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姨您早，我是剿匪学院。那相信您也知道本周国际间最令人痛心的一件大事，就是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那么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以前也曾经担任过外务大臣，他的母亲也就是知名的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女儿。那岸信介在从政初期的时候，在日本就被称为「满洲五巨头」之一，他也曾经因为参与过东条英机内阁，一度被列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审判的时候，最后是无罪获释。战后，由同盟国指定的战犯，他一路做到了首相（1957-1960），而且外号叫做「昭和的妖怪」。那安倍晋三呢，从小就看着他的外祖父岸信介，以及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从政，安倍晋三也在他的自传中称他继承了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基因，岸信介的弟弟佐藤荣作也曾经担任首相（1964-1972），因此他们有「一门三首相」的美称。他们家族的三位首相普遍都被认为是偏向于日本右派保守主义态度的、这种鹰派的政治派系，而且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都有着比较鲜明的亲台反共的立场，这也是台湾人普遍对安倍被刺杀感到悲痛的原因。可否请您点评分析一下岸信介以及安倍首相他们家族的政治传承，还有安倍遇刺这个事件，对于接下来东亚以及西太平洋的局势会有什么影响？您曾经说过，在今年，在世界各地的白区党都会越来越频繁地开始进行暴动、暗杀等等行为，那这件事情您认为涉及到贵匪他们的白区党、或者是俄罗斯特务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刘仲敬：
一般来说，就是要用保守或者是进步，或是左派右派这些话术，是要加上很多背景词的，否则它的分析性是非常低的，因为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环境，指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谓的「西马库斯（Symmachus）家族不曾改变，是世道变了」，就是像所谓安倍系统算是保守派这个说法，是根据1955年体制、就是所谓的「保革对立」体制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保守派和革命派，实际上就是根据重新组合的自民党-社会党对立这个局面来下的定义。其实经过90年代的重组和民主党的重建、和社会党的基本垮台，这样的词汇已经不大适合现在日本政界的实际状态。但是基本上所有的名词都有时间延后。布尔什维克成功以后就是，19世纪的左右派概念其实已经不成立了，但是大家还是没有习惯；冷战结束以后，20世纪的左右派概念其实也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大家现在用的概念还有很多是秉承冷战意义上的左右派概念。所以二十世纪初叶，对于布尔什维克算不算左派的问题，其实都是有争议的；现在川普算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其实也应该是有争议的。都是这种，词汇的变化比起政治形势的变化要晚上一拍或者半拍，而旧的词汇和新的意义经常是混杂使用的。混杂使用具有一定的文宣上的好处，就是说，总有人可以利用这种混杂来两边占便宜。因为有这样占便宜的好处，所以就延长了、可以说是不必要地延长了词义的混乱。
就是严格意义上说的话，岸家族或者是佐藤家族——岸家族真正的政治传统来自于佐藤家族，在明治时代（1868-1912）是不能算保守派的，甚至是在大正昭和时代都不能算当时意义上的保守派。他算保守派，是吉田体制（注：吉田茂，1948-1954）和1955年体制制造出来的结果，是经过多次重新组合的结果。从封建性和文化性的角度来讲，佐藤家族是典型的长州集团，就是佐藤家世世代代，他们家的历史应该比德川幕府的历史还要长一点，可以追溯到毛利家族迁往长州那个时刻、关原大战（1600）以后的那个时刻，以后基本上是世世代代都在长州担任藩士。在幕府末年，松阴（注：吉田松阴，1830-1859）开办他的私塾、培养人才的时候，他们和前原家族、桂小五郎这些人都可以算是松阴的弟子，只是后来在倒幕战争和士族叛乱的急剧分化当中走出了不同的道路。
后来日本的宪法其实基本上是西部三大强藩制造出来的。因为宪法只是幌子，背后的体制才是根本，而体制这个东西是不大可能平地起来的，事先都要经过长期的酝酿。大家都知道海军跟萨摩藩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陆军跟长州藩的关系比较密切，而自由民权运动基本上是土佐藩的遗产；而这三藩他们加起来的领地，差不多也有德川直系领地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所以，三藩之间，西南三藩的联盟是当时唯一可以对抗德川家的力量。基本上因为各种复杂的理由，这些理由经常是自相矛盾的、或者是相互矛盾的，企图推翻德川家的力量总会向西南三藩打主意。而他们自己采取的做法，跟他们自身原先的历史传承也是颇有关系的。
毛利家跟萨摩家不一样。萨摩家基本上是在织丰时代（注：织田、丰臣，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他们的大本营就在鹿儿岛，他们距离武藏野更远一些、距离关东更远一些。所以，他们在关原战役中都是理论上属于西军，但是自己的主力没有受到损害的那种局面，所以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但是他们距离更远、更加鞭长莫及，所以他们自己的体制基本上是延续织丰时代和战国时代的体制，没有受到直接的改革压力。而毛利家族，他们的地理位置离关东更近一些，而且内部又有亲幕府和亲石田派之间的冲突和分歧，所以受到的打击更大一些，失去了最重要的广岛城，不得不把他们在广岛的整个班底都搬到长州来。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个财政上的巨大挑战：损失了100万石以后，剩下的30多万石怎样能够维持原有体制？这不是仅仅能够颁布节俭令、压缩用费就能够办得到的事情。相比之下的话，鹿儿岛的萨摩藩就比较自由一些，他们凭借原有的体制，不做大的翻修，基本上就能够维持。
而毛利家本来跟濑户内海的商人关系就比较密切，但是强行西迁以后，原先依托广岛和船队结合、获得水上贸易利益的渠道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所以，财政改革一直是江户时代长州藩内部最至关紧要的议题。相对于贤侯辈出的萨摩藩来说的话，长州藩的藩主角色是不大突出的。招贤纳士——照当时的背景来说的话，就是开放下层士族，主要就是武士和商人以及富裕农民的参政渠道，是长州藩执政的一个特点，这在江户时代（1603-1867）的诸藩中是比较少见的。后来虽然经常萨长并称，但是萨摩藩在这方面的贵族主义色彩要浓厚得多，而长州藩政权开放的色彩要浓厚得多。这跟长州藩，虽然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说它迁移长州这件事情，本身就带来了体制改革的需要，它的体制改革和财政的压力的刺激很有关系。
它需要，来源大概是在战国时期各藩普遍改进的农业开发技术，来尽可能地在本质上讲三面环海又多山地、并不是很适合于农业开发的长州，制造出一个足以养兵的粮食基地。需要鼓励富农阶级的产生，需要鼓励开发者；自身藩库的财政又很有问题，所以需要制造一个小金库，允许开发水利和灌溉的富裕农民购买特权，用这个小金库来支持本藩的财政；也要利用本藩跟日本西部商人的传统联系从事鱼盐贸易，用鱼盐贸易的收入来补贴本藩的财政漏额。同时，本藩大小集团——因为毛利家毕竟是关西有足够资格上洛（注：前往京都、掌握天皇）的一大盟主，不是像是松前家那样的偏远地带的小藩，所以他会吸引很多来自京都甚至东方的公卿和诸藩的子弟。这些人背后都有一套自己的财政体系和相应的人员，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关西商人的经济活动当中，他们自己也是经常借债的。最后，他们借下的债都要由本藩的财政来承担，这也使本藩的财政体制变得更加复杂了。
所以天保改革（1841-1843）在萨摩的意义，和在长州的意义以及在幕府本身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水野忠邦（注：江户幕府的元老）来说的话，天保改革只是应付人口增多、财政短缺的一个传统手段，可以通过严格地压缩开支、防止幕府各级武士参加商业活动而背上债务的方式来解决。当然这个做法也使得中产阶级和行业公会对他颇为不满，但是他的改革其实是一个守旧的改革。而长州藩的改革，看上去很神奇，但是跟长州藩的内部结构却是非常一致的，却是一个非常超前的、具有欧洲意味、和在明治维新以后变成了日本本身国策的一种国债整理体系。因为毛利诸藩跟关西商人的关系本来就密切，他们负债经营也是常事，引用商人的力量来开发长州的资源尤其是本藩正常的财政政策，所以他们那种把本藩的债务和本藩各级武士的债务统一起来、变成三十几年的公债、分期支付利息这种方式，看上去就很像是皮特首相（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制造出来的英国国债体系。但是这在当时是个极为超前的做法，就是他等于是树立了一种把国债当做经济手段来经营的做法，不是说是照当时普遍认为的那样，借贷以后尽快还，以便少付一点利息。长期维持国债似乎连亚当·斯密（1723-1790）都觉得是不可接受的事情，是国家的一大危险。
但是实际上——尽管对于长州藩来说大概也是不得已，但是他们实际上以是一个比较小的规模，实现了把国家财政体制和国债的体制绑定、把国债作为国家财政的一部分来永续经营的体制。这样的体制能够执行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欧洲，法国人想要模仿英国的国债体制，结果弄得国家几乎信用破产。这样的体制能够执行，用左派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说要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就是说本身就要有已经足以维持自身利益的资产阶级法权体系的存在。所以借债，或者说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就是，资本主义跟国家结为一体，这才叫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跟国家结合——这里的国家要理解成为，比如说在长州就意味着长州藩本身的暴力机器，换句话说是，武士和商人本身已经深入渗透、相互结为一体，才不会发生像约翰·劳丑闻时期（John Law, Mississippi Bubble, 1720），和足利幕府时期（1336-1573）利用德政令的方式经常发生的那种赖债风险。商人购买幕府和诸藩的债务，是需要有极大的信心，就是说你要有保证说你不会被赖债；而有这个信心在、这样政策能够执行得了，而没有反过来因为商人认为你是政府在打他的主意，而引起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和货币市场的崩溃，本身就说明在此之前，双方比如说在开发活动和贸易活动中已经有深度的融合。
而且同样的政策还有相应的配套政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以重商主义为基础而向自由主义推行的改革，差不多就是亚当·斯密时代英国的政府对东印度公司它们形成的政策。因为幕府原先——这是西南诸藩普遍采取的，对本地土特产经营、用这些有利可图的土特产经营来给本藩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一开始大概就是需要商人的一部分参与，否则就没有足够的技术服务。然后把这些活动——这些机构大体上的地位就像是英国卖茶叶的东印度公司一样，是可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但是也有垄断的弊病——把这些机构开放给商人，由商人自己经营来谋利。照现代的话说就是，英国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取消东印度公司、推行自由贸易的做法，这种做法能够促进商业的繁荣，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同时执行这两种政策，大概是，从侧面来讲，增加了资产阶级的信心，使得资产阶级对维持长州的国债体系有了一定的信心。这个体系在当时可能只是为一时解决财政困难而采取的措施，但是对后来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就是在至关紧要的、决定后来日本路径发展的明治时代，基本上幕府、长州各大藩，在当时谁能够在上海或者是欧洲及时订购一些重炮和军舰——像虾夷共和国能够成立（1868），其实就是凭它的一艘军舰，没有那艘军舰，那艘军舰被打沉了以后，虾夷共和国就不存在了。而对于长州来说的话，它的军备供应主要就要依靠它的国债，换句话说，它其实是超前地利用欠债、利用赊账的方式建立了它自己的近代化欧式军队。如果没有天保改革时期事先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债体系，以及长州藩的超前体制——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长州藩应该算是欧洲新君主国一样，是具有一定资产阶级的性质，照布罗代尔的话说就是，它是一个资本主义跟国家相结合的体制；没有这样的体制的话，长州藩不可能以较小的基本盘建立欧式军队和打赢四境战争（1866）的。
我们要注意，幕府的粮食收入比起长州藩是要大得多的，但是它要制造一支欧式军队是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的。这里面的毛病，大概就像英法之间冲突的情况之下，法国以四倍的人口和国力，它的国债在阿姆斯特丹的国债市场上却卖不出同样的价钱是差不多的。应该是在水野忠邦的改革时期就可以看得出，以武藏野为中心的关东幕府体制，跟江戸商人缺乏长州藩跟资本主义的那种深度结合，所以它向法国订购武器对抗关西政府军的过程当中，不能够充分调动它的资源。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例如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庆喜（注：德川庆喜，末代幕府将军，1867-1868）和他周围的主要幕僚，其实自身都深受公武合体论（注：联合公家和武家，即朝廷和幕府）的影响，并不是很愿意对抗奉天皇为大义名分的关西官军。他们自身，等于是幕府高层，自身的抵抗欲望就非常低落。像是关原之战的西军一样，内部的各大佬，包括庆喜本人，随时都想跟政府军妥协，所以坚持抵抗的会津藩（注：明治之后改称福岛县）在幕府阵营当中反而是极少数。所以幕府方面理论上拥有的大部分资源，就像石田三成理论上拥有的大军一样，大部分实际上是从幕府阵营内部起了破坏作用。
跟这个体制相似的就是，长州藩的藩士经过了多次节俭令和债务调整以后，账面收入是很低的，中下级藩士为数很多。有点像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国防军的中下级军官一样，因为条约的限制，它实际上只能有10万军队，但是这10万军队基本上是军官的军队。按照西克特（Hans von Seeckt ）将军设计的体制，这支军队，如果德国摆脱了条约限制的话，立刻就可以变成几百万人的大军，因为它有训练出来的大批能征惯战的中下级军官，只是不征普通士兵以免违反条约。一旦修改了条约将来摆脱了这个限制，以这支军官骨干就可以成长为数量几十倍的大军，这等于是一种隐性的扩军的方式。
而长州藩的中下级藩士的情况跟德国国防军是很相似的，他们实际上可以组织成庞大的军队，如果允许受过训练的武装平民入伍的话。它的特点就是储备大量的中下级藩士、而在平时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当中，中下级藩士参加家老之间的政策决策权的机会比其他藩多、同时跟长州藩合作的商人和农民以及村社，也就是农民的自治组织，改变身份、加入中下级武士集团的门路也是特别开放。换句话说，他们像是英国的新贵族，出生于在红白玫瑰战争时期（1455-1485）其实还是富农的帕默斯顿（Palmerston）（注：待定）家族这样的阶级，但是经过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发了大财、在光荣革命以后就以天然统治者的资格进入上议院，变成贵族当中跟过去的封建贵族平起平坐的新晋贵族，这个阶级比较相似。英国的下级贵族、新晋贵族跟资产阶级和富裕的农民之间的边界是极其模糊的、在都铎王朝时期和光荣革命都是极其模糊的；相反，法国和西班牙的贵族，他就没有这样跟资产阶级融合的现象。而长州的这个现象在幕府作为自身基础存在的武藏野、江户和会津藩这方面，却看不到类似的现象。这也是后来四境战争、奇兵队（注：长州组织的新式军队）这些事情能够产生的原因。
因为日本的主流史观长期以来就是，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基本上是所谓的「萨长史观」，也就是说以明治政权为正统的史观。比如说它对中古历史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例如以南朝为正统、以北朝为不正统，提高了楠木正成（1294-1336）这些南朝武将的地位之类的，都是配合明治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建设的相应工程。所以，它习惯于把亲幕府和德川家的势力放在反派，把胜利者、萨长方面的势力放在正面人物的角色里面。但是近年来，就是最近几十年来，这种史观已经有所松动。日本国内的历史学家已经开始承认，就是说是，其实幕府主要是因为背着历史包袱，真正历史上的明治时期的幕府，主要是因为历史包袱太重不容易推行彻底改革，就它本身来说的话，并不能认为是反对欧化的势力。就后来明治政府迁都东京以后，就别的不说，从胜海舟（1823-1899）的一生经历就可以看出，其实明治维新后来政府的基本班底大部分并不是西乡隆盛和战争时期的西军、官军班底构成的，而是胜海舟和幕府系统留下来的技术官僚构成的。
幕府系统推行近代化的规模实际上比萨摩和长州都要大，在东京和横滨，经济方面所做的准备也是最多的。按照幕府和亲幕府的人事来看，幕府当时的主流派其实也是公武合体派，跟四贤侯在关西的势力其实意识形态上是差别不算太远的，这也是幕府方面不愿意认真抵抗以天皇为名义的西军的关键因素所在。他们不愿意在战争中把已经搞起的一些建设事业的摊子打烂了，而且战争结束以后，他们还要重新在新政府任职的，只是希望短暂的战争能够尽可能地迅速地过去，然后大家把这一页翻过去以后，就可以重新开始建设了。他们很有把握地认为，将来的明治政府，即使是在打倒了德川家族以后，归根结底还是要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展开。
按照亲德川派的人士设计的方案跟关西诸藩设计的方案，其实唯一的差别就是，在上议院方面，属于德川系的议员要占据很多的世袭议席，好像差别只有这一点了。后来明治维新以后推行的政策，其实大多数早在公武合体论流行时期就已经变成关西、关东各派的共识，德川、包括庆喜方面的主要顾问，其实并不反对这些政策，因此，他们并不是后来推行近代化改革的真正障碍。德川家族的被打倒是很多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最重要的因素是德川系的历史包袱太大、江户时代几百年留下来的累赘太多，如果不打倒他的话，新政府的负担会更重，打倒他是一个比较方便的解决历史债务的方式。
其次也就是关西和关东方面的传统矛盾。日本历史的特征就是，关东和关西基本上是交替坐庄的。织丰政权的关西系统在被德川政权打倒了以后，已经忍耐了几百年，现在也该到他们出头的时代了。像不一定可靠、因为就内容来说的话很像是文学家创造出来的华丽故事，据说就是，长州藩在迁往长州以后，每年在举行家祭仪式的时候，都要由家老负责提问新任藩主说，藩主，倒幕的时机到了吗？然后藩主严肃地回答说，时机尚未到。在德川家统治的两百多年内，据说他们都是这样每年提醒自己，等于是卧薪尝胆、时刻不忘光复大业的味道。但是这个故事有点儿太像是越王勾践的故事，所以我拿不准，这个故事到底是真的存在呢，还是只不过是些笔记小说当中的故事被很多人都拿来当成正史了。但是无论如何，关西和关东的传统紧张关系始终是存在的。而哪怕是关东对幕府体制不满意、对改革进程不满意或者反对改革的人，其实主张更彻底改革的人和主张反对改革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把眼光投向在现实政治中唯一能够对抗关东德川势力的关西三藩。
对于封建性很强的日本来讲的话，比如说对于传奇式的会津藩的人士来讲的话，他们，就像是美国迪克西南方人（Dixie）来讲的话，关东和关西的矛盾是至高无上的，哪怕是经过了世界大战都不改。据说，你到别的地方去跟美国人说战后如何如何，他肯定会以为是要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要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唯有到迪克西你说战后如何，他心目中的战后就肯定是南北战争，对于他来说南北战争才是真正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是。对于会津藩来说的话，所谓的「战后」和「战败」，如果你在别的地方说战败，日本人会说这肯定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吧，但是如果在福岛你说战败的话，本地人的理解就是这意思指的是明治维新西乡隆盛那一次，对于他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都没有在倒幕战争中的失败来得重要。（注：戊辰战争·会津战争，1868）
在这种多层次动员的历史当中，大多数的泡沫，留下来的一些传奇故事中都消失了，比较坚实的体制其实就是那几种。就是，幕府本身正在引进的是一种兼容并包的、以法国军事技术为主——这一点应该说并不算是很离谱，就是后来明治维新以后，主要引进的技术也是欧洲系的，虽然大家后来更重视普鲁士系，但是实际上从法国引进了很多，法国引进的军事技术、军工建设这些。幕府并不是想要依附法国，而是想要维持平衡。
在远东海岸跟在欧洲不一样，就像是波斯的大王曾经说过的那样。后来伏尔泰在他的著作《路易十四时代》（The Age of Louis XIV, Voltaire）中曾经提到过，波斯的阿巴斯大帝碰上一个法国人，法国人骄傲地告诉他，路易十四差一点儿就把荷兰全部征服了。波斯人惊讶地说，怎么可能呢？就我们波斯见到的情况来说的话，到我们海岸的荷兰船始终是法国船的十倍以上。在欧洲，法国其实已经比荷兰强大了，但是，在中东波斯人还是只认荷兰。就是，英国在欧洲只是列强之一，但是在远东海岸基本上是独占鳌头。例如在暹罗海岸，英国跟法国的船只比例的话，差不多就像伏尔泰所描绘的那样是十比一，在日本和清国可能比例没有那么悬殊，但基本上也是这样。
所以幕府实际上是有意识地从欧洲的几个军事大国都要引进一些，避免像在中东经常发生的那样，引进了某个国家的军事技术，本国就要变成那个强国的附庸国。因为幕府是代表全国性的政权，所以它采取的引用政策，并不像是后来对幕府不太公正的萨长史观描绘的那样，是缺乏重点的四面八方都乱抓。从幕府自身的角度来讲，它是要极力维持各个集团、包括自己内部已经发展得极其复杂的幕府内部各个派系的集团平衡，对欧洲的外交和交涉，同样也要在列强之间维持平衡。从短期看来这样做流弊很多，从长期看来这实际上是，等于说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消除一切可能隐患的必要与防范措施。而且它搞的规模也是最大的，基础也是最好的。至于西南各藩往往只认一个来源，其实那是他们自身财政力量比较少，所以不可能顾得太多的缘故。
这时，由于萨长史观的影响，大家容易过于强调、把明治时期的传奇人物的个人作用描绘得极其突出，因为大家都喜欢戏剧性的故事；把他们赖以起家、可以依附的传统力量（这才是他们能够成功的真正因素）故意、或者是蓄意、或者是不蓄意地降低评价，或者是不予重视。像高杉晋作啦、四境战争那些传奇故事是很适合于做大河剧的主题，大多数人都是根据这些通俗文艺作品来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念的。但是他之所以能这么做，例如土佐藩或者萨摩藩的做法之所以不一样，其实都跟本藩在江户时代、甚至在战国时遗留的传统体制有关。
四境战争的存在本身其实只是一个历史的插曲，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长州藩内部，富裕的农民和强大的村社、以及有野心的商人和中产阶级，跟本藩的中下层武士水乳交融、边界模糊、经常合作，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在新的时代，引进欧洲民族国家建制这个新的时代，可以不加大的修改、可以非常容易地转为，把日本大多数地方还是主流的士族垄断兵权，大多数国民、农民商人全都不当兵的体制，转化为欧洲正在普遍推行、在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中证明即将变成历史主流的全民普遍兵役制。全民普遍兵役制是大众民主终极的胜利，因为兵权是最终的政权，和贵族主义的最后没落，它对贵族、士族是极端不利的。但是在萨长联盟反对幕府的时期，这一点还表现得不太突出。
对于长州来说，这样的过渡是很自然的，因为长州的特点是中下级武士太多太多，平时就很难养活自己，他们参加商业活动、本藩对他们的债务实行国家担保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他们并不像是传奇式的萨摩武士那样，武艺专精，但是等到老病侵袭的时候，基本上除了藩主发给他的退休金以外，基本上没有任何收入；也不像是繁荣昌盛、人口众多、财力比长州要多得多的的江户商人，虽然钱很多，但是他们跟幕府的官员和关东各藩之间基本上是相互隔离的不同社会。
而在长州，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员和中下级武士之间的边界极其模糊，经常会有一个人同时兼任这几种身份。别的不说，著名的桂小五郎就是这种人。他到底算是武士呢，还是算是知识分子，还是属于官僚？好像他全都是。这样的现象在萨摩就不大可能出现，西乡隆盛自己就不是中产阶级子弟，他手下的、他自己的私塾和后来他参加士族叛乱（注：士族反乱，しぞくはんらん，1877）的基本盘，都是骄傲的萨摩武士。正是由于这个底子，所以像奇兵队这种人，这种人按照欧洲标准来说的话，就等于是军权开放产生出来的一种拿破仑现象。对于萨摩和关东来说的话，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带有革命性的，但是对于长州本藩来讲的话，至少在天保改革以后，这只是原有制度的稍微修正。所以即使在明治维新以后，在推行普遍兵役制的过程当中，长州的陆军是出了名的，产生出了长州陆军藩阀。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在这方面最有经验。
普遍兵役制并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推行的，并不是封建制度的贵族和大佬们纯粹出于自私的利益而不搞，就是在封建制度之下，士民分立、各人搞各人专业的情况之下，大多数农民和商人、中产阶级本身是不大适合于军事生活的。你不能说是一道命令下来以后，国家法令到了以后，大家都去服兵役，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就能够改过来。相反长州的特点就是，本来中下级武士跟中产阶级商人和富裕农民就是水乳交融的，他们参加政治和军事活动机会也比其他藩多。他们即使在法律地位上跟其他各藩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他们的经验要丰富得多，结果导致明治维新以后的陆军系统主要被长州藩控制了。主要就是因为长州藩在明治维新以前的体制，就已经非常接近于欧洲的普遍兵役制，所以他们建立大陆军是处在最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状态。
而土佐藩的特点是什么呢？土佐藩执行的是民兵体制。在日本各藩当中，它执行的体制其实是最接近于瑞士和美国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土佐变成反对长州藩阀的自由民权运动的主力。像板垣退助（1837-1919）这些人为什么会从那里产生？民兵制度的产生也跟土佐藩的财政体制有密切关系，不过这个跟长州藩阀、跟佐藤家族没有关系，就先跳过不说。而萨摩藩跟海军的关系，因为萨摩藩自身是日本西部诸藩当中贵族主义特征最强的，所以特别适合像海军这样的精英主义。即使在普遍兵役制时代，欧洲列强在陆军方面实行普遍兵役制，但是海军方面仍然不得不实行精英主义，这是海军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所以贵族主义色彩最强的萨摩藩在陆军方面斗不过长州，却在海军方面独占鳌头，这些都是有历史的前因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佐藤家族扮演的是一个大体上来讲支持桂小五郎的角色。尽管他们都是松阴的学生，但是在明治维新这个时代剧烈变化的过程当中，很快就产生了明治绝对主义国家跟士族制度的矛盾。大家比较清楚的就是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1877），但其实类似的情况在所有地方都有爆发。对于长州藩来说的话，相当于一个微缩版西南战争的事件，就是当时正在担任岛根县知事的佐藤家族，曾经负责处理过的小规模的士族叛乱（注：Hagi Rebellion，萩の乱，1876）。这个士族叛乱是由前原家族主持的。前原家族其实跟佐藤家族的出身是基本相似的，他们都是江户时代长州藩的世袭藩士，世世代代在长州是同殿为臣的，只不过在明治时代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佐藤家族走的是事后我们称之为「主流派」的路线。什么是主流派路线？迁都东京、在东京建立绝对主义国家的体制；建立东京帝国大学、为帝国将来的官僚培养精英人才；废藩置县、收编原有的士族、把他们的俸禄都由国债体系统一支付。其实这个体制，其实就是长州藩在天保改革时期的体制的放大。大家一般都知道这是明治维新的政策，但其实这个政策是有蓝本的。明治维新的政策有很多，都是现成地从各藩原有的政策中间粘贴来的。像陆军普遍兵役制的政策和处理旧士族的政策，其实就是长州原有政策在全国范围的扩大。这个政策在萨摩引起了激烈反应，因为萨摩是贵族主义的大本营。
长州是贵族主义相对比较微弱的地带，因为藩主向来不干政，家老又长期向中下级武士开放，所以中下级武士、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合体，在桂小五郎这批人身上表现得非常清楚。桂小五郎的特点是什么？他虽然是武士，但是照他自己的理解，武，「止戈为武」，武就是止戈这两个字的合成。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更愿意当一个调解人，而不愿意用滥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是他后来政治上起家的根本原因。这个特点我相信跟他中产阶级、医生啦这一类人的出身是很有关系的。他不像西乡隆盛那样，是真正的武士家庭。像他这样在萨摩可能就不能成为武士了，或者是在会津也是不能成为武士的，但是在长州他变成了武士是很自然的，因为中产阶级跟武士是水乳交融的。也就是这样的人，缔造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是促使日本近代化的主要推手，但是它牺牲了过去各藩的旧贵族的利益，尤其是牺牲了以胜利者自居、觉得自己在新政府当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的强大的西南诸藩的势力。
大家不大注意长州藩的叛乱，是因为长州藩本来就是，按照欧洲的政治术语来说的话，就是民主化的急先锋。而萨摩藩是贵族化的，是贵族主义的大本营。萨摩和长州本来是有仇的，也仅仅是因为明治维新的需要，在拥护天皇的大义名分之下，才勉强联合起来对幕府开战。本来桂小五郎跟西乡隆盛谈判搞萨长联盟的时候，大家争得最厉害的问题就是一个礼仪问题，应该由谁来首先提出的问题。如果不能让西乡隆盛首先提出的话，长州武士会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桂小五郎就表示说是，宁愿让本藩灭亡，也不能让本藩的武士失去这个面子。最后西乡隆盛顾全大局，自己首先提出了，否则协议真的有可能破裂。据说——但是这个也不知道是文学创作还是真正的历史，因为它确实太富有文学创造力了，据说当时长州武士的鞋底都刺着「萨贼」这两个字，就是说是恨不得把他们长期以来的敌人萨摩藩踩在地下的意思。如果不是因为幕府大敌当前和天皇的名义的话，他们是很难团结起来的。
但即使如此，坚持旧制度、坚持武装力量由士族垄断、士族应该主导国家的这些势力，还是发动一场小规模的叛乱。其实性质上来讲，跟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是一样的，只不过西乡隆盛依靠他的私塾和萨摩贵族势力，可以引起全国性的震动；而长州内部的叛乱只是一个本藩内部的地方性事件，大家都不怎么注意。这次小内战就是前原家族领导的，最后他兵败身亡了，而负责镇压他的就是岸家族的祖先佐藤家族。佐藤家族的先人当时正在担任岛根县的县知事，他镇压了这次叛乱，表明他的政治立场跟桂小五郎和东京官僚政府是基本一致的。这在日本是一场废封建的战争。
废封建战争的胜利，使得东京大学出身的新官僚在日本中央政府占据了建制派的角色。而后来的岸家族也是通过东京帝国大学这条道路，进入日本为数甚少、但是左右政策能力甚大的官僚系统。也就是说照川普的说法，他们也就是明治维新以后重新组合的深层国家的一部分。
明治维新建立的贵族院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机构，它跟英国贵族院不同。它把过去的公卿和武家势力全部放进了贵族院，但是其效果是使四贤侯，和本来在当时政治上还有足够势力的西部和东部各藩，无论是亲德川还是反德川的上层势力，全部送进了政治冷藏室。他们没有像是英国贵族那样，在新的时代仍然发挥最高法院的作用和顾问团的作用。这跟日本自身不在欧洲是有极大关系的。英国贵族，他的演化是连续性的，包括旧贵族，也包括都铎时代汉诺威王朝时代不断上升起来，由资产阶级和富农上升起来的新贵族，他跟英国国内社会是连成一片的。同时在国际上，他根据他中世纪以来的历史联系，跟法国、西班牙和欧洲大陆的贵族也是有联系的，因此他等于本身就是英国重要的国家资产。而日本贵族，无论是公卿系统的贵族，还是武家系统的贵族，他没有相应的国际联系。
日本的封建制度是，在相对隔绝的演化环境中间是高度接近于欧洲体系的。像长州藩进行的这一系列改革，如果你把这些改革的主持人和涉及人物的日本名字全部略掉，改换成ABCD这样的字母的话，拿出去让历史学的学生看，他们肯定会认为这段历史发生在欧洲，是欧洲在近代化过程当中发生的某一段历史；在欧洲以外就显得很刺目，甚至在日本本身，恐怕在长州以外的大多数地方都不会发生。但是有一个基本——尽管这个与欧洲类似的封建体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说为什么日本能成功、大清和莫卧尔帝国或者是奥斯曼就不能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是即使是这样，日本封建体制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弱点，就是它缺乏国际联系。它不像欧洲封建体系那样，自身在多国体系当中已经磨合了几百年时间，它是孤立的。
而对于后发弱势国家来说，比如说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老实说，在当时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看法，日本比暹罗好像强不了多少，会不会将来被像朝鲜一样被俄国吃掉不是很成问题的事情。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时间、财政和军事压力极度紧迫，晚二十年就可能有亡国之祸，提前二十年的话就可能在列强中间占据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得不牺牲很多封建自由遗产，依靠官僚国家的内部经营，赶紧挤进去，挤进欧洲国际体系当中，否则种族主义就要变成真理了，只有白种人的国家才能变成列强，黄种人和黑种人都注定要当附庸国和殖民地。只有日本是唯一的例外。
但这样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英国贵族，比起英国其他阶级来讲的话，哪怕到了丘吉尔的时代都始终是更加擅长经营国际体系。而法国贵族，哪怕在经过了法国大革命、到德雷福斯时代，还认为他们的荣誉感和军事经验，要比其他阶级更适合于为法兰西共和国服务。而日本贵族院在这方面发挥不了这个作用。但是日本对外交的需求，比起英国法国和所有欧洲国家都要更紧急一些，因为它处在世界体系的外围，它很容易就变成暹罗了，甚至会变成那些沦为附庸国的中东国家。对于欧洲来说，外交失败只是不痛不痒的失败，对于日本来说是可能有亡国之祸的。所以这样一个主持深层国家的精英集团、不受大众民主干扰的精英团队，对日本来说重要性比起欧洲国家还要大。但是日本原有的进入贵族院的这个阶级发挥不了这个作用。
最后，日本明治宪法当中，起英国上议院作用的不是法定的贵族院，法定的贵族院变成一个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的闲置机构，而是在宪法上没有明确规定的元老。元老的主要来源，像罗马元老院一样，是在明治前后以及明治以后那段时间，有过政治经验、主要是有过欧洲交涉经验的政府官员，包括去欧洲考察的那一批人。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的出身都是官僚，都是由东京大学出身的精英官僚，他们在主持过一段政策以后，然后退休以后变成元老。
以东京大学为核心的日本官僚，在日本政坛中发挥的作用之大，如果放在欧洲的话，只有法国和拉丁国家才能相比，英国和德国是比不上的。这一点跟日本本身，明治以前的封建传统不怎么符合，而且也不符合大家的一般印象，一般印象是，日本是亚洲，至少是东亚封建性最强的国家。但是这有个天花板和地板的问题。明治日本在东亚仍然是封建性最强的国家，但是放到欧洲却只能跟有强烈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传统的拉丁国家相比，而不能跟轻视官僚主义、不搞中央集权的日耳曼系的英国、德国相比。换句话说，亚洲的天花板放在欧洲仍然是地板。日本如果在欧洲的话，那么大家的印象就会觉得日本是法国一样的绝对主义国家和官僚国家，而不是像现在大家感觉到的那样，日本是一个封建门阀的国家。大家现在觉得日本是个封建门阀的国家，是因为日本处在东亚，在中国、韩国、台湾这些东亚国家当中，跟这些具有强烈官僚主义和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相比，日本的封建性显得是非常突出的。但是放在欧洲，它会被认为是一个官僚集团幕后主宰的国家。
而岸家族-佐藤家族的真正起家，是在他们在明治维新时期，选择了跟着桂小五郎和官僚化国家的主流派走的缘故。如果机械性地套用现代政治词汇的话，那么官僚派其实是平民派，跟西乡隆盛的贵族派比较是对立的。换句话说，他们在当时的政坛当中，按照现代政治划分来说，应该算是中左派，而不像西乡隆盛他们才算是右派。他们奠定了对平民子弟普遍开放的日本官僚系统和军队的基础。日本军部的势力和东京大学官僚的势力，在明治时期比起贵族院和下议院都要大得多。一般来说就是，中国历史学家一般强调军国主义在明治宪法中就有基础，但是其实对于明治宪法来讲，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是同样的现象，它们都是平民崛起的象征。
佐藤家族，大家都知道它是出过首相的，但是它也是出过将军的。对于同一个佐藤家族，哥哥当首相、弟弟当将军这样，这在当时意味着福泽谕吉（1835-1901）所切望的那种，封建的日本向所有各阶级的贤达开放政权的整体形象。陆军和官僚系统，当时都是平民出身的精英子弟出人头地的机会。这正是福泽谕吉在年轻时代他得不到的机会、是他父亲认为他很希望得到却得不到的机会、也是他在为明治维新时希望为他下一代得到的机会。在当时这是一个平民化的力量，而不是保守化的力量。所以当时的佐藤家族是不能称之为保守势力的，毋宁说他们本身就是积极参与开放政权、支持开放政权，并通过开放政权当中，同时实现了国家的目的和他们家族自身目的的时代弄潮儿之一。他们是开放政权的主流派。
然后，这个传统演化到战后。这一次，二战以后，时代变了。就像是，本来明治以前日本历史的主线是什么？是公家和武家之间斗争，以及武家关东派和关西派之间的斗争。而明治维新以后，公家和武家，无论是关东派还是关西派，全都进了上议院、失去了政治作用。新的斗争变成西乡隆盛的士族反动派，和桂小五郎的官僚进步派之间的斗争，后者取得了胜利。而战后体制以后，在明治大正时期构成日本政坛主线的开明派也好、反动派也好、关东派也好、关西派也好、军阀派也好，还是官僚派也好、财阀派也好，在1955年的日本全都被打包算在保守主义这一边了，日本进入了保革对立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于——因为依靠媒体来认识世界的人是没有记忆的，今天他们会理直气壮地以为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保守神国什么什么的，其实这是后冷战时期的日本，不是冷战时期的日本，尤其不是越战以前的日本。越战以前的日本，在那个时代，尽管日本的封建传统仍然存在，但是是处在一种沉入水底的状态。
如果你只从媒体上了解当时日本的话，你得到的印象就是，激进的学生革命运动、不比中国红卫兵逊色的学生革命运动是怎样占领了国会——对了，这个跟岸信介好像有点关系，因为这跟他自己参与其中的美日安保条约是有点关系的，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日本差一点就因此而耽误了。激进的学生冲进了国会主导议事，以社会党为主的左派议员抵制国会、集体拒绝出席。（注：安保斗争，1959-1960）我们要注意这种事情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极其相似的，新加坡左派也是在同一时期集体退出了国会。然后新加坡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了，李光耀趁着他们退出国会就搞起了一党专政（Operation Coldstore, 1963）。而在马来西亚就直截了当地出现了内部安全法和准内战的局势（Internal Security Act, 1960）。越南、印尼都出现了类似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