷占去了我们多少时间呀，占去了我们多少钱呀，还有万恶的白左说什么宗教信仰神圣不可侵犯，你不能让他们停下来不祈祷，一天到晚地工作。白左太坏了，伊斯兰教太落后了，我衷心拥护习近平同志的自由主义措施，只有习近平是全世界唯一的自由主义者。你看，他把穆斯林放进集中营以后，看他们还敢一天五次祷告不？或者是「非洲人太落后了，一天到晚只知道玩，让他们在机器面前待一两个小时，他们就想着去摘香蕉去了」，真是朽木不可雕也。让我拍一个视频吧，不，我不会拍视频，我去买一个网红拍的视频吧，视频上说非洲人智商低，我们中国人智商最高，于是我就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后来又听说这个人被抓起来了，妈的，白左真是暗无天日，一点言论自由都没有。我们要言论自由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挣一下非洲人的智商低嘛，发泄一下我们在非洲找不到血汗工人的愤怒。在非洲找不到血汗工人，是因为非洲部落酋长从来没有像是中国农村党委书记对待农民那样对待他们自己的部落民，所以他们并不觉得进富士康是他们这辈子能够得到的最大好处，或者说认为「996」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福报。
那么，这就像是奥巴马时代早就有人问过了：19世纪的人是傻逼吗？他们怎么不去搞次贷啊？为什么要让穷人住贫民窟啊？他们知道，每到经济危机的时候，次贷就要惹出麻烦来。奥巴马总统有什么办法让经济永远永远永远繁荣下去呢？并没有任何办法。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就是说，指望到了有一天，美联储会给你放进足够多的美钞，把经济危机转移到全世界去。怎样转移到全世界去呢？把一些脏乱差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或者印度去，让你们坐着赚一些钱出来，改善美国本土的福利；或者是从海外进口一些血汗劳工的产品，降低美国的物价，就这些了。美国穷人享受了19世纪自由主义不允许他们享受的福利，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把相应的负担转嫁到了全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奴隶劳动地区的结果。美国左派的成就，是依靠有中国特色的达尔文主义的自由主义来维持的。
同样，农村信用社搞的这些花花招数，肯定是经不住经济危机的。经济波动的时候，你必须保证东莞的代工经济永远向上、永远向上、永远向上，永远能够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这一套才能够维持得住。如果中国的外汇美元中断，中国的经济就垮台了；如果农村打工人的打工人民币中断，农村信用社、连同它支撑的公务员体系和化肥农膜这一套经济体系就跟着垮台了。你只能假定，Anyway，自行车永远不会停止运转，但是自行车早晚会停止运转的，这是必然的，到那时候怎么办，谁也不会考虑。所以早在十几年前大家都把城市的房地产经济叫做「击鼓传花」；但是没有人说比房地产经济更加不规范、更加维持不住的农村信用社经济也是击鼓传花，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能上网或者是能够讨论国家事务的中国人，阶级都比农民工要高，所以他们完全看不到阶级比他低的那个世界，当然，那个世界更是击鼓传花的。所以你们击鼓传花去吧，谁爱死就死了算了，反正不干我们的事情。
击鼓传花，当然还有一些具体的差别。比如说在浙江，当地的农民是有一些民间集资系统的。80年代以来，有些民间小企业就是依靠「抬会」这种形式，七大姑八大姨，大家信得过的人组织一个「会」，一人出一笔钱，就把小企业给搞起来了。农村信用社要把这些小企业依靠的钱搞出来，是需要用一些比较文明的手段，比如说派人到你们家里面送些小礼品之类的，向你证明农村信用社给的利息比你们抬会的利息要高；而且我们还是有规范的，为了证明我们有规范，我们把农村信用社全都改成了村镇银行——「银行」这个词比「信用社」是不是高大上了不少？但是银行所需要的那套规范我们没有，否则我们就搞不起来。所以这就是一个「通词膨胀」的典范，80年代的什么中专学校现在全部都改成了什么某某某联合大学了，所以大家都搞通货膨胀，为什么我们不搞通货膨胀？我们农村信用社也可以改成村镇银行——大大增加了储户的信心，虽然内部的管理规范还是一样的。
你看，你们抬会有没有法律保障？没有呀。你们是私人之间的约定，如果有人不讲信用了你们怎么办？你们没有办法。但是其实自发形成的抬会这种东西，传统比较深厚的地方，一般人不会不讲信用，不讲信用了以后，他们在自己的乡亲面前抬不起头来，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农村信用社的人是准公务员，他搞了烂账，他两手一摊说：「上级领导、上级领导、上级领导，你找我有什么用呀，我就是一个领工资的人呀。」你怎么样才能使他感到有迫切地需要解决问题呢？就像搞医闹一样，医生也是准公务员，所以他不会理你的，但是你可以到医院去打砸抢，那时候他就会理你了，所以你要到政府部门去打砸抢。但是打砸抢的结果，众所周知，专政机构，尤其是专政机构的编外人员会过来打你，所以你必须跟他们对打，OK？因此各种好戏就非得上演不可了。你不对打一番、不打到头破血流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在河南，我敢说肯定是用不着这么做的，你用不着给他们送一些小礼物，说一些「我们比抬会要好得多呀」之类的话。定期给你们下达一个摊派指标，就像是你必须买一些太阳能板，如果你说你买不了太阳能板、没有钱的话，不要紧，我们附近还有工商局长的三姨父开的另外一个贷款公司负责借钱给你，将来你怎么还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先借了钱，快去借快去借，借不了以后买不下来了，害得我们的村支书完不成指标，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村支书，众所周知，跟太阳能公司没有的任何关系，但他很关心能不能完成指标，使自己的政绩变得好看这件事情，他手下有的是流氓可以打死你，本村不高兴出去打工，觉得跟着政府当流氓比打工要轻松五倍的青年还有那么一伙人，他们随时随地愿意听从村支书的号召来砸你全家，你就等着吃不了兜着走吧。所以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你还是去借了这笔钱把太阳能板买下来。
好，中国特色的经济就这样运转起来了，中国就是这样成为太阳能板第一生产大国了。推销劣质太阳能板得到的利润，支持了中国倒赔钱引进德国的技术，向全世界的市场推销太阳能板。如果没有底下的农民工这一层积累起来的这些资本的话，你根本买不到德国的技术，也没有办法把太阳能板卖到欧洲去。上层（那些少数能够出口的上等货）需要的资金池是依靠底层经济来维持的，这些底层经济使得底层居民在胡温时代——我们要注意是胡温时代，而不是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背下了天量的债务，背下了比美国购房居民还要多的债务。所以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5%的人占有80%的财富、80%人占有5%的财富」诸如此类的学说了，现在的情况是底层的80%人口占有了总财富的20%和总债务的80%……他们除了一点儿没有钱以外还背下了国家绝大多数的债务，这笔债务可以预见是永远、永远、永远不会还得清的，除非全球化以——不能按照原来的速度增长，按照原来那种慢悠悠的速度增长那是万万不行的，虽然这个增长速度造成的克林顿繁荣已经是全19世纪的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认为根本不可能的——而是要指数增长，像蒋介石的法币和金圆券一样。指数增长的方式发行美元才能够支持得了，如果增长的速度达不到这个速度，那是不行的。
仅仅是美元的增长达到这个速度还是不够的，劳动力的增长也必须是指数的，所以你们必须像大清国的农民那样一家生八胎，所以迫害董志民（注：徐州八孩案父亲）事件是个严重的错误。我们敬爱的董志民同志是一个真正的中华民族英雄，只有中华民族全都像他这样一人生八个才能够支持得起我们刚才描绘的那种经济体系不会破产。在美元指数发行和劳动力同时指数增长的情况之下，我们广大的沦陷区底层居民才有可能继续借新债补旧债，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和全球化经济能够顺利运行。我们都知道，塞万提斯时代的西班牙战舰和土耳其战舰，能够打成他们的海战，主要依靠划桨奴隶——一辈子锁在暗无天日的船凳上、戴着铁链划桨的那些奴隶，他们往往是俘虏或者是罪犯——依靠他们的努力，船才能够开动。
你在纽约看到的、在深圳看到的、在北京和上海看到的全球化的背后就是依靠这样一批划桨奴隶来维持的。而这些划桨奴隶不要说能够生八个了，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并没有董志民这样的能耐，一般来说是连结婚的机会、资格都没有的。他们到了深圳或者到了郑州，啊，在富士康拿到了每月几千块钱的工资以后，过的日子像神仙一样，但是这个神仙日子绝对不可能让城里的姑娘嫁给他。城里姑娘会嫁给一个每月只有几千块钱，连房贷都还不上的人？你死去吧。但是他们已经不可能回到农村去娶他们的刘巧珍了，在这个夹缝当中就出现了可怜的两头落空的失败者。高加林以及神气的投机者牛爷爷，虽然高加林是虚构的人物，但是事实上有很多人是真实的高加林，真实的牛爷爷至少有这一个，他们两个都是这个时代的伟大剧本的一部分。
当然危机发生的时候总是最低的那一部分首先倒霉、首先暴露出来，河南的村镇银行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必定就是川普时代以来代工经济出了问题。如果河南的打工者还能够从东莞那里挣到足够的钱来填补漏洞的话，再大的漏洞也会填补上。为什么中国的金融机构自古以来就是一塌糊涂？朱镕基剥离了多少坏账？它们负责替政府的各种行为买单，当然会积累出无数的坏账出来，还能够维持是因为全球化正在展开，过去留在家里面只能当张献忠的人口，突然现在能够赚回美元、美元、美元、美元了！所以这就叫「一俊遮百丑」，一切的问题都可以依靠这笔美元来填补。但是万恶的川普搞出这一些破事儿以后，就有很多人挣不到万恶的美元，没有万恶的美元我们就印不出伟大的人民币，因为人民币是美元的附庸货币，伟大的央行是看着我们能够挣到多少美元才印出相应的人民币来的。
于是，在国家得不到美元，美元紧张的同时，乡镇银行和农民工也就出现了人民币紧张；人民币紧张，那么化肥、农膜的整个产业链就紧张起来；相应地，村支书本年任务完不成、上级要打你屁股。这些怎么能行呢？矛盾在最末梢爆发出来，不是在吴越的村镇银行，是在河南村镇银行暴露出来，就是因为他们是最底层，是最难赚到打工人民币的地方。打工人民币的枯竭导致河南村镇银行产业链全线破裂。当然你可以把坦克开出去，但是并不能使大家有钱；也可以派地痞流氓去打死一部分人、杀一部分人，但是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当然，其它地方的村镇银行只是比河南村镇银行稍微好了一点，如果河南问题不解决的话、危机越滚越大的话，也早晚会滚到它们头上来的。
同样，我就不详细解释城市里面的房地产经济了，本质上讲是一样的。只不过贷款买房子的人不是出去打工的人，而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有更多的挣钱渠道，所以挣到的钱也更多。但是本质上讲，为城市的公务员发工资和政府盖大楼的、维持各地方财政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济，它要求城市中产阶级赚到的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要求美国的中产阶级——对了，这就是川普最痛恨的事情——把他们的高薪职业转移到中国来，让中国的中产阶级可以付得起贷款买得起房子，然后这笔钱转化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收入，然后他们就去盖大楼。好吧，整个游戏就是这样的。
然后在川普时代开始，整个链条就开始破裂——严格来说不是川普让它破裂的，而是美元的印刷速度和劳动力的增加速度赶不上人类——就像所有古老的宗教经典所说的那样——永无餍足的人心。追求GDP和经济繁荣的背后，永远是永无餍足的人心，奥巴马总统和格林斯潘所满足的就是这个永无餍足的人心，这个永无餍足的人心在现代文宣辞令的包装之下被说成是大众民主给人民带来的幸福：人民想要。人民想要什么？人民想要不劳而获。人民怎样才能得到不劳而获的好处呢？依靠美国军舰的威胁使大家瑟瑟发抖，可以使我的美元四面通行，因此美国的下层居民得到了不劳而获的机会——当然，体现为村镇银行（村镇银行是产业链、金融链的最低的一部分）搞不起来以后大家就赤裸裸地撕下脸准备使用暴力了。
上海政府、浙江政府和广东人民政府的处境跟它们没有什么区别。在打工美元周转不灵的时候，它们的财政盈余也就神奇地消失了。不过因为它们处在产业链较为上游的地方，它们还没有必要直接使用暴力，只是在账面上出现了无数的赤字，因为它们是可以借债经营的。其实胡温时代以来，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冲破天了，冲破到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不可想象的地步了。表面上的经济繁荣都是靠着这一套支持起来，比如说贵州独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债务？它跟别的地方的唯一不同就是它还债的能力比较差。其实武汉借的债务比它少吗？一点儿也不，只不过武汉是有些产业的。而且往往是越是建设搞得多的地方债务越多，债务多就是GDP多，就是政绩好，计算政绩的时候没有人给你计算债务，只计算你创造了多少GDP，你的GDP多就是你的政绩好，本地的经济也繁荣、打工人也高兴。
至于债务将来怎么解决，谁知道？我们现在先搞一些城投公司再说，我们可以合理地指望，大家都在拉债务，将来央行没有办法，只有替我们兜了这些债务。是的，正如胡锦涛和温家宝在搞四万亿的时候所做的那样，他那个四万亿在现在看起来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因为通货膨胀这件事情，跟永无餍足的人心一样、跟吸毒一样，是很容易麻木的。过去认为是破天荒的事情，现在习惯了以后，觉得简直是不够，我们需要再加点白粉，过去吸的那一点水烟袋算个屁啊，那不过是水烟袋啊，现在我们要直接吸白粉了，不给我吸点白粉的话我当场就要死过去，现在再给我拿点水烟袋或者香烟来的话，我简直要跟你拼命。
大家都这样赖，赖到最后的结果，央行就会面临着极为严重的选择了，当然央行现在，一方面是它要维持的央企和条财政的利益跟块财政区不一样，它不能无条件地替块财政区买单；但是正如各地方所正确预见的那样，它也不能够无视各地方的财政崩溃。各地方的财政崩溃以后首先要体现于治安的瓦解，治安很快就会返回到90年代那种状态：领导雇佣的那些打手只负责保护公务员社区的安全，广州火车站是一个暗无天日的黑社会横行的地方，从四面八方跑到广州来的打工妹，刚刚下了火车就会被当街抢走、塞进汽车里面运得无影无踪，然后不知道是到哪一个董志民那里去，或者是被运到澳门或者是其它地方去卖淫去，或者是运到广西的黑煤窑去给那些永远娶不到本地了解内情的女人当媳妇的煤矿工人去当所谓的死人老婆去了，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也有不少误会的，比如说你本来是学生妹，不属于那种会被抢的阶级，但是如果你在错误的时间地点去到那些暗无天日的地方，就像纽约人应该是不会去哈莱姆区（Harlem）的某些地铁站的，傻逼才去那种地方，去到那种地方如果被打死的话，警察会说「黑帮值得同情呀？」他们以为去那些地方的人全都是黑帮，谁知道你跑过去，结果被他们当黑帮打死了。正常情况下，当地打死人，警察根本不问，「我们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再说黑帮杀黑帮，对于良民来说不是很有好处吗？谁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傻瓜，你还非要跑到那个地方去坐地铁。你是纽约人吗？噢，原来不是，你是从马拉维（RepublicofMalawi）或者是佛得角（CapeVerde）来的一个新移民！那就完蛋了，你不了解美国的情况，所以你活该倒霉」。情况就是这样的。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当时出现这种情况而国家没有倒台，是因为朱镕基同志英明地告诉龙永图「美国人提出的条件，你就不要再讨价还价了。他要什么，你就统统答应他什么好了。」龙永图急得跳脚给他递条子的时候，朱镕基说：「怕什么怕，你先答应了再说，到时候我们不执行就行了。答应了他，我们先赚两年钱，等人家发现以后，我们这一两年已经混过去了。妈的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们这一两年就混不过去呀。」全世界所有向黑手党借高利贷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果然，到了2008年还是哪一年到期以后，中国履行不了任何条件以后，美国人正处在需要跳脚的时候，这时次贷危机发生了。温家宝同志很开心地说「只有中国人才能够拯救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够拯救次贷危机，让我们好好跟美国人勾兑一下，替你们解决一下次贷危机。」于是美国人接到贡品以后就暂时不声张了。然后，奥巴马总统下了台，次贷危机已经结束了，川普上了台。他翻了翻帐本：「妈的，你们还没有还钱啊，看我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于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各种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但是朱镕基同志仍然是英明的。你看，他不仅是混过了两年，而且还是混过了不止两年对不对？当时本来是两年都混不过去的，如果像龙永图那个傻逼一样「我们就是执行不了，我们签不了这个协定」，那你两年都混不过去了。现在我们不仅混了两年，而且还混过了20年，虽然背到了天一样的债务，比过去更加难以收场，但是凭良心说这20年你是不是已经混过来了？能够混过这20年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那样：「你们怎么能说苏联是一个失败呢？按照我老人家发动革命时期的规划，能够比巴黎公社活得时间长了一点点就算是胜利了。我当时觉得我能够搞出第二个巴黎公社，而且比巴黎公社多活几天的话，我已经是名垂青史的人物了。谁知道我不仅是混了几十天而且混了几年下来，你们还说我是失败了，我失败在哪里了？我已经成功了好不好？」所以，我们敬爱的朱镕基同志已经成功了，他不仅混了两年，而且混了20年，虽然20年之后好像有点混不过去，但是这20年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我们不要以为这是朱镕基同志特别坏，整个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繁荣都建立在预支未来的基础之上，只不过中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底层，就像河南的村镇人员处在全球化产业链的底层一样。浙江的网民会义正词严地说：「河南村镇银行是世界上最坏的坏人，河南农民也是不可救药的刁民，徐州人简直太坏了，应该像曹操那样好好杀一杀他们。」其实杭州比它强在哪里？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稍微高一点，就是这个样子。
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就像河南在中国的地位一样，朱镕基同志在全世界的地位就像是河南村镇银行的那些工作人员在中国的地位一样，他们只不过是因为处在全世界产业链的底层所以才表现出赤裸裸的无赖而已。川普总统敲打它的同时有没有考虑过，美国的穷人依靠中国的无赖，过上了他们史无前例的好日子；美国的消费者依靠中国的无赖，买到了很多便宜的商品？拜登总统现在就发现，美国通货膨胀的时候，他想到了中国：「可不可以让刘鹤来一趟，让他做温家宝在2008年做的那些事情？08年的经济危机，当时也看起来很严重，我们敲打了一下中国以后，就迅速地解决了各种问题，可不可以让中国再给我们提供一些廉价的商品，让我们再过这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