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姨你好，本周想向您请教的问题是，美国一位政治学者汉斯·斯格鲁（Hans Sluga），他有一本着作叫做《海德格尔的危机—纳粹德国的政治与哲学》，这本书是以纳粹德国时期政治与哲学互动为例子，对哲学家是否应该介入政治来进行探讨。
在西方思想史上有两件事情标志着政治跟哲学之间的一个复杂纠葛，一个是古希腊城邦时代苏格拉底被审判致死，另外一个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跟纳粹政权的合作。海德格尔是德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但他在1933年加入纳粹党，担任纳粹统治时期的学术要职，为了纳粹主义当时的元首希特勒唱赞歌，并且为纳粹意识形态提供了他的哲学思想基础。德国战败之后就受到了世人的嘲讽，那海德格尔他拒绝公开道歉，以沉默的方式来应对人们对他谄媚第三帝国及元首的指责。那么战后海德格尔的学术地位跟哲学思想也进一步破产。他的学生——之前我们讨论过（注：访谈140、166）这个汉娜·鄂兰，也叫做汉娜·阿伦特，她就处处维护海德格尔，那么为了重建海德格尔的哲学地位，她还把自己最重要的成就都归功给海德格尔的启蒙。
那海德格尔的危机说的就是这个哲学家在现实政治面前的迷失一些方向以及投机，那么引出了关于哲学跟政治的关系思考。反映在当代呢，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中俄两国的知识分子还有台湾很多的「华脑」的学者，他们虽然没有海德格尔的学术地位，但其实也跟海德格尔一样，在现实政治下谄媚中俄两国这些威权独裁者。然后我自己也看到台湾的不少的高等学府教授，一讨论到俄罗斯跟乌克兰之战，就开始把自己代入那种中华帝国主义的同理心，开始对美国跟北约进行各种谴责，他们仿佛忘记了战争是普京发动的。不知道您对这种现象是怎么看的，是否一涉及到意识形态的议题的时候，就连哲学家的学术都不可能存在中立了？
刘仲敬：
学术自由是一个行会特权问题，它跟木匠、鞋匠、律师和医生的行会一样，都是一种特殊的中世纪现象。例如在苏格拉底时代的古希腊和行会制度解体后的今天，它都已经不具备原有意义。今天讲究学术自由，其实只是说明在封建制度在很多方面已经解体的近代社会，还残留着少数几个封建堡垒。比如说医生、律师和大学，它们仍然拥有被国家法律承认的行会特权。这个行会特权被现代知识分子包装一下，说成了是为全民利益或者是出于基本原则的言论自由，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行会特权。
什么叫言论自由？你真的可以迫害言论自由吗？例如，对于狮心王理查德德时期的武士，或者是奥古斯丁时期的殉道者来说，你怎样才能破坏迫害他的言论自由呢？杀掉他？但他们本来就是不怕死的。就是骑士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你如果敢说他的话不对，他就会说：「你竟敢质疑我的话？我要跟你决斗，如果你在决斗中输了，说明上帝并不保佑你就证明了我的说法是正确的。」殉道者就是说：「我为真理作见证，如果你说我话说的不对，你烧死我吧。但是我的话是不会改变的。」他需要言论自由保障吗？不需要。什么叫言论自由保障？就是不为自己言论承担任何责任的保障，这个保障是一个行业特权。他需要你背后的行会有——比如说像美国步枪协会那样强大的政治势力，来对抗你的言论所造成的各种后果。就像是医师公会或者律师公会，它们有办法不允许任何外行对我们的行业标准作出评价。如果让任何一个外行或者病人家属来评价手术的好坏的话，那么优秀的匠人和艺术家一定得不到保障，上台的恐怕就是说是能够赚很多钱的，都是那种拍着巴掌说「祖传老中医包治百病，你相信我的话，白血病不用住院」的人，然后等你死了以后他已经跑掉了，但是这种人能够骗到最多的钱。
行业评论通常是自私的、充满门阀性质的，远远不会像知识分子说得那么美好。其实海德格尔、胡赛尔、汉娜·阿伦特这些事情基本上是个学阀现象。学阀现象是典型的行会现象，只不过知识分子掌握着叙事权。如果你了解材料是通过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外围，就是比如说为报刊写报道的记者之类的外围知道分子的话，你会得出一个偏差很大的印象。而木匠行会或者是其它什么行会，它就得不到这个特殊的光环，但是其实实质是一样的。这个光环是具有严重误导性的，它恰好是属于现代文学批评中列出的——福斯特（Forster E.M.）在小说的艺术（《小说面面观》）里列出的那种「不可靠叙事者讲述的故事」。
很多东西都是不可靠叙事者，大多数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叙事者。天真的初学者一般来说是先入为主的，他们看小说的时候一定会认为主人公是对的，因为他会自己代入主人公角色里面，而时间长了他就会跟主人公拉开距离。读历史也是这样的，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是中学历史课本的奴隶，因为他的认同感已经被中学历史课本上面教给他的那个「我们」，就像是狗狗或者是其它什么小动物，康拉德所谓的鸭鸭，一生下来就被人类养大，所以它就认为人类就是它的妈妈。它一辈子到死都会忠于这个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类母亲，以为这就是它天生的家庭。中学历史教育就是用这种方式建立了民族认同，将人类与生俱来的部落本能移植到想象的共同体之上，建立了这种效忠，近代国家赖以建立的效忠关系。而民族国家建立这种效忠关系，跟封建行会的小团体的效忠是有冲突的，这就是为什么民族国家倾向于拆散旧的封建组织，例如以自由劳动名义之类的理由，拆散旧的行会组织。
但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民族国家也是乌托邦，最后公会特权还是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了。只不过它们与过去的封建行会有所不同，迁就了法国人权宣言所提出的很多原则。但是这个迁就是表面上的，我们抓住实质，什么是行会特权的核心？行会师傅就像资深医师那样，他是享有劳动准入权的。我不能说是我拍脑袋我自己挂个牌子，祖传老中医，自己就随便开业，那样的话医师行会要来砸你的摊子，你要通过由医师行会自己设立的一系列行业准入标准。这绝不是说通过了行业准入标准的、拿到N个名牌大学文凭诸如此类的医生就不会是骗子，只不过要当骗子，他们的门槛更高一些，你不能随随便便就可以当骗子。
那么近代国家的劳动准入权是不是像天真的、可怜的、被误解的自由主义者路易十四和法兰西国民议会、制宪议会的那些议员们所设想的那样，摆脱了封建时代的遗产，变得自由了吗？答案是根本没有。劳动准入权在英美这样的国家是由国家和实力强大的工会，比如说民主党的重要捐款人教师工会之类分享的。公众通过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形式能够对国家施加影响，比如说能够通过撒切尔夫人这样反工会的政治家，痛击工会特权。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不彻底的，其实只是以另一种形式比较隐蔽的特权来取代原有的特权。
劳动准入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权力，是很多政治势力和社会势力赖以生存的基础。在拉丁系国家、天主教国家，国家是软弱无力的。跟许多人说法相反，这些号称独裁的国家，例如马科斯独裁的菲律宾，国家权力远远不如号称民主的英美大。劳动准入权在工会头子、黑帮头子和天主教领袖之间折腾、相互震荡。但它也不是劳动者本人可以——像路易十四和列沙·贝利埃（音）所想象的那样：「摆脱了万恶的帮会控制，劳动权是上帝赐予人类最神圣的特权，我想要劳动就劳动。」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任何地方都没有这么便宜事情，这种东西就叫做行会特权。
知识分子所拥有就是这个行会特权。行会特权可以造成这样的落差：比如说一个拥有行会特权的医生或者工会工人惹出了大麻烦，害死了人，他可以轻松过关，因为他背后的行会势力或者是即使不是正式国家组织，也肯定是社会既得利益团体之一，可以有效地保他过关。同样的事情，甚至轻得多的事情，严重性少得多的事情，对于一个只有在世界上很少地方才有，比如说香港九龙城寨，那些拔牙佬那里，就会让他倾家荡产，再也没法混了。这个有效的歧视，有效的壁垒，足以保障行业特权。如果你从玩世不恭的角度来看，行业特权又是什么呢？它对于绝顶高手是没有用的，因为绝顶高手是打不倒的，在哪儿都打不倒的。行业特权反而会使他不得不把他制造出来的影响和秩序生产力拿一部分分给其他比较平庸的人。行会特权主要是保护那些比较平庸的工匠。在绝对的原教旨主义的路易十六所支持的那种绝对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当中，平庸者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他们经常在中年就没饭吃了。在行会特权的保护之下，他的家庭至少可以得到终身保障。
这个终身保障是从哪里来的？从自由主义经济学角度来讲，一部分实质上是来自于国家的补贴，是重要行业运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通过国家向全民（特别是向全体消费者）征收的消费税，就像是鸦片烟鬼和吸烟者、喝酒者不得不向国家烟酒局以隐蔽的形式交付一笔特别税，情况是基本一样的。另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本行业的顶尖人物产生出来的剩余价值，由平庸人物来分享。它的好处是什么？它可以维护代际沿袭。绝对自由主义的劳动制度会使平庸标准以下，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六十分的平庸者无法完成人口再生产。比如说在像是水浒传那个时代，在一个没有教会，或者准确地说不是没有教会，是没有类似教会的组织，像漕帮的罗教啦，或者是像方腊起义的的明教这样的组织被朝廷镇压，社会影响力也远不如基督教的情况，还达不到正式建制的地步。
绝对自由竞争产生下来的劳动力基本上是光棍，就像苏东坡时代汴京城的大量光棍。《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的繁荣以及今天上海城的繁荣就依靠光棍来支持。他们为什么叫作光棍呢？因为女人们知道，没有任何行业特权的保护，仅仅依靠自己出卖劳动力过活的这些男人，他们没有能力养活40岁的女人和12岁的孩子，嫁给了这样的男人，当你正需要养孩子的时候，他就自身难保了，所以你不能嫁给他。这种男人是依靠嫖娼或强奸来过日子的，所以他们是江湖光棍，他们对女人的那些变态的看法，从什么《花关索传奇》或《水浒传》什么一丈青王矮虎之类的故事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组织家庭的，因此他们维持不了劳动力再生产。儒家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是靠谁来维持的？是依靠地主乡绅的宗族组织来维持的。张老三虽然是贫下中农，我并不嘲笑他，但是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他们家八辈子的祖先是我八辈子的祖先的亲戚，我还是要照顾他，他再不行，我不能在他中年时代以后、丧失劳动力以后，把他从他租赁的土地上赶出去。
如果我是一个纯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那就像是老加图描绘的罗马人对付奴隶那样，奴隶结不结婚关我屁事，年纪大了没有劳动力的奴隶就应该赶紧转手转出去，免得在自己手里面变成赔钱货。那么这些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奴隶后半辈子是什么样子的？那肯定是极其悲惨的。如果地主、儒家地主也是这样一个纯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话，他手头就只有年轻的佃农，佃农一过40岁就赶出去，我另外换一批新的佃农来。那么这个社会的人口必然会像奥古斯都时期晚期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那样直线下降，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的人少。虽然钱越来越多，但是人丁越来越少，军队渐渐需要蛮族雇佣兵来维持。
为什么儒家社会的人丁能够昌盛？就是因为儒家地主主持的宗族结构并非是自由主义的，它是从代际人口繁衍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的。但是汴京城的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是完全不考虑这些的，因此资本主义的从业者是一批光棍，他们是游民，他们不是傻瓜，到了一定程度，江湖经验足够多，他们就不会甘心接受这种可怕的命运，而是会走向啸聚山林，梁山好汉，及时雨宋公明宋大哥，拥护出自己的领袖来扰乱社会了。或者比较好一点，朝廷不会管我们，士大夫、儒家地主也不会管我们，但是有人会管我们，邪教会管我们。方腊大主教是明教的一个教主；漕帮、青帮，他们都是拜罗教的。青帮的弟子如果有病了伤残了或者其它什么事情，他们就跑到罗教的庙宇里去拜庙。过了山门就有三升米的缘分，这是什么意思？教会，无论是佛教的、罗教的、明教的还是什么教会，它负有救济孤苦无依者的义务，而孤苦无依者在被救济以后，或者说被治愈了以后（因为它们通常也是医院），就自然而然地会皈依。就像是罗马帝国在瘟疫以后，自私的人各顾自己，而基督教会照顾所有人，于是就会出现一次教徒数量的暴涨。
但是这样形成的地下宗教，无论是孙恩的宗教还是方腊的宗教，在朝廷和士大夫阶级来看，第一，它是对国家安全的一个隐患，你手下有了这么多人，变成军队怎么办？事实上他们也真的会变成军队，像天师道一样；第二，即使不变成军队，他们在社会上，他们动摇了基层儒家地主三纲五常的民教，破坏了儒家弟子，像左宗棠这样在乡的秀才在乡里面的威望，所以后者出于争夺资源和嫉妒的目的，他们总要像韩愈那样辟佛，反对这些地下宗教跟我们竞争。在这两者打击下他们不能做大。
[00:17:27]但是只要社会上有孤苦无依的游民无产阶级存在，游民无产阶级总会优先投奔他们。他们当中的杰出人物第一号朱元璋，朱元璋就是靠明教这样的地下组织起家的，金庸的小说在这方面倒是没有捏造。而欧洲自由主义在初期没有惹出大问题，主要是因为有教会兜底的缘故，教会拥有社会上三分之一的财富。这也导致了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兴起以后，教会的人士就开始组织像基督教社会党这样的组织，像今天的比利时和奥地利这样的天主教国家，它们最强大的政党就是基督教社会党，因为传统的中世纪时期的教会不管这些事情，在大众民主下已经不能实施了。社会民主党依靠自己组织工人，社会民主党靠什么来组织工人？没有工作的时候，它给你发罢工津贴或者失业津贴。工人是风险厌恶者，他们需要这些保护，而女人和小孩更是风险厌恶者。一个没有工会的工人挣100块钱，在工人阶级的女人看来，不如一个有工会的工人挣50块钱，因为那个有工会的工人在年老或者失业的时候，他的工会会给他兜底，他老婆孩子的生活有充分的保障。
劳伦斯，就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者劳伦斯，他妈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违反了英国社会势利眼的常规（也就是女人尽可能要往上嫁），嫁给了一个工人阶级，她的心理创伤和文学倾向都跟这件事情有关。照英国社会常规，女人当时应该尽量往上嫁，但是万一嫁不出去怎么办？那你的选择就是：上层人不要你，你怎么办？你很可能会当老处女过一辈子，或者你就委屈点下嫁，你只有这两种选择，这两种选择任何一种都会使你有一点点失败感。职业妇女最初是老处女的一个分支。为什么？你如果当一个以嫁人为目的女人，最后会嫁不出去，那你就是失败的。但是，假如你是一个虔信宗教的人，像中世纪从事宗教慈善事业，或者像近代南丁格尔小姐那样从事护士这样一种专业，那就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就是因为你不是一个失败者，你只是没有走嫁人这条道路，而是走了慈善事业或者是特殊职业这条道路，在这个道路上你是一个成功者。
所以，职业妇女就是从这条路线上出来的。而劳伦斯的母亲在女人当中是个失败者，她不能做老处女，发展不了自己的职业，还是只能做家庭主妇。而在做家庭主妇这条道路上，她又不能上嫁，而是下嫁，就生出了劳伦斯。所以劳伦斯小说中经常描绘的失业工人的子女，像奥威尔一样，失业工人的子女，她们的丈夫出去领了工会发的津贴，妻子在家里等他拿津贴回来，而丈夫却拿着津贴去喝酒了，妻子气死了，但是拿他也没有办法。但如果丈夫不去喝酒而是顾家的话，其实他失业了以后他的妻子和儿女也是有充分保障的，就好像仍然在工作一样。而工会往往自身也是资本家，这是西方工会倾向改良主义的原因。工会募集工人的会费，还有红衣主教曼宁这样的社会贤达，出于基督教观念或者是其它理由给他们捐款，这些捐款拿来干什么？他们自己也投资呀 ，他们可以去买刚果金矿股票，去买美国铁路股票，买诸如此类的股票，就像现在美国的养老金基金那样，他们会买各式各样的能够盈利的项目，这些项目的盈利用来保障他们的人员的团体福利。
没有这个团体福利，孤立工人哪怕是暂时挣的多，但是实际地位却很不稳固，而且他们往往是外来人。你看拜登为什么跟马斯克不合？拜登的基本盘是罗斯福时代的老民主党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的老牌大企业的工会工人；马斯克呢他是全球化企业家，他手下的工人像汴京城的资本家搞出的工人那样，五湖四海来的杂牌人，他不搞工会，也不管这些人的后半辈子，因为他手下的人是什么？印度人、中国人、尼日利亚人，四面八方来的人。全世界各地来的冒险家、来美国淘金的人，他们的目标就像是宋江时代跑到汴京城那些人：我到汴京城这个花花世界，遍地黄金，一定能发财，不成功便成仁，发不了财，我可能会后半辈子贫病交加，流落街头，要了一阵饭以后被黑帮活活打死，这个下场我不会考虑。
[00:22:04] 而工会工人呢就像儒家地主统治下的那些有保障的佃农一样，我之所以能够租张员外、张举人的土地，并不是因为我在利伯维尔场竞争当中我能够给他交的租金比其他贫下中农要多——如果按照这个竞争的话，那么我们大多数都完蛋了——而是因为他老人家姓张，我也姓张，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三百年前我们是一家，所以我如果不是搞出特别犯上作乱或者伤风败俗的事情，唉，仅仅是劳动力有点差，产量不是很高，大家能鬼混得过去，张员外是不会让我滚蛋的。就像是通用汽车公司不能随便解雇工会工人。工会工人要干什么事情，搞破坏活动、在生产线搞破坏活动引起事故，或者搞出诸如此类的事情才真的会被解雇。如果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遇到什么生病呀、年老呀、40岁过了以后头脑糊涂了不能适应新技术这些，工会真是可以保他一辈子，也就间接地保护他的妻子儿女，所以女人会愿意嫁给这种人，他就不是光棍了。
知识分子行会特权是什么？就是通过它本身行会特权说出跟民族国家所要求那种集体效忠不同的话，这是他的行业特权。医生如果按照病人家属的标准要求自己医疗这个行业就会整个完蛋。而知识分子对形势分析，就像苏格拉底所表现的那样，跟人民总是有差距的。从人民角度，雅典人民的角度来讲苏格拉底一年教出了这么多独裁者，在雅典兵败的时候，在雅典城邦里头发动政变，他的学生这么坏，这个老师真的是无辜吗？
我们来研究他到底是在教育别人什么。从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戏剧把苏格拉底和其他哲学家描绘成狡猾的坏人。雅典人民有纯朴的旧俗，儿子孝顺父母。但是现代青年进了城以后，可怜的中产阶级父母以为花大价钱让自己的儿子受教育，一定能使他混得更好，结果他受到哲学家教育后，却滔滔不绝地拿出一些律师在法庭上的论证：「为什么杀人犯是没有罪的，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凶手，害他的是万恶的社会，社会才是真正的凶手，你听明白吗？为什么我要孝顺你呀？那都是错误的、基于迷信的落伍观点。我们从理性角度看待问题就可以看出，其实像孔融说得那样，无非是一个容器里面掉出一个东西，我们之间是没有义务可言的。」那当爸爸的气得要死，哼哼唧唧说：「你小的时候，爬都爬不动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喂你，怎么样陪你，现在这样对待我？」那儿子用先进理论去回答他，然后得意洋洋说道：「照我们刚刚学的哲学、先进理论，不要说不认识你，就是打你骂你也跟打一个陌生人没有任何区别。」然后台下的观众在那儿哄笑。
哄笑是什么？那时雅典国运还好，没有被斯巴达打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些人简直是——就像现在美国人看到知识分子那样，离经叛道，但是我们不会相信他的，他就是个好儿子而已。等到雅典国运不好，被斯巴达人打败，大家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大家开始想，是那个叫亚西比德的混蛋，那个叫克里提亚斯的混蛋，在最危急时刻背叛国家，是谁教出来的？他们的老师不就是苏格拉底吗？是苏格拉底告诉他们，用理性的分析方法论证他们：「你们对城邦的感情，对家庭的感情，只不过都是些愚昧落后的迷信。我们用外科医生、用接生婆对待孕妇和孩子的那种科学理性态度来分析分析。」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解构性质，这些都是我们分析的对象。就像是基督教神学家最讨厌德国考据家用历史考据方法来研究圣经一样，那么圣经只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历史文件，跟什么阿维斯陀经或者佛经一样。你看佛经用不着去信佛教，只要考察一下佛陀时代那些什么什么比哈尔国王，或者锡兰国王干什么事情就行了。这是在破坏我们的信仰呀，破坏了我们信仰就破坏了我们相应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解体，产生出了冷酷无情的马基亚维利主义者，这是以前的人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当时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人也哀叹说：以前时代的希腊人都是信奉神明的。他们有家族之间的斗争，例如有像客蒙这样亲斯巴达的家族，有像伯里克利这样亲波斯的家族。大家现代人往往以为伯里克利是民主派，其实民主派当时的意思就是在希腊内部政治体制当中反对斯巴达支持的贵族主义者；但是在国际政治上、外交上反对斯巴达是什么？就是亲波斯。大家只说伯里克利是民主派，其实他的家族自古以来就是希腊和波斯战争的投降派。他们主张投降波斯，因为斯巴达的霸权太可怕了，在他们看来比波斯还可怕。等波斯的霸权衰亡以后，他们就变成了民主派的领袖。他们其实也是世家贵族出身，他们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源于他们对斯巴达的敌视，而不是源于对下层人民的热爱。伯里克利以前的老派政治家，他们的政见都是出于家风，像布鲁图斯他们家，哪怕是小布鲁图斯，刺杀凯撒的小布鲁图斯很可能是凯撒的亲生儿子、血缘上的儿子，但是他是布鲁图斯家的继承人，他就肯定要继承布鲁图斯家的共和派的旗号，跟凯撒作对。
不同家族有他们自己信奉的家神，还有城邦的风俗习惯，他们都是虔信虔诚的人，只是他们虔诚的方向有所不同，就像英国长老会拥护辉格党，国教会拥护托利党一样，各有各的虔诚。但是他们按照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观点，都是迷信和风俗的奴隶。我们要运用知识分子的伟大理性，把人民从迷信风俗中解放出来，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文艺复兴时代上所说那样大写的人，堂堂正正的征服大自然的人，而不像过去的人那样，在神明和迷信的脚下做一个卑劣的奴隶。天呐，你们祖先信奉什么乱七八糟东西，宙斯是什么玩意儿？你们说宙斯是大神，可是宙斯一天到晚找女人，因为在地上找了一个漂亮女人，被他老婆气坏了，于是他老婆又要去追杀他的女人，于是他就像是我们在人间经常看到那些可怜的养小三的男人那样，既不敢得罪自己伟大的老婆，又舍不得自己可爱的小蜜，就想办法自己的小蜜变成一头牛，好让他老婆发现不了。他跟地上的坏男人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地上的坏男人没有办法把自己小三变成牛来躲藏起来。而地上的坏男人的老婆在嫉妒心发作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像天后赫拉那样，英明地一眼就看出她的坏丈夫的阴谋，虽然没有办法抓住那头坏小三变成的牛，但是还是可以派出一些苍蝇蚊子骚扰她，给自己出一出心头之气。OK，你们拜的是这样一些神明，你们觉得这些神明的行为比你们人间的那些养小三的富豪好到哪里去呀？你们真丢人呀，我们知识分子简直瞧不起你们这些庸人，我们来解构一下这些迷信。
当然，解构迷信的结果，就像法国大革命时席勒所说的那样：「理性要自由，无边的欲望也要自由。」知识分子想要解放理性的自由，而无套裤汉却解放了欲望的自由。而欲望的自由一旦解放，可怜的知识分子自己和他们企图解构的旧制度和旧迷信一样，变成了暴民的牺牲品。这是一个很新的故事吗？很遗憾，它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古老故事，是多少年来国家和文明兴衰起伏一次又一次重演的故事，跟二十四史朝代兴起和灭亡的故事一样，老套得很。只不过每一次当事人走到了他们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知识分子都可以「启蒙者，我们高贵伟大的启蒙者，历史使命交到了我们的手里面，我们要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他们每一次下场都是个这样子，但是他们每一次都是只知道自己文明前半截那个愚昧时期、蒙昧时期的历史，不知道后半截理性和欲望都被解放以后会发生的事情。于是他们就一步一步地走进了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亚伯拉罕时代的吾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席勒和歌德时代的法国大革命曾经走过的那条道路，一步一步走下去。
愚昧落后的老派人，像起诉苏格拉底的埃涅阿斯这些老派人，他们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他们不会讲知识分子那些充满解构的道理。但他们知道从经验来讲，以前的政治家是信奉宗教、尊重习俗的人，只是利益和信仰上有偏差，有不同，所以形成党派分歧而已。而苏格拉底时代以后出现一些全新的新人，出现像克里提亚斯和亚西比德这种人，这种人完全理性地看待一切我们视为神圣的东西。过去的人，像西庇阿不敢毁灭迦太基、莱山德不敢毁灭雅典一样，尽管我的兵已经到了，但我不敢这么用，为什么？就像萧伯纳戏剧当中埃及人不敢杀害庞培一样，「建立城邦和毁灭城邦是神明的使命，只有神才能做这件事情，我们只是人。人做了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是会遭报应的。出于神秘的敬畏，我们不敢灭国。」
就像春秋时代、孔子时代的齐桓公时代的诸侯一样，打败一个国家以后，你不能灭了它，你顶多让它割地赔款。夷人之社稷，这是极其不吉利的事情，对于胜利者也是不吉利事情，我们不敢这样做，所以国际体系能够维持。但是等到商鞅变法，吴起执政的时代，一切都是从理性角度看，为什么不能灭国？我们从理性角度看，什么是国家？孔子和子产是过去时代的，周礼的奴隶，是充满迷信的人，他们给我们哼哼唧唧讲什么社稷呀，神明呀之类东西，那都是愚昧迷信。
我们理性看待问题，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兵源和财源，一个国家可以给我们提供多少兵车，可以给我们提供多少兵力，多少粮饷，这才是国家的核心，其它都是旧制度时代留下来的迷信的遗产。所以小国为什么小，为什么弱？因为它能够提供的战兵少，兵车少，粮食少，财产少；大国为什么会强大？因为我们的兵多，兵也多，钱也多。那么我们再考察历史，大国为什么大，为什么楚国那么大，难道不是因为杀了行仁义的徐偃王，吞并了他的领土，所以我们才这么大吗？什么楚庄王，儒家学者说楚庄王是贤王，他打败了郑国、陈国、蔡国，都不吞并它，有一次想要吞并陈国、蔡国后，有一个贤大臣说了一句话，他马上就改变主意，重新立了蔡国和陈国的王子，把这些国家恢复起来。于是儒家学者开心地说：「贤哉，楚庄王，不爱一个国家的土地，却爱贤人的一句话。」这是什么？你以为楚庄是贤王？不对的。
在韩非子时代充满理性的马基雅维利者看来，这无非说明楚庄王跟孔子一样，像伯里克利以前的希腊政治家和中世纪欧洲政治家一样，是旧时代的奴隶，不懂得理性地运用自己的力量。而且这在历史上看也是虚伪的，请问楚庄王不肯吞并陈蔡，说明他高吗？那么他楚国的先辈有没有吞并过汉阳诸姬三十六国？有没有吞并过徐淮诸国呢？如果不是吞并这些国家，楚国哪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可以威胁陈国和蔡国？天呐，就像马克思主义说资本主义一样，你们太虚伪了，你们的权力就是这么来的，而你们却给我讲什么假仁假义的仁义道德，你们吃掉了很多小国以后，然后放过了一两个，儒家学者就歌颂你们的假仁假义。呵呵，我们充满理性的马基亚维利主义者才不吃这套。韩非子为什么喋喋不休地说徐偃王的事情？他就想告诉同时代他竞争的儒家学者，孟子的徒弟们不是一天到晚说「不是杀人者得天下，行仁义者得天下」吗？对不起，行仁义只会亡国，徐偃王就是因为行了仁义以后才亡国的，而楚王因为他不行仁义，他是一个纯粹理性的马基亚维主义者，他看出徐国的价值在它的土地和人口，毫不犹豫地吞并了行仁义的徐国，于是变成当今的霸国。我们可不要学徐偃王这个假仁假义而亡国的傻逼，要像楚王一样做一个冷酷的马基亚维主义者。
于是就产生出了亚西比德和克里提亚斯这样的人。亚西比德拍了拍脑袋说，做一个将军的好处在哪里？不过就是扬名立万嘛，或者政治上的成就嘛。既然雅典人不肯接受我无比高明的战略，因为不听我的西西里战略而打了败仗，不肯重用我，那么合理的做法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投靠斯巴达呢？斯巴达人能给我更多。什么叫做一个人必须忠于自己的家庭，孝顺自己的父母，忠于自己的城邦？这都是古老的迷信，我们老老实实说吧，古代雅典那些将军为什么忠于雅典？因为他们为雅典打了胜仗，而且获得了很大的奖励。所以根据这个推论，当雅典人不能打胜仗，而且不能给我很大奖励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投靠斯巴达，带着斯巴达的军队来攻打雅典呢？迷信的老一辈雅典人，在他们的祖先的生活中没有见过这种现象，没有见过像亚西比德这样的名门子弟公然投敌的现象。他们也说不出什么伟大的理论，也不知道什么叫理性，惊愕地说：「现代的人都不信神明了，这样亵渎神明的事他都能干得出来。」孔子如果看到齐桓公灭了鲁国，他也会惊愕地说：「亵渎神明，礼崩乐坏了。这比祭祀用天子礼乐还严重。但是齐国的任何君主都不会想到吞并鲁国。」如果孔子生活在韩非子的时代，他必然也会像是阿尼图斯和那些苏格拉底的起诉者一样，极度憎恶这些把冷酷的理性主义教给新一代贵族青年的苏格拉底。知识分子最自豪的那些精明冷静的理性主义在政治上执行的结果就是赤裸裸的马基亚维利主义，它就产出亚西比德这样的人。
伯里克利以前的政治家在城邦要放逐他的时候，他是不敢反抗的，无论公正还是不公正，好也罢，坏也罢，这是我的祖国。而亚西比德拍拍脑袋说：「你小子做得了初一我做不了初二吗？」克里提亚斯呢，则是当上了独裁者，他毫不犹豫地杀害他的政敌来建立独裁统治，没收他们的财产。以前的政治家，包括像推翻雅典寡头统治的僭主家族这些人，像山地派的僭主家族这些人都不敢做这些事情，僭主是攫取权力，还不敢搞社会革命。克里提亚斯就像是列宁以后的政治家一样，他可以公开做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欧洲革命的革命者不敢做的事情，肆无忌惮地践踏私有财产和家庭的界限。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不懂得理性地看待问题，为什么以前的独裁者不能成功？有些傻逼相应地拿出了什么历史终结、民主注定要胜利的荒谬理论，我告诉你，那是因为以前的独裁者不懂得理性地分析和利用资源，他们怎么能不失败呢？像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那样，他们允许他们的政敌逃到国外去，而他们在国内的财产却丝毫不动，他们一面得到了外国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能够运用他们在国内的财产，在国内招募支持者，把这样的隐患留在国内，独裁政权怎么能不倒台？而我是一个科学的独裁者，像列宁和希特勒一样，我才瞧不起19世纪以前的那些拉美军事独裁者呢，他们的敌人跑到国外去了，自己的大庄园还留在国内，我都不敢动他，因为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这么说的，你的独裁政权当然维持不了几年了。
你看我给你斩草除根，打一打土豪分一分田地，把我的政敌的所有钱都拿走了以后，哼哼哼哼，他们自己没有钱了，动员不起力量了，外国人看他们跟王丹一样，就值50万美元的宣传费用，当然也不会重视他，也不会像对付毕苏斯基或者马苏德将军那样派兵给他们复国，这样的人对我们就没有威胁了。只要我们很科学地打土豪分田地，独裁政权是能够维持的。最后好不容易他的独裁政权倒台了，雅典人民就再也没办法忍受苏格拉底了。亚西比德是你教出来的，克里提亚斯也是你教出来的，全是你教出来的，而且你还利用民主的言论自由，一天到晚不干别的，专门批评民主制度的缺点，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民主制度都会选举出一些没素质的人，尽选举出群众煽动家来，还是精英执政好。然后，克里提亚斯上台，他就说，你看大家不是对民主制度竞选出煽动家感到不满意，我给你们来一个精英执政，把你们所有反对我的人的财产都没收了，然后我们自己的五百人的执政团永久执政，永久执政，永久执政，我们就是精英，你有反对意见吗？先把你的财产都没收了。最后大家好不容易把克里提亚斯赶跑以后，就觉得：谁是克里提亚斯的导师啊？克里提亚斯的意识形态到底是谁给他发明的?不就是苏格拉底吗，苏格拉底不是整天给我们说民主不好，精英才好吗？现在克里提亚斯说他就是精英，他来专政我们了。我们已经用身体体会了精英的好处了，我们还能继续忍受苏格拉底吗？你丫就是最坏最坏的煽动家。
于是，苏格拉底的审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我们要注意，苏格拉底是个城邦人，而且尽管他教出了一批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自己倒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如果他拥有了亚西比德那样的伦理的话，一个哲学家干的是什么？无非是追求名望。雅典给了我名望，我就在雅典；雅典不给我名望，还要杀了我，我为什么要在雅典？老子应该像苏秦、张仪一样周游列国才对。但他偏不，他运用了旧式的迷信理论，说我们的生命不完全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神明的，自杀是不行的，背叛城邦的法律不行，即使城邦的法律是错的，它也是城邦的法律，他宁可留下来死也不愿意逃跑。这说明其实他本人反倒是旧时代的宗教和迷信的信奉者，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他的嘴炮、他的理论、他的理性主义是在理论上推演，而自己却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家。所以他死了以后，雅典又开始觉得不对劲，我们是不是杀错了人？如果他真的是克里提亚斯和亚西比德这种人，我们要判他死刑后，他为什么不逃跑呢？他不逃跑，说明他其实还是一个雅典好公民和过去迷信的信奉者。
这就出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团体经常出现的问题，知识分子搞的是颅内高潮和理论推演，他们是要把理论推演到逻辑上可能的最极端，来显示自己的推理能力，而他们在自己生活方面往往只是遵从习惯。所以，你不能够仅仅因为某一个人的理论是这样的，就认为他就是跟那些理论的执行者一样的人。往往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经常有的就是，那种理论上最激进的主张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行为上是中产阶级人士，而真正到革命成功，像鲁迅预见的那样，被自己欢呼和呼唤出来的革命当作资产阶级分子而被彻底打倒。那些打倒他的人也没有错，因为苏格拉底就是这样子，他在行为上是旧式的雅典人，但是他发明出来的理性主义可以导致产生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如果是中世纪封建行会成员，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他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一种理论上的产品，你可用可不用，而他自己的人生是受他的行会特权保护的。现在美国和所谓西方民主国家，其实英美系的西方民主跟其它的民主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他们的知识分子特权，包括什么大学特权，不是别的，就是大学教授享有中世纪木匠和现代医生所享有的那种行会保护。在这个行会保护之下，他传播的观念很可能是——普通美国人的观念很可能跟麦卡锡参议员差不多，如果美国像雅典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全方位的民主国家，而不是英国都铎王朝和封建国家遗产的话，那么美国那些越战时期主张反战的大学教授，在越战失败以后理所当然地会跟苏格拉底一个下场。他们没有这样，因为美国是一个封建国家的底子。大众民主是产生得很晚的，而且只在美国体制的外围。封建主义的残余保障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或者说言论作为产品，享受行业产品的特权。就像英国国教会的主教可以主张无神论，或者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可以一辈子不上班一样，不见得是好事儿。有很多像柯贝勒所说的那样，体制养活的懒蜜蜂和独房蜂（音），但这是学术自由的一个保证。
学术自由本质上是封建自由，离开这个框架就没有意义。在英美系以外，或者至少是在欧洲以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当中没有行会特权这种东西，比如说在俄罗斯就没有。因此知识分子，特别是失业知识分子，或者自由职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是言论，言论这个东西是很容易泛滥供给的，而且普通民众根本就没有区分质量的能力，所以很容易产生出像江青那样住阁楼、有一点知识，但其实所谓的知识无非就是托洛茨基发明的几句口号，知识跟口号没有什么区别，跟符号也没什么区别。她唯一能够从事的职业就是政治煽动家，而她并非任何行会成员，也不受行会保护，所以号称知识分子；但她们的命运，和阶级德性，和个人的生活行为习惯，完全是社会浪人和政治煽动家的德性。他们在社会当中得到的命运，也是政治煽动家的命运。
像海德格尔，他所处的时代就是大众民主。希特勒本身就是大众民主的产物，只是因为民主像过去的帝制时代的皇帝一样，变成绝对正确的东西，大家只说是希特勒迫害民主，而不说希特勒自己就是民主的产物。他跟阿伦特和他老婆之间的关系，如果剥掉他那些知识分子光环，和主要是由优秀记者——所谓阿伦特是哲学家这个意义，其实只是像是「某某公知算知识分子」一样，什么叫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就叫知识分子。其实阿伦特并不是一个哲学家，严格地说，如果你按照笛卡尔时代对哲学家的定义来说的话，她没有独创思想，她主要是一个哈耶克所说的那种观念传播者。她把她自己学到的，但并非是她自己创作的观念适当加以文学包装，用新闻媒体的手段传播给公众，她是一个观念传播者。按照现代社会大众民主时代规矩，哪怕是技术员也可以算知识分子，那么观念传播者也可以算知识分子，按这种通词膨胀的规定，她算知识分子；但是按照知识分子的原本原始定义，她其实不算知识分子的，因为她没有什么独创思想，她只是传播别人的思想而已。
如果关于海德格尔的故事是由非知识分子来记述的话，那么故事就是这个样子的：阿伦特是一个失败的小三，海德格尔是一个庸俗的尤里西斯式的老婆奴，他对自己老婆并不忠实，但像很多男人一样，他老婆对他男人的不忠实是有把握的，就是知道这个男人有机会的话会去偷腥的，但是因为他离不开他老婆给他提供的一些家庭服务，所以他会适可而止，占了便宜会偷偷地回来。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倒霉的就是纯情小三，如果小三是一个纯粹贪欲，或者是只想追求性爱满足的人，那么这种关系能维持；但是如果小三对这个男人有真爱，以为这个男人对她也有真爱的话，那么她是会伤心透顶，被这个男人出卖的。而且这个男人和对这个男人睁一眼闭一眼的妻子，对这个游戏是经验丰富的，知道她男人胆子很小，不敢牺牲现有的生活模式，但是却又是个充满弱点、非常软弱、说话不算数的人，无论怎么说，他下次还是会再犯的。
而阿伦特就变成这样一个一厢情愿的纯情女子，而她之所以能够纯情下去，主要是因为她是个知识分子。她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主要职业是欺骗她的读者，同时也附带欺骗她自己。在这个情况下，她就重新编造了海德格尔的故事，把海德格尔从一个夫妻配合默契坑小三的很可恶的家庭，描绘成为一个思想极其深邃，但是被庸俗女子控制，因此一身才华都被白白糟蹋过的悲剧。而她作为小三，就是要像伟大的玉石匠人把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凿开，解放出里面的和氏璧的光芒一样，把这个有天才的男人从社会的压迫——具体就体现在他老婆的压迫——当中解放出来，拯救他。她像很多被爱情迷了心窍的女人一样，以为自己就是拯救者，愿意牺牲自己去拯救那个她爱上的男人。然而在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旁观者看来，那个男人一点都不值得被拯救，他老人家就是要骗你而已，而你对自己的精神催眠，让他骗你骗得更加开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