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好的，那阿姨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了。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本周国际政治上有几件令人瞩目的大事，首先是美国总统拜登，他在与日本岸田首相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表示：「如果台湾遭到中国攻击，他将动用军事力量来保护台湾。」这个抛弃了美国总统传统上在表述美国会如何应对台海战争局面的时候所使用的战略模糊的说法。那拜登在这次会面之后，也表示「他也将支持日本未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美国也宣布准备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简称IPEF，总共有三个国家成为初始会员，包括了大概全球40%的GDP。这个组织，其实很多层面上都可以看出来，有在对抗中国的意味，他想并且要强调美国重新回到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但是台湾并没有被列在第一批的名单上。那么印太经济框架有四大目标，包括供应链的保障，还有清洁能源、数位交易以及打击腐败，但是这个框架里面并没有承诺会向会员开放美国的市场，以及降低关税壁垒等等。前几年的国际贸易的热点是日本所主导的CPTPP，以及中国和亚太四个国家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在WTO体系已经无法有效让中国遵守规则以后，各国之间在经济上似乎就不断地合纵连横。这里想请教您的是：您曾经提到过未来美国的重建供应链以及中国为了对抗这个趋势发展自身的大陆体系可能会是战争爆发的起因。那么这些经贸框架是否有可能象征着未来的那个同盟国与轴心国的阵营？那台湾是不是因为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交战国之一，所以并没有被美国纳入到这个框架之中？
刘仲敬：
[00:02:18] 协约国跟同盟国不是同样的东西，而真正存在的同盟是法俄同盟和三国同盟。英国的协约不是一个同盟，也没有任何承诺的义务，就是它只是一个默契而已，而且各个默契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是不一样的。英俄协约基本上是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殖民地协约，跟英国本身就不发生关系，与其说是英国的政策，不如说是英印帝国的政策。而英法协约则是一个层次很低的部门之间的安排，就是解除这个北海紧张局势和英法舰队协防的安排，它本身能够启动到什么程度，是不由平台本身决定的，而由平台可能面临的国际形势决定。后来的协约国变成一个跟同盟国非常相似的联盟框架，是被形势逼成的。直截了当说，如果德国的反应不激进的话，协约可能永远就只是协约而已，它只是一个英国签署的众多针对各种特殊情况的平台，很多平台是永远不会启动的，英国跟马来亚很多土邦之间的协约义务比英法协约义务还要多。
启动协约的因素是在于国际形势本身，没有这个国际形势本身的话，众多框架对英国本身的行动自由并不构成约束力。所以，协约国实际上是由法俄联盟这个真正具有约束力的联盟，和法理上其实是保持行动自由的英国之间达成。只不过是由普法战争以后德国的实力日益强大，因此法国和俄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不如德国强，因此它们是愿意在这种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情况之下，只要能够拉住英国就算数。而日益强大的德国则越来越觉得自己可以万事不求人了，所以它并不愿意按照类似的方式签订英德协约。英国本来是打算给所有国家都签订协约的，当然如果这么做，其实就不会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了。但是这样的协约等于是英国处在绝对优势的、可以不承担任何义务而实际上享受联盟实际好处的地位。这样的非常不平等条约对于法国人和俄国人来说是不得已而承受的，而对于德国人来说的话，它除了坚持正式的英德联盟以外，根本不愿意接受非正式的承诺。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来，这是一个外交上的错误，哪怕是有一个形式上的默契在里面，那么英国和德国的战争就可以避免了。英国和德国如果不开战、发动战争的话，法俄一定会妥协的。
所以框架和平台的约束力本身是很差的，比较灵活的外交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规避它。签署国，当然也只能是英美这样处于不大依赖别人而被别人依赖的情况之下，才能指望弱势一方接受这样类似平台的框架安排。所以中国如果有好的外交家的话，对这样的框架是可以视而不见的。视而不见，它是不会产生任何后果的。但是如果采取戴着有色眼镜，就是觉得一切都是在围堵我，我必须冲破围堵，另建国际体系的话，那么本来不会发生的事情都会一一坐实，就会一步一步走入德国原有的道路里面去。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熟悉国际形势的人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十几年前就发生过的。十几年以前，日本跟印度、巴西和德国联合要求改革安理会的时候，美国也是支持的。那次的实质就是在现有的框架下，把德日和印度、巴西加入到联合国安理会里面去，当然中国是主要的反对者。而美国的支持是惠而不费的，因为美国明明知道俄国和中国会反对，导致事情肯定会无限期地拖延下来，而美国的顺水人情本身并不值钱。它并不会说是「因为中国和俄国反对采取制裁措施，使他们不能反对之类的」，它只是送给你就是所谓的道义上的支持，道义上的支持能够买到的东西是非常少的，所以，这只是一个象征性动作，不说明任何问题。
像台湾问题也是一个美国要处在类似英国式的灵活地位上，对中国和台湾都不会接受像法俄联盟或者是三国同盟那样的强制性义务。强制性义务建立的盟国只能适用于像法国和俄罗斯那样地丑德齐、基本实力相同的盟国，这样才谁也不吃亏。如果有一方，比如像意大利和德国之间那样实力不对等，有一方会吃亏的话，那就会形成绑架和投机的战略。意大利可以绑架德国，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尽管德国坚决反对进攻希腊，但是意大利还是单方面发动希腊战争，然后打不下来就让德国人买单。德国人被迫在至关紧要的五月下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搞定巴尔干，结果等到德国军队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天气已经到了冬天，德国人就缺这一个月，不能及时在冬季来临之前结束莫斯科战役。而得到的希腊，贫瘠的希腊对德国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使希腊由中立国变成交战国，把地中海上的岛屿送给了英国，而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不足以保卫希腊在地中海上的岛屿。其实希腊的中立倒是有效地避免英国海军进入东地中海的措施，而希腊一旦丧失中立地位变成交战国，英国就可以不管你希腊本土被谁占领都可以轻而易举进去了。所以这完全是得不偿失的事情，是弱势的意大利对德国实行绑架的结果。而且即使是在最讲究条约神圣的19世纪，也没有任何最正式的条约能够避免例如像1915年的意大利那样背叛三国同盟，及时地倒向协约国。
不对等的关系之下，美国主要关心的是避免被绑架，避免弱势一方绑架强势一方，使得中国和台湾都没有办法对美国进行绑架。战略模糊其实并不改变任何美国的根本战略，只不过是要避免台湾为了自身利益，让美国替它打仗而自己不出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承诺就是模糊的，就是不保证一定会出兵，如果你自己不保卫自己的话，那你是活该的，你要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但是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也不会向中国保证美国不会介入，因为保证不会介入就是鼓励中国动武。
换句话说，他的政策是像查士丁尼大帝对君士坦丁堡蓝党和绿党的政策一样，他派出去的人对绿党说：「你们要记住，先皇已经死了」。对蓝党说：「你们要记住，先皇还活着。」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先皇本身是有党派立场的人，他是偏袒一个党的，他就对这个党说：「你们记住：偏袒你们的先皇已经死了，别指望国家会偏袒你们，就给我挑事。」对另一个党说：「记住，先皇还活着，你们要是以为现在翻了天了，可以挑事了，我们照样镇压你。」这两句话是相互矛盾的吗？一点儿都不，他的政策就是你他妈的谁也别再搞事了，过去的事情就算了，以后大家谁也别搞事，就是这个意思。
美国的政策就是停止历史恩怨，现在好好通通替我服务，中国如果觉得自己以后强大了，可以搞事的话，那你要记住，我是可以打的。台湾要是觉得美国肯定会保护我，我可以搞你的话，那你也要记住，美国是不一定打的。这里面没有任何一点是新鲜的东西，只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哪一个党跳得厉害一点，他就重点敲打一下哪一个党。比如说小布什总统就认为是陈水扁跳得更厉害，所以他就优先敲打陈水扁，但是这根本不意味着共和党对台湾来说不如克林顿的民主党更友好，实际上克林顿和布什的政策是完全一样的。而现在好像是习近平跳得比较欢，而蔡英文表示得极其平淡乏味，像一个好学生一样，所以拜登又开始敲打起习近平来了。这根本也不表示拜登政府、川普政府、克林顿政府或者布什政府的政策有任何差别，只是同一个政策在不同时期要有不同的表现而已。
而且任何政策，哪怕最正式和最神圣的条约，归根结底都是从属于国家利益的，国家利益可以缔结条约，也可以撕毁条约。对条约神圣的迷信不能够达到无视国家利益，只相信法律和国际道义的地步。那样的话就像是香港人一样，你用打官司的钱去筹组一支哪怕是很小的武装，你的官司都会有利得多，但是你如果相信国际关系真的是由法治维持下来的话，那么你所有的官司都会打输的。而台湾跟香港也是患有同病的，就是说是它对加入联合国——联合国这玩意连国际法的一部分都算不上，它只是众多国际组织当中成员国比较多，但是也因此而效率特别低的一个组织之一而已。有没有它的成员国的支援，像对于瑞士这样的老资格国家来讲是毫无帮助的；对于乌克兰这样的联合国成员国而言，加入了联合国了，或者是各大国的担保，对于它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也是一点点帮助都没有的。
所以从根本上讲，事情还是要分层次考虑，最高层次永远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国家利益。掌握国家利益，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来处理条约，把条约的神圣性放到它适当的层次之上，才能够更好地维持国家利益。而对于连条约都算不上的，本身是美国的国内法了，或者是美国的一时政治，甚至是一时的表述而言，都只能够按照一时一意的花边新闻去考虑。这里面唯一的变数就是，你想美国这样敲打政策的目的是为什么？今天敲打张三，明天敲打李四，让你们谁也打不起来。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要达到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的政策：你他妈的不要把前明的党争带到我们大清国来。大清入关以后，历史从零点开始，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以后，你们的待遇都要取决于你们效忠大清帝国的表现，而不是你们在前明之间谁整了谁，谁有理谁没理。你们要私下里面吵一吵，说谁是坏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你们可以去吵去，但是给皇上做报告的时候，你不要说是请皇上打击某某某人，因为他在崇祯朝和天启朝，跟魏忠贤在一起，或者反对魏忠贤干了些什么事情，OK？别让这些来烦我们，我们不会以此——就像法国的陪审团说的那样：「律师的抗辩有理，陪审团可以不考虑检察官提出的某某证据，该证据取得方式不合法，或者有可能误导陪审团。」OK？这个证据给我pass掉，你们只考虑剩下的证据，跟前明党争有关的证据，大清国皇帝pass，不考虑，就这样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大清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是在统治他所在的体系，他在维持这个体系的秩序。而法俄同盟对德国和意大利则是没有丝毫义务可言的。拿破仑皇帝对莱因同盟负有义务，神圣罗马皇帝对欧洲体系负有义务，但是法俄同盟只对法国和俄国有义务，它对欧洲没有义务可言，它不是一个国际体系框架。那么维持体系意味着什么？就是要避免大清国的江山和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江山因为党争而破裂，换句话说，美国要的是局面的维持和体系的维持。因为冷战结束以后，就像是突厥可汗所说的那样，南方有两个孝顺儿子纷纷给我上供，我缺什么问他们要就行了。因为北周和北齐相互是死对头，所以突厥可汗处在有利地位，你们可以相互向他上供，有种你自己打呀，但是你既然打没有把握打赢的话，那么突厥可汗支持谁和反对谁，那是举足轻重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冒突厥人站到敌对一方的危险。所以必须如果有哪一方上了贡的话，那么另一方也得上贡。
中国和台湾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中国不敢冒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攻击台湾的风险，所以它必须向美国上贡；台湾也不敢冒美国抛弃台湾，让中国跟台湾自己去斗的危险，于是台湾也需要跟美国上贡。保持这种有利可图的局面，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要的就是这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就是中美台三国贸易，台湾资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供应美国市场，而美国市场的份额主要是由于台湾在冷战中的角色而赢得的。为什么中国不能抛弃台湾资本，自己去搞一套呢？难道台湾资本比美国和日本资本强？答案是因为中国是冷战的失败国。所以它在后冷战时期进入全球化体系之后，地位低人一等。
这个三角贸易是中美台三国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和台湾竞相讨好美国这种国际局势的根本所在。它的受益者是谁呢？它的唯一可以确定的受益者就是美国消费者。中国廉价劳动力产品填平了后冷战时期美元超发造成的鸿沟，导致了美国物价的长期平稳。所以，对于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体系，中国作出了莫大的贡献。但是从冷战角度来讲，这是中国贫下中农为冷战失败支付的一笔巨额罚款，以这笔巨额罚款为代价，买到了不像苏联一样解体的生存权。维持这个体系，基本保持现状。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公司或者任何一个人类组织，更不要说是国家，从来都是不可能说是有百分之百得心应手的下属，所有的下属都需要适当的管理和敲打的。所以美国作为体制维持者的任务就是：今天敲打你，明天敲打我，让大家都不要越轨。蓝党记住先皇已经死了，绿党记住先皇还活着。如果有人去比较这两句话是相互矛盾的，可以得出极其荒谬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是没有意义的，美国要的就是根据一时一地的表现对下属进行敲打。
如果你不当下属了，比如说像德国并不是法俄联盟的下属，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敲打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还是我的下属，我是要管你的。敲打你不是要迫害你，而是让你好好工作，以后还有好果子给你吃。如果愿意乖乖地接受敲打的话，那么以后事情不会闹大的。事情要闹大，就是说你要不接受敲打，退出这个体系以后——退出体系的原因，或者说体系瓦解的原因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政治家的决断。也不是说是像很多装天真的美国建制派学者所说的那样：「习近平为什么不遵守邓小平韬光养晦路线？」因为习近平执行的就是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路线，韬光养晦到最后肯定是这样的，就是咬一咬牙，狠一狠心，现在吃一点眼前亏，把国家经济发展起来，把国家实力搞上去以后，然后我们独立自主。
这个计划其实是很粗糙的，我们也不要高估邓小平那一代老黄俄的水平，但确实是至少眼前这关是可以过去的，以后能不能达到目的还另说。但是由于博弈的结果——博弈并非路线设计的结果，按照邓小平他们原先设计的路线的话，中国本来不应该是一个出口廉价劳动力产品的国家。最后搞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形势使然，就是外汇的需要，吊命的需要十分紧迫，而真正能够形成比较优势的，还就是贫下中农廉价劳动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你搞出的其它东西并没有竞争力。而出卖廉价劳动力、依靠出口血汗劳动、压低劳动力价格的结果是导致劳动力资源的迅速消耗，迅速消耗的结果又导致中国本身的去工业化，而中国本身的去工业化将会导致中美台三角贸易和后冷战全球化经济结构无法维持。
这个危机是在2012年前后出现的，并不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所以不是习近平导致了政策变化，而是在胡锦涛时代，就是2008到2012年这段时间开始的去工业化。我们要注意共产党本身经济专家的水平和了解的信息是远远超出反共圈的所有舆论操纵者的，他们在刘易斯拐点刚刚过，去工业化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趋势，而且也已经意识到这个不是你宣传去工业化的坏处就能够改变的，而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中国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因此过去的政策就是，2001年以后这八年黄金时期的政策就是：没有用人民币解决不了的矛盾，人民币绑定美元，利用经济发展来弥平、收买、解除，至少是缓解过去的矛盾。如果你愿意搁置下过去的矛盾，那么现在这个发大财的机会——我们要注意，这是比袁世凯、蒋介石、李鸿章时代发的更大的一笔大财。你如果纠结于过去的历史矛盾，那么你要失去这个发大财的机会。总有人比你更想发大财，让他跟我们一起搭便车发大财。你坚持你的历史正义，或者是其它什么正义，你被抛弃在一边了，你错失了这个发大财的机会，这就是你实实在在吃亏的地方。而别人不管怎样，与时俱进，去抓住这个发大财的机会，就跟我们一起发大财去了。我们利用发大财得到好处，塞钱、维稳、孤立极少数顽固分子，维持社会稳定。但是随着经济去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发展期结束，成本-收益就要逆转。包括胡锦涛所谓的打台湾不如买下台湾划算，其实也是同一个思路的体现，它的前提就是经济增长会无限地维持下去。
但是2008年到2012年去工业化的苗头和人口衰减苗头已经暴露出将来你不会有买台湾的钱，买台湾的钱是个大的维稳开支，国内各种问题的维稳开支还多的是，你需要有一种比较省钱的方式来维持共产党统治。当然按照美国的规划来说的话，美国人自以为他对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民主化的关系了解得非常深刻，他已经操作了无数次了，他也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他并不害怕你在初始的甜头尝到以后，会像现在很多人，包括川普骂的那样养肥了独裁者，让他更加强大。美国人养肥的独裁者多的是，他认为养肥的独裁者那只是经济发展初期的事情，到了一定阶段，过了几年瓶颈期一到，独裁者自身就会发现他因为经济发展产生出来的更多矛盾和开支将会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高速期结束以后，进入平稳期以后能够得到的好处，这个矛盾会迫使独裁者发现维持独裁将是成本-收益不合理的，是赔本的事情。但是共产党也不同于传统威权独裁者，它的反应就是：照美国人的规划，到这时候我们就应该逐步交出权力，实际上就是降低成本，用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回应新的经济现实，从而最终导致共产党和平下台，用下台以后的平安来换取交出权力。那么为了避免这一点，就是为了避免江山变色，我们需要新的政策和新的人物，需要我们靠得住的红色子弟来执行新政策。因此习近平的产生是众望所归，所有政策操纵集团都对他抱有各种希望。他执行的是共产党在新形势之下，不能够用钱来消灭社会矛盾的情况之下，用新的路径来消灭社会矛盾，这个新的路径是什么？
在加强专政机器的同时，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实际上是一个国际革命的未来代替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从口袋里掏出来的现钞，来安抚可能产生不满的各个社会集团，用未来的支票来代替现在的钞票。同时，当然我们也不会天真到以为所有人都会接受空头支票，我们也要把资源集中到铁拳方面来，用加强管制的有效准备来应付未来的局面。这个对格局的基本判断，导致了习近平政权的上台，也导致了美国的维稳手段在未来时代很难继续走下去，因为拜登是一个体制内的政治家，他执行的不是什么民主党政策，而是全球化时代的两党共同政策。克林顿政府派兵的事实是中国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佐利克所谓的利益相关还不是很大，同时在外交上也还没有经验的结果。小乔治布什的政策和拜登的政策倒是一脉相传的，当然比较细节的因素就是拜登政府实际上想要的事情就是软硬两手同时启用，在俄罗斯战争期间稳住中国。
我们要注意，很多历史是由文人事后写出来的，他们喜欢假定当事人——无论是凯撒还是庞培，还是二十四史的伟大帝王们——拥有无限的行动自由，所以指手划脚，往往会把英明的策士，像陈真、田丰这样的人说成是无比厉害：都是皇上没有听我的话，听了我的话本来天下早已搞定，结果落得国破家亡，把楚怀王、袁绍说成是极其庸碌的人，就是因为你个人的弱点和个人的昏庸，性格上的弱点，没别的，就是性格上有问题，智力上也有问题，所以才会把事情搞砸，没有听取贤才的话。实际上领导人做出决策的回旋余地远远不像一般人想象那么大。后来的人看到今天中国的角色，肯定会像现在的斯特列尔科夫说普京那样：普京为什么不能在2014年直捣基辅？当年曹公东征的时候，袁绍为什么不去直捣许昌，把汉献帝弄到自己这边来？当时你不打，等曹公平定了东方，乌克兰准备了军力以后，你现在倒要打了。我早就告诉你，第一你当时就应该打，你应该听我话，第二当时不打的话你他妈现在绝对别打了，打了你就会失败。都是你的错！
所以普京还算很不错的，没有把斯特列尔科夫怎么样，他干的事情跟田丰当年干的事情一模一样，他主要的功能就是证明你看我有多正确，皇上有多么昏庸。但实际上哪有这么容易？在2014年，普京还非常依赖梅德韦杰夫和体制内自由派，那些人整顿经济刚好有一点成绩，而他们整顿经济归根结底是要靠欧洲市场的，他们死也不愿意失去欧洲市场。照他们的意思，甚至连克里米亚都不要了，欧洲市场比克里米亚要重要得多。普京像很多政治家一样，采取了折中政策，一方面是大俄罗斯主义的咆哮，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建构的角度，他需要这些人；另一方面是主管经济的自由主义者的愤怒，从维持国家财政角度他也少不了这些人，于是他就像很多领导人那样：别吵别吵，一人给一半。一人给一半，结果双方都没有完全满意，但是都还混得下去。不进攻基辅而进攻克里米亚就是一人给一半，他刚好换到一个不痛不痒的制裁，而不是全面制裁，所以得到的待遇也是颇为公平的，结果也就是这样的。他在当时并没有斯特列尔科夫想象的那么大的回旋余地，并没有把俄罗斯国家资源随时随地拿出来孤注一掷的能力，就像现在他也没有实行总动员的能力一样。
未来的具有田丰和斯特列尔科夫这种性质的文人肯定会说：中国首鼠两端是极大的错误,要么你抛弃俄罗斯，死心塌地去跟着美国走，将来就不会有事情；要么既然横竖对美国的矛盾无法调和，而且将来你早已经预见到劳动力资源枯竭后中国需要另建国际体系，既然反正都要跟美国决裂的，你怎么可以听任美国把俄罗斯给打掉呢？打了俄罗斯以后你再建立自己的国际体系，或者是再对抗美国，你孤立无援，处境是极其不妙的。所以合理政策只有两个：A，彻底投降，彻底站在美国一边。像中国跟俄罗斯关系再密切能比哈萨克斯坦更密切吗？哈萨克斯坦好歹是集安组织成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呢，哈萨克斯坦都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俄罗斯，为什么中国不能呢？或者反过来，既然各方面的国内形势、国际形势，美国的全球化体系本身也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格林斯潘以后，几十年发、借出去的美元到了总爆炸的时候，本身就维持不下去。中国以出口廉价劳动力换取美元，整个经济体系也是有维持不下去的理由，将来早晚要翻的，那么我为什么不留着俄罗斯，全力支持俄罗斯，避免俄罗斯被美国做掉？将来中美对抗的时候，我日子要好过很多。
田丰肯定会说：什么？泽林斯基所说的那样，等距离外交？等距离外交只是让乌克兰人开心而已，等距离外交是最坏的外交，两头都吃亏。美国人将来还是要收拾你，而且你将来还是要跟美国分道扬镳的。你并不能够在将来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指望美国手下留情。另一方面，你没有全力支持俄罗斯，让乌克兰觉得你在保持距离，而俄罗斯顶不住了。俄罗斯能挺下来以后，如果俄罗斯能够幸存以后，肯定会看出中国是不可靠的，你还得依附欧洲，以后不可能再有亲俄政权。如果俄罗斯垮掉，中国处境会更糟。这算什么政策？两种政策的坏处你都捞上了，两种政策的好处你捞不上，这是绝对不行的。任何英明的策士都会像田丰陈真他们那样说：「楚怀王啊，我告诉你，你不要听秦王的话去骂齐王，要是骂了齐王，以后没有办法，那你就索性死心塌地跟秦国联盟到底，至少可以打败齐国。你现在得罪了齐国以后再跟秦国翻脸，孤立无援，这是多么愚蠢的政策。楚怀王呀，将来楚国灭亡都是你的错。」但是这事谈何容易？
习近平连任还没有成功，体制内干部还在把他看成跟胡锦涛没有什么区别的过渡性领导人。他自己的班底又少，干活的人、负责重要管理部门的人还都是前朝旧人，凭着惯性去执行前朝的原有政策；而能够执行新政策的班底尚未完成。在这个时候动得太激烈了，动摇国本，那是会影响连任的。对习近平来说，重要的是先把连任和班底搞定，这才是最重要的事。习近平的班底是什么？首先是军队，军队他已经基本搞定；其次是公安，公安他正在搞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克强召开十万人大会他也不反对，他只召开公安工作会议，他意思就是什么呢？这是他上台以后一贯的政策，经济上的事情放手让你去搞。
大家都说习近平要把中国经济搞垮，这是完全不对劲和完全不公正的。首先从最根本上讲，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垮台？是因为它在加入全球化时期的那个比较优势，这个比较优势是斯大林或者毛泽东同志和二十四史的长期历史积累而构成的，并不是习近平的责任。而且习近平没有搞任何事情来搞好经济或者搞坏经济，他的经济政策就是放手让你们去管。让你们去管，我只是封住天花板，注意不要让任何变化影响政权稳定。在不影响政权稳定——所谓政权稳定，首先就是要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班子，这是政权稳定的根本定义。在这个根本定义的前提之下，你是可以放手去搞的，搞好搞砸其实都不是他的错，他没有让你非搞好不可也没让你非搞砸不可。只是做好准备让你搞出来任何结果都不会影响：一、共产党本身的统治权的问题；二、影响习近平对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两个基本前提之下，他并没有让你非搞好搞砸不可。你之所以搞砸，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发生危机，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被动地位这两个因素所造成的。只不过他正好在当领导，所以吃亏的人和怀有敌意的人很容易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但是这个责任其实不在他身上。他并不在乎你把经济搞成这样，他只是做好了在经济搞好和搞不好的情况下，都要有效地维护统治权的基本准备工作而已。
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跟换届有关系、跟重新集结政府班底有关系以外的其它事情，他都是要放手的，就是对俄外交他也无法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我们要注意，蒋介石采取有效的外交政策，什么叫有效的外交政策？就是符合一个有明确目的的，符合蒋介石利益的外交政策。这个外交政策后来跟中华民国外交政策合一了，是在1935年。1932年、1933年和1934年，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有什么外交政策呢？它没有外交政策，或者说它有几种相互矛盾的外交政策。这几种相互矛盾的外交政策，随着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几上几下走马灯式的震荡，因此它呈现了一种没有外交政策的状态。只有在蒋介石的领导中心巩固以后，他才能够有有效的外交政策，这是形势使然，所有国家都是这样的。英国在宗教改革时期和内战时期也没有一个外交政策，所以地缘政治形势非常优越的英国几乎沦为法国和荷兰的斗鸡场，在外交上和内政上的表现好像英国斗争的两党分别是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傀儡党，就像今天大家经常说共产党是黄俄，是苏联的傀儡党一样。新教徒很像是荷兰的代理人；天主教徒和保王党人很像是法国和西班牙的代理人。尽管从军事形式上来讲，大陆上的列强想要干预英国本身，即使是在英国内战时期都是极困难，（所以）这是领导中心没有稳固在外交上造成的必然后果。
所以中国的政策：乌克兰政策其实并不是泽连斯基所谓的保持等距离外交，而是国民政府在1933年时期所体现的那种——没有外交政策。或者是就像是奥巴马政府在阿拉伯之春刚开始的政策，他没有外交政策，因此外交政策落到了国务院的官僚手里面，官僚执行的外交政策就像这个样子，因为官僚没有做出政治决策的能力，他只能够办理日常事务。有官僚在的好处是，他作为深层国家一部分，能够维持政策的稳定性。无论政治上的风波多么大，有他们在政策就能够维持一定稳定性，他能够保证日常事务的顺利进行。但在国际情势发生巨变的情况下，他不承担决策义务，所以外交就这样停摆了。停摆的体现被泽连斯基解释称为保持距离，其实保持距离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决策，没有决策就体现为保持距离。
当然这个就像是未来田丰会说的那样，将是外交上的败笔，但是这是习近平长期执政、巩固领导中心过程当中必要的一个转型阶段。转型阶段就像是苏联在布尔什维克的老禁卫军和斯大林斗争得最激烈的那个阶段，苏联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突然变得消极了，不像在列宁末年，二十年代那样积极地输出革命，也不像在斯大林后来那样，积极地推行俄罗斯帝国主义政策。在这两种政策转型时期，又是斯大林和老布尔什维克斗争的激烈期，苏联在外交上突然转向消极。现在，此时此刻就是中国在外交上突然转向消极的结果。这个消极是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等到中国国内领导中心基本稳定以后，他才会实现中国的基本政策，由CPP转向CPC，由以一个二十六史中间的一个最新王朝，大明朝和大清朝以后的大共朝的文景之治以后的汉武帝的资格重新回到国际社会。
当然在这个期间内，美国会实现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稳住中国。但是这确实不是美国一面敲打一面安抚，搞双边政策的结果。实际上美国无论实行任何政策，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这是因为中国本身的政治形势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无论美国怎么敲打你和怎么安抚你，你都做不出别的什么事情，事情只能是这个样子的。其实美国没有必要实行任何政策的，而我们要注意，在体制固定的情况下，外交政策的小动作能够达到的效果本身也是有限的。美国现在采取的政策，就是把这些有效的效果都拿了出来。但是这些有效的效果对中国国内即时发展已经基本上不发生影响。尽管阴差阳错地它会达到美国的目的，但是这却不是由于美国外交政策高明造成的。美国外交政策的高明体现在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悬置政策，使俄罗斯认为进攻乌克兰不会受到惩罚，这样一个陷阱政策。对中国政策是消极的，是以求稳为目的，避免在冲突时期给自己增加更大的负担。但是达到目的本身是由于各方形势逼成的，而不是这个外交政策本身能够产生什么什么作用。
体系过渡时期以后的政策始终是需要依靠——当然对于美国来说，这种对于英国、苏联和中国一样，是需要美国本身的政治博弈产生出来的强势领导人才能够做出的。换句话说，美国需要收场的并不是基于现行体制敲敲打打、维护现行体制敲敲打打，而是现行体制不可避免地解体以后，美国为未来体制所做出的决断。这个决断不由拜登做出，而是在2024年以后要由美国新的领导中心做出，所以本质上是恢复希拉里的TPP，而组织力度联系比希拉里时代的方案——希拉里那套方案其实是全球化的改良修正版，更加松散的框架本身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它能起的作用是由国际体系本身逼成的作用。但它像是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一样，保存了一些线索。在未来形势更加紧张的时候，这些在1905年的大英帝国看来，重要性可能还赶不上印度贸易和马来贸易的众多线索之一，会由侧面线索变成主要线索，蜕变成1914年以后新的国际体系的大梁，由无关紧要的稻草变成至关紧要的大梁。但是这个不是设计的结果，而只是预防措施的一部分，是随着国际体系的演化，依靠演化的力量自己推出来的，而不是事先有一个明确的框架。
我们要注意，德国和俄国、苏联和中国是有自己的政策目的的，而英美经常是没有的，因为英美看着世界就像是一个大公司老板看他的许多部门一样，部门很多。哪些部门今天会盈利、哪些今天会亏本，现在是说不准的，要根据形势判断，保持众多的可能性。所以他的政策是要保持众多的可能性，适应演化的变化，而不是有一个具体的非要这样做的方案。他手头是有很多可能出现的备选方案的，最后看像是有意为之设计政策，只是一个早有准备，但是随着形势发展，逐步排斥其它发展的方案和路径逐步显现的。所以现有的这些方案只是什么呢？只是个全部空白的平台。它给其它国家造成的印象主要是由于历史积分造成的，主要是由于过去全球化时代形成了众多像蜘蛛网一样的框架给人造成的印象。造成一种体制的框架仍然能够维持（的印象），但实际上从乌克兰战争那个时候开始，全球化体制就已经不能维持了。就像是银行在面临挤兑的时候，银行经理还会向储户作出镇定的、我们有的是钱给你兑现这种状态，让所有储户按照过去的方式继续生活。但是银行的高级经理和决策者早已经知道，原有的局面不会维持下去，只是出于以我这个部门的任务还需要暂时维持下气氛，维持下日常工作而已。
对未来的挑战需要有全新的体制，而全新的体制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个驾驶船只的舵手在海上航行一样，我起的是舵手的作用，但是要水手和乘客和外来旁观人都以为我是完全能控制局势的。实际上我怎样才能控制局势呢？我能够控制局势的方法恰好就是不强求，根据局势的发展及时调整方向，这样才能够真正控制局势。所以你譬如像后来也是被文人说是相互矛盾承诺的赛克斯协定一样，对阿拉伯的犹太人都是各种不同承诺，其实只是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各种不同的可能的未来的各种不同方案而已。要知道在1905年的时候，英国到底是站在德国一边，还是站在法国一边，都还是不好说的事情。后来形成的平台看上去只是一个零零落落的，像是用几根疏疏落落的藤条编成一个篮子，中间漏洞很多，什么东西都可以掉下去，什么东西都可以装上去，使得像阿拉伯的劳伦斯这样的跟体制合作的体制外冒险家感到不满，恰好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现在的局势也就是这样的，这是帝国统治者在重新洗牌的时候，要在新的局势之下，在新的体制当中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所以不能也不应该过度地重视这些东西，换句话说，在金融危机时代，你相信银行经理的承诺，不去银行取款，并不是明智的做法，按照原有方式生活并不是明智的做法。
体系是用来干什么的？是保证它的各个参与者保持一定的游戏规则和行为模式，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兑现的结果。然而在体系更迭的时候，你恰好需要像赌徒一样把自己全部力量果断地押到关键地点，然后才能在体系凝结、凝聚的关键时刻赢得最大利益。犹豫不决、不敢使用自己力量的统治者，就像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冀州牧韩馥这样的人，会被实力不如他，但是行为果决的袁绍和曹操之类的人取代。过去汉朝的太守当中拥有资源的很多，但是他们习惯于承平时期的生活方式，结果往往会被冒险家夺权。同样，像列宁和毛泽东这样的人就是依靠极小的实力，在体系破坏重组的关键时刻突然赌下去，才赢得了自己的生存机会，否则的话本来是连自己生存机会都没有的。承平时期的游戏规则在这个时候会妨碍你果断地使用自己最大的力量。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多数人总是信任规则而不敢使用自己全部力量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洗牌的时候，缺乏统治者素质——统治者了解体系的本质，而被统治者了解体系的符号；统治者依靠力量本身，被统治者依靠符号和程序。在承平时期，这两者趋向同一方向，极少数挑战者和冒险家被迅速地排斥到人们不会注意的边缘地带。在体系破裂和重组的时候，符号突然消失了，赤祼的力量进入博弈场的时候，很多信任符号而不信任力量的玩家就在这一瞬间被淘汰了。体系边缘的很多力量在关键时刻及时下注而制造既成事实，就变成新体系，重组。等到大家厌恶流血，厌恶动乱，感到像是贝多芬在1815年写他的交响乐让世界恢复平静所感到那样，感到任何情况下的和平、任何条件下的和平都好过无休止的动乱的时候，新的体系就可以登场了。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玩家被淘汰、很多民族消失、很多新的玩家产生，世界历史又要被改写了。
体系开始瓦解的时候就是像现在这样子，人心思乱。人人都希望为了煮熟自己的鸡蛋而不惜烧掉别人的房子。人人都觉得过去我为了维持体系付出了太大的牺牲，而体系给我的保护和回报跟我作出的牺牲和我损失的机会成本不相吻合，下一次我再也不能够损失这样的机会成本了。就像是19世纪的德国非常后悔他们过去在宗教改革时期和路易十四时代牺牲了太多成本，导致了法国对中欧的统治，以后再也不能冒同样的风险了；然而同样的做法在英国人看来就是德国人的永无止境的侵略野心。
德国人像今天的习近平和普京一样，试图给他们的西方观众上历史课。就像普京对马克龙不断地上历史课：斯拉夫人如何如何，为什么乌克兰和俄罗斯本质上是一家的那样，德国人不断对丘吉尔和英国人上历史课，向他解释说：德国人自古以来就被路易十四和黎希留这些人天天蹂躏，我们始终是被欺负的。而丘吉尔不能理解，说是照我看来为什么所有国家都害怕德国，是德国在欺负所有人？就像习近平在北京的古迹里面，对奥巴马和川普上中华民族5000年的伟大历史课。对于川普来说完全是莫名其妙，他犹犹豫豫地说：我小时候上历史课，好像说埃及才是最古老的国家，但是anyway这有什么关系？我不是来跟你争论历史问题的，我是来跟你谈判贸易问题的。你说是就是吧，如果我们能把生意上的事情谈好了的话，你对历史完全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特观点。但对习近平和普京来说的话，这个历史教训对他们做出决策的时候是极端重要的，而且这并不代表他们本人，而是代表了去苏联化、去共产主义化的新俄罗斯帝国和中国化的共朝。这对于二十六史里大明朝、大清朝之后的共朝政权是至关紧要的东西，他们在未来，在国内外历史角色都要依靠这个转型的稳定才能维持。
但这个转型的稳定所需要的手段，在国际上看来就是赤裸裸的侵略，除了赤裸裸的侵略和暴力就没有别的。大家都会像当年丘吉尔一样，没有办法理解你背后的逻辑。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渴求稳定的？是血流得足够多了，吃亏已经吃得足够多了，跟动乱刚刚开始时候恰好相反，人人都觉得无论怎么样的和平都比像现在这样继续流血、继续吃亏要好得多。只有到这个时候，和平才会降临。1789年的情绪和1914年的情绪，跟1815年和1945年是完全不一样的，1945年的人们愿意接受1914年甚至是1935年绝对不能接受的东西。当初英国愿意为了但泽而开战，现在把半个波兰让给俄国都觉得可以停战了，因为英国士兵已经承受不起进一步的牺牲了。现在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现在是1789年和1914年的情况，美国国内的喧嚣声正在高涨，所有人都觉得自己为了全球化时期的和平作出了太多牺牲，今后这些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而任何美国政府弥平分歧的方式，就是到国际社会上去找回损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使美国国内平息下来。而全世界所有的玩家──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类就是这样一种生物：什么叫损失厌恶？风险厌恶？人类决策模式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别人欠了你的钱你总是记得挺清楚的，所有人在自己记忆中总是记得挺清楚别人欠钱不还的事情，而自己忘了给别人付欠债的事情通常是记不清楚的，除非有人来提醒你。这是你在撒谎吗？根本不是，这是人的本性有错。别人亏欠自己的东西，自己总是记得很清楚，自己亏欠别人东西，其实我就是忘了，我很容易忘记事情，如果没有外界压力的话，没有什么东西来提醒我，我还以为我什么都没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