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姨您好,我是Jimmy,那个今天首先想跟您请教一件本月15日在加州发生的一个让台湾社会大为震惊的事情,就是有一位中国和平统一促进党的成员周文伟15日持枪攻击美国南加州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造成一死五伤。凶手当天是准备大屠杀的,他把两个出入口都锁上,然后还带了一些纵火的用具,站在第三个出入口开枪。因为有一位郑医师牺牲自己的生命阻止犯人,所以最后是一死五伤的悲剧。这个事情可以说是从二战以来,在台湾人的海外社群(在美国叫做台美人)发生最严重的凶杀事件。凶手是所谓滞台中国人二代,就是我们说的外省人,在早年他在台湾就学之后就常住美国,已经长达三四十年。那他是一个统派组织,这个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理事,据信统促会就是中国的这个统战组织,而且和北京有直接的关系。那凶手在作案前曾书写并寄出了这个《灭独天使天使日记》七册的影印文件跟随身碟给华文的媒体,明显是以台独派为对象的政治凶杀。那对台湾人来讲,上一次有这么严重的事件还是江南案,就是写《蒋经国传》的江南被国民党派人在美国暗杀,这件事也间接影响了1980年代台湾民主化的进程。那想请阿姨跟我们谈一下这起加州教堂枪击案,是不是跟白区党有关系?如果是的话,是不是代表白区党已经在美国改走暴力动乱路线?那如果台湾政府还是没有什么动作,下次是不是开始会在台湾杀人呢?台湾长老教会最近已经收到恐吓信,那美国又会怎么应对这种行为?谢谢。
刘仲敬:
这肯定是白区党的政策改变。地下党其实对使用暴力和使用什么级别的暴力,管理是非常精细的,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人,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暴力升级或者降级。你从马来人民军和60年代产生的那些东南亚革命组织的来龙去脉就可以看出共产党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列宁党的特点是什么?它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它收编比如说原先并非是列宁党体系的革命组织(例如卡斯特罗的革命组织),都要对原有的革命组织进行清洗培训,务必要做到严守纪律。从列宁党的角度来讲,它跟其它的什么反帝革命组织有根本性的不同,这一点主要就体现在它钢铁一样的组织纪律方面,这是它在别人会失败的地方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
但是从前线的革命战士角度来讲,他们看到的情况就是,不要说等到冷战时期,就是早在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的外围组织就已经高度官僚化,和基层的人民情绪、革命群众的情绪是完全脱节的,因此党的指挥往往因此会执行党的政策而失去群众。比较大的几次就是比如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而牺牲了共产国际。对于西欧的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主要宣称就是西方帝国主义绥靖德国,企图祸水东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应该坚决抵制他们,跟德国绝不妥协。结果事到临头西方国家没有跟德国妥协,苏联首先跟德国妥协了。
党的资深干部可以说是绝对接受苏联领导,他们也是除了做苏联干部之外别无出路,但是一般的群众,思想转不过弯。你无论怎么样做工作,你在西方不可能像是在苏联那样,任何一个工人说错话都能送去西伯利亚。比如说在法国要杀人或者绑架,那是成本很高的,你只能对比如说俄国白军联合会秘书长这样的重要人物实行重点案件。如果对每一个法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都要绑架一番或者暗杀一番的话,那克格勃也没这么多钱。所以没有办法,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法国共产党的影响力立刻一落千丈,很多小工会或是普通工人,本来对社会民主党或者社会党失望,愿意投奔共产党的,看到苏联和共产党做出这种事情以后,马上就踢了共产党退党了。法国共产党没有办法,他们对大多数无名小辈付不起这个成本实施控制,因此势力就一落千丈。然后二战爆发以后,这个情况一度有所好转。等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爆发,共产党在西欧的形象又遭到了两次重挫,又一次导致大批党员脱党,退化成为边缘小党。在第三世界也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说,第三世界国家统战的往往是激进组织,激进组织激进在哪一方面是说不准的,比如说印度教派激进组织和穆斯林的激进组织,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势不两立的,往往也是因为类似的事件…
党要坚持钢铁一样的组织纪律性,并以此自豪,但因此你就只能够带动一小搓思想训练已经足够及格、无论如何都是铁了心跟着党走——当然更重要的是除了思想训练以外,身家性命有把柄抓在党的手里面,个人前程大半辈子当党的干部,45岁以后失业,被共产党踢出去到哪都没办法找工作——这样的核心党员就会跟着党走。外围群众就很难说,外围群众往往就是因为党的铁的纪律性,要么是在资本主义自由松散环境中过惯了,适应不了铁的纪律性;要么是思想转不过弯,因为党每隔几年,顶多每隔十年就要给你马基雅维利主义一下子,以像是所谓的「人民日报不能看合订本」,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昨天骂得一塌糊涂的事情,今天一下子就变成党的政策,普通群众思想转不过弯,往往脱党叛党消沉。
但是这也可以从反面角度来讲,党管制党员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党,哪怕是海外白区党,它的效忠方向始终是向上的。这个跟美国共和党、民主党或者是其它资产阶级政党不一样。这些党是选区党,比如说工党或者是保守党他们都是选区党。选区党要的是本区的选票,如果本区的选民情绪跟本党中央差得太远的话,弄不好就是一大片选区就脱党了。比如说,工党在苏格兰的许多选区就会投奔苏格兰民主党;或者是撒切尔夫人时代,就有很多工党的元老议员自己叛党,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党;像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地方人士或者知名人士相互叛党脱党,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别的不说,川普就是第一号,川普本来是民主党,人家问共和党大佬如何评价当时的川普,他说那时候川普还是民主党,你让我怎么评价?最近马斯克就说他不是民主党,要投奔共和党了,这在美国政党制度当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而如果是在共产党内部,就会出现:精英干部坚决跟着党走,普通群众脱党退党,或者是干脆还不等你脱党退党,就被党主动踢出去开除掉了。像统促会这样的外围组织,你从它的成员就可以看得出,它是自身没有经济补给能力的,所以它是一个被白区党严格控制的外围组织。它所采取的政策不是自己制定的政策,它是党制定的政策,它不会无缘无故杀人。在美国杀人,这是非常胆大妄为的事情。这个跟你在泰国或者香港绑架人,就是早在习近平时代以前,国安组织在香港绑架人或者杀人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对于泰国和比如说安哥拉这些地方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当地政府看来,华人都不是自己人,这个跟你在身份证上是什么身份没有关系,你法律上是哪个国家的国籍没关系。反正华人就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团体,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和执法状态,本地的警察理解不了,也懒得管。如果是杀了比如说安哥拉人的话,安哥拉警察会管;如果是华人杀了华人的话,安哥拉警察不管,他们让中国公安来抓人。这倒不是说明安哥拉是中国的附庸国,比如说是苏联和其它国家发生这种事情,那么可能就是苏联红军控制这个国家,但是其实不是,华人发生这种事情,那就是本地警察和本地法律理解不了华人的行事方式,就让他们用自己的习惯法管住自己。
而华人是没有自治能力的。本地的黑帮一般来说也是只杀华人,通常也是只抢华人,不要说现在了,就算是以前,19世纪末大清国时代就是这样子的。华人黑帮在东南亚和美国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暴力倾向比起在清国国内要大得多,但是一般他们不杀外人。这跟其他黑帮不一样,其他强势的黑帮往往会杀到外人头上,以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华人黑帮堂会之类的是只杀华人的。英国人就说是:华人社会真正的统治者就是黑社会,华人会毫不犹豫地撒谎背誓。而英国司法系统是建立在手按圣经发誓做人证的基础上,如果用英国的法律来处置华人的这些案件,简直是纯属扯淡的事情,因为上庭的每一个人都被黑帮事先调教好了,大家撒起谎来流利得很。你明知道他是撒谎,但是你还不得不按照他撒谎的方式来判案,那判出的案子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还不如索性不管,让他们自己杀自己。比如说上海法租界就出现了黄金荣这样的大佬,黄金荣这样的大佬是什么人物?用知识分子的话来说,他们是一个文化中间人。法国人管不了你们这些头疼的事情,我们就要找一个为法国人服务,但是理解华人社会游戏规则的人,这个人当然也会像大清国的衙役、胥吏一样借此牟利,于是就产生了像黄金荣这样的大佬,他吃饭就是吃两种法律制度的落差。香港在60年代廉政公署建立以前,香港警察其实就在黄金荣那种状态,只不过现在大家都差不多忘掉了。
所以相对于比较自发的黑帮、堂会或者其它层次很低的华人组织来说的话,列宁党是足够强大的,它能够轻而易举地控制华社也是这个原因。但是它能够轻而易举控制华社,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暴力管制是严格服从国家政策的,例如在苏联刚解体的时候,邓小平是严格命令不准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采取任何行动,害怕中国会落到苏联的下场;同时也是为了营造自己的公共形象,比如说国民党蒋介石的形象就是江南案的形象,一个像拉美军事独裁国家的右翼独裁国家,而共产党尽管在东南亚杀人比国民党厉害得多,但是在美国人面前他是规规矩矩的。恐怕在江南案那个时代,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讲,邓小平的中国情报机构也就是派一些知识分子学者,混到什么什么实验室里面偷技术材料,都是动文的,没见他们动过武,而国民党控制的外围黑社会却是可以动武的。所以两相比较的话,可能且不说是中国对抗苏联的贡献要大得多,可能还是共产党地下机构表现要好一些。
即使在以后,中国的国力增强了,它做事也是看人下菜碟的,暴力管制是非常严格的,不是随随便便想杀人就可以杀人的。党员并没有想杀人就杀人的特权,他一举一动涉及暴力的事情肯定是要上级组织批准后才能干的。独统问题又是个极端敏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使用暴力,而且是几十年内都没有使用过的暴力,不经过上级领导批准是不行的。即使是有基层党成员想要这么做,党组织是有把握能管得住他的。就是,群众组织的做法是这样子,它跟纯粹党组织不一样,纯粹党组织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党员,它像一个反向教会一样,比如说教会不是经常要每个星期什么时候聚会什么的嘛,党员也是每个星期政治学习,只不过教会聚会通常是天主教会,当然是罗马教廷他们的领袖,清教徒是各有各自的组织,组织方法各不相同,有些偏共和一些,有些偏贵族一些,有些偏民主一些,各有各的组织形式。而共产党的最高组织当然就是总书记,党中央下达的指示,他们每个星期学习的就是党中央下达的指示这样的东西,要把个人的行为相互监视,党员相互监视,向书记汇报之类的,把自己的整个日常生活…
它跟资产阶级政党不一样,资产阶级政党往往是不管你私生活的,只是临时凑和起来为某个政治目的,甚至像社会运动那样,只有一个平台,运动来的时候大家一哄而入,一下来几百万人,运动退去以后大家都一哄而散,只剩下小猫两三只这样。党的组织是监控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你不可能说是你随随便便娶一个老婆就可以自己做主。那个老婆家庭背景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能够合得了党的标准,这个党肯定要审议的,你不能随便娶。如果娶的是不合适的人,那这个党员本身就靠不住了,甚至可能自己就会被开除之类的。日常生活、儿童教育之类的都要由党的专门组织来负责,不能说是到外面去随随便便找人。这样它的作用是什么?除了组织控制以外,还有就是你所有的信息渠道都在同一个微环境当中,所以你基本上没有其它信息渠道。
群众组织那就不是所有人都是党员了,但是通常群众组织领导层当中有几个重要成员,还有群众当中有一批眼线,随时监视其他被统战的但并非党员的同路人群的思想动态和行为。比如说他们随随便便换职业之类的,那都是党要统计的,比如说你换一个职业,这个职业是不是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可能为我们提供情报,或者是可以让我们渗入什么重要组织之类的,还是根本无关紧要?那么党就会考虑,比如说有一个职业是将来可以得到重要情报或者发挥政治影响的,但它待遇不太好,而群众本人则很想去做一个待遇很好,但是稀松平常,其实不能带来什么好处的,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要说服这个群众不要去做这个待遇好但是政治上没利用价值的职业,去做那个符合党的需要但待遇不好的职业。这就需要比如说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是入党积极分子积极靠拢组织,就用政治前途来说服他为党利益自我牺牲;或者他对党没有那么靠拢,只是比较外围的人,没有这么高的觉悟,那你就以利诱之,适当地给他好处:那个没用的职业月薪2万美元,这个有用的职业月薪8000美元,我们党有办法给你一笔补贴,或者是不会给你补贴,但会给你老婆孩子其它方面利用我们组织给你些好处,让你心悦诚服地去做8000美元的职业。你现在不是间谍,这个可以潜伏几十年,在这个职业中,你发展几十年以后,说不定发展成重要人物了,那时候突然党的干部登门拜访,提醒你有今天是靠党的恩惠,如果你不服从党,那么党揭发一下,你所有的事业都完了;如果你服从党的分配去做间谍的话,另外好处还是大大的有。很多潜伏的老间谍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这里面有一个基本关系,就是说各种鸡毛蒜皮的信息它都是了解的。比如说这其实是一个反向模仿教会,因为教会是个基层组织,比如说在宗教改革战争的时候,像苏格兰这样的地方,经常就是在战争下一轮政治洗牌开始以前,本地的天主教会的基层牧师——基层牧师是干什么的?他经常访贫问苦,本教区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别人不知道的,牧师不会不知道。天主教牧师最清楚,本地的某个地主有个孩子跑到日内瓦去上学,他很可能是个秘密的新教徒,看他来往的人就非常可疑,另外谁谁谁是可靠的,早在内战爆发以前,该杀谁他就知道了。新教徒方面也是这样的,他知道天主教会——哎,这个教会的本堂神父虽然理论上是天主教会,其实不是的,他就是玛丽女王安排自己的亲支近脉去吃一口闲饭的人,他对于圣经和天主教教义一点儿都不热衷,一点都不感兴趣,他就是捞一笔钱, 一心想到爱丁堡去过宫廷生活,平时也不关心他的教民,教民有个困难叫他也叫不动,他的政治影响力非常差,真的要动员的时候,他要么就是依靠爱丁堡派来的王师维护自己,要么就是打不过,他一溜烟跑回去了,这个人就不足为患。另外一个可不一样,另外这个教区的牧师是出身穷苦,本来没什么前途,除了个人很有才华以外,被耶稣会看中了,让他用奖学金上大学回来,满脑子都是反宗教改革的理论基础,一心想把宗教改革给逆转回去,他在教区非常勤奋,一天到晚访贫问苦,比我们的牧师还要勤奋,有很多穷人需要帮助的人就因为他天天访贫问苦,又被他拉回天主教会那边去了。他在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能够动员群众变成我们的死敌,他所主持的教堂我们一定要铲除。另外那个教堂,铲不铲除,最好是不铲除,铲除了他对天主教会事业毫无损害,反而会毫无必要地得罪玛丽女王身边的宫廷大臣,人家哪个宫廷大臣不想把自己的穷亲戚或者是小儿子安排在教会里任职?在现阶段得罪这些人没必要。
所以早在宗教战争爆发以前,新教徒方面都已经把这些情报收集得一清二楚了,这些动态都建立在基层牧师非常了解他们群众的基础上。共产党的基层干部(至少是比较称职的那些),对自己的党员和群众组织各种外围组织的群众思想动态是一概都清楚的。比如说周文伟假如他真的是自己干的,而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还有点运转的话,那么他老人家离婚了,从自家房子搬出来只有住汽车的时候,党委书记已经清楚了,他至少是已经考虑过这种事情我们要不要干预一下下,就像牧师考虑要不要给某个穷人送圣诞节的木材去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思想是很容易发生异变的,何况他又是那种写了反独日记都要寄到报社去的人,他怎么可能不说出来?他周围肯定有眼线或者群众,群众会把他说出来的话转达出来,他的群众组织当中会有眼线报告给秘密匪谍,然后党组织肯定会清楚:这家伙准备「看来我日子过不好,我年纪也大了,我也不想活了,我准备去跟台独份子拼一下同归于尽。」
假如这时候的领导是邓小平,他的政策是绝对不能做得罪美国人的事情,同样的消息飕飕飕地报到纽约,白区党的上级立刻就会大为震惊和震怒,你们党组织怎么怎么样。这就像是帝国时代,某一个县太爷向上级报告:「我们县出现了很多白莲教徒,白莲教徒有好几千人马,我手下只有几十个衙役,他们就要攻打县城了,不得了了!兵部尚书赶紧发兵吧!」那么吏部尚书会立刻责问他:「你他妈的尸位素餐!喔,可能不是你尸位素餐,听说你上任才三个月,对不起,这不是你的错。我们查一查前任县令是谁他是怎样尸位素餐让白莲教做大到这种程度的。」所以上级领导必定会下来彻查:「你们群众工作是怎么做的?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你们竟然没有提前干预?不过现在还来得及,我们派一个工作组下来处理这个问题。总之不能做出违背上级政策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们会在萌芽状态把它掐掉。」
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发生,那这事情就是上级策划出来的。上级为了让你去作案,同时你作出案了以后,让外界以为你他妈的是自己做的,我们其他人都不知情。当然外围群众很多人确实不知情,因为他们参与不了党组织的机密,而党支部一般是知情的。然后让那些不知情的群众演员去扮演一下为什么他会使用暴力?震惊一下下,去欺骗一下外围社会。同时美国警察抓到你的时候,你他妈的房子也卖了,妻子也离婚了,身上光屁股什么也没有,你就是死了也是一条烂命,呵呵。希望美国警察是傻逼,追究责任到此为止。然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完成了。
我们为什么要完成这个任务?必然第一是上级领导的政策发生变化了,上级要我们去完成;第二就是这是一个指标,我们是需要我们的工作业绩的。比如说法国共产党有没有策反几个资产阶级当中的激进派势力?有没有发动若干的群众运动?我们要知道,早在30年代,党组织由于高度集权的缘故,就已经官僚化得不得了了。当时的党支部就抱怨说是莫斯科根本不了解法国的情况,一心想要制造只有在他们自己头脑幻想中才存在的革命高潮。他们要:乌拉!革命群众冲到巴黎去,拥护共产国际,要求法国向德国宣战,打倒纳粹分子之类之类的,但是我们其实只能动员几百个人,可莫斯科心目中希望来个几十万人大游行什么什么的,红衫军进军凯撒达格兰大道,好像革命高潮马上就要来到。那怎么办?我们只有上下骗一骗,我们知道上级想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我们组织了几百人去到凯撒大道游行,向上级报告我们已经去了几十万人,而且还有很多比如像施明德这样的前大佬。
上级的消息不灵通,他以为施明德在20年前是大佬,现在还是大佬。听说施明德去了,吕秀莲也去了,看来你们的工作还做得不错,一定是真有几十万人去了。嗯,升官、经费全都来了。但是这样就会误导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就以为:「我们根据当地党组织发来的报告,看来巴伐利亚的革命高潮就要来临了,我们派一个工作组,由列宁同志和拉狄克同志亲自挂帅,派一个精锐部队组成工作组到巴伐利亚去,把你们已经动员起来了的几百万革命群众都给我动员起来,杀到巴伐利亚政府去。我们不要搞什么统战社会民主党统一战线了,立刻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于是过去十年一直向上级报告、夸大消息、给自己捞好处的人员,就像是大清国那些粉饰太平的官员,等到太平军打到自己城门口,突然报告上级说是:「不得了了,皇上对不起,敌人已经进城了,我老人家要逃命了。」上级说:「这是怎么回事?过去20年,县官给我们的报告都是太平盛世,为什么突然出来一批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暴民来进攻县城了?」但是,您老人家敢向上级报告说我过去20年都在犯欺君之罪,请你砍我脑袋吗?这显然是不行的。义和团爆发前夜,那个山东平原县令蒋楷就是这样的人。他向上级一直报告说局势都在控制之中,然后第二天义和团就来了,上级也表示十分地无奈。
无论如何,列宁和拉狄克就派了人去准备发动苏维埃革命,而当地干部也不敢说我们其实都一直在撒谎。于是他们就没有带几百万革命群众出发,但是还是带了几千个核心干部出发,去进攻巴伐利亚政府,结果是一败涂地。列宁同志经过这次失败以后,健康状态就每况愈下了。列宁同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和很多老布尔什维克一样,都犯了思乡病。他怀念高度文明的德国工人阶级,在野蛮的俄国住得很不舒服。他心目中俄国革命作为导火索引爆全欧革命,虽然按照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相信是早晚会要来的,但是他作为一个会死的人,已经重病缠身的老年人,还是有一点私心,希望自己能够亲眼看到这一天,于是他就很容易被符合他自己希望的报告所欺骗了。最后他发现他自己的幻想破灭、这些报告都是假的时候,他就一蹶不振倒在病床上,话都不能说了。政权就落入秘书处三巨头的手里面,也直接影响了苏联后来的政治变化。当时的苏联就是这样。
当然后来官僚化的程度也就越来越严重,上级和下级相互欺骗是必然的。白区党当然需要他的政绩。你们不是20年前就说过,在胡锦涛同志的领导下,你们就说过:「只要给我们20年时间,我们就给你一个新俄罗斯。喔,当然不是,就是给你们一个新台湾。重要的是这20年当中,你们要好好地给我们钱。」当然在这20年当中,发生的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想象,但是习近平看到的报告肯定跟列宁同志在1920年代看到的报告是差不多的。列宁同志看到的1920年代的德国和欧洲,跟我们从历史教课书上看到的欧洲不一样,跟光绪皇帝看到的北京城是一样的。光绪皇帝以为北京城的鸡蛋要十两银子才能买到一个,因为周围的太监是这么告诉他的。后来翁同龢还是其他某个大学士顺口说出他在家里面吃到的便宜鸡蛋,光绪皇帝大为震惊,说:「你们家鸡蛋怎么这么便宜?」大学士是聪明人,脑袋没有拍一下就立刻想到了:中间的钱肯定是被太监层层贪污掉了。但是如果我说出了真话,让皇帝知道真相,太监一定把我恨死,以后他们一定会陷害我,这个事情做不得。他立刻就随机应变说:「皇上你有所不知,太监给你买的鸡蛋都是上品,圆圆润润的完整鸡蛋,稍微有点儿不合格的都不买,所以价格贵。我们哪里能跟皇家比?我们家穷,我们是一个穷书生,不能跟湘军、淮军那些买武器回扣就能发大财的军阀相比。我们就这点工资,我是个很廉洁的人,所以我们买鸡蛋都是买残次品,有点坏,有点残那种,所以就买得便宜了。」皇上顿时感动地说:您老人家真是个大清官呀。于是大家都这么糊弄过去了。
[27:57]所以,习近平看到的世界肯定比列宁同志看到的世界要更加扭曲,很大一部分就是白区党和红区党给他报告出来的符合他们需要的世界。当然他们有动机要维持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必须证明革命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他们曾经许诺过的那个地步。当然,共产党的基本功是什么?首先要酝酿群众基础,对不对?如果群众基础不够,我们在巴伐利亚只有几千个人的话,那么革命是不行的,你们太不称职了。首先我们要发展出几百万对于现行体制不满的革命群众,其中有几十万人经过动员以后能够参加红军,然后几千个核心干部苏联当高级领导。到这个地步,资产阶级政府、反动政府已经是极其孤立。极其孤立的时候,就像毛泽东同志所正确指示出来的那样:「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跑掉。良机不可坐失,如果再过几年,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的形势有所缓解,法国人从鲁尔区撤军了,德国、美国投资进来了,几百万失业人口又找到工作,那么革命形势岂不就消失了?正是法国人跟德国人闹得很凶,美国资本还没有进来,德国人民不聊生,几百万群众都等着党出来领导的时候,这时候就是革命的良机了。我们拔钉子,把极少数反动派的巢穴拔掉以后,大多数革命群众,积极的革命群众跟着党走,消极的普通的落后群众不拥护资产阶级政府,也不积极反抗,我们的革命不就成功了吗?」但是他们接到的报告有严重偏差,几百万革命群众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吃瘪了。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白区党也在报告说是:「我们有群众基础,比如说,在美国华人当中群众基础已经挺好了,只有极少数台独分子的顽固窝点还在负隅顽抗。」那么这样的报告,白区党平时打这样的报告打了十几年,十几年的报告当然也不会白白打的:「我们有很多成就,你看你看,我们在拉斯维加斯成立了一个统促会,江泽民时代是没有的,对不对?胡锦涛时代是没有,在习近平时代成立了。纽约这里这里这里,你看你看,ABCDE,地图给你附上,12345,统计表都给你附上,我们的群众组织在过去五年内增长了78.2%。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至少增长56.3%的经费呢?我们的工作成绩这么好。」好,上级很可能就给他们增加了33.8%的经费,然后就觉得再过几年革命高潮就成熟了,然后,当然最后这点还要习近平上台,对白区党的上级领导进行整肃,派上自己的人。自己的人就是原先不熟悉白区工作的人,他没有第一线的信息,也没有小道消息,他了解的就是工作报告。他顿时觉得:「嗯哼,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成就不都是该由汉武帝来收割吗?江泽民和胡锦涛积累的资源不都是该给习近平运用吗?而我是习近平同志最信任的人,我不该给习近平长点脸、搞出点成就吗?亲爱的广大同志们,你们过去十年干得很好,党和国家都对你们非常欣慰。现在你们该进行斗争的下一步了。既然群众基础已经好了,广大华人已经积极分子心向党,消极份子配合党,只有极少数反动窝点需要清除,现在该轮到你们出来清除清除反动窝点,清除了以后再给你们增加28.8%的经费。」如果你们报告说是:「对不起,过去十年我一直在撒谎,犯了欺君之罪,这个形势并不成熟,我们不敢去做。」那你完蛋了,党组织立刻就会把你们过去十几年怎样通共的消息通知FBI和美国媒体,你这辈子算完了。回国去,你肯定在监狱里面被人摩擦睾丸;在美国,你要被联邦调查局抓起来,在监狱里面被黑人囚犯爆菊。横竖你都是一死,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只有继续骗下去。所以你只有面不改色地说:「党组织真是英明,我们早就这么想了,我们手下也早已经培训了一些很得力的干部,可以从事这些事情。」然后我去找他,我必须做一点向党组织、向上级部门交代得过去的事情。
我觉得他们现在找的这个人不算是很得力的干部,就是说跟周恩来同志杀顾顺章组织的那批人相比起来的话,目前这个老头应该是很成问题的事情。如果周恩来同志还在的话,他至少应该找一个四五十岁的,最好是二三十岁的枪手,不大会找这个六七十岁的人。这就说明白区党的报告应该是有点水分的,就是事到临头要派杀手出去的时候,广大的白区党群众有很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是属于那种「我认为我曹雪芹全家能够到江南这样的好地方当差,是因为我们是皇上的亲枝近脉,所以我们到美国来工作,而没有去比如说西藏工作,这说明党重用我们,说明我们的功劳很大呢,我们是到好地方来享福的。郑成功上一次进攻镇江已经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今后不会再有这种事情了,傻逼才跑到乌鲁木齐去跟准噶尔人打仗呢。」上一代的满洲人还是武士,他们觉得下江南是去打仗的,是去和郑成功打仗的;现在的满洲人就觉得我们下江南是享福的,倒霉蛋才去蒙古和新疆打仗呢。
所以白区党中很大一部分认为他们是到美国来享福的,名义上是为国家工作,实际上带着钱跑来替国内亲属洗钱,顺便让自己在美国享福的。要让他们想到国家的钱不是白拿的,总有一天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就好像说是要让曹雪芹预见到有朝一日太平军打来的时候,你要像你的祖先跟郑成功打仗一样,以后你要跟洪秀全打一仗。对他来说这是目前不用考虑的事情,现在我只需要去编一编什么全唐诗之类的东西,然后跑到后花园里面去跟女孩子作一作诗,觉得我也跟吴越士大夫一样风雅了。以后太平军也许会打过来,还会有其他叛乱分子,但不是现在。但是晴天霹雳一下下,上级突然告诉你:「太平军来了,你现在要出去打仗了,李秀成已经到了杭州城的城门口,亲爱的广大的杭州的满蒙八旗,现在是你们报效祖国的时间了。」就会有很多人十分痛苦地抱怨,像颜之推说的那样:「我们广大的贵族子弟其实连马都不会骑,我们怎么出去打仗呢? 」
仍旧是一个怎样忽悠上级领导的问题,无论如何,上级任务是必须完成的,总得有人出去打仗。但是办法总是有的,总有些人走投无路,对不对?我们前几天刚刚接到线人的密报,有这么样一个家伙,跟老婆也闹翻了,这个也不顺,那个也不顺,他在美国十几年,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年纪又这么大了,看样子是要over了,他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我们正好利用一下他,让他出去杀一杀人,他本来就很恨台独份子,我们适当地诱导他。比如说乡下有一个穷人,他以前过得不好的时候,本家族的大地主就会和他说:「 你姓刘,我也姓刘,我们家200年以前是同一家,家谱记载,我们家在200年前迁移到本地的时候,你的祖先跟我的祖先是同一家,只是现在比较疏远了,但是我们还是同一家,跟王家、张家、杨家都不是同一家。你现在混到这一步,都是张家、王家、杨家压迫我们,抢我们的土地,到官府去说我们坏话的结果。你只要听着我们家的老族长的话,你去把杨家那个手眼通天,像方塘镜一样,经常勾结官府的那个什么什么混蛋给我杀了,我们刘家会非常感谢你,你的孤儿寡妇由我们负责养,他将来让他读了书以后去当举人,你就牺牲你自己一条烂命。」他会不会去呢?他会的。如果不去的话,你继续自己喝你的西北风。
反过来,这时共产党的特派员又来了,他对同一个穷人、同一个贫下中农说:「你太傻了,刘家是地主,杨家、王家、张家也是地主。你有没有看见刘老地主、王老地主、张老地主、李举人和赵举人他们家一个个都是吃香喝辣的,他们在下面对你说张家欺负刘家,刘家欺负王家,让你为张家、刘家、王家去拼命,但是拼了命以后,你还是贫下中农,人家还是地主士大夫,吃香的喝辣的,你上当受骗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穷人的救星。我们穷人无论姓张、姓刘、姓李,都是一家;他们地主士大夫无论姓张、姓刘、姓赵,都是一家,他们表面上斗来斗去,就像英帝国主义跟法帝国主义打仗,只是假打,到时候是会适可而止的,最后还是会团结我们劳动人民。你去杀王家的地主或者赵家的举人,只对刘家的地主和李家的举人有好处,等于说是像是英国工人为英国帝国主义打仗去打德国工人一样,其实是被英国资本家和德国资本家洗了脑,不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你只有跟共产党人走,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把英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资本家都推翻了,把王家的地主、李家的地主、张家的举人和赵家的举人都推翻了,我们贫下中农的日子才真的好过,你不要听刘家的地主和举人的话,去杀王家的地主和举人,你直接了当去把刘家的地主和举人和王家的地主和举人都给我杀了,当然他们也会杀掉你,但是我们会把你的孩子接到红军去,把他培养成为八路军的好干部,然后他会解放所有的劳动人民。」在某些情况下,这个贫下中农就会不听刘老地主的话,而听李政委的话,跟着李政委去投了八路军。至于他最后是投了刘家的地主和举人,还是投了李政委和八路军加入了铁道游击队,那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当然他贫下中农也不是傻瓜,他可能要评估一下,如果本地八路军的势力很小的话,不一定有能力兑现诺言;而本地的地主老爷财大气粗,而且平时还算有点信用的话,他很可能就听了地主的话了。但是如果本地八路军的活动势力已经很大,在本地成立了联合政府,潜力很大,而且已经有很多贫下中农子弟当了八路军干部,有了出息,而本地的地主在八路军的压迫之下正在奄奄一息,他很可能就去投八路军了。总之这个就取决于具体的微环境、微生态了。
总之,用诸如此类的手段,他可以派出相应的干部和相应的人员去执行这个杀手的任务,执行了这个任务以后,对于上级来说就是证明他们过去20年的报告是符合实际的,今后还会有经费过来。但是基层干部不是政治分析家,他们只会消极地应付上级的任务。他们不知道上级为什么在某一时期采取这种政策,反正只有一点就是:上级政策永远是英明的,是根据当前的革命形势作出的符合当前需要的决策。你只要记住上级永远正确,如果某些地方发生失败,那是下级干部执行不力,没有正确领会中央精神,那就对了。抓住这一点你就可以一路升官了。你千万不能说上级政策本来就有错误,盲目地搞香港暴动,损失了白区党的大部分人员。这话不能说,除非党中央出了一个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党中央自己得出这个结论,你就可以跟着说了,这就是做干部的基本规律。那么上级领导为什么会改变政策呢?当然这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习近平上台以后——
从历史规律的角度来讲,就是早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基本上是欧洲极端主义的恐怖团体,在进入俄罗斯帝国和中华帝国的生态位,征服了这些帝国以后,它面临着演化、适应的问题,就是说是坚持过去老传统、老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还有瞿秋白、张闻天这些人,做事情老是失败,而一举一动模仿「我就是红色沙皇,我就是大清皇帝」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做什么都成功。照列宁同志开创的传统,你们,你普列汉诺夫,你罗萨卢森堡把马克思读得再精通,你振振有词地说:「布尔什维克不是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是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极右分子,广大社会主义者清醒一下,不要跟着他们邪路走。」怎么样,你有没有建立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政权呢?你没有。而我们这些不真正的假冒社会主义者的极右分子可是实实在在建立起了俄罗斯的红色政权。而且我们还有大把的钱,还有大批的特工人员到欧洲去一撒,让你们满口都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的什么孟什维克,什么社会民主党眼睁睁地吃瘪。理论家、知识分子、报刊记者、那些振振有词的高论,怎么能斗得过我们现实的兵力和财力呢?
那么斯大林同志当然会把博弈引向下一个阶段。最后,每过一代人,苏联的领导人都更像是红色沙皇;每隔一代人,中国领导人都更像是大清国皇帝。到习近平这一代,终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神功圣武,大定明昌,大定明昌五十年。大金国宣布自己是唐国和宋国的继承人。在石勒入关那个时代,他还说:「佛教是我们胡人的宗教,我们跟你们中国是不一样的。」但是等到金章宗的时代,他就说:「我就是中国人」;光绪皇帝说:「我就是中国皇帝」;荣禄也说:「我们中国如何如何,翁同龢这样的吴越士大夫害了中国,还是我们这样的八旗子弟对中国最忠心。」于是共产党就由CCP变成CPC,这个就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什么叫CCP,那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什么叫CPC,那是中华民族的共产党,这不一样的。大金国最初是塞外蛮族的入侵,但最后就变成了继承唐国和宋国的中国皇帝。康熙皇帝到孔庙去跑一趟,然后在朱元璋的墓去祭了一通,送了一块牌,叫做治隆唐宋。就是表示说:「我他妈的不是明国的征服者和敌人,我是朱元璋和唐宋明各朝代的继承者。」
[42:35]当然意识形态就要相对转过来了。过去农民起义者,杨幺李泉这些人是我们共产党的先辈,宋高宗、宋理宗是反动派;三区革命是我们共产党的同盟者,国民党企图统一新疆才是反动派。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是宋高宗、宋理宗的继承人,唐宋元明清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脉相传。什么李泉杨幺,你是什么狗屁农民起义?你们是勾结,勾结女真人入侵我国,企图分裂大宋朝的民族败类,跟台独分子一样,都是靠帝国主义支持的民族败类。什么三区革命,不过是一帮维吾尔哈萨克人勾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企图分裂我们中华民族的疆土。在毛泽东那个时代,我们还是要坚决支持三区革命和外蒙古独立的,我们共同的老板是斯大林。现在你们全都是民族分裂分子,全都是帝国主义走狗,大宋朝和大明朝才是我们的先辈。
最后一步走出来,共产党跟八旗子弟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的出身了。现在他们变成帝国维护者,要把共产党的中国,红色中国变成中华帝国的继承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于是过去在两蒋时代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逻辑,什么海外华人,什么缅甸孤军,什么什么的,缅甸孤军是李定国,台湾的两蒋是郑成功,海外华人是孤臣孽子,为了维护我们伟大中华文化,去反对破坏中华文化的共产党,在蒋经国同志领导下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冒辟疆在年轻的时候,反清复明打得非常激烈,闹得非常激烈。等到台湾灭亡以后,他就叫他自己孙子到大清国去当官了,因为大清和大明已经合体了。大清国在跟准噶尔人打仗,在跟西藏人打仗的时候,他执行的就是大明朝的政策。尽管大明江山和郑成功父子都已经被压下去了,我们有一点点心怀不满,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大清朝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塞外蛮族,他是入关以后在执行大明朝的传统政策。大清强大,就像是大清消灭准噶尔就是永乐皇帝出关同样的事情。所以,过去郑成功是我们大明朝最后的希望,我们眼巴巴地指望郑成功打回来解放我们。现在郑克爽已经是跟准噶尔人、西藏喇嘛一样的民族分裂分子,妨碍我们大清国实现永乐皇帝的伟大理想。所以我爷爷要跟着郑成功反清复明,但我孙子要跟着清兵灭了台湾。
这个故事情节差不多就是金庸小说,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到鹿鼎记结束的逻辑。金庸本人就是白华精神史的象征,他们最初在调景岭的难民营,余英时、钱穆他们都从这里出生的,是反共逃亡的难民。他们想象的书剑恩仇录是维吾尔人跟红花会联合起来反清,到最后是韦小宝跟康熙皇帝合力,帮助清兵灭了他师父陈定南忠心耿耿保卫的台湾。而郑克爽和冯锡范已经把那台湾跟吴三桂,跟蒙古人、维吾尔人、西藏人联合起来,破坏大清国的统一,这样只会有利于俄罗斯和帝国主义。所以我们过去反对大清,现在要拥护大清。韦小宝就是使天地会由陈近南时期的反清亲台政策转化为热爱大清、反对台湾政策的关键所在。这个难道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白区工作的一个写照吗?蒋经国时代仍然是陈近南时代;江泽民时代就开始进入韦小宝时代了;到习近平时代,韦小宝时代的长期工作应该是已经结出硕果来了,难道我们不应该收获这些硕果吗?